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影评精选

　　《王阳明》是一部由吴琦执导，辛柏青主演的一部纪录片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影评，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阳明》影评(一)：01溺

辛柏青饰演王阳明

皇帝评论他：“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

中国的学者评价他：为明第一流人物，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

思想界认为：阳明学说，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阳明学大师冈田武彦则说：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

当代海外儒学研究者的观点是：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王阳明一人

布莱希特说：当一个演员表演时，他应该像在引用一样。

每一次当我面对一个角色，我都习惯从这个角色人生曲线的谷底开始，引用他的生命词句和表达。所谓疾风知劲草

祖父王伦有魏晋竹林之风，人称竹轩翁

五溺：

阳明洞天位于宛委山。

阳明在道教中指东方青帝，也就是太阳神。宛委山是道教圣地，相传葛洪曾在山麓炼丹，留下一口葛仙翁井

安徽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同时它也是上古学仙修道之地，位列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中居第三十九位

王阳明的狂不同于李白的狂，王阳明的仙家风度里，还藏着仁者的内敛和隐忍

他很重视“自得”二字，那是将儒释道合为一体的一种精神境界

　　《王阳明》影评(二)：传记纪录片的真实

　　如果你听过这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那我们需要去向别人学习吗？是的，我们需要。观察别人才能做好自己，传记记录片便应运而生。在当代电影中，传记类纪录片正不断地吸引大众的眼光，受到大众的关注。如《阮玲玉》、《掬水月在手》、《面孔》……但纪录片一直在真实与虚幻之间踯躅，观众被迫处于一个未知的境地，那传记纪录片在表现历史材料的同时需要如何输出才能达到呈现真实的效果？本文将分析《探索发现-王阳明》篇，通过站在眼花缭乱的21世纪回溯并竭力贴近他的时代，以至于阐述人物传记类纪录片是如何在搬演人物事件的同时向观众确保了影片的真实性。

　　一·演员的选择与表现

　　毫无疑问，演员的表演真实与否与影片成功与否是直接挂钩的。演员辛柏青的主观叙述与他对王阳明这一历史人物的客观搬演无疑是本片真实感的一大来源。正如梅内格蒂所言：“精彩的表演可以丰富角色，并说服观众使他们认为演员对历史人物的塑造是可信的。在本片中，辛柏青游离于现实与历史这两个时空中，使得在表演历史人物的同时演员的身体成为讲故事的媒介，为观众提供了一种情感上的勾扣。同时，辛柏青这一人物的表演家的特征也带领观众一同进入了这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我表演，我会如何表演？”同是传记纪录片的《阮玲玉》也是这般，张曼玉在其中也演绎了阮玲玉。这种演绎方式对演员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通常，历史人物的形象是存在一定固有的，这时候演员的演绎如何在此之上适当增添灵动的性质？与此同时，还要在“做自己”的时候拿捏好在与角色相知相碰撞时逐渐相融的状态，这都十分需要演员掌握好表演的形式。显然，在演员的一举一动中，在表演的张弛有力中，我们看到，张曼玉做到了，辛柏青也做到了。他们让观众相信他们是诉说者，同时相信他们是被诉说者；是代表观众的观众，亦是观众眼中的人物。

　　二．真实“证据”的塑造与呈现

　　著名导演戈达尔一向反复强调真实性来源于表现发生这一事件的过程，而不是直接拍摄这一事件。在本片中，运用搬演这一最抽象化的证据，影像的形式在虚构与真实中穿梭，间离做得虚怀若谷，形成了与表演历史大相径庭的叙述历史，直接将影像与观众设置在同一角度。在对观众的放映之前，就已经赋予了一种观众与影像一种和谐的同一性，从而达到了一种虚幻的“真实感”。除此之外，本片在搬演观众所熟知的王阳明的真实生活之外，为了更具真实性，在解说中也插入了王阳明的著作这一直接证据—“自信孤忠悬日月，岂论遗骨葬江鱼，百年臣子悲何极，日夜潮声泣子胥”……当然，去往王阳明故居与他传奇事件的遗址拍摄更是迎合了观众对其的先前认知。

