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力量读后感1000字

　　《观念的力量》是一本由[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观念的力量》精选点评：

　　●了解自 由主义，伯林不容错过。他很多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了，这本书给人关于其人观念的概览与入门。 更难得的是，他从不故弄玄虚。我常说，英式自 由 主义的平易近人和经验主义取向，总让我怀疑自己没看懂其中微言大义。没有微言大义，人人皆可理解，或许就是最大的微言大义。观念的力量，不容小觑，正如伯林开篇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有意思的小发现是，伯林最后一篇文章是给中国人写的。1996年，伯林八十七岁，他收到中国武汉大学哲学教授欧阳康的一封信，请他综述其观念，他居然同意了，这本书也收录了。

　　●比我跟前的版本多了几篇文章 附录部分

　　●伯林也许不是最一流的学者，但他的趣味，他选题的角度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我。

　　●很喜欢哲学的目的这篇。最后几段值得全文背诵。 另外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很有意思。在社会需要变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极具煽动性和凝聚力，终极愿景也很有吸引力。但在和平年代治理国家，“阶级斗争”这套就并不适用了吧。

　　●包装有加分

　　●“人类的很多不幸与挫折，都是由于他们故意地、机械地或不知不觉地使用了某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模式。” 我是实在很喜欢伯林的行文风格，干净，简明，清晰，有趣。

　　●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一种不停地运动的精神，能够自我创造和自我推动；是一部自我编排的多幕戏剧，马克思认为，其结局将是某种尽善尽美的状态——这一切均起源于那场浪漫主义革命。我坚决反对关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宏伟的形而上学解释——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p16）

　　●大师的作品只有在重读中反复膜拜了

　　●暑假翻 如果不是对伯林兴趣足够 真的很难融贯他的想法和关切 只对做哲学和知识阶层两个主题印象深刻。

　　●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某句话，它就是一个无所谓真假的陈述，与事实无关；因此它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理想不是客观真理，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价值观念不是人类发现的，而是他们创造的。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自由的主要含义为“免于……的自由”、“做……的自由”。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一)：伯林不会令人失望

　　伯林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理由有二：伯林充沛的元气和优美的文笔；伯林独到的见解和浅显的表达。

　　不知道是本书编辑的研究路数导致选文特别强调，还是伯林本人就是这样，整本书反应伯林的文字全部来自于其本身真切的生活感受，而其感受最重要的背景就是其犹太人身份。

　　伯林本人的独创到底在哪里？本书前言部分强调伯林相信观念的力量，且观念的力量本质上是情绪的力量，你有没有感受到伯林的文章形式、语言表达和其观点简直达到了完美的统一，你几乎看不出他所有的学术著作是学术著作，或许这就叫用生命写作吧。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二)：受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启发重新思考民族主义

　　疫情在各国的蔓延作为一个契机，点燃了民族主义，而且能感受到这把火越来越旺盛。我们需要对其最终是否会发展成病态保持警惕。

　　准确定义民族主义几乎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说American First. 是一种民族主义，可以说欧盟的不团结部分来源于民族主义，可以说希特勒的崛起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它并非生来就危险，只有在被加剧、引燃、发展至病态的地步时才变得危险。”它有其创造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理性。它不可避免，也被人们视为不可控因素。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强度不同，中国的民族意识伴随着更为深邃的创伤，中国对邻国和整个世界怀有更加沉重的忧虑，其反应和复仇都更加猛烈。

　　可以简单地猜想我国民族主义萌生的土壤。一，民众包括众多学者强烈意识到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底蕴深厚，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甚至有傲立世界文明之林的实力；二，中华民族屈辱的近代史，被列强的野蛮掠夺和残忍对待，被奴役、压迫、剥削，这些苦难所激发的民族情感；三，现在会发现中西方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水火不容，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排斥，导致中国人产生一种挫败感；四，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沙文主义者甚至宣称种族优势的人屡见不鲜，他们对中国充满偏见，视中国为仇敌，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的诉求、我们的价值观，不愿给我们认同，对待中国喜欢简单的一刀切；五，某种可能的政治需要。

　　尚且可以把第三条看作是理性的，而第四条完全就是傲慢和偏见。受伤的民族情感时刻等待着肆无忌惮地释放，中美之间的对抗表面化且日趋激烈，民族主义虎视眈眈，疫情便成了导火索，全面点燃了名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极具传染力，可能最终会演变成暴击、仇恨、敏感、极端。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无疑是跟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相辅相成，不希望看到人心越来越保守、刻板、易怒且傲慢。

　　民族主义甚至成为对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犹太复国运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可以明确地看到它的身影，它和一切形式的世界大同都不相容，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我们如今还看不到什么手段能控制民族主义，就算最猛烈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不行。

　　对此伯林献计“足够的知识、想象力、耐心、天赋和对人类无限潜能的感知与信仰足以令民族主义受控于理性之下。”

　　如果这条建议合适的话，那么我想，通识教育应该获得更多关注。本书是由伯林的多篇文章集结而成，有多处观点深受启发，还需时日批判吸收。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三)：观念的力量「摘录」

