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读后感100字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是一本由周绚隆著作，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266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2022-3，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读后感(一)：走出国门的《金瓶梅》是什么味道的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小说，沿用《水浒传》中武松报兄仇的故事，通过对西门庆恶霸的刻画，以及家庭生活的描写，讽刺封建社会的腐朽黑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两本名著《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都有仿效《金瓶梅》的影子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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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对中国的小说文坛有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金瓶梅》走出国门，被海外译制成多种语言的版本发行，包括不限于英语、俄语、阿拉伯语等。
英语语言三个权威的版本：
1939年初版，伯纳德·米艾尔从德译本转译的节译本《金瓶梅：西门庆和他六个妻子的历险记》
1939年初版，克莱门特·埃杰顿以崇祯本为底本，从中文翻译的全译本，名为《金莲》共四册
1993-2013初版，芮效卫以《金瓶梅词话》为底本，中文翻译的全译本，名《金瓶梅》共五册
海外版本的《金瓶梅》
本书可作为古典文学翻译研究者参考资料，翻译这件事并不容易，准确理解原作品，清楚的用目标语言表述、通过修辞增加译文韵味，这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原则被翻译界奉为最高指导思想。克莱门特版本《金莲》对原作整体风格理解比较准确，将市井生活的写实艺术自然流畅的用英文表达出来。
古典文学研究者、中华书局的总编辑，也是本书作者周绚隆早些年对克莱门特版本《金莲》就特别关注，现参照最新版本芮效卫的译本，对照中文原著，逐字逐句通校了克莱门特的译文，并将克莱门特译本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一一考察并纠正，包括认字、断句、词语理解错误等十个方面，共计修改校对达300余处。金瓶梅原著百万字，且包含大量的古诗词歌赋，歇后语，方言俚语等，作者能将全书重新校对整理成书，可见古典文化和英语文化底蕴之深。
黑白封面典雅大气
看到克莱门特翻译的部分原文，有时会忍俊不禁哈哈大笑，比如这句：姐夫好狠心，被翻译成：你真有狼一样的心（You must have a heart like a wolf’s），我在想是不是外国人看到我写的英语作文也是这样的感受呢。
同时，书中第十篇章对克莱门特翻译的精彩之处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比如"装幌子"这一句，英文直译：如果我告诉你真相，你的好名声将被毁灭。对于装幌子，装样子理解很到位。
装幌子的翻译
亦可作为《金瓶梅》读者的延伸阅读，翻开这本书我就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以前阅读的大多是国内出版社引进国外著作作品，第一次阅读国内文学作品译制成外文节选，除了一丝丝兴奋还有些许担心，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尤其是古典文学，成语、方言、诗词歌赋等古文知识，有些国人也需要做一定功课才能理解，作为外国人的克莱门特能领悟透彻吗？
为此他选取一些巧妙方式，比如大量的诗词歌赋和不容易处理地方直接删掉，或者选用直译方式达成，更有意思的是，克莱门特译制的《金莲》还有老舍的参与，他在该书的扉页和译注中表达了对老舍的由衷的感谢，扉页上赫然写着：献给我的朋友舒庆春，俩人的渊源可追溯到在伦敦同一栋房子里居住了三年，但是为何老舍对于这段经历一笔带过，至今是个谜。
精装锁线
从专业的角度看，这本书对于古典文学研究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从爱好《金瓶梅》读者来说，能了解到海外版的译制、出版，甚至背后的小故事，也不失为一件乐事。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读后感(二)：说《金莲》：一位双语版责编的翻译研究
李晶