　　值得一提的是，此片第一集《溺》中有个细节更是设置得恰到好处。演员辛柏青在演绎青年时期的王阳明时，将其狂的特性与李白的狂混肴了，然后紧接着他又表述了：王阳明相较于李白更具有忍者的内敛和隐忍，多了一种自得的境界。在观众已近乎于沉溺在影像所营造的真实氛围时，影像却玩弄了一番“人有失足，马有失蹄”的把戏，直接将观众一同带入了这场主观思考中，但却对历史秉承了客观的认识，真实感直接成为了真实。

　　正如比尔·尼科尔斯所言：“纪录片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够传达出真实感”，王阳明在经过兜兜转转的左右往复，将热情与青春熔炼于一场生命与思想的遨游，终成得自我安身立命的根基，这何尝又不是传记纪录片在翔实多样的材料、生动丰富的镜头、恰当灵动的解说中不断尝试输出真实感、呈现真实的模样。

　　《王阳明》影评(三)：《王阳明》：间离与移情，踏入“王阳明的生命之河”

文|「广电独家」林沛

历史在行进，环境在变化，然而世世代代的“初心”却是相同的。它们共同的归宿，皆为此心光明。

“每一次当我面对一个角色，我都习惯从这个角色人生曲线的谷底开始，引用他的生命词句和表达。于是，我第一站迫不及待来到杭州钱塘江边，试图穿过流淌不息的江水，回望35岁的王阳明所遭遇的至暗时刻。”

以一句旁白，演员辛柏青明确地告诉观众，是的，我在扮演王阳明。上一幕，演员辛柏青走在钱塘江边，望向江水；下一幕，古人王阳明跃入水中，溺于永夜。

“布莱希特说：当一个演员表演时，他应该像在引用一样。”纪录片《王阳明》以曝露在表面上的间离风格，打开了一扇奇异的古今对话之门。

将历史、现实并行剪辑，纪录片《王阳明》实则讲了一个以当代人视角发现王阳明的故事：辛柏青以演员的身份和表演经验去重建历史时空中的王阳明形象，去探访接近这位圣人，在这一过程中，辛柏青代替观众，沿着王阳明的足迹，一步步地去认识、了解、接近这位圣人，在最终完成自己角色塑造的同时，让观众看懂阳明其人和心学思想。

在时空对话与历史交融中，纪录片《王阳明》完成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构架。

“（这样的结构要求）大量的剪辑、极快速的剪辑，《中国》和《王阳明》一样都在做去剧情化的工作，《王阳明》的方案就是把所有剧情化的画面剪得极碎。”在以《河西走廊》《重生》等剧情再现类纪录片大获成功后，伯璟文化董事长李东珅选择突破的方式，是去剧情化。

从《中国》第一季到《王阳明》，这位制片人试图打碎曾经谙熟于心的模型，做些更不一样的东西。

▍“移情给一个演员”

虽然早就以擅长历史题材纪录片而知名，伯璟接下《王阳明》的动作仍是特别的——团队拍摄的第一部个人传记史。在接到拍摄机会时，李东珅的脑子里迅速出现了三种方案：

第一种就是讲清楚他的人生历程，也是最简单的方式；第二种则是专题片，把王阳明的思想讲一遍，也不太难；第三种则是既讲清楚人生历程，又明确展示他的思想。“他的人生跟他的思想是紧密相关的，这个不太能分得开。”

2020年2月春节刚过，在一场带着口罩的聊天中，李东珅与该片总导演吴琦、总撰稿周艳经过一场头脑风暴般的“突发奇想”，最终，三人确定了要将周艳对王阳明加深认知的过程记录下来，“然后移情给一个演员”。随后，吴琦将《王阳明》定位为“心理探寻类纪录片”，并迅速写出了呈现本。

“看到呈现本的时候我非常惊讶，特别开心。我觉得很丰富，没有见过这个类型，双线并行、交叉飞扬，看上去画面感极强。”李东珅告诉「广电独家」。

追求特别，总是有代价的。“我和吴琦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砍不同的戏。”快速剪辑、来回切换导致了成本上升，妥协是必须的。

事实上，本片总撰稿周艳在策划之初对于来回跳跃的时间线也是存疑的。“现实的行动线要根据现实的逻辑来进行，不能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

