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力量读后感锦集
《观念的力量》是一本由[英] 以赛亚·伯林 (Isaiah Berlin)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5.00元，页数：44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8世纪对理性的崇拜，却造成了20世纪初那些灾难。这确实让人深思。
●很喜欢哲学的目的这篇。最后几段值得全文背诵。 另外对苏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很有意思。在社会需要变革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确实极具煽动性和凝聚力，终极愿景也很有吸引力。但在和平年代治理国家，“阶级斗争”这套就并不适用了吧。
●如果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证明某句话，它就是一个无所谓真假的陈述，与事实无关；因此它要么是无意义的，要么是在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理想不是客观真理，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价值观念不是人类发现的，而是他们创造的。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自由的主要含义为“免于……的自由”、“做……的自由”。
●事实证明 不要轻易买这些略专业的书 有百分之七十的时间文字只过了眼睛 没有过脑 啊 羡慕打五星的各位豆友！
●伯林也许不是最一流的学者，但他的趣味，他选题的角度一直以来都在影响着我。
●以赛亚·伯林的《观念的力量》付印了，预计4月上市，伯林用优雅的文字和磅礴的论证，证明伟大的观念可以革新人类对世界、对自身的理解，而可怕的观念也可以给世人带来厄运和灾难。
●本书不仅用清晰通透的方式把握住观念在历史上具备的力量，并且告诉我们该如何运用伯林的思想来理解当今世界所发生的一切。闲事看看，挺好的！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一)：受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启发重新思考民族主义
疫情在各国的蔓延作为一个契机，点燃了民族主义，而且能感受到这把火越来越旺盛。我们需要对其最终是否会发展成病态保持警惕。
准确定义民族主义几乎不可能，但我们可以说American First. 是一种民族主义，可以说欧盟的不团结部分来源于民族主义，可以说希特勒的崛起得益于民族主义的崛起。“它并非生来就危险，只有在被加剧、引燃、发展至病态的地步时才变得危险。”它有其创造性，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理性。它不可避免，也被人们视为不可控因素。不同民族的民族主义强度不同，中国的民族意识伴随着更为深邃的创伤，中国对邻国和整个世界怀有更加沉重的忧虑，其反应和复仇都更加猛烈。
可以简单地猜想我国民族主义萌生的土壤。一，民众包括众多学者强烈意识到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底蕴深厚，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甚至有傲立世界文明之林的实力；二，中华民族屈辱的近代史，被列强的野蛮掠夺和残忍对待，被奴役、压迫、剥削，这些苦难所激发的民族情感；三，现在会发现中西方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水火不容，中国在一些西方国家受到排斥，导致中国人产生一种挫败感；四，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流行，沙文主义者甚至宣称种族优势的人屡见不鲜，他们对中国充满偏见，视中国为仇敌，不愿意认真对待我们的诉求、我们的价值观，不愿给我们认同，对待中国喜欢简单的一刀切；五，某种可能的政治需要。
尚且可以把第三条看作是理性的，而第四条完全就是傲慢和偏见。受伤的民族情感时刻等待着肆无忌惮地释放，中美之间的对抗表面化且日趋激烈，民族主义虎视眈眈，疫情便成了导火索，全面点燃了名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极具传染力，可能最终会演变成暴击、仇恨、敏感、极端。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无疑是跟一个更加包容的环境相辅相成，不希望看到人心越来越保守、刻板、易怒且傲慢。
民族主义甚至成为对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犹太复国运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可以明确地看到它的身影，它和一切形式的世界大同都不相容，民族主义在政治领域甚至成了一种政治正确。我们如今还看不到什么手段能控制民族主义，就算最猛烈的共产主义革命也不行。
对此伯林献计“足够的知识、想象力、耐心、天赋和对人类无限潜能的感知与信仰足以令民族主义受控于理性之下。”
如果这条建议合适的话，那么我想，通识教育应该获得更多关注。本书是由伯林的多篇文章集结而成，有多处观点深受启发，还需时日批判吸收。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二)：观念的力量「摘录」
以赛亚.伯林《观念的力量》
自由的两种意义（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之间的区别：在第一种意义下，亦即消极意义下，自由指没有阻碍我们行为的人为障碍。在第二种意义下，亦即积极意义下，如果我们掌控着自己的目标，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能够在达成目标时实现自身之中的至善，我们便是自由的。「P05」
马克思的历史观，简单来说，就是人类的技术能力决定有意识的人类生活轨迹，亦即历史。「P12」
词语只能表达经验世界---此外并无其他实在，然而可证实性并非知识、观念或假设的唯一标准或最可信的标准。这是我毕生持有的观点，我的全部观念都带有这种色彩。「P004」
自由与平等、自发与稳妥、幸福与知识、仁慈与正义，所有这些都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是如果互不相容，它们就不可能同时实现，人们就必须进行选择；为了追求某种首选的最终目标，有时必须接受巨大损失。但是如果像我认为的那样，无论从经验看，还是从概念看，这都是真确的，那么，一切好事都能实现的那个理想社会，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观念；从概念看，它确实是不连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理想社会---为了它再大的牺牲都不怕---这个观念本身就不复存在了。P「033」
……
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P034」
自然与自然规律隐匿于黑夜暗影。
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一切皆光明。
---牛顿爵士墓志铭，1730
「P044」
哲学的任务往往是艰难而棘手的，它要发现和阐述人们思考时使用的那些隐藏的范畴和模式；它还要揭示这些范畴和模式所包含的模糊不清或自相矛盾之处，指出它们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冲突会妨碍人类提出更有效的方法来组织、描述和解释其经验；此外，哲学还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审查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揭示在这种二级层面、哲学活动中发挥着那些隐藏的思维模式。「P049」
斯大林的著名论调（知识分子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被西方世界广为引用，实在危险之至。这一比喻对于灵魂而言只存在一种健康而有益的情况，即当它与历史铁律下不可阻挡的社会运动和谐一致时，而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使个体的灵魂适应复杂的机械和机体，而摆脱它自己有意识的欲望、理想和抱负。这不仅给了专家（柏拉图式或马克思主义的卫国者）不受限制的权力来统治他们的同胞，而且彻底否定了个人经验的价值高于非个人的社会需要，后者在某种程度上与个人对真善美的看法完全无关。「P342」
对于一位共产主义的教育者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传授知识，也不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斯大林的工程师---将个人改造成只会问有现成答案的问题，长大之后只会自动适应社会而很少引起摩擦的人。「P343」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三)：以賽亞伯林罕見發聲，盤點2020年俄羅斯各大事件
1、關於俄羅斯特色XX主義偉大論述：
—— “自21世纪初以来，俄国文化绝非死水一潭。但是在观念领域，她的显著特征不是创造，而是对他国观念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 （《俄國觀念史》）
2、關於圓圓寫列寧格勒封城日記，遭到俄羅斯微博群衆攻擊：
——“ 我这里说的俄国思想家则坚决摒弃这种看法。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如果他是金匠，你就应该把他当作金匠来评判，其个人生活与此无关；如果他是作家，你就应该根据其小说或诗歌的价值来评判他——俄国最著名的文学家都不接受这一看法，他们认为人是一个整体，任何划分都会伤害人性，歪曲真理。”（《知識階層的作用》）
——“ 首先，他们宣传人的本质是统一而不可分的观念，并身体力行。职业化的观念（某人作为专家的活动，要与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活动分开，社会生活要与个人生活分开，人就是一个演员，时而扮演这一角色，时而扮演那一角色）在俄国的影响力，始终不如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职责的划分，专业的划分，有条不紊的社会制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地位与职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从未成为俄国人的基本观念。 ”（《俄國觀念史》）；
3、關於俄羅斯發生了一系列微信封號及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現今處境
——“ 后来的一代更富于怀疑精神。俄国知识分子的幻想破灭了，受过教育的人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出现了一条鸿沟。受过教育的人与社会的“有机”联系消失了，他们批判社会，本来是为了改造它，现在，他们不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封笔之作，是以书信的形式完成的：一位年迈的著名评论家和他同时代的朋友——才华横溢的、有良好教养的、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讨论那个曾经哺育他们成长的世界的没落。“ （《知識階層的作用》）
4、關於美國BLM抗議中，俄羅斯主流媒體聲稱西方世界一團糟糕，對西方世界并不完美展開攻擊
——”加之民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在这样的国家，来自西欧的任何观念——假如它起初有一点点吸引力，都会落入一片神奇的沃土和处女地，受到热烈欢迎，这种热烈程度在西欧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出现了大的观念真空，民心纯朴，缺乏教育，许多人渴望光明，那么几乎任何观念——无论它多么稀奇古怪或不合时宜——都会在某个地方立刻引发某种共鸣。这就是19世纪30至40年代俄国的国情。因此他们热衷于各种理论与学说——不仅是有趣，可供他们消磨时光的东西，在某些人看来，它们还可救国救民；假如接受它们并付诸实践，人们就会有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倾慕地认为西欧正是过着这样的生活。“
—— ”这些年轻人属于亲西欧派，至少因为他们正在枷锁下呻吟，这枷锁剥夺了他们接受起码的正规教育的权利；他们猜想越来越多的西欧人已经拥有这种权利。因此他们把西方理想化了。和此前法国、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理性的批判，人们才能摆脱迷信、偏见、传统、教条、盲从、专制和奴性的统治。他们相信现代科学，相信人类在不断进步。“....”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可能出现于庞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结构比较落后的社会，那里政府昏庸无能，教会愚昧无知，欺压百姓。“ （《知識階層的作用》）
5、關於俄羅斯偶像派團體飯圈化和大嫩綠出征：
—— ” 遇到社会危机，这种社会责任感很容易发展为某种歇斯底里。有人曾以此为名保卫我们的社会，以防可能的或现实的腐化堕落。形形色色的书报SC制度、观念运动，以及让作家和艺术家们联合起来保卫祖国，抵制XX主义或抵制法西斯主义，抵制宗教或抵制无神论，凡此种种，皆源于此。“（《知識階層的作用》）
6、關於海參崴反送列寧格勒運動中的中間派：
”不幸要通过观念和其他方式进行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求生存，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平衡状态。“ （《知識階層的作用》）
上述事件都發生在2020年，而今年都2135年了，看看現在的俄羅斯，後來者是否有點沮喪。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四)：书札
我的学术之路
一元论
