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去魔化的读后感大全
《亚洲的去魔化》是一本由[德]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9.00，页数：6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亚洲的去魔化》精选点评：
●专名问题不少，虽然内容很广博、对译者要求很高，但毕竟是德国的历史学博士学历啊，整体还是相当可读
●毕业后 看这种类型的书已经不行了
●欧洲对亚洲的打量，经历了从景仰到好奇，到去魔化到鄙夷的过程，而在18世纪之时，是欧亚关系重大转折之时，也是欧亚之间文明的进展此起彼伏之时。这种打量出现于欧洲人当时的游记之中，以及时人所写的论述中，该书将这些记叙与论述梳理出来，也还有些趣味。只不过写得枯燥了些，尤其后记部分对萨义德东方学的吹捧，让人生烦。
●卷帙浩繁，干货寥寥。即使在随笔中也难算上乘。
●因为隔绝而魔化，因为交流而去魔化，因为欧洲崛起，而再度魔化
●意外之喜，不愧是跟沃尔夫冈蒙森混过的。对他那套19世纪世界史感兴趣了
●17年读，标记。翻译得晚了。
●杜君若致力于“思史”可以一看
●“欧洲人不应对认可亚洲与欧洲属于同等级别感到困惑。历史上，亚洲曾经就在那里。”亚洲人同样也不应该困惑，亚洲同样演绎着属于自己的辉煌。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探索知识之路的传播、亚洲去魔化的过程也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兴起，文明的中心发生了转移。
《亚洲的去魔化》读后感(一)：21世纪，中国的世纪？
201947《亚洲的去魔化》（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德）：说的是18世纪前后欧洲人与亚洲知识、亚洲印象纠缠的过程，作者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我们深入到18世纪欧洲知识世界里，这本书似乎是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欧洲人是如何从近于对东方的崇拜，逐步发展到对东方的“可轻易取之”的蔑视的？
作者说到：中国长期笼罩在稳定的知识系统中，因而不可能与海洋、海洋的另一端发生什么关系。——他可能尚不知郑和为何许人也。
书中引文很多，结构有些松散。多长句，多长定语，可能是作者的问题，也可能是译者的问题，总归不太好读，不过习惯了就好。不少地方的表达还是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的。
对作者的其他几本书也产生了兴趣：《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中国与世界社会》《中国革命：1925年5月30日，上海》《世界史（6卷）》等。
1. 黑格尔提到“历史的基本力量”：带有史前原始性格的民族，出没无常，不断影响着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的历史。
2. 大航海时代真正惊人处，不是起冒险探索所发现的，而是远赴海洋冒险这个意念冲动。
3. 我们没有比文字更好的史料，可以将异国文化的印象与幻想输入我们自己的认知与思想脉络中。
4. 旅行是“人类最具启发性的学校”，有助于克服自己的偏见，和自己的祖国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并突破“限制理性的传统”束缚。
5. 1800年前后，欧洲对东方世界富有文化使命的观念开始产生影响，并由此导出“殖民统治是行善的工具，用于传播优越的文化价值”这种制式论点。
6. 不用进行任何比较，欧洲是地球上最幸福与最有价值的地区。我们的理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观点，让我们自以为是，把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贬为在我们周遭四处爬行的可怜小虫。
7. 在亚洲由于十分忠于古代习俗，并有强大的专制强权，居民的创造力遂遭扼杀，无法产生欧洲国家所特有的多样风俗与特色。
8. 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彻底去除了中国的神秘面纱。
9. 当回忆起18世纪欧亚之间的军事史。人们不应讶异的把中国定于21世纪处在经济领域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崛起当中一种奇迹，而应当把这一情况理解为中国回归到了其在18世纪的历史性常态，欧洲人不应对认可亚洲与欧洲属于同等级别感的困惑，历史上亚洲曾经就在那里。
