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锦集

　　《现实主义的限制》是一本由[美] 安敏成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3.00元，页数：2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现实主义的限制》精选点评：

　　●4号读完。P124，“革命失败后，他们每一个人必须作出决定，或者限制自己变革的热情，或者拥抱这个堕落的世界——他们必须在生活中放弃对历史进程的重要参与。”在书中，作者将文学作品中的性与革命相联系及在很大程度上等同起来，因为“都是发泄着过剩的精力”……材料多是二手的，甚至包括作品原文。

　　●作者探讨张天翼、沙汀、艾芜和吴组缃的作品特别精彩，但是现实主义的限制究竟在哪里，还是很模糊。所谓道德阻碍，即是希望小说完成净化功能和实际客观描写、暴露带来的绝望感之间的裂隙；所谓的社会阻碍，即客观观察、把握社会全貌与作家不满足止于摹写而试图进行主观分析的矛盾，而超越现实主义的实质是现实主义的终结，作者论述这条线索是明晰的，但仅仅反映中国作家不断调和矛盾，弥合裂隙的过程，而采用具有个性色彩的写作技巧，但限制在哪里？还是“感时忧国”吗？

　　●二刷。思路基本清晰。翻译实在一般。

　　●我竟然没有觉得有多好，毕竟分析的文本都很浅而且用烂了，我是怎么了。。。我感觉我不会读现代文学了，以前我应该挺在行啊。。。

　　●阅读中总感到游移之处一方面可能在于文本转译层面丢失的context，另一方面就是现实主义本身在论述中（尤其一旦进入文本本身）被悬置起来了，它好像被当成一种标尺却又很快被否定掉。如何历史化地阐释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的实践与现实主义本身的乖离仍旧没有做到。这使得导论部分构成了断裂本身。

　　●论述的时候有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惯有的别扭感。但总体来说，比王德威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属学术研究领域难得一见的天才作品。

　　●五四后所引进的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在20年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成过程中，以及30年代民族危机的救亡诉求中，所经受的选择性吸收和演变过程。治愈了我一些不成熟的模糊想法。文以载道的工具性传统始终压倒着审美，革命青年希望用文学引领人心改造社会。五四青年推崇现实主义是因为它的视角是向着沉默的民众的，鲁迅改造现实主义是因为不满意其内在的情感净化作用，他要用讽刺让读者反思自身的劣根性。而30年代拒绝现实主义是因为他要在救亡的诉求下，赞美和预言一个新生的集体主义的“群众”，而非揭穿现实本身。

　　●今天也依然对姜涛的语感着迷不已…最后一章尤为精彩，如果早点读到这本书上学期的pre应该能更完善吧，好在基本点没跑偏

　　●设想作者谈路翎，他会怎么来看待路翎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一)：最后看完了心里还是觉得差一点点

　　这本书的框架结构能够给人很多启发了，虽然所谓的偏颇之处是存在的。感觉最后一部分“超越现实主义——大众的崛起”写得稍微单薄了一点，可能因为这个不是论文的重点吧。

　　最后一部分论及三十年代写作者在“单纯美学决定论”与“盲从思想观念”之间的中间地带所做的写作努力——书写大众上的文学实绩，列举了《创造》《倪焕之》《水》《海岛上》《一千八百担》等多个文本，写了二十年代令叙述者恐惧的愤怒的大众和三十年代原始本能支配下的大众，后者已经跳脱出了二十年代写作者惯有的“看”的思维。但是，安敏成并没有列举他在结论中所说的“步调一致、目标明确的政治群体”。这个借“大众”完成的超越，仿佛只写了一半，收煞得突然。对于事实机理的分析，也不如之前的几章细致。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写累了。收获还是很大。致敬。一个海外学者，对中国现代的了解，足够让中国人汗颜了。

　　《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二)：现实主义是种写作策略，“现实主义小说”是个悖论

　　今天总算看完了书市买回来的那本薄薄的《现实主义的限制》，作者安敏成，是海外汉学家，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才华横溢啊，可惜因病英年早逝，年仅42岁。