17—18世纪,自然科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令人目不暇接。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达朗贝尔、孔狄亚克,以及天才的宣传家伏尔泰和卢梭认为,如果发现了正确方法,我们就能找到社会、政治、道德以及个人生活的根本真理——在研究外部世界的过程中,这种真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
百科全书派坚信,科学方法是通向这种知识的唯一道路;
卢梭等人相信,通过反思,我们就能发现这些永恒真理。
无论分歧多大,他们都属于同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相倍,他们已经走上一条康庄大道,自古以来困扰人类的所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个观点建立在一个具有更大普遍性的观点之上:所有正确的问题只能有一种正确回答,其他回答都是错误的,否则这些问题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问题。康庄大道必然存在,头脑清楚的思想家由此即可求得这些问题的正确答案。自然学如此,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领域亦如此,无论其方法是否相同。最深层的道德、社会以及政治问题主导(或应当主导)人类的生活,把这些问题的所有正确答案集中起来,我们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诚然,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这些答案:人类可能太受感情困扰,可能太蠢、太笨或太不走运,不可能找到这些答案;它们也许很难,我们的方法也许不正确,求得它们的手段也许过于复杂,我们无能为力。无论哪种情况,只要问题正确,答案就必然存在。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后代也许知道;古时的哲人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不知道,伊甸园中的亚当也许知道;如果他不知道,天使也许知道;如果他们也不知道,那么上帝一定知道——一答案必然存在。
社会、道德以及政治问题的答案一旦被发现,那么既然知道它们是真理,人们就不可能不遵循,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诱惑要去选择其他方法。如此看来,尽善尽美的生活是可以想象的。这种生活也许无法企及,但是原则上说,人们可以拥有这种观念—实际上求得这些大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原则上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一种可能性。
诚然,不只启蒙运动思想家具有这种信念,尽管不同思想家提出的方法各不相同。柏拉图认为数学是通向真理的大道,亚里士多德也许认为生物学才是这样的大道;犹太人和基督徒在《圣经》中、在受圣灵感召的先知的解说或神秘主义者的直觉中寻找答案;有人认为实验和数学能解决问题;还有人如卢梭那样,认为只有纯洁的心灵、未被污染的孩子或质朴的农民才能认识这些真理——他们比社会上的人好,因为后者遭到文明的污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思想家也许认为,找到这种真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前辈过于天真和乐观田;但是他们都认为,人类可能—或说当时已经—一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确方法,但是通过这些方法,我们就能回答我们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工作的问题;根据这些真理,我们就能确立道德观念、安排社会生活、建立政治组织以及促进人际交流。
这就是亘古不变的哲学普通百姓与思想家,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切改革家与革命者,都是其信徒。这是人类观念的核心,在此基础上,他们已经生活两千年之久。如果那些问题没有正确答案,人们怎么会有不同领域的知识？许多世纪以来,这始终是欧洲理性主义及其精神生活的核心。人与人如此不同,文化与文化不同,人们的道德与政治观念各不相同,形形色色的理论、宗教、道德、观念千差万别—尽管如此,人类所关注的那些最深层问题的正确答案,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怀疑这个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的观念,我就是不信它。也许性情使然,只好如此。
浪漫主义及其发展
这种观念在浪漫主义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提出一些崭新的,却令人不安的观点:理想不是客观真理,写在天上,要求人们理解、模仿或实践;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价值观念不是人类发现的,而是他们创造的—某些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确这样认为,以反对肤浅的法国人所提倡的客观主义和普遍化倾向。独特性至关重要。德国诗人用德语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写作过程中,他创造了这种语言:他不仅是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德国艺术家创造了德国的油画、诗歌与舞蹈—其他文化概莫能外。俄国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提过这样的问题:“人们唱某首歌以前,它在哪里？”究竟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哪里都不在”
人们在唱歌的时候、在谱曲的时候,创作了这首歌。生活也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地生活过的人,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对道德与生活的美学阐述,不是对永恒真理模式的套用。创造就是一切。
多元论
如果多元论具有充分的根据,不同的价值体系不一定相互敌对,却可能相互尊重,那么宽容与自由就会到来,因为它们不会来自一元论(只有一种价值体系是正确的,其他皆错),也不会来自相对主义(我的价值观念是我的,你的价值观念是你的;如果我们发生冲突,那可糟透了,我们谁都不能说自己是正确的)。我的政治多元论是我研读维柯与赫尔德的结果,也是我追溯浪漫主义起源的结果;极端而病态形式的浪漫主义肆无忌惮,容不得人类的宽容。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这种观念(它与卡尔·波普尔所谓本16质主义不同,却类似;他认为那是万恶之源)的后果是,掌握了真理的那些人应当指挥没有掌握真理的那些人。人类为某些重大间题所困扰,知道答案的那些人要求别人服从他们,因为只有他们知道人类应该如何组建社会,个人应该如何生活,文化应该如何发展。这是古代柏拉图的信念,他提倡哲学王,他们有权利对别人发号施令。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有人曾说,在古代,男人和女人被当作牺牲品献给诸神;到了现代,新的偶像,即形形色色的“主义”,替换了古代诸神。让人遭受痛苦、杀人或折磨他人,通常会受到正义的谴责;但是如果我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是为了某种主义—如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狂热的宗教信念、各种进步或者历史发展规律——它们就是无可非议的。多数革命者公开或不公开地宣称,为了创造一个理想世界,我们必须先打破鸡蛋,否则是吃不上煎鸡蛋的。鸡蛋早被打破—在我们这个时代,鸡蛋已被猛烈地或普遍地打破,这是史无前例的—煎鸡蛋却遥不可及,煎鸡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我所谓明目张胆的一元论的必然结果有人称之为狂热,但是一元论乃所有极端主义之根源。
这又返回到那个天真的观念: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正确答案,你却不知道,你还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因为你愚昧无知;如果你知道这个真理,你必然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是错的,因为真理没有向你显现,却向我显现了。这能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奴役,这确实是对积极的自由概念所做的最危险,(尤其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最粗暴的阐述。
完美的社会存在吗？
有些基本的价值观念是相容的,有些是不相容的。
（高效率是好的 公平也是好的）（体面无私 依法办事是好的 宽厚仁慈也是好的）
我们再回到百科全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以理想生活为目标的观念运动,过去的那种教义:人们必须接受各种各样惊人的残酷行径,没有这些,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要想吃煎鸡蛋,就必须先打破鸡蛋,所有这些辩护,所有的残忍行为、牺牲生命、灌输观念以及所有的革命,让20世纪成为或许是自古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世纪(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所有事件—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
哲学的目的
回顾人类认识史,我们几乎可以说,长期以来,人类试图把所有这些问题草草归入两个“可用”的范畴;某个费解的“怪”问题一旦被翻译为经验学科或形式学科能够讨论的问题,它就不再是哲学问题,而成为某一公认学科的组成部分。
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
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年-1744年）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和法学家，在世界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其著名代表作有《新科学》、《普遍法》及《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等。
他高举反叛大旗:他承认,笛卡尔对数学的论述是正确的、可证明的、完全清楚的、不可反驳的,但这是因为数学不能给我们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数学是人类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体系,仿佛一种游戏,规则是由人类制定的,其目的明白易懂,因为它们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被制定的。数学是人创造的,它不是实在( reality)的摹本。他大胆地否定了自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以来人们一直持有的一种观点,即数学命题体现了完美无缺的永恒真理,它们高于不断变化的世界,符合实在的最普遍特征数学是实在的骨架或水恒结构。与数学不同,现实世界绝非清澈透明:它晦暗不明
他重新提出古代基督教的一个真理:人能完全理解他自创造的事物。如果像上帝一样,人能无中生有(对上帝来说,认识即创造),他就能理解他的创造物,因为他是创造者——万物是其自由的创造性意志的产物。唯有上帝完全理解世界,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至于人,他不可能完全理解外部世界,因为他没有创造世界。我们完全理解几何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如果能创造物质世界,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它,可是我们不能创造宇宙。物理学中有我们无法理解的事物,即物质本身,我们只知道它来自外部,我们不能像上帝那样认识物质,它来自上帝的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帝的观念。我们只能理解我们创造的事物:数学、艺术作品、法律体系与规章制度,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所以我们能从内部认识它们
我们可以说,一棵树长什么样,在它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就是说,在一个外部观察者看来,那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们不可能“理解它”,因为我们不可能变成一棵树,也不可能创造一棵树。我们永远不可能透彻理解自然界的某些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创造物质。笛卡尔确实主张由清楚明白的观念构成的知识,这适用于数学,因为数学不在“自然界”,而在“我们心中”,它确实可知,但是它不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知识。
至于外部事物,只有清晰、明确还不够。“例如,当我不舒服的时候,我不可能知道不舒服有什么形状;我心里很难受,我不知道其边际何在”;但是“不舒服的观念鲜活而真切,毋庸置疑”。我能说它不是真的吗,因为它不能被定义、不能被测量、不能被分析为同一的基本因素？性质不符合笛卡尔提出的那些范畴,就不是真的了吗？我们的力学知识多于物理知识,如霍布斯所言,在力学领域,我们可以随意使用那些零件。我们理解我们的使用方法,因为那是我们制定的;但是外部自然所遵循的规律,却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只能记录和描述,却不能理解,因为只有按照自己的目的创造了它们的人,才能理解它们。因此数学、物理学与通常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人们所夸耀的知识之典范,可是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以及此后的年代,它们一直被看作知识的典范。