一个多月之前，《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摆在我面前。捧着这本装帧雅致的小书，一则新鲜，二则恍然有旧友重逢之感。书诚然是新书，但书里的好些内容，我听作者絮絮叨叨已将近十年了。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念念不忘对“光阴如梭”、“白驹过隙”等俗语翻译策略的评批，以及对书中一些“译错了”的细节的挑剔。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闵福德译本之间爬梳比对，感叹译事之难和优秀译者的精彩表现之余，常替他可惜：这么好的中英文功底，不去鉴赏经典译本的精彩之处，枉抛心力做批判。但他显然乐在其中，另外也是责编的职责使然。翻遍全书，基本可以看出，他积攒的大量错译误译的例子，读者不会在意，译者本人也不在意，甚至原作者倘能再生也未必会如何介意，但身为要对读者和质检有所交代的责编，尤其双语对照版图书是最不能包容错误的，很多误译之处他确实不能不理。
书稿的基础就是作者十几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版《金瓶梅》一书责编时留下的编校记录，在此基础上他查访许多资料，梳理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里翻译和出版的历史，写成两篇长文，也就是这本书里的“《金莲》的翻译、出版与修订传播”和“《金莲》的翻译问题考察”。这是两份沉甸甸的文献，尤其是对《金瓶梅》翻译史的爬梳，以及对《金莲》一书翻译情形的推断。译者克莱门特在译本卷首向老舍先生郑重致谢，但据本书作者考察，老舍对于曾经参与外国译者的《金瓶梅》翻译三缄其口，从不提起。他在其中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是一个有趣的难解之谜。《金瓶梅》公认的最佳英文译本是美国学者芮效卫翻译的五卷词话本，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出版时间绵延至二十年（1993-2013），而译者在第一卷卷首坦言，此卷出版前他已经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上耗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精力——早在1985年，香港的《译丛》杂志上确已发表过芮效卫对《金瓶梅》一些章回的翻译和相应的研究文献。相形之下，《金莲》的翻译时间要少得多：“据他自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年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用了五年，对译稿打磨修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十年时间。”大概老舍先生确实帮了他不少忙吧。
我国读者普遍将小说作为消遣读物，但在多数外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眼里，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从《红楼梦》和《金瓶梅》、《儒林外史》里认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了解古老中国的园林、服饰、医药、饮食、文玩、官场上下、三教九流，像是近距离观赏一部连台大戏，不知不觉就会沉浸其中，既被优雅细腻的艺术内容所吸引，也为封建黑暗的残忍现实而动容，忍不住动手将它翻译成本国文字，介绍给母语的读者。邦斯尔（彭寿神父）和霍克思译《红楼梦》的英译本、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译《红楼梦》的日译本、雷威安译《金瓶梅》和《聊斋志异》的法文译本，莫不如此。《金莲》的译者与这些翻译家相比，略显轻松一些，从他的译者自道和他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来看，他都没那么在意原著的“神圣”与“完整”，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大胆删削原文，时常调整对话人物甚至是对话内容，语词、断句和数目等方面的细节错误不断，但整体而言是一部语言流畅、节奏鲜明、画面感很强、非常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优秀译本。
对于《金莲》译文的传神之处，《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错误”，则从“认字”、“断句”、“成语俗语歇后语”的误解到省略、漏译、“人名人称”的误译等多方面，整理出十个章节的内容。不仅如此，作者还总结出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有些错误，在书中前面一些章回里都是译错的，到后来一些章回却译对了。这是否说明，随着对一些词汇或俗语习语见识的增加，译者后来理解了正确的涵义，在译文中有所调整，只是没有回去在前面的译文里重新捉一遍“虫”？从其他名著的一些经典译本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并非独例。举世公认的中文英译大家霍克思先生晚年亲自修订《石头记》译本，前两卷章节里有些细节的错误，香港翻译大家宋淇专门撰文著书指出过的，他也并未改净——事实上，虽然霍克思非常感谢宋淇对他译文的关注与批评，但宋淇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误，比如著名的“怡红”与“快绿”之争，再如贾府和大观园里一些花鸟的细节乃至诗词中的删削，他都没有改。翻译家大多是倔强的。