　　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自由的两种意义（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下，亦即消极意义下，自由指没有阻碍我们行为的人为障碍。在第二种意义下，亦即积极意义下，如果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目标，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达成目标时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便是自由的。「P05」

　　马克思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技术能力决定有意识的人类生活轨迹，亦即历史。「P12」

　　词语只能表达经验世界---此外并无其他实在，然而可证实性并非知识、观念或假设的唯一标准或最可信的标准。这是我毕生持有的观点，我的全部观念都带有这种色彩。「P004」

　　自由与平等、自发与稳妥、幸福与知识、仁慈与正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是如果互不相容，它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人们就必须进行选择；为了追求某种首选的最终目标，有时必须接受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无论从经验看，还是从概念看，这都是真确的，那么，一切好事都能实现的那个理想社会，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念；从概念看，它确实是不连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理想社会---为了它再大的牺牲都不怕---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复存在了。P「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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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P034」

　　自然与自然规律隐匿于黑夜暗影。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皆光明。

　　---牛顿爵士墓志铭，1730

　　「P044」

　　哲学的任务往往是艰难而棘手的，它要发现和阐述人们思考时使用的那些隐藏的范畴和模式；它还要揭示这些范畴和模式所包含的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之处，指出它们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会妨碍人类提出更有效的方法来组织、描述和解释其经验；此外，哲学还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查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揭示在这种二级层面、哲学活动中发挥着那些隐藏的思维模式。「P049」

　　斯大林的著名论调（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西方世界广为引用，实在危险之至。这一比喻对于灵魂而言只存在一种健康而有益的情况，即当它与历史铁律下不可阻挡的社会运动和谐一致时，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使个体的灵魂适应复杂的机械和机体，而摆脱它自己有意识的欲望、理想和抱负。这不仅给了专家（柏拉图式或马克思主义的卫国者）不受限制的权力来统治他们的同胞，而且彻底否定了个人经验的价值高于非个人的社会需要，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对真善美的看法完全无关。「P342」

　　对于一位共产主义的教育者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传授知识，也不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斯大林的工程师---将个人改造成只会问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长大之后只会自动适应社会而很少引起摩擦的人。「P343」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四)：以賽亞伯林罕見發聲，盤點2020年俄羅斯各大事件

　　1、關於俄羅斯特色XX主義偉大論述：

　　—— “自21世纪初以来，俄国文化绝非死水一潭。但是在观念领域，她的显著特征不是创造，而是对他国观念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 （《俄國觀念史》）

　　2、關於圓圓寫列寧格勒封城日記，遭到俄羅斯微博群衆攻擊：

　　——“ 我这里说的俄国思想家则坚决摒弃这种看法。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如果他是金匠，你就应该把他当作金匠来评判，其个人生活与此无关；如果他是作家，你就应该根据其小说或诗歌的价值来评判他——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都不接受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任何划分都会伤害人性，歪曲真理。”（《知識階層的作用》）

　　——“ 首先，他们宣传人的本质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观念，并身体力行。职业化的观念（某人作为专家的活动，要与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分开，社会生活要与个人生活分开，人就是一个演员，时而扮演这一角色，时而扮演那一角色）在俄国的影响力，始终不如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职责的划分，专业的划分，有条不紊的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与职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从未成为俄国人的基本观念。 ”（《俄國觀念史》）；

　　3、關於俄羅斯發生了一系列微信封號及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現今處境

　　——“ 后来的一代更富于怀疑精神。俄国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受过教育的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消失了，他们批判社会，本来是为了改造它，现在，他们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封笔之作，是以书信的形式完成的：一位年迈的著名评论家和他同时代的朋友——才华横溢的、有良好教养的、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讨论那个曾经哺育他们成长的世界的没落。“ （《知識階層的作用》）

　　4、關於美國BLM抗議中，俄羅斯主流媒體聲稱西方世界一團糟糕，對西方世界并不完美展開攻擊

　　——”加之民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在这样的国家，来自西欧的任何观念——假如它起初有一点点吸引力，都会落入一片神奇的沃土和处女地，受到热烈欢迎，这种热烈程度在西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出现了大的观念真空，民心纯朴，缺乏教育，许多人渴望光明，那么几乎任何观念——无论它多么稀奇古怪或不合时宜——都会在某个地方立刻引发某种共鸣。这就是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的国情。因此他们热衷于各种理论与学说——不仅是有趣，可供他们消磨时光的东西，在某些人看来，它们还可救国救民；假如接受它们并付诸实践，人们就会有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倾慕地认为西欧正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 ”这些年轻人属于亲西欧派，至少因为他们正在枷锁下呻吟，这枷锁剥夺了他们接受起码的正规教育的权利；他们猜想越来越多的西欧人已经拥有这种权利。因此他们把西方理想化了。和此前法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批判，人们才能摆脱迷信、偏见、传统、教条、盲从、专制和奴性的统治。他们相信现代科学，相信人类在不断进步。“....”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可能出现于庞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的社会，那里政府昏庸无能，教会愚昧无知，欺压百姓。“ （《知識階層的作用》）

