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水手、士兵、间谍经典读后感有感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是一本由[美]尼古拉斯·雷诺兹（Nicholas Reynolds）著作，索·恩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52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精选点评：

　　●伟大的作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黯然失色，他的作品历久弥新。这部传记记录了天才的多面，立体的展现了作家不平凡的一生。

　　●人物太多 记不太过来 感觉适合对海明威有一定了解和较大兴趣的人读 我只看过他的老人与海 所以读起来有点索然无味

　　●这个系列的开本、装订和印刷都太糟糕了，阅读体验非常不好。

　　●不算是本精彩的书，海明威的高度自信伴随着无可避免的自以为是，这部分成就了他的作品，但也在他生命的后半程与外部力量一起毁了他

　　●还行吧，海明威作为政治家的一面，他的经历是他作品最好的养料。

　　●抑郁，电击疗法，丢失记忆，无法阅读，奉行着咬牙忍受所有痛苦的老海姆最后也倒下了。似乎是从1940年菲兹死亡、海姆坐着飞机离开香港开始，他就不再快乐。菲兹杰拉德是海明威生命里多么小的一部分啊，甚至这本书只提到了短短两句。本来抱着补老海过往的心态看，最后竟然又补了好多冷战史，老海是个克格勃，代号阿尔戈，真的好酷啊，盖里奇来拍拍呢！（ntm

　　●海明威痛恨法西斯、同情共产主义，无意中成为美苏双面间谍，这一秘密经历，令他在生命末期惶惶不可终日。作者认为海明威痴迷冒险的性格，或许是造成他最终结局的一个原因。

　　●首先这本书确实给我展现了一个不同于《流动的盛宴》里的海明威 无非是通俗读物以及快速补足兴趣的东西，内容和封设打四星以上，没问题。 可是，我现在对海明威其人非常反感——这并不是我打三星的理由。 我打三星的理由是因为开本，这个开本真是非常不适合阅读。索恩的书我觉得是值得一看的，可是要是这样的开本，我不会读。

　　●补标。

　　●自以为是的单纯热血，在冷战滔天巨浪中无力回天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一)：名士风流

　　海明威诞辰120周年出了不少好书啊，刚看完他年轻时候在巴黎的浪荡经历“整个巴黎属于我”，马上接上这本“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作者是中央情报局博物馆的前馆长，用馆藏的珍贵材料还原了老海1935年到1961年期间的经历，从内战时的西班牙到太平洋战争前的珍珠港和新加坡，从抗战时期的重庆到诺曼底登陆前线，从突出部战役到解放巴黎，这条好汉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他建立了自己的山寨间谍机构，私人游击队和海上敢死队，用自己的方式和法西斯以死相拼，战斗的同时又泡到了世界上最火辣的妞，他的最后两任太太都是胆量美貌才艺占全的战地女记者；他一生同情弱者，对权力和政府保持怀疑，企图以一己之力对抗极权主义，早年西班牙内战左翼失败对他打击甚大，晚年他寄予厚望的古巴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露出狰狞面目更是让他心灰意冷，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对同情左翼的老海也非常不利，加上健康状态恶化，这条好汉最后选择用猎枪轰掉了自己的脑袋……这世上只有屈指可数的人配得上“名士风流”四个字，老海绝对要算一个[弱]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二)：2018年社科文献最美图书奖——作家、水手、士兵、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1935-1961

　　这是一部有关著名作家海明威的传记作品。欧内斯特？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与普利策奖得主，20世纪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和苏联的“双重间谍”。他在加勒比海驾驶自己的游艇“皮拉尔号”侦察纳粹潜水艇；在古巴指挥名为“骗子工厂”的线人网络为美国搜集情报；与美国陆军并肩作战，并在欧洲的地面战斗中为战情局获得了解放巴黎的关键情报；同时他还是代号“阿尔戈”的苏联特工……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

