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读后感摘抄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是一本由王汎森著作，聯經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NT680，页数：6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精选点评：
●读了其中两篇，非常好的论文文笔，清晰而能包容复杂性
●纯陌生领域，毫无鉴别力，但很长见识。文献做得好，勾勒出纠缠的明末清初思想派系发展，清中期几篇倒感觉一般。稍觉得有点理论先行，但还是厉害。
●当做文化史或书籍史来读还这么好吗？
●1.当代西学眼光。2.搞近世历史如果不考虑“东亚交涉”真是罪过，尤其是要通日语。
●前年读的联经版
●PDF把人读得头晕眼花。
●自我审查那一节肥肠精彩
●购自京东。
●说实话，很喜欢台版的封面。之前翻开王先生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发现不是很能看下去。这次再翻开王先生这本书，刚看了个序言，便感觉极有意思。同时看了圣路易的目录，感觉都有从受众书写历史的意思的，对这方面的题目极感兴趣，所以也很想看先生这本书。听说大陆要出版了，不知要等到何时，封面应该没这个好看了吧？补注：读完此书，极好，只是因是论文集，估计编排仓促，体例颇不统一，有意犹未尽之感。
●于经学理学我是外行，从古代文化的角度看一个时代风气为之转变，往往是人们普遍朦朦胧胧地觉察到了某种危机的初兆，知识阶级第一个反应也是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也就是复古，手段的迂阔与现实关怀的深切恰成正比。历史就这样在盲动中缓慢地转身。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读后感(一)：序论摘抄二
本书的一组文章主要是在讲“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目前只完成了三篇
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
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
这个观念来自福柯，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是说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样渗入每一个角落，每个日常生活的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我借用这个观念来说明我廿年前所做的一个清代政治与文化的研究，该文讨论在清代的政治压力下，文化领域中无所不在的自我压抑、自我删节的现象。
这三篇是一个连环套，他们讨论清代的政治压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政策；另一方面是造成一种无边的氛围产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自我压抑现象在过去的研究中被过度忽略了，事实上这类事例之多，远非文字所能形容。我认为我们讨论清代历史，尤其是涉及思想、学术、政治等方面，如果不把这个方面考虑进去，是不能对政治压力所形成的无处不在潜在性剥削有比较完整解释。在禁書復出及其意義疑问，则是讨论一个人们先前不怎么注意的现象，即这些被禁毁，或是在肃杀空气之下消失无踪的书籍，如何又成群地回来。
在这里，我想多费一些篇幅把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作一个比较详细的交代。我认为一部又一部禁书的复出是一个又一个的温度计。首先它们得以复出，至少反映了两面事态：一方面是反映了政治压力松弛的历程，一方面是曲折反映了清代后期一波接一波新的关心议题，同时也道出了若干意识形态世界的重要趋势及转折。
在大规模禁书运动之后，大量的知识与记忆被压抑下去了，故整体的结果是一种大规模的、刻意的集体遗忘，人们的只是与记忆空间被重新规范了，使得二百年中占据人们思想意识形态世界主要位置的是另一批知识与记忆。但是禁毁和自我压抑，并未根除所有“有问题的”书，随着我们对这方面只是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几部套书的出版，我们可以知道，大部分的书其实都还有少量的遗留。保留这些文献的，尤其是提供重印的保存者，最大的来源是原著者的家族后裔。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家族的力量。他们在帝国发动大规模的清洗书籍运动时，保留不为帝国正统所容的东西。他们似乎说明帝国穿透力的局限，到了家族的层次，帝国常须透过协议的方式进行控制。
