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大师读后感100字
《市场与大师》是一本由[美] 杰瑞·穆勒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页数：62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一)：当知识分子遇到市场
自古以来，人类的经济行为一直是自给自足辅以小规模市场交换，直到300年前发生了一场变革，定期或不定期开放的地域性集市扩张成全球化、全天候的自由市场。在被命名为“资本主义”之前，它还有过其他名称。
面对全新的经济形态，出于知识分子的本能或曰天职，思想家们先后提出了自己多维度的思考，罕见单一面向的褒或贬，这其中包括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中国人也能说出一二的伏尔泰、黑格尔、马克思。让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思考长期被人忽视。
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正是注意到了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这一空白。穆勒采用了一种典型的剑桥学派式的研究路向——注重探讨诸位思想家所处的历史语境，试图将自己代入当时代来理解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以今天的眼光妄加评判。这使得他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介绍时代背景而不以之为冗余。在随后的各章节中，他逐一介绍16位思想家对现代自由市场的思考，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多方位的议题。
可以说，面对时代洪流，穆勒笔下的思想家们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他们并不是清一色站在资本家的立场，或一律持反对态度，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这正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理所当然会导致的局面。
[美]杰瑞•穆勒著：《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佘晓成、芦画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6年3月2日，发表时标题有改动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二)：破产者是不值得信任的
市场的张力——读《市场与大师》 杰瑞.穆勒致力于“重新发现并着手复兴欧洲最优秀和最睿智的学者们关于资本主义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衍生的影响所进行的思索”，并从他们的思想光芒中汲取力量。大师如何看待市场，其实就是本书的主题。更细致一点说，本书隐晦的涉及了至少以下七个议题： 1.市场的出现使人们更加富有抑或贫穷？世俗的快乐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富裕是优于贫穷的。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但物质上的富足可能将人们引向拥有更多选择却毫无意义的生活。因此，要关心个人幸福，谨慎的从更多可能性中作出选择，使其成为更大的生活规划的一部分。 2.资本主义与文化的关系。市场倾向于打破社会或团体之间的屏障，激励不同团体的人们进行相互交流。同时，也存在另一种紧张关系。因为市场会对某些文化构成威胁，同一商品到处售卖的世界里，会相对贫乏而无趣。但每一种文化是否都应该毫无改变的保留？这一信仰的合理性仍然需要得到证明。 3.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家庭。从身份到契约，家庭形态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不止如此，或者说理应不止于此，它应该还包括友谊和爱情以及伴随的利他主义。非市场因素同样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家庭就是市场机制以外最重要的组织单位。 4.资本主义是促进了平等还是造就了新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制度消除了基于出身的不平等，但同时也没有降低不平等的程度，而是使得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更加有用。 5.市场力量对于制度、惯例的影响。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使市场更好的发挥了信息传递和刺激创新的功能，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但同时，市场也瓦解了现有的生产和分配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需要借助于法律的约束或者政府的补充来阻止。 6.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并非所有知识分子的都如同马克思、卢卡奇、马尔库塞般是资本主义的反对者，更多的思想家对市场机制是带有批评意见的赞同者。 7.资本主义概念与犹太民族的形象和命运的联系。犹太人是隐喻的资本主义的化身，这一关联或者反犹主义的排他性意识形态随着市场经济被逐渐接受而逐渐减弱。 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将上述七个主题明确化条理化。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不是那么友好。 总体而言，这本书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史，但它不会教人怎样追求财富。事实上，除了语录和刑法，大多数书籍都无法铺就通往“美德与财富之路”。《市场与大师》提供了更多看待财富的角度。比如，只有破产者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破产者已经丧失了追求财富的共同目标（第二章：一位高贵的商人）。比如，市场本身是一个纪律体制。在适度的制度条件保证下，商业社会的普及，将带来更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和国家间更为和睦的关系（第十三章：超前的自由主义者）。有一些论述不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考虑市场的，比如伯克对法国大革命的分析（第五章：商人、保守者、文人）。当然伯克的分析也并非与商业社会无关，按照他的观点，大革命是知识分子和金融家们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他们又合力摧毁了商业社会所依存的风俗习惯和制度根基，最后政治文人通过理论和学说控制有产者，由此打破了平衡状态。 除了上述观点以外，本书还提供了一些相反的意见。我们可以在《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单向度的人》中找到相关讨论，甚至可以在“不要带领我们接近诱惑”（第四章：市场毁灭文化）的劝诫中得到启示和更合理的批判。这些就是市场的张力，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无论怎样，十六位思想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思想意识路标，告诉我们曾经在哪儿，此时生在何处，以及未来将去向何方。” 甸子.2019年11月5日晚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三)：梁小民：16位“刺猬型大师”眼里的市场经济
从亚当·斯密开始，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和分析已经有200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的认识有多少突破和进展？美国学者杰瑞·穆勒写的《市场与大师：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正是要告诉你这一点。
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曾把学者分为两类：综合前人成果无所不知的狐狸型和在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创新的刺猬型。《市场与大师》所说的大师都是这种刺猬型的学者，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其他学者市场经济理论的来源。找出“本”，才能认识“末”，为追根溯源，本书精选了16位思想大师的思想精髓，包括伏尔泰、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马修·阿诺德等。
这些大师中许多是我们熟悉的，但也有个别并不了解，甚至连名字也没听说过，如德国思想家犬斯图斯·默瑟尔；还有些大师无人不晓，但都是只知道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而非市场分析理论方面的成就，比如黑格尔。读一本书，了解了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这就是读书的一种意义，也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亚当·斯密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地分析市场经济的人，他的《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奠基之作，因此，亚当·斯密被称为经济学的创始人。《国富论》并不难读，读过的人也不计其数，但真正读懂的人并不多。
细想，亚当·斯密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还是有原创性的思想大师，是经济学家、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的综合体。他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还有正义的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从这个更高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他既看到了市场经济带来的财富增加对实现人类文明进步这一目标的意义，也看到了市场经济有损于这一目标之处，他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但绝对是市场经济思想的原创者。无论是支持市场经济还是反对市场经济，都离不开亚当·斯密。
本书所写的其余15位大师，有支持市场经济的，也有反对市场经济的。作为大师级思想家，支持市场经济并不是简单重复或解释“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也不是探讨这个原理在现实中的运用，而是提出一些有原创性的理论。例如，黑格尔是支持市场经济的，但他所生活的德国和英国不同，所以走向市场经济的途径肯定不会相同。分散、互斗的德意志各个公国无法走向市场经济，所以他强调“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为市场和自由的社会创造前提条件”，他还分析了市场经济的缺陷，指出“国家干预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黑格尔提出这些见解时还没有“市场失灵论”，还没有凯恩斯主义，也没有落后国家实现市场经济的先例。黑格尔的这些思想可以看作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
再如，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被认为是市场经济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不是就市场经济论市场经济，而是从哲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的，把市场经济作为自由主义的基础，这就使我们从更多层面上来认识市场经济。
还有一些学者反对市场经济，甚至要消灭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取而代之，如卢卡奇等。尽管从现在来看，他们的基本观念很难被证实，但他们对市场经济的批评至今仍有重大意义，为完善市场经济提供了思路。
几乎所有批评市场经济的大师都围绕两大问题：一是收入分配不公，有失社会公正、正义；二是市场经济的功利和贪欲毁坏了人类的文化和道德。相比市场经济的前提不完善或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这两个问题更为根本。
马克思我们都熟悉，但作者对马克思的理解与我们的不尽相同，他的重点没有放在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上，他引用恩格斯最后发表的文章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作者重视的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市场经济的问题，卢卡奇则沿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发展下去。
无论作者对马克思的理解正确与否，对我们进一步思考市场经济的问题还是很有启发的。读书就是要读有启发的书，大师的话也并非金玉良言、句句是真理，但无论对错对我们都有启迪意义。
我们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有成功的经验，如在维持原有政治体制下实现经济转型；也有未解决的问题，如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如何实现文化与道德的提升。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从书本出发。但读读大师们对市场经济有创见的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提高认识层次，也有助于把市场经济推上更高层次，这就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目的。
