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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冥有鱼》经典读后感有感

2021-04-14 02:14:38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北冥有鱼》经典读后感有感

  《北冥有鱼》是一本由郑少雄 / 李荣荣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页数:36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北冥有鱼》读后感(一):笔记

  “人类学的基本特征是,人类学家必须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而不是仅仅依靠文献或主要依靠文献。”

  这本书有许多有趣的内容,大多数充满情怀,至少一半满是才华。有些十分幽默,比如郑少雄、章邵增的文章。

  他们的田野遍及海内外,有的田野领域扩及监狱及性工作者。比如高美慧写的文章都是关于她在监狱中所做的田野工作。

  缺点是光看文章标题很难回忆起写了什么。

  《北冥有鱼》读后感(二):不会好好说话的人类学家们

  人类学家的田野笔记,一直是比田野报告更让我入迷的读物。因为其中少了些理论的架构而多了些田野的实际经验,更具实用性也更有趣味。 这本书出版时,满心欢喜地以为这本书会是中国版的《小泥屋》;兴冲冲地翻开,却大失所望。 本书选编了多位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然而作者的水平鱼龙混杂,文章的质量也参差不一,选编更是没有逻辑。读下来还没有听我的导师上课有意思。 难道是人类学家不会好好讲故事?应该也不是。曾有机会与书中的几位老师交流,无一不风趣幽默、对田野有着自己的理解。那么,这锅谁来背?为什么一变成文字,阅读体验就变差了呢?

  《北冥有鱼》读后感(三):2016.11

  以为是论文集呢,到手发现是小故事。挺动人的,一点点真知灼见,加上对学科满腔的丹心热血,还有对田野与报道人的情真意切,内容和情感在那里,当然不会无聊。

  篇篇能直白地感受到,所谓科学者,首先是以一位与自己研究对象本质上并无差别的主体人的身份出现。这样的关照与寄托,真的能带来作为人类莫大的归属感。好喜欢人类学啊。

  对我比较有影响的(并不是最有趣的)一篇是《无论田野是不是家乡,你都是他者》。家乡与他乡只是异质性程度不同,哪里都不会有一个天然的合理位置安置你,到来总会干预,干预带来无序。而安顿自己,化解无序,在这个让田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的过程中,关系不知不觉地建立,那田野就变成家乡,田野才是家乡。这很解心结。

  (就是太短了,刚想听就讲完了,还得按名字去搜论文,其实这些故事写十本书都看不够。但沙龙气息好啊,杂七杂八讲一讲,能建起这种氛围不容易。虽然篇幅短得都无法有矛盾,离库拉圈远得很,但这样好普及吧,很期待它能普及。)

  《北冥有鱼》读后感(四):在参与和观察之间——读《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

  这是一本集合了多个小故事的汇编书,一些人类学研究学者记录下了自己曾经在田野调查中遇到的难忘经历。

  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中的一种,指的是研究者以“身临其境”的方式对调查对象进行深入了解,可以搜集到事件发生的第一手资料,最大程度地保证研究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由此而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就更具说服力。

  学者们在书中讲述的故事内容五花八门、却又引人入胜;叙述生动,而不失条理分明。有人因为听错方言而深感尴尬,有人因为环境恶劣而心惊胆战;有人被交流困难烦扰不已,有人感动于乡俗淳朴和真挚热情。可以说,书中妙趣横生,读者忍俊不禁。

  尽管研究领域各异,但很多学者都提到了一个思维困境:

  究竟研究者应当以哪种身份进行田野调查?是全身心融入环境、设身处地进行思考,做一个“参与者”;还是时刻提醒自己需要客观中立,保持“观察者”的角色?

  书中一位学者提到“参与要求移情,观察要求超然”,实际上田野调查本身就同时包含了“参与”和“观察”两种行为。“参与”是理解调查对象的基本前提,是和调查对象沟通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共情、达成共识的必经过程。“观察”则能够以相对全面和客观的视角,理清表象背后存在的逻辑,使普通的日常事件转化为清晰的学术语言。二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都是田野调查的重要环节;然而,如何在二者之间达成巧妙均衡,既不因过分投入而感到迷茫困惑,也不因脱离情境而思维流于表面,实在是个难题。

  类似的难题并不是学术研究的专利。生活中你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困境?是入乡随俗,还是坚持本我?是追求内心的满足,还是寻找外界的认同?读一读这样的书,或许你会在不经意间知晓属于自己的答案。

  《北冥有鱼》读后感(五):人类学中的“测不准原理”

