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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时间与生态——UGC模式下社交媒体视频生产与传播研究

2022-01-24 16:18:47 作者:佐伯俊 来源:佐伯俊推荐 阅读:载入中…

  从论坛、社区的图文时代,到微博、微信的“微”化传播,再到抖音、快手的影像变革,社交媒体平台不断迭代演化,信息样态也伴随技术升级而日益丰富。就内容形式来说,视频影像已成为“网络原住民”(指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对网络依赖度高)记录生活、表达自我、建立社交的主要方式;从生产主体来看,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模式成为社交媒体中内容生产的主流,由平台用户创作发布的视频展现出更具亲和力和个性化的优势,深受年轻网络用户的喜爱,其影响力和传播力都不容小觑。

  UGC模式下视频内容生产是自发的,用户兼具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三重身份,在社交媒体环境下叠化共生,构建出我们所熟悉的视频社区。身份角色的合一性带来了创作的视域融合,使生产者能够更加清晰地捕捉用户需求,从而实现精准创作。而生产者的创作自觉,也使得整个网络视频生态更具自我优化迭代的能力,不同垂类的内容触达到更多细分领域和小众文化圈层。“李子柒”“滇西小哥”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中国传统技艺文化细致描绘;“办公室小野”制作的办公室花样美食视频被戏称为“泥石流般的烹饪画风”;“手工耿”则凭借诸多脑洞大开的“发明”被海外主流媒体唤作“无用的爱迪生”。这些内容创作者不仅在国内社交平台深受欢迎,也在YouTube上拥有数百万粉丝,由年轻人创作的视频正借助新的媒介方式更生动、鲜活地“走出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造成社会的停工停产,人们困滞于家中,依靠网络获取资讯、维持交往。用户通过不同平台的视频内容,了解疫情动态和防疫政策,监督援助物资的运输和发放;鼓励支援疫情地区同胞,赞美颂扬一线抗疫工作者,弘扬社会正能量;分享居家休闲娱乐方式,学习制作手工凉皮、古早蛋糕等美食,以缓解疫情带来的焦虑和恐惧。在此期间,社交媒体用户粘性增强,视频观看时长增量,整个行业的发展同其他社会生产环节相比呈逆势上扬的态势。短视频内容关注度提高,传播更为活跃,进一步刺激了生产积极性,原有的内容创作者表现出更强的生产力,新用户也陆续开始进入平台初探。据CNNIC 发布的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9.27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73 亿,较2020年3月增长1.00亿,占网民整体的 88.3%。[1]后疫情时代,人们行为习惯得以延续,不同类型的视频作品依附于社交媒体平台,以更多元的方式被不断生产与传播,一个新的序幕正缓缓拉开。

  本文将聚焦UGC模式下社交媒体用户在视频内容生产和传播环节的参与方式,探究在此过程中体现出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特点,并思考由视频生产、传播与消费构建起的生态关系,以对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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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网络谜踪》海报

  一、视频生产的空间性

  社交媒体平台作为视频的容器和窗口,承载着存储、展示、传播的功能,体现出空间性。视频被生产和投放的过程也是网络空间被生产的过程,这其中既包括了有形的界面空间的生产,同时也有隐匿在网络数据背后的无形的社交空间和价值空间。

  (一)界面空间

  界面是系统和用户之间产生交互的媒介,让信息的数据形式转换为人的感受形式。社交媒体中的界面是可观的,由页面设计规划和流动的信息共同构成。用户进入到平台中首次面对的通常是公域界面,与此同时,每位平台注册用户也都拥有自己个性化的私域界面。社交媒体依据自身市场定位、风格属性、用户画像的不同,打造符合其发展需求的界面空间。

  平台公域空间的内容届面具有统一的特性:根据系统算法预判用户需求,优先匹配关联度高的视频进行推送。但基于每个平台都有其各自的分发特点和运行逻辑,因而界面设置和模块应用方式不尽相同。如:微博会根据用户兴趣推送相关主题视频到首页界面,并将热点话题在搜索界面形成实时动态排行榜,以强调其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微信将“视频号”放置在“朋友圈”入口下端,以下级菜单方式打开,实现功能模组和交互方式的统一;抖音则将系统自动匹配出的内容全界面展现在用户面前,让用户以划动的方式做“是”与“否”的判断题,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多项选择或全域搜索,更加直接高效。

