《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精选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本由魏丕信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23.00，页数：3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精选点评：
●: D691/2412
●从救荒方面看中华帝国晚期尤其是清朝的官僚制度运行，饥荒与政治，切入点挺好。
●有可圈可點之處。
●作者围绕着荒政的勘灾、赈灾、流民管理等几个方面来叙述18世纪的官僚制度运作，总体上可以给彼时的清政府打个八分，不过稍后其治理能力江河日下，最终亡朝。联系到近二十年的抗非、抗疫等政府运作，可以发现类似的细节，勘病、请示、一盘棋、前线巡护、表彰，参照作者的评分标准，基本也是合格的，或较优。此次全球疫情之后，各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以及未来前景，或将发生变化，第一流的国家名单或出现变化，中国是最大的变动因素。总而言之，国家的治理需要大量的细节才能理解、评判，对此方面课题的研究，所需要的把手、抓手，就是有代表性的著作。
●很好的书，一个很好的研究侧面
●乾隆年间救荒制度详述，颠覆传统朝廷无能的观念（翻译要了亲命了）
●问题提出的一个好例子；重估18世纪
●注意下所引资料
●和历史系的人玩的时候看的，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可以。开启了一个领域的热点研究。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一)：参考书目
嗯，啥也不说了，直接上图，就酱。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二)：这是一篇认认真真朴实恭敬的书评
读越学术、专业、高水平的书，我就越不能对它的内容说什么。所以我只能说题目之外的。
杂感
1 读着读着，忽然想起姥姥，每次她要买米、买面的时候，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重大的事情。每当她把买来的米面袋子装进棕黑色米缸后，总是一下子轻松开心起来。基本是从我们这些八零后小时候我国人民才基本过上了不愁温饱的生活。书中更是一再显示我国自古是一副“永久性的粮食短缺”之状。我们的祖先早就放弃以肉食为主，而以生物能量级别更低、更广大的植物食物为主，竟然也是一直吃不饱，可叹人口的重要！
这个道理可以这样总结：假如能理解这一个人群，就能理解全世界的任何一群人、乃至全世界。
3 社会科学这个称谓实在名不副实，它完全算不上科学，假如这科学二字正是来自于自然科学中的科学。比如作者有时会提议某个“等式”，或举出一系列“变量”，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感到任何一个变量的定性、定量将是多么的难以操作。我还是那个观察认识：历史学家是野心最大的一群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制造的每一秒钟，定然能力不够。基于此时人类的技术能力，分析、处理如此复杂的对象，现世的数学工具根本达不到要求，所以只能继续依靠人脑天然的能力。但我相信历史学家的窘境一直都在改善，而且必将继续进步，直到人类发明了超过此时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倍计算能力的计算机。
请将“社会科学”改为“社会学”，同时将“社会学”改为“群体学”，将“社会科学”的简称“社科”及泛称“社科类”统一改为“社类”。
4 书中指出的我国自古未能重视植被保护、植树造林这件事，着实令人惋惜。这很令人悲伤。
但是我有乐观的消息。老婆大人在她大学时就惊人地指出：“很显然，现在意识到保护环境已经晚了，我们应该把有限的精力放在新资源、新能源、新空间的找寻上。”
就在上个月，我最欣赏的大学同学（也是最不按常理出牌的）在微信朋友圈里愉快的发言：“别担心，人类终究会战胜塑料袋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三)：粮食、制度脆弱性与制度崩溃
自人类社会出现开始，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的互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者说，人类社会系统总是在构建多样化的制度结构和制度体系，以实现自身的弹性程度的上升，降低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或者说，一个有弹性的，可以吸纳自然波动的社会制度体系，一直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难题。其中，人口和自然资源之间的马尔萨斯困境，恰是最为基本的困境之一。
