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经典读后感10篇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是一本由费孝通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0.00元，页数：50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一)：婚姻原理，以及你为什么要相亲

《生育制度》，起源于费正清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开授的课程。据“代序”（潘光旦《政学罪言》1948年版）里介绍，该书讨论的是，围绕种族延续而延伸、派生出来的一系列保障措施。
读完该书的最后一页，合上。我在想，如果旁边坐着一个她，我该如何向她介绍这本书呢？这本书，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将你的引向极端的理性。特别是关于“爱情”、关于“婚姻”方面。“婚姻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家长里短，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种族的延续。”这就像在问，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不过，答案比“42”长得多。
为什么要“门当户对”？
为什么异地恋是个巨大的考验？
为什么会有“重男轻女”现象？
为什么要相亲？相亲的利弊是什么？
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严父慈母”？穷二代娶了富二代会发生什么？等等。
越是读到末尾，越是感受到作者研究治学的细致入微。这本书如榕树的气根一样，缓慢、义无反顾地、曲折地钻进地下。如果说《乡土中国》是带你到帝国运行的齿轮、活塞里去游历一番。《生育制度》则是带你到齿轮、活塞等部件设计制造工厂的深处去一探究竟，甚至带你读取工程师、设计师的思想。
《生育制度》开篇就毫不含糊地以“种族延续的保障”作为第一章的标题。“本章就是要回答：人类为什么要延续他们的种族？只有回答了这问题，才能说明生育制度的功能是什么。”作者辨析了“生殖”和“抚育”、论证“生育是损己利人的”。一、人的基本需求是生存；二、单个的人类非常弱小；三、组成社会才能生存。那么，结论就是，生育是为了维持社会的分工合作。然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合作是困难重重的。于是，需要一个制度来培训懂沟通、会合作的人类。语言是主要的一环，它作为最重要的象征体系，制约、克制人类的动物天性，使我们能够“推己及人，用自己的感觉来推测别人的感觉”。
那么，如何才能训练出这样的人呢？需要有长期的教育。作者在这里，岔开话题，谈论了另一个问题，从生物学、外国土著人类研究学说说明，只靠雌性就可以抚育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父亲其实是个跑龙套的。作者从生物学上的本质区别、社会分工的角度，说明男女两种人类的区别。而人类延续的基础就是分工合作，要训练出符合“分工合作”要求的人类，就必须让父亲加入抚育的队伍。使人类成为社会人。然后，人类再利用分工合作的强大力量，繁衍生息。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深入，原先的父母的一部分抚育职能已经被学校取代了，被大众媒体取代了。所以，那种“单亲家庭出来的孩子与众不同”的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但并不是说，社会机构已经能够完全取代父亲或母亲。话又说回来，有时候，学校、媒体是强过一些不合格的父亲或母亲的。
文已至此，已经充分说明了，异地恋的前景堪忧、夫妻两地长期分居对小孩不利。那么，婚姻的意义呼之欲出，“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于是这一部分的小标题是“结婚不是件私事”。
“有很多地方，配偶的选择并非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而是由他们的家长所代理。我们自己的社会中的旧法就是这样，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但我们也得承认，配偶的选择从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自由的。”
由于婚姻牵涉很多人，而男女双方生理、心理倾向不总是相符合。也就是说，违约风险很大。单靠法律还不能解决问题，为了维持双系抚育，把其他经济关系等渗入婚姻关系中，扩大向婚姻关系负责的团体。也就是说，设立抵押、人保、财产保证。“使夫妇间的联系加强，即使一时感情失和，每会因牵涉太多，不至离异。”更有进一步加保险的，即引进宗教，将其神圣化。