10. 如果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么20世纪可以称为北美洲的世纪，21世纪则有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亚洲的去魔化》读后感(二)：移去国际了解的魔障（许倬云）
编者按：这是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研院院士许倬云先生为《亚洲的去魔化》一书所撰序言。
最近读到德国学者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亚洲的去魔化》，引发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亦即所谓东方与西方之间，究竟该如何相对？学历史的人本来就逃不开这一问题的纠缠，只是近几年来西方霸权的专横表现于中东的冲突，“东方”继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之后中国与印度的急剧发展，无时不迫人思索：那些恩恩怨怨如何方能解开！
不同文化认知 有蔽有偏
奥氏显然也是根据他研究汉学的经验，不得不在此时再度思考欧洲人士对于东方的认知及其演变历程。他将欧洲与“亚洲”作为对立的双方，其主要论述是欧洲建构“自己”时，实系以所谓“亚洲”为其对比的“他者”。于是，“欧洲”是一个囫囵的观念，“亚洲”也是一个囫囵的观念。奥氏此书讨论的时段是18世纪。不过他特别说明，他所关注的时代是1680~1830年间那首尾均有延伸的18世纪。在那一百多年内，欧亚内部均有重大的变化，而欧洲人对于东方的理解，也前恭后倨，从近于盲目的崇拜，逐步发展为“彼可轻易取之”的蔑视。果然，接下去，即是欧洲人对于东方世界的步步进逼、巧取豪夺，最终实质上奴役东方，至今又已是一个世纪了。
奥氏此书是今日后现代的解析，寻找欧洲人不同世代对于东方世界不同的认识，指陈历史上欧洲人收集的东方知识，其性质各有特色，而这些特色往往又根源于当时欧洲人自己的独特视角。其实，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认知，无时无刻不是由“自己”看“他者”，都有所蔽，有所偏。奥氏书名是有关亚洲的去魔化，实则，今天是21世纪了，欧美文化系统的人士对于世界人类的其他部分，又何尝不是还在此时自设的迷雾之中？解迷去魔，谈何容易？奥氏陈述18世纪欧洲对于亚洲的解谜，又何尝不可解读为我们这一时代依旧还需不断解谜破魅？
中国早期也受魔障附身
欧美文化系统人士，对于“东方”最大的迷障，即是以“亚洲”为“东方”，笼统地将其当作自己的“他者”，建构了一个自己为中心的虚幻世界。这一心障与智障，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又何尝不存在？
西方开始正视东西差异
不仅中国，日本又何尝没有附身的魔障？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是西方文化的优等生，从里到外一切模仿欧美，以致比西方帝国主义更为帝国主义，成为东方世界的祸害。
回头看看日本的维新、中国的洋务甚至五四运动，东方对于西方文化，只是照单全收，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究只是未落实的口号。明治与五四人物似乎都未认真省视西方文化演变的线索，于是在输入西方文化时也很少推敲其中必然与偶然的因素，以致始终欠缺深度阐释与由此而进行的熔铸。
现在，正如奥斯特哈默诸人所做，西方人士已在省察自己的文化与“他者”之间的互动了。已故的萨义德曾提出“东方主义”一词，陈述“东方”实由“西方”的立场界定。自萨氏以来，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滨这广大的“东方”地区，学术界与文化界还是很沉默，至今未见从省察自己与省察“他者”往返映照，庶几真切地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
消弭误解 化解东西冲突
这一深刻省察自己与“他者”之间认知差异的工作，当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志业。西方已有人着手了，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也该开始想想了！
《亚洲的去魔化》读后感(三)：世界曾经有过其它可能
