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意义(4)

　　恰巧那天，我负责“干巴巴”的区域，很明显工资会很低。他们分给我一个看上去就要坍塌的街区，破旧的院子周围到处是生锈的网眼栅栏。定额是120美元一天。当晚上九点半货车来接我的时候，令沈经理惊奇的是，我居然赚了240美元；一小排票子整齐地夹在我的写字板上。

　　我把写字板举起来，借着大货车微弱的橘黄色灯光问沈经理：“这样可以了吗？”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说：“嗯，很好。”那天以后，我被委派到更富裕的街区，我的工资也持续上涨，经常一晚上能达到几百美元。

　　原本我并未被NYPIRG（纽约公共利益研究机构）所看好，因为即使那些最娴熟、最善于交际的人在经过多次拒绝后都不得不退缩。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我成功的传闻很快传遍了整个办公室：“莉斯喜欢这种环境”，“她得到过最好的训练”，“她可能没来这儿的时候就经验丰富了”。

　　这些传闻都不真实，我成功背后的原因很简单。我不仅常挨饿，而且又没有暑假。我的目的就是要节约每一美元，等到入校学习不得外出工作时，我也能够度过那漫长的日子。第一次，我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了一个更大的目标：走出贫民窟——那个我出生的地方。这就是我的底线.

　　我还有一种难以企及的渴望，这与全新的环境有关，与我在那些富人区经历过的繁忙有关——在无尽的沙砾车道上停放的汽车，阳光下绿树成荫的街道里骑车的孩童们……当我举起写字板背起装得满满的书包的时候，当我偷偷体验他们的生活的时候，我所津津乐道的是：从他们小屋里跑出来的空调的冷风，正肆无忌惮地凉爽着我的脸颊和臂膀。令人激动的是，我所看到的人们的生活完全不同于我熟悉的模式。我渴望拥有同样的生活，这深深地激励着我。

　　选择希望

　　我知道面试的问题一定与我的申请有关，他们要我描述我所克服的一次困难。因为我已经年满18周岁，再也不受儿童福利的监管了。我在给《纽约时报》写申请的时候，写到自己无家可归，毫无保留。

　　在面试中，我说了更多申请上没有写到的情况。我告诉那些作家、编辑，戴着看似名贵的手镯和领结的西装革履的人们，告诉他们有关父母的情况，告诉他们学院大道，告诉他们妈妈卖感恩节火鸡，告诉他们我靠朋友的救济生存，在楼梯间睡觉，还告诉他们有时候我会挨饿，有时会从多尔那里弄点吃的。屋子里变得静悄悄的，一位打着红色领带、戴着眼镜的男士将身体向前微倾，打破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