1800年前后，我国的人口数量约为3亿，50年之后，超过4亿。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尔萨斯幽灵已经出现在中国，“人口过剩、报酬递减、贫困化”，这样的人口模式已经是“现代型”的了。但在4到4个半世纪之前，中国的人口只有6000万。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的制度结构是怎样应对这一问题的？结果如何？导致了什么样的制度后果？这正是法国中国史学者魏丕信在《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中力图回答的问题。
对于人口资源关系，以及对特定政权或制度之脆弱性影响的分析，是历史学家非常常见的主题。例如，杰克·戈德斯通的《现代欧洲早期的政治抗争和革命》中，就对人口增长可能带来的经济社会状况、精英流动、财政能力以及动员潜能等问题的分析，回答了早期国家崩溃的问题。这一问题同样构成了魏丕信首先讨论的问题：虽然自然灾害-饥荒与制度崩溃之间的关系存在无穷的可能性，但是，伴随饥荒而来的流民化以及政治动荡，仍可能是动摇帝制制度的重要原因。而随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可能的国家能力的上升，由国家“接管”饥荒赈济，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选择。
进一步，魏丕信通过详实的资料，对18世纪帝国官僚体制对于荒政的“国家干预”手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些问题涉及官僚组织问题、堪灾、赈济、供给、价格调控以及加强与恢复生产等各个层面的措施。通过这些详实的历史材料，魏丕信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18世纪的帝国政府展现了其专业的官僚组织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应对了18世纪频发的饥荒问题。”
并且，延续这一分析，似乎还可以对这一制度本身为什么如此脆弱进行分析。事实上，荒政本身就是一种内部体系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最终也因为自身制度结构的限制而没有办法继续。一旦自身的制度能力，特别是资源汲取能力被消耗，正如戈德斯通的研究所显示的，政府本身的稳定性就会大打折扣，这是早期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窘境。这也应证了杰克·戈德斯通对中国晚明的政治抗争的研究：晚明时期对于的中国的社会结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这样的社会影响并不意味着政治影响。在有限的制度集装箱之中，18世纪的帝国政府采纳了非常多的官僚制度手段解决人口资源的矛盾，但这样的制度努力最终很难产生更为宏观的政治影响。
如果说，魏丕信对于“国家是怎样介入”这一问题的分析还算透彻的话，那么，为什么荒政可以成功？荒与政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制度性联系？以及，为什么进入19世纪，这样的制度结构最终崩解？传统的制度结构为什么无力支持荒政的制度结构？对于这些问题，魏丕信在一定程度上都很一定涉及，但是，其都没有确切的结论，论证的过程也很难让人信服。
李明珠在评价该书是认为，“这是最早关于传统国家在防备和救济饥荒方面的作用的后传统（post-traditional）的分析，它提出了关于国家的这种努力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影响的重要问题……”也许，魏丕信作为“先行者”，这一努力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是，正如上面对于上面两个问题的内部机制的研究之不足所显示的，所谓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在根本上还是没有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比较让人沮丧的状况。对于这一问题，阿玛蒂亚·森的《饥荒与政治》或许更有启示意义。
详尽的历史资料的整理、更为详尽的深入的案例分析，也许更有利于我们分析这一问题：在关键的18世纪，特定的制度是怎样嵌入在具体的人口-自然结构之中，又是怎样与传统的政治制度结构（帝国官僚制度）和社会制度结构（社会分配结构、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相互演化，并最终导致了怎样的历史结局。