  同事看到这个副标题后问我:“他们在荒郊野外,是不是特别辛苦?会不会很危险?”,原来同事把这里的“田野”理解成了“野外作业”。

  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一般指的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了解一个陌生人群的生活和文化”。去异乡的经历,“有助于生成对自身习惯的察觉和反思”,“刺激我们反思自己的立场和既有的知识框架,也为我们生产理论化的知识提供必要的空间”。对于“田野”的范畴,可以是陌生的边远山区、古老部族、边疆村寨,也可以是外域城镇,甚至联合国某机构驻地,对于学科史研究来说,档案馆、图书馆也是田野的一部分。

  这本书汇集了75位人类学家在田野考察中的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门外汉了解人类学的入门知识以及他们的工作。

  量子力学中有一个“海德堡测不准原理”,该原理认为:当观测电子等量子的时候,观测仪器发射的光子就能对量子产生作用,从而影响量子的运动,这样,当对于量子位置的测量越准确的时候对于其动量的测量就越不准确,相反亦然。简言之,就是测量仪器会对真实的量子产生影响。

  同样的道理,人类学家身处一个陌生群落,其本身的文化和言行,会对当地人产生多多少少的影响,虽然他们坚持以“观察者”的身份来记录,但时间长了,难免会有感情/误解介入。比如一位女性人类学家,为了便于考察,需经常乘坐当地一位年轻村官的摩托车,时间久了,不但当地人会拿他们开玩笑,连村官本人也陷入感情漩涡,因为在当地,一个未婚女子经常坐未婚男子的摩托车,意味着他们关系很亲近。

  此外,田野中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外来的调查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经济与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是一个敏感而又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一位在福建考察过的人类学家就陷入了沉思:他在田野中得出的结论,表明当地的宗族并非那么古老,而是明代造就的,但由于和那些热心宗族事业的“报导人”关系熟稔,感情上无法伤害他们。最后他的做法是等到大部分“报导人”都去世后,再公开发表其研究论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类学家的田野,其实就是一种深入的“行”,比到当地旅游观光有意思多了。

  《北冥有鱼》读后感(六):全是上心的人

  看到“田野”两个字就莫名激动。田,有人生活的土地;野,难以到达,充满未知和好奇的所在。这里的故事是跟我朝九晚五的节奏不一样的故事。故事里有他们在田野里的内疚和思索。

  52 关系越熟,越暴露我们的短处。我们从当地人那里取走了他们文化的秘密,但是他们逐渐发现我们无法回馈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59 仪式的外部表现形式能描述记载,但仪式表演者的内心情感却很难掌握。

  181 灾后的生活要持续下去,首要的是修心,而非修物。当我们把基础建设和生计发展作为重建工作的首要之事时,外来援助者就容易成为热衷于修各种实物的包工头。而水窖水渠、公路电线、活动中心、生态厕所、垃圾站等设施,也就成了一个个丰碑,彰显的是外来援助者的种种丰功伟绩。然而,我们并没有真正关注村民们一直想修的是什么?这种“不修心”的支持,其实只是一种“不上心”的帮助。

  (原文中村民想重建的是祠堂,而援建的是活动中心。我同时在读汪永晨的《六江纪事 : 江河十年行(2009-2012)》,里面多次提到这种灾后重建不注重当地风土人情的问题,更严重的还有敷衍了事。每每读到这里都有种无力感,直到看到这句话:“这种‘’不修心’的支持,其实只是一种‘不上心’的帮助。”才觉得点到了问题的关键。不管政令如何通达,官员如何爱民如子,最后落实的办事人不上心也是枉然。)

  309 在帕米尔高原的第二个久驻期间,再次随羊群转场。山风鼓荡,阳光砸肩上让人有摇晃的感觉。翻越达坂之前,我走得慢,静等人群散尽,褪尽衣衫,赤身扑进札莱甫相河任由河水将我漫过……我想,这将是我一生与札莱甫相河的诀别,以我的肌肤细细感受千百年一直陪伴着高原塔吉克人的这条伟大河流。

  (刘湘晨,这个“砸”字用的真好。看过一本摄影集《天之摇篮》,是他十多年拍摄新疆的一个地方——札莱甫相河谷,他照片里溢满了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浓醇的爱、尊重和欣赏。)

  扯选了。了解这本书可以先看看主编之一郑少雄的序(网上没有搜到这篇序言,出于喜欢这本书,只好一个字一个字录入了)

  序:看,那些胡天胡地的人类学者们

  郑少雄

  当罗红光教授在我们的小范围里宣布即将发起这本《北冥有鱼:人类学家的田野故事》征文时,我的心中窃喜道:我们蹿红的机会来了!至少名气超过你罗老师怕是小菜一碟吧!

  凭啥?没搞错吧?