我们在外部加装了这么多道保险，其实还是有分裂的风险的。要达到高度契合，“只有相近的教育和人生经验中获得”。这的大概是就相亲学、媒人学的理论根源吧。在原有的抚育团体内找对象，就是内婚。在另一个抚育团体内找对象就是外婚，内婚，不利于基因的优化，不利于扩大家族势力范围，尽管内婚有万般好，但外婚渐渐成为主流。因为外婚的优势更加大。
作者时不时自带“官方吐槽”。“我以上所说关于择偶的话，听起来似乎太偏重了社会的安排，在渴望婚姻自由的人不免会发生反感。”确实，在社会分工到一定程度的今天，婚姻的抚育职能正在“外包”出去，婚姻的传统功能正在弱化。那么延续自古代的那一套，在今天应该重新审视。也就是说，“门当户对”、“有相似的教育、人生经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古代，夫妻有两项职能，一是抚育下一代，二是自身的感情愉悦。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古代，夫妻的大多数精力都耗在第一项职能上了。由此导致夫妻感情淡漠，不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脑洞大开的古人，也是想要解决这一矛盾。他们设计了“中表婚姻”（和远亲结婚）、“童养媳”。
“夫妇之间能够相处 ，在我看来，是决定于两方面；他们以往的历史里是否具有相互能了解的底子，和他们既已共同生活是否有相互熔合的意愿。前者靠社会的安排，后者靠两人的爱好。所以社会合理的安排和夫妇的恋爱是相成的。若是把恋爱训作两性无条件的吸引，把一切社会安排置之不顾的一往情深（这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社会事业），婚姻也必然是这种恋爱的坟墓了。真的坟墓倒还安静，恋爱的坟墓里要求一个安静的生活也不可得的。”
作者聊完婚姻，开始聊抚育。“把理想自我转渡到孩子身上去，固然有放卸责任的危险，但是在相当的范围之内，也正是抚育作用所需要的。”
人口问题的对策。“除非在经济上谋改革，人口消长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众多是症候，而不是病源。”
如果你是穷二代，娶了富二代。很可能需要略略地思考一下这么个问题，这个富二代的爸爸的财产将来会流向何方？是流向他的儿子，还是流向 他的女儿（即你的富二代老婆）？在书中的“单系偏重”一章，可以找到参考答案。
这里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从整个家族的利益来说，将家产平均分给每一个孩子，再这样一直均分下去。最后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点家产。但如果“集中力量办大事”，却可能带动整个家族的兴旺发达。
关于家产的流动，文中有个专门的名词，社会继替。继替的不只是家产，甚至还有权力。特别是权钱可以交换的世界。
看完此书，家族里的、被我们熟视无睹的运行规则，开始显现出来。对长辈、晚辈 的各种称谓，暗含着社会运行的潜规则。这本书可以当做是《婚姻原理》一类的书籍。读一段，回想一段逢年过节那些喜闻乐见的镜头。回想一段身边的婚姻的分分合合。再读一段。
当前的社会状况充满着众多的错位。时而跑在社会经济前头的思想观念。时而又落后。既没有抛弃旧的那一套的魄力和力量，又不甘放弃新的思想。同时还要忍受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也行就快有答案了。也许就在我即将要读的《乡土重建》（费孝通著）里第42页。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二)：分析《乡土中国》中的“差序格局”一词　　 　　　　　　　　　　　　　　　　　　　　　　　　　　　　　　　　　　　　　　　　——读《乡土中国》有感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时的讲义，这本书产生的原因，是他想打开一些还没有人闯过的领域，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乡村社会学产生的标志为加尔平所著的《一个农业社会的解剖》。费孝通是理论的最大贡献者。他是中国乡土社会学的奠基人。《乡土中国》中的概念，譬如“差序格局”，受到了他的老师潘光旦先生，与明恩溥《中国人的素质》的影响。
　　后代乡村社会学家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费孝通的思想。他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新概念，为后来的乡村社会学家所使用。“差序格局”一词，是社会学中的重要概念。后人对乡村社会学及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承继了费孝通先生的学术脉络。
