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苏格兰史》读后感100字
《BBC苏格兰史》是一本由[英]尼尔·奥利弗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页数：46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一)：【须叔试读】想象的伟大和真实的残酷
须叔戏称本书B格最高，拿到手后发现确实如此，编辑的细心和体贴，真是译林出版社的风格。
其实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十分功利，无论是逻辑思维推出社交货币的概念，还是古代人读史使人明智，归根到底都是要有用，然而对本书而言，它的功能并不在具体功用，而是为热爱文化的人提供理解自身的基石。
第一次听到苏格兰这个名词还是在96年，随着《泰坦尼克号》的上映，配乐中的苏格兰风笛响遍世界。之后的大学时代，《勇敢的心》随着梅尔吉普森的那声FREEDOM震撼人心，《大地雄心》《乱世佳人》都描述了苏格兰移民那对土地深入骨髓的热爱。随后美剧的流行《风中女王》一生的恐惧和荣耀被变现成现代人茶余饭后的甜点。
说起来现代国人可谓见闻广博，无论影视中得来的历史八卦还是资讯中流传的人物轶事，几乎都只是充点门面的谈资，没有人真的关心历史上万里开外的异族人的斗争和血泪。所谓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然而无论是对世界还是对苏格兰人本身，历史的意义绝不仅仅如此，他们是现代自由和民主的发端。
当华莱士的英雄落幕，长腿爱德华并未胜利，千万人发出的怒吼震动了英王统治，而不仅仅是电影片尾臆想王妃出轨，生下仇敌血统的孩子继承英王王冠那种精神胜利法；而苏格兰也不是完美受害者，华莱士效忠的国王是个懦夫，这使英雄抛洒的热血如此悲凉；而继任者布鲁斯是个篡位者，靠着血腥和好运上台，奋斗的身影如此狼狈而残忍；而玛丽女王更是可叹，从出生开始便险象环生，却又是全欧洲的梦中新娘，然而一生之中命运多舛，流浪法国宫廷却又屡屡遭逢不幸，寄希望于婚姻，与她的对手和亲戚伊丽莎白背道而驰却又是一体两面——以伊丽莎白的强悍与精明，也曾多次运用自己的婚姻寻找盟友；而玛丽女王主动寻找结婚对象，甚至连死敌伊丽莎白都积极推动她与自己前任的联姻，却最终失败，被囚禁致死。
历史往往比小说更荒谬，然而它却是最为确凿的真实，苏格兰史实无论血腥还是文明，归根到底都属于全人类，它在小小一隅之地演绎出万千故事，也发生了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事故，代表人类的的至高光明，也显现出我们自身的阴暗和卑鄙。借用一本畅销网络小说中的话，他们不曾凝视深渊，他们即是深渊，也是山巅，正如所有人一样。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二)：【须叔试读】自由无比珍贵
译林版《BBC苏格兰史》是一本很好看的书。首先是外观装帧很好看。亮蓝色的外皮珠光宝气，一匹昂首奋蹄的独角兽与一只张牙舞爪的狮子针锋相对。独角兽自然象征着热爱自由的苏格兰，而狮子则象征着英格兰。很有意思，因为苏格兰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摆脱英格兰的控制和奴役，获得独立和自由。
其次，书的内容很好看。本书是为BBC电台撰写的《苏格兰史》，从内容选材方面作者或者创作团队首先考虑的就是视觉化需要，所以故事编排和叙事节奏非常好，阅读本书就像在看电视一样，很好看。
我很喜欢这本书还有我个人的一些原因。曾经跟一个苏格兰老太太聊天，她告诉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趟苏格兰，因为那是离上帝最近的地方。”因此我一直对苏格兰心存向往。另一个原因是电影《勇敢的心》，英雄华莱士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本书在手，终于有机会了解那段历史了。
电影情节大部分没有走样。华莱士确实地位不高，但是也不低，是低等贵族。在最初爱德华一世强迫所有苏格兰贵族向他宣誓效忠时，他有资格签名，但是他没有签名，由此可见他反抗压迫的最初意向。但与电影不同的是，真实的历史更加残酷，真实的华莱士并非电影中的侠盗罗宾汉一类的人物，劫富济贫秋毫无犯，那是梅尔吉布森喜欢的戏份。真实的华莱士遇到英格兰人，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一样都不少干。所以最后华莱士被处决的时候，电影中的酷刑他大概一样没少受，却不会有什么法国美人儿去探望安慰他，围观的英格兰人更不可能叹息同情，只可能痛骂诅咒他。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人判决他叛国时，他依然抗辩道：“我从未宣誓效忠英格兰国王，何来背叛一说？”这才格外让人动容，这钢铁般的意志！端的是一条汉子！
电影中被嘲笑软弱的布鲁斯家族的罗伯特，其实经历更加曲折离奇。作为大贵族，他向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宣誓效忠，所以后来他背叛誓言起兵反叛，给家人带去的灾难也格外沉重：男性成员几乎全部被杀，女性成员则全部投入监牢，无法出狱。他侥幸逃生，只能孤身一人在海边洞穴藏身，在无望的绝境中苦盼希望。他最终成为国王，争取到苏格兰独立之后，并未欢欣鼓舞大喜欲狂，而是感叹无辜的家人朋友受自己的牵连太深：“太多无辜者为我受难。”象华莱士一样不顾一切英勇赴死何其痛快！罗伯特虽未身受酷刑，却一生都背负着对家人朋友的愧疚，苏格兰的独立包含了太多仁人志士的血泪辛酸。
本书腰封上提问“苏格兰人为什么要举行独立公投？”本书确实能回答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回顾过往，许多事情也有了不同的视角。比如我上学那会儿，正赶上墨西哥世界杯足球赛，英格兰和苏格兰两队同时出线。不少人都感叹，英国就那么大地盘儿，却有两支足球队征战世界杯，而我泱泱大华夏却出头无望。站在中国人角度这么想无可厚非，但若站在苏格兰人角度看，这未必不是甩脸子给英格兰人看：苏格兰是独立的国家！老子才不尿你那一壶！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希望这类赞美自由的作品能更多一些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三)：【雨枫试读】往复千次而不得——《BBC苏格兰史》
最初注意到苏格兰源于某年春晚的那个小品节目，小沈阳上演苏格兰调情让我认识到了那个穿方格裙的国家——苏格兰。
相信看过《勇敢的心》的人都不忘记追求自由、骁勇善战的华莱士。也有许多人因为华莱士穿着苏格兰裙作战而知道了苏格兰男士有穿裙子的传统。
据历史记载方格裙最早被苏格兰人作为战服是在17世纪的时候。在苏格兰人用方格裙做战服之前，苏格兰的普通士兵也不穿裤子，而是光着双腿，腰间系着格子披风；军官们则穿着紧身格子裤。
在电影《勇敢的心》中存在着这样精彩的一幕：在战场上，身着苏格兰裙的华莱士和他的苏格兰起义军，撩起裙摆，用屁股对着即将开战的英格兰军队，以示羞辱------这一场景，可以作为苏格兰特立独行个性的生动展示。裙子不再只是柔媚的女儿的服饰，也可以成为阳刚英武的战服。但是《勇敢的心》里这一场景并非真实的历史，华莱士的起义是发生在13世纪，那时的苏格兰男人并不穿裙子，直到300年后才出现苏格兰裙子，所以电影中穿苏格兰裙只是虚构而非真实的历史。
