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新编（上）读后感100字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是一本由冯友兰著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8.00，页数：6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精选点评：

　　●抛开历史原因加入的分析不谈，很多内容讲得还是挺不错的，尤其是相比于之前的《中国哲学史》加入了辩证法的分析和人物历史背景分析 8.2

　　●只作参考读物，应该远不及英文版的简史

　　●我有的是6卷本，82年第3版

　　●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本书的很多地方有刻意的政治宣传的意味，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遗憾，但冯友兰先生深厚的哲学、史学功底，以及对人生历史那种淡而不浅的反思，让人产生无限的回味

　　●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意识形态的味道 从70年代飘来 混杂着唾沫、血与尿、荷尔蒙 让人为止恶心

　　●好书，中国人都应该看看，不然枉为中国人也

　　●补记 可以读

　　●启蒙书啊 想看完都想的成执念了 求购全三本，就这版！！！

　　●基本史料准确，分析到位。书中多用经济视野下的阶级分析来讲思想的社会基础，是框架先于史料。多用“新实在论”和“唯物唯心”来界定、评价思想，已无太大说服力。口授写作导致有些内容前后重复，书体冗长，有碍阅读。

　　●这才是中国的哲学家 可惜新编颇多意识形态……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读后感(一)：读冯新编0101（自序、全书序论第一节）

　　读冯新编0101（自序、全书序论第一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1980年修订本。前“01”，第一册；后“01”，第一篇笔记。数码以此类推。

　　《自序》（198008）

　　冯：我所希望的，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

　　抟扶摇按：冯不但希望，而且实践了。他的希望就是他的意欲；他的实践就是我现在读的这套书。这套书有7册，据说最后一册大陆不发行，所以我也不论。前6册，实际上是没有人具体评论和商榷，难道是因为“糟得叫人懒得评”吗？也没人这样说。不过在说冯的字里行间，人们多说《新编》不如旧编好。但是人们是明火执仗地批评冯的“希望”的，这批评实际上表现为讥刺。讥刺冯，实际上是讥刺者讥刺马主义。可是我想，为什么不能改换门庭，按马主义来重写旧编成新编呢？中国古代哲学是一块玉，而“主义”们是攻玉之石们。因此冯老说要用马主义来攻中国哲学史，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有什么好讥笑的？我以为讥笑者本人堪讥笑。人家冯老亮出了研究方法论的旗帜，你敢说出你尊奉的主义吗？偷偷摸摸、扭扭捏捏的人居然讥笑堂堂正正、落落大方的人，岂非笑煞人？至于冯老把马主义用得好不好？如果用的不好那么是马主义本身有缺陷，还是冯老操刀不好，抑或是两者都有，那是另一回事请，是恰恰需要具体辨析的，可是这些讥笑者一概没有。这算啥学术批评呢？

　　冯：经过这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

　　抟扶摇按：一次是学苏联人治学，一次是按“评法批儒”的口径写文章。冯老说“折腾”，那就是全面否定了这里的一学一实践。看来冯老是有委屈自己而随风倒的人格特征。这种人容易说过头话。就我在80年代读到的苏联人和东欧人比如东德人写的西方哲学史或哲学概念之分析的著述，那时全面超越中国学者的，理论严谨，逻辑严密，密封得像水晶棺材，真正的缺陷是繁琐而缺少生气，但是苏欧学者的哲学著述绝对不像冯老说的那么潦草。冯老说的那种治学方法恰恰是我们中国人学马主义而四不像时的做法。这种样子的做法一直维持到文大哥；这种样子的做法之“神韵”，一直维持今天，虽然我们今天的学界依然对马主义不恭敬40年了。