  奈杰尔·巴利(Nigel Bailey)是哪根葱?相信国际人类学界的大多数人都要面面相觑。但是有一篇导读文章里提到,就是这位奈杰尔·巴利,竟然是英国大学生最熟悉的人类学家,其知名度甚至高出列维-斯特劳斯。我的乖乖,这位老兄干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答案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写过两本叫作《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与《虫灾:重返非洲丛林》的书,极尽嬉笑怒骂、装疯卖傻之能事,曾经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要命的是这两本书只不过是关于喀麦隆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田野逸事汇集而已。

  好了,这下该有眼力见儿了吧?写写田野逸事就可以让自己的名声一举超过师辈,只要你够刻薄,够麻辣,够有反思、反讽乃至反对的“三反”勇气。但是,当收到了本书最初的一些篇章之时,我和小伙伴们——至少是我,可能也只是我——气馁了。原因呢,一是罗老师亲自下手了,不仅如此,他还抖出了自己“鬼门关上走过一回”的猛料来,相比之下我们的田野经历是多么乏善可陈。二是我们自己屡屡打开电脑又一再掷“笔”兴叹:这样的文类其实真不会写呀!作为吃这碗饭的年轻一代职业人类学者,我们的唯一使命似乎只剩下用貌似高深的理论来引领支离破碎的民族志材料——或反之,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创造自以为是的理论,或干脆两者皆有——从而在十几个人的会议上色厉内荏地宣读(其中至少有一半儿听众在打哈欠),或者,在专业期刊上缩头缩脑地露个小脸(引用率则都是靠小伙伴们友情支持)。

  让我们细细反省一下。上述职业性的压力,也就是所谓学术论文的规范性训练(秀逗了吧,谁不知道我们许多人的学术论文东拉西扯得比散文还“散”),是否已经使我们的日常写作变得言语无味、面目可憎了?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写作天赋好坏是祖师爷赏饭与否的范畴,此处暂且略去不论。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对活生生、具有主体性的当地人和社区也缺乏真切的热爱与由衷的关注?而这种热爱和关注不但是书写人类学田野逸事的关键所在,某种意义上更是决定我们是否应该留在这个行当里的终极凭借。即使热爱和关注最终导致了奈杰尔·巴利式的辛辣嘲讽,但却仍不改他对多瓦悠人的温情与怀旧。没见他仅仅六个月之后就又屁颠儿屁颠儿地重返非洲丛林了吗?

  下面让我们回到本书吧。我深知我们大多数的人类学者既不却真知灼见,亦不乏丹心热血。尤其是巾帼人类学者们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与识见,随便举几个人来说,比如郭于华对环保运动的执着参与,对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尖锐反思;丁宏勇闯北极冻土带,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刘绍华在大山里与吸毒及艾滋病感染者的常年共处;罗杨在异国他乡的深夜独自涉过洪水去空寂无人的寺庙等,几乎都值得大书特书。相比之下,像我这样的男学者的此生作为大约只能够得上“抽烟、喝酒、吹牛皮”“吃饭、睡觉、打婆娘”的庸常层次。

  我无意通过贬低男性人类学者来取悦女学者们,否则大概会因为刻意的矫枉过正而仍然招致女权主义人士的抗议或批判。男人们的表现也很棒啊!你看,作为在儒家礼教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华人,马腾岳已经能够老练自如地拥抱陌生女士了;作为法学(人类学)研究者,赵旭东对骗术已经得心应手了;身为大学里的教授,张士闪却一身江湖习气,动辄与人拳脚相加;更绝的是,作为高傲不羁的纳西人,鲍江已经跪得习焉不察了。

  想想真是有趣,人类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它能让女从业者气概变得如此刚猛,男从业者身段变得如此“柔软善变”——也即,都变成自己的“他者”?还是说,这并非人类学的功效,只是应了刘新的结论,当代中国人实际上都具备“自我的他性”?

  罪过罪过,我在这里似乎仍在不遗余力地调侃男性人类学者们。既然收不住,那就在语言的原野上继续信马由缰地驰骋吧,也不管男女长幼尊卑了,这就像本书的篇目安排,并不说明任何作者的重要与否。这个花了三年时间的小集子,真正展示了一种极其难得的多元性:一方面,当然是人类学者与“他者”遭遇之后的文化震撼和相互理解,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主体。其中既有半个世纪前徐杰舜对侗寨老太的病痛连声说“好得很”的笑料,也有30年前黄树民到邹平充当义务啤酒推销员的“义举”;虽是日本人,奈仓京子却找到了与归国华侨的相互认同,那就是似乎都“非中非日”,而刘正爱作为中国人,却屡屡被目为日本特务;从未出过象牙塔的Yeon Jung Yu与偏远南方的发廊妹们混得如鱼得水,而有过社会经验的汉子褚建芳在傣家寨子里却屡屡委屈得掉眼泪;吴乔在帕米尔高原啃吃生蛆的塔吉克死羊肉,他的恩师蔡华则在日内瓦和欧盟的官员品茗论道;张亚辉说晋水流域的村民去扑救山林火灾简直就是一场仪式和社交,何贝莉认为“和蝇共饮一杯茶”实际上是修行;夏循祥目睹绝食后从此不再说圣诞快乐,张原从地震灾区回来却主张要拜“观世音”了;初出茅庐的高美慧还有机会随时回访她的访谈对象并喝到家养羊肉汤,景军则只能浩叹他的中文专著出版之时,14位报导人已经凋零到只剩一人;吴晓黎和林红在田野中只因为坐了青年异性的摩托车就暗自神伤良久,彭文斌却有理由对某位同行(哈哈,也在本书中)在田野中言行不端居然还振振有词而愤怒痛惜不已。除此之外,不管是田野中的衣食住行、厕上马下,还是研究者自身的言谈举止、情感纠葛,都被人类学家写出了百般风情旖旎、万种回肠曲折。