　　5、關於俄羅斯偶像派團體飯圈化和大嫩綠出征：

　　—— ” 遇到社会危机，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容易发展为某种歇斯底里。有人曾以此为名保卫我们的社会，以防可能的或现实的腐化堕落。形形色色的书报SC制度、观念运动，以及让作家和艺术家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抵制XX主义或抵制法西斯主义，抵制宗教或抵制无神论，凡此种种，皆源于此。“（《知識階層的作用》）

　　6、關於海參崴反送列寧格勒運動中的中間派：

　　”不幸要通过观念和其他方式进行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求生存，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平衡状态。“ （《知識階層的作用》）

　　上述事件都發生在2020年，而今年都2135年了，看看現在的俄羅斯，後來者是否有點沮喪。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五)：书札

　　我的学术之路

　　一元论

　　17—18世纪,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目不暇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尔、孔狄亚克,以及天才的宣传家伏尔泰和卢梭认为,如果发现了正确方法,我们就能找到社会、政治、道德以及个人生活的根本真理——在研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这种真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百科全书派坚信,科学方法是通向这种知识的唯一道路;

　　卢梭等人相信,通过反思,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永恒真理。

　　无论分歧多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倍,他们已经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个观点建立在一个具有更大普遍性的观点之上:所有正确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正确回答,其他回答都是错误的,否则这些问题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康庄大道必然存在,头脑清楚的思想家由此即可求得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自然学如此,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领域亦如此,无论其方法是否相同。最深层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问题主导(或应当主导)人类的生活,把这些问题的所有正确答案集中起来,我们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诚然,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这些答案:人类可能太受感情困扰,可能太蠢、太笨或太不走运,不可能找到这些答案;它们也许很难,我们的方法也许不正确,求得它们的手段也许过于复杂,我们无能为力。无论哪种情况,只要问题正确,答案就必然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后代也许知道;古时的哲人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伊甸园中的亚当也许知道;如果他不知道,天使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也不知道,那么上帝一定知道——一答案必然存在。

　　社会、道德以及政治问题的答案一旦被发现,那么既然知道它们是真理,人们就不可能不遵循,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要去选择其他方法。如此看来,尽善尽美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生活也许无法企及,但是原则上说,人们可以拥有这种观念—实际上求得这些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原则上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一种可能性。

　　诚然,不只启蒙运动思想家具有这种信念,尽管不同思想家提出的方法各不相同。柏拉图认为数学是通向真理的大道,亚里士多德也许认为生物学才是这样的大道;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圣经》中、在受圣灵感召的先知的解说或神秘主义者的直觉中寻找答案;有人认为实验和数学能解决问题;还有人如卢梭那样,认为只有纯洁的心灵、未被污染的孩子或质朴的农民才能认识这些真理——他们比社会上的人好,因为后者遭到文明的污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思想家也许认为,找到这种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前辈过于天真和乐观田;但是他们都认为,人类可能—或说当时已经—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方法,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问题;根据这些真理,我们就能确立道德观念、安排社会生活、建立政治组织以及促进人际交流。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哲学普通百姓与思想家,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改革家与革命者,都是其信徒。这是人类观念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生活两千年之久。如果那些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人们怎么会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许多世纪以来,这始终是欧洲理性主义及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人与人如此不同,文化与文化不同,人们的道德与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形形色色的理论、宗教、道德、观念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人类所关注的那些最深层问题的正确答案,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怀疑这个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观念,我就是不信它。也许性情使然,只好如此。

　　浪漫主义及其发展

　　这种观念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一些崭新的,却令人不安的观点:理想不是客观真理,写在天上,要求人们理解、模仿或实践;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价值观念不是人类发现的,而是他们创造的—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确这样认为,以反对肤浅的法国人所提倡的客观主义和普遍化倾向。独特性至关重要。德国诗人用德语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创造了这种语言:他不仅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德国艺术家创造了德国的油画、诗歌与舞蹈—其他文化概莫能外。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提过这样的问题:“人们唱某首歌以前,它在哪里？”究竟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哪里都不在”

　　人们在唱歌的时候、在谱曲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生活也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生活过的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对道德与生活的美学阐述,不是对永恒真理模式的套用。创造就是一切。

　　多元论

　　如果多元论具有充分的根据,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只有一种价值体系是正确的,其他皆错),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我的价值观念是我的,你的价值观念是你的;如果我们发生冲突,那可糟透了,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的政治多元论是我研读维柯与赫尔德的结果,也是我追溯浪漫主义起源的结果;极端而病态形式的浪漫主义肆无忌惮,容不得人类的宽容。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这种观念(它与卡尔·波普尔所谓本16质主义不同,却类似;他认为那是万恶之源)的后果是,掌握了真理的那些人应当指挥没有掌握真理的那些人。人类为某些重大间题所困扰,知道答案的那些人要求别人服从他们,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人类应该如何组建社会,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文化应该如何发展。这是古代柏拉图的信念,他提倡哲学王,他们有权利对别人发号施令。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有人曾说,在古代,男人和女人被当作牺牲品献给诸神;到了现代,新的偶像,即形形色色的“主义”,替换了古代诸神。让人遭受痛苦、杀人或折磨他人,通常会受到正义的谴责;但是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某种主义—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狂热的宗教信念、各种进步或者历史发展规律——它们就是无可非议的。多数革命者公开或不公开地宣称,为了创造一个理想世界,我们必须先打破鸡蛋,否则是吃不上煎鸡蛋的。鸡蛋早被打破—在我们这个时代,鸡蛋已被猛烈地或普遍地打破,这是史无前例的—煎鸡蛋却遥不可及,煎鸡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我所谓明目张胆的一元论的必然结果有人称之为狂热,但是一元论乃所有极端主义之根源。