　　第二次，即按“评法批儒”的口径写文章，这也不能一概否定。那时就懂事而又爱学习的人应该记得：“评法批儒”里的“批周公”没有搞起来，那是毛主席制止的。于是这场思想运动集中于批判小老虎。小老虎的笔记里多所抄录丧家狗的语录，这本来倒没有什么，因为毛主席的文章里也往往引用孔子的事迹和孔二的话。摘录和引用，本来是青菜萝卜各人爱。是小老虎叛党叛国的行径给毛主席判定为骗子，于是毛主席才从揭露骗子的角度来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小事聪明、大势糊涂的虚伪性，他以期来一个全党学习马主义的热潮。这样的“评法批儒”当然不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正规的学术研究。但是学术研究也难免抓取一点而为现实、为政治服务，这一点也不可否认，这一点本也是学术研究的一项责任。黄埔军校的佩剑上模铸仁义礼智信，这不是为政治服务吗？毛主席叫郭沫若写《甲申三百年祭》，并且作为党内整风运动的必学文件，这也是史学为现实的政治服务。其实这样的“服务”研究和更加超脱的学术研究是可以相互包容，相互修正的。为什么所谓的“纯”学术研究就要一概排斥“服务”研究呢？其实，40年来，我们的很多文史研究打着“为学术而不为服务”的旗号，大肆为反马反共反毛反新中国服务。

　　冯：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直接写……

　　抟扶摇按：这里有几点注意。1）说“继续写”，那就是不修改先前按马主义而写出来的东西。但是全书又标明为“修订本”，那就包括修订过去写的东西。究竟是不是及修订，又新写，话没说请。2）依然按马主义写，不过不依傍马主义。这个“依傍”是含义明确的，就看冯老做得怎样了。3）写自己的，不依傍别人。这是说不依傍某种自上而下的具体政治了。这一点是起码的学术态度。

　　《全书序论·第一节》

　　冯：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

　　抟扶摇按：这是第一节的标题。有点故弄玄虚。其实前一个“历史”才是真的历史，即过去发生的事情的集合，是客观存在。后一个历史实质上是“历史书”。历史书讲历史。这里，历史是有限而唯一的，而历史书是无穷而多样的。历史书的“书”，外延广大，从篇幅上说，可以是片言只语的陈述，也可以是煌煌巨制；从性质上说，可以是学术的，也可以是文艺的，比如历史小说、历史剧；从方法上说，可以是考据的，也可以是论说的。大体这样，不过我们一般讲的“历史书”，指的是学术著述和根据学术著述而写的更通俗的历史教科书或普及读物。我们还要注意，历史本身是没有立场、观点和指导思想的，但是历史书有。于是在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指导思想孕育下而生产出来的不同的历史书，就好比从360度看历史这个唯一的球体。于是历史书之间会产生联盟或对抗。

　　冯：写的历史也永远要重写。

　　抟扶摇按：这是说得对的，因为历史书受立场、观点和指导思想的影响，而立场、观点和指导思想会转变和新生；也因为时代，即现实，也就是未来的历史会提出新要求。冯老这句话自是他的论说的结论。他的论说不怎么地，但是这句话就是克罗齐那“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思。老克讲的“史”，就是指“史书”、“史述”之类冯老讲的“写的历史”。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读后感(二)：读冯新编0102（全书序论第二、四、五节）

　　读冯新编0102（全书序论第二、四、五节）

　　《全书序论·第二节》

　　冯：它不要摹绘历史的细节。

　　抟扶摇按：冯老说话真是小处不检点，第一节里已经有了，这里还有，大概后面还有。“它”，史书。冯老对这句话而举的理由是“不可能”、“不必要”。这里可以看出冯老的逻辑思维有点毛病的。“不可能”是说细节太多，简直是不胜数，于是摹绘不尽。固然！但是为啥不可以选择细节摹绘呢？文艺是摹绘细节的典型门类，它也不可能把一切细节摹绘殆尽，但好的文艺作品还是成功地摹绘了细节的。摹绘细节和细节不胜摹绘是两回事，怎么可以株连呢？“不必要”就是说细节不是“关键”，因为冯老说历史研究“主要是发现……关键性的问题”。可是他没有想到细节除了数量相对性之外，还有相对重要性，甚至篇幅决定性。很显然，写一部7册的哲学史和写1册哲学简史，取舍的细节数量就不一样，这是篇幅决定的，也反映了相对重要性不同。那些不论篇幅长短而总要采纳的思想材料就一定不是细节吗？比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三者不过是一二字之差，这不是哲学思想表述的一个细节吗？何况冯老还说在阐述哲学思想时还要讲一个哲学“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的讲也肯定是“适度的”，这就涉及选择，而取舍的东西又怎能一定不是细节呢？当然，我们要选择的是相对而言的关键性细节。所以细节和关键并不是排斥的。