既然是责编手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自然是对《金莲》译文错误的总结与分析。从头至尾看下来，错字、断句、成语和俗语谚语方面，作者目光如炬，所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译”都是实实在在的错误，有些甚至是辨认字形不够准确造成的，如“狼”与“狠”之别、再如“不差甚么”误解成“不羞什么”，这种毋庸多言；比较有趣的是成语、俗语与歇后语的翻译“错误”，书中举出的一些例子，在不甚熟悉古代俗语的中文读者看来，也颇为解惑，比如书中提到两个小歌女和西门大官人手下头号帮闲应伯爵斗嘴，骂他“女又十撇儿”——我们知道书中有些俗语是拆字法的游戏，而且多是丫鬟、仆妇和歌妓等下层女性爱用的说法，但日常阅读一般不会去追究到底是什么意思；《金莲》的译者在这里不出意外地栽了个跟头，把这个说法笼统地译成了I like your impertinence（我喜欢你的无礼），形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效果，下文应伯爵答话里的“奴才”也就没了照应。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原著里多次出现的“穿青衣抱黑柱”，多年来我读到此处都是囫囵而过，结合上下文大致理解是不能站在利益对立面的意思，并没有细查过具体的涵义，但《金莲》一书中不能不给出相应的译文，译者的处理方式也多种多样：第一次遇到时直接略过，并未翻译；第二次是不理会上下文，直译为A black-clothed man will stand beside a black pillar（一位黑衣人要站在黑色柱子旁边）；第三次出现是在应伯爵的话里，译者给译成了应伯爵的自我表白I am wearing black cloths so I have to stand near a black pillar. （既然我穿着黑衣服那我就该站在黑柱子旁边）——《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中直接批评说：“这里跟‘我’毫无关系”，固然如此，但从英文的表述来看，此处这样处理是可以成立的，一来给汉语里缺失的主语补上了具体的人物，二来应伯爵这样说也不算突兀，可以理解为译者为了对话的流畅所做出的灵活调整。到了最后一次出现，这个俗语的翻译就比较贴切自然了：潘金莲向薛嫂诉苦，自己的丫鬟秋菊向吴月娘出卖她，薛嫂安慰她时又提到这句俗语，译文就是比较忠实的了：How dare she say things about her mistress？ One who wears a black gown should stand by a black pillar. She ought not to do things like that. 回译成中文：“她怎么敢这样说自己的主子？谁穿黑袍子谁就该站在黑柱子一边。她不应该做这样的事。”这虽然和原著的中文不尽对应，但“谁的奴才应该忠于谁”的内涵传达得非常准确，但此书中对此有些吝于肯定，未免严厉有余，鼓励不足。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指出的另外一种“误译”，是译者在行文中张冠李戴，将对话或叙事中的人物弄混弄错，如春梅和秋菊的混乱、孟玉楼和吴月娘的混淆等，这些批评都是准确的；但作者批评的《金莲》里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译者将对话人物另行调整，原著里某些说话人在译文里成了另外一个人，言谈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通，这种应该不属“错误”，而是译者为了照应中英文表述习惯的差异而做出的技术处理。原著七十九回里冯妈妈和西门庆、王六儿的对话即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证。
冯妈妈原是李瓶儿的旧仆，李瓶儿去世后，西门庆在有私情的仆妇王六儿家里碰见她，给了她一块银子，还说了句念旧的话：“从你娘没了，就不往我那里走走去”。原著里此处冯妈妈并未答言，王六儿抢着插了一句话：“没他的主儿，那里着落？倒常时来我这里，和我做伴儿。”此处译者并未直译王六儿的抢话头、抓存在感，而是调整为冯妈妈的回应与解释：Where should I go now that she is dead？ But I often come here to talk to this lady. 回译成中文：“她都没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呢？倒是常来这里陪着这位娘子说说话。”从英文的表述习惯来看，这样翻译非但不为错，而且比原文直译要合理通顺得多。因为从身份和礼节上来说，西门庆的直接话语，冯妈妈是不能不回应的，况且西门庆还提到了她的故主李瓶儿。冯妈妈于情于理都应表露出一些眷顾旧主人的伤感和迷茫，以及勉强与别人做伴的今不如昔之叹。王六儿虽然在西门庆身边得宠，但身份毕竟是下人，与西门庆相识的时间更不如冯妈妈长久，中文读者对于古典小说里的众声嘈杂话起话落普遍不甚敏感，但在英文里让王六儿直接抢话，是非常突兀也不合情理的。译者这样的处理方式应该得到表扬而非批评。