　　责任编辑段其刚评语：

　　开本小巧舒适，封面元素多但井然有序

　　设计者：宋涛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三)：引言丨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2010年我在所谓的“前所未见的最佳博物馆”——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博物馆——担负历史学研究工作。弗吉尼亚州北部一个安全园区内矗立着一座幽僻的艾森豪威尔时代建筑，中情局博物馆就在建筑内那条弯弯曲曲的走廊尽头。当时我们正准备搭建一个关于战略情报局（OSS，以下简称“战情局”）的新展厅，战情局是美国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成立于1942年。我的任务是尽一切可能收集关于该实验性机构的信息，包括调查该组织的花名册。

　　为与轴心国作战而仓促组建的战情局是个古怪的产物——既集合了来自美国东海岸上流社会的男男女女，又吸引了社会各个阶层的鬼才和创意人士，从华尔街律师到好莱坞电影导演，再到发战争财的海盗和雇佣兵，甚至包括未来的名厨朱莉亚·查尔德。在战情局，人们几乎能够从头到尾自行设计冒险计划。他们中很少有人对正规陆军和海军中那种包容性较差的文化感兴趣。

　　如此整日沉浸在调查研究中，没想到有一天，我的胡思乱想竟然领我来到了一片无人涉足的陌生领域。我记得曾经读到过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战情局戴维·K. E. 布鲁斯上校的故事，1944年8 月，他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了巴黎丽兹酒店的酒吧。于是我想，那个故事说不定还有后续。海明威不会和战情局格格不入。他热爱秘密，也热爱它们带给他的优越感。他渴望战斗，只是不适合常规的军旅生活。他游走于各个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还常常越界。我暗想他的确跟我遇到或读到过的很多从事谍报事业之人有不少共同之处。那么，他是否曾以某种形式担任过战情局的间谍？海明威与二战情报界的真相内幕到底是什么？

　　我开始查阅能找到的每一份资料。中情局的一份参考资料指向一份已经解密的战情局档案，目前存档于首都华盛顿以外、马里兰州科利奇帕克市的国家档案馆。档案馆的人从未找到过那份档案，这起初倒是让一切显得更神秘了，但也让我做了很长时间的无用功，在一间密室里跟那种老式三孔活页夹的检索工具纠缠不休。有几份资料甚至还用那种3×5 英寸卡片编写索引呢，除我之外根本没人想看。最后，一位好心的海明威学者跟我分享了他在1983 年找到的战情局档案的一个副本。

　　在此过程中，我在那些曾经保密的战情局、联邦调查局（FBI，以下简称“调查局”）和国务院档案中发现了其他一些诱人的线索。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后，我的脑海中呈现出一个海明威肖像的轮廓，跟我以往知道的形象截然不同。

　　1937 年以后，无论二战前还是战争中，这位作家曾在两个大陆上从事过各种形式的间谍和战斗行动，我觉得他近乎痴迷于此。行动站点各不相同，通常是在海外：西班牙的战场、哈瓦那的小街，或是漂流在中国北江上的帆船。他似乎很倾慕那些在阴影中自主行事的男男女女。他的第三任妻子玛莎曾经秘密游说战情局将他纳入麾下。副局长和处长们考虑了她的请求，评估了他的潜力，在送文件的空白处坦率地写下了评估记录。

　　随后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他还曾与另一个情报机构签约，这个机构可一点儿也不符合关于海明威生平的传统叙事。那就是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下简称“内务部”），它在冷战期间纵横海内外，是更有名的克格勃（KGB）的前身。在核实自己的调查是否漏掉了任何证据时，我偶然发现了内务部的那条线索。我往往会到一些非同寻常的地方去寻找关于海明威和情报界的一切资料。在那改变命运的一天，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2009 年的书籍，作者之一是脱离了克格勃的前特工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

　　那本书中有一个分章，逐字记录了瓦西里耶夫偷运出俄罗斯的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官方苏联档案摘要。瓦西里耶夫的证据确凿可靠。海明威与内务部的关系记录表明，一名苏联特工曾在1940 年12 月前后“基于意识形态理由”，招募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那时斯大林正以铁腕统治苏联，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跟希特勒结盟——更不要说始于1934 年，仍在继续而看不到尽头的血腥清洗了。