在庞大而浩瀚的历史面前，一个人如何才能公平公正地看待苏格兰的历史？从《BBC苏格兰史》中我们看到的历史实事便是苏格兰的人民为什么要举行独立公投？英国为什么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满身格纹如何成为苏格兰传统服饰等等关于苏格兰历史的考究，在这些历史实事面前苏格兰史已不再是单纯的苏格兰历史，同时也是英国史、欧洲史乃至世界史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苏格兰大事记上我们可以看出苏格兰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843年肯尼思·麦卡尔平统一盖尔人和皮克特人，成为苏格兰第一位真正的国王，其王国史称阿尔巴。而后苏格兰王国在风雨飘摇的独立之路上经历了无数次的往复，历尽数百年而不殆。
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国共同签署通过《联合法案》，苏格兰议会与英格兰议会合并为大不列颠议会，改称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存在了800多年的苏格兰王国从此消失。但苏格兰要求独立的声音却从未停止过。
2014年9月18日，按照苏格兰政府发布的《苏格兰的未来：苏格兰独立指南》白皮书，苏格兰举行了全民公投，最终，约55%的选民投了反对独立的票，苏格兰独立公投以失败告终，而苏格兰的独立之梦再一次破灭。
苏格兰先成后败，败后又成，如此往复一千次。一百二十年后，我们所有活着的人，连同我们的希望、罪行、烦恼和梦想，都将一并消失。在一百万年后，曾经是苏格兰的岩石也将继续流转，创造新的天地，一切又将不同。尼尔·奥利弗的《BBC苏格兰史》从考古学和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等诸多角度，将我们的目光引向充满着战斗与传奇，浪漫与不屈的苏格兰独特的际遇与处境，让我们重新解读那往复千次而不得的苏格兰史。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四)：读《BBC苏格兰史》，深入探究一个更为广袤的苏格兰
先说点题外话，算是抛砖引玉。在拿到这本书之前，想必已有不少同好欧洲史的小伙伴如同笔者一样，看过CBS当年大火的一部制作精良的宫廷剧《风中的女王》。这部剧讲述了法国和苏格兰历史上著名的玛丽女王的发迹秘史。15岁的她与四个来自苏格兰显赫家族的闺蜜来到法国，她与王太子弗朗西斯订婚；她们成了她的女侍臣，从此陷入到了法国宫廷权力争斗、阴谋、杀戮与谎言的漩涡之中。在强敌、黑暗力量和xing丑闻笼罩的法国宫廷里，玛丽与其好友运用力量和智慧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故事。剧中绿草如茵、人美如画，随处可见象征着无上王权的的欧洲古堡。美的事物总是愉悦身心的，笔者百科后方知它的取景地原来是位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翡翠绿岛。
说起苏格兰，我们的直观印象是什么呢？一个历史上的独立王国，却充斥着战败与屈辱，被英格兰占领并统治长达数百年，为反对英格兰的占领，曾发动过两次独立战争，后被英格兰合并为大不列颠王国。那广袤的牧场、静谧的原野、甘醇的美酒、悠悠的风笛以及随处可见的传统格子条纹裙，很多人对苏格兰的印象也由此止步，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苏格兰又蒙着一层何等神秘的面纱呢？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翻开了《BBC苏格兰史》一书，该书描绘了苏格兰民族的诞生与发展。苏格兰历史大约开始于一万多年前 ，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文化之一。通过考古学研究发现，在现在的苏格兰高地内依然残留大量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证据与信息。令人惋惜的是，并没有发现文字记载的史料。So，对于苏格兰的正式记载则要等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对于大不列颠岛的侵占。
公元9至11世纪前后，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苏格兰王国逐渐成形，在之后的数百年间 因为领土、宗教、政治等不同原因，苏格兰与南面的英格兰、西面的爱尔兰、欧洲大陆的法国、挪威等王国和势力之间有过错综复杂的联姻和战争关系。公元十七和十八世纪，苏格兰王国最终与英格兰王国合并， 形成了现在联合王国的主干，历史上的苏格兰具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及强烈的民族意识 ，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对整个欧洲甚至世界近代史的发展都有过相当重要的影响。
本书按照BBC《苏格兰史》纪录片编排，每一章都对应一集纪录片，主题鲜明，阅读体验上佳。作者尼尔.奥利弗出色地还原了纪录片的叙事节奏，将历史的趣味以充满细节的场景复原呈现出来。 叙事上佳，画面感十足，每一章都可作为一集独立的纪录片。
在章节编排中，奥利弗分别在不同章节中采用了地质史、古人类史、帝王史、贸易史、启蒙史、民族史的写法，将苏格兰不同历史侧面，以精彩纷呈的方式写出，为读者奉上一个复杂多面的苏格兰。
作者简介：
尼尔.奥利弗，苏格兰考古学者、历史学者、电视节目主持人、BBC纪录片资深主持人、专业考古学者。其参与挖掘的遗迹横跨了数十个世纪，从石器时代，到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沿海防御设施。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五)：苏格兰人参与过奴隶贸易吗？‖《BBC苏格兰史》
按：许多历史书籍，特别是十年前或更早写就的，通常认为苏格兰商人并没有直接从奴隶制中获益。然而人们也普遍认为，苏格兰人从烟草、糖和棉花商品中获得的巨大财富离不开非洲奴隶的劳动。如果没有免费劳动力实现的利润空间，利润率永远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和刺激性。那些书籍试图得出的结论是，这种不道德的贸易是由英格兰人或欧洲人，而不是苏格兰人进行的，苏格兰人至少和贸易本身保持了一定距离，虽然获利，但也比自己从事奴隶买卖要高尚一些。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以下内容选编自《BBC苏格兰史》
《BBC苏格兰史》，[英国]尼尔·奥利弗 著，张朔然 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苏格兰的奴隶贸易
虽然我们可以说像格林诺克港和格拉斯哥港这样的苏格兰港口从未目睹奴隶的装卸，但19世纪的苏格兰商业大家族一直在从事奴隶贸易。坎宁安家族和博格家族，休斯敦家族和奥格尔维家族，麦克道尔家族和米利肯家族，还有出生于莱斯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的父亲约翰·格莱斯顿，以及格拉斯哥大墓园的持有人，斯特拉斯列文的詹姆斯·尤因，所有这些人，以及其他许多人都从奴隶劳动中直接获利。
埃里克·J.格雷厄姆等苏格兰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表明，在18世纪上半叶，一些格拉斯哥商人曾试图和非洲酋长直接做交易，这些酋长热衷于把相邻部落的族人，甚至是自己的族人卖为奴隶。但同他们做生意既麻烦也敏感，需要苏格兰商人对对方需要的特定类型贸易商品有所了解，比如固定长度的铜棒，特定材质、颜色和形状的珠子，某种样式的剑。在经历几次失败的尝试后，苏格兰商人决定还是利用中间商代表他们进行奴隶交易，然后大发横财。18世纪每个有分量的苏格兰人都清楚奴隶贸易的存在，我们唯一能为苏格兰民族声誉辩解的是，鲜少有人知道最高贵的苏格兰家族也从中致富。