梁小民老师手稿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四)：原本是为了解市场并试图成为投机者而做努力，却差点走进了哲学的“深渊”
最近对经济学猛然剧增的强烈兴趣来源于两个原因：一是知识的吸引力， 在好奇心的驱动下知识拥有无穷的魅力。当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一种“掌握市场运行规律，从而发财致富”的幻想，虽然这样也能行的话，经济学家早就成了亿万富翁，但侥幸心理的作用是强大的。在这种侥幸心理下，先读了《小岛经济学》、《经济学通识》、《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由于之前严重匮乏经济学常识，所以读薛兆丰的两本书时收获很多，了解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观点，价格与供需的关系，以及在一些事情最起码在作者举例而出的事情上用经济学的思维去看待问题。然而在一些作者明显带有主观倾向的观点上，本能的无法顺利的接受。比如在讲到何为幸福时，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幸福是什么，所以作者相当于直接采用财富原则。在经济学的蛋糕应该做的更大还是分配的更公平的问题上，因为试图分配的更公平会让蛋糕更小，因此以蛋糕更大为原则。似乎作者的观点都是以市场效率为原则，工会罢工阻碍了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原则，所以应该反对劳工运动。一方面在从经济学上看作者说的都是对的，但道德上还是难以直接接受，这种疑虑让我隐约觉得经济学包含两部分内容，一种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一种是哲学上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市场。这有点类似于为了拯救1万人可不可以牺牲1个人的问题，为了发展总体的经济，能否心安理得的暂时牺牲个别的利益。
恰好《市场与大师》是一部思考资本主义在文化、道德和正是方面衍生影响的著作，描述了三百多年来思想家们是如何看待与批判资本主义的。这本书的内容说他如何精彩绝伦都不为过，读来令人感觉酣畅淋漓，几乎要沉迷哲学。所以写一些零碎的读后感。
亚当斯密描述的市场是这样的：个体在由利己主义的驱动下，通过劳动分工，竞争合作，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作用下，达到整体社会的普遍富裕。在资本主义思想发展之前的社会，不论中国还是欧洲，传统道德对于追求利益的商业行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自私的利己行为被认为是腐蚀美好道德的罪恶。伏尔泰与斯密等一些思想家首先看到商业交换对社会的好处，斯密更是完善的提出了市场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这固然是因为他们天才的真知灼见，也是因为时代背景发展使然。在古代，生产力低下，并且相对稳定的不发生变化，人们认为世界这张大饼是不变的，也就是说社会总财富被认为是不变的。在这种情况下，追求利益就成了一种“零和博弈”的游戏，有人聚集财富就意味着其他人财富的损失，因此相关的“利己主义”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思想也确实是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伴随着世界财富总值的大饼扩大化而发展起来的。很难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的行为造成了世界更富裕，还是更富裕的现实条件催生了资本主义的思想，想必二者相辅相成。
经济上“零和博弈”的错误认识在今天依然普遍存在，比如最近风波不断的中美“贸易战”。贸易战这个词是一个带有误导性的有偏见的词语，现在已经慢慢的使用“贸易摩擦”作为替代。在世界贸易逐渐增多的早期，不了解市场的人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因竞争的关系，必然有一方利益受损。特别是在殖民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认知就想事实一样明确：东印度公司的受益是以压迫剥削印度人民为前期。贸易战这个词语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一方受损另一方受益，但贸易战没有赢家，限制自由贸易的行为会导致贸易双方都受损。
历史上对于市场的讨论与批判包括很多方面：利己主义是否道德，资本主义造成的美德消亡、集体意识下降，劳动分工对人们造成的影响，文化多元主义被资本主义加强了还是摧毁了，资本主义促进了平等还是不平等，政府应该多大程度上干预市场，财富增加是好事吗，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多数情况下人们的思想并没有超出时代背景，在工业发展的早期，工厂工人恶劣的工作条件与工厂拥有者的反差，工业造成的大范围手工业者失业，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剥削等事实都让人怀疑以及批判利己主义，这些批判认为：在商品社会中人们不再重视美德，因为贪欲不再愿意为集体利益考虑，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于财产的增加速度。马克思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斯密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这与当时的历史事实是不可分割的：尽管社会财富的总量在增加，但贫困人口却在蔓延。
斯密的市场理论是个体出于私利，经过市场运作产生有利的结果。而恩格斯的观点同样是对这种思想的彻底否定，首先道德就不可以是基于私利的，其次市场体制是无序的、无政府主义的，因为是市场体制是未经计划的。
还有的批判认为：资本主义让人们目标和手段混淆，金钱是为了实现目的的工具，但人们却把追求金钱当做目的本身。资本主义让人们丧失了整体性，麻木了心灵，失去了目标，以至于有些哲学家在战争初期竟然赞美战争的作用，因为战争让人们从贪欲中挣脱出来为了更伟大的目标而献身，这对于饱受世界大战摧残，痛苦的记忆并未远去的现代人类来说是不可以想象的。
书中写了十几位思想家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看法，以及历史背景相关哲学思想，还有很多相关的讨论与批判，三百多年的思想变化实在太过丰富，当然不仅是反对，赞同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有很多，时代推进到今天，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抱了资本主义的思想，历史上那些对于资本主义的担忧似乎也并没有发生，但很难确定的说是因为资本主义本身的优势，还是正因为有无数杰出的思想家指出资本主义可能发生的隐患才导致这些隐患并没有发生，我们没有确定的答案。比如“劳动使少数资本家变得富有而使工人在物质和精神上越发贫乏”，这种担忧似乎在今天已经不那么具有说服力。美国历史上的“劳工运动”被很多经济学家指为有害于经济效率，但从长期来看劳工运动未必是有害于经济效率的，“劳工运动”表明社会对于上述担忧仍有疑虑，是一种妥协，是人们追求答案过程中的一种努力。因此我对“劳工运动”持有正面态度。
最初在哲学家们（如亚当斯密、黑格尔）的设想里，普遍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劳工分工的弊端，但现如今教育在满足这个目标的同时也偏离了这个目标，因为教育同样迎合了市场，也更加方便了劳工分工。最后抄录几段哲学家对于劳动分工的论述，阅读这些文字时，曾给我带来了强烈的情感冲击：
1.人的一生仅仅花在几个简单动作上面......没有机会去施展他的理解力...因此，他自然而然的丧失了这样的努力，从而进入了一个人类生物有可能达到的愚蠢和无知的状态......以这样的方式，他牺牲了自己在知识、社交和军事方面的才能特点，换取了在自身特殊专业上的熟练敏捷。在所有进步的和文明的社会里，这种状态就是那些劳苦大众，即绝大多数民众必将陷入的境地，除非政府不遗余力的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亚当斯密 必须说明的是斯密的这段论述主要是为了讲述政府必须要有的职责，而不是描述分工的害处）
2.人们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有了这种范围限制，人们就在自己身上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往往会把其余的禀赋完全压制下去......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都分离了。人永远地被束缚在整体的一个个孤零零的小碎片撒花姑娘，人也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他不是把人性印压在其自然本性上，而是仅仅把人性变成其职业和知识的一种印迹。（弗里德里希 席勒）
3.劳动分工将自由的人分割成车轮、齿轮、汽缸和飞梭，将单一领域的活动强加在人类生活中多面追求的过程之上，我们怎么能够期待这样被分割的人群胜任完整而美满的生活呢？（亚当 穆勒）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五)：尝试趋近每种思想的可取之处
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说过：“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所有的社会形态都需要在过去中确认自身的位置……”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果回溯到18世纪，我们会发现，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思想论争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贯穿了三个世纪，一直到达今天以及未来。
这就是美国历史学者杰瑞•穆勒的《市场与大师》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本书注重在时代还原中阐发大师们的思想渊源，线性叙述并不代表后来人居上，而是在保持清晰脉络的同时自如穿梭，着重比较、突出他们的相同和相异之处。经济学植根于现实土壤并且时刻被实践检验，但人们通常低估了新事物源于旧事物的程度，经济思想必然只能在反复修正中曲折发展，寻找这些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穆勒这本书最重要的工作。
1.“看不见的手”与市场经济
“看不见的手”，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比喻之一。亚当•斯密说，每个人在谋求利己的时候，会“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某种非他本意的结果”，即“大众的利益”。斯密当初赋予这句话的意义，至今大致相同。
我们须注意两点。第一点，穆勒在说亚当•斯密之前，先讲了伏尔泰，穆勒提醒，虽然伏尔泰并没有明晰提出“看不见的手”的讲法，但这一概念已经处于酝酿期。本书在伏尔泰之前的第一章则前溯了霍布斯、马基雅维利，上达至古希腊时期，我们当明了，意识形态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内生的过程，新观念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那些存在于原有话语体系的“小火花”日渐积累，在某些恰好的时刻突然变得光亮而终于被很多人看到。第二点，因为“看不见的手”如此有力，人们经常忽视斯密关于政府重要性的论述。斯密说，国民政府的权威和保障是“自由、理性和人类幸福得以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看得见的手”同样重要。如果大而化之，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两只手相互作用的历史，大家争辩的也不过是两只手应当各占多少份额。
知识分子的抽象思考和现实具体的资本主义息息相关。本书每一章都从个人经历、时代环境开始讲起，再延展到每种理论萌芽、形成的过程，间杂着作者本人的深入剖析。现在就是将来的历史，历史就是过去的现在。不论何种思想，都不只有单一起源，而是根源于复杂多样的时代境遇。我们要理解一种思想，必然要弄清历史渊源，如同本书所描述的，“看不见的手”成为了后来诸多学说的一个源头。
《国富论》基于斯密对英国在18世纪取得的经济增长的思考，斯密看到了重商主义对自由贸易的限制和阻碍，因而呼吁进一步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卡尔•马克思将资本当作“从头到脚滴着血的肮脏的东西”，这是19世纪中期欧洲经济危机、社会秩序崩塌的现实反响，恩格斯认为经济中的生产部分应当完全依靠理性计划和集中组织的社会主义。面对20世纪30年代那场大萧条，凯恩斯严厉抨击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随后几十年，凯恩斯主义在扩展政府角色方面大行其道。哈耶克的名字在20世纪中期开始闪亮，他引导着西方经济思潮回归亚当•斯密时代，自由主义思想重新被唤起，并且似乎很合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要求。
现实证明，无论是凯恩斯还是哈耶克，我们这个时代任何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在解决实际问题时都会遇到各种瓶颈。两只手到底谁占上风，或者怎样搞好平衡，往往因具体情况和政府取向而定。
2.利己主义与资本驱动力
本书开头将历史背景概括为三个词：权利、正义和美德。可谓意味深远。穆勒说：“对于商业的轻蔑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古典根源。”商业自古就存在。赚钱的念头，自私的想法，人人皆而有之。否认犹太人在金融方面的贡献，甚至将他们丑化为“夏洛克”，这很不公正。利己之心在过去是被回避甚至鄙视的，而唯有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这才获得了比较中肯的评价。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意义，事实上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他们都认为利己主义的偏好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斯密说，商业社会提供了更多自由的事实是其值得颂扬的一个重要道德论据。《国富论》强有力地展现了“天生自由的体制”，但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自由就是好的”的结论。黑格尔反对大多数人将“自由”理解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黑格尔说：“在这个概念中，限制我们的活动就是阻碍我们的自由。这是否定的自由观。它把每个体系都看做不可容忍的镣铐，这对所有体系的秩序来说都是灭顶之灾。”马修•阿诺德的阐述更加简洁，他说重要的不仅是选择的可能性，而且是实际上做出的选择。我们依据现实的反馈来看，追求个人自由的利己主义自发形成的市场调节的合力，往往达不到调节的理想效果，甚至是一种破坏力。