　　大家想必还记得西方文论课上讲的艾布拉姆斯，再不然也还记得文学概论课上讲的文学内部的四个因素吧，那四要素是：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安教授说啊，“现实主义小说”这个词根本就是个悖论，既然是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反映关系，那么就算不得小说，因为小说本是虚构啊。因此应该如何理解现实主义小说呢？应该把现实主义当作一种写作的策略、一种修辞，而不能把它跟认识论（认识真理、认识现实）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文学四个要素中，他强调的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抛开的是作品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同于我们所学的，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镜子那一套理论（反映论），感觉上，在反映论的理论里注重客观，作家个人只能做社会生活忠实的记录者，而安的理论则是更注重个体主观，注重文学、美学相对于社会生活的独立性。那么他这本名为《现实主义限制》的书讲的是什么呢？他讲的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家如何根据自己的社会关注（入世愿望）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小说美学、又如何在实际的小说实践中改变、突破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小说美学。这就是全书的大致框架了。我说得干巴巴，具体的分析还是看书里的有意思。比如他说，批判现实主义美学实际上是确立了一个独立的自我，这个自我作为观察者超然于他所观察的世界，是启蒙主义式的自我，我觉得说得真是好。

　　《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三)：谈主义要讲语境（随阅读更新）

　　“现实主义”一语直到今天仍拥有相当雄辩的——和政治化的——说服力：每一重要的政治解冻时期（包括1956-1957年间的“百花运动”和后文革时期）的文学都被当作是对解放前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良性复归而受到热烈称赞。

　　1

　　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受到挑战：

　　基于语言学的当代批评，现实主义所谓“可以直接反应物质或社会世界的现实主义假象”已经遭到了质疑。“一部小说是一种语言建构，其符号学身份不能被忽略”这一说法在当今学界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和常识。

　　2

　　现实主义小说的意识形态性：

　　“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通过维护一种与现实的特权关系来获取其权威性的。”

　　与其说现实主义再现现实的客观能力，不如说“现实或许可以看作为——至少暂时的——仅是想象的产物。”

　　研究“现实主义”使用的历史语境犹如一场考古学式的勘察，现实主义从来就没有特定的定义，它自世纪之交救亡图存被引进的时候就具有意识形态性（比如梁启超的文学功利性），直至1942年毛泽东《讲话》发表的文艺政策，所谓“现实主义”的内涵不断地进行着流变，具有含混性，借此也可以映照出20世纪“文化及历史情境的活力所在”。作者还说到，“阅读20或30年代任何一位重要的中国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你会为他们严肃的自我意识的高度凸显所打动。作家们一次又一次将自反性因素坦率地引入作品。”

　　《现实主义的限制》读后感(四)：多棱镜下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 ——读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

多棱镜下的革命话语和“现实主义”

　　文/林培源

　　1992年，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因病去世，时年40岁。安敏成是美国汉学界中少有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英年早逝，是海外中国国文学研究的一大遗憾。1993年，安敏成逝世一年后，同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著名的捷克汉学家马利安·高力克（Marián Gálik）先生在《美国东方社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发表对安敏成代表作《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的评论。高力克将安敏成这部力作与他的美国“同路人”相提并论，其中涉及1970-1980年代三位前辈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Romantic Generation ofModern Chinese Writer，1973），林培瑞（Perry Link）的《鸳鸯蝴蝶派：二十世纪初中国城市的通俗文学》（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Cities,1981）以及耿德华（Edward Gun）的《被冷落的缪斯：1937-1949北京上海的中国文学》（Unwelcome Muse: Chinese Literature in Shanghai and Peking 1937-1945）。可以说，和他的三位美国同行（其中李欧梵是华裔美籍学者）相比，安敏成在中国大陆知识界的名气要稍逊一筹，然而，高力克一文的目的，正在于提醒学人对这部严谨的且视野广阔的著作之重视。有趣的是，安敏成在书中提到了耿德华，甚至还谈及当年普实克（高力克的老师）和夏志清的论争。从某种程度上，不啻为学人与学人之间的遥相呼应。