最终，《王阳明》确定了以演员行动为主线的主体结构，而插叙、倒叙等剧情手段则十分慎重，“只有小范围使用，在不出演员的部分使用”。

让“饰演者/寻访者”重新踏入“王阳明的生命之河”，吴琦告诉「广电独家」，“我们不遮蔽饰演这个行为，而是将饰演者重走王阳明生命轨迹的过程，既作为功能性的结构支撑，又参与内容构成。”他将本片美学风格类比为设计领域的“包豪斯”，结构、影像表达等功能性元素不是用于包裹内容，而是直接暴露在外面，成为内容本身。

《王阳明》让辛柏青扮演王阳明，而不假装自己就是王阳明。“有很多纪录片，黑不提白不提就直接演了。但是你看很多BBC的片子会打字幕说这是再现，这是历史情境，这是演员。他们会有一些注释系统来区隔。”吴琦说道，“就像在博物馆里看到一个陶罐，考古学家用白胶泥把缺失的填补起来，但其原则是一定要把白胶泥露在外面，而不能涂上一个颜料，那就成赝品了。”

据悉，为了贯彻这种间离的风格，初版的《王阳明》还在每集后面都坠有一个吴琦与辛柏青对谈的彩蛋，其中包含大量两人对王阳明的理解与感受。虽然最终并未展示，但这一实践本身无疑是历史题材纪录片的新试验。

▍卷轴画风，空灵意趣

穿过历史的烟云，触摸一个人的内心。正因确认了历史与当代间来回穿梭的叙事脉络，在摄影风格上，《王阳明》也试图营造一种徐徐展开的韵律和节奏，一种亦真亦幻的空间感。一定面积的前景遮挡，结合景深的控制，最终营造以少写多、计白当黑的空灵意趣。

据吴琦介绍，本片采用ARRI mini数字摄影机，变形宽银幕镜头，以及1:2.35的画幅比。这一画幅比在电视片中极少出现，也正是为了“追求中国卷轴画的意趣”，整体希望达到“明代文人赏玩手卷的那种视觉感受”。

“一定要请一个更好的摄影老师来帮他实现。”在看到呈现本的一刹那，李东珅立即决定将影像实现置于重中之重。曾在吴宇森《太平轮》中担任摄影指导的石栾加入进来，这位知名摄影指导在《萧红》（编者注：2013年霍建起执导的电影，小宋佳饰演萧红）中的影像腔调，让李东珅觉得正是《王阳明》所需要的假定性美学。

细抚画轴的雅致，触摸绢本的细腻，加之以中间色为主体的丰富而不艳俗的色调，让《王阳明》的整体影像风格简约又提纯。

曾拍过电影《柳如是》的吴琦对“人在山水之间”的文人影像有着特殊的感受力，其中则有着对中国传统美学的贯彻与坚持。“中国有这么完备的艺术体系，而现有影像对这个体系的回馈是不够的。”《王阳明》恰好提供了一个契机，“虽然经费不一定完全支撑，”他笑言，“但会要求美术组在每个场景里都燃香，要求道具组放置古琴”，以此完成对一位明代文人日常生活的创作与想象。

制作团队的执行力是惊人的。在去年疫情刚刚解禁的4月，团队成为第一批开赴横店的摄制组，历史部分拍摄用时仅30天，“在各种夹缝里（找时间），不吃不睡，紧赶慢赶。”吴琦说道。

在大多数电视剧复工并导致“抢不到景”之前，团队便已拍完横店部分，又以30天的时间重走王阳明人生之路，追寻500年前王阳明在中国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并完成外景拍摄。

由于采用变形宽银幕的高端电影设备，每一支镜头体积大、重量沉，而在紧赶慢赶的拍摄进度中，整个“迁徙”的效率可见一斑。“摄影组就20多个人，比我拍《柳如是》胶片的摄影组人还多，”吴琦告诉「广电独家」，“这比我参与过的所有纪录片摄影的配置都更高。”

▍把人物故事理清楚

《王阳明》的另一个高配置，在吴琦看来，则是“再现类纪录片里很少用到这个级别的”演员辛柏青。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国家一级演员，辛柏青近年来在年轻人中的广泛出圈，正是由于《妖猫传》中恣肆狂放的李白一角。纪录片第一集中，王阳明第二次会试落第，也正是以诗仙李白自况，写下文采飞扬的《太白楼赋》。而无论是解说词还是辛柏青本人，似乎都有意抓住两人之间遥相呼应的某种关联，并由此生发出“演员体会角色”的间离主题。

