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与正义读后感精选

　　《修辞与正义》是一本由李致远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587，特精心收集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修辞与正义》读后感(一)：几个勘误

　　（1）P31：注1，“戈戈戈”当作“戈尔戈”。

　　（2）P49：最后一段第一行“演说述”当作“演说术”。

　　（3）P54：注2，“戈戈戈”当作“戈尔戈”。

　　（4）P328：“格拉底”当作“苏格拉底”。

　　（5）P526：注1，“奥勤留”当作“奥勒留”。

　　一开始也没想挑错，但读着读着发现了，也许还有其他错误。如果有机会再版，希望出版方能吸取读者的意见进行修改。

　　《修辞与正义》读后感(二)：谄媚的必要性：《修辞与正义》读后

　　在写作这篇读书笔记之前，我必须声明自己不是一个苏格拉底的信徒。我对苏格拉底的爱好仅仅是从西方哲学的爱好出发的。苏格拉底的论证有很多讲不通的地方，他之所以值得阅读完全是因为借助了真理的光芒，我们信正义才读苏格拉底，他的话语里有某种不可掩盖的东西，这就是我们需要读苏格拉底的原因。我不觉得苏格拉底对我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得出来的结论是中国人过去早就思考得烂熟的东西，他的那一套在中国古书里都是几乎处处可见，并不新奇。 一直以来，中国人都有一个误解，以为学习西方的东西就是学习他们最好的东西。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要说高明，西方文化比不过中国文化，中国人擅长把精神弄得复杂，从语言文字、生活物质、教育文化到宗教信仰，无不精巧而卓越，就连不识字老妪也懂这一套。中国人要向西方人学习的，倒应该是那种低下的、物质的、可见的、一般的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那些西方人自己都瞧不起的东西。要知道，决定一个社会文明高度的不是他们的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而是市井小民、议会议员、商人、小偷乃至强盗。 这本《修辞与正义》是对《高尔吉亚》的讲述，属于《经典与解释论丛》之一种。我不懂外语，学习西方文化只能看翻译书籍和国人的介绍。幸好在当今时代做一个文明人并不一定要精通外语。有一段时间，古典学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大量的相关译作和讨论铺天盖地而来，仿佛一个时代的学风都由此转向。在国家图书馆对面的书店里，面对整架的《经典与解释译丛》，我茫然不知从何处下手，就像是身处金发碧眼的人流之中一样不知所措。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后来零星买过施特劳斯的几本书，读过之后毫无所得，既然先天在语言条件上有所障碍，后天上也没有莫逆于心，看来我对于此道并无缘分了。 刘小枫先生在这方面的著作陆续问世，而我对他的阅读印象还是停留在冬妮娅那里。刘小枫先生的兴趣似乎一直都没有怎么变过，从基督教思想到海德格尔，再到希腊古典，他关注属于灵魂的事物和守住灵魂的人。在这方面，他的影响十分深广，超出了学术界，到达了读书界以外。这样庞大而卓越的文化事业，没有始终如一的心志和高远的见识是不可想象的。后生小子也唯有佩服仰望了。 但凡一个人对某件事产生兴趣，就应该毫不隐瞒地对这件事发表看法，这是对自己和外界应有的态度。刘小枫先生自居于译述者，因而心志用于发现而非创造，大半生涯都在找寻而不是建设，充实了自己和众人的性灵，在自我作古方面难免有所不足。这恰恰是九十年代以后崛起的一代西学研究者共同的特点。陈康先生曾说，要使西方人为读懂自己的经典而学习中文。西方人的汉学研究对中国人自己理解自己也是有用的，中国人的西学研究却只能对中国人产生影响，中西接触的时间不可谓不长，影响的势头一直是单方面的，也就是我们一直在接受，甚至接受都来不及，哪里还能反哺回去呢？时至今日，我们对于理解西方还没有拿出哪怕一套完整的方案，没有形成哪怕一个梳理西方的学派，没有出过一个西方学术的大师，没有拿出一种解读西方的方法论。