　　冯：[1]历史学跟其他社会科学不同。其他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从个别中抽出一般，从偶然……中抽出必然……

　　[2]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正是相反，它的任务就是如实地摹绘……具体过程。这些过程中充满了偶然……写的历史不能摆脱这些偶然……而正是要对它们的发展过程加以摹绘。他当然不只停留在这些摹绘上，而还要对这些过程加以分析以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

　　抟扶摇按：编号是我加的。这两段都说历史研究不同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意思是路数正相反（见[2]）。这是绝对错误的方法论观点。大家看，在[1]里，冯老说“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从偶然中抽出必然，在[2]里，冯老说历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对偶然的摹绘上，而要发现规律。而规律就是一般、必然。所以冯老在具体的论述中否定了他关于历史研究和其他社会科学“正相反”的论断。其实，提出这个论断本来就是错误，何必等到论证后才出现错误。一切科学基本路数都是一样的，都是从个别里发现一般，从偶然里发现必然。可见冯老对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认识还是有重要欠缺的。

　　冯：哲学史还有它自己的一般规律……

　　抟扶摇按：冯老说的这个一般规律就是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斗争，并且是唯物的、辩证法的哲学取得胜利的过程。这个论断显然是教条的、武断的。说是教条的，是因为冯老说的这个一般规律是袭用恩格斯的说法。而恩格斯的说法在当年创建马主义哲学时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当年，唯物主义、马主义在哲学上的一个死敌是基督教，在方法学上的一个重要拦路虎是非辩证法。但是到了今天，情况已经变化了。这里点到即止，不展开了。说是武断的，是因为哲学有不同的流派。你可以偏爱马主义哲学，你爱说马主义哲学的一般规律是“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斗争，并且是唯物的、辩证法的哲学取得胜利的过程”，那你说去。但是你不能把马主义哲学当成全部哲学啊？而其他流派的哲学并不认为这些是一般规律啊。

　　《全书序论·第四节》

　　冯：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物件而思之。

　　抟扶摇按：这话说得不错。冯老把哲学定义为“人类精神的反思”。我不是称赞冯老的哲学定义，我以为不知道哲学的定义也能学好哲学，比如我就不知道“哲学是什么”，而冯老在第四节里却要回答这个问题，拿出了上述的定义。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比较于科学、文学、数学之类而感悟到，并且可以保证不出差错。我为冯老点赞的，乃是他对他的哲学定义里的要件如“反思”做了进一步的说明。这不是我们的所有学者都能做到的。如果不对定义里的要件进一步做说明，那么人们最终还是不能真正理解定义的，而不过是恍惚觉得这个定义“蛮不错”。至于冯老说的“物件”这个词，就是“对象”的意思，很可能是对同一个英文单词的不同汉译。老先生又不是没有用过“对象”一词？为什么在这里偏偏要用“物件”呢？

　　冯：例如物理学是一种知识，不能说是一种认识。如果说它也是一种认识，那指的就不是物理学里的原理公式等，而指的是认识这些原理公式的能力和方法。那就认识论而不是物理学了。

　　抟扶摇按：这里讲“认识（论）”和“知识（论）”的区别很不错。知识是一门学科的内容，而认识是学习这些内容的方法。当然，学习的方法最初也是一种学习的内容，学会了它以后，才能把它施加于其他的实质内容。