“我试图借我之前饰演李白的经验演绎王阳明‘遗世而独立’的狂傲，但中途，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忽然，我意识到，王阳明的狂不同于李白的狂，王阳明的仙家风度里还藏着仁者的内敛和隐忍。我知道他很重视‘自得’二字，那是将儒释道合为一体的一种精神境界。”辛柏青在旁白中说道。

这位饰演者有着三重身份：一位进入角色的演员，戏中戏的王阳明本人，以及，代表观众追寻王阳明的普通个体。思考力、感受力和知识储备缺一不可。

“一开始我和东珅、周艳三人讨论如何呈现阳明先生的时候，按传统的思路，就是找一个长得像的。后来说要曝露演员身份的时候，那就觉得必须要有知名度，而且要真的喜欢王阳明，也是真的有动机去阅读王阳明文献的一个人，否则这件事不就变假了吗？”

基于这一需求，以及专家、投资方的意见，“辛柏青是大家共同投票率最高的”。事实上，辛柏青对王阳明的了解程度之深让吴琦直呼“捞着了”，“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事儿肯定靠谱了，剩下就是我们共同在这条路上的互相推送。”

在对众多“知识点”的展示中，亦透露出制片团队在前期所做的功课之巨。一早便对明史和《传习录》多有研究的吴琦，将《王阳明全集》六大本从头到尾“啃”了一遍。

事实上，作为总撰稿的周艳在采访过程中不仅给记者发来了自己的“王阳明书架”，还依照好读、不好读、工具书、参考书等类别为记者作了“特色推介”。“面对这样一个题材，格外觉得储备不够用。如果只是人物故事就相对简单一些，但是故事里面又要讲思想就比较难了，哲学层面的东西也要让观众看得明白。”此外，相比王阳明思想研究，其人物故事支离破碎，散落在众多记载中。“这个人物本身已经太丰富了。作为一个基础性的纪录片，能够把人物故事理清楚，已经是很难的一件事。”

虽然前期已经阅读了大量书籍，但撰稿的过程仍然让周艳觉得是一个从浅到深，甚至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些存在于课本中的概念，由于《王阳明》的出现而被十分细密地梳理起来。

周艳告诉「广电独家」，片子试图传递这样的思想逻辑：在龙场悟道的时候，王阳明实现了第一个阶段“心即理”，第二个阶段是“知行合一”，第三个阶段提出了“致良知”——而“知行合一”中的“知”即是“良知”，“行”便是“致”的过程，在致良知的过程中，人便获得了真正的知行合一，意即“此心光明”。

最终，该片以5×40分钟的篇幅呈现，以《溺》《困》《悟》《功》《明》五个段落，结构起王阳明的人生。

▍原生态与可视化

“极具伟大，军事上、政治上，多有很大的勋业。” “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始于王阳明。”“在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都闪耀着灿烂光芒的儒学宗师，中国历史上唯王阳明一人。” 从古人到今人，从中国到日本，《王阳明》做到了以相当宏阔的视角，对这位思想大家进行了阐释与挖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明史学家方志远，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董平，以及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钱明等多位国内首屈一指的王阳明研究者担任了该片的历史顾问。

完成王阳明人生故事及思想脉络的梳理，是该片的首要任务。这听上去与一般旁征博引、草率定论的专题纪录片似乎没什么不同，然而通观全片，《王阳明》对同类纪录片在两个方面的创新与提升显而易见：一是采用心里传记的方法，务求原生态；二是以进入人物的状态，务求可视化。

直抒胸臆的诗词，便是最原生态的。经粗略统计，仅第二集《困》便引用了王阳明诗词约20首，《泛海》、《乞宥言官疏》、《不寐》（《狱中诗十四首》之一）、《陈言边务疏》等标示着王阳明不同阶段的重要作品，以旁白朗诵或字幕的形式在片中大量出现。

“每一集都是用诗支持的，这是一个主轴。”吴琦说道，“由一个好的话剧演员对着镜头朗诵，加之明朝很多文言文实际上已经偏白话了，所以观众不会很难懂。”

“一开始就达成了一致，”周艳告诉「广电独家」，“希望更亲近王阳明，而且很多人其实更愿意读原文，所以说干脆保持原生态，一旦翻译了就涉及二度阐释，可能就不太对了。”

