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100字
《中国政治思想史》是一本由刘泽华 主编著作，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68.00，页数：19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一)：《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一点感触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二)：关于《先秦卷》的几句话
今天读完了《先秦卷》，简单谈几点理解
1、本卷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重要流派（儒法道等）的主要政治思想观点和其思想发展历程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阐述。
2、商朝神权与王权交织，用人活祭和普遍的神灵崇拜倒是有点类似阿兹特克帝国。
3、春秋以来，周朝旧的政治体制开始解体，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国，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对统一的追求和或明或暗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支持是思想家们最大的共同点。对统一的执着可能跟周天子臣民这一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关。 《诗经·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作为周天子分封的诸侯，结束乱世再造天下成了最终极的政治桂冠。而为何君主专制制度的情况较难理解。我想可能有几点原因：一是君主圣人被认为是作为贯通天地人三者的存在（君主就是“王”字那一竖），这使得君主获得了独占政治权力的法理性；二是分封制的解体导致官僚治理的郡县制成为了时代发展的方向，权力依附于君主的官僚阶层巩固了君主专制制度；三是在前现代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大一统与君主专制制度具有内在联系，这一点和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发展内在原因是由于从城邦国家发展到一个跨地区跨种族的大国一样。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三)：重估中国历史：王权主义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刘泽华政治思想观点摘录 ）
1. 殷代的最高统治者称“王”……“余一人”的政治内容，表示天下之大，四海之内，“余一人”为最高。……殷王所以要一切人听从自己，服从自己，可生可杀，其前提就在于众人的一切都是他恩赐的。既然万民的一切是王赐给的，那么万民的一切也应属王所有，这是合乎逻辑的。如果留给你一点点什么，那就应该感恩戴德！
3. 春秋时期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和发展。与这一进程相伴行，君主专制主义思想与理论也日臻完善，许多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向为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增砖添瓦。……春秋以后出现的系统的君主专制主义理论在这个时期已奠定了基础。
4. 从平面上看百家争鸣，很有点民主气氛。但如果分析一下每家的思想实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鼓吹君主专制，思想上都要求罢黜他说，独尊己见，争着搞自己设计的君主专制主义。因此，百家争鸣的实际结果不可能促进政治走向民主、思想走向自由，只能是汇集成一股强大力量，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强化。把握了这一点，才能把握住百家的政治归宿。
5.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古代中国这样，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政治权力一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支配一切、主宰一切的巨大威力。每一个人的谋生手段、人生道路，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享受等等，封建政府都极力地施加着干预。道德原则、社会舆论、最后裁判权，掌握在最高统治者君主手中，决定着对于人们是非功罪的评判和祸福荣辱的予夺。
6. 封建生产关系的主要特点不只是封建主占有物（主要是土地），而主要是占有人、支配人。这种占有与支配具有多层次性，最后表现为封建君主与封建国家对全体臣民的占有与支配。君主是最高的主人，依次而下构成臣属关系。全国除君主外，没有一个人具有独立人格，形成了一人为主，其他均为臣仆的局面。
7. 中国古代最高权力观念体现在“王”“天子”“皇帝”“帝王”“君主”等最高政治元首的观念之中。帝王的权力特征可以用一个“独”字来概括，具体说来有“五独”：天下独占，地位独尊，势位独一，权力独尊，决事独断。所谓帝王“贵独”，大致说来就是这“五独”。
8. 在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社会，权力在社会分配中可以被看成最一般的等价物。只要有了权，一切东西都可以源源而来。
9.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掌握在皇帝与官僚手中，皇帝的宝座由一个家族独占，官僚则具有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想广占土地和劳动者，最有效的办法是设法步入官僚行列。“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这类口头禅比许多理论的概括更直截了当地揭破了权与利的关系。
10.所谓贪污，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
12.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下的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为其服务的各级官吏也同样要分一杯羹。从实质上讲，他们是一样的，区别只不过一个是大盗，一个是小盗，一个是合法，一个是非法的而已。只要君主要利用最高权力“以天下恭养”，他就得利用官僚们来干事；而只要利用官僚，那就一定还会有贪污这种特殊的再分配形式。这是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是这种政体的癌症！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贪污之所以猖獗、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所在。