　　《全书序论·第五节》

　　冯：近来一提到抽象，人们就有反感，认为抽象的意思就是模糊不清，虚妄不实，叫人不可捉摸。人们喜欢用概括这个词……其实概括和抽象是一回事……

　　抟扶摇按：有道理。但是在用法上不同。抽象还可以作为一种性质。

　　冯：黑格尔所说的“具体的共相”。

　　抟扶摇按：这个表述好，用以称艺术形象好。冯老下面用“共相”来解释李商隐的春蚕蜡炬联，那是很漂亮的。

　　这篇全书序实在没有耐心读下去了。它表现另一种迂腐，动辄马恩列黑，真不知道冯老的精神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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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读后感(三)：读冯新编0104（1-4～1-完）

　　读冯新编0104（1-4～1-完）

　　1-4

　　冯：周公旦制定了一套促进统一的办法，就是分封建国……这就是在各地方建立了许多军事、政治据点……

　　抟扶摇按：这里是讲分封制的做法。从这些做法里可以逻辑地推导出政治哲学思想。其实中国哲学史可以写得像梯里的《西方哲学史》。所谓“哲学”，不要局限于普通看了习惯的“哲学”言论，更不要画地为牢，局限于唯物-唯心、辩证法-形而上两斗争而前二胜后二的模式里。思想是发展的，书写也是趋于方便的。越到后来就越有系统的哲学著述、哲学思想和别门思想也越分野清楚，这个时候就越来越可以写成比较纯粹的“哲学史”。而就先秦两汉而言，所谓百家，多是大而化之地讲话，因此都是“哲学”，所以这时期的哲学史要挑选思辨性相对强、社会影响相对大的“家”说来写。我觉得在编写上唯一要讨论的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区别。而我主张哲学史也得像一点思想史。

　　就周公时期而言，我理想的哲学史可以这样写：东征，形成大一统思想；分封，中华最初的政治制度思想和实践，它的文化思想意义，如宗族、家族、同乡、帮派以及献艺立功封妻荫子；中原，地缘政治思想，一直延续到40年里，最近20年我们才完全重视了海洋；人为，中华民族不问神鬼打神鬼的无神论思想。

　　冯：从西周以来，在人们思想中逐渐形成了“中国”这个观念……中国是对四方而言的……华夏是对于夷狄而言。

　　抟扶摇按：说的不错，但是对“华”字缺少文字学资料。有国在“中”，有国称“夏”，这些字眼都有历史哲学的含义，都能落实，那么“华”字呢？其实“华”、“花”、“帝”都有文字学关系，并且成为至今中国的装饰字“中华”。

　　1-5

　　冯：但商遗民在思想上还是不服。

　　抟扶摇按：“商遗民”，二次东征后的商人。此时周公已经取得绝对的军事胜利，于是针对这个不服，展开意识形态的建设，要商遗民口服心服。周公旦的意识形态的建设就是补充天命论。

　　冯：统治者只有在自己的有德的条件下，才能与天命想配合。

　　抟扶摇按：德是对天命论一补充。从而，天命和德分别是两个必要条件。于是从逻辑上说，只满足其一都不行，需要俱备。从历史上看，天命是首先的，因此是绝对的，然后补充以德。没有“天命”，有德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有了“天命”后，德就是最主要的了。这样的思想真表现为毛主席的《矛盾论》表述，即在解决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后，则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即上升为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

　　冯：“德”的具体内容，就是敬天保民。

　　抟扶摇按：“德”，今天的人们往往局限于认为是“道德”、“品德”。其实不对。在这里，“敬天”是说要珍惜当前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保民”，这就不是洁身自好，不是守住自己就行了，而是要为民立功，造福于民。因此“德”的第一义就是“功”。“功”就是岁人们做好事，而不是仅仅自己不做坏事。于是最大的功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立新功”。

　　总论：周公补充天命以德，这是可以根据各方提供的古典，设法整理出一条历史线索和逻辑链条，然后形成简洁的叙述的。冯老这部分写得不错，惜乎简洁的、合乎历史的逻辑表述不够。冯老提出了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但是在具体问题上，或者说在表述的技术上，他做得不够。

　　1-6

　　冯：《洪范》中所说的“五行”并不是构成宇宙的五种成分或势力，而只是对人的生活有用的和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形态。