在宇航员登上月球之后，世人都已知道了那个无情的真相：月亮上既没有宫殿，也没有神仙，更没有桂树或月兔这样的生物，那是一颗表面坑坑洼洼、无比荒凉的星球，与自古以来任何一种人类文化中的浪漫想像相去甚远。从天文物理和空间探索的角度来说，那仅仅是我们所居住星球的一颗卫星，是一个有待我们以科学手段来测量、评估、考察的客体，一个我们未来向太空殖民的有用基地。甚至我们对它的名称都变了——在作为科学探索的语境中，它被称作“月球”，以区别于那个文学化的字眼“月亮”。如今，它激发的是我们探索、征服和殖民太空的雄心，而不是那种神秘、浪漫但不合时宜的神话式想像。
什么叫“去魔化”？这就是。现代人对月亮/月球所经历的这一观念转折，正是18世纪的欧洲人对亚洲所体会过的。自古以来，正是亚洲，作为欧洲人想像中的邻居、敌人、财富中心以及宗教和文化源头，长久地激发着欧洲人向外探求。那既让他们陌生、恐惧，也让他们向往和兴奋。不要忘了，地理大发现的动力正是为了寻找一条通往印度和中国的航路，据说这两个极其富庶的国家里满地黄金，文化上则充满异国情调，那里“离上帝很远，但离天堂很近”。亚洲是一面魔镜：正是通过这面镜子，欧洲人看到了他者的形象，一个被他们的想象力扭曲和神话的他者，并借由这一对照角色来建构起自身的形象——直至他们在18世纪打碎这一他者形象之际仍是如此。
18世纪，那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际，乘坐着新式船舰的白人几乎已探索了这个星球表面的绝大多数前所未知的土地，足可发现那里要么并没什么魔力，要么这些魔力在他们的武器面前不堪一击。那在技术和思想上都显露出现代世界的最初轮廓：古老的东方（以及整个世界）都在慢慢丧失它们的光芒，此前的古典想像和多种可能正在退潮，仅仅变成了一堆现代化失败者苟活的土地。它们要么成为西方人运用现代化的新式武器（无论是枪炮、工业产品、科技还是现代思想）来征服和操控的一份猎物，要么就遵循西方开创的道路去勉力实现现代化。
所谓“距离产生美感”、“熟悉带来鄙夷”，当人们认出那位年轻的圣徒耶稣原来就是降生在马厩里的木匠之子时，笼罩在他头上的光环就黯淡了许多。亚洲之所以逐渐去魔化（或译“祛魅”、“除魅”），说到底也还是因为在地理大发现二三百年之后，18世纪的亚洲对西方人而言早已不陌生，它通过瓷器、茶叶等载体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生活中，成了感官上可以触摸和消费的东西，那往好里说是异国风味，往坏里说只不过是日常事物——大概没人会对自己每天接触的事物心怀梦幻，那缺乏必要的距离感。
这是无法预见的果实：曾被亚洲的魔力吸引、召唤而来，并从中获得动力和资源来推进自身启蒙、理性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欧洲，最终却因此而对现实中的亚洲心生鄙夷。有时这让他们自视为人类的主人，有时则让他们大失所望，另一些时候甚至令人伤心。一如马克·吐温在《傻子旅行记》中说的，“旅行和阅历摧毁了最为雄壮的图画，夺走了我们童年最珍爱的传说”，现实中的“巴勒斯坦坐在涂抹灰烬的麻布袋里悔恨，它荒芜丑陋，不再属于当今世界。它只对诗歌和传统来说是神圣的——它是一个梦境。”令人难过的是，它们辜负了我们对它如此美好的想像，原先空间距离上的远方异域，如今变成了线性进化序列上的落后者或停滞者。
或许可以说，直到20世纪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所导致的幻灭，才迎来“亚洲的复仇”——亚洲的文化又一次受到西方年轻人（尤其是“垮掉的一代”）的欢迎，日本的禅宗精神、中国的道家哲学，更别提印度的隐居苦修，都被再度赋魅，被（往往是夸张地）看作医治西方文化中所存在问题的灵感源泉。与此同时，逐渐实现现代化的亚洲社会，也出现了“对欧洲的去魔化”情绪。当然，在经历了近代这五百年来的交往，它们彼此之间需要对方的程度或许都超出了自己的想像。
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回顾，是因为它可以提醒我们，在方向还未完全明朗的18世纪，世界看起来还曾有其它可能。固然，理性、科学和工业化的胜利只怕不可避免（否则我们所栖身的现代世界也无从诞生），但正如本书中所说的，“去魔化意味着丧失了前现代多样性的思想宝库，一种美学经验的溃败”，而“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或者说后现代的感性经验，一直在反抗这点”。正是那个18世纪的分水岭时代，导致了人们在心态上的全面转移，一个祛魅了的东方和世界变成了乏味的客体，而看似理性的认知则收缩了人们的想像力，分隔开不同的世界，阻碍了跨界与角色互换。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欲的，在那里，新事物不会迅速被理性的框架格式化，鲜活的体验与想像能得以生长和存活，而多元化的思想也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激发。
*已刊2017-01-09《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