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城市内部经典读后感有感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是一本由王笛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7元，页数：279，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一)：《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
知道王笛，是从流沙河先生笔下。流沙河老先生说的这位“后生小子”，已是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之前读过王笛的《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与微观世界（1900-50）》和《袍哥》，这两部都是从微观处解读成都地区城乡的一段断代史。 不同于前两部据故事和特定行业空间的展述，这部更多是各方面的解读城市的微观历史。也不是传统历史学的述事性记录，而是用现代史学方法的分析和总结。其中不乏许多灼见的见解，读完可见知识分子少见的真知。 传统史学背负的多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微观历史倒是用新的方法对历史作新的解读。近年这种方式的史学书籍很多，最典型的是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这种从微小人物的故事着眼，展述历史事件和社会变化，也是以小窥大的解读，其趣味性与鲁迅说的“二十四史，帝王家谱”完全不同。 回到城市，从底层用微观看城市内部或许更真实和有贴近性，虽然视线有限。城市的活力，毕竟是需要有人的活动才行，或者说是要有烟火气。城市文化的生命需要人去延续，无论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还是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但这波现代化的浪潮对地方文化的冲击太过汹猛，使得很多古城的个性几乎全无。
我最熟悉的城市是成都和苏州，而成都是王笛的著作里反复观察和引述的城市。有幸苏州的城市文化的延续性比其他城市要坚韧得多。这种表现良好的持续性，不只是古建古街道空间的延续，更多是城市个性的延续。想起那日从留园出来，穿渡僧桥下塘，那代还是传统的里弄旧居。理发店，菜场，依旧，邻里间那吴侬软语道问家常依旧，那代有清代名医叶天士的旧居，即使这位两百年的名医魂归故里，我想是不会不知归路。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二)：筆記
– 不知不覺間已讀到王笛老師的第五本書了。最近才知道原來王笛是澳門大學的歷史系主任，不知道他與這區域的學者與知識份子互動如何。 – 他的研究基本以成都為其場域，不知對珠三角或華南有沒有一些想法。相比起《街頭文化》、《袍哥》、《茶館》等個別案例的學術著作，本書則是王笛老師分享他對歷史學、城市歷史、研究方法的梳理等。我還看過他另一本書《消失的城市》，但《消》相比起來則更為casual了。 – 王老師大概是二十世紀末、禧年後左右完成其最重要的學術研究，而他的重要研究都與美國的學術圈子相關，是故在本書中他也分享了很多他所了解到的、美國歷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 他提到近代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與 Cohen的籲有關，打破了費正清的「沖擊-回應」模式，讓史學家進入中國的歷史與社會脈絡中梳理其故事。另當談到川西平原的研究，施雅堅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當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 王笛老師一直關心底層的視角，重城市的大眾出發、描寫他們的街頭公共生活、大眾文化，從而突破一直只是從帝皇將相、精英階層的視角敍述中國的歷史。 – 強調大眾、街頭、公共空間等，也充份反映了作者的基本關懷，即現代化過程中國家行政權力對市民公共空間的影響，"社會"在過程中的萎縮、變形與反彈。過去一些西方學者認為中國城市沒有多些市民組織、過份高估了帝國（甚至民國）中政權的行政力量，王老師的研究（以及其他學者於80年代起的研究）則發現了不同的故事，亦即相當活躍、自主的城市社區公共生活。 – 王老師的調研也包括了49年以後成都公共空間的變化（透過其茶館研究），十分有力的表現了城市在社會主義時期、改革開放後的變化。他也對中國城市的千遍一律、古城被拆得七零八落提出其擔憂與批判。 – 可以說王老師的關係是相對自由主義的，他一直強調公民的空間與公共生活的重要。正如他在書中提到，歷史學家也有著他的現實關懷。 – 另，我也注意到王老師在書中介紹了很多與歷史學及中國城市史的研究脈絡，當中以美國學者為多，也有提及部份中國的本土研究。而就城市的研究來說，他提得較多的有關於上海、北京、漢口等的研究。但很有趣的是，他沒有怎麼提華南地區的研究（比如科大衛、劉志偉、程美寶、蕭鳳霞等），這讓我有點詫異。這是因為王老師的研究本身一直讓我想起過去讀過的歷史人類學及華南研究。不過也可能是我自己見識太少，總以為華南研究比較’普及’。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读后感(三)：第三章 大众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