全球化的今天，文明的冲突和融合依然是一个重要课题。早在18世纪中叶，尤斯图斯•墨瑟尔就说过：“市场毁灭文化。”他注意到，随着资本市场拓展，商业活动的触角伸向了每个角落，对地方文化造成了严重冲击。汉斯•弗莱尔认同墨瑟尔对历史研究独特性的尊重，以及对18世纪赫尔德和之后浪漫主义者倡导的文化多样性和多元性的尊重。弗莱尔憎恶资本主义对个体独特性的消融。而我们随后看到，穆勒通过熊彼特解释了资本主义值得继续维护的原因，此外还有埃德蒙•伯克，马克思•韦伯等人。他们始终在警醒大家，理性走偏可能引发灾难性的社会政治后果，强调要合理、适当地利用贪婪和逐利的力量。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有一部作品，叫做《欲望与利益》，主题和本书很接近。赫希曼说，由马基雅维利开启的思想传统，逐渐发展成了用欲望对抗欲望的思想，后来，“合理的自爱”（即利益）与道德携手对抗欲望，资本才得以减少人性的欲望中导致灾难的破坏性成分。穆勒与赫希曼的观点异曲同工，更加详细、周密地反映了大师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索。资本发展过程的迷失，不在于利己主义本身，利己主义是资本驱动力，但必须注意给它加上缰绳，防止它如野马狂奔。
我们这个时代的伦理，利己不应当是全部。“创新、完成或者仅仅是运用个人力量和智慧的喜悦”——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家精神在今天更加重要。总有些更好的东西会让人们超越了金钱的层面，“互惠利他”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增进全体的利益。如何摆正利己与利他的关系，这对每个人都很重要。
3.知识分子与历史担当
经济思想史学者马克•布劳格说：“当今的理论必然带着过去问题的伤疤，这些过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错误也已经改正了。但如果没有过去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还是不易充分理解，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穆勒的阐述环环相应，让我们理解了“过去的问题与错误的本质”，除此之外，本书还让我们理解了知识分子所担当的角色。
整部书构成了较完整的资本主义思想史，而每一章又能独立成篇，可以看作大师小传。每个时代都有主流有异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们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或者反对者。他们有各自的个性，各自的思想，各自的路线，同时他们身上也有一些共性：作为经济学家，他们都具备知觉、想象、推理等能力，以及对身处经济体系中的个体的同情心。他们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信息，并从前人的思想中吸收营养，建构起各自的理论体系，以提供可操作性的建议和方案。这不单是经济学的最大功用，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自身理念的履践。
经济思潮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来检定哪项理论较优越，而是以理念的说服力、影响政治决策的强弱，来判断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应抱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百家争鸣是学术的根本宗旨，没有哪套主义或学派是超越时空的真理。经济学天然具有政策取向，每个经济学家都面临着预想与现实可能脱节的问题，只能尽力为他们的时代提供一种历史解释，并为假想的未来预设一个方向。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中赞扬分工，在第五卷中严厉呵斥商业分工导致尚武精神和美德的沦丧；马克思洞见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但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价值体系无法解释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以至于马克思在晚期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假如他们最初就知道自己的思想最终将走向何处，他们也许会困惑不安甚至放弃自己的研究。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大师之所以为大师，谬误无损于他们的光芒，而只是更凸显了思想的复杂。怎样正确地描述其意图，来解释其理论，对后来的撰述者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这就是穆勒将他们放置回时代背景的原因：我们无法获取大师们的心灵状态，我们不能给已发生的一切穿上崭新的外衣，我们只能尝试趋近，看到每种思想都有其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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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大师》读后感(六)：市场与大师书摘
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
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却不以为然。
认为物质上的获得是以道德上的损失为代价的。
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是资本主义分析家长期关注的另一焦点。
当那些应该投身于公共美德的人自己选择或者被环境所迫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腐败就会产生。腐败削弱了公民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感，导致政治机构的腐败。
曼德维尔坚持说，如果不满足人们骄傲和奢侈的需求，商业和创新就会中断。
关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如何和谐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对于伏尔泰来说，似乎正是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促进了英国的宗教宽容。
当宗教差异成为情感宣泄的首要对象时，其结果往往是那些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受到强烈迫害。
在文章的一开始，伏尔泰就亲切地将英国皇家交易所这个被公众藐视的存在与处于最高社会等级且受人尊敬的法院做了对比。
大自然的本质绝不是伊甸乐园。
虽然伏尔泰强烈抵触基督教，但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几个基督教传统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商业的追求和对犹太人的侮辱联系起来。
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
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压制或是削弱自爱，而是去给它一个方向，使得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亦可促进公共利益。
那些曾被看作“奢侈品”的商品变成了“舒适品”，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舒适品”的则成了“必需品”，而且人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必需品”的定义有了改变。
在斯密一系列系统的解释说明中，首要原理是人类独特拥有的、通过货物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第二原理则是劳动分工。
斯密发现许多刻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不同于预期的结果，有时朝积极方向发展，有时则不然；有时从社会层面看是有利的，但对于行为者却是不利的。
重商体系 零和游戏
垄断行为对于本土以及殖民地地区都是有害的。
斯密认为，这一内在“非片面的旁观者”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正义的行为（在非片面的理性指引下），甚至是善行。
伯克鄙视那些为保持文人纯洁性而拒绝踏入政界之人。
伯克自始至终都在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一名理性主义社会批判文人，他认为这种文人在认识论上自命不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只会走向“哲学的仙境”。
按伯克的分析，东印度公司是作为一种创造贡品的工具在运营，彻底抛弃了“商业机器的主要源泉，盈利和亏损的准则”。该公司垄断商品、限定价格、强征劳工进入纺织业，摧毁了印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庄严伟大的文明被一群放债人摧毁，他们受贪欲的驱动，而这种贪欲完全不受政治或文化的控制。
他声称，摧毁贵族统治权和教会制度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将使贪婪之欲和为满足一己之欢而剥削他人的意愿——“强夺”和“强暴”——不受约束。
据伯克所言，启蒙运动者不间断地抨击传承的信仰和制度，结果不仅削弱所有现存的政治权威，还撕掉了约束人类自身的文化面纱，使人类依其动物本能为所欲为。
尽管伯克的后一代中，有人发现伯克对贵族和教会实际行为的描述有些理想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确如此），但他们仍然同意需要制度来保存过去的文化，并为当下提供指导。指导包括提醒人们商业精神的有限性，以及将选择作为终极的危害性。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尽管他经常使用高深古怪的辞藻，但揭开这层辞藻的面纱，就会发现他对体系的研究颇深。
黑格尔坚信历史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样哲学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
国家干涉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
书名中的“法”字，指的不只是民法，还包括道德、体系分析和世界历史。
同伯克一样，黑格尔担忧若只是目光短浅地关注自由主义，到头来可能会丢失体系和道德这两大前提条件；而若锱铢必较的利己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家庭和国家的利益就都会受到威胁。
普通人相信，若允许他们任意行动，他们便是自由之身；但正是在这样的任意性中，隐藏着他们并不自由的事实。
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不同劳动塑造不同的人。
教育背景和个人见识决定了这些精英人物的领导能力；这对传统价值观无疑是一大挑战，因为传统价值观认为领导能力取决于高贵的出身和丰厚的财产。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
如果能正确理解现代社会体系，那么它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社会体系有自身的伦理维度。
我们身处的社会体系和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性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对自然自我的转化，个体接收到该体系传达的文化规范，并将其内化。
责任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生理需求的奴隶。
所有权在道德上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创造了个体性表现的无限可能。
市场尽管表面上看来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实上却是满足互相需求的系统。
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大部分需要不是由自然决定，而是想象力的产物。
市场并不仅仅满足需求，同时也创造需求。
失业 赤贫
他认为，婚姻虽然始于契约角度，最终却超越了这个角度。
但是，如同许多政治辩论产生的词语一样，这一词语的衍生义已远远超过其原始本义，并最终被那些一开始因其有争议而拒绝它的人所接受。 按：这个词语指“资本主义”。
他仅仅是将传统基督教中对于赚钱的描述套用了新的词语，并且重新描述了古代人对于以钱生钱的食利行为的怀疑和反感。
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他鲜有对保障共产主义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的阐述。
既有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理想，也有对与他同时代的庸人坚持斗争的那些孤独天才的狂热崇拜。
如斯密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主要策略就是，唤起人们对之前被诬蔑为“贪婪”和“骄傲”的精神品质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利益的注意，而如恩格斯这样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则是将私利重新定义为贪婪。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按需分配，各尽其能。