　　这又返回到那个天真的观念: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你却不知道,你还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因为你愚昧无知;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理,你必然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是错的,因为真理没有向你显现,却向我显现了。这能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奴役,这确实是对积极的自由概念所做的最危险,(尤其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最粗暴的阐述。

　　完美的社会存在吗？

　　有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相容的,有些是不相容的。

　　（高效率是好的 公平也是好的）（体面无私 依法办事是好的 宽厚仁慈也是好的）

　　我们再回到百科全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以理想生活为目标的观念运动,过去的那种教义:人们必须接受各种各样惊人的残酷行径,没有这些,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要想吃煎鸡蛋,就必须先打破鸡蛋,所有这些辩护,所有的残忍行为、牺牲生命、灌输观念以及所有的革命,让20世纪成为或许是自古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世纪(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所有事件—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

　　哲学的目的

　　回顾人类认识史,我们几乎可以说,长期以来,人类试图把所有这些问题草草归入两个“可用”的范畴;某个费解的“怪”问题一旦被翻译为经验学科或形式学科能够讨论的问题,它就不再是哲学问题,而成为某一公认学科的组成部分。

　　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其著名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他高举反叛大旗:他承认,笛卡尔对数学的论述是正确的、可证明的、完全清楚的、不可反驳的,但这是因为数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数学是人类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体系,仿佛一种游戏,规则是由人类制定的,其目的明白易懂,因为它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被制定的。数学是人创造的,它不是实在( reality)的摹本。他大胆地否定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即数学命题体现了完美无缺的永恒真理,它们高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符合实在的最普遍特征数学是实在的骨架或水恒结构。与数学不同,现实世界绝非清澈透明:它晦暗不明

　　他重新提出古代基督教的一个真理:人能完全理解他自创造的事物。如果像上帝一样,人能无中生有(对上帝来说,认识即创造),他就能理解他的创造物,因为他是创造者——万物是其自由的创造性意志的产物。唯有上帝完全理解世界,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至于人,他不可能完全理解外部世界,因为他没有创造世界。我们完全理解几何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如果能创造物质世界,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它,可是我们不能创造宇宙。物理学中有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即物质本身,我们只知道它来自外部,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认识物质,它来自上帝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帝的观念。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创造的事物:数学、艺术作品、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所以我们能从内部认识它们

　　我们可以说,一棵树长什么样,在它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那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理解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变成一棵树,也不可能创造一棵树。我们永远不可能透彻理解自然界的某些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创造物质。笛卡尔确实主张由清楚明白的观念构成的知识,这适用于数学,因为数学不在“自然界”,而在“我们心中”,它确实可知,但是它不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

　　至于外部事物,只有清晰、明确还不够。“例如,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不舒服有什么形状;我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其边际何在”;但是“不舒服的观念鲜活而真切,毋庸置疑”。我能说它不是真的吗,因为它不能被定义、不能被测量、不能被分析为同一的基本因素？性质不符合笛卡尔提出的那些范畴,就不是真的了吗？我们的力学知识多于物理知识,如霍布斯所言,在力学领域,我们可以随意使用那些零件。我们理解我们的使用方法,因为那是我们制定的;但是外部自然所遵循的规律,却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能记录和描述,却不能理解,因为只有按照自己的目的创造了它们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因此数学、物理学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人们所夸耀的知识之典范,可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及此后的年代,它们一直被看作知识的典范。

　　俄国观念史

　　在观念领域,她的显著特征不是创造,而是对他国观念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事实证明,俄国的这个特征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人们能够发现这种真理,个人与社会都能按照它来生活—在现代世界,俄国人的这一观念特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为明显。用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观念,这使其焕然一新;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关键性结论,他们认为,观念与实践是统一的。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根据某些被认为正确的前提进行严密的推论,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合心意,这是一种能力;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把握了真理,并且按照真理生活,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拥有幸福、创造力、智慧与美德,这是一种理性的信念;缜密的推理、求知的热情、尊严和勇气以及理性的信念—俄国的先进分子从未抛弃理性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些信念。无论如何,正是凭借这些信念,他们才能改天换地。

　　自省

　　还有关注自我,是俄国人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基本上来自德国,可是与德国人的作品相比,俄国人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教育西方,还是向它学习？在心灵的阶梯上,我们宽广的”斯拉夫胸怀是否优于“欧洲人的”性格—我们这一种源泉可以拯救全人类,抑或我们只是患了幼稚症,还处于野蛮状态,注定被别人取代或毁灭？