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语言里的翻译一直是大有难度的。难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也难在许多文化内容的此有彼无，不知从何译起。《红楼梦》的保加利亚文译者韩裴就曾撰文感叹，“翻译《红楼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曹雪芹小说中蕴含的极大丰富的文化知识，犹如百科全书一般。”无论是人物角色及其姓名自带的种种象征，还是传统的中国植物、药材、建筑术语乃至服装、饰物等等，在保加利亚文里都没有对应的词汇。译者或用音译加注，或想尽办法在母语文学里寻找资源移花接木，都是需要大费周折的。《金莲》的译者面对《金瓶梅》，遇到的困难不会少到哪里去，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删削与“错误”，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翻译的一大难点也在于古代俗语的理解之难。不要说外国译者，即便是我们本国的学者，也难免偶有望文生义或不得甚解的情形。启功先生谈到他为《红楼梦》做注释时遇到的困难，曾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在《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中也出现过的“不当家花拉的”一词。他在五十年代初注释《红楼梦》时曾以为是“不了解”的意思，后读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才知道“不当家”即是“不应当”、“不应该”的意思。“家”是词尾，“花拉的”是这个词的附加物，是为增加这个词的分量的。汉语的词汇浩如烟海，本国的资深学者尚且容易出错，对于西方译者在翻译中的错失，我们似乎不必过于计较。毕竟《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译成活灵活现的英文，大量古老中国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得以传达到另一个语言世界里，吸引着西方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这已是值得赞赏的一项成就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家都倾向于挑剔汉语典籍的外语译本出现了哪些错误，这是一种传统，连旧学功底过硬的本国学者杨宪益和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也未能幸免，一直被指责这里那里译得不对。翻译是不可能不出错的，有些是译者的大意或能力不逮所致，但原著内容在另外一种语言里的许多删改与变形，主要是因为译者的目标读者并非能阅读外语的中国人，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而只需要一个精彩故事的外国人。就此而言，《金莲》的译者还是比较称职的。他会被专门著书批评得这样透彻，应该是生前万万想不到的，既想不到自己的译本数十年后能被中国学者选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秀代表，也想不到会遇到如此认真至苛刻的一位责编。如果他泉下有知，大概会像霍克思先生面对宋淇的批评一样，既感叹又感谢吧：
“身为一名外国译者，译作要经受中国专家如此通透的审阅，多少有点惊恐；同时又为这样受重视备感骄傲和满足——译文中不管有多少偏失或错误，竟然引起如此关注。……不过我觉得凌驾于其他一切感受之上的乃是感谢——如果宋先生不反对，不如说这是一种“同道之谊”——放眼所有读者，我确信宋先生是知我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他总明白我做了些什么，或努力想做到什么，而且知晓我为何如此。得到理解胜过得到赞美。”
周君此著对于英文版《金莲》的意义，大致与此相类：认可这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倾注大量精力去知晓译者的努力及其成败，虽然纸面上的赞美不多，但胜在尊重与理解——真挚专注的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美。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读后感(三)：书评 | 说《金莲》：一位双语版责编的翻译研究
李晶