做这些事情，需要有稳定而坚实的大环境，我们没有。 如果我外语很好又有合适的条件，我会找几个感兴趣的西方大师钻研，写出自己的哲学来。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心性的差异，看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让我觉得虚浮的言辞太多，我的习惯让我喜欢简短干净的文字，一个意思用中文只需要一句话，哲学却用了整本书，中文的概括性让人欣赏语言里的力量，这种习惯是不适合做哲学的。很多中国人写的哲学喜欢把一些哲学名词硬塞在一篇文章里，学会了晦涩，忘了哲学应该说理明晰。 人们很容易记住一个印象，但不容易记住一套议论，请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写作者注意，想要找到自己的读者，最好不要长篇大论。我知道自己写的东西废话太多，阅读不便，只是不说废话又撑不起一本书一二十万字的篇幅，一本书写出一两个思想观点已经很不简单，大多数出版物也许都是废话，我还没有见过没有一句废话的书，不写作的人不会知道没话找话的痛苦。 我认为这本书有一种中式的趣味，很多地方有一种老江湖的市井气。很多研究西学的人有一种粗俗气，还有一些文艺青年也是这样，我不喜欢他们，他们没有传统中国人的那种厚道和韵味。就本书来说，我指的是作者揣测苏格拉底及其对话者的那些内容。没有用苏格拉底的方式读苏格拉底，是一个不小的失策，拉入过多中国古典进行对比，很多都显得牵强。用中国古代教学方式来讲，是不合适的。现代人不懂中国古代的教学方式，在没有搞清楚之前最好不要随意套用，很多弘扬传统文化的人喜欢套用，却忘了那里面的真精神，我们这么多的学者，哪怕一人研究古代的一件事情、一部典籍，也应该逐步地做出不小的成过来。 阅读本书完毕没有增加我对苏格拉底的了解。当然我的要求可能太高了，能做到这一点大概是真正的大师了。古话说开卷有益，阅读本书依然让我学到了很多，希望这回是一个好的开始。 《高尔吉亚》里苏格拉底的逻辑是，作恶要比受恶丑，人们不要丑，所以宁愿选择受不义也不愿选择施行不义。苏格拉底对义的追求是好的，他对义的论证是不好的。看了苏格拉底也不过如此，我增强了对中国古典的信心，也许，这就是我第一次阅读《高尔吉亚》最大的收获。 苏格拉底说，演说术是谄媚的，而辩证术是高贵的。对此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苏格拉底取消了演说家、战士、政治家和专家的必要性，说得他们都不如哲学家。苏格拉底才是在洞穴中的人，因为他沉溺于自己的正义之中却没有看见人与人之间的道理，没有看见城邦的道理。这就是我不是苏格拉底的信徒的原因：苏格拉底要说服并强迫邦民变得既美又好，他的演说术是强迫的。而我，宁可赞扬谄媚的演说术，宁可谄媚民众，也不可低视民众。苏格拉底认为他人有病，他要像一个治病者那样跟雅典人战斗，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者会强迫学生们学习一些并非出于本性的东西，并且说："一切都是为了你们，有病的人们！"苏格拉底会动摇人们的信念，一边让人丧失行动的能力，一边高呼正义。 苏格拉底是民主的朋友，但不是民主的同路人。苏格拉底的罪正在于他败坏了民主，一个民主的城邦应该容忍他的罪，就让哲学家去做他该干的事情吧！同时，也让我们反思教育吧！教育总是违逆人性的，这是教育的本质，只有伟大的人才能教育别人，伟大的人有高于人性的真理。假如没有真理，教育往往有害。教育的情况总是这样，伟大教师存在的时期已经过去，尘世里的教师把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教给别人，自己不懂也不信，只是出于对学生好，希望学生相信，而学生为了让老师满意而假装相信。这样的教育，是在叫人撒谎。这样的学生怀着真善美的理想，苟且度日。 卡利克勒斯说，一个人应该年轻时工作，年老时从事哲学。这个看法与印度人对工作和隐修的看法相同。按照这一看法，人们就不应该在年轻的时候进学校学习哲学等等高深学问。他们应该学习一些工作方面的技能，试想一下，对那些牙牙学语的孩子们讲宇宙人生和历史规律究竟有何效果？这样的人学会了一套套有关理论和实践的美妙话语究竟于人生何补？ 我们当然不应该谄媚强者，但对弱者的谄媚，如果不是出于被迫或者另有目的，并不是低贱的。一个人的本性高于他所拥有之物，用美和好的东西取代了人的本性，这正是教育的弊病。