苏格兰大诗人罗伯特·彭斯在1786年差点移民到牙买加。他的朋友帕特里克·道格拉斯医生拥有一座种植园，并为他提供了一份簿记员的工作，他本打算前往新世界，这样就可以摆脱贫困和怀孕的女友简·阿玛尔。他没打算一个人前往，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高地玛丽”坎贝尔在一起，并承诺带她一起走。“高地玛丽”在登船前就死于高烧，彭斯意外了解到简·阿玛尔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对有抱负的诗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他当时刚出版的苏格兰方言诗集一夜之间受到了爱丁堡上流社会的欢迎。移民奴隶大陆的想法被抛到脑后，他留了下来，成了一个传奇。他是天才？毫无疑问。他值得敬爱？确实如此。他是否天真？绝对是的。这位在1786年差点就去种植园帮忙的人在1795年写下《不管怎样人都要有尊严》。
那么，让我们祈祷那一天早日到来（不管怎样，那一天必然会到来），尊严和价值，无论天涯海角，必定赢得胜利，不管这样，不管那样，这一天都必定到来，普天之下，人人皆兄弟，不管怎样。在18世纪的苏格兰人中，彭斯并不是唯一一个不明白，或者说不知道是什么为祖国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钱。但他们在大西洋另一边的同胞则知道可耻的全部真相，却一点也不在乎。像约翰·韦德博恩这样的苏格兰移民在种植园里蓄奴干活，甚至为了光耀门楣还带着奴隶回到家乡。但一直到现在，苏格兰人都在装模作样，以为自己没有做过奴隶主。
在“七年战争”中，一个个加勒比海岛落入大不列颠手中，投机的苏格兰人像提包客一样蜂拥而至，开始从事赚钱的生意。牙买加是其中最丰厚的奖赏，它为赚取巨大财富的糖、咖啡、朗姆酒和香料提供了原材料。尽管这个小岛长不到150英里，宽不到50英里，但在19世纪初，遍布小岛的大约20 000名不列颠冒险家中，有一半是苏格兰人。而忍受恶劣、残酷和减寿的条件为他们干活的则有三十多万非洲人。
苏格兰人与加勒比奴隶贸易之间的联系在祖国是如此不为人知， 但那些奴隶和奴隶主留给后代的苏格兰姓氏却令人痛苦地显而易见：坎贝尔、道格拉斯、法夸尔森、弗格森、弗雷泽、格兰特、戈登、格雷厄姆、刘易斯、麦克唐纳、麦克法兰、麦肯齐、莫里森、里德、罗宾逊、罗素、斯科特、辛普森……我们还能举出很多很多。同样泄露天机的还有曾经是种植园的地名：阿盖尔、邓巴顿、邓迪、威廉堡、格拉斯哥、艾莱峡谷、汉普顿、赫米蒂奇、蒙罗斯、斯图亚特山、老蒙克兰、圣安德鲁斯。
尽管我们大致也能料到，倾向于从生意中榨取每一分利润的精明商人，很有可能会做出这种残忍和贪婪的行为，但更令人惊讶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最智慧的思想家已经准备为人口贩卖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同一位哲学家可以一面认为“人类的行为在所有民族和时代都有高度一致性”，一面在考虑到奴隶制，以及其牺牲者作为人类的价值时得出自相矛盾的观点。这个人就是大卫·休谟，他在1753年的《论民族性格》一文中总结道：
我倾向于怀疑黑人……天生比白人低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猜想中，除了白皮肤的人之外，从来没有哪种人建立过文明的国家，甚至也没有出过杰出的个人。他们中没有天才的创造，没有艺术，没有科学。另一方面，最粗鲁和最野蛮的白人，如古代日耳曼人，现在的鞑靼人，仍然有一些非凡的特点，如他们的勇气、政府形式，或其他方面。如果不是大自然在这些人类种族之间植入了原初的区别，这种普遍存在于不同国家和时代的、一致和持续的差异是不可能发生的。休谟深知非洲奴隶遍布各个殖民地，并且为奴役和虐待他们开脱：“欧洲各地都有黑奴，没有人发现其中任何人表现出聪明才智……在牙买加，人们确实提到过一个多才多艺和善于学习的黑人；但很有可能他只是因为一点点微薄的才艺而被过分赞扬，就像鹦鹉一样，其实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话。”他没有提及，一个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只要注视主人或女主人的眼睛超过几秒钟，就很有可能被认为傲慢而受到严厉的惩罚，然而这位在苏格兰哲学家中最受尊敬的哲人还是觉得有必要把黑人的缺乏“成就”归咎于所谓整个种族的自然缺陷。
1777年，约瑟夫·奈特重获自由，在此之前还发生了另一桩关于非洲奴隶的里程碑事件。1772年，在另一位苏格兰人王座法院首席大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威廉·默里的判决下，萨默塞特在英格兰获得了自由。在两桩案件中，奴隶主雇用的辩护律师都谈及，如果“财产”的基本原则不再受到尊重和保护，将给文明社会带来怎样的破坏？毕竟，财产，以及获得它的自然愿望和保护它的社会责任，撑起了始于卡姆斯勋爵的启蒙运动哲学家的思想基础。它是乔治王朝的基石，当然也是亚当·斯密的执念。但不知怎的，进步的灼眼亮光使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对启蒙运动的苏格兰先驱弗朗西斯·哈奇森的观点视而不见。他曾写道：“能为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幸福的行为是最好的；同样地，为大多数人带来痛苦的行为是最糟糕的。”
哈奇森告诉我们，所有人生来就懂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还告诉我们，通往幸福的最可靠的途径在于寻求他人的幸福并且为之而努力。当大卫·休谟写下黑皮肤的非洲人“天生比白人低劣”，甚至比关在笼子里的学舌鹦鹉聪明不了多少，他实际上为一个直到今天都在歪曲世界的滥用模式奠定了架构。如果哈奇森关于所有人都有一个内在的道德指南针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休谟和其他人应该本能地知道，买卖人类同胞至少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强迫他们在殖民地劳动，致使他们平均活不过五年，这从经济角度来看也许划算，然而对于一个人道主义者而言，这绝非正义之举。
约瑟夫·奈特与苏格兰废奴
在詹姆斯党叛乱平息之后，最后离开并穿越大西洋的苏格兰人是高地人，也就是那些在1746年后世界终被摧毁的幸存者。正如苏裔爱尔兰人带来了老式的新教， 高地人也带来了另一件遗物。以麦克唐纳家族、麦克道格家族、麦克格雷格家族、麦克劳德家族、麦克雷家族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盖尔语使用者为例，这些人在18世纪下半叶定居在卡罗来纳及更远的地方，他们带来了古老的斯图亚特苏格兰的记忆。
早年乘船前往美洲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约翰·韦德博恩的少年。他的父亲也叫约翰，是珀斯郡的一位男爵，父子俩都加入过由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发起的詹姆斯党叛乱。老约翰是一名上校，在卡洛登战役中被政府军俘虏，并送到伦敦接受囚禁和审判。小约翰从那场血腥的战役中幸存下来，并在逃离首都之前，秘密目睹了父亲因叛国罪而接受的血腥处决：绞死、掏出内脏和大卸八块。也许当父亲像钟摆一样倒数着自己和旧世界所剩不多的时日时，他也曾瞥见了儿子。如果他真的看到了，那么在看到儿子的双眼后，父亲的眼睛也会永远地闭上， 因为那双眼睛属于一段不再受到老一辈欺压的未来。