　　《现实主义的限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安敏成在其中展示了其深厚的哲学功底，整部著作，既有严密细致的文本分析，又不乏宏观超脱的哲学洞见。这使得他与诸多学界中人拉开了距离。尤其在第一章《导言：讲述他人》中，安敏成以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梳理了西方与中国现实主义的源流，并将现实主义当做一种美学经验的实践形式。在导言其后的两部分，安敏成从“发生论：文学经验的生成”和“净化论：文学交流的功效”两端切入，以其手术刀式的精准，解剖中国现实主义的“发生与接受”。在“发生论”一节，安敏成以“镜子”在中西方文学中的隐喻之异同为例，着重阐明以下观点：在西方，现实主义被当做一面镜子（试想司汤达有关“小说是面沿途移动的镜子”的说法）映照着现实，其后自有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强大的“反映论”作支撑，它反映现实的客观立场与欧洲近代的启蒙观念息息相关；就中国的语境而言，当镜子作为现实主义的象征时，它更倾向于“诗言志”——即抒发性情、感染人心，训诫他人的一面，镜子隐喻的是一种精神境界，通过它，作家的主体性从客观事物中摆脱出来，从而向“道”敞开。而显然，第二小节的“净化论”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读者反应”与亚里士多德的文学观作比。中国的文学传统自古有“文以载道”之说，周敦颐亦有“文辞，艺业；道德，实也”之言。换言之，文学在中国传统中被视作“通道”，道德律令作为文学“实”的一面，起着强烈的规训和限制作用。说得再直白些，与西方注重“摹仿论”不同，中国文学的伦理责任压倒了对摹仿的兴趣。这样一来，安敏成便从梳理中国的现实主义观，进而将小说从诸多文学体裁中拎出来。在中国传统中，对于小说通常的理解有两种，一种是强调其叙事性特征（类似一种准历史），一种是强调其作为道德训诫或哲学的附属物。“在中国，没有净化的观念，小说（不是所有的文学）依然要执行教化的功能”。这一深厚的传统从古贯今，在中国遭遇外忧内患的晚清和民初新文学时代，更是从诸多纷繁流派中凸显出来。鲁迅在《扁》一文对现实主义（或“写实主义”）下了一个有趣的定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便透露着这股强大源流的余波。

　　以上一章是安敏成写得最深刻也最见其哲学功底的部分，而在第二章《“血与泪的文学”——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他为我们勾勒出“现实主义”在20和30年代现代中国的命运及其演变。从严复翻译《天演论》，到梁启超首次将“写实”这一概念由日文接入汉语（严复和梁启超都将小说当做改革社会的理想工具），到陈独秀《新青年》的文学革命、胡适的白话文改革，再到茅盾和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振臂高呼。安敏成强调，如果将现实主义限定于中国的革命年代，那么，现实主义被热情接受，是因其能够“提供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和接受模式，以满足文化改革的迫切需求”。然而具体言之，在2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论争，侧重“发生”的一面，而在30年代，随着中国革命的急剧升温，现实主义的天平又倾向了“接受”一端。如果仔细勘察安敏成对现实主义的语境分析，我们会发现，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受益于美国批评界扛鼎人物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的“现实观”：“我把现实主义看做是一个可以不断调整的概念，一种支配着某一特定时代的多种艺术规范的体系，它的产生和衰亡均有线索可寻。我们可以把它同它之前、它之后的时代的那些艺术规范清楚地区分开来。”（见《批评的诸种概念》一书）

　　在对“现实主义”的生产和接受问题的剖析中，安敏成始终紧扣其时的文化语境——尤其是对1930左联成立到解体的这段历史的梳理——无论是对茅盾在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之间摇摆不定的批判，还是对鲁迅因《革命时代的文学》而遭受创造社的攻讦的回顾，抑或是对胡秋原、苏汶提及的“第三种人”乃至瞿秋白从中斡旋（瞿秋白作为“和事老”，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蒋光慈和钱杏邨私交甚好）以及对“同路人”的调解，安敏成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的“文学史家”的冷艳，仅凭这点，他就与大陆许多凭借个人好恶臧否史实的文学史家区别开来。