　　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仍然是由恰达耶夫提出的。他问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如亲斯拉夫者所主张的那样),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它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 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这样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读书,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

　　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在英国或法国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即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也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

　　思想观念起源于西方,它们在俄国人的逻辑与情感中发生变化,然后获得一种足以让它们的创造者惊讶得瞠目结舌的影响力。西方的观念理论与社会运动哺育了俄国知识分子:这些理论包括法国18世纪的怀疑主义、科学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信条及其后果,拿破仑建立的新的理性体制,19世纪早期的欧洲革命(中央集权的法国充当了样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和勒鲁的乌托邦,迈斯特、博纳尔德和谢林的反击,孔德、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抨击,西斯蒙第、密尔、斯宾塞和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在俄国都有坚定的信徒。因为阅读别林斯基抨击时政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遭流放;而这文章又是民主激进观念的表现,这种观念正在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理性、正义和自由的名义,号召大众起来反叛。别林斯基逝世后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所有大都市皆以此为信条,相继爆发革命。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这些问题虽然也对俄国的社会实践不无影响,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然是理论。但是在俄国的激进分子以及反对他们的保守分子看来,这些问题刻不容缓,人们准备为这些事业献出自己的未来和生命,比如后来他们曾为支持或反对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信念而战(甚至献出生命)。读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甚至《前夜》与《处女地》)的人可能觉得,他生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卡韦林、安年科夫所描述和抨击的那个世界。西方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观念上和道义上,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瑕,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势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非把握了这个特征,否则人们无法清楚地理解此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其观念史,也不能理解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被神化的那个人

　　别林斯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既爱又恨的奇特心理,内在于当代俄国对欧洲的态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敬、嫉妒与羡慕,希望仿效并超越;另一方面是情感上的敌对、怀疑与蔑视,觉得自己是笨拙的、多余的,是局外人。因此面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他们时而顶礼膜拜,时而藐视嘲弄。最近访问过苏联的人不可能忽视这种现象:思想上的缺陷与情感上的优越合而为一,一方面认为,西方是令人羡慕的,因为那里的人们善于自我克制,聪明、高效,事业有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麻木、冷漠、吝啬、工于心计、画地为牢,没有远大的目标或宽广的胸怀,缺乏气冲霄汉、势不可挡的情感;他们不能放弃一切,甚至牺牲自己,去应对某种历史机遇;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出现姹紫嫣红的景象。这种观点常常出现在别林斯基最具个人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如果不是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因素,也是最有俄国特色的因素。离开这个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俄国的过去和现在

　　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

　　赫尔岑

　　赫尔岑不偏不倚,四面出击,很快就遭到两方面的谴责:俄国的右派斥之为教会与国家的颠覆者;俄国的左派特别是新一代的青年革命者,斥之为随心所欲的无神论者,很富有,很有教养,很高雅,彬彬有礼,在西方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法理解俄国的严酷现实;另一方面,他还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可能发出幻灭的,甚至愤世嫉俗的声音,进而削弱革命力量——他可能变得尖酸刻薄,甚至风趣幽默,而根据当时的形势,以严肃态度对待生活的人,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的良知或过于高雅的需求或顾虑。

　　赫尔岑对“60年代青年”的回答是,有组织的流氓活动与虚无主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在晚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还简要描述了这一代“新人”。新一代可能对老一代如是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是愤青;你们讲起话来像卫道士,我们讲起话来像流氓;你们对上级毕恭毕敬,对下级粗暴无礼,我们对所有的人都粗暴无礼;你们鞠躬时,心中并无敬意,我们却横冲直撞,还不道歉……”

　　他也会赞美它们;他拒绝接受政治口号和一概而论,无论它们多么神圣,尽管战士们为了他所认同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反复申明,思想观念不能取代经验,生活中的例外事件比比皆是,久经考验的规律和体系常常被颠覆。但是对他来说,这种态度没有让他袖手旁观或缄默不语—如休谟或白芝浩所主张的宽容的保守主义一一却培育出一种毫无耐心、满腔热情、勇于抗争的性格,这种极为少见的性格把他塑造成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一个时刻准备着进行彻底变革的人,绝不是为了抽象的原则,而是因为现实的苦难与不公,因为社会风气败坏,良知不允许人们—他们知道这是良知的声音放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

　　统计归纳往往忽略实实在在的人与具体问题,赫尔岑的一些极具创造力的革命同志常常忘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他探讨人的生活原则时,抽象、概括在文章中的比重微乎其微,现实人物的鲜活、真实而“血肉丰满”的感觉,比比皆是,这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需求是真实的,他们在寻找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环境背景的方方面面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来。这些分析论证表现了他使用俄语的精湛技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充分反映其神韵。托尔斯泰赞赏他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诗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知识阶层的作用