　　与潘光旦所著的《明伦新说》、《说“伦”字》等文章相比，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差序格局”这一概念。潘光旦提到，“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费孝通明确指出，“以“己”为中心，象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差序格局》这一章不是凭空而出的，结合了《乡土本色》里对中国与美国乡下的分析。也与后面的几章有着或远或近的联系。“差序格局”是属于整个乡土社会，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概念。差序格局相似于水波纹或蛛网状，以个人为中心，以亲疏远近为衡量，是私人的联系。这也是礼俗社会（熟人社会）形成的原因。家族企业、官员中子承父业、委托熟人办事等现象，是礼俗社会的表现。中国自古以来纯粹的乡土社会与农业地域，导致了以工商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西方的不同。西方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为团体格局，不同于只因为地域和血缘结合的礼俗社会，是因明确目标而结合在一起的法理社会（陌生人社会）。每个人不是以自身为中心划分身边的人，而是属于一个个不同的团体。西方社会的每个团体有明确的界限，很少有中国“攀亲戚”的现象。团体内的个人生而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团体利益，团体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这也是西方人独立精神的来源之一。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乃至《乡土中国》整本书的许多概念，都已经被普及了，很多关于中国社会现象的社会学书籍，或多或少的都离不开费孝通提出的概念。这也证明了《乡土中国》这本书在中国的乡村社会学与社会学中所占的地位。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三)：《乡土重建》，1947年的一剂药方

城市里的居民，回看乡村，似乎总是带着柔光镜，似乎总是觉得“乡村很美好”。那么乡村真是那么好么？久居乡村，几乎每次见到城市里来的游客，他们都是在感叹，“乡下的空气真好，乡下的蔬菜真好、乡下的天空真蓝……”然而，他们并不会在这里久留，特别是当他们知道最近的超市在十几公里之外、方圆几公里没有WiFi信号，连手机信号也不是很好、最近的大医院在六十几公里之外、最近的城市综合体在八十几公里之外、最近的加油站在几十公里之外……乡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青壮年被城市吸走了。一个社区里，缺少了年轻人，气氛就会变得有些微妙。我至今想象不出，就在十几年前，乡村里还是人声鼎沸，挤满了年轻人。那会是怎样的场景？当大家聚在一起商讨乡村建设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怎样的？还是那种只顾眼前利益、缺乏远见、只要“眼前、立刻、马上、现金”的小算盘吗？
当前的一些乡村里，管理者都是“民选”的，照理说应该很有希望了。而实际却是管理者缺乏监督。为什么缺乏监督。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监督者缺位。监督者为什么缺位？都外出务工了。又因为很多乡村单位根本没有资金，办不成什么事，监督者们觉得监督与否，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无关，又放弃了一部分职责。有些人大概不会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大力推广“民选”，在广大的乡村，只有大家族的人才能当选。大家族的凝聚力，在乡村干点事业，没有人支持是绝对干不成的。即使那是利国利民的丰功伟绩。那么，大家族的人会不会“突发奇想”，选个能干的陌生人呢？也不是不可能，除非那个人真的能代表乡村，为乡村谋利益。又回到开头，需要有真正的自主管理权、选民要有长远打算。
车轱辘话，翻来覆去地讲，我发现我还是不能理出个头绪来。我陷入了沉思。乡村建设，千头万绪，环环相扣。单是从旁观察，就易使人眩晕。所有因，似乎都是果。所有果，似乎都是因。若要拟定计划，着手实施，更让人沮丧了。因为你会发现你是在和一个习武多年的老手过招。多年是有多久？上下五千年。当下，即是历史。要变革当下，意味着要变革过去。这和国骂有异曲同工之妙。你实际是不能改变过去的。但逻辑上来说，你必须改变过去才能改变当下。于是你陷入举步维艰的愤恨之中。是，我是个普通人，所以才陷入愤恨。如果你是个社会学家，大概能化愤恨为动力写本书出来吧。
费孝通在1947年前后写下《乡土重建》，深入剖析当时中国的乡土面临的问题，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为“渐渐陷入瘫痪”的乡土中国开出一剂药方。