把“禁书复出”这一议题放在比较宽广的历史脉络来看，我们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复活大抵经历的几个阶段。在清代政权相对强势时，以高度的政治压力介入文化领域，使得文化呈现“去政治化”的现象，但是在内外动荡时，文化领域又开始“政治化”了。嘉庆后期以后，通俗文学主题由不大与政治相关，开始出现大量与政治有关的主题，姑且名之为“文化的政治化”，它与当时思想界经世思潮的兴起同步，而且关系密切。
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清代中期考证学如日中天，在这个时期学术思想世界到底是“黄茅白苇，一望皆是”，或是在训诂考证之外，还有若干值得我们注意的发展呢？
《程廷祚與程雲莊──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個研究》讨论了几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读后感(二)：序论摘抄
来不及看全书的，也应该把序论好好读一读，每篇文章都已经做出有关其思路的简要概括。
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
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
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
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
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
〈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該文分成五個部份：第一部份藉「寶珠」或「種子」兩種觀念來說明先天預成式的人性論之式微。
第二部份是以四書（特別是《大學》、《中庸》）地位之下降說明此一現象。
第三部份是以江浙心學社群之去形上化來說明這一段歷史。
第四部份則由樸素的原始儒家哲學的興起來說明形上玄遠思想之沒落。
第五部份則由清初程朱陸王兩派皆顯現的「去形上化」來證明這一趨勢的普遍性。
〈清初的講經會〉
該文以相當的篇幅討論，何以在劉宗周及黃宗羲心學傳統力量最大的地方反而產生了講經團體。同時也描述了講經會前後幾個時期，以及它如何由寧波地區的一個講經團體擴大其影響力到北京、並透過北京的講會影響了聚集京師的官員及士人們。最後，也討論該會與清學興起的關係。
此文還有另一層次的關懷，即「某種政治語言之所以可能」的問題。在這個經典運動之前，政治思想的主流論述與此後是很不一樣的。這個運動牽引出一套新的政治、思想、語言，使得一些原來在明代文化中不存在、或是邊緣性的、沒有重要意義的語言反而成為核心，並在清初的時代氛圍中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從此有一套不同的語言、思想、概念來想像政治、社會與日常生活。過去我們總認為那一套語言，或使用那一套語言的政治型式是自古已然的。
道德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我認為權力不只是以政治權力的方式展現，事實上道德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也像毛細管一樣作用於個人及社會的各個層面，〈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及〈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是兩個很顯然的例子。
〈明末清初的人譜與省過會〉一文說明了，即使在最樂觀的人性論下，仍可能存在著極強的道德緊張，明代的陽明學也不例外。本來，遷善改過即是陽明格物說的一個主要部份
但由於陽明的「心即理」學說主張在省過、改過的過程中，人們一己之心不但要做為被控訴者，同時也扮演著反省者與控訴者。對根器較差的人而言，「心」同時作為一個被控訴者和控訴者，殆如狂人自醫其狂一般；因此有一部份人轉而主張：在省過改過時，應該有第三者扮演客觀的監督與控訴的角色，因而有省過會之類的組織產生
。當然，省過組織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也受到鄉約中公開彰善糾過儀式的影響，而此一現象亦同時象徵著在道德實踐中「心即理」學說所面臨的理論危機。
有一點必須強調的是，這一類省過會或修身日記的傳統，雖有寬、嚴之別，却是此後士人世界一個強勁有力的傳統。鍛鍊自己成為「道德化政治」的先鋒隊。而這個傳統，是道咸以降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力量。
〈日譜與明末清初思想家〉一文说明四件事：第一，晚明通俗宗教及善书的流行与明末清初修身日记的大量涌现
第二，修身日记反映出17世纪思想界的集中变化，包括由玄转实，由悟转修的倾向
第三，在晚明那种知识分子群体性活动，讲会逐步消歇，老师与学生当面印证的场合渐次减少之后，日记与规过会以及他们反映的道德严格主义的气氛