和已然污名化的家族切断关系后，少年约翰在苏格兰看不到未来， 他前往苏格兰西海岸的格林诺克港口，经过几周的东躲西藏和风餐露宿，他躲过了政府军的抓捕，找到一位船主并同他达成了协议，他将在船上工作，以换取前往加勒比海的路费。就在卡洛登战役一个月之后， 十八岁的约翰·韦德博恩成了不久就将大批出走的宗族的第一批人。
…………
当威瑟斯彭在佩斯利发出警示，而斯密也开始意识到启蒙运动的利弊时，流亡的苏格兰人约翰·韦德博恩已经在牙买加西部蒙特哥湾附近的新家定居十多年了。在摆脱卡洛登和父亲被残忍杀害的阴影后，这个少年逃亡者已经在远离家乡的地方长大成人。他曾尝试过几种职业，甚至当过几年医生。虽然没有任何训练或资质，但由于他是白人且自信满满，他竟然也取得了成功；事实上，他成功地为未来的投资存下了一笔积蓄。他是个天生精明的商人，对糖的贸易产生了兴趣。随后，韦德博恩靠经营糖料种植园发了大财，因此他也必然是个奴 隶主。
想要在殖民地种植烟草、棉花和糖料等作物并获得巨大利润，就必须依赖廉价劳动力。既然在市场上可以买断自由劳动力的一辈子， 何必还要花钱给人发工资呢？几代人以来，船只在新世界的港口川流不息，吞吐出成千上万从非洲故乡被掳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抵达之后，每一批新的人类货物都成为“抢购”的热点，潜在买家蜂拥而至，希望抢先买到最结实的脊背，最好的品种。据计算，从种植到收获，一个农场工每年都要俯身50 000次。为什么冒险让白人辛勤劳作，而放着大量便宜的黑奴劳动力不用？
韦德博恩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在第二故乡追求财富和地位的过程中，他学会了抛弃对邻居的爱。这是一个受过启蒙的苏格兰人的行为吗？当他像驱赶牲口一样驱赶、买卖黑奴时，难道他不是犯了威瑟斯彭所警告的“赶走所有平民”的不可饶恕的罪吗？
1762年春天，韦德博恩参加了一场抢购，在那里他突然发现了一名十二三岁的黑人男孩。这孩子在人群中的举止有点像他刚踏上异国他乡，在背井离乡数千英里的邪恶发源地开始新生活时的样子，这其中显然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了主人的目光。韦德博恩向他打听，得知他的名字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他的东西都被剥夺了，只能以载他横渡大西洋的船长的名字称呼他。我们不知道他是否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但无论如何，他买下了约瑟夫·奈特，并把他带回了自己的种植园。随后，约瑟夫·奈特被偷走的人生又过去七年，直到1769年，韦德博恩决定衣锦还乡，向唾弃他的苏格兰展现他在别处获得的成就。他带上了约瑟夫。
韦德博恩认定这个男孩有某种特质打动了他，他从来没有让约瑟夫去地里干活。奈特没有像主人家其他奴隶一样承受艰苦繁重的劳动和不可避免的殴打。相反他把约瑟夫变成了家童，让他在室内工作，远离烈日暴晒，学会了用英语说话、阅读和写字。后来韦德博恩甚至让他接受了洗礼。
也许约瑟夫是他良心不安的解药。也许把一个奴隶当作人（尽管是被另一个人拥有的人）来看待，可以让韦德博恩对其他奴隶的遭遇更加视而不见。不管真相如何，当韦德博恩登上驶往故国的船时，英俊、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约瑟夫就在他身后亦步亦趋。他们当中谁也不会知道自己正走向各自命运的重大时刻。
…………
1769年，约翰·韦德博恩在家童约瑟夫·奈特的陪伴下回到苏格兰，决心夺回家族在卡洛登战役之前拥有的所有权利和地位。他去了珀斯郡，拿回了“布莱克内斯男爵”的头衔。三年多以来，奈特一直为主人服务，但渐渐地，他似乎开始受到开明的苏格兰社会的影响。令矛盾更显激烈的是，他遇到了一个来自邓迪的女佣，名叫安妮·汤普森。韦德博恩同意他们两人结婚，但对奈特来说，这还不够。正如地位对这位自诩的男爵来说很重要一样，它对于奴隶也很重要；他梦寐以求的地位就是做一个自由人。
他来到主人跟前，要求给他一笔钱，作为多年无薪服务的报酬。韦德博恩拒绝了。最后一根稻草在1772年出现，安妮·汤普森怀上了奈特的孩子，韦德博恩决定解雇她，除此之外他还坚持要她离开这所房子，奈特决定和她一起离开。他在收拾行李时被捕，并立刻被投入了 监狱。
人们认为，奈特有可能在苏格兰报纸上读到过曼斯菲尔德勋爵做出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曼斯菲尔德勋爵是在英格兰担任首席大法官的苏格兰人。在裁定一桩奴隶拒绝与苏格兰主人一起返回殖民地的案件时，他判决主人无权强行将此人带离英国。不管奈特是否清楚相似困境的先例，他成功地说服珀斯治安法庭的代理警长约翰·斯文顿相信，他有权获得自由。
韦德博恩声称他从未把奈特当作奴隶，而是将他当作自己的儿子， 只要求他提供“终生服务”。他对珀斯法庭的裁决提出上诉，并最终在1778年一直上诉到爱丁堡最高民事法院。那时，这桩案件已经名声在外，一个由十二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包括卡姆斯勋爵在内）聚集在一起听取证据，而且许多名头响亮的人物都对奈特的困境表示关心，如一位公开坚决反对奴隶制的作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以及他的朋友兼作家同行，苏格兰人詹姆斯·博斯韦尔。
博斯韦尔甚至帮助奈特的辩护律师准备他的案子，法官们也被适时地说服了，以八比四的多数表决让他成了一个自由人。卡姆斯勋爵告诉法庭：“我们坐在这里是为了执行正确之事，而不是为了执行错误之事。”代理警长斯文顿的裁决也因此得到了肯定：“奴隶制不被本王国的法律所承认，并且也与本王国秉持的原则不一致，经调查表明牙买加关于奴隶的规章制度并没有延伸到本王国，因此驳回主人对拥有永久服务的要求。”这对奈特和苏格兰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决定。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通过拒绝接受一个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从而为废除奴隶制指明了道路。其中一位法官是博斯韦尔的父亲，奥钦列克勋爵亚历山大·博斯韦尔，他表示奴隶制不符合基督教和共同人性的需要。
对于两位当事人而言，最后的裁决意味着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奈特余下作为自由人的故事已经湮没在历史中。奴隶制夺走了他的一切，也反过来给了他自由，而这份自由为这位最自由的人打开了一扇门，通往平静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人们认为他婚后在邓迪度过了余生，也许是一个矿工。如果是这样，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所有劳动者的皮肤都是黑色的世界。
韦德博恩则完全陷入了另一种黑暗。他对这一切感到沮丧和痛苦，由此摆脱了从前对奴隶制怀有的矛盾心理。在余下的岁月里，他坚决主张人们有权将他人的生命作为个人财产而持有，因此引人侧目。他还为恢复父亲的头衔而四处奔走。约翰·韦德博恩就这样结束了他作为第六任布莱克内斯男爵的人生。