对于马克思来讲，恰恰相反，这些中间的和特殊的身份阻碍了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来源于清楚地认知到人类是同一种族且人类的利益是统一的。
劳动价值论坚信经济价值真正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商场上交换的商品）等同于用来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则着重强调机器对人类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影响。
机器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资本论》描绘了一副炽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代价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更像是刻意搜集并揭发丑事而非客观均衡的分析。
恩格斯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并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
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 按：他指马克思。
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因为这一理论的缺陷而遭到削弱。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
他指出，渊博睿智的阅读能力主要不是来源于狭隘规范的阅读课程，而是更为广泛的培养教化。
阿诺德认为，功利实用的精神曾经在市场活动和工业生产中大显神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现在却成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高尚理想的障碍。
他们把工具的积累错当成人生的目标，把物质财富的增加错误地等同于精神财富的提升。
他们把自由贸易当作偶像来崇拜，仅仅当作目的本身，而不去问问自由贸易和个人幸福、国民福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但在牛津和剑桥，非职业教育也被认为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因为它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思维习惯，这样的学生更适合统治英国和它的整个帝国，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生活的认识狭隘，缺乏想象力，根本无法与牛津、剑桥的学生相提并论。
商品期货贸易
韦伯认为交易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一块毒瘤，事实上它们从最根本上而言是有用的。
韦伯同样认为，算计和苦心经营常常使得人们忘记结果往往比整个追求过程更值得。
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他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工厂生活的纪律性只会有增无减，而官僚政治的大而无当会更加严重。马克思关于突破生产力分工的预言只是一种空想。
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身处货币经济中的人们变得习惯于用数字方式进行思考。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齐美尔提醒他的读者，货币使得个体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然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活力能够诠释当时崛起的要求财产权、高等教育、职业平等和政治参与权的妇女运动。
中产阶级女性想要脱离家庭，工薪阶级女性则想要重返家庭。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使得形成和谐一致的“文化”概念失去意义。
那些只用远离束缚来定义自己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某种幻想的受害者，即活力、安定以及目标可以从金钱或者商品中获得。
但资本主义无法为其提供集体目标感或某些价值超越感，这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卢卡奇和巴拉兹就像伏尔泰所描述的伦敦交易所里的犹太人，背诵着希伯来语却不懂其中的含义。
卢卡奇却认为只存在隔离和疏远——一种松散的社会纽带，生产者同其产品之间的微弱联系，生命的技术理性化使得个体个性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社区群体的消失。
卢卡奇不仅更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还独创性地解释了为何工人阶级会违背马克思的预期，无法成功抵抗资本主义。
工人遭受了卢卡奇所称的“物化”过程，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关系并非人们必须服从的永久必然的自然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类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加以改变。
卢卡奇坚持认为，知识专业化和碎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共产党提供的事物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满足：一个可以让一个人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值得认可的纪律源头；一个包罗万象的团体。
弗莱尔关于集体独特性的肯定基于这样的设定，即存在一种拥有相对同质文化传统的有特定范围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可被视为人民。
他提出，当代德国人是许多种族的混合体；区域差异和宗教分歧仍然具有重要性；他强调外国对于德国文化发展的持续影响。 按：这里的他指沃尔特·格茨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以各自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领域都根据自身逻辑发展，从而丢失了它们与某个特定人群以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联系。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它由战争构成，并不断由备战重组。
卢卡奇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坚信，“即使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也胜过生活在最美好的资本主义”。
人们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平等，而且这些贡献上的不平等，理所应当地体现在经济回报上。
熊彼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低估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
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甚至会越来越稳定。它能通过合理利用人的脑力，创造出一种与其本身的基本条件、动机和社会机构相协调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它可以进行有序的转变，尽管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要求，或者很可能是以牺牲某些经济福利为条件。到时候，这种转变能不能被称作社会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审美和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了。
他认为问题在于群众和政府对于商业精英的敌对态度使这些理应进行重大创新投资的人不愿意去投资了。
群众舆论
一方面，他为政治家偏好的行为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依据；另一方面，他为经济学家塑造了将技术权威性与崇高道德目的融于一体的自身形象。
人们在排外地追求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追求金钱时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风险或者个人失望情绪。
我们必须继续假装美即是丑而丑即是美，因为丑是有用的，而美却不是。贪婪和高利贷暂时还是我们必须信奉的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上的必要隧道而最终见到阳光的到来。
由于钱的拥有者可以在全部商品中做出购买的选择，他将由此获得额外的心理满足感，因此钱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它可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边际储蓄倾向
生活的多元化产生于个人选择领域的扩展，而极权国家最大的损失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丧失。
战后几十年中，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源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民众由于已经被整合进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不再具有革命性。
目前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让人类社会远离物质稀缺的威胁，从而异化劳动也就没有必要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特征了。
现代社会的宽容本身成了控制大众的工具。
熊彼特曾经强调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并不在于享乐主义，而在于“创造、完成工作或锻炼自己能力和智慧所带来的乐趣”。
维塞尔认为经济商品没有内在的客观价值，它们自身的价值通过市场过程，以及通过供给与由个体消费者偏好产生的需求之间的互动来体现。
对于哈耶克来讲，犹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自由主义的命运又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犹太人
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代表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被通货膨胀剥削着，被工业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谈判边缘化，并处在衰退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不满”导致其成员采用极权主义运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公司。“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工厂，同工同酬。”
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奥图纽拉特，一名在短暂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过社会化部长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嘲弄着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市场和货币。以及“以实物计算”来代替它们。
除了在抽象模型里，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所有的经济决策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可供操作的标准单位，正如劳动价值理论所暗含的那样。
没有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面临着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创新性问题。
知识分工
哈耶克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很痛苦，也一定会遭到那些更愿意选择其已精心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人的怨恨，因而他们会设法阻止它。竞争会创造自身“不近人情的强制力”，无须政府的命令而迫使个人去适应或丧失他们的收入。
天下父母和宗教信徒不会比花花公子更少地遵循自身利益，他们只是对其利益和目的有着不同的观念罢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事物——社会正义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认为依靠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来实现普遍富裕的最大障碍来自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用政治权力绕过市场机制来追求自己的私利。