  在关于“我”的私域界面中,内容填充和设计的主动权交由用户,通过“昵称”“头像”“简介”“标签”等关键信息的填写,来完成私域空间的生成,“我”的“关注”“点赞”“收藏”等模组体现出用户的价值需求。同时用户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视频内容在私域空间中投放,由视频播放带来的“粉丝”“评论”“转发”等又体现出用户的平台影响力。私域界面中,用户通过内容生产来完成“网络自我”的重塑,在“真实自我”中剥离需要放置于后台的部分,抽取适于构建形象并形成传播力的部分,将其包装呈现。私域界面生产构建出一种以用户为主体的“拟态环境”,李普曼认为“大众传播活动所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对客观环境‘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媒对客观事实重新进行选择、编辑、加工后再传递给受众的环境”[2]。UGC模式下用户主动承担起媒体职责,参与到内容环境的共建过程中。

  (二)社交空间

  悬浮于界面空间之上的社交网络空间,重构了现实生活的功能和场景,生产出新的社交区域。用户在该区域内编织社会关系,划分圈层群落,视频生产者成为社交关系链中的高价值节点。当下,“Z世代”(生于1995-2009年间的年轻人群体,又称网络世代)的年轻人们正逐渐成长为互联网产品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主力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的社交观念是“跟最遥远的人说最亲近的话”。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Z世代”群体人数接近3.25亿人。[3]通过创作视频分享内容、输出观点、建立链接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社交模式。这些年轻人具有鲜明的个性化和圈层化特点,二次元、饭圈、同人、汉服,更多小众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在视频中得以窥见。

  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一种媒介环境和文化土壤,垂直于不同领域的影像内容被生产出来,继而借助大数据和算法被精准分发。由此,画像相似的年轻人可以相识、交流,建立深层且平等的社交关系。“进行交往的行动主体始终是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相互理解的。他们的生活是由或多或少分散的,但总是固定的确实的背景构成的”。[4]哈贝马斯的构想在网络的圈层化交往中得以实现,圈内的用户基于相同的偏好而聚集,形成更有影响力的传播群体。

  视频内容的生产包含了视频本体的创作和二次传播,质言之,即影像内容、内容所在的位置以及内容与周边发生的关系。视频在生产过程中是被赋予意义的,但被放置在网络空间中就只是一种形式的客观存有,需要被看见和理解来将其意义实现。点赞、转发等行为是一种观者态度的表达,这样的互动和传播使得视频本身不再是网络上的空洞数据,而是用户间的彼此理解和共情共享。正是这种用户的自发互动成为整个社交网络建构的起点。在这个新的空间中,人们的关系结构在发生变化,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主轴建立起来的同心圆不复存在。能够在年轻人的社交关系中荡起圈圈涟漪的不再是差序格局,而是由志趣爱好和生活方式产生的价值标签和情感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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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社交网络》海报

  二、视频传播的时间性

  “人们主动挑选自己偏爱的某种内容,对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从媒介获得的东西加以使用,并在这一过程中体验不同类型的满足与回报。”[5]视频内容的创作满足了用户的不同需求,如:艺术审美、娱乐消遣、共情陪伴、认知提升等。多元内容在社交媒体中生产、分发和流转,用户观看、点赞、评论、弹幕、转发,符号化的交互形成一种新的传播链条。在德弗勒提出的互动过程模式(又称“大众传播双循环模式”)中“受传者既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传送者,噪声可以出现于传播过程中的各个环节。”[6]这种双向交互的传播特点在UGC模式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视频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时间性特点,包括了观者支付的物理时间、专注其中的心流时间及生命体验。

  (一)时间与“心流”