　　作为海明威的终生崇拜者，当我读到他曾与内务部签约时，仿佛挨了当头一棒。这怎么可能呢？他的确有过很多左派的朋友，但他从来没有赞成过共产主义（或任何其他意识形态）啊。他创造的文学人物体现了那么多直到今天仍为我们所珍视的美国价值观：求真、英勇、独立、重压之下保持风度、维护弱者不受欺凌。他的声音是美国独有的——也是革命性的。

　　他曾改变了1920 年代美国文学的走向。就在1940 年末跟内务部开启这段关系之前几周，他刚刚出版了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小说之一——《丧钟为谁而鸣》。

　　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和斯大林的爪牙签约呢？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也就意味着对朋友、家人和读者全都隐瞒了真相？要知道他最伟大的事业可是公开，而非隐瞒自己的人生经历啊。

　　我彻底被迷住了。完成了战情局布展的工作之后，我开始为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不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或许是翻译或誊写错误？要不，这怎么可能呢？这次招募的大背景是什么？它对海明威留给我们的遗产又意味着什么？

　　负责人都去世了——海明威的苏联招募者于1943年感恩节当天死于格林威治村（跟不少资产阶级敌人一样，他也在一顿大餐之后死于心脏病发作）；海明威本人1961 年自杀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们几乎都已离开人世。我意识到自己的大部分研究得依赖类似那份从未正式解密的苏联记录那样的印刷品，以及当初只写给某一个人看的私人文件和信件。我希望能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找到足够的资料，帮助我了解事情的真相。

　　于是我开始日复一日地只身在全国各地的阅览室里发掘资料，从圣迭戈到西雅图，从华盛顿到波士顿。起初我埋头研读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海明威资料。我在那里翻阅他的通信——他的信写得跟小说一样精彩——那个房间俯瞰波士顿港冰冷的海水，陈设却很像他在热带古巴那个住所的起居室，也有不少兽皮装饰，沙发旁的一张桌子上也有个大水瓶，用它倒水时，还真像海明威用的台克利酒瓶。

　　我一生热衷于揭秘幕后故事，在中情局工作之前就是这样。调查总是让我着迷。每去一次档案馆，必然会毫无悬念地再去一次，我对此感觉良好。那些关于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的鲜为人知的文字艰涩的书籍，我读起来永远没够。因此在其后三年里，我就依靠非同寻常的资料来源，为那幅海明威新肖像的轮廓补足了血肉，现在这些资料来源还包括美国国家档案馆内一位内务部将军的私密文件、保存在华盛顿另一个档案馆内的他的调查局经手人员的秘密文件，以及他和律师之间的一次争吵的记录，乍看像是在争论版权问题，等等。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严厉目光下读完了一叠鲜为人知的海明威信件，一旦套入相关语境，它们竟有着惊人的启发性。

　　最终我得出结论，海明威与内务部的短暂关系，以及这背后的政治态度，对他的人生和艺术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些在此前都被人们忽略了。它们左右了他在生命的最后15 年里所做的许多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写作，以及如何行事。这一连串事件甚至间接导致了他在1961 年自杀。很多戏剧化情节都是在他的头脑中上演的，因而难免被他夸大了。冷战的章节——赤色恐慌、古巴革命，以及他死前两个月发生的猪湾惨败事件——让他更不堪忍受。他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精通政治权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过高地估计了他掌控自己和他人，乃至改变历史的能力。最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局限，终于得出了那个悲壮的结论：唯一能够重新掌控局面的方法，是杀死自己。

　　这就是我在本书中所讲的故事。

　　尼古拉斯·雷诺兹　　于美国首都华盛顿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四)：你不知道的“间谍”海明威

　　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欧内斯特·海明威率领同伴，突进奥德翁路，前去“解放”丽兹酒店的酒吧。这是海明威的传奇之一。

