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精选
《在出版界二十年》是一本由张静庐著作，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4.80元，页数：14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出版界二十年》精选点评：
●不错的书，尤其是对中国现代文学或着现代出版感兴趣的人来说。泰东、光华、现代、上海期刊公司，这些名字已经融入现代历史了。
●有点意思，不过有些紧要处却含糊而过
●该是位有趣的先生，读了太多评传和研究性学术文章，回来看老先生们的自述日记书信，真实感扑面而来。【想看各大出版社黑历史怎么办。。。
●前辈的满满诚意
●泰东、光华、现代、上海杂志公司…… （这把简单体验一下，下把就看那个出版史料）
●有的地方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总是读到正趣味 跳过下一个事儿了 不过老先生可以的 凭着对书的爱 走南闯北
●看的是上海书店1984年复印的1938版
●120528读过
●纪念张静庐先生120周年诞辰
●作于1938年。张静庐（1898-1969）出身屠户，仅受小学教育，学徒时期爱上读书写作，阴差阳错于1918年踏入出版界，成为出版商，因着作家阿英“要编纂一部比较详尽的新文化运动史，似乎不应该忘掉你”而作此书。除了前期的成长经历，主体是在上海的出版从业经历，从入职泰东书局（与郭沫若同事，并出版《女神》等），到创办光华书局、上海联合书店、现代书局、上海杂志公司，论及自身事业及同行情况，可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业的大概。张乃随性有胆之人，起起落落一直做下去，倒也显得热情十足。
《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一)：混迹民国初二十年
张静庐先生在出版界的二十年正值民国初期的一二十年，新文化运动思潮涌动，又逢战时动乱，张静庐在出版战地几经周转，出版事业断断续续。以编辑、发行者和管理者等身份感知出版业。书籍前几章介绍平民屠户家庭出身和早年失败求学经历有些繁琐。
他完全由小说阅读自生兴趣，尝试写作，又逢思想运动编纂书刊，在泰东图书馆发行方式上以账底改革打桩，并积极编辑新小说杂志。后民国十二三年，出版界呈回光返照大报纸杂志盛行，如《妇女》等。思潮、运动不停，张静庐也曾因生计问题离开编辑岗位，出版的书刊因审查制度，刊物因伤风化等罪名被停刊，刊物事实也并非如此，但他个人行事并不拘泥于规则，出版作品创新不断，几次离开编辑岗，因个人经历与人际关系，也还是混迹在出版圈子里。
他创办的上海联合书店经营不错，在曾任职的现代书局联合创办失败，他将走社会科学路线的上海联合书店合并到现代书局，与友人共同经营。沪战争后打开新局面，东方图书馆被毁，因战事上海出版界大为受挫，张静庐因被算计与友人决裂，出走现代书局，后自己成立上海杂志公司。经历友情重创，事业上重头再来，眼光独到，选择杂志发行成立上海杂志公司，更是在经营上有创新之处——杂志退订改订自由。他自称读者出身的出版商，了解读者的选择购买的痛苦，他在出版的读物上也不甘迎合，不愿意成为堕落的出版人。
保证杂志销售的经验之谈中，他提及杂志宣传广告与销售实况时常脱节，广告刊出时杂志已经印刷好，杂志时常印数不够。杂志的销售主靠内容质量，若仅仅依靠连载，杂志期数不能保证齐全，则极容易自断销路。以上是民国时全国发行体系不健全、印刷技术有限情况下书店经营生存的经验，但时至今日杂志的内容质量和印数预估依旧时杂志面向市场的重点把控环节。
张静庐多次提及的上海四马路便是近代文化出版业的阵地，其东段的福州路上便聚集多家书店和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百余家大大小小书肆，可谓当时上海文化人的根据地。
《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二)：在出版界二十年 书评
张老先生个人的一生可谓是和出版界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以自身的经历使我们窥见出版行业的沉浮，用个人视角为我们描绘着二十年的变迁。
本书文笔精炼，有民国文人的韵味在里面。下笔运笔之间的衔接词，句式表达，莫不从古体，别有一番民国风骨之感，也使我读起来更加仔细上几分，怕囫囵着不懂其意蕴。不厚的一本书籍，封面是古朴的肃灰，接近着历史的颜色和意蕴。米黄色的纸张，舒适自然，字体也适宜。开首的几幅画像，勾勒当时文化从业者的儒雅风采，我又从中隐隐感受到了一些固执的文化坚守的气息。