俄国观念史
在观念领域,她的显著特征不是创造,而是对他国观念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事实证明,俄国的这个特征是现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特征。客观真理是存在的,人们能够发现这种真理,个人与社会都能按照它来生活—在现代世界,俄国人的这一观念特征,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更为明显。用极其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观念,这使其焕然一新;这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基本观念的一个关键性结论,他们认为,观念与实践是统一的。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根据某些被认为正确的前提进行严密的推论,即使得出的结论不合心意,这是一种能力;相信只有当一个人把握了真理,并且按照真理生活,他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会拥有幸福、创造力、智慧与美德,这是一种理性的信念;缜密的推理、求知的热情、尊严和勇气以及理性的信念—俄国的先进分子从未抛弃理性时代流传下来的这些信念。无论如何,正是凭借这些信念,他们才能改天换地。
自省
还有关注自我,是俄国人的显著特征,这一特征基本上来自德国,可是与德国人的作品相比,俄国人的作品更多地体现了这种特点。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为什么我们成为现在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教育西方,还是向它学习？在心灵的阶梯上,我们宽广的”斯拉夫胸怀是否优于“欧洲人的”性格—我们这一种源泉可以拯救全人类,抑或我们只是患了幼稚症,还处于野蛮状态,注定被别人取代或毁灭？
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问题仍然是由恰达耶夫提出的。他问道: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如亲斯拉夫者所主张的那样),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它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 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这样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读书,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
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在英国或法国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即使在浪漫主义时期的德国,也从未达到这样的程度。
思想观念起源于西方,它们在俄国人的逻辑与情感中发生变化,然后获得一种足以让它们的创造者惊讶得瞠目结舌的影响力。西方的观念理论与社会运动哺育了俄国知识分子:这些理论包括法国18世纪的怀疑主义、科学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德国的历史主义、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法国大革命的理论、信条及其后果,拿破仑建立的新的理性体制,19世纪早期的欧洲革命(中央集权的法国充当了样板),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和勒鲁的乌托邦,迈斯特、博纳尔德和谢林的反击,孔德、费尔巴哈和施特劳斯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抨击,西斯蒙第、密尔、斯宾塞和达尔文主义者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在俄国都有坚定的信徒。因为阅读别林斯基抨击时政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遭流放;而这文章又是民主激进观念的表现,这种观念正在文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以理性、正义和自由的名义,号召大众起来反叛。别林斯基逝世后没过多久,欧洲大陆的所有大都市皆以此为信条,相继爆发革命。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地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这些问题虽然也对俄国的社会实践不无影响,对大多数人来说,它们仍然是理论。但是在俄国的激进分子以及反对他们的保守分子看来,这些问题刻不容缓,人们准备为这些事业献出自己的未来和生命,比如后来他们曾为支持或反对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或诸如此类的某种信念而战(甚至献出生命)。读过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甚至《前夜》与《处女地》)的人可能觉得,他生活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卡韦林、安年科夫所描述和抨击的那个世界。西方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观念上和道义上,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瑕,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势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除非把握了这个特征,否则人们无法清楚地理解此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其观念史,也不能理解其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被神化的那个人
别林斯基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既爱又恨的奇特心理,内在于当代俄国对欧洲的态度: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尊敬、嫉妒与羡慕,希望仿效并超越;另一方面是情感上的敌对、怀疑与蔑视,觉得自己是笨拙的、多余的,是局外人。因此面对西方的价值观念,他们时而顶礼膜拜,时而藐视嘲弄。最近访问过苏联的人不可能忽视这种现象:思想上的缺陷与情感上的优越合而为一,一方面认为,西方是令人羡慕的,因为那里的人们善于自我克制,聪明、高效,事业有成;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麻木、冷漠、吝啬、工于心计、画地为牢,没有远大的目标或宽广的胸怀,缺乏气冲霄汉、势不可挡的情感;他们不能放弃一切,甚至牺牲自己,去应对某种历史机遇;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出现姹紫嫣红的景象。这种观点常常出现在别林斯基最具个人特色,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中,如果不是他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因素,也是最有俄国特色的因素。离开这个观念,人们就无法理解俄国的过去和现在
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
赫尔岑
赫尔岑不偏不倚,四面出击,很快就遭到两方面的谴责:俄国的右派斥之为教会与国家的颠覆者;俄国的左派特别是新一代的青年革命者,斥之为随心所欲的无神论者,很富有,很有教养,很高雅,彬彬有礼,在西方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无法理解俄国的严酷现实;另一方面,他还是个危险人物,因为他可能发出幻灭的,甚至愤世嫉俗的声音,进而削弱革命力量——他可能变得尖酸刻薄,甚至风趣幽默,而根据当时的形势,以严肃态度对待生活的人,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的良知或过于高雅的需求或顾虑。
赫尔岑对“60年代青年”的回答是,有组织的流氓活动与虚无主义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他在晚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还简要描述了这一代“新人”。新一代可能对老一代如是说:“你们是伪君子,我们是愤青;你们讲起话来像卫道士,我们讲起话来像流氓;你们对上级毕恭毕敬,对下级粗暴无礼,我们对所有的人都粗暴无礼;你们鞠躬时,心中并无敬意,我们却横冲直撞,还不道歉……”
他也会赞美它们;他拒绝接受政治口号和一概而论,无论它们多么神圣,尽管战士们为了他所认同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反复申明,思想观念不能取代经验,生活中的例外事件比比皆是,久经考验的规律和体系常常被颠覆。但是对他来说,这种态度没有让他袖手旁观或缄默不语—如休谟或白芝浩所主张的宽容的保守主义一一却培育出一种毫无耐心、满腔热情、勇于抗争的性格,这种极为少见的性格把他塑造成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一个时刻准备着进行彻底变革的人,绝不是为了抽象的原则,而是因为现实的苦难与不公,因为社会风气败坏,良知不允许人们—他们知道这是良知的声音放任这种状况继续存在。
统计归纳往往忽略实实在在的人与具体问题,赫尔岑的一些极具创造力的革命同志常常忘记这一点,但是他没有忘记。在他探讨人的生活原则时,抽象、概括在文章中的比重微乎其微,现实人物的鲜活、真实而“血肉丰满”的感觉,比比皆是,这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人,他们的需求是真实的,他们在寻找能够实现的目标,其环境背景的方方面面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出来。这些分析论证表现了他使用俄语的精湛技艺,任何翻译都不可能充分反映其神韵。托尔斯泰赞赏他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看作诗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知识阶层的作用
俄国知识阶层：知行合一 言行一致 道德感极强 肩负反对暴政的责任 如果不投身于政治反抗 将被视为懦夫。
卡尔·马克思的哲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决定观念（意识形态）（在黑格尔影响下）认为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 主流的势力与反对势力不断斗争 在对峙的临界点 发生碰撞 产生爆炸 人类会因而跃上一个新台阶。阶级——通过某种现实的社会利益而团结起来的一个群体：现实利益是一种需求，这种利益的享有者能够获得更大自由，换言之，他们能够更好地驾驭自己的生活，合理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冲突与危机是人类进步的唯一动力（可上诉到赫拉克利特）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人类历史即阶级斗争的历史 没有永恒真理但马克思驳杂而未成体系的思想 终于被人化成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 成为永恒真理马克思本人也难逃被异化的命运 这是历史的反讽真理皆存在于人类观念与他们所考察的事物的某种关系中;事物和观念都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们随着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不同的人来说,事物会显得迥然不同:有些人被限制在社会的某个范围之内,不能伸展自如,变革或摧毁这个社会对他们有利;另外一些人却与社会和谐无间,所以他们会本能地或有意识地反对变革。……