像社会中的其他团体一样，工会也是在合法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身体胁迫（比如纠察线等），或者能够利用法律赋予它们的垄断权力去阻止非会员被雇佣，那么它们就已经带来危险了。像其他成功的垄断者一样，工会成员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以工资的形式）。但这种收入的提高却是以牺牲那些非会员的利益换来的，非会员们只能被迫从事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哈耶克抗议道。
他担心，如果不对民主立法做一些制度性限制，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激励将会导致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向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当权者诉说自己集团的要求。
难道人民就没有其他方法来维持民主政府，而只能将无限的权力赋予一个被选举出来的小团体吗？这些人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做决策，也必须要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贿赂足够多的选举人去支持他们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打败其他组织。
哈耶克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全部是原创的；另一类被称为“知识分子”可能更合适，哈耶克将他们定义为“思想的二道贩子”或者“知识获取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获取原创思想家的思想，对它们进行过滤加工，并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夫，受命阅读和研究哈耶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敌人”。但不幸的是，克劳夫被“敌人”“策反”了，他开始相信“敌人”实际上是对的，此后他就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他们的思想。
哈耶克为了对抗迫在眉睫的敌人而发表言论和观点时，存在着明显一边倒式的片面性，甚至会夸大其词。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七)：《市场与大师》读书笔记
第一章 历史背景：权利、正义和美德
基督教传统和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均对商业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商业对于追求美德是有害的。
圣奥古斯丁 亚里士多德
人类的物质财富是一成不变的，所以某些人的获利就意味着他人的损失。
中世纪晚期，欧洲商业经济开始萌芽，城市开始兴起，金融工具也应运而生，基督教思想家们开始审视对于商业的态度。
托马斯·阿奎那和他的继承者们对于商业生活提出了更加友善的宗教观点。
即使神学家们通过维护私人财产、部分贸易合法化的方式逐渐适应新兴的城市商业经济但教会对高利贷的抵制还是激化了。
教会通过基督徒抵制高利贷，但放贷对于欧洲经济扩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教会解决这一困境的方式是允许犹太人从事这种被禁止的活动。
欧洲的犹太人曾经靠农业和手工业生活，但到了13世纪的时候，他们被逐渐转化成了重伤人群，特别注重放贷。促成犹太人从事金钱交易，并且相对来说，让他们被这个行业吸引的因素有很多。教会剥夺了犹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因为他们要对土地征收什一税，如果土地落到犹太人手里，他们便没办法征税了。随着中世纪晚期行业协会的发展，犹太人被逐出了手工业行业，因为政策规定会员仅限于基督徒，排除了犹太人。由于犹太人财产转让没有保障，要看信仰基督的贵族和君主的容忍度，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动产，特别是容易隐藏和方便运输的金属和宝石。另外，由于犹太人散落在欧洲和亚洲的各个地方，但共同遵从一部法典，使用希伯来语，这样他们便可以跨越广阔的区域，为他们从商做好了准备。
犹太人放贷就像一块海绵一样，从不缴税的阶层吸收前擦，然后财富又被君主从那边挤走。
第二章 伏尔泰：“一位高贵的商人”
作家进行创作谋生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赞助商转向直接面对市场；以大众精英群体为基础而不再是直接依附于皇家权威的新的政治格局。伏尔泰推动了这两个进程的发展并且也从中获益。
伏尔泰作品中两个重要的受欢迎的主题：通过市场活动追求财富在政治立场上的合法性；消费财富在道德上的合法性。
伏尔泰不仅在学术上为市场辩护，他自己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从事海外贸易、彩票、金融投机、放债等多个商业投机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伏尔泰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还是欧洲最富有的平民之一。
但伏尔泰过于活跃的商业投机活动也给他带来了恶果。伏尔泰展现出了讲法律漏洞转变为赚钱机会的“绝妙本领”，使他在普鲁士、法国和英国招致恶名。以至于他在这三个国家都失去了当权者的支持。
第三章 亚当·斯密：道德哲学
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目前关于资本主义机器道德分析方面最重要的一部著作。
《国富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市场经济是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最佳方式——它可以带来斯密所说的“普遍富裕”。
斯密衡量商业社会的价值时，并不仅仅注重它所产生的财富，同事也关注它所培育的社会性格。斯密之所以推崇市场机制，部分是因为它促进了合作行为的发展，使得人们因为更加资质而更容易和平相处，也有可能因为估计他人的需求而放弃了自己潜在的社会激情。
斯密赞同伏尔泰的假定，即富裕比贫穷要好，不过斯密更关注民众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
交换和分工这两个普遍原理被正确运用，从而引领一个国家走向“普遍富裕”。
在斯密的理论里，第一个核心就是由市场带来的总产量的提高，第二个则是市场如何通过使商品更便宜且容易获得来协调供求关系，从而带来财富的积累。
斯密认为，如果市场遵循他的分析模型，那么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持续接近其自然价格。而且，在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及资本之后，实际价格会逐渐成为最低价格。
“看不见的手”是一种隐喻，指的是市场机制带来的、对于社会有利的而非计划的结果，通过逐利动机和价格机制将个人的私利转化为集体的利益。
对舒适、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逐，尽管也许是被对它们最终价值的错误理解所激励，但最终是有益于社会的。对精神文化更高层面的满足基于财富和生产力的积累，而对于私利的追逐史的积累成为可能。最后，它使更多的人过得更加体面，可以获得“生活的必需品”，从而使人们有能力避免赤贫所带来的道德堕落。
第四章 尤斯图斯·默瑟尔：市场毁灭文化
尤斯图斯·默瑟尔认为市场借打击地方文化特质的经济基础，摧毁了多元主义。
在他眼中，手工艺市民和独立的农民是英雄人物，而零售商和小偷摊贩则是反派角色。
默瑟尔相信，手工业者的地位现在被国际市场和该市场的区域代理人——零售商步步侵袭。
默瑟尔谴责资本主义，由于它创造了新的去求，是习惯性预期被瓦解，社会平衡被打破。
默瑟尔是18世纪唯一从文化角度批评资本主义文明的人。18世纪的文人普遍惋惜追求金钱利益而导致所谓的公民美德消逝。
第五章 埃德蒙·伯克：商人、保守者、文人
商业社会中资本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默瑟尔招牌式的保守主义以至于资本主义对峙，原因在于默瑟尔理所当然地认为市场扩张会威胁其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相反，伯克所要维持的社会状态早已高度商业化，且已被颇具商业头脑的土地贵族掌控。伯克同伏尔泰和斯密一样，相比其他的社会形态更倾向于商业社会。
第六章 黑格尔：无悔的一生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
黑格尔认为，有必要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那只是因为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同辈坚持认为，发展中的市场经济与人类福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的批评指控可归结为以下三条：第一，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第二，在圣品社会中，人们不再重视品行美德，表现在公民共和主义意识中，就是人们不再愿意代表国家牺牲自我。另外，商业化还导致公司利益分裂。第三，劳动分工产生专业化，因此，培养出的人才性格片便，且还有不断猥琐的趋势。
现代政府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市民社会”。这个词可以被翻译为”资产阶级社会“或”市民社会”，黑格尔所说的可能包开阔了这两种含义。“市民社会”范畴中，每个人都被看作是自给自足的个体。法律保护他们的生命和所有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市场的相互作用，而市场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
黑格尔引进“市民社会”一词，是指介于家庭和政府之间的范畴或关系网。它的核心体系是所有权和市场，但也包括某些关键的政府功能，如执行法律的司法机构和警察。
黑格尔认为市场可以创造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在个人看来是“必需品”。其实市场就是创造需求的机器。它让个人有可能通过消费表达个性和普遍性，电脑也让个人在无法克制欲望时面临危险。个人若没有人生规划，包括恰当的消费水准，他就会不受自己的控制，变成欲望的玩偶，被反复无常的时尚潮流牵引，被他人勾起的消费需求摆弄。
黑格尔认为，解决需求失控的问题，要从三个方面入手：家庭、国家和行业协会。黑格尔将这三个方面视为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市场的内在动态造成失业。市场导致劳动分工，这意味着许多工人有与工作相关的技巧，而且是高度专业化的技巧，因而只适合从事狭窄的职业范围内的工作。黑格尔分析，由于市场的决定因素来自不断变化、不断改善的需求，对新产品的需求就意味着对旧产品需求的下降。这样一来，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都在生产就产品的工人就会失业，而且也没有任何培训帮助他们找到新的工作。另外，生产的机械化也导致失业。
第七章 卡尔·马克思：从犹太高利贷到全球吸人膏血
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合作伙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迄今为止对于市场制度最著名的批评家。“资本主义”这一原本与斯密的“商业社会”和黑格尔的“文明社会”同义的词，通过他俩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词。
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两重诉求。第一重诉求源自于对陷入物质贫困的工人阶级贫困和生活环境恶化的同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贯穿始终的对资本主义文化方面的批判。他们认为市场内在的竞争制度在道德上是可憎的，因为它将人际关系退化到了动物界的水平。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假想出的一种没有公私利益区别的社会制度。
尽管激进且带有批判，但马克思一般还是被认作黑格尔的门徒。
在描述资本主义的离间作用时，马克思表述了一个大多数人隐约感受到的观念：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满足感不得不向一种人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献祭。
因为普鲁士改革者的创新，德国农业的生产效率得以不断提高，同时制造业也处于上升态势。然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贫困的蔓延和工厂劳动力缓慢增长的现象却同时出现。因此，尽管贫困人口在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却在增加。这一悖论源于人口的增长。当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步入成年时，人口增长与就业岗位不足的矛盾所引起的经济紧张关系越来越困扰着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
作为莱茵州的新闻记者，马克思亲身感受到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和经济复苏的政治障碍。
恩格斯捕捉到了从商人或制造商的角度看待资本主义的一个要素：阴森恐怖却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恩格斯认为，战争和市场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是将人放在与他人竞争的位置。竞争对于恩格斯来说就是敌对的同义词。
个人私利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石。马克思认为，正是这一基石导致了资产阶级社会在道德上的可怖和虚假。因为人类从根本上讲是一个唯有通过相互合作方能实现共同目的的物种。而现代文明恰恰是建立在这种与公共利他主义相对立的基础之上。