风骨，怕是我读完的一个直接感受了。一则表现为老先生字里行间流露出的谦逊，若说他人的评价也总是不吝赞美的，而自己本身对于更精妙事物的推崇所带来知晓山外有山，不可妄自夸大的文人特质也在张老先生身上淋漓体现。莫不是对自己的要求更高，知晓还能再提高，进而能看见他人的优点，欣赏他人的精妙。谦逊正是心中有他人而并非自己的一种外化表现呐，是万不能从外来文化的视角来评说的。此前此等特质多少有些被否定，但我反而觉得是我们可以一脉相承的东西，保持内心对知识的敬畏，才不会因一些无关事物而满溢出来。二为书中较少的掺杂自身情感，对于一些彷徨期和物质上的困苦，也只是一笔带过。多叙述事件，记录外事，偶加几笔评议。寥寥几笔，却也能从中感受到老先生对于学问的固执，不迁就。这不正是文人风骨？！三则是对 “道”的坚守。对于身为出版家的执着，认为干一行便有一行的道，如匠人一般坚守。据此，老先生的风骨便已大致明了。
书中我清晰的感受到两点，一是对于书那份狂热的喜爱，和命运般注定的纠葛。使得多次回归出版社，辗转几次仍义无反顾，在外人看来也莫失可笑。不拿热钱快钱，以致家境拮据，这貌似无可避免，书中少提及私事，我也便不好揣测是否文人情操的一大弊病还在于忽略家庭。自感老先生重于精神多于物质，书中略带有的万般皆下品，唯有书籍高的气息，也可解释为对于书的狂热，便是这种特质之人，才能更好铸造出版界的兴盛，略带偏执的特质则整肃了出版风气，这份固执实乃吾辈之大幸。 其二便是行业风向紧跟政治走向，尤其是在那个战火连天，战局更迭的时代。这时，出版和社会的关系就更加凸显了，让我们更明了文化传播工作不是孤零零的，是与社会紧密相连的， 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评判的单纯的一份谋生的，好与不好的，是否体面的职业。
老先生在书中向来置物质上，肉体上的痛苦于低层，连牢狱也只是轻巧带过，凝练笔墨捎带刻画，不以自己为中心，也不想向大众讲述些凄苦之事，只是单纯描述。这点让我很喜欢，主观色彩较淡，更多的是想让我们了解那时人，那时事。
简言之，此书描绘战乱初起的民族出版业的兴衰沉浮与彼时文人志士投身于此的不懈坚持努力。《在出版界二十年》益于我们思索·明晰出版不仅是个人的，也承载着相当的社会使命，有其道于中，有其志于此。
《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三)：辗转沉浮
从这本性质为张静庐自传的著作，我们可一窥民国出版的格局演进，却也暂且可以看成是民国或中国近代化的一个缩影。展开叙述前，不得不提醒一句，可不要被张静庐对文笔的谦虚给骗了，即使他自诩写自传时用的是幼年写作文的套路，这本自传可要比他想象中有趣得多。
张静庐生于浙江龙山镇，无旱无涝，无战无盗，但有械斗，可见民风尚淳。彼时中国的近代化刚起步，这个“浙江第一村”有一位企业家兴建的马路，奈何人定不胜天，耗资巨但抵不过流沙；有轰隆驶过的火车，待报修时便用人力拉，惹得随张静庐归乡的朋友惊叹不已；有过学堂亦有维新派所建的小学，但企业家为旅游开发想招请巡抚，空害得一帮小学生在码头上站大半天，只吃得着一只小面包，其中便有读完私塾又读近代化小学的张静庐。这似乎是一个谶语，他注定要在这一路途上经历中国由新到旧的变迁和动荡，上下求索。他的父亲与家庭不睦，放弃佣工去做屠夫，受尽地主豪绅的压迫不敢反抗，便成了暴燥脾气，唯一的朋友是一无所有、压根不会穿长衫的乞丐们。此时我们更要埋怨张静庐对文笔的自讽，他对父亲人生的思考足见深刻和洗练，的确是有着极深的积淀。但他毕竟是读完小学便未能深造，从“念天地日月山水土林开始”的小学又返回私塾，再年岁长些往沪当了酒徒，纵是辛劳也挤时间看“小书”、《小说月报》，唯一的希望是去商务当一名见习生，每天都要独自站在书店林立的棋盘街，透过橱窗看其中五颜六色的书封，有了做出版家甚至作家的想望。心中有了萌芽，便有茁壮发枝的可能。
张静庐又辗转到洋纸号作工时，正是“礼拜六派”活跃的时代。然而书太不易得，身为学徒拥有书更是稀少，后来张静庐创上海杂志公司是便不用玻璃柜，供读者自由翻看，还被取笑舍不得装修费，殊不知是他的良苦用心。书看得愈多，创作的欲望便愈强烈。当处女作被退回后，张静庐的下一篇稿子终于在《妇女周报》上发表，令他兴奋不已。这是他人生间少有的创作时段，彼时盛行的是礼拜六派的作品，不是恩爱离别的鸳鸯蝴蝶派便是大谈鬼怪的笔记小说，剩下便是隐约有作者生活的影子的章回小说。张静庐也想创办自己的刊物，于十七岁办小型报《小上海》，不久便因刊登过于前卫的文章被关，再举债办刊物，因不懂发行被骗，一无所获，悻悻去国文函授学社当秘书，奈何这学社根本便是一大骗局，只能伺机离开。终于有机会当副刊编辑，但不多时政治变动，报纸便就此停刊。辗转，辗转，六三运动开始，作为《救国日报》的编辑赴京向当局联合请愿，被抓入狱。