　　抟扶摇按：这个说法精湛。这就是说，中国“五行说”不是古希腊的四元素“始基说”。古希腊的“始基说”可以是一元素，比如水；也可以飘忽不定的元素比如“火”，更可以是抽象到底的“原子”。古希腊的始基说在于确定宇宙的根本。这是超级形而上学的，好比我们今天说的宇宙大爆炸前一刹那的存在。古中华的五行说没有追得那么远，那是因为古中华人没有想到，因此也没有能力想到那么远。古中华的哲学家大体是根据自己的感受而抽绎出自以为最重要的五种物质来代表一切更多样的物质。这是古中华人和古希腊人的思想抽象性的差别。

　　冯：八卦和六十四卦就是标准化的“兆”；卦辞和爻辞就是标准化的繇辞。《周易》就是这些标准化的东西所构成的一部书。有了这部书就可以不用龟壳来卜了，只用五十根草来做出各种排列，得出一定的数目，从一定的数目中得出某一卦、某一爻。然后从卦、爻辞中得知所问事的凶吉。这种办法叫作“噬”。这种方法比较简单，所以称为“易”，易是简易的意思。

　　抟扶摇按：说得清楚。很好。

　　冯：《周易》在卦辞、爻辞中并没有出现阴阳这些名词。但是照后来的了解，乾坤两卦，就是阴（地）阳（天）的象征。至少到西周末年，阴阳已被视为两个宇宙的原始的物质或力量。

　　抟扶摇按：阴或阳这两个字，在文章中随文而用做对立，与作为一个概念“阴阳”，这是有差别的。我们应该确立第一个以阴阳含义提出“阴阳”的时代是哪个。

　　1-7

　　冯：不贵而富，金作刑赎。

　　抟扶摇按：这是两个重要的概念。一个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一个法哲学思想。

　　总论：冯老写得不错，至少对于初学中国哲学史的人而言是不错的，当然要参读其他同类书。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说书那样的串讲。这值得努力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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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哲学史新编（上）》读后感(四)：读冯新编0103（绪论；1-1～1-3）

　　读冯新编0101（绪论；1-1～1-3）

　　1-1～1-3，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一章第三节。依此类推。

　　《绪论》

　　冯：在春秋时代的各诸侯国中，齐国最先出现封建制。

　　抟扶摇按：一篇绪论，辩说春秋时代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那么根据上面引文，冯老是主张“转变论”的，从奴隶制转变成封建制。其实奴隶制和封建制都是西方概念，也是理论概念。作为理论概念，就是要把两个概念像牛郎织女一样分割开来，盈盈一水间，可望不可即。这就叫理论概念的抽象。然而实际上，奴隶制转变成封建制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好像太阳升起，黑色的天幕出现一抹鱼肚白，其面积逐渐扩大，白又渐渐转为橘色，橘色又渐渐转为红金色，接着太阳露出来，渐渐大了，到露出了十分之九的圆盘后，你见到红日是一跳，立即全盘成就。这一跳，算是量变积累成的质变。这一跳的前后，分别是旧的和新的量变。于是这一跳又成了划分新旧时代的标志。这样的渐变，属于史学研究用的概念。古中华和古外国的具体历史形态不同，怎么可以非要拿后出的西方的理论概念来套中国的先秦史呢？其实描述很重要，是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补充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其纯粹的形态是理论的，也就是理出关键要素后，逻辑地说完几句话，最多举几个例子足供读者举一反三就行了，也就是理论表述完成了。但是马克思还写了《剩余价值史》。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切实地，而不是逻辑构想地展示资本主义社会里典型的剩余价值在历史上是怎么演化而成的。于是历史的描述少不了。因此，冯老讲的是哲学史，本来就没有必要套用西方的理论概念，不必硬分辨是还是不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而只要叙述当时的生产形式和人身关系之类要素就行了。然后使用“色彩”、“浓淡”之类的形容、程度词就行了。比如说成“齐国的这种做法就是封建制色彩很浓厚的了”，那就行了。再说，哲学思想是意识形态。按照马主义，意识形态具有惰性。因此即使从奴隶制转变成封建制，哲学观念就变了吗？所以冯老的绪论没必要写那么多，其实只要采取关于那时候中国社会性质的诸家学说里一种，就可以迅速切入哲学观念了。当然，冯老也可以自创一种那时中国社会性质的学说，像在这样。不过这样的文章还是应该先发表在历史学期刊上，然后在哲学史著作里作为“征引”，这样比较妥当。

