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官场小说看闲人
晚清文学家姚燮曾用大某山民的署名来评论《红楼梦》，其中一条指出了闲人现象产生的原因之一，他说：“差轻人多，则人浮于事矣。”大意是差遣的大多数人只做少量事务，以致人浮于事。古代官场有其时代局限的特殊性，制度的漏洞、管理的缺失等原因，造成历朝都有不胜枚举的闲人现象，从晚清官场小说中，我们可窥一斑。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在两个时期的诗句中提到“闲人”，一是在他初入仕途时，在忙碌中感叹美景无人欣赏，只是因为闲人少，“莫言无胜地，自是少闲人”;二是在他晚年，自嘲“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像白居易这样因上了年纪，自身精力大不如从前，从而乐得做个“闲人”的人，在古代官场中并不少见。
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里有个徐大人，也是上了年纪，耳朵不太好使，有事的时候就算真听见了，也一概装没听见。他坐在官位上就整日琢磨养生，诀窍摸索出两个：不动心，不操心。但凡遇到朝廷有急事难事，就优哉游哉地借口年纪大了，不如年轻人能干事，示弱道：“让我老头子休息休息罢！”
徐大人当过军机大臣，这个职务需要经常见皇帝，可不好“划水摸鱼”，但他有自己偷闲的方式——“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无论上头说什么，他都用标准答复“是是是”“者者者”混过去，久而久之，上头也不怎么管他了，把事情交办给别人去做。同僚将这些看在眼里，给了他一个“琉璃蛋”的外号。
不过，讽刺的是，正因他闲，其他有点野心的同僚刚好专权，结党营私或排挤打击都算不到他头上，他点个卯就下班回家喝喝酒、抱抱孙子。
晚清官场与以往其他朝代相比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在被迫融入世界的局面下，有人想到国外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混个闲职，也有外国人来中国官场拿着薪水当个闲人。
文学家吴趼人所著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个叫叶伯芬的人，原是侯门郡马，混迹在京城官场，“学了一身的京油子气”。他本想靠做大官的大舅爷照应，谁知这个大舅爷是个严正君子，不仅不肯在仕途上帮助他，还批评他纨绔气太重，除应酬外一无所长。叶伯芬四处谋官都不顺心，见大舅爷要到国外做钦差去了，以为亲戚在万里重洋之外或多或少会照顾一二，就算参赞、领事之类的官职混不上，总能混个随员，便跟随而去。
谁知辛辛苦苦到了国外，大舅爷并没有给他好脸色，只说我这地方小，住不下闲人也不允许衙门里有半个闲人，你还是趁早回去吧！大舅爷怎么也不肯给他个一官半职，叶伯芬“急的要哭出来，又是悔，又是恨，又是恼，又是急，一时心中把酸咸苦辣都涌了上来”，最后只好灰溜溜地回了国。
叶伯芬没能在外国当上闲人，却有外国人在中国以顾问的角色成功过上了光拿钱不做事的日子。
《官场现形记》里有一个山东巡抚窦抚台，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外国人打交道颇多，往往一天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光忙着接待外国人。有人见他疲于应付，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聘请一个外国人来与外国人交涉，还能帮衬别的事务。谁知等外国师爷“喀大人”走马上任后，窦抚台反而被气得够呛。