  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学家或深情或不堪的回忆,其中既有他们经历过的人与事,也有他们看到过的世间风景。众目睽睽之下,王建民在广州的汽车上被“劫掠”了数月辛苦收集到的资料,这一段公案与他的《中国民族学史》几乎同样著名;罗红光经历数年准备,意欲往前东德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不料柏林墙一夜坍塌,“田野消失了”,不免令人唏嘘人世之无常。陈刚作为多年的大学英语教师,在美国读博为专业词汇而疲于奔命;吕晓宇则在非洲加纳的菜市场和小“面的”上已经能够老练地讨价还价了。读者为纳日碧力戈描摹的林耀华先生的音容笑貌捧腹不已,也扼腕痛惜于“金沙江之子”萧亮中和心不在焉的洋教授王富文(Nick)的遽然早逝。王铭铭勾画了他满世界浪流的一幅幅浮世绘,潘蛟则在他熟稔的老巢魏公村一再试图转熟为生。黄剑波描写一只高傲的怒江公鸡,显然是在排解胸中之块垒;郁丹发现不吃大米的德国鸟,意欲表达的则是宗教转型在不同社会的不同特质。看似个人化的回忆,却无处不在文化深描之中。

  本书刚开始征稿时,我们初拟的名字是《芝麻开门》,意指人类学家总是自以为手握密码,能够轻易推开一扇扇异文化之门;待到辑录成书时,发现人类学家所窥伺到的其实只是不同文化之一斑,而即使这一点点,也还不免令人疑窦丛生。文化几乎就是庄子笔下的北冥之鱼,一则广大无匹,“不知其几千里”;二则形象善变,“化而为鸟”;三则空间易移,“将徙于南冥”。可以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善做逍遥游的鲲鹏,要把握它真实、完整的面貌殊非易事,故而改为现名。而且,如果说“芝麻开门”体现了一种主位观点的话,“北冥有鱼”则是对客位视角的强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赵汀阳教授慨然应允为本书创作封面和书内插图,简直令本书蓬荜生辉。而一群人类学家愿意把自己的思想交给一位哲学家来进行重新诠释,一则表明人类学家服膺于哲学家的思想,二则意味着人类学自认亦有哲学之根。简直就是人类学家既谦卑又骄傲的双重心态的真实写照。

  2013年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首倡并承办了“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得到了众多单位的鼎力支持。雅集之创设,乃模仿南岛渔人之“库拉圈”,意欲使京城人类学研究、教学机构形成一个无中心、多节点、强关系的交换链环。雅集试图形成的传统之一,就是让尚显弱小的人类学圈子(可怜见,自然是和社会学、民族学相比。杨清媚在田野中不就一直念念叨叨着“如何与社会学竞争?”),在特定的仪式场合,形成一种相互调侃戏虐的氛围,以激励同人诸君自励自强。首届之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相继举办了第二、第三、第四届,规模或未扩大,但组织形式日趋完善,年轻辈人类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也逐渐羽翼丰满。譬如曾倡导在企业中设立“首席人类学家”(我很赞叹随喜这个创意,认为Chief Anthropological Officer之简称CAO尤妙)的朱靖江老兄,参加完第四届雅集后,就不免傲娇地在朋友圈自矜:“回想三年前第一次参加雅集,人是新人,视觉/影视人类学也几乎没有在主流学界的视野之内。还好,如今多少有了一点起色”。

  按照我们的自我界定,这本书算是“第一届京城人类学雅集”的延伸品之一。不管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把中国人类学界的初次尝试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这里。在库拉交换中,送出的一方要显得粗暴无礼,近乎愠怒,而接受的一方也要同样地表现出憎恶、冷淡。犹记当时各岛各村群贤毕至,虽间或略有机锋,但大多还仅限于互相赞美对方之宝物。为砥砺吾等共同厕身的人类学,切望学界同人以及读者诸君,送出最“粗暴、愠怒”之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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