观念是统治阶级创造的、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武器。究其根源,这些观念往往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接受了这些观念——以及体现着这些观念的社会制度一一的被剥削者,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却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观念。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与制度,仿佛它们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宗教、形而上学或自然秩序为此担保,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正义的、永恒不变的。观念本来是不断变化的利益、技能或权力斗争的产物,可是在人们眼中,它们仿佛是由永恒的神灵、真、善或美的客观标准所确立的,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任何人。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标准是不存在的。世界万物只是在某个时间、地点才有意义,某种社会结构需要它,人们只能根据该社会结构来理解它。至于那些幻想: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念是存在的;统治者建立的社会制度对被压迫者来说可能是公平的或有利的一在马克思看来,那些错误观念是一种“异化”(这也是黑格尔的术语),人类进步的痛苦历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当人们创造出来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某种东西获得了自己制度化的生命,变成一种独立存在的事物,使人们以为这些制度不是他们创造的斗争工具,以满足其某种需求(其实这种需求可能早已消失了),而是一种客观存在,有自己的权力与威望,仿佛某种无法阻挡的自然规律或万能的上帝,“异化”现象便肇端于此。马克思称他那个时代的政体为资本主义制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道德观念和宗教信仰,统治着全社会,从富贵贤达到贫贱乞儿,这些道德观念与宗教信仰正是异化的表现:价值观念与社会制度的唯一目的,是维护某个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尽管人们也许已经忘记这一点),可是后来,它们被全社会当作种独立不依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规范;社会制度本来是为统治者创造利益的,结果却沦为僵化的教条,既毁了被压迫者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毁了压迫者的生活。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道德体系与政治制度;实际上,很多事物都是如此,它们本来必然是为服务于某个阶级的利益而设计的,结果不知不觉地扭曲了其受害者的生活,由此看来,人们不仅遭受不可控自然的蹂躏,而且作法自毙,听命于自己创造的那些妖魔鬼怪社会制度、生活习惯或宗教信念,人们早已忘记它们的起源,也不理解其社会功能。人们觉得,商品似乎拥有自己的生命与价值;生产者与其创造的产品、与其使用的工具之间的关系,被切断了,产品或工具获得一种虚妄不实的独立存在,这往往有损于产品创造者的利益。
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
普列汉诺夫
地主家庭出身
影响了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人士 其中包括列宁
1903年之后与列宁分道扬镳
1903年,理论上的决裂终于爆发:列宁认为,应该建立一个致力于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由少数富有献身精神的职业革命家组成;为严肃纪律,人们不能对党的任何决定提出上诉。和列宁一样,普列汉诺夫也不相信愚昧无知的群众;和列宁一样,他也相信效率、秩序和纪律。他也认为,革命的需要高于一切,但是他不厌其烦地引述恩格斯的论点:对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最不幸的是,条件尚未成熟就开始执政;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不幸的是,无产阶级尚未在总人口中成为多数。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裂之后,普列汉诺夫逐渐意识到,列宁不惜一切苦思冥想的,正是这个条件尚未成熟就夺取政权的行动;夺取政权的不是人口的大多数,而是一些自封为代表大众利益的阴谋家。在他看来,这纯粹是波拿巴主义,是巴枯宁、布朗基等煽动暴力的人所鼓吹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武装起义( putsch),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压制,也是对民主的压制。实际上,早在1905年,他就断言,列宁策略的最终目标是个人独裁。
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
历史发展遵循某些规律,人的活动是可预知的,建立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是可能的。
【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认为，根据科学的方法，可以发现历史规律，预知人类的活动,一如自然科学家能够控制他们所研究的无生命世界】法国大革命的失败更让这种观念威信扫地,它有损于启蒙哲学的影响力(就欧洲大陆而言)。有人根据“有机论”或“生机论”来解释人与社会制度,这种新理论的追随者宣布了18世纪“机械论”的覆灭,他们指责前辈的思想过于简单,却也致认为,历史发展遵循着某些规律。有机”论者认为,18世纪的思想家没有认识到,决定着人类事务的那些规律是独一无二的,与无生命的物质所遵循的规律迥然不同,光知道单纯的积累或物体在空间的运动是不够的,只有掌握了“发展”或“进化”的原理,他们才能理解人的活动。这些原理没有把“整体”,如人类有机体或社会单位—不同的社会、国家、教会、语言、法律体系、宗教以及观念体系——解析为它们的组成部分或“原子”,因为这种分析会漏掉那些不可感知的、几乎无法描述的连接与关系、模式与结构,正是这些要素把“整体”连接在一起,唯有这些要素能够解释人类独一无二的性格、行为与命运。有机论的哲学实践：无论在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体系中,还是在达尔文式的进化论中,这门新的人类“生物”学,原则上是可系统化、可传达和可学习的。孔德以及后来的斯宾塞大胆尝试,企图将这门生物学归纳为一个明白易懂的信条式的体系。施宾格勒和汤因比所提出的宏伟的宇宙论,是这一观念传统的令人沮丧的顶峰。卡尔·马克思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如果历史是一门科学,它就关乎某种“无情的”轮回;他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富有成效的理论。革命实践：法国大革命没有达到革命者所期望的目的。有人告诫他们他们中的幸存者，那次大型实验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在预见未来时,忽略了一些关键因素(如经济与社会的因素),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治因素上。到了1848年,经济社会因素受到普遍关注,无人能指责新一代革命者对这些因素不够重视,然而那个关键年份所发生的事件,让那些为之努力工作并默默析祷的人大失所望,他们的计划落空了。新一代历史分析家又告诫这批人,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也许是所有人类历史的核心因素:“阶级”斗争。1917年爆发的俄国革命严格遵循理论,其结果与列宁或德国共产主义者在其朴素乌托邦理论中做过的预见大相径庭;1848年和1793年事件的结果重演。关于这些失败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革命者误判了形势;另一种解释认为,革命者忽视了某种因素——两种解释都有这样的含义:如果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所有因素都考虑到了,他们就能找到问题的答案,具有足够的能力与聪明才智的人,就能改变人类的处境。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总体上讲,罗伯斯庇尔、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以及列宁,未能将他们的观念转化为现实。总的来看,俾斯麦、林肯、劳合·乔治以及罗斯福,却做到了心想事成。1790年的奥地利、1794年的法国与1920年的俄国,都不符合那些伟大改革家的梦想。相关历史时期的德国、英国和美国,则基本上没有辜负其讲求实效的政治家的期望。讲求实效的与乌托邦式的政治家的区别是,前者能够“理解”他们所面对的人性,后者却不能。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就存在于这种“理解”之中。约瑟夫二世、罗伯斯庇尔与列宁,不遗余力地思考他们所面对的形势的特点。他们阅读研究、辩论、反思。他们可能过多地关注某个方面,却没有重视另一个方面;但如果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历史原则上是一门科学,历史学家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以求最佳效果,那么这三位的态度是正确的:在他们那个时代,他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以求最佳策略;一旦发现,立刻使用,一心一意,目标明确。但是他们显然没有做到心想事成。他们只是以暴力的方式彻底推翻了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的新制度却出乎他们及其反对者的预料。俾斯麦、林肯与罗斯福则智高一筹,其取得的结果无论对他们的反对者来说多么令人惊讶或遭人憎恶,却都非常接近他们的支持者的愿望。优秀的政治家仿佛艺术家,他们懂得自己所用的媒介。他们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觉得很难、甚至不可能从理论上解释这样做的原因。除了他们,希望解释人类行为的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政治分析家,也不得不求助于“想象力”、“政治天赋”、“历史感”或“准确的判断力”等术语,在科学论著中,这些术语当然没有合法席位。当俾斯麦对法国宣战、林肯对南方宣战、罗斯福对经济领域的“保守势力”宣战时,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也许觉得很难以严谨的科学方式说清楚那些大的原则,说清楚为何由此推出,此时此刻、此种方法乃最佳选择。“很难”的意思是,以雕刻家为例,他觉得很难解释在雕刻过程中为什么这里着力较多,那里着力较少。当然,这与某种神秘直觉,某种企图猜测现实本质的非经验的方法无关。判断力、技能、时机、对方法与结果的关系的把握,皆立足于经验性要素,如体验与观察,尤其重要的是,它们还立足于“现实感”,大体说来,这种感觉是个不知不觉的整合过程,在某种情况下看似微不足道或无足轻重的许多因素被整合起来,形成某种模式,它会自行“提示”,“要求”人们采取某种行动。这种行动无疑是即兴之作,仿佛艳丽的花朵,只盛开于丰富的经验与敏捷的反应这片沃土没有这种天赋,艺术家或科学家就不会有创新。若是信仰某种理想模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似乎与上述天赋水火不容:在推崇盲目信仰的意识形态中,理想的思维模式取代了人们接收印象的真实能力。
从理论上说,人们也许没有理由怀疑,某个全知者(或近乎全知者)为什么不能耐心积累有关事例,然后根据某些享有盛誉的科学方法——通常把观察、实验、类比、演绎、归纳等方法结合在一起—提出一种假说,他能由此而正确地甄别所有可能的选择与结论。从理论上说,这是可能的。而实际上,经验事实过于繁多、复杂、短暂而细微,我们手中的理论武器过于抽象,思维模式远离平凡的、非常朴素的日常生活,只接近一些陈旧的、过于简单的情况。
【为什么经济学家有用又无用】
【理性蒙昧主义】
这不是在为蒙昧主义辩护,也不是在提倡远古智慧、祖先的声音或内心之光。科学理论显然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只是愚昧和懒惰促使人们选择简单的经验法则与一知半解的“常识”常常用来掩盖偏见与无聊——而放弃系统的知识。但同样也有一些领域,与植物学家相比,园艺师的作品更引人注目。把这些领域区分开,是现实感的早期征兆之一。正是因为没有进行这种区分,18世纪以及此后的社会理论家才显得矫揉造作,不切实际,远离生活。人们隐约感到这种混淆,却未能清楚地表述出来,主要是因为,想把该区别清楚地表述出来的那些人忐忑不安地认为,从理论上说,科学方法必然适用于一切,不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光明。欧洲浪漫主义的本质
浪漫主义运动
真理存在于某个地方,原则上说,人们能找到它。
浪漫主义正是要抨击和削弱这种信念的牢固基础。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家—早期的席勒,后期的费希特、谢林和雅各比,蒂克和青年时代的施莱格尔兄弟,夏多布里昂和拜伦,柯勒律治和卡莱尔,克尔凯郭尔、施蒂纳、尼采、波德莱尔—无论他们有哪些不同,无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深度有哪些差异,一个共同观念始终贯穿其作品:真理不是种独立于探索者的客观结构,也不是一种有待开发的地下宝藏,而是探索者的创造,尽管它有不同的伪装。
真理不一定是由个人创造的:有人认为,真理是由一种更伟大的力量创造的,这是一种普遍精神,这种精神可能有人格,也可能没有;个人是普遍精神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个人是它的一个方面,从它那里流出,是它的一种不完美的反映浪漫主义者的共同假设与永恒哲学( philosophia perennis)相反,在他们看来,与其说是人们发现了那些重大问题的答案,不如说是他们创造了那些答案。那些答案不是被发现的,它们完全是被创造的。
从其最理想主义的形式说,浪漫主义是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憧憬。从人们最熟悉的形式说,其话题只涉及价值观、理想和行为准则领域审美、宗教、社会、道德、政治问题。人们并不认为,这个领域是一种自然的或超自然的秩序,能用适当的方法(通过理性审查或某种更神秘的过程)来研究、描述或解释;这个领域是人类创造的,一如他们创造艺术作品:不是靠模仿,或从现有的模式或真理中汲取灵感,或求助于业已存在的、客观的、普遍的和永恒不变的真理或规律,而是靠一种创造行为,给世界带来一种崭新的事物—个人的独特表现及其独特的创造性活动,可能是自然的,也可能是超自然的;可能有人的特征,也可能有部分神性;不是来自它之外的任何事物(也有人说,因为无法想象任何事物能够在它之外),它独立自存,能够证明自己的合法存在,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从此,人们开始强调主体和理想而不是客体和实在,强调创造的过程而不是创造的结果,强调动机而不是效果;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是,人们开始重视愿景的特性和行为者的心灵状态——他们看重的,不是找到正确答案,不是完全符合某种“假定的事实”,而是纯洁的心灵、真诚的动机和纯正的目的。因此人们强调活力,强调不能被分解为静态组成部分的运动,强调不能被阻塞、冻结或分析的流动变化,否则这种流动变化就会被严重扭曲。他们一直反对把“生命分解为无生命的组成部分,反对把有机体分解为“完全”机械的或相同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喜欢使用取自“动态”科学(如生物学、生理学、内省心理学)的明喻和暗喻。他们还崇尚音乐,在所有艺术当中,音乐和普遍的、可观察的、统一的自然秩序的联系也许最少。也因此,对“给定的事实”—道德或政治领域那些没有人性的“残酷事实”——的任何批判,对静止不动或约定俗成的事物的任何批判,对少数人或殉道士的重要意义的任何批判(无论他们是为哪些理想而遭受苦难)都会大受欢迎