一个多月之前，《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摆在我面前。捧着这本装帧雅致的小书，一则新鲜，二则恍然有旧友重逢之感。书诚然是新书，但书里的好些内容，我听作者絮絮叨叨已将近十年了。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念念不忘对“光阴如梭”、“白驹过隙”等俗语翻译策略的评批，以及对书中一些“译错了”的细节的挑剔。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闵福德译本之间爬梳比对，感叹译事之难和优秀译者的精彩表现之余，常替他可惜：这么好的中英文功底，不去鉴赏经典译本的精彩之处，枉抛心力做批判。但他显然乐在其中，另外也是责编的职责使然。翻遍全书，基本可以看出，他积攒的大量错译误译的例子，读者不会在意，译者本人也不在意，甚至原作者倘能再生也未必会如何介意，但身为要对读者和质检有所交代的责编，尤其双语对照版图书是最不能包容错误的，很多误译之处他确实不能不理。
书稿的基础就是作者十几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版《金瓶梅》一书责编时留下的编校记录，在此基础上他查访许多资料，梳理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里翻译和出版的历史，写成两篇长文，也就是这本书里的“《金莲》的翻译、出版与修订传播”和“《金莲》的翻译问题考察”。这是两份沉甸甸的文献，尤其是对《金瓶梅》翻译史的爬梳，以及对《金莲》一书翻译情形的推断。译者克莱门特在译本卷首向老舍先生郑重致谢，但据本书作者考察，老舍对于曾经参与外国译者的《金瓶梅》翻译三缄其口，从不提起。他在其中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是一个有趣的难解之谜。《金瓶梅》公认的最佳英文译本是美国学者芮效卫翻译的五卷词话本，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出版时间绵延至二十年（1993-2013），而译者在第一卷卷首坦言，此卷出版前他已经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上耗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精力——早在1985年，香港的《译丛》杂志上确已发表过芮效卫对《金瓶梅》一些章回的翻译和相应的研究文献。相形之下，《金莲》的翻译时间要少得多：“据他自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年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用了五年，对译稿打磨修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十年时间。”大概老舍先生确实帮了他不少忙吧。
我国读者普遍将小说作为消遣读物，但在多数外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眼里，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是很高的。他们从《红楼梦》和《金瓶梅》、《儒林外史》里认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了解古老中国的园林、服饰、医药、饮食、文玩、官场上下、三教九流，像是近距离观赏一部连台大戏，不知不觉就会沉浸其中，既被优雅细腻的艺术内容所吸引，也为封建黑暗的残忍现实而动容，忍不住动手将它翻译成本国文字，介绍给母语的读者。邦斯尔（彭寿神父）和霍克思译《红楼梦》的英译本、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译《红楼梦》的日译本、雷威安译《金瓶梅》和《聊斋志异》的法文译本，莫不如此。《金莲》的译者与这些翻译家相比，略显轻松一些，从他的译者自道和他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来看，他都没那么在意原著的“神圣”与“完整”，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大胆删削原文，时常调整对话人物甚至是对话内容，语词、断句和数目等方面的细节错误不断，但整体而言是一部语言流畅、节奏鲜明、画面感很强、非常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优秀译本。
对于《金莲》译文的传神之处，《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错误”，则从“认字”、“断句”、“成语俗语歇后语”的误解到省略、漏译、“人名人称”的误译等多方面，整理出十个章节的内容。不仅如此，作者还总结出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有些错误，在书中前面一些章回里都是译错的，到后来一些章回却译对了。这是否说明，随着对一些词汇或俗语习语见识的增加，译者后来理解了正确的涵义，在译文中有所调整，只是没有回去在前面的译文里重新捉一遍“虫”？从其他名著的一些经典译本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并非独例。举世公认的中文英译大家霍克思先生晚年亲自修订《石头记》译本，前两卷章节里有些细节的错误，香港翻译大家宋淇专门撰文著书指出过的，他也并未改净——事实上，虽然霍克思非常感谢宋淇对他译文的关注与批评，但宋淇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误，比如著名的“怡红”与“快绿”之争，再如贾府和大观园里一些花鸟的细节乃至诗词中的删削，他都没有改。翻译家大多是倔强的。