作者认为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无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美国中国史界的热门主题。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分野在西方学术界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很难定义两者。两者之间关系又由于共存于一个复杂的文化体系中，而变得难以划分。又大众文化中的“大众”两字关乎着对大众文化的界定，而其又因时代和社会背景不同而变化。他在探讨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后，认为“文化的是强调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同一性，还是强调大众文化独立性，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那种错综复关系。其实：‘同一性’和‘独立性’自始至终都存在于大众文化之间，但由于时间、空间和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大众文化某些自身的特征等原因，其‘同一性‘和’独立性‘在大众文化中或强或弱、或显或隐，交错地发生着变化。充分认识到这种交叉重叠的游离关系对研究和理解大众文化将是至关重要的。”（P.68）
其次是大众文化与象征系统的关系。象征系统虽然大部分来自国家，但并不必然与大众相抵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大众。对人物的崇拜可以说是创造象征系统的典型途径。对人物的崇拜，分为了对著名历史人物的崇拜和对神话人物的崇拜。前者代表有对屈原人物形象在历史中的影响和人们对其的理解（史乃得《楚狂屈原：忠诚与叛逆之秘》），后者代表有沿海地区盛行的天后崇拜超越信仰而成为地方社会控制工具，揭示了与地方秩序和宗教控制与民间崇拜的关系。（华生《标准化的神：天后崇拜的造成》）
大众宗教与民众运动。作者通过周锡瑞和石汉椿对白莲教和义和团的研究揭示社会运动起源中的大众文化的深刻而长远的影响。（佐藤公彦的《义和团的起源及其运动》似乎比周先生的更胜一筹，其不同意周先生的民俗说）
城市大众政治文化更为复杂，“在近代中国城市中，不同的地方文化通过各种社会机构和它们的活动而得以再创造”。（p.73）作者提到华志建在《20世纪中国学生的反抗运动》分析了学生作为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同时受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影响，有意突破两者的界限，灵活地运用政治手段。
大众文化与社会和政治分析的关系。巧妙而有效地运用大众文化，不仅可以反映其历史事实本身，也可能折射出一些社会和政治方面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作者举了“司马富（Richard J. Smith）以研究算命来挖掘中国社会、文化、宗教、哲学以及人民生活的丰富内涵，而孔飞力（Philip Kuhn）则以’叫魂’事件为切入点来揭示中国政治系统的运作规律和模式。”(p.75)
大众文化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有人强调二者之间的分离或者对立性，也有人强调二者的相互影响或者可容性。但作者指出实际上二者的关系纠缠不清，非常复杂。其引用了林培瑞（Perry Link）等人在《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的观点，“大众文化与官方文化有清楚的距离，大众文化包括思想、信仰和实践在其产生过程中是部分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但像节日庆典等传统活动则更多是示了地方社会与国家文化的联系而并非对立。”（p.78）大众文化虽然由大众创造并享用，但是国家并不会放弃干预和控制大众文化的图谋。具体例子有姜士彬在论文《Temple Festivals in Southeastern Shansi: The Sai of Nan-she Village and Big West Gate》对山西“赛”（一种地方宗教庆祝活动）的研究，揭示了大众宗教也可以与国家和正统结合，精英与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乡民的礼仪生活中充当着重要角色。这是国家以支持的形式来影响大众文化。另一个例子是杜赞奇在其论文《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中分析了二十世纪初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精英与国家将大众文化视作阻碍，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其实质在于国家企图将其统治意志深入地方社会，从而在现代化的名义下重建地方社会的权力。这是大众文化受到国家权力阻碍和破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