　　第三、四章系文本分析，其一为《鲁迅、叶绍钧与现实主义的道德阻碍》，其二为《茅盾、张天翼以及现实主义的社会阻碍》。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实主义”的开路先锋，《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伤逝》《在就楼上》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小说，为中国新文学奠定基础的同时也抵达了巅峰。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的独特魅力在于其自身清醒的“道德内省”。安敏成的分析着重于鲁迅小说中的“暴力”。这暴力，被看客的“看”与“被看”、“施害者”与“受害者”的共谋包裹起来。借助韩南（Patrick Hanan）在《鲁迅的小说技巧》（The Technique of Lu HsÜn`s Fiction）的相关论述，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中充满了电影的镜头感以及吃人的眼睛意象（“观看”的另一种变形），并由此“创造出读者与庸众间的紧张对峙”，尤其是《祝福》中，祥林嫂对叙事者的一步步的逼问：“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魂？”面对作为“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的祥林嫂，叙述人闪烁其词（“说不清”），正是这个沉默揭示出一重核心问题：“祥林嫂的追问，颠覆了知识分子精神上和道德上假象的领导权，同时也让他发现了自己与迫害她的集体暴力之间的同谋关系。”有趣的地方在于，安敏成认为鲁迅的小说总是在结尾遁入单纯的情感反应，在幻灭和希望之间闪烁着一抹相对的亮色。鲁迅的文本中充斥着“但”，这是“曲笔”，也是一种对读者的阐释逆转，“鲁迅的小说期望开启的批判意识之门是以转折词‘但’为门枢的，读者一旦踏入，便不能再脱身”，这一洞见，彰显出安敏成惊人的文学勘察力和批判力。以鲁迅为例，安敏成循着这一道线索，对叶绍钧、茅盾、张天翼的现实主义做了深入分析，其重点还是在于说明现实主义的美学性质与其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社会使命”之间的复杂关系，囿于篇幅，本文不打算对安敏成就这三位作家所作的分析进行再度阐释。

　　在终章《超越现实主义——大众的崛起》中，安敏成将手术刀切向了大众的集体话语与现实主义的“失语”之间的紧张的对峙关系。他以茅盾的《创造》、丁玲的《水》、张天翼的《仇恨》、叶紫的《火》、沙汀，艾芜，吴组缃等人的小说为例，进而分析小说家在展现“大众”的命运、情感和行动时，他们坚持的现实主义所遭受的削弱和阻碍。“‘批判现实主义’一词内含的文化批判取向，假定了观察者‘我’与观察者的分析对象——社会之间的两极分化”，新小说从20年代到30年代，作为展示民族自我的工具，其意义和社会功效其实与开始引进之处相比，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就好比一个被不断涂抹、改装和加工的模具。后来的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更倾向于“颁布一幅全新的意识形态化的世界图像，而不是像早期现实主义者那样，致力于开掘虚假的世界观与真实的社会现状之间的差异”。

　　在阅读安敏成的这部著作时，笔者常为其洞见所震慑，与另一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的著作——李欧梵的《现代性的追求》相比，尽管同样涉及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一段现实主义文学史，但安敏成似乎更善于抽丝剥见，他深入到文学内部与外部的肌理，对纷乱的文学现象和演变进行探幽取物。这点，还具体体现在他对原始文献的强大的辨析与考掘能力，我们仿佛看到安敏成手持多棱镜，将射于其上的光谱缕析出来。而多棱镜下的现实主义，既有其限制，又有其超越的一面。纵观整部著作，安敏成利用其海外汉学研究的“比较”视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现代文学的“断代史”，不管是对现实主义源流的考辩，还是对作家个体的文本阐释，可以说，安敏成完成了一次华丽的飞越。

　　2015年12月03日

　　于清华园

　　注：《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安敏成(作者), 刘东(编者), 姜涛(译者)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1版 (2011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