异化这一概念是借鉴与黑格尔激进分子的语言，原先被用于宗教领域。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指出，在基督教中，人性中最优秀的特征被投射到一个超自然的神灵之上，从而不断加深人类对自身脆弱和与生俱来的缺陷的认知。这是一种对人类自身创造的超人类力量崇拜的贬低，而马克思将这一贬低的模型套用到金钱的统治之上。在他的“哲学手稿”（1844年）中，马克思强调“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的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就越多，他本身和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描述成‘炽热崇拜“向读者强调了这种永远延迟的享乐主义的非理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市场制度在个人私利的驱使下摧垮了所有在先前历史中形成的特征，包括世袭地位、民族和宗教。然而，这种解放的结果却是大多数人退化到了商品的地位，法律上的自由掩盖了他们成为被市场力量役使的对象的真正命运。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使得个人对于自己的时间和身体的控制力空前减少了。在这种状态下，自由意味着一种新的奴隶制，使得个人对于自己时间和身体的控制力空前地减少了——这一主题即将成为《资本论》的核心旋律。
马克思坚持将劳动价值论置于其资本主义分析的中心……但《资本论》始终未能完成，这并非由于时间，而是因为他无法找到挽救这一理论的方法。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悲观推断可以从他的劳动价值论中演绎得出。然而，他并不能使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大多数运行规律……马克思的另一个总要的经济前提也遭到实际经验的反驳。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的观点在工业化早期阶段似乎是正确的，尤其在纺织业和冶炼业。但在19世纪末，情形就已经不是在是这个样子了，在专注于化工也电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技术进步带来了技术相对成本的下降。
政府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压力部分来自富裕和知识阶层的道德责任感，特别是源于宗教引发的社会良知——这一发展是马克思始料未及的。
第八章 马修·阿诺德：切断庸俗主义者的贸易依赖
马修·阿诺德（1822~1888）……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在马克思看来，解决办法在于消除资本主义，即庸俗文化的经济基础。而阿诺德的看法却大大不同，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成就是最实在的，没有更可行的经济形势可以替代。只是他担心中高产阶级锱铢必较的精神特征会延伸到文化和政治领域。对此他的解决办法不是消除商业贸易，而是通过政府、出版社和教育机构，使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行动起来，从而提升国家文化实力。
阿诺德认为，无论是前辈黑格尔，还后辈涂尔干，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有一项义务，即揭示共享权威的理性基础，从而赋予社会巨大的凝聚力。
第九章 韦伯、齐美尔和桑巴特：社区、个人和理性
马克思·韦伯（1864~1920）、格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维尔纳·桑巴特（1863~1941），这三位学者均出现于1871年统一后的德国。从1871年德国统一到1914年一战爆发，德国从一个资本主义革命的跟随着发展成为一个领导者。在此期间，英国工业生产量翻了一番，德国工业生产量则增长了六倍。整个国家由先前的乡村国家转变为城市国家。
韦伯的分析和政策建议来源于他的政治信仰。他既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民族主义者。韦伯同帝国主义时代德国国内外大多数学者一样，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角解析国家间的关系。韦伯民族主义中的自由主义观点明确体现在他对待犹太人经济角色的方式。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将民族界限内的所有人都视为平等公民。
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韦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条件下有可能的最有效的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比其他早期经济系统或者社会主义，能够提供更高水平的理性。韦伯坚持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有局限性，但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代替他。不可能回到某些逝去的时代；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齐美尔：金钱和个人
当马克思主义将现代个体视为有产者或者无产者的时候，齐美尔关注人们作为消费者的角色。就连韦伯也把个体简单视为阶级成员或一个职业团体成员，此时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桑巴特：全怪犹太人。资本主义意味着所有值得提及的文化的衰退，并且最应该对此负责的人是犹太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中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解析资本主义的分水岭。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地区，随着知识分子抛弃韦伯和齐美尔的模糊自由主义观点，进而转向或左或右的政治激进主义，世界大战导致政治两极化。
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致力于探索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给思想带来的影响。齐美尔关注在一个越来越多领域由金钱衡量的经济模式中生活所带给人的心理影响。这种经济创造一种更为抽象的思维模式，因为交易手段本身变得愈加抽象。随着信用发展，货币变得更加抽象，与簿记面值差不多。人们也变得更加精于算计，更习惯于在做决定时权衡利弊。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对于齐美尔而言，“社区”的消逝不应该成为怀旧感伤的理由：它代表了新的可能性，以及潜在的险境。
对于齐美尔而言，需要多重角色的焦虑感并不限于女性；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一个人所从属的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发展了个人的独特性。不像早期社会的人们只拥有单一的身份认同，现代人可以从多个地方获得归属感。
齐美尔最惊人的远见之一在于，拥有金钱实际上比其拥有金钱能够买到的东西更令人感到满足。这是因为金钱的价值超出了，它所交换的物品的价值。
第十章 卢卡奇和弗莱尔：从追寻共同体到极权政体引诱
韦伯和齐美尔作为自由主义者主要表现在，他们之所以肯定市场，不仅是因为市场经济的优越性，还因为相比之前任何可以想到的经济系统，市场赋予个人更大程度的自由。
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文化效应加以分析，开始抵制整个自由主义，卢卡奇和弗莱尔作为这些知识分子中的范例，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与之类似，赞成用极权主义手段解决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困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受到许多德国知识分子的追捧，他们和其他地区的知识分子一样，都相信自己国家发动的是一场自卫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卢卡奇转而信封共产主义，他同其他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的知识分子一样，相信列宁的论断即资本主义会导致帝国主义竞争和战争。
资本主义是靠着大规模的虚幻体系勉强维持着。无产阶级的反抗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它无法想象自身的问题只是资本主义这一股力量所致，也无法想象消灭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革。
卢卡奇的基金替代物为普遍的共产主义，而弗莱尔选择排他主义激进左派，即国家社会主义。
第十一章 熊彼特：创新与怨恨
360 熊彼特写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嘀咕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现代中产阶级进出的流动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频繁的多。这种流动取决于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和行为。
熊彼特意识到大萧条让马克思主义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书揭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如此受欢迎开始，然后详细分析马克思的成就和失败。
第十二章 从凯恩斯到马尔库塞：丰裕及其危害
393 凯恩斯通常被认为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教父人物，而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恰恰被认为是战后福利资本主义的教父人物，而马尔库塞则恰恰被认为是这一思想的主要批判者之一。然而，他们之间其实存在不可思议的密切联系。
凯恩斯认为，正是这种认为自由市场会带来充分就业的错误的前提假设，才导致了大衰退。
凯恩斯坚持认为高利率水平导致了持续的经济萧条。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偏好现金高过投资）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从而无法使经济体实现充分就业。节俭导致了过低的消费水平，再加上高储蓄倾向，就撤咯了充分投资，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障碍。因此必须借助中央调节。
马尔库塞的声望下降速度如其上升速度一样快，他的名声和新左翼的发展遵循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路径：1964年开始飞速上升，1968年达到了顶峰，随即快速回落，到1973年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第十三章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超前的自由主义者
哈耶克是自由主义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专注于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而不是像凯恩斯和大多数美国的自由主义者那样关注促进平等。
他抵抗着被他称为集体主义的敌人，保护个人成就。这种集体主义存在左翼和右翼两个版本。左翼集体主义是社会民主、社会主义或更激进的共产主义的形式；对于右翼，它采用了种族的或民族的特殊主义以及更激进的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
哈耶克认为，市场并不协调经济价值，因为他坚称不存在“经济价值”这种东西。
对于哈耶克来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缺乏同一目的，除了在面临国家危机的时候，比如战争。
哈耶克所关心的主要视福利国家与自由之间的冲突。哈耶克将自由定义为对国家强制权力的限制。但是，哈耶克知道自由只有在受到国家政权的保护时才能存在。哈耶克同一福利国家的某些目标，并认为其中的一部分是可行的。
结论 以市场为中心
对资本主义的反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标志
在某些关键的问题上斯密和马克思或者马尔库塞和哈耶克，是不可能同时正确的。有时，他们的观点确实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其他一些似乎后，他们只不过是具有相互的张力而已。
共识：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力。
那些倾向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知识分子不断强调建立反市场力量的制度的重要性。社会政治秩序需要现有制度所不能培养的美德，这一古老观点始自亚里士多德。为了与这一传统保持一致，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人一直在强调反制力量的重要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断言或隐晦地表达这样的观点，即由市场力量培育出的性格特征、美德和生活阅历是不足以实现人类繁荣的。家庭、政权、国家、文化制度、职业协会。
担忧：
市场将我们引向拥有更多选择却毫无意义的生活。
与市场相适应的价值观和去向将外溢到人类的其他组织形式中。
存在非市场机制。
《市场与大师》读后感(八)：（读书笔记）走下巴别塔——个人自由与共同信仰的联姻