　　在历史学家尼古拉斯·雷诺兹看来，它远不止于传奇。身为美国中情局博物馆前馆长，职业敏感让他意识到，其间或许大有玄机。与海明威一起解放丽兹的同伴之一，是战情局的戴维·K.E·布鲁斯上校，他俩非常亲密。雷诺兹心想，以海明威的性格，这位大作家和二战情报界会不会有瓜葛呢？

　　雷诺兹在档案中寻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明威在西班牙、哈瓦那、中国等地的蛛丝马迹，让他惊讶的是，他居然发现了海明威曾经与苏联内务部签约，被后者招募成为情报人员。雷诺兹说自己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差点毁了心目中的海明威的形象，后来，随着挖掘的继续深入，他渐渐理解了海明威，也理解了这段经历对他的人生与艺术造成的影响。这就是他撰写《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这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秘密历险记”的由来。

　　作品大致按照海明威1935年之后的事迹，与雷诺兹的揭秘推导，步步前行。突出海明威的人际关系、思想转变，情报人员对他的拉拢，以及后期海明威的挣扎与痛苦。

　　为什么要从1935年讲起？当年9月，海明威自发参与了美国东北部大飓风的民间救灾行动，他对身陷苦难的人民很同情，对无作为的政府机构很厌恶，雷诺兹认为这是海明威的“觉悟”。同时，1935年，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和《永别了，武器》，两部作品为他带来了名望，但美国评论界对这位年轻作家还不够重视，海明威对此很不满，与之相反，来自苏联的著名翻译家、评论家伊凡·卡什金的盛誉和他所描述的苏联人民对海明威的喜爱，显然让海明威颇为自得并对苏联抱有好感。

　　不过，海明威这时并不打算成为共产主义者，他更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姿态。后来促使海明威左转的力量主要有两股。玛莎·盖尔霍恩，她于1936年12月走进海明威的生命，1940年成为他的妻子，她对战地写作和左派事业充满激情；海明威的身边还围绕着小说家约翰·道斯·帕索斯等共产主义朋友。催化海明威转变的导火索则是西班牙内战。西班牙内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在西欧的唯一一场内战。海明威以记者的身份来到西班牙，由于共产国际的积极争取，他在1937~1938年间差不多变成了共产国际的宣传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他才更全面地审视这场战争，在战后以批判的角度写出了《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杰作。

　　雷诺兹梳理了尤里斯·伊文思（荷兰共产主义电影导演和第三国际行动人员，与海明威合作了西班牙内战的纪录片）、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苏联内务部主管）等人与海明威的交好过程，后者还促成了海明威前往游击队训练营参观。《丧钟为谁而鸣》是一个关键事件，伊文思对海明威“回到了他原来的（非政治）视角”很失望。但事实上，海明威并未断绝与苏联的联系。根据历史学家鲍里斯·伏洛达尔斯基对苏联档案资料的研究，内务部在二战期间曾利用海明威为消息来源，并以“ARGO”作为他的暗号，这与雷诺兹的描述是相符的。雅各布·戈洛斯，内务部驻纽约的行动人员，与海明威会晤，于1940年末或1941年初吸收海明威加入“我们的事业”。这是海明威携玛莎访问中国的前夕。后来海明威表达了自己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对周恩来的仰慕，以及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不过，海明威是否明确意识到自己成为了“我们的事业”的一部分，这是大有存疑的。1942~1943年，海明威参与了美国海军情报局支持的面向古巴的一次秘密行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指挥权，他很高兴地用爱猫之名称之为“无友”行动。1943年感恩节，雅各布·戈洛斯死亡。海明威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随之中断。在那之后，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海明威在法国的活动，他作为盟军人员进入了巴黎。但他的解放行动违反了战地记者的不直接参战的原则，后来遭到指控，这伤害了海明威的感情。这也使得海明威终于意识到卷入政治的危险性。