第四、修身日记的流通仍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与功过格等普及群众的善书不同。
联系思想史与社会史之作 两者之间联系的节点 如思想的传布与扩散，如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文本，修辞，如思想通俗化的过程，如通俗文本的思想元素，如思想与各种眼光、观点的形成等等
何以三代以下有亂無治？──《明夷待訪錄》
原是为明夷待访录一书所写的导论http://book.douban.com/subject/10563543/
收在这里是为了说明17世纪政治思想方面的重大变化。本文除了讨论明夷待訪錄的几个思想主轴，还特别提出该书一个重要特点，即它一方面眼里批判古往今来因为君权之私而导致制度，社会的败坏，并指出三代以下各种制度设计中潜藏了帝王之私的性格，而黄主张以“公”的原则来规划合乎三代理想的制度，这个原理几乎贯穿全书所有层面，使得他在政治思想新发展中变得相当特别。
本文也讨论该书在清代的流通，这也部分说明该书为何不像卢梭《民约论》那样在问世之后不断扩大影响力，形成巨大历史动能。文中并且提到它在道光之后屡次重刊的过程，正好可以与经世实学思想崛起，以及我接着介绍《禁书复出》内容相互关照。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读后感(三)：明清思想的轉型
余英時的研究指出，明清思想的新基調：對民間社會的重視、富民論的發展以及新公私觀念的出現與近代西方「抑君權而興民權」、「興學會」以及「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有暗合之處，因此，晚清知識人的思想轉向乃有「順理成章」之處。楊芳燕則認為，余英時的研究將傳統思想所能提供的接引西方的功能與輸入西學的的理由混做了一談，更從歷史的複雜性方面提出質疑，指出余英時「理念型分析」的研究取徑有目的論和簡化的危險。王汎森的研究似乎豐富了余英時的觀察，以公私觀念為例。余英時側重關注「私欲」，而王汎森則指出明清私觀念的另一重大線索——「隱私」。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在王汎森看來乃是道德轉化的歷史原因。晚明以來的士人，希望藉助群體的力量促進自己的道德轉化。而此，反映了士人試圖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重整生活。這也是道光、咸丰以來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傳統。
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细管作用》可以分作兩個部分。首先，作者認為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導致明清思想轉型的五個方面：形上玄遠之學的衰落、經典考據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的興起。而第二部分則著重論述了權力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產生的作用。在作者看來，權力非政治一端，道德上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亦深入歷史的每一個角落。從玄到實、由悟轉修，可見道德重整的壓力之於知識人重新理解思想、學術傳統的意義。另一方面，作者對清代的思想動態提出了「漣漪」的概念。王汎森認為，清代的政治壓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一方面是在此一氛圍下毛細管作用帶來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删除。作者描繪了一個，清代思想界塑造新的傳統，原先邊緣的、非主流的思想如何進入核心的歷史圖景。
楊芳燕在評論余英時和溝口雄三的文章中敏銳地提出一個問題：「若要說明清儒學變構的一系思想，对近代思想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型塑力量，則私會必須及你不做一個限定，即：這種作用的發生，並不是那麼直接或順理成章，反而預設一個『再發現』的篩選過程。」王汎森的研究或許正好對此有些許回應。他指出，1800-1850年間晚清思想出現重大變化，即晚明以來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重新浮上歷史的檯面。清初以來，文字獄等政治壓力的禁錮下，許多書目，思想的聲音被主流敘述所壓制，歷史記憶被重新塑造。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勢力的一元化，在民間流傳的歷史記憶、家族傳抄的文本，一直延續。直至，道光、咸丰以來，政治氛圍的寬鬆化，「經世思想」、「忠義名節」概念的相繼興起，使得整個思想的基調發生了轉變。這恰好部分回應了楊芳燕提出的：「人們的篩選標準何在，又反應了怎樣的歷史情境」的問題。