我想现代人不太能明白他们的勇气，明知是赴死的行为，亦受过其他联合会的劝告，仍要犯险。但无论如何，他们的爱国情怀赢得了尊重，在狱中以低价租到被褥，还经常受到学生们的慰问。张静庐竟不想走了，这牢狱生活安逸又不需劳力，乃至于离开时还有些恋恋不舍。但他出狱后突然的一场大病，依旧昭示这场牢狱之灾的后果。适逢泰东书局欲放弃鸳鸯蝴蝶派，转变为新，张静庐便主编了《新的小说》，正式踏入出版界。出版部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他们能给其中一位编辑起“王八蛋”的绰号，在外做各种各样的“小货”，一人做了公职便帮助其他人也领薪水，实在是有趣得很。后来张静庐受荐作外勤记者，很快被因揭示官员的欺骗行径受过，自行离去。
在郭沫若等的帮助下，张静庐与朋友们以七十五元创立光华书局，上海第一家“新书店”建立成功。没有资本，没有账底，没有固定工资，就这样光凭人脉建立起来，成为文化运动的一股力量。书业发展总随政治形势变动前进，星期六派回光返照不久，新书业崛起，炮火中的革命又催动生了庞大的印刷利润。光华书局无疑切中时代，不然五卅周年示威传单何以预藏其内？但光华书局的文艺书路线难以满足张静庐的心，他便另起炉灶创立上海联合书店，售卖革命需要的社会科学图书。又是辗转几载，北伐之后，新书事业十分凄惨，他应邀回到现代书局，用人唯贤，终于使现代书局回生，却因代人受过遭不满，被“知己”耍阴谋辞退，莫不是再不能重的打击！
最好的回击也莫过于穷途而起。他深知读者购买力不强，不如专营杂志事业，辗转由20元、由三个人创立起上海杂志公司。此时便能看出张静庐的胆识和策略，他采取薄利多销的方式，明知风险巨大，仍给予读者退订、改订极大的自由。但出版的心还未老，面对畸形发展的杂志界，张静庐与他的杂志公司义无反顾地复刊《译文》、出版《作家》，为提高出版物的水准作出自己的贡献。而由于上海杂志公司建起的声誉，《作家》连一纸合同都不曾签。
翻阅完这并不算厚的一本自传，随张静庐从清末走到抗战后，与张静庐的人生、出版业作一番沉浮，到终尾才会明了，张静庐投身出版源于爱书，喜爱做书，也源于责任和理想。他受过读书难的苦，始终未能深造，但也从此立下服务读者的宗旨。人生辗转，但他始终明白，“出版家的精神堕落比赚钱为目的更可怕，更可忧虑”他要做的，便是拨开丛林，踏出前路。
《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四)：《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
《在出版界二十年》是我国近代优秀出版家张静庐的自传。张静庐（1898~1969）自幼家境贫寒，又因为父亲对读书人有偏见，因此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然而他凭借着对出版业浓厚的兴趣、高远的出版理念、对读者的人文关怀、坚韧不拔的毅力、精明的出版生意经和深入的理论研究成为一位非常成功的出版家。张静庐一生在出版业奋斗50余年，本书命名“二十年”是因为该自传原写于1938年，但因抗战动荡，建国后张静庐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直到1984年上海书店才将其影音出版， 2005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又将其重印出版。
张静庐出生于浙江镇海县，幼年家境贫寒，只读过小学。他在15岁便外出做学徒，先是在酒行后转到洋纸行。由于爱书，他白天做学徒，晚上熬夜读书，这也为他日后从事出版打下了基础。
张静庐热爱读书写作，四处投稿，机缘巧合结识了泰东图书局的经理赵南公，由此进入泰东图书局，开始了出版生涯。在对出版工作的不断探索与实践当中，张静庐做过编辑、发行，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1925年，张静庐与卢芳、沈松泉合伙创办光华书局。由于缺少资金，就由张静庐向纸行赊欠纸张、沈松泉负责去找一些暂时不用付钱的书稿来出版。之后，又由张静庐半募半捐了两千多元的资本，并且在张的提议下开设了光华书局的武昌分店以及北京分店。期间张静庐还有组织上海新书业工会的想法，但是由于当局的阻拦，并没有实现。1927年，现代书局创办，张静庐任经理，他的经营才干渐渐显露。尤其是他再度进入现代书局之后，对人事、经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现代书局有了更大的发展。