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四)：从18世纪的赈灾活动重新认识清代官僚机构的运作机制与效率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界对于明清时期中国官僚机构的运作能力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多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法国著名汉学家魏丕信于1970年代所撰写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以1743-1744年清政府在直隶的救灾活动为例，对清代中国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涉及到中华帝国晚期的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各个方面，反驳了清王朝在国家救灾干预方面的能力是低效的这一传统观点，也改变了西方史学家对于中华帝国最后几个世纪国家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这一问题的评价。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第二部分。这一部分探讨了明清国家是如何从事各种大型的救灾活动，包括救灾的官僚组织构成、官僚组织如何进行勘灾、赈济、供给、价格调控及生产的恢复等。
魏丕信首先从官僚组织层面介绍了由哪些官员和部门具体负责救灾, 以及救灾的讯息与决策是如何传递等问题。通常奏报程序是逐级上报并且逐级批复的方式, 因此当时所实施的规章制度、所涉及的行政机构的级别、在这些当局看来灾害的紧迫性与严重性, 以及受灾地区与省级政府和首都之间的距离等，都可能会影响救灾时间。很多中下级官员出于及时救灾的考虑往往不得不打破规定和法律条文，“专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雍正朝开始, 这种为了救灾而出现的专擅在某种程度上了得到鼓励。18 世纪后, 救荒制度进一步完备, 有关救荒的奏折能够及时到达皇帝手中, 而清朝皇帝对有效率地管理救灾活动的关注, 则使得救灾效率进一步提高, 这体现了中央集权制度在重大危机面前的高效。
救灾活动的执行者包括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员与地方政府雇佣的下层人员（即胥吏）。其中作为非正式的政府公务人员胥吏在实际的救荒当中, 往往决定救荒的成败, 因为他们最了解受灾的人口多少、受灾程度的大小及赈济物资能否得到有效发放。然而胥吏在执行救灾活动的时候往往存在着大量的贪污行为。为解决胥吏的贪腐和不良行为的问题, 清政府通常采取派员监督、督责知府亲自勘灾、向胥吏支付办事费用和服务报酬等方式解决救灾措施的落实问题。协办人员被指派专门从事救灾工作，确保了当地官员及其下属可以继续关照辖区内的日常事务。这些协办人员受到更高级别官员的监督，忙碌不停，不敢懈怠。这些高级官员本身也是被派来全力进行救灾活动，并受取得较好政绩的动机驱动而工作着。
灾害发生以后，官府通常会对生产损失和受灾人口的状况进行勘察。18 世纪的勘灾主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灾害调查”，即评估物质损失情况，这一过程主要与灾民所耕种的土地状况有关，主要目的是为确定赋税减免程度。第二个阶段是“赈济调查”，即评定人口的经济状况，这一过程与灾民的家庭状况有关。两个大阶段又都分为两个小阶段：即初查核再查阶段。初查阶段由胥吏和乡地进行，他们负责编制“被灾户口草册”，包括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总评估，提出他们的划分类别建议。接着由专门委派的官员和佐杂进行“再查”，并对草册进行核实和更正。他们必须亲自逐户查访, 直接接触灾民, 在填写赈票时, 双方都要在场, 并加盖地方官和委员的印章, 一联交灾民, 领赈济时出示, 另一联由官府留为存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由于协办委员与受灾民众的接触极为短暂, 所以灾民的真实情况往往不得不依赖于胥吏来完成。为防止胥吏的营私舞弊, 政府通常对胥吏会予以威吓。为保证政府的赈灾政策能够顺利传达到灾民耳中, 而不被胥吏利用并垄断消息, “晓谕”的方式被大力推行。
接下来是物资分配，即赈济阶段。提供赈济的正式程序是按月向不同受灾的“极贫”和“次贫”户发放免费食物。所提供的救济量是根据农业歉收程度来计算的，发放的时间按照农作物歉收的程度来确定, 每天的发放量和救济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大赈”一般是程序性的, 但灾情的出现却是迅速的, 所以在“大赈”之前有先发放一个月救济粮的“先赈”阶段。对于孤寡和老弱将单独编册, 进行赈济, 以帮助他们渡过先赈阶段。赈济极少是完全以实物形式发放的，通常是一半给实物，一半给货币，以此弥补地方政府粮食储备的不足。一旦灾害的地域和持续情况使民间商业不再能够保证灾区的供应，那么政府就必须担负起粮食调运的责任。赈济的群体主要是农民, 工商阶层被排除在外。儒生阶层是需要特殊关照的群体, 他们因为受到儒家的传统教导, 羞于到粥厂等地方接受救济, 政府往往单独造册, 由学校或当地政府直接救济。
赈灾物资的供给方面，通常在受灾严重的地区，政府会毫不犹豫投放大量救济物资，其数量远超该地区正常年份的赋税征收量。魏丕信以1743-1744年直隶灾区的十次粮食分配为例，指出了大运河及其相连的水路网络在大规模的粮食调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通过这一水路网，使灾区一方面与中央政府的仓储直接连接起来，另一方面与正常时候向其提供接济的粮食剩余地区连接起来。来自南方的粮食成为用于赈济的米谷主要有来源，其中一类是来自京仓的米谷或截拨的漕粮，另一类是由地方政府动用自己的库银从南方所采买的。