王汎森的研究關注地方人士、小讀書人對於整體思想、學術動態的作用，從「受眾」的角度看到其兩重的面目——既是權力的影響者，又誇大了官方政策的實際作用，形成席捲每一個角落的旋風。王汎森的核心關懷在於，明清以來時代的主要問題為何？如何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發揮作用與影響。對於明清思想轉型、往復的歷史描繪，可以清晰的發現，近代諸多思想的源流有其明清易代時期的遺留。近代華夷種族的意識，在道、咸以來現實困境和挫折的日常體驗中，與經由政治鬆綁、「經世思潮」、「忠義名節」而重現在知識界的晚明歷史記憶相互交織。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不僅重返輿論界，更又一次重新塑造了新的「歷史意識」。作者發掘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周流往復，可說 是在余英時的研究上更進一步，也跳脫了「理念型分析」或「問題聚眾」的爭論。余英時的研究指出，明清思想的新基調：對民間社會的重視、富民論的發展以及新公私觀念的出現與近代西方「抑君權而興民權」、「興學會」以及「個人之自主」的觀念有暗合之處，因此，晚清知識人的思想轉向乃有「順理成章」之處。楊芳燕則認為，余英時的研究將傳統思想所能提供的接引西方的功能與輸入西學的的理由混做了一談，更從歷史的複雜性方面提出質疑，指出余英時「理念型分析」的研究取徑有目的論和簡化的危險。王汎森的研究似乎豐富了余英時的觀察，以公私觀念為例。余英時側重關注「私欲」，而王汎森則指出明清私觀念的另一重大線索——「隱私」。私人領域的政治化，在王汎森看來乃是道德轉化的歷史原因。晚明以來的士人，希望藉助群體的力量促進自己的道德轉化。而此，反映了士人試圖把自己與流俗區隔開來，有系統、有方法、有步驟重整生活。這也是道光、咸丰以來思想界的一個重要傳統。
王汎森的《權力的毛细管作用》可以分作兩個部分。首先，作者認為清初以來逐漸形成四股力量的齊旋，一股是晚明以來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生活邏輯、城市化、商業化，逸樂、流動、以及日漸複雜化的生活型態；一股是道德正統主義的力量，這股思想是認為即使當時的現實並非如此，但理想上應該朝道德正統主義邁進；一股是經典考證迴向古代的勢力；一股是因為異族統治者的不安全感所帶來的政治壓力。這導致明清思想轉型的五個方面：形上玄遠之學的衰落、經典考據及迴向古代之勢、道德意識之轉化、政治思想的轉換、以及「禮治理想」的興起。而第二部分則著重論述了權力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產生的作用。在作者看來，權力非政治一端，道德上自我要求的強大力量亦深入歷史的每一個角落。從玄到實、由悟轉修，可見道德重整的壓力之於知識人重新理解思想、學術傳統的意義。另一方面，作者對清代的思想動態提出了「漣漪」的概念。王汎森認為，清代的政治壓力，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一方面是在此一氛圍下毛細管作用帶來的自我壓抑和自我删除。作者描繪了一個，清代思想界塑造新的傳統，原先邊緣的、非主流的思想如何進入核心的歷史圖景。
楊芳燕在評論余英時和溝口雄三的文章中敏銳地提出一個問題：「若要說明清儒學變構的一系思想，对近代思想的發展具有關鍵性型塑力量，則私會必須及你不做一個限定，即：這種作用的發生，並不是那麼直接或順理成章，反而預設一個『再發現』的篩選過程。」王汎森的研究或許正好對此有些許回應。他指出，1800-1850年間晚清思想出現重大變化，即晚明以來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重新浮上歷史的檯面。清初以來，文字獄等政治壓力的禁錮下，許多書目，思想的聲音被主流敘述所壓制，歷史記憶被重新塑造。然而，這並非意味著勢力的一元化，在民間流傳的歷史記憶、家族傳抄的文本，一直延續。直至，道光、咸丰以來，政治氛圍的寬鬆化，「經世思想」、「忠義名節」概念的相繼興起，使得整個思想的基調發生了轉變。這恰好部分回應了楊芳燕提出的：「人們的篩選標準何在，又反應了怎樣的歷史情境」的問題。
王汎森的研究關注地方人士、小讀書人對於整體思想、學術動態的作用，從「受眾」的角度看到其兩重的面目——既是權力的影響者，又誇大了官方政策的實際作用，形成席捲每一個角落的旋風。王汎森的核心關懷在於，明清以來時代的主要問題為何？如何在日常生活、社會角落發揮作用與影響。對於明清思想轉型、往復的歷史描繪，可以清晰的發現，近代諸多思想的源流有其明清易代時期的遺留。近代華夷種族的意識，在道、咸以來現實困境和挫折的日常體驗中，與經由政治鬆綁、「經世思潮」、「忠義名節」而重現在知識界的晚明歷史記憶相互交織。被壓抑的言論和多元文化，不僅重返輿論界，更又一次重新塑造了新的「歷史意識」。作者發掘了思想的多元性和周流往復，可說 是在余英時的研究上更進一步，也跳脫了「理念型分析」或「問題聚眾」的爭論。
余英時：〈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望—從明清思想基調的轉換看儒學的現代發展〉,《中國文化》 , 1995 年 7 月,第 11 期，頁 1 - 26.