既然是责编手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自然是对《金莲》译文错误的总结与分析。从头至尾看下来，错字、断句、成语和俗语谚语方面，作者目光如炬，所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译”都是实实在在的错误，有些甚至是辨认字形不够准确造成的，如“狼”与“狠”之别、再如“不差甚么”误解成“不羞什么”，这种毋庸多言；比较有趣的是成语、俗语与歇后语的翻译“错误”，书中举出的一些例子，在不甚熟悉古代俗语的中文读者看来，也颇为解惑，比如书中提到两个小歌女和西门大官人手下头号帮闲应伯爵斗嘴，骂他“女又十撇儿”——我们知道书中有些俗语是拆字法的游戏，而且多是丫鬟、仆妇和歌妓等下层女性爱用的说法，但日常阅读一般不会去追究到底是什么意思；《金莲》的译者在这里不出意外地栽了个跟头，把这个说法笼统地译成了I like your impertinence（我喜欢你的无礼），形成了牛头不对马嘴的效果，下文应伯爵答话里的“奴才”也就没了照应。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原著里多次出现的“穿青衣抱黑柱”，多年来我读到此处都是囫囵而过，结合上下文大致理解是不能站在利益对立面的意思，并没有细查过具体的涵义，但《金莲》一书中不能不给出相应的译文，译者的处理方式也多种多样：第一次遇到时直接略过，并未翻译；第二次是不理会上下文，直译为A black-clothed man will stand beside a black pillar（一位黑衣人要站在黑色柱子旁边）；第三次出现是在应伯爵的话里，译者给译成了应伯爵的自我表白I am wearing black cloths so I have to stand near a black pillar. （既然我穿着黑衣服那我就该站在黑柱子旁边）——《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中直接批评说：“这里跟‘我’毫无关系”，固然如此，但从英文的表述来看，此处这样处理是可以成立的，一来给汉语里缺失的主语补上了具体的人物，二来应伯爵这样说也不算突兀，可以理解为译者为了对话的流畅所做出的灵活调整。到了最后一次出现，这个俗语的翻译就比较贴切自然了：潘金莲向薛嫂诉苦，自己的丫鬟秋菊向吴月娘出卖她，薛嫂安慰她时又提到这句俗语，译文就是比较忠实的了：How dare she say things about her mistress？ One who wears a black gown should stand by a black pillar. She ought not to do things like that. 回译成中文：“她怎么敢这样说自己的主子？谁穿黑袍子谁就该站在黑柱子一边。她不应该做这样的事。”这虽然和原著的中文不尽对应，但“谁的奴才应该忠于谁”的内涵传达得非常准确，但此书中对此有些吝于肯定，未免严厉有余，鼓励不足。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指出的另外一种“误译”，是译者在行文中张冠李戴，将对话或叙事中的人物弄混弄错，如春梅和秋菊的混乱、孟玉楼和吴月娘的混淆等，这些批评都是准确的；但作者批评的《金莲》里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译者将对话人物另行调整，原著里某些说话人在译文里成了另外一个人，言谈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通，这种应该不属“错误”，而是译者为了照应中英文表述习惯的差异而做出的技术处理。原著七十九回里冯妈妈和西门庆、王六儿的对话即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证。
冯妈妈原是李瓶儿的旧仆，李瓶儿去世后，西门庆在有私情的仆妇王六儿家里碰见她，给了她一块银子，还说了句念旧的话：“从你娘没了，就不往我那里走走去”。原著里此处冯妈妈并未答言，王六儿抢着插了一句话：“没他的主儿，那里着落？倒常时来我这里，和我做伴儿。”此处译者并未直译王六儿的抢话头、抓存在感，而是调整为冯妈妈的回应与解释：Where should I go now that she is dead？ But I often come here to talk to this lady. 回译成中文：“她都没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呢？倒是常来这里陪着这位娘子说说话。”从英文的表述习惯来看，这样翻译非但不为错，而且比原文直译要合理通顺得多。因为从身份和礼节上来说，西门庆的直接话语，冯妈妈是不能不回应的，况且西门庆还提到了她的故主李瓶儿。冯妈妈于情于理都应表露出一些眷顾旧主人的伤感和迷茫，以及勉强与别人做伴的今不如昔之叹。王六儿虽然在西门庆身边得宠，但身份毕竟是下人，与西门庆相识的时间更不如冯妈妈长久，中文读者对于古典小说里的众声嘈杂话起话落普遍不甚敏感，但在英文里让王六儿直接抢话，是非常突兀也不合情理的。译者这样的处理方式应该得到表扬而非批评。