人们之所以说工作是神圣的,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社会意义,而是因为它能把个人或集体的意志,即运动,强加于无生命的物质。重要的是运动或斗争,而不是取得胜利;用剧作家恩斯特·劳帕赫的话说:“重要的不是自由,而是获得自由。”失败比成功更可贵。重要的不是某种事业合理合法,而是为它牺牲自我,因为这种事业之所以合理合法,不是因为它有某种内在本质,而是因为我为它而牺牲了自己。
浪漫主义态度的症状大抵如此。因此,无论在声音、文字方面,抑或在色彩方面,人们都推崇艺术家,视之为生生不息的精神的最高表现;人们心目中的艺术家通常住在阁楼里,目光狂野,披头散发,穷困潦倒,孤身一人,被人嘲笑;但是他独立不依,自由自在,其精神境界高于欺负他的那些市侩。这种态度也有不足之处:它既推崇画家、音乐家和诗人,又推崇那些阴险可怕、以人类为素材的艺术家一一他们是旧社会的破坏者,也是新社会的创造者——无论人类必须付出多大代价:为了除旧布新,超人式的领袖必然虐待某些人,积极主张革命的拿破仑便是一例。浪漫主义理想的这种表现形式,越来越显得歇斯底里,走到极端,它就成为强烈的非理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是这种思想也呼吁人们尊重个性,尊重创新,尊重超然脱俗,尊重独立自主,它鼓励人们根据自己的而非别人规定的一些观念和原则,根据自己的真实情感自由地生活,它号召人们重视个人生活、人际关系良知以及人权的价值。浪漫主义传统有积极的因素,也有消极的因素一方面,它蔑视机会主义,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对那些令人压抑的普遍法则和最终解决方案表示怀疑;另一方面,它又对高人佩服得五体投地,鼓吹独断专行、激情澎湃、残酷无情这既是浪漫主义的主张,也是其自身反映;这些倾向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个世纪的一些重大事件,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用以分析和解释这些事件的基本观念,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数历史学家对此通常认识不足。
梅尼克与历史相对主义
单个的思想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团体—学术界、政界、艺术界、宗教界—开始把全部人类活动,看作统一的、“有机的”社会整体的组成部分,社会整体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制度,而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级生生不息的发展历程—有生命力的社会整体是一些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组织,不能用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所使用的那种精确的量化方法来分析,是一些难以捉摸的复杂关系把社会“有机体”结合为一个整体。人们认为,只有通过某种直接接触,人类才能感知、直觉或理解这些有机体的生存方式。机械装置由一些互不相干的部件组成,这些部件都遵循统一不变的因果规律,与此相反,即便是在思想中,人们也不能把社会有机体拆解为不同的部件,然后重新装配。
《观念的力量》读后感(五)：《观念的力量》 以赛亚·伯林 读书笔记
第1章 我的学术之路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牛津哲学
证实主义现象主义我们总是能够设想，某种东西可以改变甚至推翻它，即使现在我们不能预见这种东西可能是什么。我怀疑很多哲学都是建立在某种虚幻不实的基础上，这种怀疑后来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开始主导我的观念。二、观念史与政治理论
一元论
维柯18th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是第一个提出文化观念的哲学家
赫尔德赫尔德感兴趣的不是外部世界，而是人文学科，人的精神世界；
他深信，葡萄牙人认为是正确的事物，在波斯人看来，就不一定是正确的。
浪漫主义及其发展创造就是一切。德国民族注意应运而生：我做某事，不是因为它是一件好事，也不是因为它合乎正义，更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我做这件事，因为我是德国人，这就是德国人的生活方式。当代存在主义也应运而生——我做某事，因为我选择了这种生存方式。
我不是由任何事物创造的；我做某事，不是因为那是一种我必须遵守的客观秩序，或者因为我必须遵守某些普遍准则；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确实创造了自己的生活；我就是我，我给自己指明方向，我对自己负责。
我坚决反对关于人类生活的这种宏伟的形而上学解释——我依然是经验主义者，我只能认识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只能思考在我经验之内的事物；我不相信超越个体的实体真的存在。
多元论如果某人追求某个观念，那么我虽不追求此观念，却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者在他的情况下，我被引导去追求该观念，将会是怎样。因此人类的互相理解是可能的。
多种价值观念是客观的，是人类本质的要素，而非其主观想象力的创造。
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在我看来，隶属于某个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其本身无可厚非，甚至不应批评。但是这种情感一旦失控——我的民族优于你的民族，我知道人们应该如何改造世界，你必须听我的，因为你不知道，因为你比我低劣，因为我的民族最优秀，你的民族远远低于我的民族，因此他必须把自己当作我的民族的原料，只有我的民族有资格创造可能的最好的世界——这是一种病态的极端主义，它可能或已经导致难以想象的恐怖事件，与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多元论格格不入。
什么是一元论？
多元论的敌人是一元论——这是一个古老的信念，它认为，所有真理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客观存在的世界万物终将与它合而为一。
有人认为，只要让科学家或接受了科学训练的人走上管理岗位，世界就会焕然一新；这样的思想家并不罕见。对此我不得不说，从未提出过比这更好的借口甚至理由来为精英阶层无限的专制主义辩护，他们剥夺了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自由。
一元论是所有极端主义的根源。
自由（讲座）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的自由与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是无阻碍，人的行为畅通无阻。外部世界能成为人类的障碍，主宰人类生活的生物规律、胜利规律或心理规律，也能成为人类的障碍；除此之外，人类还缺乏政治自由，无论有意或无意，人类社会的很多障碍是人为的。消极自由的范围取决于这些人为障碍的高低程度——取决于我能否走这条路或那条路，不受某些人为的制度或规定以及某些人的活动阻止。
什么是不自由？
我们认为，监狱中的人不自由，被捆在树上的人不自由；这个人所谋求的是挣脱锁链或逃离囚室，一旦获得自由，他不一定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广而言之，自由意味着不受某些社会制度或规范的约束，不受某种过度严苛的道德力量或物质力量对自己的摆布；自由还意味着行动不受任何限制，不否定行动的可能性，因为这种可能性本来是开放的。我称这种自由为“免于······的自由。”
“做······的自由”
我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其他力量控制的？
谁在控制我？
谁决定着我的行为和生活？
这是我的自由选择吗？
我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吗？
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控制着我，给我发出指令呢？
我的行动受制于父母、校长、牧师或警察吗？
我必须服从某种法律体系、资本主义制度、某个奴隶主或某种政府（无论君主制、寡头制或民主制）？
从哪种意义上说，我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行动的可能性也许是有限的，这种可能性是如何被限制的？
妨碍我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他们的权利有多大？
伯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滥用。穷汉无法使用消极自由支付豪华酒店的房租。
积极自由的滥用
谁安排我的生活？我自己，我？
愚昧无知，糊里糊涂，随着盲目的激情和欲望四处飘荡——这就是我的全部？
难道我的心灵深处，就没有一个更高贵、更理性、更自由的自我？
这个自我能够理解和主宰情感、无知以及其他不足；只有通过教育或领悟，我才能赢得它；只有那些比我更有智慧的人，才能教育我，让我意识到真正的、“实在的、最深层的自我以及我所达到的最高境界。这是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观点，它认为，只要我真的有理性，我就有真正的自由与控制力——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也许我没有足够的理性，因此我必须服从那些确实有理性的人，他们不仅知道对他们来说什么东西最好，而且知道对我来说什么东西最好；他们能够引导我走正路，那才是理性的用武之地。简而言之，他们的行动代表着我，有利我我的高级自我，以支配我的低级自我。由此看来低级自我的真正自由就是绝对服从有智慧的人，他们掌握着真理，属于圣贤或精英。
也许我该服从那些知晓人类命运的人——如果马克思说的对，那么某一政党（只有它掌握着历史发展的理性目标）必须造就我，指导我，无论我那可怜的自我经验意欲何往；党必须以其高瞻远瞩的领袖为向导，这些领袖最终要以最伟大、最有智慧的领袖为向导。世界上没有任何独裁者不使用这种方法，为其最卑劣的压迫进行辩护；他要通过其也许有些残酷，”表面看来“令人作呕的道德修养（”表面看来“的事物只适用于低级的经验自我），来实现某种理想的自我。（P25-26 这段话写的可真辛辣，作者无论是思想还是文笔是如此的辛辣简洁，叹服。）
这又返回到那个天真的观念：所有问题只有一种正确答案。如果我知道答案，你却不知道，你还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是你愚昧无知；如果你知道真理，你必然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不听我的话，那只是因为你是错的，因为真理没有向你显现，却向我显现了。这能解释人类历史上某些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奴役，这确实是对积极的自由概念所做的最危险，（尤其在我们这个世纪）也是最粗暴的阐述。时至今日，这两种自由概念以及人们对它们的曲解，是西方以及其他地方的大学经常探讨与辩论的主要问题。
决定论讲座《历史的不可避免性》
决定论声称，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事件必然产生与某种原因。这是自然科学的基础：自然规律及其实际应用——全部自然科学——建立在永恒的秩序这一概念之上，这是科学的研究对象。
伯林：我感兴趣的是，问自己两个问题。为什么哲学家和其他人会认为，人类是被完全决定的？如果他们是被完全决定的，这是否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相一致？
对理想的追求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不同看法。
伯林认为人类的理想是自由和平等。但是完全自由和完全平等又是不相容的。
回到百科全书派、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所有的以理想生活为目标的观念运动，过去的那种教义：人们必须接受各种各样惊人的残酷行径，没有这些，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要想吃煎鸡蛋，就必须先打破鸡蛋，所有这些辩护，所有的残忍行为、牺牲生命、灌输观念以及所有的革命，让20世纪成为或许自古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世纪（至少在西方是如此）的所有事件——这一切毫无意义，因为完美的世界不仅不可实现，而且不可想象；为此而做的所有努力，都起源于一个严重的错误认识。
（个人认为第一章节中“自由”这一节读起来令人振聋发聩，短短三页足以说清楚自由的重要性，自由作为权利的基础对人类的发展究竟有多么重要，滥用自由的概念会出现极端的情况，无利于人类。）
第2章 哲学的目的
哲学的主题是什么？讨论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提出以下问题：其他学科探讨哪些领域？举例而言，我们是如何界定化学、历史学或人类学的？研究课题或研究领域是由问题的种类决定的。
（伯林对哲学是什么的发问，进而循循诱导的提出哲学和其他学科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哲学关注的问题领域有什么，并对此分类。最后搬出康德的一个回答。）
康德首次提出事实与范畴的重要区分。事实可以说是经验资料，例如我们能够观察、推论和思考的事物、人、事件、性质以及关系；范畴是指我们用来感知、想象以及思考经验资料的依据。