  人们观看视频的同时也在支付时间,这种时间是可量化的物理时间,是内容之外的。用户在视频上倾注的每一秒钟,在算法机制的背后都有其明确的价值核算标准。社交媒体中的视频内容一部分消耗用户时间,另一部分则节省用户时间。常见的具有娱乐性和消遣功能的视频常以帮用户打发闲散时间为创作初衷,如诙谐幽默的短视频或博主的日常vlog。而节省时间的视频是指能够帮助用户提升认知、获得经验、提高生活工作效率的内容,如拆书讲书、语言教学、好物分享等。这类视频是生产者将庞杂的知识、思想、信息、经验等,经过自身梳理,整合出更简单高效的获取方式分享给用户。它的时间成本不仅存在于视频制作的部分,还分散在生产者过去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经历中,这些隐性的时间成本很容易被遮蔽。

  视频生产者和平台都非常关注时间的重要性,在内容元素和功能设计上力求照顾到不同用户的时间标准。如:平台设置多级“倍速”按钮,以满足不同用户的视听习惯和时间需求;生产者为制作的视频加入进度条,为观者清晰展示每一板块的内容时长,方便用户自行拖拽选择。这些贴心便利的动作按钮是为了鼓励、引导用户更加松弛和自由的沉浸在视频之中。内容的传播过程包含了用户在其中产生的关注、情感和互动,这些元素在数据平台中被捕捉和计算,最终转化成“流量”。

  影像的传播是一个被“看”得过程,“看”地越投入越专心,所产生的传播效果和影响越显著。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提出的“心流”(flow)理论认为:人们专注于当下即刻行动时,会获得高度的兴奋和充实感,此时他们对时空边界与自我的感知都变得模糊。[7]生产者和平台方都希望能够抓取观者的注意力,从而获得有情感投入的有效时间。用户在置身优质视频并获得心流体验时,影像内容本身和生产者的思想才开始对用户产生影响,才会激发用户的互动行为。在此过程中,时间的瞬间点变得不再重要,关键是每一个正在被感知、被经验着的当下。

  (二)体验与“绵延”

  影像的背后是人性的温暖,影像的传播是情感的流动。用户愿意为视频付出的时间和其自身的生命体验、情感需求息息相关。狄尔泰将“体验”视为一种“单位”:“凡是在时间过程中由于具有统一的意义,而在‘现在’形成的一个最小的单位可以称为‘体验’。”[8]人们看似在视频中窥探他人的生活,实则却是对自己的审视和回望,伴随每一帧影像感受生命时间中的那个最小单位。

  用户在视频内容中的体验是丰富的:1.走进别人的生活,感受差异与共情。社交媒体是面面观的生活镜群,用户身处其中可以看见众生相,既能够对不同圈层、地域的文化差异有所了解,又能在相似的琐碎日常中找到生命的共性。2.感官共享与精神陪伴。一位知名吃播博主的视频开场白是“这里是看过等于吃过的**频道”,道出了此类视频的实质——感官共享。理性告诉人们“夜晚即使饥肠辘辘也不能疯狂进食”,但是通过观看吃播,身体对食物的欲望借助视觉和听觉得到了代偿和补足。生活遇挫的用户找到相同境遇且逆袭蜕变的“理想范本”,用以自我激励,在其精神陪伴和引领下重燃斗志。这些体验“不是作为一个对象站立于认识者的对面,对我来说,体验的此在与体验中所包含的内容是没有差别的”[9]。人们在社交媒体的影像场域里感受生命的厚度,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

  这种体验的时间是狄尔泰“现在的无休止的前移”[10],是柏格森的“绵延”,即“意识材料不可分割的连续的流动的状态”[11]用户浸入视频影像中,自我、媒介、内容的独立性消失了,它们交融成一种内在感受在心中留存。“当我们完全地进入对象认识对象的绵延,就会获得轻松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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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楚门的世界》海报