在20世纪三十年代，对整个新文学有重大影响的大型文艺刊物《现代》，便是在张静庐的倡导下创办的。对于出版事业的不断尝试，1930年张静庐独自创办了上海一家纯粹的社会科学书店——联合书店。1934年，张静庐创办上海杂志公司，在杂志经营方面，上海杂志公司开创了“退订改订绝对自由”的方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不仅如此，张静庐还在杂志发行、广告方面也都不断进行着新的尝试。1943年，黄洛峰以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以及新知书店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出版机构成了了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张静庐被推为联营书店的总经理，同时张静庐在重庆期间为争取出版自由而奔走呼号。在1945年7月11日重庆版《新华日报》上，张静庐发表了《出版工作者往哪里去？》的文章，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出版工作做了回顾与检讨，并且号召广大的出版工作者继续为文化而努力。新中国成立后，张静庐被调往中央出版总署，先后担任计划处副处长、私营企业处处长、出版总署专员，后于 1955 年任北京古籍出版社编审，1957 年任北京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组组长。
张静庐强调自己是一个“出版商”，而不是一个“书商”。正如他所说：“希望认识我和不认识我的朋友们对于我有最低程度的了解。这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分界线……出版商人似乎还有比钱更重要的意义在这上面。以出版为手段而达到赚钱的目的，和以出版为手段，而图实现其信念与目标而获得相当报酬者，其演出的方式相同，而其出发动机完全两样。”张静庐希望出版能够有一定的精神作用，而不仅是赚钱。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张静庐对于出版的感情是纯粹的。他的人生和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但他终没有放弃，张静庐能在那个年代的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肯定是有他的独特之处和过人之处的，但是在自传中，他没有花很大功夫对自己歌功颂德，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张静庐为人的一些品德。第四，在出版界，编辑和作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张静庐成就了郭沫若，郭沫若也成就了张静庐，正如叶圣陶成就了鲁迅和朱自清，而朱自清和鲁迅同样也成就了作为编辑的叶圣陶，一个有眼光的出版家，就像一个伯乐，要有能发现千里马的眼光。
张静庐说：“我有我的目标，我有我的信念，二十年生活在出版界里，弯弯曲曲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千辛万苦为实现这个信念而工作。”他认为出版业是实现自己信念的行业。尽管张静庐并没有出版系统、完整的专著来论述自己的“信念”即出版思想，但是我们从他的出版实践以及相关文章当中仍可以感受到他对于自身信念的不懈追求。他以传统士人和现代商人的双重身份，秉持全新的出版理念，承担起现代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开创出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局面。在他们身上闪耀着现代出版人善于“守正创新”的职业素养。
我想，正是张静庐身上的这些品质，使得他最终能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
《在出版界二十年》读后感(五)：近代出版史的缩影
张静庐先生自1952年起，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等巨著，煌煌二百五十万言。而他写这部自传的缘起，就是为了“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从这个角度看，算是为后来的大制作编了份提纲。