　　雷诺兹认为，海明威从此陷入了一种恐惧，害怕自己与苏联曾经的联系暴露，这给作家晚期的小说创作带来了戏剧张力，海明威在反思中逐渐成为成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更关注像《老人与海》这样的作品所体现的个体的勇气等问题。

　　雷诺兹的资料分析能力强大，问题在于，确认海明威是“间谍”、甚至叛国的那点材料，实在乏善可陈。海明威与美国情报界，最多只能算是接触或国民义务。海明威与苏联，性质要严重一些，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雷诺兹把海明威的自杀定义为害怕这个秘密曝光带来的心理崩盘，这种说法或有夸大，不过压力是有的。

　　从传记描摹的情状，海明威其实只是一个天真的政治门外汉。这与我们所了解的作家海明威的气质是一致的。海明威热爱斗牛、狩猎、垂钓等运动，他希望展现给外界一种“硬汉”的气概，热衷于危险游戏提供了对胆量的考验，因此，战争会吸引他，浪漫性格也会让他好奇间谍活动。

　　早在1925年12月25日，在写给菲茨杰拉德的信里，海明威就谈到参战经历为作家带来的优势，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作家而言，“它的确就是某种他们错过了的、无可替代的东西”。这种想法贯串了海明威的很多活动，也是让他在苏联与美国之间摇摆的原因。

　　海明威以他的方式参与战争，但在他思想的底层，他的写作的核心，始终流露的，一直都是《太阳照常升起》开头所引用的《传道书》里的那句话，“大地永远长存”，没有人有资格奴役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我们可以通过海明威的所有作品感受到这一点，最重要的这一点。我以为，海明威晚期的焦虑，并不仅仅出于所谓往昔秘密的暴露，也不仅在于他对自己名誉的担心，更在于他意识到了他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理念。

　　理解海明威的行为动机与他后来的压力，还应当把他放回大的历史背景里。

　　比如，西班牙内战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艺术家组成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毕加索的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战的主题，安东尼奥·马查多和曼努埃尔等西班牙本土作家大力推动左翼运动。热烈的政治氛围，对社会主义的共同向往，很容易让海明威积极投身。

　　还比如，雷诺兹在谈到共产国际的人员招募时，约略提了一句，说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也曾经为苏联做过事。这类招募在当时有点像撒网捞鱼，历史上有名的“剑桥五杰”，就是被克格勃吸收的出身贵族、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剑桥师生；而许多像海明威这样的，并没有经过培训，也谈不上如何重视，所以后来就断掉了。

　　到了冷战时期，这种做法却变得越来越常规，两大阵营都在努力“挖墙脚”，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就曾经交给英国情报部门一份“黑名单”。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气压也是很沉闷的，“麦卡锡主义”掀起了反共高潮，许多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海明威目睹这种情形，不能不担忧。海明威晚年时常生病，时常陷入躁郁症，他的记忆力和创造力都在流失。各种因素最后终于导致了他的自杀。

　　假如我们悉心寻找，在尘封的档案堆里，像海明威这样的“间谍”，一定还有很多。他们终生都在为此饱受折磨。

　　《作家、水手、士兵、间谍》读后感(五)：从1941年4月海明威与周恩来在重庆秘密见面说起

　　1941年4月，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街头出现了两个美国人，他们是一对中年夫妇，丈夫身材魁梧，微微发福，留着胡子，但不像是典型的美国人，因为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妻子一头金发，身材修长，五官在美国人中绝对算是秀气类型。这是他们初次来到中国，这座魔幻的山城让他们极为好奇。这对夫妇是海明威和他的第三任妻子盖尔霍恩。

　　有一天，盖尔霍恩一人在街上闲逛，突然一个头戴男式毡帽的高个子欧洲女人走到了她面前，这是一名嫁给中国人的德国人，中文名叫王安娜。王安娜问盖尔霍恩，他们夫妇是否想去见一个名叫周恩来的人。

　　盖尔霍恩没有听过这个人，想必她压根就记不住几个中国人的名字。她回去告诉了海明威，海明威想了想，说周恩来是他的一个好友的熟人，这个好友是荷兰共产党员尤里斯·伊文思，他和海明威几年之前一起在西班牙拍摄了反映内战的纪录片。