楊芳燕：〈明清之際思想轉向的近代意涵──研究現狀與方法的省察〉，《漢學研究通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卷2期（總78期），2001年5月，頁44-53。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社，2014）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读后感(四)：盛世极权下的自我压抑
不久前，学者陆扬在他的微博上调侃，当下的中古史研究中势力强大的是“拜物教”（material culture）、“多神教”(popular belief)与“刑侦验尸学”（the true story of X, Y, Z），“政治挂帅”(political history)则十分稀缺。我在转发之时加上了一些评论，大体是觉得在思想氛围不那么宽松的时代以及商业意味浓厚的社会环境里，学术和其它话题的泛娱乐化自是必然，“政治挂帅”的研究和批评也当然会退居边缘或成为抽屉文本。已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子健曾以“中国转向内在”为题探讨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型，对此我总能够鲜明地感觉到当前中西方有关历史的研究似乎都已“转向外在”，研究者关注的对象越发细碎甚至到了“无聊”的程度，有关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尤其不受欢迎。或许，在猎奇求新的心态之外，历史研究者们的精神上总有某些不自觉的自我束缚之处吧。
直到读完王汎森教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一书，我才恍悟上述现状与精神困顿的由来。所谓“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之说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其意为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一般，会渗入每个角落，人们日常生活的任何区域都会受其影响。王汎森以明清易代之际出现的《明夷待访录》、雍乾两朝曾静案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清代文献中的“自我压抑”现象和道咸以后禁书的复出等为切入口，讨论了清代的政治压力实分为显隐二径：一方面是官方的禁制政策，另一方面则是其所造成的一种无边的氛围而由此产生权力的毛细管作用。在此环境下，群体心态中泛滥着以往并不为学者所关注或意识到的“自我压抑”的成分——此时，从“下”向“上”地考察古代某一时期的皇权力量和专制程度，似乎显得更为便捷、有效和入旨。
今天充斥着我们耳目的各类清宫戏，似乎在不断提示人们康、雍、乾三朝是帝国的盛世，彼时的经济、政治、军事力量达到近世的极盛，像这样百代不遇的黄金时期值得我们不断歌颂和借鉴。可是，往往越是盛世，人们的精神自由越会收到更多的压抑。康乾时期大兴笔祸，国力的强盛令君主骄横狂傲到认为权力能够无所不及、无所不控，柳诒徵谓其时“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王汎森编入《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的数篇专文，均在讨论彼时中央政策与作为的“受众”、“被影响者”、“被支配者”的思想世界，在影响和支配下，他们的言行有何种“创造力”——“人们可能尽其所能地‘创造性’地减少或回避影响与支配，而其最终的结果却每每吊诡地扩大了官方政策的实际作用，形成一股席卷每一个角落的旋风”。
我特别注意到书中所收《从曾静案看十八世纪前期的社会心态》一文，盖有关曾静及《大义觉迷录》的编订、印行、传播与禁毁事，既是雍乾时期一桩影响极大、牵连甚广之案，也恰可窥见清代文化政策与君主心态的变化。从雍正的“奇料理”到乾隆忤悖父意背后所隐藏的满人自我认同意识的加强，中有许多异质文化间碰撞而生的莫名其妙的枝节，细细考察体会涉案材料，是非常有意味的。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曾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中这样解读雍正、乾隆父子对曾静案的不同态度：“或许可以说，这两位皇帝都错了。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因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得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却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与史景迁偏重于描述案件史实的写作方法不同，王汎森关注的是曾静本人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转变，他认为出身贫穷的曾静认为贫富不均应该归罪于雍正的失政，认为井田制、封建制宜当恢复，向往乡约制度，并以理气之分来解释华夷之别，这些主张连同他对雍正在继承皇位问题上的质疑一起，在理论上构成了对满清政府和雍正统治“合法性”的双重威胁。在此双重威胁下，雍正作为被告宽宥了原告曾静，并将辑有审判、辩论和曾静悔过自述的《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但却在涉及种族思想的问题上作为原告对吕留良一门严惩不贷。