　　《修辞与正义》读后感(三)：何为良好生活

　　故事从这里开始——苏格拉底与同伴凯瑞丰离开市场，来到高尔吉亚演讲的场馆，迎面碰上刚听完演讲的卡利克勒斯。随后的对话就在演讲现场进行。 那么问题来了，高尔吉亚何许人也？ 他曾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在叙拉古人入侵其祖国勒昂蒂尼之时，以外邦人的身份出使雅典，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成功说服雅典人出兵解围。 他才华横溢，独出心裁，是使用演说辞格第一人，以天马行空、华丽新奇的语言与结构打破了无格律“裸文”（logos psilos）的传统，可谓“重新定义”了散文。 他出口成章，辩才无碍，开创了现场演说，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倚马之才，一进雅典剧场就高叫“给我个题目吧！” 他恃才傲物，桀骜不恭，不仅喜好穿着与波斯国王相近款式的紫色长袍招摇过市，甚至将自己的金色塑像作为造访德尔斐圣地时的献礼。 他一生无后，四海为家，交游广阔，通过巡回演说与开班讲学，教授修辞与演说技艺，广收门徒，名利双收。 用书中的话一言以蔽之——“高尔吉亚是个外邦的著名演说家或修辞家。” 回到故事里，第一场交锋，其实是由绰号为“蝙蝠”的凯瑞丰与绰号为“马驹”的珀洛斯开启。然而遗憾的是，如伯纳德特所言，“凯瑞丰对于辩证术的熟练程度，不如珀洛斯对演说术的熟练程度”，笨拙的凯瑞丰并没有扮演好质询者的角色，珀洛斯以修辞式的赞美，而非辩证式的说明，回避了凯瑞丰的质询。苏格拉底无奈介入。 苏格拉底点出了珀洛斯的答非所问，重申了谈话规则，即，采用辩证式的“简短回答”，而非修辞式的长篇大论。机敏的高尔吉亚马上心领神会，同意了规则，第二场交锋开启。

　　苏格拉底vs高尔吉亚

　　不难看出，这场论辩逻辑紧密、环环相扣，而论辩焦点已经悄悄从修辞本身转向了正义。苏格拉底看似天真的阐述中蕴涵着争锋的架势。不得不说，或许是高尔吉亚作为外邦人的微妙身份，让他意识到了其中的政治风险——公然教授不义的教师代表了一种反民主的可能性，而这必然会引发城邦的愤怒。出于自保，他不得不作出补救和辩解。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摆脱教授修辞技艺的责任，而将责任丢给不义地使用修辞术的学生。他的论点实则是立足于修辞术的中立性，即修辞术本质上是不涉道德的武器。这也恰恰说明了修辞术的困境——它很难兼具能力与正义。如果语言可以控制听众、奴役对手，那修辞作为一种以说服为导向、不以知识为目的的武器，又将如何自我约束而确保不滥用？高尔吉亚信誓旦旦的承诺其实什么也担保不了，自私自利地滥用修辞术的能力，正是现实政治的真相。 然而，苏格拉底却并没有“乘胜攻击”，而是主动提供了一种逃跑路线，高尔吉亚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第二个选项，即申明不具备正义知识的学生都会从他这学习到关于正义的知识。有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放弃了最后一击，没有让高尔吉亚颜面扫地，或许也说明他可能真诚地想与高尔吉亚建立友谊甚至发展为联盟。

