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的作曲之路

　　莱昂纳德·科恩说，自己总是轻装上阵，手边有什么乐器，就用什么演奏。他用一把吉他就能扫出简单的和弦（还希望自己能够弹得更好），用一两根手指轻敲键盘就能成调。他还拥有一副“金嗓子”；每每从绝望中抬起哀伤的眼睛，他都会插科打诨。他原来在一个小合唱团唱歌，团里要求他把唱歌音调抬到最高。可他本就是低音炮，抽了几十年万宝路之后，嗓音就更低了。

　　在科恩看来，自己写的歌也没有什么想法，有的只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鲍勃·迪伦（Bob Dylan）、 琼·贝兹（Joan Baez）等一众反抗时期的歌手一样，科恩歌唱民主，歌唱毁灭，歌唱那如同暴风雪般暗淡凄凉的未来，歌唱人心不古的世界。在那个世界当中，他就像困在电线上的鸟儿，怀抱着对自由的渴望，挣扎着。但受本能所驱，他创作的歌曲都与女人有关。他在歌里写了苏珊娜，这个女子带着科恩来到自己的河畔小屋，拿出大老远从中国带来的茶水和橘子款待他。

　　她自然有些疯疯癫癫

　　但你却因此执意留在她身边

　　这里的“反抗时期”指的是上世纪70年代，当时在美国有大量反对战争、争取女性权益的游行示威活动。

　　他的歌或关于玛丽安。她来自挪威，是科恩的缪斯女神。正是因为这个女子，伊兹拉岛熠熠生辉四年之久。但她试图用精巧的蛛网、灰色的衣夹和栀子花把科恩的脚踝绑在石头上，所以科恩不得不挣脱：

　　我爱你在每个清晨

　　我们的吻深刻且温存

　　你的秀发散落在枕

　　宛若金色风暴睡意沉沉

　　玛丽安，我们已走过长路漫漫

　　是时候再次放声大笑，是时候再次心碎恸哭

　　眼眸笑意，或清泪两行，都只为我们经历的这一切

　　在生活当中，科恩邂逅了另外一位苏珊娜，并与之育有一双儿女。但他对家庭生活极为反感，唱到“厨房”时，科恩总是几近咆哮。他就像个吉普赛男孩或水手，更愿意一睹那盛世美颜，徜徉于烟花之地，流连于凌乱的旅馆床榻之间。

　　吟唱在后，词藻在前。科恩家境殷实，他的家族在蒙特利尔修有一座犹太教教堂。他坐在教堂的第三排，陶醉在慷慨激昂的演讲中。圣歌的旋律也似乎散发着无尽光辉。然而，加拿大就像是一头奄奄一息的野兽。虽然反感那里的冰雪与偏狭，但他还是会不时回到蒙特利尔，最终也葬在了那里。

　　在35岁左右时，科恩已出版了两部小说和四本诗集。他也曾披着雨衣，在灰青色的欧洲大街上漫步，满脑子都是洛尔迦和乔伊斯的诗作。不过，这时的他还在挨饿。接着，他一展歌喉，名利双收。虽然没有红极一时的唱片，却吸引了数十万听众。在1970年怀特岛的嬉皮士音乐节上，60万听众就像是黎明前的黑暗中醉醺醺的萤火虫，遵从他的指挥，将那一根根火柴点亮。与火柴一同闪耀着的还有命运的火焰。《歌之塔》里的他每天支付房租，但27位天使早就将他捆在桌上。本句节选自科恩的作品《歌之塔》，此处直接套用歌词翻译。

　　然而，科恩却视名利如粪土。他品味节制，身着老旧又不失优雅的套装，有时候就睡在稻草褥上。为了安慰朋友，他会在喝咖啡时为友人放声歌唱。他对现场表演心怀恐惧，无论是大剂量的甲基苯丙胺，还是大口的拉度酒庄，都不能帮他克服这种恐惧。创作歌曲往往耗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登台表演的意义也越来越小了。从青年时起，科恩就在寻找神示，寻找一个能带他找到神示的大师，带他逃离无用而颓废的自我。1984年，他在《诗篇》的基础上创作了《宽恕之书》，书中的他要把歌声传到荒原之外。他想让自己的歌声传到上帝的耳里，除了“哈利路亚！”之外再无其他声音，就像大卫一样，尽管迷恋拔示巴沐浴时的身体，依然通过弹奏竖琴感动上帝。为此，他在心中铺平了道路。

　　犹太教是他的精神家园，但科恩也自由地从其他宗教中吸取营养。他探索着其他的救赎之道。在他的歌里，天主教基督像他自己一样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饱受折磨。1993-1998年间，他想要保持沉默，于是皈依禅宗，带上必不可少的咖啡机去了加利福尼亚的高山上，到海拔6500英尺的地方搭了间棚屋生活。他就在那里过上了和尚般的清修生活，写作、抽烟、铲雪，在梦中和巨大的云姑娘嬉戏喧闹。后来，他下山创作了《布吉街》，确信自己并无慧根。

　　他的音乐会更像是祷告集会：2013年，他最后一次站在世界大舞台上，演唱时双膝跪地。他仍对上帝怀有怨念，因万物混乱无序而大声怒吼：如果上帝是发牌者，那他便已出局。然而，科恩也能保持平静。也许他已年老，但他戴着整洁时髦的灰色软呢帽时依然相貌堂堂。他对即将到来的命运也毫不畏惧。这个夏天，他安慰在远方即将辞世的玛丽安，告诉她如果她伸出手，便能碰到他的手，因为他将紧随其后，与她共赴黄泉。他学会了和亚伯拉罕一样，唱出“我在这里”；他也学着接受自己最看重的歌——也是他最伟大的歌——永远不可能完美。因为万物皆有缝隙，而阳光正是从缝隙间照进来。

　　愿人人活得其乐

　　愿人人死得其所

　　亲爱的，

　　亲爱的，

　　我们一别待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