　　1-1

　　冯：夏代……出现了王位的世袭、传子制度……使国家产生的重要时期。

　　抟扶摇按：40年里把思想搞混乱了。本来是很明确的，夏代之所以可称“朝”，就在于认为它是国家，而国家就是阶级统治的总机构。“阶级统治”至少对直到新中国前30年还是可以说的。可是在新中国的后40年里，本来只是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解放慢慢变成了全面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全面否认推翻反动腐朽的国家政权是具有合理性的，甚至全面否认新中国的合法性这么一种历史虚无主义。于是在夏朝是否真地存在的问题上，把本来的“是否国家”之问，变成了“是否有人”之问。顾颉刚的疑古，是疑夏朝不是国家，因此大禹不是君王，而是一种图腾。顾老的理直气壮就在于没有夏朝之为“国家”的证据。但是顾老没有否认我们说的“夏”这段公元前时间里，于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这块地方就没有人。顾老甚至没有否认夏朝存在，他是很有分寸地说“未见夏朝存在的证据”。二里头文明的发掘，使得现在很多人津津乐道于拿着发现物、住房遗迹等等来“走出疑古”，却忘记了他们在偷换概念。正确的是：到今天，还是没有发现“国家证据”。因此，你可以不同意顾老的疑古说，但是你既然坚持夏朝“就是”存在过的，就要坚持夏朝是国家政权，因此是一个阶级压迫的时代，更具体地说，是奴隶制时代。这一点，冯老是做到了。

　　冯：商代……已经用阴阳合历，有大小月，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以符合月亮的圆缺；有平年有闰年，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以符合太阳的回归。这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基本上跟现在的农历相同的历法。这可见他们的科学知识已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

　　抟扶摇按：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古代或古代中国没有科学，只有技术。我赞同这种说法。但是我要接着做补充。补充一，所谓“没有科学”，这是“没有科学理论”的简说。而没有科学理论不等于没有科学知识。补充二，古代的一项知识算不算“科学的”，甚至在多大程度上算，那都要以今天对“科学（的）”一词的解释为准则。冯老的这段话与我的两点补充贴合。

　　1-2

　　冯：在夏代……这个至上神，他们称为“帝”或“上帝”。在商周之际及以后又称为“天”。

　　抟扶摇按：虽然没有发现夏有文字，但是说夏就有了“帝”或“上帝”的观念却也需要后人的书证。

　　1-3

　　冯：另一矛盾也激化了，那就是商与周之间的民族矛盾。

　　抟扶摇按：商周矛盾不该称为“民族的”。这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域部落之间的矛盾。这些部落也都具有国家性质，这些国家之间松散地具有统属关系，比如商统周属，所以纣王囚文王。

　　冯：就阶级斗争方面说，武王伐商在客观上有利于奴隶反抗商朝的奴隶主的斗争。

　　抟扶摇按：“阶级斗争”是不能否认的。而“客观上”一词用得好。40年来，贪腐精进，脑子退化，连国家社科院的研究员都怀疑《水浒传》是表现农民起义的小说了。证据是啥呢？很“硬”的一条是看108人的成分和上梁山的缘由和动机。我这里不解剖这些猪脑子了。我只问一句：那些成千上万的兵卒呢？他们多是什么成分？

　　总论：第三节写得很不好。商有文字了，商又鬼神观念浓厚，冯老又把这种鬼神观念称为了宗教，那就要设法系统叙述这种宗教的运作，并且在这样的叙述里点明运作者的社会含义。现在是：这样的思想资料不多，还零碎，倒是大说了阶级压迫和征伐，最后来个武王大胜利，以表明阶级斗争推进历史前进。那么，冯老是写政治史呢，还是在写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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