13.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14.自殷周以来，中国就是君主专制政体。商周是以氏族为基础、以分封为形式的君主专制，春秋时期官僚行政君主专制开始萌芽，战国时期形成区域性官僚行政君主专制，到秦汉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这就是说，当人性问题成为古代思想界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时候，君主专制主义至少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生存了一千多年。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们在这个制度面前表现如何呢？总的说来，可分为两大派：强调人的自然性、主张顺应自然性的一派，在政治思想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对专制主义的批判和抗议；强调人的社会性、主张用社会性来抑制人的自然性的一派,在政治思想上倒向了君主专制主义的怀抱，成为专制主义的一根重要的理论支柱
15.中国传统文化较为注重世俗而不追求神学，人、人性、人际关系在其中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但它所强调的不是人的自由、人性的解放，相反，它的主旨是想方设法如何统治人、桎梏人、束缚人、琢磨人。
16.一般说来，帝王、官僚、庶民构或中国古代三大社会政治等级。官僚介于帝王与庶民之间，是主与奴、贵与贱统一于一体的典型。相对于君，他们是下，是奴，是臣子；相对于民，他们是上，是主，是父母。他们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一呼百诺，权势炙手，但在君主和长官面前则必须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其实“官僚”称谓本身就生动地刻画出这种政治角色的双重地位。
17.亦主亦奴是中国古代最具普遍意义的社会人格。官僚群体的政治人格是主奴综合意识的典型代表。圣王人格则是主奴根性的抽象化、理想化。这种社会人格是专制主义社会政治体系得以长期维系的文化根源。
18.儒家政治的基本原则是‘三纲’。帝王制度就是建立在“三纲”之上的。……儒学的主旨是维护帝王体系之学……“三纲”就像一个天网笼罩在全社会之上。
19.中国传统的王权主义如铁板一块，十分坚硬，但又有柔性，刚柔相兼，这表现在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所谓阴阳组合结构是说一个主命题一定有一个副命题来补充，形成相反而相成的关系。……组合关系中有对立统一的因素，但与对立统一又有原则的不同，对立统一包含着对立面的转化，但阴阳之间不能转化，特别是在政治与政治观念领域，居于阳位的君、父、夫与居于阴位的臣、子、妇，其关系相对而不能转化，否则便是错位。因此阴阳组合结构只是对立统一的一种形式和状态，两者不是等同的。
20.在政治实践上，这种“阴阳组合结构”的政治理念具有广泛的和切实的应用性。以古代的君主专制体制为例，一方面它是那样稳固，不管有多少波澜起伏，多少次改朝换代，这种体制横竖岿然不动；另一方面，它有相当宽的自我调整空间和适应性。我想这些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政治思维的阴阳结构及其相应的政治调整。
(摘录自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中国政治思想史》等)
《中国政治思想史》读后感(四)：百家争鸣与政治理性的发展
（节选自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第四章 百家争鸣与政治理性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扉页翻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末至战国时代，一种极为奇伟的景象便会展现在面前：思想理论界犹如峰峦竞相争高，随着一个大师的出现，一种思想便被推向高峰。这个时代究竟有多少思想家？ 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目看，诸子之作约近百种。用“百家”形容诸说林立，早在战国已经流行。《庄子•秋水》说公孙龙“困百家之知”，荀子称诸子为“百家之说”；至西汉，司马迁称诸子为“百家之术”。此后遂成习惯，一提到诸子百家，人们自然就想到战国的学海。
……
流派之争和派内之争，把无数问题提到了思想家的面前，迫使他们把思维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万物、人事，纵论古今。因此，他们的著作大都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以《荀子》为例，全书不过十余万字，但涉及的问题却相当广泛：讨论哲学的有《天论》《解蔽》《正名》《性恶》《非相》等篇；讨论政治学的有《王制》《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礼论》《乐论》等篇；讨论经济的有《富国》等篇；讨论教育的有《劝学》《修身》《不苟》等篇；讨论军事的有《议兵》等篇。另外，全书讨论了伦理道德，有些篇还论及了自然科学、史学诸问题。荀子为了论战，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写作的。每篇有一个主旨，篇名与内容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荀子是中国古代划分社会学问为不同学科的开创人之一。
百家争鸣促进了人们的认识向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重点进军，每个人掌握知识的百科性又促进了对事物的综合考察与深入分析。百家与百科相激，于是对每个问题都能少者数种，多者十余种，从不同的角度提出看法。
这个思想库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和智慧结晶，是在继承基础上的伟大创造。诸子百家的存在与争鸣，是中华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以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各式各样的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战国诸子中找到原型或雏形。直到今天，社会科学中的许多问题，或多或少地还可以从诸子中找到相应的命题或思想源头。
为什么这个时期出现了那么多的思想家？ 这首先需要从那个时代说起。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大变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变化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过去的一切该怎么看？需要人们回答。现实该怎样生活？ 需要人们创造。历史的车轮要向哪里转动？需要人们预测。数不清的问题一齐摆在了人们面前。一句话，社会历史需要重新认识! 百家争鸣便是历史变动在认识上的表现。