原本有一件命案，窦抚台吩咐喀大人去办，喀大人推辞称对中国刑名没有研究，还是得请老爷自己办，这个理由窦抚台姑且接受。不久，朝廷又安排了新政，要求练兵、办警察、开学堂，窦抚台心想这些喀大人总该懂了，结果喀大人又说：“这几件在我们国家都是专门的学问。即以练兵而论，陆军有陆军学堂，水师有水师学堂。就以学堂而论，也有初级，有高级。我不是那学堂里出身，不好乱说。”这下窦抚台也不再强求，将新政都委任给本省司、道分头赶办。而喀大人呢，也拿着薪水终日清闲无事。
但不久后喀大人还倒打一耙，说窦抚台请了他来却不给他事做，众人都看着他清闲度日，会以为他无能，损害了他的名誉。喀大人要求窦抚台赔偿他一整年的薪水，窦抚台只好自认倒霉，用钱了结了这件事。
像叶伯芬那样的人，是真的想当官场闲人吗？其实以他为代表的部分人想当官场闲人无非是打算先获得官場敲门砖，等心里有底了，闲空个一年半载也不打紧，有机会还是会拼命攀爬，也就是当时所谓的“闲官忙做”。后来叶伯芬甚至扶摇直上，升到苏州抚台。而徐大人这类的要么是年纪大了无心政治，要么是对现状十分满意，不需要再努力了。如此看来，究竟是徐大人这样真正的“闲人”危害大，还是叶伯芬这样想先当“闲人”后再钻营奔竞的危害大，倒也很难说清楚。
闲人大量存在的原因除了官员自身的问题外，还有官制、官场风气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面对大量的后备官员，用谁或是不用谁，上级往往有很大的选择权。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晚清某些时期对年轻官员的任用过于谨慎，结果导致大量年轻官员成为了“闲人”。
相传，清代道光年间，在一段时期里各省督抚对于吏部选送的年轻干部尤其排斥，经常寻找各种理由拒收或将其闲置。原因之一就是不久之前有个年轻官员的表现，着实让他们怕了。
流传的故事里，这个年轻官员23岁时就出任江西星子县（今江西庐山）知县。他没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无畏，也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意气风发，反而扭扭捏捏甚至不肯坐堂理政。家人催促他办公，他吓得大哭，“数月之间，滞狱如同山积”。最后他是如何升堂的呢？是他的夫人骗他有客人到访，待他整理好衣冠来到大堂，夫人便命人撤去屏风，等候多时的衙役传呼：“大人升堂了！”被赶鸭子上架的知县这才不得已开始理事。
这个年轻知县一时成为官场的笑话，大概鉴于此，许多官员更愿意重用有经验、有能力的熟手，再不愿花心思和精力去培养新人，这也就造成了部分年轻人刚刚踏上仕途就提前步入了闲置状态。
晚清还独有一种候补文官制度，指的是官员有官职而无实缺，以署缺和差委的形式在中央、地方从事各项临时和差遣性事务，美其名曰“历练”。由于数量庞大，他们被委任差事的机会非常少，绝大部分时间都赋闲在家。赋闲时，除了每月逢二、五日或逢三、八日的几次衙参，几乎与官场公事都没什么关系，谈何历练？
有的官员在候补期间会四处奔走活动，或苦读诗书准备科举，也有像谭嗣同一样著书立说的，但更普遍的是“群居无事，则酒食征逐，甚至赌博游荡，无所不至”。正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他们失去了向上的动力，锐气大减，这种不能进不能退的尴尬处境，让他们不由得感叹“无味功名，恰如鸡肋”，极端情况下，自寻短见的也不少。
清朝也比较重视通过考核裁汰冗官闲人，以期鼓励真才，让官员“皆能亲身治事”，并指出考核的重点是，招录人才“不得视为调剂闲员之举”。只是时松时紧的考核制度并不能有效消解官场的闲人。
历朝也都曾有人主张通过收窄入仕通道限制官数，比如取消捐纳制度。为了减少冗官，咸丰、光绪年间朝廷都曾下诏停止捐纳实官。然而此时冗官现象已经尾大不掉，三五次的诏令根本于事无补，更何况为了筹措军饷，捐纳往往停了又开。
于是还有人提出加强对这些闲散官员的培训。如1892年湖南巡抚吴大瀓创立课吏馆，以培训和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候补人员;清末新政时期，中央和地方也都建立了专门学堂，但在当时大环境下，最终呈现的效果也可想而知。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