事实上，直到团队最后一次审片，“大家对里面的一些名词的认知、思想的认识都还在争论，会发现王阳明确实很多义，有无尽的可能性。”周艳说。

采用心理传记学的方法，团队将阐释空间留给了观众。

拍摄《柳如是》时，由陈寅恪先生所作的《柳如是别传》给吴琦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该书原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正是以心理学传记的研究方法写就的。这一心理学与历史传记的交叉学科，意在通过诗篇阐释思想家的心路历程与心理轨迹，“非常引人入胜，但又有科学实证”。

通过王阳明的心理空间引入，从而突破以往历史人物纪录片必下定论的一贯做法，在吴琦的导演阐述中，他认为《王阳明》意在摒弃“斩钉截铁”的上帝视角和语气，“而以某种对历史的敬畏姿态，去触摸、去发现、去辨认、去探寻、去猜想，最终得出一幅不确定的‘王阳明画像’，以竭力接近真相的努力去重述‘有限度的真相’。”

此外，与学术研究仅展示成功的人生节点不同，纪录片讲述了王阳明起承转合的人生，以带领观众进入人物，而这事实上也是一个可视化的过程。

“大部分专家将王阳明赴龙场之路一笔带过了，但对于我们来说，王阳明在这条路上行走了这么久，对他后来悟道应该会形成某种影响。”吴琦说，“这类似于人类学家作了一趟田野调查。”

自杭州一路划船、骑马到达贵州，经过当时书院体系最为发达的江西，“这是一条儒学之路。专家一般定义为流放之路，但我们认为是复苏之路，焦点和取向不太一样。”

在很多学者建议将第二集《困》稍作删减时，吴琦却觉得“没写够”，“电视要可视化，最起码让观众有个直观的感受，为什么第三集就悟道了呢？需要整个第二集来铺垫。”

▍自己回应自己

谈及王阳明及其思想贡献，或许每个听说过名字的人都会多少有所体悟。而在当代语境中，重新阐释似乎尤为必要——以民为本的理念，万物一体的思想，与当下精准扶贫、生态治理等执政方略不无关联，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主流思潮的结合更是大势所趋。

最初接触王阳明时，周艳发现这是与成功学紧密相连的一个名字，“好像所有的成功学都要提到他，立德、立言、立功的‘真三不朽’圣人，好像达到这个境界就是成功。”借助心学悟道，东乡平八郎打赢了仗，稻盛和夫挣到了钱。然而，“其实他的人生并不成功，仕途屡屡受挫，身体也不太好，最后还客死他乡；虽然门人弟子众多，却受到各种构陷；建了很多功业，却并不受到皇帝器重。”周艳觉得对王阳明的解读有特别多的错位，“面对各种困惑，面向价值冲突，面临何去何从的彷徨，王阳明想要说的，其实是如何安顿好自己的心。”

历史在行进，环境在变化，然而世世代代的“初心”却是相同的。它们共同的归宿，皆为此心光明。

“‘初心’蕴含了所有最好的东西，但是却蒙上了各种东西。”周艳告诉「广电独家」，《王阳明》试图传递的，正是一个去除蒙蔽的过程。作为中国儒学集大成的一支，明代心学已经吸收了佛学、道家，并在儒学的根基中，逐渐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

人以心之强大终成不朽。事实上，谈到王阳明的当代价值，三位采访对象几乎给出了一致的答案。

“王阳明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一个起点，他发现了人性。”周艳非常认同冈田武彦书中的观点。

吴琦认为王阳明具有永恒价值，“在对人的价值重塑上，形成了巨大的能量，相当于人本主义在西方的价值。”

2008年刚开始学习做纪录片时，读完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的李东珅便已经有特别强烈的冲动想拍一部关于王阳明的纪录片，第一稿的策划方案便叫《王阳明我心光明》。

“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全片的最后一幕定格在剧场舞台上，辛柏青饰演的王阳明站在舞台中央，缓缓吟出定场诗。

在更早的一版里，吴琦特意写了一个长达7分钟的短话剧。未能剪入正片是种遗憾，吴琦告诉「广电独家」，这一段或将作为花絮，成为看完全片后的趣味与回味。

在这场穿越的戏码中，一群当代青年纷纷向王阳明提出了自己的困惑，而王阳明全用《传习录》里的话回答了——心学的当代价值与当下意义？就让《王阳明》自己回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