魏丕信还考察了政府所采取的防止经济困难时价格暴涨对人民的影响的措施。其中通过常平仓制度来减轻粮价的季节性波动，是清朝政府稳定粮价的主要方式。其运作方式是，当收获季节粮价低廉时及时购进，而在新的收成到来之前粮食短缺时再平价售出。但由于粮价季节变动的幅度和时间并非总是能够预测，因此，常平仓的粜籴进出是很难平衡的。结果许多地方官员为避免赔累，都尽可能省却他们在任期间的仓储活动，以致于当饥荒来临时，仓谷往往极为空虚。虽然常平仓存在以上种种问题，但是在雍乾时期，中央政府还是通过将各地常平仓至于严格的监控之下、允许地方官从境外购买粮食补充仓谷、以大规模粮食采购及漕粮调配补充地方仓储以及要求地方政府按照正式标准建立仓储设施等措施，确保了常平仓制度的运行，仓谷的存储量总体也趋于增加。就1743-1744年直隶的赈济活动来看，地方储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最后魏丕信从维持人口稳定、保护农业生产连续性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几个方面讨论了官僚机构所采取的限制或防止在自然灾害后通常伴随着的生产衰退的措施。为防止灾后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政府把人口的稳定纳入到地方官的考核当中, 以引起地方官的重视。对于已经离开土地的农民, 国家除了劝阻之外, 往往发送路资或者提供物质援助, 以帮助流民回到原籍。即便政府经过努力以后，已经避免了劳动力离开土地，政府还需要从技术上、精神上以及资金上采取各种鼓励措施，保证生产尽快恢复。官府通常会通过赋税蠲免和缓征、向农民发放贷款、籽种和耕畜等方式帮助灾民度过危机恢复生产。“以工代赈”也是官府经常采用的办法，通过组织灾民修建公共工程，可以在改善水利基础设施和交通状况的同时又能够救济灾民。
本书没有仅仅将18世纪的中国官方的救荒活动限于制度史层面即荒政制度中进行研究，而是将其置于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史的脉络中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重新评价了清代中国及其官僚政府的管理才能和实际运作。救灾可以说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头等任务之一。18世纪的中央政府一方面制定了严格而复杂的灾害勘查与赈灾物资分配的制度，保证了国家机器在面临灾荒时能够高效运转；另一方面官僚机构能够通过大规模的赋税蠲免以及跨区域的粮食和资金调运来维系大规模、长时期的救灾活动。嘉庆朝以后，由于国家财政的紧张和自然灾害的频仍，大规模的官方赈灾活动逐渐退场，救灾活动越来越依赖地方精英的力量。但官方的仓储系统以及国家的勘灾和查赈程序依然在维持运作，政府的监督、审批以及鼓励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即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清代的官僚机构显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并能有效发挥作用。18世纪中国官僚机构在救灾活动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组织能力、权威性和效率性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近代以前中国国家的特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清政府在救荒活动中的表现究竟能不能表明清政府运作的高效以及国家福利政策的贯彻与实施？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此持怀疑态度。其中吴四伍在其新作《清代仓储的制度困境与救灾实践》一书中对魏丕信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对清代荒政中至关重要的仓储制度的经营方式进行了考察，将重点放在了仓储的盈利问题上，指出仓储本身参与粮食交易获得的利润有限，使得仓储工作呈现出只亏不盈的窘境，无疑成为官僚系统一个难以解决的负担，仓储系统的困境折也射出清代管理系统运作效率的低下。显然，仅仅从是否盈利这一角度来衡量清代荒政制度的成效显然是片面的，从魏丕信的书中以及其他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18世纪米谷、棉布等商品长距离贸易的兴起，与这一时期官僚机构能够聚集和利用大量资源实现资金、粮食和其他物资的跨区域长途调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都难以保证能够长期稳定地盈利。因此，仓储制度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盈利，而是在于其体现了18世纪清政府强大的资源调配动员能力。而围绕仓储买补所催生的全国市场与高度繁荣的商品经济则成为我们从事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所绕不开的话题，也为我们探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读后感(五)：十八世纪的中国 ——读《十八世纪中国官僚 制度与荒政》后记