无论最高法院的法官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支持一个非裔男子作为人的权利的决定，都直接触及了不列颠政府与北美殖民地关系的核心：不列颠是否也把殖民地居民视为财产？他们企图直接施加暴力，是否意味着这也是一种类似奴隶制的暴政？
《BBC苏格兰史》读后感(六)：苏格兰的民族身份是一种发明吗？——《BBC苏格兰史》
编者按：2014年，苏格兰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让苏格兰从联合王国中独立出来，结果以45%比55%的比例落败。虽然苏格兰人没能拥有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他们独立的民族性却毋庸置疑。然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在《想象的共同体》里指出，民族具有相当部分的叙事和历史构建，那么不妨让我们在这部《BBC苏格兰史》中，看看苏格兰民是如何借由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写作和传统发明，逐渐锻造成型。
《BBC苏格兰史》，[英国]尼尔·奥利弗 著，张朔然译，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
沃尔特·司各特的历史身份书写
到司各特出生的时候，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部分先驱依然用他们的智慧照耀着天空，还有一部分则在渐渐凋零。但如果有一人继承了他们全部的天才，那就是沃尔特·司各特。作为一名爱丁堡律师的儿子，他在优渥的条件下成长，受到了良好教育：先是就读于爱丁堡皇家中学，然后进入爱丁堡大学。正是这段时期，大约在1787年，十五岁的小司各特与苏格兰上流社会的新宠儿罗伯特·彭斯相遇了。彭斯也是不久前才来到这座城市，加勒比海新生活的梦想已在他身后渐渐淡去。
两人是否交换过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关于人类普遍权利的概念？似乎不大可能。但不可否认的是，司各特早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使他尝到了知识和财富的果实。因此在1793年对法战争爆发时，改革派的言论无疑会让他感到十分可怕。无论在过去或将来，无论是在倾向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一个捍卫个人财产、支持王室的托利党人。
1797年，法国军队入侵的威胁促使不列颠政府允许苏格兰建立民兵组织。这大大提升了苏格兰人的尊严，也大大增加了苏格兰人对自己在联合王国中作为平等伙伴的自信。毕竟1757年的《民兵法案》只允许英格兰和威尔士建立武装平民组织，以保护国土不受侵犯。当时的苏格兰没有得到这样的许可，这让苏格兰人觉得政府不敢把武器交给他们。1797年，苏格兰人终于摆脱了这项耻辱的禁令，为了响应号召，成千上万的苏格兰人加入民兵组织。几周之内他们的人数就占到大不列颠自卫队的三分之一以上。
司各特亲眼看见他未竟的从军梦想突然近在眼前，他很快加入了皇家爱丁堡志愿轻龙骑兵。法国从头到尾都没有入侵，但从那时起，司各特将努力捍卫他对祖国独特而理想化的看法。
也许从长远来看，比法国的威胁更让司各特不安的是国内的骚乱。在18世纪90年代，苏格兰和英格兰发生了几起要求变革的激进分子和革命者的暴动，司各特非常高兴地看到政府军无情地镇压了他们。黑卫士兵团自“七年战争”以来一直是英雄军团，也是苏格兰对联合王国的忠诚图腾，在镇压边界以北的叛乱分子时起到了重要作用。
司各特在1797年和一位法国姑娘夏洛特·沙彭蒂耶结婚，两年之后他接受了塞尔柯克郡副警长的职位。回到他父亲度过最重要的前半生时光的田野和山丘中，似乎点燃了司各特内心的火焰。他和夏洛特生了五个孩子，其中两儿两女活到了成年。内心的满足感让他生出回顾童年时代的渴望，回忆起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边境民谣和传说。也许是为自家孩子保存这些诗歌和故事的愿望，促使司各特写下了工作和生活在他周围的苏格兰人的民间故事和诗歌。1802年，他的首部作品《苏格兰边区民谣》出版。然后在1805年到1810年间，他自己创作了三首长诗：《最后一位吟游诗人之歌》、《马米翁》和《湖上夫人》。
司各特揭开了遗忘之境的沉重帷幕，过去的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那里仍然居住着活灵活现的男英雄、女英雄和反派人物，他们曾经在苏格兰的大地上纵横驰骋，征战沙场，伤人真心。对他的读者来说，这是真相的一个版本，他们自己的历史得以重现天日，被当作宝贝，被当作在现代商业世界的光怪陆离中丢失的东西而备受珍视。
光是诗歌就为作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以及足以在特韦德河附近的梅尔罗斯建造一幢巨大家宅的收入。这栋房子被司各特命名为“阿伯茨福德”，其苏格兰男爵式宅邸的设计透露出毫不掩饰的怀旧和理想化的幻想。他收集了苏格兰历史上不计其数的纪念品、珠宝和手工艺品，包括罗布·罗伊的长筒火枪等古董武器，放在各个房间里，和整栋房子融为一体。
正是在阿伯茨福德，他从诗歌转向长文，创作了“韦弗利”系列长篇小说共27部，以及许多其他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更多的诗歌和历史作品。司各特天才井喷式的创造力，苏格兰从未见过，也不会再见到。仿佛他的高产还不够令人印象深刻，他还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学流派。这便是历史小说，包括《韦弗利》（1814）、《盖伊·曼纳林》（1815）、《修墓老人》（1816）、《罗布·罗伊》（1824）、《中洛锡安之心》（1818）、《艾凡赫》（1819）和《雷德冈托利特》（1824），司各特由此开启了一项伟大的任务，将塑造他的生活和命运，以及他的文学遗产。
《韦弗利》的同名男主人公是一名不列颠军队的英格兰军官，在“漂亮王子”查理到来之前被派往北方。他被高地人迷住了，成了詹姆斯党人，并和自己的同胞及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做斗争。司各特一次次地重温类似题材：男人和女人在理智和情感中挣扎，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环境迫使他们面对的文化之间被不断撕扯。
除了取悦读者之外，他还试图保护一种在他眼里岌岌可危的东西，即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特而古老的国家的自我意识。虽然在爱丁堡，许多人都乐意把自己视为“不列颠北方人”，司各特却担心这样头都不回地冲向未来的后果。“苏格兰之所以为苏格兰的东西在飞快消逝。”他写道。他感受到了来自过去的某种东西的牵引，那是一个锚，或一个“真正的北方”。他相信现代世界也能从感知这种连接中受益。这使他与许多当代的启蒙思想产生了分歧。启蒙运动的先锋在他们国家的历史中找不到值得骄傲的理由，当他们回首往事时，只看到令人汗颜的野蛮文明直到1707年才结束。当司各特透过阿伯茨福德的窗户向外凝视时，他的天才让他越过这座房子不断扩张的地界，越过森林和田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塑造