1947年的中国，抗战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原本脆弱的农业经济经战火的摧残，奄奄一息。如果这个战争发生在1840年以前，乡村经济还能慢慢恢复。就像几千年来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战争那样，尽管给经济以重击，却未伤及根本。1840年之后，西方国家将一根根管子插进中国的乡村，超负荷地吸走了农产品。抛给中国乡村精美的工业品，将传统手工业彻底摧毁。
“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发生科学，决不是中国人心思不灵，手脚不巧，而是中国的匮乏经济和儒家的知足教条配上了，使我们不去注重人和自然间的问题，而去注重人和人间的位育问题了。”
“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加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的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以接受，进入歧途。”
由于农产品的特性，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条单向的输送链条，产品只能由农村向城市输送。而城市里的工业品，由于其价格和用途，农村既消费不起城市所提供的各种服务，也没有消费的需求。那么农村视乎掌握了城市的命脉呢。其实不是这样。城市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以及经济的日趋自由化。摆在城市面前的输送带数量庞大。主导权掌握在城市手里。而农村，由于其产品受到地域、气候、季节的制约，与世界自由贸易链条存在隔离，只能依赖城市的贸易功能。所有产品只能通过城市进行贸易。“这说明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乡村和都市（包括传统的市镇和现代的都会）是相克的。严格说来，都是都市克乡村。”费孝通的研究发现，在抗战中，乡村和城市被战火隔绝，后方乡村有过一度喘息的机会。
对比当时的西方世界。西方世界，危机来临，如炸药爆炸，猛烈而突然。作者的观点，东方世界如果危机来临，是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式蔓延。渐渐陷于瘫痪。因为中国底层民众能够容忍不断变差的生活质量，在艰难中努力维持。直到“灾荒”降临，包括天灾和人祸。逃灾荒，是我国人口迁移的经常性原因。据汉丁顿对中国民族性的研究，“慷慨的，有同情心的人不容易不顾一切地就道，结果是被淘汰了。身体弱的，不容易适应别地水土的人在路上死了。留下的是代表着我们民族性的一辈肯低头、自私、不健康却也不容易死的难民们。”由于战争，小农们渐渐离开土地，一再误了农时，长期停留在不生产的状态中。
“目前对于社会上普遍的贪污无能的现象有两种看法。一部分人认为这是‘人心不古，道德堕落’的结果。他们把这罪恶归咎于若干豪门，希望有几个当代的‘包龙图’那种铁面无私，明察秋毫的传奇人物出现，只要把这些‘老虎’开了刀，或是退而求其次也得杀几只鸡给猴子看看，吏治就会澄清，行政效率立刻会提高。这自是大快人心之事，在心理上可以一新耳目振作起来。且不论传奇人物是否真有出现可能，即使出现了，偶然的斩了几个头，是否会像野火烧过了，春风来时，更成了荒草的一片沃土？”
另一种看法将其归结为文化和社会的问题。
古代中国的王朝经过多年的实践，有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上下沟通必须顺畅，上对下、下对上两条轨道互不干扰。筑起两道防线，一是“无为主义”。这是古代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他们明白皇权要么贪图享乐，要么励精图治。单说后一种，励精图治，就是行政权扩大。一个不受控制的行政权，破坏力堪比原子弹。那么，还是老老实实呆着别动吧。顺应农时，顺其自然，可能还有所收获。于是无为而治成为明智的选择。西方世界，有神权的传统，进入现代，神权式微，引入人造的宪法接管神权的职能。而东方世界，儒家思想还是和西方的神权一样发挥作用，而且老当益壮。这大概就是东方世界，宪法的地位和西方世界的宪法地位不可同日而语的原因。
第二道防线，高度地方自治。基层自治组织负责转化、软化来自上面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命令。当下层民众不买账时，不至于演变成打上面的脸。而是变成自治组织内部的矛盾。民众不服从的是基层自治组织。当下层民众对上进行表达的时候，姿态、言语等拿捏的不总是那么到位。有时有着不必要的傲慢、虚张声势、吹胡子瞪眼，基层自治组织则负责转化他们的语言、姿态，使之成为一种合适的申诉、汇报。解放前的保甲制度摧毁了下对上的轨道。第二条防线也随之冲破。上下直接接触，硬碰硬。