这些观念所包含的事实，定然不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人来说都相同，但是其区别——这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于那些更深层次的区别，亦即戴着不同的眼睛、用着不同的范畴、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必然会使处于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和不同观念的人们产生的区别。
如此，哲学不是一门经验学科：它不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考察什么东西是存在的，什么东西存在过，什么东西将会存在——这是常识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问题。哲学也不是形式演绎，如数学和逻辑那样。哲学问题很大程度上不是经验现象，而是人们观察经验现象的那些方式，这是一些永恒不变的或者几乎永恒不变的范畴，人们由此来构造和辨别经验。
哲学家永恒不变的使命是，考察一切看似独立于科学方法或日常观察的观念，如范畴、概念、模式、思维或行动的方式，尤其是它们发生冲突的方式，以建造别的、自身矛盾不多、不易被曲解的（尽管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明喻、暗喻、象征以及范畴体系。
哲学的目标始终不变，它要帮助人们理解自身，让他们在阳光下生活，而不是在黑暗中挣扎。
第3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
哲学的特征
当人们提出关于自己或他人的问题时，哲学就出现了，这些问题虽然各有不同，确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它们往往很宽泛，都是一些原则问题，很少或者没有任何实用价值。它们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特征：我们好像没有任何明确的、公认的办法来回答这些问题，也没有任何专家可供我们咨询。这些问题本来就非同寻常：提出问题的那些人似乎并不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回答，他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如何寻找答案。
哲学问题
宇宙中存在物质对象吗？（宇宙也许是由心灵及其状态组成的呢？）宇宙有时间上的开端吗？我能清楚的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吗？无理数存在吗？我（或人们）该如何生活呢？这些问题的历史，以及解决此类问题所用的那些方法的历史，其实就是哲学史。不同时代的不同思想家试图发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所用的基本观念及其方法——他们理解此类问题的那些方法——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会发生变化，这些力量包括前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做出的回答，当时流行的道德、宗教与社会观念，科学知识水平，特别重要的是，当时的科学家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如果它们取得辉煌成就，并且迷住了同时代人以及此后几代人的想象力，科学家的方法就会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哲学与其他学科的的关系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把经验问题（以及归纳问题）或形式问题（以及演绎问题）与人类观念中的其他问题分开，再把这些问题归入经验学科或形式学科的历史。
哲学的属性特征：
科学与哲学的进步似乎与经验学科、形式学科逐步分割为两个领域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分割总会留下一些没有解决的（往往是未经分析的）问题，这些问题及普遍，又晦涩，更重要的是，用经验方法或形式方法似乎（或确实）无法解决，这些特征赋予这些问题一种属性，我们通常称该属性为哲学。
哲学问题被误解的两个误区：
人们通常认为，哲学问题与其他问题处于同一层面，可用同样的方法来回答，尤其是在有些方法已经正确的回答了其他问题，事实证明，它们要么是经验的，要么是先验的，尽管二者的区分并不总是很清楚。通过某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某个研究领域，如物理学或生物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时人们往往会把这种方法用于哲学问题，得出幸运或不幸的结果，这是人类观念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没有正确而清楚地认识人类心灵的主要“能力”与作用，人们就无法弄清，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各种观念或推论，应该如何确定人类知识的起源和界限，不同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把人们应该用统一的微粒来描述物质世界，物质运动的规律即微粒相互作用的规律的观念用于人的心灵，他们认为，心灵仿佛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与牛顿式微粒相对应的心灵微粒，他们称之为“观念”。
洛克和休谟对数学的看法是真实可信的，尽管它们对数学推论的阐释不能完全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和莱布尼兹一样，都已清楚地认识到数学推论与经验事实的陈述之间的区别。特别是休谟，很清楚形式蕴含的陈述与事实蕴含的陈述之间的区别；形式蕴含的陈述即逻辑、算术或代数的陈述（他对几何学的讨论模糊不清，而且犹豫不决），事实蕴含的陈述即主张事实真的存在的那些陈述。其实他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诸如必然性和同一性等概念，严格说来应当属于形式学科——理性主义者称之为“理性的真理”，因为其对立面是自相矛盾的（与“事实的真理”正好相反，后者不能通过任何纯粹形式的方法来检验）——在描述世界的知识领域，它们没有任何地位，而以为他们有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错误的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原因。
同一性和必然性不是连接真实实体的真是关系，我们也不可能在现实世界找到它们。知识因此被分为两类：一类知识宣称它具有“必然性”，这种知识依赖于形式标准，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世界的信息。另一类知识宣称它能提供关于世界的信息，这种知识只有或然性，不是绝对可靠的；如果我们所谓确定性是指逻辑或数学的确定性，那么这类知识就没有确定性。两类命题的这种区分，和“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经验命题”与“先验命题”的区分密切相关，一场哲学大讨论由此发端，这场讨论把康德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成为现代哲学史的转折点。
第4章 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
詹巴蒂斯塔·维柯 ，是人类观念史上最大胆的创新者之一，他的观念属于伪经——他还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人物；专门研究哲学史、意大利思想与文学或者18世纪早期历史的人，才会对他感兴趣。他的成就令人惊讶，他提出的关于人和人类社会的本质的观念，既大胆，又重要；他抨击当时人们所理解的知识的本质，揭示或指出一种到那是为止人们从未讨论过却非常重要的多样性；他实际上创造了文化观念；他预见到浪漫主义者与历史主义者的美学，几乎改造了这一学科；他实际上创造了比较人类学和比较语文学，创立了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他对语言、神话、法律、象征以及社会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理解，体现了一个天才人物的真知灼见；他第一个做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著名区分，从此这种划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科学》的核心观念，人类能够理解自己的历史，其方式不同于，而且在维柯看来，要优于他们理解自然事物的方式。唯因如此，要理解某物，不仅仅是描述它，或者把它分析为不同的组成部分，就必须懂得它是如何出现的——事物的产生与发展；而某物的本质恰恰在于成为它那样的事物。简言之，真正的理解总要追本溯源，对人类及其成就的真正理解总是历史的，而非超时间的或者分析的。
维柯的理想是建立一门真正的新科学：从“内部”看，换言之，从参与者而非旁观者的角度看，通过他坚称可能的、有时却很艰难的一种方法——凭借想象力（fantasia）“进入”在时间或空间上远离我们社会的那些人的心灵——去考察他们创造了什么，他们曾经是什么，他们做过什么，他们遭受了什么苦难；新科学应该以此为基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让前人的作品直接与我们交流，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们如何理解世界，他们希望做什么，世界如何显现给他们，他们如何适应、理解、改造和征服这个世界，他们如何互相征服，如何建立新的关系，如何创造，如何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何采取行动。（摄影）
第5章 俄国观念史
观念史是什么？
便于讨论，暂且承认可以提出以下问题：哪些观念，或者更模糊地说，哪些看法流行于某个社会，进一步说，我们能够，事实上也很想了解，在该社会的历史上，某个转型期的某些观念产生过哪些影响；此外，我们也许有理由说，某个观念流派夸大或低估了某些观念或一般而言的观念所发挥的作用——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因为他们认为，如果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个团体心目中没有形成某些信念或某种思维方式，某次革命或某场战争就不可能爆发。
所谓“普遍观念”，我们指的是不同的观点、态度、思维习惯与情感特征，他们有的模糊不清，尚无定义，有的已结晶为宗教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道德体系、社会观点、心理倾向，等。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共同具有的特征之一是，与很多科学命题和常识命题不同，人们似乎不可能通过准确的定义或大家都认可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制度及其组成部分的有效性或真实性，也不可能通过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些方法，来证明他们是可行的或不可行的。关于它们，人们最多只能说，他们应该处于中间地带，在那里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意见，普遍的思想原则和道德原则、价值观念的标准和价值判断、观念倾向、个人的看法与公众的态度——一切被粗略地概括为“观念背景”、“舆论”、“风俗”以及“普遍看法”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意识形态（这种说法起源于马克思）。这个定义不清但是内容丰富的领域及其发展变化，就是观念史或“思想史”应该描述、分析和解释的对象。
这些历史，其存在本身就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种征兆，也是其结果，自我意识的发展导致了以下两大领域的划分：一方面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领域——这是意识形态、基本观点、态度、神话、理论解释等人文学科的家园；另一方面是一些井然有序的王国，这里的概念和命题来自更高级、更准确的学科和领域。
19世纪初期，沙皇俄国的知识分子与世隔绝；西方式的人文学科与俄国的现实互相对立；俄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与此同时，浪漫主义思潮，特别是德国的浪漫主义方兴未艾；知识分子对宗教的信仰日趋淡化，他们开始寻找道德和心灵的替代物；政府压制自由的政治活动与社会活动，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自我表达与个性发展的方式——特别是以激烈的反抗形式——他们进入观念领域，因此观念成为知识分子的鸦片，尽管苍白无力，这却是难以付诸行动的他们唯一的精神替代物。
观念史应该研究谁的观念？
俄国在观念领域的显著特征是对他国做出独具特色的回应。
一种观念无论诞生于何处，作家、艺术家、批评家、大都市的少数知识分子，以及在他们影响下，其他地方日益增多的、受过一定教育的、真诚而有理想的人，都会根据这一观念来发现真理，进而改造自己的生活。
在俄国，人们把只说真话看做精英所肩负的使命，一种神圣的义务，只说他们真正相信并将用生命来表达与捍卫的观点；人们认为，对这个目标的任何背离、欺骗或自我放纵，不仅在美学上虚妄不实，在道德上也是一种背叛。
知识分子：谢尔巴托夫，诺维科夫，冯维辛，卡拉姆津，柏克，普宁，洪堡，恰达耶夫
恰达耶夫的批评：俄国的过去是一片空白或混乱不堪，唯一正确的文化存在于继承了古罗马传统的西方；东西方教会的分裂剥夺了俄国的生存权，她被留在野蛮状态，孕育的过程夭折了，其他民族必须引以为戒，俄国是众多国家当中的一个怪物。
俄国人还关注自我。