在英格兰，持续不断的骚乱引发了令人担忧的阴谋和事件，如1819年的“彼得卢屠杀”和1820年的“卡托街阴谋”。像往常一样，士兵从战争中解甲归田，却发现故国的世界已如此匮乏。战后的经济衰退很快接踵而至，让已经在忍受低薪、恶劣条件和工厂主轻蔑的冷漠待遇的城市居民在经济上更加雪上加霜。这场骚乱蔓延到边境以北，在格拉斯哥被剥夺财产和同样没有投票权的人当中得到了热烈响应。无法在议会中发声，他们知道自己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想要的是工人的权利，选举制度的改革，如果这些白日梦不能实现，他们将掀起大规模的革命。
这就是1820年所谓的“激进战争”，或称“苏格兰暴动”。从工人们在愚人节号召开展罢工行动开始，它很快升级为一小部分抗议者向福尔柯克的卡隆钢铁厂发起游行示威，企图夺取武器。他们在福尔柯克城外靠近邦妮大桥的伯尼米尔遭遇了一支轻骑兵的袭击，被迫停下。三名男子在冲突中丧生，三名抗议者—詹姆斯·威尔逊、约翰·贝尔德和安德鲁·哈迪随后受到审判，被判叛国罪并处决，另有大约二十人被判流放。
1820年的格拉斯哥暴动虽然名为“战争”，但规模很小，除了抗议者本身，任何人的安全都不曾受到实际威胁。尽管如此，司各特认为存在着一种隐隐令人衰弱、令人倦怠的疾病，可能会导致现代苏格兰的崩溃，而在他看来，强健的苏格兰应当和英格兰维护幸福且有利可图的同盟关系。
司各特思想的核心存在明显的冲突，尽管他试图让苏格兰过去史诗般的斗争永垂不朽并铭记于人们心中，他却完全忠于她作为一个和平国家的现状。尽管他的《韦弗利》和《雷德冈托利特》从詹姆斯党人和他们失败的浪漫事业中汲取了很多创作的灵感，他却再也不想看到苏格兰被任何反对汉诺威家族的人撼动，更别说统治了。对司各特而言，苏格兰的历史似乎是某种集体记忆，可以回想、享受和赞美。即使批评他的人（他们人数众多且态度激昂）也得承认，他以一种前无古人，也许后无来者的方式激励出苏格兰同胞对自身历史的兴趣。
出人意料的是，他的作品也点燃了南北不列颠人之间的爱，以及公众对苏格兰风景的热情。早在华兹华斯和其他湖畔派诗人把湖区变成旅游景点之前，司各特就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去参观卡特琳湖和《湖上夫人》的取景地特洛萨赫湖等地。曾经被文明社会视为阴郁峡谷和险峻山脉的贫瘠风光，如今被重新包装成触发灵感、抚慰心灵的清静场所。
卡姆斯勋爵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四个发展阶段：狩猎采集、游牧、农业，最后是商人和立法者的商业社会。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司各特通过将人性注入早期人类，完善了这一人类天性的临床分析。司各特让游牧民族和农民成了有爱、有困惑、有欲望、有需求，因而真实、可信的人，他借此提醒现在的人们，真正分隔他们与他们的祖先的只有时间而已。
尽管司各特赞美这个国家的过去，但他并不希望把从前的人带回眼下的生活。詹姆斯党发誓要推翻汉诺威家族，而司各特的心中没有此类梦想。此外，他认为苏格兰的地主乡绅、贵族和上流社会是连接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人。既然19世纪叛乱分子想把他们驱赶出去，司各特就一直坚决反对他们，反对他们变革的需求，反对他们改变他舒适优雅的世界。
记忆是珍贵的，也是脆弱的。重温或触摸它的尝试都将破坏它，就像手指的轻触会点破池塘中的倒影。
表面上看来讽刺的是，在司各特为保存苏格兰历史而不断奋斗的过程中，他在所有文明中最为推崇的高地文化的遗产，正在被他决心保护的那个贵族阶级永久地扫荡干净。当然，在“高地清除运动”发生时，他是知道的，并且也随时都愿意承认如果将高地人民从峡谷里完全清空，将带来巨大的悲伤。但他也是亚当·斯密所定义的世界，即利润和市场的世界的产物。他也承认虽然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令他不安，但这是经济力量的作用结果，他和其他人都无法阻止。事实上，他担心即便用权宜之计干预发生在萨瑟兰和群岛上的人类灾难，也只能让不可避免的结果推迟一点到来。（到19世纪40年代，在高地的一些地方，人们对土豆的依赖让每平方英尺肥沃的土壤都被土豆植株所覆盖。由于土豆的产量是其他作物的四倍，小农场主在日益绝望中不得不大量种植它。当父亲把土地传给儿子们时，本就捉襟见肘的小地块被进一步细分。1846年暴发的土豆枯萎病给当地带来了一场浩劫，与爱尔兰此前遭受的灭顶之灾相当。）
司各特喜欢回顾过往，思考过去的英雄和恶棍在现今将如何引导人们的行为，但他不曾幻想时间旅行。过去对他产生吸引正是因为它永远遥不可及。但是，他想要达成的目标却几乎不可能实现：一种过去和现在和谐共存、互惠互利的平衡。而将这种诉求化为实际就更加强人所难了，那是一种依赖自身痛苦而存在的东西：他要求人们接受的是僵局，而非平衡。司各特相信，他享受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代苏格兰倘若不尊重其历史，将坠至吃水线以下。然而对他来说，过去的价值和传统与当下的冲突是一种必要的存在状态：正是两者之间的张力维系着整体的存在，失去一个就会全都失去；切断拉索，帐篷必将塌陷。
因此，司各特没有被前进的步伐吓退，而是热切地跟上了鼓点的节奏。1815年，他见到了未来的国王乔治四世，并请求乔治允许他进行探索。这一次，他想去寻找苏格兰的御宝，“苏格兰的荣耀”。人们最后一次见到这些珠宝是在1707年苏格兰议会解散的那一天，随后它们就被封存在爱丁堡城堡闲置的皇冠室内。摄政王子同意了这个请求，在1818年2月4日，司各特率领一队宝藏猎人，让一个多世纪以来被遗忘在黑暗中的王冠、权杖和宝剑重见天日。
由于发起寻宝的功劳，司各特被新加冕的国王授予了从男爵爵位。他成了国王最为重视和欣赏的贵族之一。寻找“苏格兰的荣耀”开启了两人之间的友谊，促使这位心怀感激的国王成为《韦弗利》系列小说的忠实粉丝，并促成了自1650年查理二世以来首次对苏格兰进行的王室访问。从1822年8月14日乘坐皇家游艇抵达莱斯港的那一刻起，国王乔治四世在北境首都的日子就沐浴在辉煌的胜利中，这份胜利也属于从头到尾安排了整个活动的沃尔特·司各特爵士。
司各特登上小船，向皇家游艇划去，当乔治国王听说作家就在附近时，他大声喊道：“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我最想见到的苏格兰人！让他上来！”两人举起白兰地酒为这一场合干杯。一直在搜寻重要时刻纪念品，以便在阿伯茨福德展示出来的司各特，悄悄将他的空酒杯塞进了衣服口袋。那天晚上他带着疲惫的满足感回到家，忘了酒杯还在口袋里，和衣坐下，将这绝无仅有的小玩意儿压得粉碎。但除此之外，他的成功是完美无瑕的。
国王对司各特笔下的苏格兰着迷，他想亲自体验《韦弗利》等小说中引人遐想的高地风光。他自己也从头到脚穿上了完整的高地服饰：这位身材高大的男人穿上了一套满身格呢，而每个想给国王留下好印象的人也都穿成这样。爱丁堡等地的方格呢裙制造商的生意空前火爆。
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有一个欣欣向荣的方格呢裙制造商社区，几乎是靠两个波兰骗子赤手空拳发展起来的。在19世纪初，这一高地民族的传统服饰（breacan an feileadh，12码的格子花呢折成皱褶缠绕全身，以腰带固定）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都在羞辱中度过。在卡洛登战役之后，满身格呢（一个被称为feileadh beag的简化版本，意思是“小格呢裙”，即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苏格兰短裙，是黑卫士兵团等高地军团的着装）被禁止，一直处在卑微地位，直到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和约翰·索别斯基·施托尔贝格·斯图亚特两兄弟出现在爱丁堡，声称自己是“漂亮王子”本人的孙子。