　　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来到了前一天王安娜出现的地点，这个德国人对重庆迷宫一样的道路驾轻就熟，把他们领到了一个深巷中，接着让他们蒙上了眼罩，坐上了人力车，最后带到了一个小房间里。房子里坐着周恩来，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一双凉鞋。他和海明威是同龄人，只是大了一岁。

　　在见面几周之后，海明威评价周恩来是一个魅力超群、才智过人的人，有力兜售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三十年后，盖尔霍恩回忆说这是他们唯一一次和中国人在一起感觉很自在。

　　我们在其他外国人笔下也能看到相似的评价。

　　作为声名显赫的作家和记者，海明威夫妇当然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接待。而他们对蒋夫妇的评价和其他外国人也惊人地相似。即便是在时为中国最高领袖的私宅中吃了丰盛的午餐，盖尔霍恩依然评价蒋夫妇是完全不关心人民的冷血统治者。

　　这两次会面对于这三个男人而言都不值得一提，在他们异常丰富的人生中只能算作一个不太紧要的瞬间，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甚至对海明威的创作也没产生什么影响。

　　真正让海明威兴奋的是这充满刺激和异国情调的传奇经历：在战火纷飞的1941年，一对新婚夫妇乘坐轮船横跨大西洋从旧金山达到夏威夷，之后乘坐飞机花了五天时间才达到香港，然后他们从香港飞到韶关，近距离观察了日军的防线，由韶关坐船骑马到了桂林，又从桂林飞到了重庆，而在重庆呆了一周多一点的时间，就见到了中国两大政治势力的领袖。即使是后来的谍战电影，也不敢这么拍。

　　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让这三个男人都不平静的事情。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署了《苏日中立条约》，在这个条约中，除了有正常的互不侵犯的内容，更重要的明确了苏联承认伪满洲国的主权以及日本承认外蒙的主权。

　　这对于艰难苦撑的中国人来说就是迎头一棒。在美国被卷入战争之前，苏联一直是中国最有力的外援。消息传来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第二天又写道：“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状。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他一再强调该条约只是在形式和精神上对中国不利，但事实是，一方面苏联的外援减少，另一方面日本得以专注于中国战场，并确立了南进战略。

　　国民党高层研判此事，认为这对于中共发展有力——日本在中国战场投入更多兵力，则意味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压力增大，无暇限制中共。但实际上，中共高层对于这个条约也很不满，毕竟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政治，但他们也只能表示默认的态度，无法公然批评。公开声明中，中共首先称赞此举有利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利益，紧接着就强调条约没有限制苏联对中国的援助，相信苏联会继续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必须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抗战才能胜利。

　　那么发生在莫斯科的政治交易以及远东人民的苦难和海明威有什么关系呢？

　　这涉及到海明威对苏联的立场，因为他既是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也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

　　这种好感最迟也应该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从1937年到1938年亲自投身于这场战争，他不可避免地和苏联以及共产国际发生了关联，他的很多战友和挚友都是共产党员。在海明威眼中，法西斯是终结文明的力量，而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采取行动对抗法西斯的国家（中国算不上这种力量，在很多西方人看来，蒋介石也是希特勒的拙劣模仿者）。

　　从这一点上来说，海明威对苏联和斯大林抱有好感是非常正常的，这也是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拥护苏联和斯大林的原因。

　　但是，斯大林的一系列举措让很多人逐渐看到了不一样的一面，进而促使他们改变了信仰。

　　比如，1939年8月，苏联和纳粹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时距离西班牙内战结束还不到半年，以往那个反法西斯的灯塔居然主动熄灭了灯光。

　　这件事情对许多非苏联籍共产党员冲击特别大，在美国，有四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彻底抛弃了这项运动，再也没有回头。