同样具有史家意识的出版人回忆录，还有赵家璧先生的“编辑忆旧”三部曲。前段时间刚看完续编《文坛故旧录》。由于写于晚年，赵老已忘却了很多事，加上大量珍贵的书信在文革中被毁，不少细节难以确定。但赵老毫不敷衍，秉承着负责、严谨和求实的作风，写信寻访当事人，搜罗其他可做旁证的资料，并参考他人的回忆。有些文章已发表多年，仍然根据新发现进行修订和增补。如此态度，使得赵老笔下的每件事都言之有据、客观真实，超越了一般回忆录的主观判断，史料价值极高。更有许多赵老多年未解的谜团，在求证的过程中水落石出，例如某幅用于包装纸的鲁迅木刻肖像为何人所刻、《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中断的原因等等。
翔实的史料扩大了“编辑忆旧”系列的篇幅。相较之下，张老这部仅七万余字的小书，就囊括了二十年的出版岁月，可谓“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未在细节上用力，亦能于宏观处谋篇，这部书对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有着全局性把握，更兼张老自身的传奇经历，读者于此书便可管窥近代出版史。
张静庐与其他出版家的不同之处，最直观的有两点：一是出身，具体说来，就是学历和做出版前的初始职业。张老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酒馆学徒，做了两次“回汤豆腐干”，后来又贩枣子，打牌输光钱，坎坷落魄，衣食无着。而商务巨擘张元济是前清翰林、总理衙门章京；王云五则有些类似，在五金店做过学徒，上夜校自学英文，在中国公学时成为胡适的老师，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高于张老许多。赵家璧在进良友之前是光华大学的英国文学系毕业生。第二是出版社经营之路，张老在建国前曾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经历过拆伙、背叛，起起伏伏、更迭频繁。而其他出版家，若忽略建国后的公私合营，则大多为一社而献终生，如张元济之于商务，章锡琛之于开明，陆费逵之于中华书局；亦有如赵家璧之于良友、晨光二社者，但极少如张老这般“履历丰富”。从人际交游上看，这部书也不似其他出版家那般名流迭出。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出版界“基层经验”，在宏观的视野下，才更能让读者窥得历史的全貌。
比如一篇随笔引发的“书店官司”，道出了当时出版界的乱象丛生。“在公共租界里干着文化事业，随时有触犯‘奴隶法律’的可能”，彼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没有相应法规，完全要看“手腕如何”。就算遇到贤明审判，“胜利属于你，麻烦也就会使你更多，多得你一定要放弃你所探求的理想的‘公理’，仍得施用手腕，待他们感到一定限度的满意的时候为止。”毫无权势的基层出版人，实在艰难！
出版乱象还包括对版权的无视。张老谈到1925到27年“新书业的黄金时代”时：“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马上可以发财。同样，印刷所的老板们也可以靠此发财，因为这些书都没有版权的，……只要你有法子印出来，不怕没有销路。”在谈到随《游戏》杂志而风起的“同样刊物”时，张老特意注明：“不仅内容同，就连形式和定价也完全相同的。这是中国文坛和出版界挺会玩的拿手好戏。”如此赤裸裸的盗印和抄袭，虽然满是污点，但形而上之，或许也是经营环境恶劣、体制尚未建立、立法漏洞百出的时代背景下，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或利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吧。但正因为此，这些通过正当手段经营出版，并使之发展壮大的出版家，才更显难得，更值得敬仰！
此外，张老还通过自己的学徒经历，曝光了不少行业潜规则。譬如洋纸号的“冲磅”，“将实际的六十磅纸张喊做七十磅”；“剃头”，“将每一令纸（五百张）抽出五张或十张”；“调包”，“将比较劣等的纸张，在包皮上面换贴一种顾客所指定要买的商标牌号，待你觉察到时，白纸上已经印下黑字，要调换也没有办法了”。尤其“调包”，最是无赖奸滑。然而凡出版必用纸张，这又提供了近代出版史的另一侧面。