1. 古代哲学家、中世纪神学家以及基督徒都比较一致地认为，商业贸易本身是逐利的行为，它渴望财富、放任贪欲、吞噬道德、制造贫富差异，实在是一种邪恶的行为，与理想的世俗政治和高尚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受到共和传统影响，在理想国的著述中和亚里士多德口中，能够享有政治权利的人，必须做到经济自足，但他们本身却不能插手这种低级的庸俗的事务，因为这有损美德，并且追逐利润使得本可以履行更大责任使命的公民丧失荣誉感，削弱对国家共同利益的认同感。所以他们干脆什么都不干，把这些不体面的活计交给奴隶去做，自己坐享其成就好）；而古代的经济学者和普通劳动者也认为，钱生钱模式是一个超出正常经济秩序的存在，通过投资居然就可以赚到比传统的务农或手工多的多的钱，这就是违背自然规律，是一种赤裸裸的寄生行为。但是伴随着中世纪商业的持续萌芽和繁荣，反对派特别是宗教人士不得不对现实做有限度的妥协，以阿奎那为代表的神学家逐渐调整观点，认为适度的贸易对社会稳定有益，毕竟，商业确保互通有无，神学家也要恰饭——但前提是，它必须不那么痴迷于追求利润，务必老老实实，而且在这其中，放贷仍然是不被允许的最为可耻的商业形式，因为“金钱不能产生金钱”。虽然圣经中明白写到，你可以向陌生人放贷收取利息，但对于你的兄弟（犹太人）是不可以赚利息的。但眼尖的神学家们注意到了这个训诫的瑕疵，针对这个过于宽容的规定，12世纪的神学家决心重下定义——他们认为，兄弟代表所有人，于是，放贷行为便没有了通融和迂回，只要放贷就是有罪。然而，经济发展的潮流势不可挡，中世纪伴随农业生产的过剩，商业继续高歌猛进，放贷对经济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于是，“从事高利贷的人坠入地狱，没有从事高利贷的人落得贫穷。”教会察觉到这一点，最终的处理方式仍然是让那部分上帝的选民即犹太人享有放贷的专营权，这个“肮脏”差事就变成了犹太人的“本行”，并逐渐被划上了等号，犹太人成了资本主义罪恶的象征。Why always me？为什么总是让犹太人背锅？这与基督教会早年间一系列排他性的政治安排有关，教会剥夺了犹太人的土地所有权——因为倘若土地在犹太人手里，教会便没法征什一税；教会还利用行业协会排挤犹太人——因为行会只允许基督徒加入。如此，犹太人本来赖以为生的农业和手工业，对他们都关上了大门。财产缺乏保障，犹太人遂更加重视和偏爱动产，如贵金属宝石一类，他们成为贸易的先行者也就顺理成章。放贷虽然被教会视为洪水猛兽，但许多囊中羞涩的国家和君主，对此却有着更加持久的刚需。基督徒不需要向国家缴税，但他们却要从犹太人那里借款还贷，犹太人于是积累起了财富；而国家又通过向犹太人征税，直接获取钱财。犹太人就像海绵，吸进教会财富，又被君主挤出，他们成了国王的摇钱树，并得到官方的认可和一定保护，不过这种关系潜伏着危险的因素，犹太人本来就与主流的宗教大环境不太对付，何况现在又多了“金主”角色和财政代理人身份，招致社会的反感、宗教人士的抵制在所难免，甚至直接成为反犹主义和法西斯制造仇恨和分裂，用枪口对准的第一个牺牲品。
2. 与共和传统和基督教传统截然不同，影响古代欧洲的另一个思想源流——民法传统为商业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不遗余力的理论支持，特别是罗马民法典的创制，在保护公民财产和自由不受政府侵犯方面居功至伟，相比前两种思想的高谈阔论，民法典更加理解和包容世俗生活，更加重视人的实际需要和现实追求。
3. 对商业贸易发展而言，还有一个历史变局是至关重要的，那就是世俗政权逐渐与宗教分道扬镳，这个持续的松绑过程，使得政治不再作为现世与永恒之间的中转站。本来，随着基督教不断解体为多个派系，对于救赎的理解、阐述也令人眼花缭乱，狂热分子为了争夺主导权不惜向眼中的异教徒发动战争，常年的战乱直接拖累了现实世界的稳定和秩序。以格劳秀斯、霍布斯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开始主张追求一种美好生活，并把它作为政治的终极价值。放下对经书中只言片语的训诂考据，转而专注于为现世努力、维护和平，韦伯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精神动力。
4. 对霍布斯来说，真正的美德有利于“生活的和谐、交流和幸福”，而这种谨慎的行为之前在基督教和公民共和传统中都被低估了（还是霍布斯可爱一些）。
5. 伏尔泰在观察伦敦皇家交易所（现在的伦敦证交所前身）的盛况后认为，不同的宗教信仰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宗教狂热让人们变得暴躁和危险。与天主教和民间传统不同，伏尔泰认为自我利益比意识形态上的承诺，更有可能促进社会和平。有着完全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完全可以在商业活动中彼此信任地、和平地自由生活在一起。对财富的追求，要比对救赎的追求来的更有力、更和平。
6. 英国早期设立英格兰银行的初衷，乃是为了赢得战争。没有银行之前，政府为了筹集庞大的军费开支而不得不向私人借贷，并通过变卖征税权来还款。有了银行，国家就可以自己发行债券，还款利率也更低，还间接刺激了投融资市场的形成——如伦敦证券交易所。
7. 南海泡沫事件：1720年英国政府同意新南海公司垄断南太平洋贸易权，一时间南海公司股票价格飙升，为了抑制投机热潮，政府制定了泡沫法案，该公司股票随即崩盘。这次引人注目的大起大落，招致了公众对投机行为的批评，指责这一事件凸显了商人的贪欲。
8. 英国金融市场的繁荣，恰好满足了犹太商人的就业需求，在兑换外币业务方面，犹太人的作用尤其重要，他们间接推动了国家贸易。而在数个世纪前，犹太人还不被英国人欢迎而被“礼送出境”。
9. 到底是坚持宗教传统强调的利他主义还是市场经济中的利己主义？哪一个对社会秩序更有利？从伏尔泰到哈耶克，答案是一致的：利己主义更能推动社会发展。伏尔泰说，“要建成一个不追逐自我利益却能持久的社会是不可能的……正是对自己的爱才激发了人们对他人的爱，这正是通过彼此间的需要，才体现出我们每个人对整个人类而言还是有用的。这正是所有商业的基础，亦是人类之间永恒的关联。”
10. 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极力宣扬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实际上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作为知识分子，在法国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包括名和利双方面），还被投进监狱，这本身就足以催生出个人对法国现有体制的不满。的确，伏尔泰离开祖国前往英国之后，生活变得更加富有和优渥。除了出书，他还通过自己大大褒扬的投机交易获利甚丰（并且，他本人很擅长买当时政府发行的彩票，通过与一名数学家组成专业团队，对中奖概率进行精确演算，从而大发横财），在海外贸易中伏尔泰也不忘插上一脚，从事奢侈品进口贸易，成为国际“倒爷”，这样深耕细作多年，伏尔泰甚至成为了法国数一数二富裕的平民。由于有一些交易看上去还不那么光彩，加之伏尔泰很会对当朝的君主和有钱有势者溜须拍马，所以后来英国人、腓特烈大帝（伏尔泰曾投靠过腓特烈并希望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但是也由于他的过分投机行为而将皇帝激怒，落得个不尴不尬的关系）以及圈内人士对伏尔泰颇多指摘，认为他虚伪阴暗，是个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家伙。虽然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人，但伏尔泰依然能够很坚定地与他的同行们——犹太人——划清界限，在各种著作和信件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将贪婪、欺诈这些字眼加在犹太人身上，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他无比拥护商业贸易，但也决绝地将商业贸易那些负面的东西不加区别地强加给犹太人。
11. 伏尔泰：富裕是艺术创作之母。
12. 欧洲对商业贸易的态度可以从对奢侈品的态度反映出来，世俗知识分子和宗教分子对奢侈品都抱有人人喊打的态度。在世俗传统特别是政治传统看来，奢侈品会导致国家耽于享乐，陷入衰落，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是简朴的、节约的（甚至于是禁欲的，类似于斯巴达那一类的古希腊城邦，奉行平等主义）；宗教界的批判就更加深刻，享用奢侈品必然会使心灵受到肉欲的束缚，困苦、谦卑才是人们应当具备的美德。
13. 斯密的建构模型：逐利本能和利己主义催生市场交换，从而引发劳动分工，继而导致专业分工、专门技能、专业娴熟和发明创造，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更多的财富。
14. 亚当斯密认为，“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他（人们）常常促进了社会的利益，比当他真心希望促进社会利益时更加有效。”人的行为往往带来与其本来意图相左或意想不到的结果，刻意的行为也总是得不到预期的目标。从另一方面来讲，自由主义的某些观点恰恰是基于这一看法，行政力量对社会治理总是出于“善意”而提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主意，结果总是适得其反，而倘若一种自负的观念和思想企图掌控社会时，后果就更加糟糕（比如使女的故事）。
15. 亚当斯密认为，商业社会的兴起，能够荡涤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虚伪、谄媚、欺诈等风气，促使人们转向更加务实的工作中去，并养成克制、简朴、坚韧、奋进的精神，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与此同时，契约关系显著替代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人们更加自主和自由，社会关系更加宽松。
16. 尤斯图斯·默瑟尔作为保守主义先驱，强烈反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他认为，全新的经济制度摧毁了现有的社会体系（他生活的小镇，其市场由各种行会组成，而大分工则摧毁了行会的生存根基），特别是追求建立统一的法律、税收制度，消除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并且，资本主义产生的新的公民身份，打破了传统的封建等级，荣誉、权力和责任等原有的牢固根基受到冲击（等级制所造成的种种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在默瑟尔看来，实际上赋予人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潜移默化的教导人们明白尊卑之分、安分守己、遵守纲常）。默瑟尔有此观点，与他个人的身份密切相关，由于祖上发达，默瑟尔本人得以在故乡的小城担任上层官员，他可能是有着传统士绅那种傲慢、高冷的贵族性格，对于允许底层人向上流动颇有抵触。他和许多贵族一样，顽固的希望维护好他们这个小圈子，把任何没有世袭特权的普通人排除在外，从而安逸自得享受着被底层人供养的好生活。
17. 默瑟尔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到来产生的消费主义，造成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追求奢侈、新奇的风气，新的商品特别是那些进口来的商品在外观、功能上不断推陈出新，这被默瑟尔看作是不断改头换面的诱惑。不光是城市，彼时相对边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无法接触到新产品的农民，正是靠着犹太人的小商小贩在山村游走，才能获得他们平时难得一见的东西，但是，这也被默瑟尔认为是损害了农村淳朴的道德生态，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新奇玩意儿都是类似针头线脑的生活必需品。
18. 默瑟尔的一个观点：贫穷优势能够唤醒人性中蛰伏的美德。对穷人来说，饥饿和冻馁催生出劳动的意愿，对富人而言，目睹穷人的惨状能够激发他们的同情心。贫穷对于穷人和整个社会来说，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9. 舆论是任何有远见的政府最应该首先关注之事。过了一段时间才想起要去关注舆论，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有人说现代战争本质上是舆论的战争，而且是所有形式的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战争。（埃德蒙·伯克）
20. 恰恰是因为理性无法达到极致，最完美的规律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伯克极力驳斥对绝对理性的崇拜，而是在意识到人的理智的极限后，有原则地尊重风俗习惯。风俗习惯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规则，这是一种比人类理智更加确定的指南——比如他和亚当斯密十分相近的看法，人的贪婪性和逐利性会让世界变的越来越好。基于这一哲学观点，伯克继续拓展保守主义的领地。这其中，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是伯克一再重申的重点，面对农产品歉收所造成的农民收入减少，彼时的议会和政府都希望通过强制性的规定来限制中间商，从而改善农民境遇。伯克认为，这种市场之外的力量参与进来，恰恰是行劫富济贫之实，在达到短期目的之后，伴随而来的是长期的经济衰退。把这种观点延伸到政治上，伯克明确反对连根拔起式的大革命，因为在他看来，旧的制度有可能并不完美但却能够得到人们对他的尊崇，而新的制度无论如何通过理性设计，也无法像根植于经验的原有制度一样获得人们的效忠。如同法国大革命一样，知识分子和新式商人联手推翻了贵族和教会的权威，伯克认为这是在除掉原有制度和传统，革命后的社会将走向崩坏。因此，伯克对法国大革命更多的是批评，他的保守主义态度也使得他和卢梭、伏尔泰等人站在了对立面上。
21. 人们对商品社会的批判：一是在商品社会中，人的欲望增长速度总是超过能够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他的幸福感降低了；二是人们不再重视美德，共和主义意识淡漠，人们不再愿意为国家献身；三是劳动分工造成了行尸走肉一样残缺的人格，人们变成齿轮，被一架庞大机器所压迫（很像韦伯笔下的科层制）。
22. 责任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生理需求的奴隶（作者）。
23. 黑格尔谈市场（要点）：市场是人类社会更加社会化，人们更多地学会去适应他人（生产者要按需生产）；丰富的产品激发了人们对更好生活的想象力，人们的辨别能力得以提升；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得企业家视野转向全球，进而促进那些尚未开化地区的现代化，同时不同的文化增进了交流；人们在市场中自力更生的过程，也是获得个体感的过程，他在社会中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社会运转的有效环节（恰恰有人认为这种安排是限制了人类的天性）。
24. 黑格尔谈市场缺陷（要点）：市场催生需求，而没有规划、失去克制的需求则使人们面临风险，成为欲望的奴隶（黑格尔认为，类似行业协会的中间组织可以提供归属感，从而让个人关注更为广泛的利益）；大分工下的工人从事单一工种，一旦社会进步、需求改变，原有的产品不再受市场青睐，这些工人就将面临极高的失业风险；无业者中容易产生赤贫者（思想状态的贫困），他们没有荣誉感和可靠性，对工作没有渴望（黑格尔令人不安地提出，对于这种赤贫的群体，海外殖民不失为一个处理办法，意即垃圾出口）。