　　俄国知识阶层：知行合一 言行一致 道德感极强 肩负反对暴政的责任 如果不投身于政治反抗 将被视为懦夫。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观念（意识形态）（在黑格尔影响下）认为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主流的势力与反对势力不断斗争 在对峙的临界点 发生碰撞 产生爆炸 人类会因而跃上一个新台阶。阶级——通过某种现实的社会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一个群体：现实利益是一种需求，这种利益的享有者能够获得更大自由，换言之，他们能够更好地驾驭自己的生活，合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冲突与危机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可上诉到赫拉克利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即阶级斗争的历史 没有永恒真理但马克思驳杂而未成体系的思想 终于被人化成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 成为永恒真理马克思本人也难逃被异化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反讽真理皆存在于人类观念与他们所考察的事物的某种关系中;事物和观念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不同的人来说,事物会显得迥然不同:有些人被限制在社会的某个范围之内,不能伸展自如,变革或摧毁这个社会对他们有利;另外一些人却与社会和谐无间,所以他们会本能地或有意识地反对变革。

　　……

　　观念是统治阶级创造的、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武器。究其根源,这些观念往往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接受了这些观念——以及体现着这些观念的社会制度一一的被剥削者,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却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观念。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与制度,仿佛它们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宗教、形而上学或自然秩序为此担保,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正义的、永恒不变的。观念本来是不断变化的利益、技能或权力斗争的产物,可是在人们眼中,它们仿佛是由永恒的神灵、真、善或美的客观标准所确立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标准是不存在的。世界万物只是在某个时间、地点才有意义,某种社会结构需要它,人们只能根据该社会结构来理解它。至于那些幻想: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念是存在的;统治者建立的社会制度对被压迫者来说可能是公平的或有利的一在马克思看来,那些错误观念是一种“异化”(这也是黑格尔的术语),人类进步的痛苦历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当人们创造出来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某种东西获得了自己制度化的生命,变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使人们以为这些制度不是他们创造的斗争工具,以满足其某种需求(其实这种需求可能早已消失了),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自己的权力与威望,仿佛某种无法阻挡的自然规律或万能的上帝,“异化”现象便肇端于此。马克思称他那个时代的政体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统治着全社会,从富贵贤达到贫贱乞儿,这些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正是异化的表现: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唯一目的,是维护某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尽管人们也许已经忘记这一点),可是后来,它们被全社会当作种独立不依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规范;社会制度本来是为统治者创造利益的,结果却沦为僵化的教条,既毁了被压迫者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毁了压迫者的生活。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道德体系与政治制度;实际上,很多事物都是如此,它们本来必然是为服务于某个阶级的利益而设计的,结果不知不觉地扭曲了其受害者的生活,由此看来,人们不仅遭受不可控自然的蹂躏,而且作法自毙,听命于自己创造的那些妖魔鬼怪社会制度、生活习惯或宗教信念,人们早已忘记它们的起源,也不理解其社会功能。人们觉得,商品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价值;生产者与其创造的产品、与其使用的工具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产品或工具获得一种虚妄不实的独立存在,这往往有损于产品创造者的利益。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

　　普列汉诺夫

　　地主家庭出身

　　影响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 其中包括列宁

　　1903年之后与列宁分道扬镳

　　1903年,理论上的决裂终于爆发:列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致力于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由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组成;为严肃纪律,人们不能对党的任何决定提出上诉。和列宁一样,普列汉诺夫也不相信愚昧无知的群众;和列宁一样,他也相信效率、秩序和纪律。他也认为,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但是他不厌其烦地引述恩格斯的论点: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最不幸的是,条件尚未成熟就开始执政;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不幸的是,无产阶级尚未在总人口中成为多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之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意识到,列宁不惜一切苦思冥想的,正是这个条件尚未成熟就夺取政权的行动;夺取政权的不是人口的大多数,而是一些自封为代表大众利益的阴谋家。在他看来,这纯粹是波拿巴主义,是巴枯宁、布朗基等煽动暴力的人所鼓吹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武装起义( putsch),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压制,也是对民主的压制。实际上,早在1905年,他就断言,列宁策略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独裁。

　　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

　　历史发展遵循某些规律,人的活动是可预知的,建立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是可能的。