　　这场典型的苏格拉底式胜利远没有结束，高尔吉亚的弟子们还将替他们的老师抱不平，对苏格拉底发出诘问。首先跳出来的是第一场论辩中出场过的“马驹”珀洛斯。但这次的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珀洛斯将成为那个提问者。

　　苏格拉底vs珀洛斯

　　平心而论，苏格拉底的论证并不算完美，哪怕他已经成功了驯服了珀洛斯。他的论证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珀洛斯本身对于正义的关注。换言之，更像是一种随方现色，随说随扫。毫无疑问，这段论证的结论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惊世骇俗，非但反常识，而且反直觉。若从“行不义是最大的恶”为起点，将最终得出来几个结论——1，僭主式的生活最不值得过，僭主的能力最小；2，行不义比受不义更坏，而行不义且不接受审判，则是诸恶之首。若将此逻辑推向极致，我们就会继续得到如下极端的结论：1，做坏事的人伤害了自己，因此对于不义的回应应该是同情；2，因为惩罚可以改善不义，因此向敌人复仇的最好方式是帮助他逃脱惩罚。

　　很快，卡利克勒斯，这个坚定的“哲学生活的坦率批评者”，加入了战局。他将说出“欧洲文学史上最为雄辩的非道德主义说辞”。他们的最深层的分歧注定是无法弥合的，苏格拉底的论证将面临着最激烈、最深刻、最顽固的抵抗。

　　苏格拉底vs卡利克勒斯

　　我们可以看到，对话几次被迫中断，苏格拉底甚至一度需要“一人分饰两角”才能继续完成论证。卡利克勒斯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与不屑，轻蔑与傲慢。他肆无忌惮地嘲讽苏格拉底的“天真与愚蠢”，斥责其为“不像男人的”“该打的老家伙”、说他的生活只是“尸体与石头”。然而，苏格拉底始终坚定不移地与哲学站在一起，他哲学的一贯性是他保持内心强大的来源。 他不仅坚信卡利克勒斯口中的“颠倒生活”就是良好的生活，他甚至不畏断言，“他，也许是雅典中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任何对雅典民主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明白这句话将给雅典民众的意识形态带来怎样的冲击。在民主制中，公民通过参与城邦演说确认其作为公民的基本身份。而苏格拉底式的哲学论证，是一种“成员不会超过两个的理智共同体”，它永远尊重个体性，要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人参与与互动，而非那种普适性的、面向大众的“炫示演说”，这或许接近了真理，但也必然远离了政治。 在故事的尾声，苏格拉底向卡利克勒斯转述并解释了一则关于死后审判的故事。他坚信死后的审判，所以努力保持灵魂的纯洁性。修炼正义与其他德行，才是良好的生活。 卡利克勒斯默然。他无法用演说术驳倒苏格拉底，所以只能信服。可他真的就此被说服了吗？故事外的我们，不得不联想到苏格拉底的结局。 《申辩》里的苏格拉底如是说：“我很难赢得，不是因为缺少语言，而是因为缺乏勇气与无耻，我不愿对你们说那些你们最喜欢听的话，我不哀悼，不悲恸……” 在《高尔吉亚》的故事里，他把高尔吉亚这样舌灿莲花的演说家与卡利克勒斯这样巧舌如簧的顽固分子都驳斥得无话可说，虽然他们未必就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他的道德哲学。而在《申辩》里，难道他的论辩就不够鞭辟入里、就不够说服资质更平庸的雅典民众？ 或许，在雅典人的眼里，一个“理直气壮、无懈可击”的苏格拉底固然可敬，却远不如一个支支吾吾、但懂得曲意逢迎的莫勒图斯更可亲。 苏格拉底并非别无选择。他并非不清楚在这样生死攸关的场合选择这样的论辩方式会有什么样的风险。他也并非不擅长言辞，此外，据说他的好友吕西亚，一位书写申辩辞的专家，曾主动要替他写一篇申辩辞，却被他拒绝了。只是对大多数人来说，法庭辩论的目的就在于取胜，而对苏格拉底来说，他只在乎真理。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选择——“我宁愿选择这样申辩而死，也不选择那样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