　　正如《作家、水手、士兵、间谍》中总结的那样：“党的路线向来教条武断、自以为是，仿佛只有一种思想正确的世界观。它们从来没有为微妙情感或个人解读留有太多余地，但大多数党员都够聚焦一两个投其所好的基本路线，例如反法西斯。如今，党突然推翻了这一核心教条，并要求忠诚者门捍卫这一变化。这样的逆转把诚实的男女变成了说谎的人。”

　　海明威是如何看待的呢？

　　他愿意相信斯大林是好意：“国际纵队在西班牙战斗时，苏联可没有跟希特勒签署任何条约。只有当他们（苏联人）丧失了对民主国家的信心，才产生了（苏德）盟约。”

　　也就是说他认为斯大林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既然共和国已经失败，那就不如现实点保证苏联的安全。

　　但是，斯大林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远不止这些。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紧接着苏联也入侵了波兰，两国共同瓜分了波兰。紧接着，苏联又入侵了芬兰，盖尔霍恩还作为记者去芬兰做了报道。海明威对苏联入侵邻国只字不提。

　　接下来就是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

　　海明威对此发表了评论，逻辑和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护如出一辙。他说不应去管政客们说了什么，而是应看他们做了什么，苏联一直在为中国政府提供对日作战的援助，苏联顾问仍在中国工作，苏联给中国提供的援助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斯大林是为了保护东边的边境。

　　斯大林还有另外一大绕不过去的问题，那就是1936年在国内的大清洗。

　　海明威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直到40年代末，他才正面回应，他说，如果面临同样的挑衅，杜鲁门不会比斯大林好多少，他本人就会糟很多，如果是为了美国好，他会同样残酷无情，斯大林之所以无情，是为了保护苏联不受希特勒等敌人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海明威为斯大林辩护的逻辑几乎只有一条，那就是斯大林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他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不得已而为之。

　　这种逻辑我们非常熟悉，在中国持这样论调的人可不在少数。海明威本人是一名喜欢打猎、出海、加入游击队的硬汉，他所最能欣赏的政治人物则是敢于对抗全世界的强权人物，斯大林是这样的人物，周恩来是这样的人物，后来的卡斯特罗也是这样的人物。他不会去思考太深入的历史、政治、哲学问题，他集浪漫主义、冒险主义、人道主义于一身，他不愿意否定自己最初的信仰。

　　大清洗其实也发生过在海明威身边，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这样的事情可没少发生。海明威的一些战友没有死在西班牙的战场上，而是毫无理由、毫无必要地死于苏联内务部之手。海明威对此也是只字不提。在西班牙，他不止一次地宣称，在这场战争中，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当时在西班牙还有一位英国的记者兼作家，他那时还籍籍无名，出版一本书都很困难，此人就是乔治·奥威尔，正是这场战争中让他去深入思考苏联的本质。

　　战争结束之后，人类大敌消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就自然成了最突出的矛盾。越来越多自由世界的人开始反对昔日的盟友。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演讲中宣布了铁幕的降临。海明威对英国佬向来没有好感，他反驳说现在威胁世界和平的是丘吉尔，而不是斯大林。

　　到了50年代，麦肯锡主义泛滥，人人自危，海明威清楚地知道自己曾和苏联内务部建立过直接联系，甚至还有“阿尔戈”这样的间谍代号。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做过什么，没有背叛过他的国家，但他还是小心地撇清与苏联的关系。

　　很有意思的是，就在海明威掩盖自己黑历史的同时，苏联内务部也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尽管苏联内务部在美国国内非常缺少间谍，但是他们在海明威《过河入林》一书出版后错误判断海明威是托洛茨基的人，在许多文章和宣传册中攻击苏联。自此以后，苏联内务部不再考虑发展海明威。

　　在海明威的最后几年，他陷入了抑郁症和妄想症，总是认为美国调查局在跟踪他、窃听他、分析他的信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他最终扣动了扳机。他最终还是成了秘密警察制度的受害者，哪怕是臆想中的秘密警察制度。

　　如果海明威生活在中国，也许49年他不会选择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