【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认为，根据科学的方法，可以发现历史规律，预知人类的活动,一如自然科学家能够控制他们所研究的无生命世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更让这种观念威信扫地,它有损于启蒙哲学的影响力(就欧洲大陆而言)。有人根据“有机论”或“生机论”来解释人与社会制度,这种新理论的追随者宣布了18世纪“机械论”的覆灭,他们指责前辈的思想过于简单,却也致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着某些规律。有机”论者认为,18世纪的思想家没有认识到,决定着人类事务的那些规律是独一无二的,与无生命的物质所遵循的规律迥然不同,光知道单纯的积累或物体在空间的运动是不够的,只有掌握了“发展”或“进化”的原理,他们才能理解人的活动。这些原理没有把“整体”,如人类有机体或社会单位—不同的社会、国家、教会、语言、法律体系、宗教以及观念体系——解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或“原子”,因为这种分析会漏掉那些不可感知的、几乎无法描述的连接与关系、模式与结构,正是这些要素把“整体”连接在一起,唯有这些要素能够解释人类独一无二的性格、行为与命运。有机论的哲学实践：无论在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还是在达尔文式的进化论中,这门新的人类“生物”学,原则上是可系统化、可传达和可学习的。孔德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大胆尝试,企图将这门生物学归纳为一个明白易懂的信条式的体系。施宾格勒和汤因比所提出的宏伟的宇宙论,是这一观念传统的令人沮丧的顶峰。卡尔·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就关乎某种“无情的”轮回;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富有成效的理论。革命实践：法国大革命没有达到革命者所期望的目的。有人告诫他们他们中的幸存者，那次大型实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预见未来时,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如经济与社会的因素),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因素上。到了1848年,经济社会因素受到普遍关注,无人能指责新一代革命者对这些因素不够重视,然而那个关键年份所发生的事件,让那些为之努力工作并默默析祷的人大失所望,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新一代历史分析家又告诫这批人,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也许是所有人类历史的核心因素:“阶级”斗争。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严格遵循理论,其结果与列宁或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其朴素乌托邦理论中做过的预见大相径庭;1848年和1793年事件的结果重演。关于这些失败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革命者误判了形势;另一种解释认为,革命者忽视了某种因素——两种解释都有这样的含义:如果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到了,他们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具有足够的能力与聪明才智的人,就能改变人类的处境。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总体上讲,罗伯斯庇尔、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以及列宁,未能将他们的观念转化为现实。总的来看,俾斯麦、林肯、劳合·乔治以及罗斯福,却做到了心想事成。1790年的奥地利、1794年的法国与1920年的俄国,都不符合那些伟大改革家的梦想。相关历史时期的德国、英国和美国,则基本上没有辜负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的期望。讲求实效的与乌托邦式的政治家的区别是,前者能够“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人性,后者却不能。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就存在于这种“理解”之中。约瑟夫二世、罗伯斯庇尔与列宁,不遗余力地思考他们所面对的形势的特点。他们阅读研究、辩论、反思。他们可能过多地关注某个方面,却没有重视另一个方面;但如果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历史原则上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家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以求最佳效果,那么这三位的态度是正确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以求最佳策略;一旦发现,立刻使用,一心一意,目标明确。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做到心想事成。他们只是以暴力的方式彻底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新制度却出乎他们及其反对者的预料。俾斯麦、林肯与罗斯福则智高一筹,其取得的结果无论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多么令人惊讶或遭人憎恶,却都非常接近他们的支持者的愿望。优秀的政治家仿佛艺术家,他们懂得自己所用的媒介。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觉得很难、甚至不可能从理论上解释这样做的原因。除了他们,希望解释人类行为的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政治分析家,也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力”、“政治天赋”、“历史感”或“准确的判断力”等术语,在科学论著中,这些术语当然没有合法席位。当俾斯麦对法国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罗斯福对经济领域的“保守势力”宣战时,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也许觉得很难以严谨的科学方式说清楚那些大的原则,说清楚为何由此推出,此时此刻、此种方法乃最佳选择。“很难”的意思是,以雕刻家为例,他觉得很难解释在雕刻过程中为什么这里着力较多,那里着力较少。

　　当然,这与某种神秘直觉,某种企图猜测现实本质的非经验的方法无关。判断力、技能、时机、对方法与结果的关系的把握,皆立足于经验性要素,如体验与观察,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立足于“现实感”,大体说来,这种感觉是个不知不觉的整合过程,在某种情况下看似微不足道或无足轻重的许多因素被整合起来,形成某种模式,它会自行“提示”,“要求”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无疑是即兴之作,仿佛艳丽的花朵,只盛开于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反应这片沃土没有这种天赋,艺术家或科学家就不会有创新。若是信仰某种理想模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似乎与上述天赋水火不容:在推崇盲目信仰的意识形态中,理想的思维模式取代了人们接收印象的真实能力。

　　从理论上说,人们也许没有理由怀疑,某个全知者(或近乎全知者)为什么不能耐心积累有关事例,然后根据某些享有盛誉的科学方法——通常把观察、实验、类比、演绎、归纳等方法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假说,他能由此而正确地甄别所有可能的选择与结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而实际上,经验事实过于繁多、复杂、短暂而细微,我们手中的理论武器过于抽象,思维模式远离平凡的、非常朴素的日常生活,只接近一些陈旧的、过于简单的情况。

　　【为什么经济学家有用又无用】

　　【理性蒙昧主义】

这不是在为蒙昧主义辩护,也不是在提倡远古智慧、祖先的声音或内心之光。科学理论显然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只是愚昧和懒惰促使人们选择简单的经验法则与一知半解的“常识”常常用来掩盖偏见与无聊——而放弃系统的知识。但同样也有一些领域,与植物学家相比,园艺师的作品更引人注目。把这些领域区分开,是现实感的早期征兆之一。正是因为没有进行这种区分,18世纪以及此后的社会理论家才显得矫揉造作,不切实际,远离生活。人们隐约感到这种混淆,却未能清楚地表述出来,主要是因为,想把该区别清楚地表述出来的那些人忐忑不安地认为,从理论上说,科学方法必然适用于一切,不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光明。