恰达耶夫：我们是谁？我们应该走什么道路？我们的教会——唯一的真正的基督教会——是否为我们保存着一些举世无双的珍宝，而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已丢失或毁坏了这些宝藏？西方人看不起这些东西，以为他们既粗糙，又原始，实际上，它们乃生命之源——在后基督的（post-Christian)日益堕落的世界上，这是唯一的纯粹的生命之源，是吗？还是反过来，西方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要发言，要发挥作用，要让世界看到我们是何种人，难道我们不该向西方学习，掌握他们的技术，在他们的学校，努力效仿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或许还有其生活的某些阴暗面？
此后的一个世纪，观念领域的战斗仍以恰达耶夫划出的战线为界：战斗所用的武器是思想观念，无论起源于何处，在俄国，思想观念变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常常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
（别林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是什么？）
西方思想家全神贯注的思考以下问题——心灵与肉体的关系、科学真理与道德真理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历史发展的模式、人类前进应有的目标（也许是被迫趋向的目标）、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文化与大众的关系、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何者居于优先地位——这些问题引起了欧洲最优秀的思想家的深切关注。
俄国人对于观念和道义，知识阶层的献身精神是完全彻底的，不假思索的，有时甚至是狂热的；他们的性格纯洁无暇，对真理的追求矢志不渝；任何背信弃义之举——例如通敌，无论这个敌人是国家，还是教会，或者支持某种反启蒙主义的实力——都会使他们惶恐不安。无法把握这个特征，无法清楚地理解其背后的俄国历史，既不能理解俄国的观念史，也不能理解俄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历史。
第6章 被神化的那个人
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的名字是19世纪最大的俄罗斯神话，独裁政体的支持者与东正教会的信仰者都憎恨他。也因此，他成为19世纪自由与革命运动的理想化的鼻祖；事实上，他是1917年达到顶峰的那场政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所推翻的，正是他晚年厌恶与抨击的一种社会秩序。
在文学领域，他是系统的社会批评的真正鼻祖和大师；他反对用审美的、宗教的或非理性的态度对待历史和艺术。
观念不仅表现为一些判断或理论，而且具有一种我们更熟悉，却更难以表达的含义，这种意义上的观念不仅包括思想，而且包括情感、本能与行为方式。这种意义上的观念总是让别林斯基兴奋不已，有时他会处于激奋的道德状态。让他苦恼不已的问题有：个体与自身的关系，个体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个体与艺术家想象力的作品的关系。别林斯基的问题总是与道德有关。在他看来，观念不仅是有趣，令人愉快，甚至是不仅是从理性的角度看很重要。观念的关键在于正确与否，错误观念必然有害，必须抛弃。所有图书都包含某种观念，虽然有些图书的观念性不很明显，这就是文学批评家的研究对象。
别林斯基批评《威克菲尔德牧师》短评，他认为，所有图书都要表达某些观念，建立在一些深层的基本假设之上，如美学的基本假设、心理学的基本假设以及关于社会的基本假设；作者对威克菲尔德牧师的看法是庸俗的、错误的。他是在赞美不参与生存斗争，而是袖手旁观，不承担任何义务，纯洁无暇；一旦进入社会，只能上当受骗，惨遭失败，但是在精神和道义上是胜利者。这很接近俄国的理想：圣愚。这是为懒惰开脱罪责，是不诚实的表白，这种态度把怯懦当作高级智慧，把失败与妥协当作对人生的深刻领悟。
别林斯基是道德家，他提倡世俗道德，坚决反对宗教信仰。他认为，宗教是对理性的侮辱，神学家是江湖骗子，教会是阴谋集团。他认为客观真理是可知的：科学能够揭示自然界的真理，历史能够解释社会领域的真理，是非感能够揭示人们心灵深处的真理。如果你想理解人生的真谛，生活得有意义，那么你必须认清，哪些是永恒的、非常重要的，哪些是短暂的、华而不实的。
别林斯基作为评论家的特点是：他的见解完全是直接的；在他和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的阻隔。
观念信念与情感偏好（有时甚至是身体偏好）之间这种深刻的内在冲突，是典型的俄国病。就观念而言，这位物质文明的倡导者大声疾呼，俄国必须采纳西方文化；就情感而言，他比同时代的人都更像俄国人，心情也更郁闷。他不会说任何外语，除了俄国，他无法适应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在国外，他觉得痛苦不堪，倍受迫害。他认为西方习俗值得尊重与模仿，可是对他来说，那是难以忍受的。一到国外，他就非常想家；一个月之后，他会因为思乡而陷入狂乱。由此看来，与同时代的任何人，甚至与托斯托夫斯基相比，他更能代表真正的斯拉夫气质与生活方式。
第7章 一个没有狂热激情的革命者
赫尔岑主张，在一个有限而明确的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他既非自然力的无用玩物，也不是统一的历史原料中的一块无足轻重的材料，某个未知的神灵把他摆在那里，巨大的历史洪流会将其吞没——黑格尔所谓历史的“屠宰场”——然后他注定将经历富有创造性的自我牺牲，精神的进步会因此变得更加壮丽辉煌。
赫尔岑人为，道德既不是一成不变的律令，理性的人类不得不发现遵守这些规则，无论他们是由某个人格神制定的，还是人们在“自然界”或通过某种可知的“历史规律”发现的。他认为人类创造了自己的道德；没有利己心，就没有活力与创造力，在利己心的驱使下，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而不能以自然或历史为借口，不去做在他看来是真的、善的、美的、正义的或令人愉快的事情，无论他有什么原因。
赫尔岑的观点是经验主义的，也是自然主义；这种观点承认，某些价值观念，对于信仰它们的人来说是绝对的，但是它也承认发展变化；它没有被决定或教条的社会主义所吓倒。它具有彻底的独立性。
我们对未来所知甚少，不能做出准确预测，因此肯定对立面、用虚伪的允诺来设法宽恕我们的野蛮行径所造成的恶果，这些做法不是精神失常，就是蓄意诈骗。我们无法保证，千百万民众一定能过上我们满怀信心地许愿给他们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现在千百万人将无声无息地死去。对赫尔岑来说，远期目标根本不是什么目标，而是荒诞不经的感觉——目标必须近在咫尺，必须化作“劳动者每天的工资，或工作带给他的快乐。”
他与伊拉斯谟、蒙田、贝尔、丰特奈尔、伏尔泰、贡斯当、洪堡以及英国的哲学激进分子属于同一传统，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治统治。僧侣、国王或独裁者会压迫人民，许许多多宇宙论也会压迫人民，这些理论剥夺人的本性，极力贬低个人的作用，限制个人自由，压制自我表达的愿望，迫使个人屈尊俯就宇宙的重要定律与法则，因为这些定律与法则永恒不变，无所不能，万古长存，在这些理论看来，人类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可怜的幻觉。
赫尔岑人为，自古以来就让人心神不安的大问题，没有适用于所有人的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真正的问题必然是具体的，人们只能在具体情况下寻找答案。
一些大问题，比如，生活的目的（或意义）是什么？自然界所有事件，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发生？人类历史的规律是什么？从理论上说，这类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有限，问题很难，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目的、规律、意义或原因，会随着提问者的处境、观点和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把这些因素当作问题的组成部分，他们才能得到准确而清晰的阐述。
第8章 知识阶层的作用
知识阶层的根本宗旨是，理性地、坚持不懈地反抗现存制度，他们认为，现存制度往往会变得保守僵化，阻碍人类观念与社会进步。无论过去或现在，知识阶层始终以此为历史使命。
一味的反抗还不足以使某人成为知识阶层。相信理性与进步，密切关注社会的道德状况，这二者结合是知识阶层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在压迫最严重，社会最黑暗的国家；在自由、民主而又比较开放的社会就最不可能出现。
第9章自由
什么是政治自由？古代世界，尤其是希腊人看来，自由意味着某人不是被迫服从别人为他制定的，而非由他制定的法律。现代世界，本雅明·贡斯提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宜干涉私人生活。
古代世界提出的问题是：谁来统治我？
现代世界提出的问题是：政府的权力应该有多大？
古人认为，生活是一个整体，法律与政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某个方面的生活可以不受政府监管。
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有一条界线；无论私人生活的范围多么狭小，在这个范围内，我可以为所欲为——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我愿意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不妨碍别人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没有危害社会秩序，因为社会制度以社会秩序为基础。
第10章 卡尔·马克思主义之父
卡尔·马克思主要不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活跃的革命家，在他那里，哲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其哲学思想尽管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人们还是可以根据其早期著作把他们串起来。
对马克思来说，技术能力是人的根本特征：人对生命过程的认识以及为生命确定的方向（人们所谓历史），皆归功于此。人是被创造的，人与人各不相同；不是其本质某些固定不变的内在原理使然——这些原理根本不存在——而是因为劳动，要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就不得不工作。为了维持生命或提高生活水平，他们劳动和创造，其劳动和创造的方式决定着他们的社会结构。
马克思说，观念是——而且只能是——人或社会团体实现其目标的武器，好比别的工具、发明或行为方式，例如军队、弹药、农业、奴隶制或封建制。人发明的技术决定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后者决定前者：需求决定观念，不是观念决定需求。
（看了四五页实在抄不下去了，简直魂穿被考研政治折磨的时候，伯林和红宝书写的也没有分别啊）
观念是统治阶级创造的、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武器。究其根源，这些观念往往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接受了这些观念——以及体现着这些观念的社会制度——的被剥削者，常常不加批判地接受一些有损于自己的利益，却有利于统治者利益的观念。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接受了这些观念与制度，仿佛它们具有永恒的有效性——宗教、形而上学或自然秩序为此担保，因为这些被认为是正义的、永恒不变的。观念本来是不断变化的利益、技能或权力斗争的产物，可是在人们眼中，他们仿佛是由永恒的神灵、真、善或美的客观标准所确立的，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的任何人。
第11 章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
格奥尔基·瓦伦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的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奠基人。
他认为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合理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是可能的。这种制度应该建基于坚实的历史与自然科学知识。其建立方式应该是民主的，换言之，某一社会的多数人已清楚地认识到，社会要想自由、幸福与平等，就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只有在这种前提下，而不是在此之前，人们才能建立正义的社会制度。
第12章 政治领域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通常指人们对事件、事实或人的主要特点的正确把握，以免希望或恐惧、爱或恨等情感歪曲事实，以免在某种情绪的影响下，美化或丑化事实的思想倾向等导致歪曲，妨碍人们进行准确观察。
第13章 以色列的起源
某些政治家，虽然为民族的命运而奋斗，却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往往以简单的方式理解事物，与那些从事物内部理解事物的人形成鲜明对照，后者通常只看到一堆无规则的、具体的、无限的复杂因素，在他们看来，所有可能的道路均已经被许多当时人们无法克服的障碍堵塞了。局外人很容易产生浪漫主义观念，也很容易把事情看的过于简单：熟悉易生轻侮，否则它会滋生怀疑心理，助长腐蚀人心的失败主义。
东欧犹太人具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西放教友不同，他们成长为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政治、社会、宗教与人文理想。俄国与波兰的犹太人曾遭遇政治与社会迫害，他们发现自己被禁锢在大的犹太人区，史称“犹太定居区”（Pale of Settlement);也许是因为俄国政府与官员没有善待他们，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仍留在中世纪的外壳中，拥有自己的内部组织。他们拥有一种强有力的精神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较之欧洲任何犹太社区，现代化进程对他们的影响更小。如果某人觉得难以理解中世纪的生活状况，我倒认为，尽管历史已经步入1890年或1900年，但是俄国西部一个名副其实的犹太小镇所保持的那种生活方式，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个现代社区；都更接近欧洲中世纪的生活。