25. 黑格尔的国家观：国家是公民身份在体系上的集中体现，没有国家，公民的生命和所有权就没有保障（意即，国家是实现公民自由的基础，这里暗含着国家至上的集权专制主义成分）
26. 马克思经济分析的原理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期，他仅仅是将传统基督教中对于赚钱的描述套用了新的词语，并且重新描述了古代人对于以钱生钱的食利行为的怀疑和反感。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他的思想回溯到非常古老的观点：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27. 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的前夜，欧洲正在经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后遭遇到的深刻危机，由于大机器逐渐普及，小工厂小作坊被击垮，同时，生产率提高导致供求关系失衡，供大于求的现实使得企业选择压低工人薪资，更多的产业工人甚至面临失业，整个社会处于暴富和赤贫两极分化的状态。恩格斯认为，这一切恰恰是市场以及由市场引发的价格波动、恶性竞争所造成的，虽然亚当斯密表示，逐利的自发行为将会自动诱导社会向善，但毫无疑问，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恩格斯应对这一危机的态度，是实行计划和集中组织的社会主义，因为只有意料之中的才是理性的。
28.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自我表达的行为，一个改变世界和打上创造者个性烙印的创新过程，这样的劳动才是最为人性的。而现实是，资本主义语境下，劳动分工造成了“被孤立的劳动”，人们为了获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金钱而不得不劳动，人们的潜能被抑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任何人有特殊的活动范围，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29. 马克思认为，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他本身和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的东西就越少。也就是说，人类被自身努力生产的产品所控制。
30. 如何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更新生产资料，借助机器提升人均产量。
31. 机器生产迫使人们去适应它的工作节奏，继而变成机器的活着的附着物，机器不仅没有将工人从工作中解放，而是剥夺了工作的所有内容。同时，一台机器，很轻易地就让一个工人积累一生的工作技能变得一文不名，他就更容易成为无产者。
32. 马修·阿诺德认为，宗教和经济生活都被一只无形之手——狭隘的思想——操控。他们的双重目标是在赚取钞票的同时拯救灵魂。这些人穷尽自己一切力量积累财富，却从来不关心文化发展、社会进步乃至公共利益（这与时下中国经历的阶段类似）。阿诺德向商业贸易所产生的庸俗主义开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培养文化阶层，通过这样一个群体对社会的浸润，抵消商业对道德的吞噬，推动国家形成凝聚力（如拓宽牛津剑桥招收教师的渠道，不再仅仅局限于清教徒；鼓励教学更加专业化等等）。这感染了同时代的卡内基，也因此，卡内基后来十分注意资助文化产业。
33. 19世纪末德国引领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发展，在所有权形式上，家族式的企业随着规模扩大，开始逐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于是在一些行业中白领工人阶层日益壮大（航运、零售等等），此外，传统的合伙式经营模式也发展成为股份制形式。期货交易开始兴起，生产者特别是农产品生产者，可以提前知道未来的商品价值，交易的预期变得稳定，不过通过期货交易从而赚取差价的投机做法，也颇受当时社会的诟病。
34. 韦伯所谓世界的祛魅：魔法和神秘从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消失，取而代之是工具理性，如商业、法律，使得社会运转和个人生活可以通过计算来进行管理和掌控。
35. 齐美尔认为，市场经济使得人们变得习惯于用数字方式进行思考，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缺乏感情。
36. 齐美尔认为，劳动分工和愈加复杂的现代生活意味着身处爆炸式文化产品之中，人们不得不变的更加专业化和片面化。受制于人类自身智力和时间的有限性，人们只能选择某些文化领域来深入研究和体会，从而牺牲掉其他的可能性。由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为个体的精致、独特和内省提供了可能。
37. 齐美尔对消费主义表示担忧，人们崇拜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新产品，换句话说，人们崇拜商品，并认为通过消费商品获得了目标和自由。但是齐美尔认为，这种情形到最后将是一种永无止境的乏味的获取和消费。对消费的追崇，使得人们更加重视金钱的作用，以至于金钱成为目的，它的本质性的工具性作用反而被人们忽略。
38. 匈牙利社会主义运动：发端于一战结束之后，一批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分子接管了匈牙利政局，共产党人库恩·贝拉领导着新生的政府。新政府奉行着十分激进的政策，几乎超越了列宁在俄国的实践：所有超过100英亩的地产都被划为国有，超过10名员工的商业机构被国有化，他们认为日常生活多余的家具、黄金、珠宝都被没收，人们的工资相同，甚至布达佩斯的墓地都是相同的。这个新政府中，占据大多数的犹太人成为匈牙利普遍反对和攻击的对象，他们采取的普遍主义、平均主义、无神论招致了人民的反感，而由于枉顾客观规律所导致的物价飞涨、商品匮乏、集体化农庄崩溃，最终促成了库恩政府的倒台。
39. 社会主义运动对反犹主义的影响：十月革命以及随后的柏林、慕尼黑和布达佩斯的社会主义革命，让人们重新认识了犹太人。在这之前，犹太人先是因为异端的宗教饱受社会批评，之后又因为对商业和高利贷的热衷而为时人所诟病，现在，因为革命领导者的身份，人们对犹太人的恐惧和憎恨又多了一层。
40. 汉斯弗莱尔认为，资本主义使人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经济利益之上，从而忽视了一个更大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国家。他极力倡导国家主义，并对法西斯上台感到欢欣鼓舞。
41. 关于精英主义：尼采认为，少数强者是创造力的源泉，多数人的怨恨是对少数强者的无效对抗。马洛克认为，大多数人的物质进步依赖于一小部分精英。熊彼特更加直接，他认为这个精英群体就是企业家，他们善于经济创新，这需要精神上的创造力和活力，并非一般人可以具备，一般人能做的就是模仿，于是整个历史的进程就是，引入创新，然后被模仿，然后再创新。至于那些对富人和企业家心怀不满的庸碌之辈，只能靠着反资本主义的理论来疏导情绪、得到慰藉。
42. 单纯地节约已有的资源，永远是衰退的一个表现。
43. 熊彼特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在现阶段都应当支持资本主义发展，因为资本主义更有效率，能够完成更加丰厚的经济积累，从而为将来把人们从经济目标中解放出来做充分的铺垫。
44. 熊彼特对罗斯福新政有着另一种视角的观察，他认为，由于借助凯恩斯主义对市场实施干预，投资机会减少，市场的活力下降了。因为对企业家特别是富人采取敌对态度，如征收高收入所得税、高遗产税和反垄断，加之大萧条期间整个社会上弥漫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导致大公司和高收入者的空间被严重挤压。而熊彼特恰恰认为，正是这样的市场强者才能产生创造力，才能推动资本主义世界走出危机。
45.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的方式不是被社会主义取代，而是被自身的经济成就所打败。
46. 典型的资本主义成就不是表现在为上层女人提供更多的丝袜，而是通过稳步降低劳动量，让工厂女工也能够购买丝袜。（熊彼特谈资本主义使工人阶级收益最大）
47. 资本能够建立起一个简单有效的活力体系，用财富回报成功者，用贫穷威胁失败者，它无时无刻不在吸引着最聪明的人投身市场。
48. 熊彼特认为，相对于创造出更多人类壮举的传统形式，资本主义活动应该显得比较平凡，赚钱是不英雄的举动。
49. 齐美尔认为，拥有金钱本身要比用金钱买到的商品更令人满足，因为拥有金钱意味着可以在不同的商品之间进行选择，这个过程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满足感。因此，钱的价值超过了它可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凯恩斯称其为边际储蓄倾向。
50. 凯恩斯认为，货币持有者的流动性偏好导致了过高的利率，使得经济体无法实现充分就业。在他所处的时代，节俭看起来并不是一种美德，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因此，很有必要借助政府在消费倾向和投资吸引力之间进行调节。
51. 个人主义是生活多元化的最佳保障……这种多元化保留了那些包含我们前辈做出最安全、最成功的选择的传统，它以多元化的想象使我们的现在多姿多彩，是使我们未来变得更好的有力工具（哈耶克）。
52. 中国目前的情形类似于战后欧美，极端贫困大幅减少，曾经的奢侈品如汽车变成必需品，大学教育开始普及。
53.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政府干预主义日益流行，似乎是与苏联体制下的计划经济遥相呼应，企图让市场经济变得更具确定性和稳定性，哈耶克认为，市场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无法准确预测的体系，它通过内部种种资源的不同排列组合，最大限度地满足参与者的需求，而这个过程恰恰是无法完全掌控的，更遑论预先设计好的那些计划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类似的还有福利国家，哈耶克不反对国家为生活极度困难的人提供帮助，他反对的是国家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比如人为设定工资、租金、商品价格等，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信息体系，随即将会影响市场效率，进而损害自由。虽然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崇尚公有制和平等分配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在操作层面上已经被西方国家抛弃，但改头换面的论点仍然存在，如社会正义，鼓吹社会正义恰恰是授人以柄，让政府刚好有一个十足完美的借口去插手市场运行，哈耶克反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观点，他认为，实现对人身、财产保护的交换正义是正确的，但若要实现分配正义，则十分荒谬。
54. 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会因为某种道德原因而去奖励良好的品行。（哈耶克的看法）
55. 哈耶克认为，市场天然就不是一个能用道德体系去评价的机制，它是一套实现自由的制度安排，因此，他反对任何团体（包括政府）借用一己之强力去保护一部分人的价值。可是这样一来，社会团结等公共信仰就被却之门外了。
56. 作为哈耶克理论最忠实的信奉者，撒切尔身体力行实践了他的理论（美国里根亦如是）。在战后西欧和北美，各国政府几乎普遍采取了凯恩斯主义，通过增发货币、增加就业、增加税收来维持经济，但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做法的弊端逐渐显现，高税收、高工资遏制了企业的利润空间，进而对投资造成不利影响，工人失业率直线攀升，而以工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仍然希望提高福利，于是，高通胀率与高失业率同时到来，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构成的滞涨成为这一时期的经济缩影。撒切尔上任后的主要举措就是让失业顺其自然的发生（以此打破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怪圈，我国九十年代下岗潮与此类似，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同时不再增发货币，出售沉重的包袱——国有企业，鼓励创业和企业发展，这一组合政策，使得英国成功走出滞涨，迎来了经济结构转型。二十世纪的后三十年，堪称是哈耶克的胜利，他的观点被信奉者成功实践，他曾经明确反对的那些体制也真的纷纷走向衰败，东欧和苏联日渐式微。
57. 哈耶克理论存在着部分过于夸大的论调，主要体现在“自发秩序”，他认为，人的理性极为有限，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和控制市场，只能接受和顺从这种机制既无法生造出来，也无法实现重构。但是事实是，许多国家通过决策，成功地促使市场达成了政府希望达成的目标。
58. 市场关系根据定义几乎就是合同关系，因为私利而缔结，也因为私利终结而随时解除，但生活不止于此，它远胜于合同关系，它还包括友谊和爱情，以及伴随而来的利他主义。
59. 反制市场的必要安排：（1）家庭：将善行嫁接在贪欲之上的组织单位；（2）政权：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立法者和公务员，能够遏制无限扩张的大政府；（3）国家：强调私利之外的忠诚和责任；（4）文化制度：教堂和高等教育能够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文化思想；（5）职业协会：增加身份感和团结，但要谨防他们变成特定利益代言人并开始追求政治力量，特别是寻租。
60. 警惕市场价值外溢，特别是将政府看作是类似于市场那样的契约关系，或者将成本-计算思维带到婚姻关系中。
61. 资本主义竞争创造了情感共鸣的动机，因此完成了只有爱情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它是激励不同人之间进行深入交流的动力。
62. 资本主义不是降低了不平等程度，而是使得不平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讲更加有用，使得绝大多数人可以从为大市场而生产的廉价商品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