一、谁的十八世纪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十八世纪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这使得十八世纪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究竟如何看待十八世纪便摆在我们的面前。
在此，以魏丕信《十八世纪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一书为切入点，谈一谈究竟是谁的十八世纪？
启蒙运动的（中国）十八世纪
16至18世纪后期,正值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时期,也是英法资产阶级革命高潮迭起的时期。
然而,与今日某些论者竭力把当时的中、欧描绘得同样美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启蒙大师们大都把中国当作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榜样。其道德之完备、政治之开明、法律之公正、经济之自由、社会之繁荣、技术之先进,不是“较文明的欧洲为优”,就是“足与欧洲相匹敌”,是“世界尚有凌驾我们之上的民族存在”(莱布尼茨语)。伏尔泰甚至提出“全盘华化论”,以为危机中的欧洲寻找出路。
工业革命的（中国）十八世纪
紧随着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化的兴起,风靡欧洲的“中国热”骤然衰退,进入尾声阶段。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只是“未曾退步”而已。（[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66页）
二战后的（中国）十八世纪
二战后，费正清提出了新的“冲击—回应”理论，即中国并非停滞，而是由变化的。只不过这种变化是在外力影响下发生的。如没有外力之介入，中国仍然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20世纪中叶，中外学者又对上述理论提出新的看法。其中以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与西方的“近代中国”论为主。两者均强调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明清有明显变化，而且此变化与同时期西方相似。如中国按此发展必然走向资本主义道路。
世界一体化的（中国）十八世纪（一）
改革开放以降，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分量也越来越大,中国的国际形象发生了阶段性的跃升。一位澳大利亚学者将这一转变过程概括为三句话,即“醒起来,站起来,飞起来”。（[澳]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中文版序》,三联书店2004年版）更有人猜想,在未来的21世纪或者说在21世纪的不久的将来,中国有可能会再次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21世纪必将是中国的世纪。(参见[日]沟口雄三:《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中文版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跷跷板在中国这一方又逐渐升腾起来了。就连近年来甚嚣尘上的另一种声音———“中国威胁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中国力量不断增长的判断之上的。
世界一体化的（中国）十八世纪（二）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于中国十八世纪的解读又发生了变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以GDP来论中国之经济强大者有之；以国际贸易中中国处于巨额顺差论者有之；而以中国国家体系与官僚运作机制之完善与高效论者亦有之。
可以说以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为这一思想的代表性理论著作。因而可见对于明清中国的认识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十八世纪
那么，中国的十八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