无论他们的身份到底是真是假，他们激动地亮出一份名为《苏格兰部族服饰》的文件，对方格花纹的部族归属做了分门别类。然而高地上并没有这样的传统。同一个部族的人们活着或死亡的时候都是凭喜好挑选格纹织物。当人们与敌对部族开战，需要辨别敌友时，同一边的人会在圆帽上别一支颜色鲜艳的植物。不管是真是假（兄弟俩只制作了一本，后来拒绝让任何人看），这本书的构思都是天才之作。在兄弟俩的诱骗之下，爱丁堡的达官显贵都迫不及待地委托他们打造与自己的身份相称的服饰。对于方格呢裙制造商和神秘的波兰人来说，这是一张印钞许可证。
当时的许多观察家都出言讥讽乔治四世的王室访问；自那之后，许多历史学家也持负面评价。对他们来说，这是从头到尾的造假，某种由歇斯底里导致的集体失忆症。现代苏格兰如此来之不易却在这几天被暂时中止，而他们忠诚的支持者穿上小丑的杂色衣服，假装自己一直以来热爱詹姆斯党。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次访问自有它成功的一面，即使对一些人来说，它显得滑稽、夸张，充满了虚伪。成千上万的苏格兰民众大声喊出他们对苏格兰的认同，而他们身材魁梧臃肿的国王穿着定制的高地服装，高兴地向他们回以微笑。那一刻值得铭记。
高地传统的复兴是全方位的，其特质，无论真实或想象，甚至是服装都成为当下流行的元素。但是连司各特都没想到的反讽在于，尽管高地文化在低地首都发展得最成熟繁荣，但真正的高地生活却连最后一点痕迹都从这片土地上被一扫而空。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为苏格兰人民重塑了苏格兰的历史，但最终他被纷乱的现实所打败。作为他那个时代最成功和最受欢迎的作家，他通过投资他的出版商及其母公司实现了收益最大化，从公司利润中分一杯羹。他为了建造阿伯茨福德向他们借了很多钱。当1825年伦敦股市崩溃时，不仅他的个人财富在一夜之间蒸发，而且他还欠下了一屁股债。司各特没有选择破产，而是同债权人达成了一项协议，他可以继续在阿伯茨福德生活和写作，但所有新增收入都归债权人所有。从那一刻起，他所剩的全副精力和创造力都被用来为他们工作。
现实与理念的冲突
然而，金融灾难还不是最糟糕的。社会改革，特别是选举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司各特的职业生涯后期从未停歇过。他用尽全力，用尽手头的文学武器和他们战斗。但他的努力是徒劳的。作为一个终身的托利党，司各特在1831年5月的大选中投票反对选举改革。他两年前得过一次中风，那时五十九岁的他看起来一点都不显年轻。最无情的打击来自他的许多边境友邻，那些辛勤劳作的佃农、犁田汉、猎人都被他视为朋友，却在他人生最后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站出来反对他。虽然他对他们有很深的感情，但他希望他们不要揭竿而起，因此他们谴责他反对改革的立场，说他如此这般是为了一己私利。
威灵顿“铁”公爵亚瑟·韦尔斯利带领托利党在1830年的大选中获胜。他坚决反对改革，并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声明。这立马演变成一场个人以及政治的灾难。议会很快发起了不信任动议，在他被迫辞去职务后，一位改革派辉格党人查尔斯·格雷伯爵被任命为首相。在1831年的大选上，辉格党以多数票当选执政党，次年6月，改革法案获得通过。
在苏格兰，这意味着现在投票权范围扩大到了每八人中就有一人，并且自治区的代表席位也增加了，使得佩斯利这样的新工业中心首次得到认可。显然，苏格兰将抛下历史捍卫者司各特，毅然走向未来。1832年9月22日，就在他一直担心的改革法案得到王室批准六个月后，他在阿伯茨福德的家中去世。他还清了将近一半的债务，而他作为苏格兰最伟大作家的不朽地位已然稳固。
司各特理想中的苏格兰足够现代，却又不过分现代，然而这样的理想是不可能维系下去的。他只实现了其一：树立苏格兰的历史观，让曾经被遗忘的灵魂成为鼓舞人心的英雄。但他希望将过去用作船锚，以此来控制现在和未来，却是一个不可能的妄想。
贸易、商业和市场正以无人能抵抗的力量向前发展。尽管在19世纪初，大多数苏格兰人仍生活在乡村，但很快平衡就永远地移转了。城镇成为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市中心的居民以苏格兰人的方式很快把自己分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人数的绝对分量营造出一种氛围，使得人们共同关心的事情可以找到足够多志同道合的人。
大量的苏格兰人持续向新世界移民，但也有移民取代他们。格拉斯哥和邓迪等工业中心急需人力的消息吸引来其他地方的工人，爱尔兰移民大量拥入这两座城市，到1825年末，他们在苏格兰西部占据了劳动力的近五分之一。
随着受过教育、敢于发声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兴起，对公民权利做进一步改革的要求随之而来。1832年的改革法案不足以让多数人闭嘴，对一些人来说，他们只好加入受1838年《人民宪章》启发的宪章运动，以及历史上首轮大规模劳工运动。要求所有21岁以上男性都有投票权的呼声一开始虽小，但它拒绝沉默。
宪章运动在19世纪中叶渐渐默默无闻，但改革的火炬传到了其他人手上。在自由派辉格党的推动下，不满的冰川逐渐融化，选举权的进一步扩大势在必行。1868年和1884年的两项改革法案最终将投票权扩大到约50万苏格兰人，政治形势也在变化。1868年以后，越来越多的辉格党人开始接受自由主义者的标签，到那时这个词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如前文所述，辉格党在1831年的大选中胜过了托利党，他们的继任者，即自由主义者将统治苏格兰的政治舞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一直担心将投票权赋予“平民工匠”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他曾试图让苏格兰的历史将每个人缚在原地，男男女女都明白自己的地位，并心怀感恩地在这个世界里各司其职。然而他没有预见到，苏格兰教会在1843年一分为二。
自黑暗时代以来，基督教对苏格兰的凝聚力至少和任何世俗统治者、任何政府一样重要。在13世纪和14世纪，当苏格兰的独立受到威胁时，正是主教的支持才让罗伯特·布鲁斯敢于一往无前，反抗野心勃勃的英格兰霸主。16世纪的改革使苏格兰人接受了教育，启发并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启蒙运动。此外，苏格兰人还从签署《国民盟约》中获得了不可撼动的个人价值感，从此所有人在上帝眼中都是平等的。
在19世纪，苏格兰联合教会仍然是社会运转的中心。苏格兰自1707年以来就没有了议会，但是苏格兰教会的总会在许多方面取代了它，给予民众集会的场合，可以宣泄不满。在每个教区，是教会负责监督人民的道德，通过分配救济金来照顾穷人，并监督学校教师的行为和表现。但在1843年，一场关于牧师任命权到底属于宗教委员会还是属于教区的世俗赞助人的争论逐渐失控。当尘埃散去，约40%的教区居民和8%的牧师走出了教堂，再也没有回来。反抗者组成了苏格兰自由教会，曾经统一的苏格兰教会从此瓦解。
教会分裂对高地和岛屿的影响尤为强烈。在那里，这一问题早已潜伏多年，因为宗教委员会一直就牧师任命权和世俗赞助人（通常是土地所有者）较劲。早在1712年，由托利党主导的议会就通过了《赞助法案》，在牧师任命中给予土地主最终决定权。从那以后，不仅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权利问题是摩擦不断的根源，谁来任命牧师又成了根深蒂固的积怨的另一个症状。