犹太社会依照某些可以带着走的价值观念生活，这是一种可转移的文化传统，和约柜一样，它从耶路撒冷撤至荒蛮的流放地，跨越中欧，来到俄国以及俄属波兰；这种传统在那里停了下来，却是一种临时组织；这是一种在俄国或波兰的土地上没有根基的文化传统，因为其根基无关乎疆域或地理。这是一个真正的文化统一体，一种真正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方式几乎与其他任何生活方式都没有联系。
这是一种包含两种成分的文化，一方面是犹太教以及传统的犹太生活方式，遇到共同的忧伤、苦难和不幸，这会生发一种强烈的平等意识，无论富贵贫贱，所有人都会觉得，一种特殊的、来自共同的被奴役状态的团结友爱之情，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社会。另一方面，每个国家的犹太人，都会程度不同地吸收所在国的观念文化。俄国与波兰的犹太人接受了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观念，发动了观念反叛，开启了激进的社会民主传统；这些国家的精英分子发起这场运动，以反对俄罗斯帝国所实行的、严厉而极其愚蠢的专制暴政。
这是一种，古代及中世纪宗教，与犹太文化在极具保护作用的一种向心力，奇特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古代及中世纪宗教，又与19世纪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理想合而为一。
今日的以色列，理解该国领导人的观念及治国方略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研究19世纪而非20世纪的人类理想。想了解以色列的政治制度，最好的办法是，研究18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观念史，然后再看他们在俄国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中所引起的反响。
以色列很清楚，它没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它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大国的玩物：在古代，它是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玩物；现在，它是美国、苏联和英国的玩物。他们仍然处于这些大国的十字路口，它们可能今天还支持他们，明天就可能抛弃他们。
社会科学家有时抱怨说，他们没有开展学术研究的“实验条件”。以色列具备这种条件。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其他地方目睹如此与众不同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流”——某种古老的史前文化与美国最先进的意识形态，与东方的某种晦暗、神秘、难以表述的人生观相互影响。
第14章 犹太人之被奴役与被解放
这一节和以色列的起源看的不是很明白。
第15章 哈伊姆·魏茨曼的领导艺术
康德说，家长式统治是“人们可以想得到的最大的专治统治”；家长式统治是专制独裁，不是因为它比残酷的、赤裸裸的、愚昧无知的暴政更难以忍受，而是因为它侮辱了我的人格，我决心按照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一定是合理的或仁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有权要求别人承认我的这些权利。如果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权利，我也恐怕不敢承认，我可能会怀疑我是否有权说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什么的问题取决于我的感受与观念；我的感受与观念取决于我所处的这个社会，取决于在这里占优势的那些感受与观念。我可能觉得不自由，因为人不承认我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作为一个不被承认、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团体的成员，我也会有这种感觉，于是我希望，我的这个阶级、民族、种族或行业能够获得解放。
自由概念的本质是“不允许”某人做某事或某件事情发生——不允许他人侵入我的领地，不允许他人领导我，不允许各种各样的执迷不悟、担心害怕、神经官能症以及形形色色的理性力量——这些都是形式不同的干扰者和独裁者。
人们想用自己和他人的个人自由，来换取集体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在这个集体中的社会地位，这些人的目的不仅仅是放弃自由，以求安全，不仅仅是为了在和谐的等级社会中求得一个稳固的职位：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所有的人和所有的阶级都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在这里，他们可以放弃那种痛苦的选择权——所谓“自由的负担”——而心安理得，换取某个专制或极权社会的稳定、安乐与祥和相对的不动脑筋。诸如此类的人和愿望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样放弃个人自由无疑是可能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第16章 寻找社会地位
康德说，家长式统治是“人们可以想得到的最大的专制统治”；家长式统治是专制独裁，不是因为它比残酷的、赤裸裸的、愚昧无知的暴政更难以忍受，而是因为它侮辱了我的人格，我决心按照自己的目标（这些目标不一定是合理的或仁慈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有权要求别人承认我的这些权利。如果别人不承认我的这些权利，我也恐怕不敢承认，我可能会怀疑我是否有权说我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人。
第17章 欧洲浪漫主义的本质
浪漫主义的重要思想家——早年的席勒、后期的费希特、谢林和雅各比，蒂克和青年时代的施莱格尔兄弟，夏多布里昂和拜伦，克勒律治和卡莱尔，克尔凯郭尔、施蒂纳、尼采、波德莱尔——无论他们有哪些不同，无论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思想深度有哪些差异，一个共同观念始终贯穿其作品：真理不是一种独立于探索者的客观结构，也不是一种有待开发的地下宝藏，而是探索者的创造，尽管它有不同的伪装。
第18章 梅尼克与历史相对主义
梅尼克说，人们反对“普遍化“——人们不再相信科学的统一性、自然规律的作用以及各种实证主义、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再相信宇宙是一元的、唯一的和永恒不变的；他们不相信如果睁眼看世界，凭借理性，无论何时、何地、条件如何，任何人都能够理解这个宇宙。
第19章论通识教育
教育即使不能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不应扩大这种分歧。无论教育以什么为目的，它绝不能限制学生的思维与想象力，绝不能使他们的这些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弱。因此，教育应该想方设法地提供便利，让某个专业的学生了解其他专业所使用的方法，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的希望和理想，遇到的挫折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
人们需要承认，第一，掌握真理本身是一件大好事；第二，无知或知识都会造成恶果，唯一的补救方法是掌握更多知识：更清楚地理解人们需要什么，哪些事情值得他们追求，他们的方法与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方法与目的会产生什么结果，其意义何在。除非人们有机会认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有机会认识他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世界观——只有当他们了解别人的观念、感情与所作所为，了解其之所以如此的方式与原因，才能获得这些认识——否则，他们仍将在黑暗中摸索，必须面对彼此的行为所造成的，不可预见，有时甚至骇人听闻的后果——超过了因为人类自身缺陷，对我们所有人都似乎不可避免的那种程度。我们不可能有足够多的知识，但是我们不能以此为由，不去探索尽可能多的知识；不努力掌握知识，就是无缘无故地承认失败：盲目地屈服于我们能够控制的一些力量。
能够清楚地理解观念与知识的结构，二者的异同，它们在发现真理与发明创造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它们所坚持的真理及其有效性的标准；最重要的是，能够把握它们的基本原理——清楚地知道，在人类的建构中，哪些属于神经和肌肉，哪些属于周围组织；某个重大发现中哪些是新颖的和革命性的，哪些是现有的知识的发展——正是这些能力提高了人类的思维水平。唯因如此，他们才能思考杂乱无章的经验所固有的，或人类赋予它的那些永恒不变或不断变化的存在方式，在哲学家看来，此乃人最崇高的品质；即使他们说得不对，就我们通常所谓高等教育而言，这当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目标。
第二版附录
第20章 民主、共产主义与个人
从很早以前，西方教育就教人为自己寻找使人困扰的问题的答案——我该成为什么，我该做什么，我该如何对待他人，在一切外物之上我该寻求什么。观念和宗教的诸学派为了倡导解答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而呕心沥血。然而即便是现实中最暴虐的统治者至少也曾虚与委蛇地赞成，人们必须学会回答这些问题，这样他们才会想要自由地寻求合适的目标，他们赞成因为他们相信这些问题的意义，而不是因为他们受限于社会和道德而无别无可信。但是对于一位共产主义者而言，他的任务并不是传授知识，也不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的主要任务是做斯大林的工程师——将个人改造成只会问现成答案的问题，长大后会自动适应社会而很少引起摩擦的人。
历史决定了不想被毁灭的社会必须有怎样的面貌。而只有那些不会走向自我毁灭的社会才是幸福的社会。因此打造幸福社会的秘方只有一种，“社会工程师”用它来制造那些人形艺术品，或者说“进步的”社会机械或机体必须具备的肢体器官。而好奇心，独立个体的求索精神，创造或沉思美好事物、发现真理、追求目标的渴望，因为它们自身的原因，因为它们的本质，因为它们能满足我们天性中，深层次的渴望而遭到谴责，因为它们可能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因为它们可能有碍于一个大一统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二种观点看似符合人道主义，其实掩盖了对人类天性的蔑视。它暗中预设了所有人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要么腿瘸，要么残疾，要么失明，他们应该在一生中相互搀扶着度过艰难之路上的种种坎坷，对于这条路，他们即便不情愿也必须通过。它不无讽刺地描绘了社会服务的合适理想，这一理想不再是一种必要的助力，以最小限度的控制手段，帮助个体在不相互妨碍的基础上自由地追求它们思想和内心的深切渴望，而是变成一种奴役手段，逐渐扼杀无私而富有创造性的冲动，虽然出于好心，却并一定能改善他人的生活。
第21章 伍德罗·威尔逊论教育
威尔逊认为，在美国，我们都熟悉、奉行和热爱一个理念：大学的目的不是学术。······而是知识和精神生活。大学的生活和训练应当是一个准备的过程而非填鸭的过程。我所说的知识和精神生活指的是能够让人的思想和合理利用现代世界以及其中各种机会的生活。自由训练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训练和启蒙人的思想。一个受教育的人终将因为他的观点、他的思想特征、他对生活的态度和他的思维方式而被别人发现。他有观察和分辨事物的能力，有组合观念、察觉这些观念指向何方的能力、有洞察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他的思想是一台精于鉴赏的仪器。在讨论中，他善于贡献灵光而非煽风点火······他胸怀有关这个世界的知识，而不像那些只熟悉同辈之人或者手边之事，却对这个世界毫无了解的人。
区分良善理性与恶劣理性的能力，教会他们吸收和理解证据，使他们养成广开视听的习惯与不偏不倚的倾向，令他们仰赖清晰而符合逻辑的思维过程，又不失与生俱来的阐释事物的渴望，而不是拘泥于字词层面的推理论证，促使他们形成对知识的品位，以及对人类心灵正直真诚的深切敬意。
不是通过教师的所知和所授来管教，而是通过他们阐述的事物的精神来管教。这种精神是他们无法以学校传授的正规方式传达的，而只能以耳濡目染的方式传达，借由他们的理想通过某种方式来影响大学这个地方的整体精神。······大学教师的声音若不能穿过教室的门墙，便不能得到存留，便是毫无影响、徒劳无益的。
年轻人对于比他们大的人可以怀有极大的热情，只要前者通过人性的、自然的方式去了解后者，只要后者的品格经得起自由交流的考验，只要后者性格与目标中的能量和美好能够在个人交往中为前者所欣赏；而这种热情往往是对他们人生的影响中最为强烈而持久的。
（伯林对牛津和剑桥两座大学培养学生的目标和路径，通过大学中培养的什么人物做出一个看似没有倾向性其实更偏好剑桥的区分。）洛斯·迪金森以及他的朋友们，他们支持私人生活，反对公共生活，怀疑成功，厌恶以“成就”论人，认为这代表着某种对私人生活价值的背离，某种静悄悄的“背叛”。
第22章 论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或许也是最具有毁灭性的因素。如果人类灭绝，起因更有可能是某个民族非理性地爆发出对某个真实存在或想象之中的敌人或压迫者的仇恨，而不是宗教或阶级；更有可能是种族层面的原因，而不是文明层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