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西方对于中国十八世纪的认知带有非常强的本位论色彩。他们在看待十八世纪时总是有一个参照系在背后，一切的结论便在这一参照系下得出。无论是孟德斯鸠、伏尔泰还是黑格尔、马克思和后来的费正清、魏丕信、韩书瑞……
二、“叫魂”与《赈纪》
为什么要将孔飞力的《叫魂》与魏丕信的《十八世纪中国官僚制度与荒政》相比？
首先、时间上的相似性：均以十八世纪为着眼点，且主体事件发生时间均在乾隆年间，相距二十年左右。
其次、空间上的相似性：均是以中华帝国中人口最为密集、经济较为发达地区为对象。
再次、结构顺序的相似性：均以一个典型的区域性事件为切入点，在详细叙事与分析后进而转向对当时中国官僚制度的解析。
最后、所得结论的差异性与相似性：差异性：“叫魂”悲观的认定“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魏丕信则乐观的认为“18世纪的集权化官僚政府有可能独立承担起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救灾活动”。相似性：均认为当时的中国官僚体系集权而强大。
为什么在相似性的结论，即中国在十八世纪拥有集权且强大的官僚系统下会有态度相左的两种看法？
深入分析两书的观察视角便可窥测出一二：
首先、“叫魂”的论述着眼于两端，即最下层的民众与最上层的帝王；相比之下“荒政”的论述则更多的着眼于介于民众与帝王之间的官僚阶层。而这一差别便决定了两书对待十八世纪看法的差异。
其次、“叫魂”着眼于乾隆时期波及江南、华北数省的一次妖术大恐慌；而“荒政”则以乾隆时期对直隶等地灾害的救济为核心。就这两个论题来看，一个在于“负面”的迷信恐慌，一个则是“正面”的国家救济。这便可以反映出两书之所以对于强大的官僚体系干预下的国家态度不一的原因。
三、十八世纪的多面化解释
对两书的论述差异分析中可知，对于同样的十八世纪研究，因所用资料、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不同竟会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这便使得十八世纪呈现出多面化的情况。因而不管是对孔飞力的《叫魂》还是对魏丕信的《荒政》，对其所得结论的考量均应考虑其所用资料、研究对象与研究视角。不然的话，盲目的相信其结论便会导致我们对十八世纪历史的看待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从而使得十八世纪历史更加扑朔迷离。
四、本土学者的反思
如何看待十八世纪的中国同样也是本土学者不可避免的问题。
就过往的研究来看，本土学者对待十八世纪的态度或多或少的受到西方本位观影响，即当西方看衰中国时本土学者也发出哀叹；西方抬高中国历史地位时也随着自豪。近几年来本土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并且力主在打破“西方中心观”的同时避免滑入“中国中心主义”。但是带着这样的思路所做的研究又不可避免的进入“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同样使得自身的研究带有强烈的背景意识。
不怪乎夏明方发出“尽管明清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叠合着历史前进的步伐,她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又如此的不同,而且还“与时俱进”。从不太起眼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到与西方并驾齐驱的“近代化模式”,再到某种“超前”类型的“生态经济模式”,我们从同一个明清中国所看到的,恰好就是近代以来人类历史曾经发生以及正在孕育着的各类社会经济形态！真让人有点眼花缭乱了”这样的感慨。
同样的研究还表现在将十八世纪的中国解读为“福利国家”与“选举社会”；“地方自治”与“公共领域”；“民族国家”到“天下体系”等等，即解读为各种“近代化”的萌芽，不一而足。
而贯穿在这一本土学者“近代化”思路下的核心便是这样一个历程：
参考文献
孔飞力：《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三联书店，2012年6月；
高王凌：《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研究的几点浅见》，《清史研究》，2006年5月；
千里、大同：《塞纳河畔两史家—法国当代著名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贾永吉与魏丕信及其研究成果简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夏明方：《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史林》，2006年6月
戴逸：《十八世纪中国的成就、局限与时代特征》，《清史研究》，1993年1月；
张玲：《灾害与社会之断想———读魏丕信的《"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