当1846年至1848年的土豆饥荒把普通人的生存推到了崩溃边缘，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走上通往海岸的老路。他们在那里登上向西航行的船只，离开这片无法支撑他们生活的土地。此外还有肆虐的霍乱，对许多人来说，这片土地似乎不再想要他们了。远走他乡并不总是自愿，普通人的处境比第一波“高地清除运动”达到高潮时好不了多少。土地主习惯于把利润放在人们的需要之前，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强行驱逐的力度甚至在威斯敏斯特引发了焦急的讨论。
那些留在文明废墟中的人们感到一丝解脱，主要是因为人口大幅减少，减轻了土地的压力。但不可否认的是，人口的大出血正在透支高地的生命力。城市当然继续膨胀，尤其是格拉斯哥，似乎总能将更多的人吞进永不满足的工厂，其肮脏、过分拥挤的廉租公寓带来了非人的痛苦。
大英帝国的经济引擎对人性的损失装聋作哑，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机械地、欢快地运转着。苏格兰人在不列颠军队中享有盛誉，他们中却只有少数人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担任总督。少数人创造了财富，任何苏格兰民族身份的念头似乎都被大不列颠帝国的更高利益所颠覆。但在爱尔兰海那边，虽然地质学早就否定了他们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另一种巨变却将对苏格兰的历史产生影响。
爱尔兰人没有煤矿、工厂、棉纺织厂和19世纪其他进步发明的东西，他们别无出路，依然依赖着土地。他们对土地的渴望，对土地的依恋，意味着他们总是更积极、更拼命地拼抢属于自己的那块地。
自1801年《联合法案》以来，整个爱尔兰岛成了联合王国的一部分。早在1803年，爱尔兰就试图重新获得独立，1848年和1867年也曾故态复萌。1879年，爱尔兰土地联盟成立，目的是反对地主所有制，争取让农民拥有他们劳作的土地的权利。联盟的第一任主席是具有贵族血统的查尔斯·斯图亚特·帕内尔，时任英国首相的威廉·格莱斯顿曾说帕内尔是他见过的最杰出的人。1886年，格莱斯顿的自由党政府试图在议会推动一项爱尔兰自治法案，得到了帕内尔及其新成立的爱尔兰议会党的支持，但此举被不列颠和爱尔兰统一派挫败。爱尔兰并不打算打破联盟，与不列颠决裂，它仅仅是为了掌控自己在联合王国中的命运而已。但是考虑到这一动向可能给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任何对其根基的动摇都是不可想象的。
格莱斯顿对爱尔兰自治的决心将分裂自由党，使得辉格党内部产生了分裂，其政治统治力量开始衰落。但是及至此时，佃农的土地所有权观念早已渡过爱尔兰海，传播到苏格兰高地上。
1853年，苏格兰权利全国促进协会成立，该协会并不寻求撼动联合王国，而仅仅是为了改进其条款。他们为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得到过分关注而感到恼火，协会成员也有自己的诉求，觉得有义务公开发声。除了建议联合王国仅称“大不列颠”以外，他们还希望在威斯敏斯特看到更多苏格兰议员的席位（当时的658个席位中只有53席属于苏格兰人）。尽管该协会的目标不高，但它没几年就在一事无成中解散了。尽管如此，首相格莱斯顿当时已经准备好让步，如果自治规则对爱尔兰适用，那么它对苏格兰也将适用。
这位自由主义首相因其政治观点而陨落了，但苏格兰自治协会随即成立。虽然它的名字带有危险的现代意味，在19世纪80年代，苏格兰自治派只想提高联盟的效率。威斯敏斯特的苏格兰议员习惯于私下见面讨论苏格兰事务，而苏格兰自治协会的意愿导致这样的会面被安排在爱丁堡而不是伦敦。
爱尔兰还以另一种较为隐晦的方式激发了苏格兰自治运动：按闹分配。在许多苏格兰人看来，尽管爱尔兰人在联合王国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明显缺乏忠诚，却通过不忠使其自治事业得到了首相更多的承诺。
1796年，一个自称联合爱尔兰人会的爱尔兰共和主义组织邀请法国人登上爱尔兰领土，领导反英政府的战斗。恶劣的天气和糟糕的领导致使战役从未打响，但在1798年5月，当拿破仑入侵不列颠的威胁进入最危急的时刻，联合爱尔兰人会公然发起反抗国王的叛乱。他们再次邀请法国人（派来了数千名水手和士兵）借道爱尔兰攻击不列颠的侧翼。但是在9月底，这场叛乱被迅速镇压了。不计其数的苏格兰人集结起来保卫不列颠，而叛国的爱尔兰人却试图和不列颠最大的敌人联合起来，往自己的国家背后插刀。这样的行为反倒让他们更接近自治的目标，而苏格兰人的诉求却逐渐无人问津。害群之马反而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1885年，苏格兰人的诉求被提上议事日程，威斯敏斯特恢复了苏格兰事务大臣这一古老职位，并在伦敦开设苏格兰事务部。但是，在远离不列颠首都的地方，人们对土地主的不满已经导致了剧烈的转变。
在我们多数人的想象中，所谓高地清除运动，就是一个破产的人逆来顺受、步履沉重地离开家，走向不确定的未来。但在1883年，在天空岛麦克唐纳勋爵的布雷斯庄园，这些逆来顺受的人开始着手确保他们的儿子可以继承一些小的地块。关于本莱地区牧场权利的争议不断升级，地主不得不从格拉斯哥召集了50名警察。关于谁率先发动攻击的说法各不相同，但是一场暴动爆发了，当地人用能拿到的所有武器攻击警察。许多佃农被捕，遭受罚款，但他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是“布雷斯之战”，它是高地“佃农之战”的起点，此后这场内乱还将爆发出更多的麻烦。随后，政府对“高地佃户和佃农的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于1884年公布了调查结果。国会的高地议员利用自由党在下议院的微弱人数优势实现了一些改革。1885年的《佃农法案》给予佃农终身的保障，这意味着有史以来第一次，父母可以把同样的保障传给子女，此外，也首次设立了土地法庭，以确保公平的租金。
沃尔特·司各特爵士会怎么看待这一切？他决心保持苏格兰独特的文化遗产和民族身份，由此让历史上的高地人成了英雄。现在，在他死后半个多世纪，他们的少数后裔绷紧了腿，向折磨他们的人猛扑过去。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最后一批高地人阻挡住了一股似乎必然会将他们彻底扫入驱逐、流放和悲痛的浪潮。他们逆流而上，说服了一个遥远的政府，赋予他们至少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一些权利。
20世纪初，自由党成员建立了苏格兰青年会。1914年5月，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三个月，自由党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提出的《苏格兰自治法案》差一点就通过了。它通过了下议院的第二次议案宣读，但是对备战的关注超过其他一切事情，它还是没能被写进法令中。
在18世纪，苏格兰想要证明自己在联合王国中是英格兰平等的伙伴，同时也是世界舞台上的重要选手，但这些顾虑让她忘记了自己。联合王国和大英帝国赋予这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远远超过其实力的权利，并派出了数以百万计的苏格兰男女到地球的各个角落。许多人变得超乎想象的富有。
现在，就在欧洲各国准备一头扎进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血腥战争中时，苏格兰开始回想起自己是谁。只有当战争的硝烟散尽后，我们才会看到她将会如何发扬这些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