　　欧洲浪漫主义的本质

　　浪漫主义运动

　　真理存在于某个地方,原则上说,人们能找到它。

　　浪漫主义正是要抨击和削弱这种信念的牢固基础。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家—早期的席勒,后期的费希特、谢林和雅各比,蒂克和青年时代的施莱格尔兄弟,夏多布里昂和拜伦,柯勒律治和卡莱尔,克尔凯郭尔、施蒂纳、尼采、波德莱尔—无论他们有哪些不同,无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深度有哪些差异,一个共同观念始终贯穿其作品:真理不是种独立于探索者的客观结构,也不是一种有待开发的地下宝藏,而是探索者的创造,尽管它有不同的伪装。

　　真理不一定是由个人创造的:有人认为,真理是由一种更伟大的力量创造的,这是一种普遍精神,这种精神可能有人格,也可能没有;个人是普遍精神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个人是它的一个方面,从它那里流出,是它的一种不完美的反映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假设与永恒哲学( philosophia perennis)相反,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人们发现了那些重大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是他们创造了那些答案。那些答案不是被发现的,它们完全是被创造的。

　　从其最理想主义的形式说,浪漫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憧憬。从人们最熟悉的形式说,其话题只涉及价值观、理想和行为准则领域审美、宗教、社会、道德、政治问题。人们并不认为,这个领域是一种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秩序,能用适当的方法(通过理性审查或某种更神秘的过程)来研究、描述或解释;这个领域是人类创造的,一如他们创造艺术作品:不是靠模仿,或从现有的模式或真理中汲取灵感,或求助于业已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和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规律,而是靠一种创造行为,给世界带来一种崭新的事物—个人的独特表现及其独特的创造性活动,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超自然的;可能有人的特征,也可能有部分神性;不是来自它之外的任何事物(也有人说,因为无法想象任何事物能够在它之外),它独立自存,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存在,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从此,人们开始强调主体和理想而不是客体和实在,强调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创造的结果,强调动机而不是效果;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开始重视愿景的特性和行为者的心灵状态——他们看重的,不是找到正确答案,不是完全符合某种“假定的事实”,而是纯洁的心灵、真诚的动机和纯正的目的。因此人们强调活力,强调不能被分解为静态组成部分的运动,强调不能被阻塞、冻结或分析的流动变化,否则这种流动变化就会被严重扭曲。他们一直反对把“生命分解为无生命的组成部分,反对把有机体分解为“完全”机械的或相同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喜欢使用取自“动态”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内省心理学)的明喻和暗喻。他们还崇尚音乐,在所有艺术当中,音乐和普遍的、可观察的、统一的自然秩序的联系也许最少。也因此,对“给定的事实”—道德或政治领域那些没有人性的“残酷事实”——的任何批判,对静止不动或约定俗成的事物的任何批判,对少数人或殉道士的重要意义的任何批判(无论他们是为哪些理想而遭受苦难)都会大受欢迎

　　人们之所以说工作是神圣的,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社会意义,而是因为它能把个人或集体的意志,即运动,强加于无生命的物质。重要的是运动或斗争,而不是取得胜利;用剧作家恩斯特·劳帕赫的话说:“重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获得自由。”失败比成功更可贵。重要的不是某种事业合理合法,而是为它牺牲自我,因为这种事业之所以合理合法,不是因为它有某种内在本质,而是因为我为它而牺牲了自己。

　　浪漫主义态度的症状大抵如此。因此,无论在声音、文字方面,抑或在色彩方面,人们都推崇艺术家,视之为生生不息的精神的最高表现;人们心目中的艺术家通常住在阁楼里,目光狂野,披头散发,穷困潦倒,孤身一人,被人嘲笑;但是他独立不依,自由自在,其精神境界高于欺负他的那些市侩。这种态度也有不足之处:它既推崇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又推崇那些阴险可怕、以人类为素材的艺术家一一他们是旧社会的破坏者,也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无论人类必须付出多大代价:为了除旧布新,超人式的领袖必然虐待某些人,积极主张革命的拿破仑便是一例。浪漫主义理想的这种表现形式,越来越显得歇斯底里,走到极端,它就成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思想也呼吁人们尊重个性,尊重创新,尊重超然脱俗,尊重独立自主,它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而非别人规定的一些观念和原则,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自由地生活,它号召人们重视个人生活、人际关系良知以及人权的价值。浪漫主义传统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一方面,它蔑视机会主义,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对那些令人压抑的普遍法则和最终解决方案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它又对高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鼓吹独断专行、激情澎湃、残酷无情这既是浪漫主义的主张,也是其自身反映;这些倾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用以分析和解释这些事件的基本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历史学家对此通常认识不足。

　　梅尼克与历史相对主义

　　单个的思想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团体—学术界、政界、艺术界、宗教界—开始把全部人类活动,看作统一的、“有机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社会整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制度,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有生命力的社会整体是一些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不能用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所使用的那种精确的量化方法来分析,是一些难以捉摸的复杂关系把社会“有机体”结合为一个整体。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直接接触,人类才能感知、直觉或理解这些有机体的生存方式。机械装置由一些互不相干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都遵循统一不变的因果规律,与此相反,即便是在思想中,人们也不能把社会有机体拆解为不同的部件,然后重新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