又如风行一时的“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或滑稽调笑、或玄学迷信、或江湖奇侠，都从阅读喜好的角度，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风味和大众心理。而后北伐战争，《三民主义》和《中山全书》热卖，清党运动之后却一落千丈。国民政府时期又有了新的管制措施，“一本记述儿时生活的小说，也会加上‘反动’的罪名”，只因跋文中有一句“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政局不稳，法令更替，实是近代出版界不可忽视的大环境。
每每读到“屌丝逆袭”的奋斗史，毕竟胜败有凭，我总不禁想探究内中原因。那么张静庐为什么能成功？
张老对书的热爱自不待言，但他也勤于笔耕，并且勇于展现自我，大胆投稿，在得知小说《游丝》被《妇女周报》采登后，就主动拜谒了主编沈卓吾，成为忘年交。有的时候，机会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张老还是一个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人。他的“棋盘街巡阅使”生涯尤为重要，既对书店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又亲身感受到广大读者的心理：“我自己是一个读者出身的出版家，我深切地感觉到没有钱买书而要想‘揩油’看书的困难。所以当我创设上海杂志公司的时候，第一步办到一切新书杂志都摊放起来，绝对地并且很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张老第一次尝试出版杂志，直接托报摊书店代售，吃了大亏，所以后来尤其注重“代理发行”业务，成绩斐然。
张老极富开创精神，同时拥有独到的眼光，这使他创造了许多“第一”：光华书局是“上海第一家纯粹的新书店”；用二十元办起上海杂志公司，在此前，“中国还没有专营杂志事业的书店”；包括建国后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也是第一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资料书。有开创精神的人，则不会落后。
张老白手起家，还离不开朋友的广泛帮助。他与沈松泉、卢芳以二十五元的资本合办光华书局，“因为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一家‘干伙’的小书店，创办的又是三个在书铺子里时常跑进跑出的‘巡阅使’，所以格外容易得到朋友们义务的帮助。……邱韵铎先生替我们看校样，叶灵凤先生替我们画广告，都为着有相同的兴趣。”当他正想在社科出版上有所建树时，同乡朋友洪雪帆“正愁着装满了大皮箱的钞票没有用处，来和我商量。”当他被“踢出现代书局”，厌倦人生，“过着变态的生活”时，“张振宇先生忽来找我，要请我担任他的时代图书公司的华南五省总经理。人在落魄时，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这在一方面体现了人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张老自身的能力高人一筹。
不过，“友谊的小船”也经常翻。他在光华书局与沈松泉拆伙：“经验告诉我，合作的事业，总是不容易维持久长的。集合开始愈便利，离散时间越短促。”在现代书局被洪雪帆摆了一道：“没有一丝血痕的一把利刃，从我认为有‘知己’之感的朋友，亲手刺进我的心坎！”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最后，这部回忆录的文笔也相当生动。张老讲到“巡阅使”看新书的不易时：“当你一只脚跨进书店的门槛时，全铺子里伙计们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不约而同地射到你的身上来，使你没有勇气再搬动你后面一条腿；就使放着大大方方的模样走进店去，站在某橱窗的前面，当你的一只手还没有举起来（或许是举起来抓着头皮上发痒的），就有一位伶俐的小学徒很快地跑来，站在你的身边，牢牢地叮（按：应为“盯”）着，叮着，叮到你走出他店门为止。”实在是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书中还有不少口头语。例如讲到械斗，“死了一个人等于一只老鸭钱”；“念雨书”，指“晴天里下田做工，逢下雨的时候，才领到私塾里去认字”；功课不及格，是“吃‘红萝卜’”；“回汤豆腐干”，则是指学徒“凡是没有度满三年时间而中途退出的”人了。这些方言都为文字的表达增添了不少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