  三、视频生产与传播生态

  大众传播阶段,媒体拥有庞大而专业的组织系统,因此在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握有强大的话语权力,并支配着社会大部分的话语体系。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的垂直生产结构,转变成去中心化的扁平结构,用户的话语权力得以实现。话语“是一种具有本身的连贯和连续形式的实践。”[13]用户乐此不疲地进行视频创作和分享,目的不仅是要表达其所要言说的,还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扩张自身在社交网络中的话语空间,继而获得更多收益,包括经济利益和市场认可度、平台影响力等软性收益。UGC模式释放了用户的话语权力,使更多元的文化得以被看见和传播。同时,话语权力又以流量的方式涌入个体用户手中,为其标注商业价值。

  话语空间是视频生产的最终指向,优质视频内容为生产者带来流量的同时,也提升了其公信力。视频创作者可以成为聚焦某事物的关键意见领袖,其经验观点和评判准则容易被更多用户信任和接纳;除此,有粉丝基础的创作者可以高起点进入社交电商领域,借助视频荐品带货,掌握如选品权、议价权等权利,为自身创造经济收益。“空间里到处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4]视频被生产的同时,也生产出创作者的价值空间,生产出服务于市场的商业链条,生产出生产力本身。

  视频生产的公域空间像是无界的。UGC模式下,用户在网络中似都有一块未被开垦的荒原,它无限广阔,且永远为你保留。在数据空间的意义上,影像内容可以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并在各网络平台中留存和传播。原有生产者持续输出信息、观点、经验等内容,同时不断优化视频制作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以期创造新鲜感维持热度。与之伴随的,平台涌入更多新的创作者,其中既有被平台邀约的名人、明星,也有试图转换身份的内容消费者。新的面孔为观者带来新的观感体验,同时也为平台带来更优质的互动数据。市场追逐流量的本质是要获取用户更多的有效时间,以此产生互动和粘性,衍生出后端消费行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伴随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互联网已从增量拓展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用户时间总量有限,平台和个人的流量获取成本日渐走高。每一个新视频的产出,都一定程度上侵占了原有用户的私域空间。当一个新的生产者进入平台,开始耕种他的田亩时,其他用户的边界随即向内收缩。伴随这一趋势,用户私域话语空间的边界将呈现出动态的、常态的彼此挤压和互相争夺。从全域空间来看,每个视频的影响力、传播力都在被不断稀释,视频生产者作为个体在商业链条中的产出阈值也在趋向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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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怦然心动》海报

  结 语

  如果说传统的网络空间是泛指在互联网环境下目之所及的一切有形物,那么本文中所论述的网络空间则是一种平行于真实世界之上的影像化的社交空间,这个空间有赖于视频内容的创作和传播,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交往方式和信任机制。有形的景观和无形的情感在这个空间中被制造和传递,人们开始依赖这种人际关系去填补生活中的缺位。

  在楚门的世界里,楚门被动地成为媒体的视点、观众的谈资、资本的工具,一心逃离。而UGC时代,每个生产者正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生活投掷在屏幕之上。梅罗维茨认为“新的传播媒介的引进和广泛使用,可能重建大范围的场景”[15]。视频平台似是重建了一个“社交元宇宙”,它脱胎于现实世界,又与现实世界连接,用户在其中娱乐、社交、消费,享受其中。如今,通过用户生成内容打造的元宇宙已形成规模效应,未来或将保持快速持续生长。

  后疫情时代,社交媒体平台更应肩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优化视频内容层级和生产模块,完善取精去糟的平台算法机制;鼓励用户创作精品优质影像内容,实现UGC模式向PUGC(Professional 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的转变;通过MGC(Machine Generated Content)和IGC(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模式的前沿探索,让技术深度参与到视频创作和分发的传播链条中。未来,5G超高传输效率带来影像传播的低时延,不卡顿;VR、AR实现更具临场感的视听体验;万物互联时代,多终端并行使影像内容与生活连接地更紧密。相信,更多应用场景和新技术的结合将推动视频内容不断升级,形成更强的传播力。

  主席指出“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16]UGC模式下,每一位内容生产者都在与世界对话。视频影像从生命的主观视角展开来,更鲜活、更多面、更动人。当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趣味、美好情感、奋斗精神,有机会通过这一方小小的屏幕,传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激发出人类本性中的情感共鸣。个人成长的背后,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这些生机勃勃的影像画面交织融合,展示出一个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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