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语言里的翻译一直是大有难度的。难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也难在许多文化内容的此有彼无，不知从何译起。《红楼梦》的保加利亚文译者韩裴就曾撰文感叹，“翻译《红楼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曹雪芹小说中蕴含的极大丰富的文化知识，犹如百科全书一般。”无论是人物角色及其姓名自带的种种象征，还是传统的中国植物、药材、建筑术语乃至服装、饰物等等，在保加利亚文里都没有对应的词汇。译者或用音译加注，或想尽办法在母语文学里寻找资源移花接木，都是需要大费周折的。《金莲》的译者面对《金瓶梅》，遇到的困难不会少到哪里去，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删削与“错误”，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翻译的一大难点也在于古代俗语的理解之难。不要说外国译者，即便是我们本国的学者，也难免偶有望文生义或不得甚解的情形。启功先生谈到他为《红楼梦》做注释时遇到的困难，曾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在《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中也出现过的“不当家花拉的”一词。他在五十年代初注释《红楼梦》时曾以为是“不了解”的意思，后读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才知道“不当家”即是“不应当”、“不应该”的意思。“家”是词尾，“花拉的”是这个词的附加物，是为增加这个词的分量的。汉语的词汇浩如烟海，本国的资深学者尚且容易出错，对于西方译者在翻译中的错失，我们似乎不必过于计较。毕竟《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译成活灵活现的英文，大量古老中国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得以传达到另一个语言世界里，吸引着西方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这已是值得赞赏的一项成就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家都倾向于挑剔汉语典籍的外语译本出现了哪些错误，这是一种传统，连旧学功底过硬的本国学者杨宪益和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也未能幸免，一直被指责这里那里译得不对。翻译是不可能不出错的，有些是译者的大意或能力不逮所致，但原著内容在另外一种语言里的许多删改与变形，主要是因为译者的目标读者并非能阅读外语的中国人，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而只需要一个精彩故事的外国人。就此而言，《金莲》的译者还是比较称职的。他会被专门著书批评得这样透彻，应该是生前万万想不到的，既想不到自己的译本数十年后能被中国学者选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秀代表，也想不到会遇到如此认真至苛刻的一位责编。如果他泉下有知，大概会像霍克思先生面对宋淇的批评一样，既感叹又感谢吧：
“身为一名外国译者，译作要经受中国专家如此通透的审阅，多少有点惊恐；同时又为这样受重视备感骄傲和满足——译文中不管有多少偏失或错误，竟然引起如此关注。……不过我觉得凌驾于其他一切感受之上的乃是感谢——如果宋先生不反对，不如说这是一种“同道之谊”——放眼所有读者，我确信宋先生是知我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他总明白我做了些什么，或努力想做到什么，而且知晓我为何如此。得到理解胜过得到赞美。”
周君此著对于英文版《金莲》的意义，大致与此相类：认可这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倾注大量精力去知晓译者的努力及其成败，虽然纸面上的赞美不多，但胜在尊重与理解——真挚专注的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美。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亦刊载于《人民政协报》（2022年07月04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