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个原因是，各国的政治变革与互相竞争需要理论指导。当时每个诸侯国都面临着如何妥善解决内政与外交这两大课题，都面对着生死存亡的抉择。在复杂的形势面前，任何僵化的传统，如门第、名分等都无济于事，唯一有效的东西便是合乎时宜的谋略和政策。在尖锐的斗争中，实力无疑是基础，然而没有合宜的谋略，优势就可能转为劣势。斗争不仅是物质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物质力可以由少数人垄断或控制，智力却是无法垄断的。君主们拥有物力，却不一定具备智力。在相对稳定的形势下，当权者可以把知识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但在多元的、动荡的、竞争的时代，抛掉知识才智就意味着毁掉自己。当时许多统治阶层人物对人才智谋的作用看得很清楚。一次，齐威王与梁惠王会晤。梁惠王问齐威王：有明珠吗？齐威王说，没有。梁惠王诧异地说，我的国小，还有十颗光照数十丈的明珠，齐国那么大怎么能没有呢？齐威王说，我的明珠与你的不一样，我以人才为明珠。由此可见人才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各国争着招揽人才，有的下令求贤，有的重金收买。百家的兴起正是适应了智力竞争。他们中的多数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干世主”。
形成百家争鸣的再一个原因是，当时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可以自由驰骋。这并不是说当时有什么开明的政治制度，而是指诸侯国林立，便于知识分子在各国间迂回，便于自由讨论问题。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认识深化，三者之间既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又是递进关系。有思想自由而有百家争鸣，有百家争鸣而有认识深化。认识深化程度是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
认识发展的动力之一，是不同观点与见解之间的相激，即挑战和应战。认识领域不存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局面。认识的天性之一就是“犯他性”。犯他而后才能有新见。犯他不可避免地要有“破”。“破”与“立”是一个相反而相成的过程。先秦诸子之间既有公开的对阵、指斥、无限上纲，又有娓娓细语的辩析。有的针对整个学派，有的则仅针对个别论点。在争鸣中并不都是壁垒分明，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人废言者有之，弃取并行者亦有之；有的学派意识很强，有的则全然把学派抛到一边。总之，在争鸣中没有裁判员，自己就是认识的上帝。战国诸子相激到什么程度，可以从如下两方面考察：
第二，没有不受到批判的权威。在争鸣中形成了流派，也出现了权威。孔子之于儒家、老子之于道家、墨子之于墨家、李悝之于法家，几乎均处于权威的地位，孔子与老子甚至还有点神味。孔子就自称：“天生德于予。”子贡称颂孔子：“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论语•子张》）他认为孔子如日月，谁要说孔子的不足，只表明自不量力。又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论语•子张》）“自生民以来，未有（及）夫子也。”（《孟子•公孙丑上》）然而，由于当时许多派别存在，这些人完全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对象。一个看门人批评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式的理想主义者。这还是客气的，《庄子•盗跖》的作者把孔子视为“伪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全盘否定和批判。孟子除对杨朱和墨子的理论进行批判外，还斥之为“禽兽”理论家。
诸子互相激烈的争论把认识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在理论上互相批驳、点名道姓，争鸣的深入，促进了认识的深化。争鸣中也出现“偏激”现象，什么是偏激？ 很难为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偏激”是与“中正”相对而言。在对社会的认识中，既找不到一个统一的“中正”，也就无法判断何为“偏激”。大致说来，把一种理论观点推向极端的做法可算之为“偏激”。“偏激”是争论中不可避免的产物，也是为了彻底阐述某种理论难免出现的现象。另外，论战双方批判对方时，常常攻其一点， 不及其余，经过对方之手，也会把某种论点推向极端。还有，在同一学派内部，为了争正统，也常常把不同于自己的观点视为异端，异端也多半与偏激现象有一定的关系。
……
时人分辨正统与偏激，其目的在于取消偏激。笔者在这里谈偏激不是简单地要提倡偏激，而是要谈谈偏激在深化认识中的意义。
认识最好沿着直线深化，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从来不存在这种认识。人类的认识从来都是在曲折和多样化中向前推进。从认识过程看，偏激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深化认识所不可缺的形式。因为只有偏激才能把一种思想和理论以极端的形式彻底地表现出来。偏激是冲破认识上平稳局面的一种做法。偏激本身或许有缺，但它又是人们选择中正认识的坐标之一。没有这种坐标，也就显示不出中正的意义。中正与偏激是互为参照物的。偏激并不只是一种情感，它可以是一种深化的理论，正像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言：“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也就是说，它是有一定根据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为了批驳这种有一定根据和道理的偏激之论，那就应提出更多的根据和道理，所以偏激之论成为认识发展的动力之一。
如果战国百家争鸣没有偏激之论，那么争鸣也不可能那样深化，也不可能那样多姿，具有聪明才智的士也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
（刘老爷子专门著文反对过“影射史学”，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1996年三卷本的先秦卷是刘老爷子自己写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和隋唐宋元明清卷由多人合写，但老爷子一句句改过。虽然2010年出了一版规模大到9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但也因为规模庞大，加上老爷子年事已高，没办法做的像三卷本那么细致了。可惜老爷子前两年去世了，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