就在雍正发动这场宣传战的时候，许多敏感的读书人或久沉下僚的官吏纷纷撰写“读后感”以为回应暨表态度。王汎森还特地举出齐周华一案来论述《大义觉迷录》在浙江一地的舆论影响，齐氏大惑于雍正对曾、吕二人处置的不同，因此强调曾静嫁祸吕留良之不当，要求对浙江吕门亦加宽恕。王汎森由此提出浙人对案件处理吕留良却不严惩曾静这一结果的反感实有三个原因，一是晚明浙江抗清义师规模为诸省之冠，故成为彼地生活之记忆，二是吕留良长期教书为业，影响极大，在士子中颇有声望，三是雍正四年因査嗣庭案浙江已被停止乡、会试一年，因而浙江士人对清廷严厉打击同为浙人的吕留良十分敏感。而当乾隆即位之后，处死了曾静等人，并严厉查禁其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舆论又呈现出另一情状，即便是小说家言，亦谨小慎微地不敢直陈其事，乃以“弥天重犯”来代指曾静，至于当在狱中的齐周华闻知曾静伏诛之时，则以“不胜痛快”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与该书同名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文献中“自我压抑”的现象》，是王汎森综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知识背景、文化主张和思想心态各方面来谈“寓禁于征”及“自我删篡”等问题的文章。王汎森指出，乾隆认为考据稽古之学蕴含道德上的严肃性和知识上的苦行精神，鼓励人们忠实于先贤的教训，而宋儒的讲学之风不免滋生个人意见、影响政治安定，由此禁抑人们的思想，而知识人也在文字狱的压力下自我压抑，在皇权所及之前，小心翼翼地先进行一番自我审查，于是，设置隐语系统、挖改原文、撕去封皮、刊以墨钉等行为随时随处可见。不唯作者、编者和刊刻者，读者在阅览时涂抹掩改、民间自发的焚书运动，也是数见不鲜。罗振宇在《一个公务员的海市蜃楼》中介绍《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一书时，谈到张廷玉与乾隆的关系似是一对“不能离婚的怨偶”，盖极权之下，臣民不光时间精力为君主所有，甚至身体、精神皆要受其绝对控制，因言“当自己的生存是以他人的赏赐为前提的时候，就没有自由主义了，有没有皇帝都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在那间乾隆皇帝永不可能驾临的小书房，主人在偶然面对书中稍有涉禁的文字之时，依然恐慌惊骇不能自已。
今年初，余英时先生出版了他的新著《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早期中国思想中政治权力对天人关系的介入，以及沟通天人作为一种技术如何在“轴心突破”的背景下由巫、君独掌的局面而遭受“超越”。我读后深受启发，因此以“沟通天人：权力的垄断与转移”为题来写成文章以梳理和描述余先生的思路和观点（发表于2014年3月2日《南方都市报》时标题被改为“余英时的天人沟通论”），正是感觉到余先生关于轴心突破时期权力转移问题的阐述特为精辟。而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中，相对《论天人之际》，我则不无惊奇地看到了二著之间似乎形成一种关于思想背后权力运作模式的相应叙述——从先秦到晚清，知识人由最初的主动以思想疏解权力对形上世界的控制，逐渐变成为以思想和知识依附权力、促成权力在全社会形成毛细管的作用。作为余先生的高足，有着“小余英时”之称的王汎森也在思想史的研究过程中高度关注政治意涵的有无和显隐，他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里详审地描述出清代思想文化怎样由在政权相对强势时的“去政治化”到内外动荡时表现出的“政治化”，而“政治”的内涵又在此过程中如何从汉满矛盾转易为中西矛盾。数篇专文之间，似无题目的一贯性，然则内里却有着潜在的历史逻辑线索。
尤其令人觉得有意思的是，不知是王汎森亲自选用还是出于美编的意愿，台版《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以清代画家罗两峰的《斗笠先生图》作为封面画，画端罗两峰题跋云：“我不化你书经造像，我不化你利物斋僧，也不化你心疼的银钱地土，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一念中有些差池，五更头还该醒醒。休认作零碎机关，归账时终须结总。”这位斗笠先生的化缘歌诀颇有些禅宗化的儒学的意味，《孟子》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二程更将良知良能认为是“无所由”、“出于天”和“不系于人”的，跋中所谓“只化你本有的良知良能”，所指或是廓清迷障、激诱人们内心本有的素质。在那个专制权力无比强大、异质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曾经无比纯粹的知识人是否还有参会“天人合一”的意愿和自证“良知良能”的觉悟呢？历史于今早已“归账结总”，只待我们细心的考索与沉静的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