原有的轨道，在上下之间起润滑作用的是绅士阶层。他们是可以有自己的立场的。一旦放弃地方立场加入行政系统。就成了铁板一块了。新的机构不能利用原有的自治机构推行公务，而旧的机构已经寿终正寝了。青黄不接间，基层政务僵持了，行政没了效率。上令出台是容易的。具体实施却是困难重重。简单来说，就是上面，基层组织已经不能指挥民众去做什么什么了。既不能强硬指挥，思想工作也是苍白无力的。基层民众偏就不配合，“你能奈我何”。确实无能为力。于是，公文停留在基层机构里，走不出来。“基层行政的僵化是因为我们一方面加强了上面的职能，另一方面又堵住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我们似乎有意无意地想试验政治单轨制。一个历史上从没有成功过的方式。”
如果上面出台的政令，恰巧是下面所急需的。无疑会较为容易实施。那么上面的政令如何能够恰如“及时雨”呢？首先，沟通渠道要通畅。不能是个人代表个人私利进行对话。而应该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证明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
城市不但吸走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也不例外。农村缺少人才。这不是最近才有的问题。费孝通的观察，那时的知识青年也面临着“回家难”问题。大学培养的人才是为工业社会量身定做的。乡村自然是没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费孝通形容那是“洪流冲洗下的中国”。
费孝通的药方是什么？推行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由于农业的季节性，一时需要大量人口，一时又有大量空闲人口。造成环境压力，造成人口外流。那么就近发展乡土工业。把人口固定在周边。农业，工业可以相互扶持。发展资金从何来？地主阶层。费孝通煞费苦心地为地主设计出路，试图说服其放弃食利，把资本贡献出来。他大概不想发生流血革命。儒家对于农业是有着极为透彻的观察的。儒家学者深知，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力极为落后，经不起折腾，绝不能够“杀鸡取卵”。于是，儒家极为提倡节俭，脑子正常的地主也奉行节俭持家的理念。在灾荒年份，还出量赈灾。毕竟，正常的农场主不会坐视家禽饿死。那时候，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四)：在这里读懂中国

　　一、乡土中国
　　曾经在南方周末上读到过台湾作家桑品载的长篇回忆，自己在为母亲买药的路上被强征入伍随即送往台湾，直到多年后一位移民南美的同乡回大陆探亲后绕行台湾，才为他们这些飘零人带来了一份及其珍贵的礼物——家乡的泥土。他将这一羹勺宝贵的泥土分七次冲水喝下，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似乎理解到了他的感受但却又一时难以言明。
　　“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时隔几年我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里再次读到这一幕，担心孩子头次出国会水土不服的奶妈，在临幸之际悄悄将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到行李箱下，那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多么土气的行为啊，而也就是在这种看来“土气”的行为中，我感受到了中国，乡土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感受，其来源不仅仅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不仅仅是世界第二的GDP总量，甚至不仅仅是川流不息日渐衣着光鲜的国人，而更加深刻、更加触动我的来源于乡土中国，甚至要加上曾经二字了。
　　在这之前我曾认为中国变了，近百年的革命，半个多世纪的红色浸染，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飞速现代化，与曾经乡间炊烟袅袅一片安详的景象已经完全不同。但读过这几本书后，却不尽为自己的这种浅薄想法而尴尬一笑。中国哪里变了？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的都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了，但身边处处却依旧有乡土社会的习惯在支配着我们。过年的时候去亲戚朋友家串门，敲着门要进去的时候，门内的人问“谁呀!”这是我们的回答十有八九是一声“我！”，不需要通报自己的尊姓大名，脚步声、说话声、甚至气味都是我们的“名片”，甚至有时当我们以自己的大名来回答反而会显得客套与陌生，因为我们依旧还是那个熟人社会。
　　春节期间，一股争论在社交网络上抄的火热，在经历了“逃离北上广”后，很多重回老家的人们抱怨在二三线城市中处处都要讲人情、攀关系，于是纷纷抱怨要再次“逃回北上广”，因为毕竟那里机会更多，人情更少。这反映了传统中国的另一个特点，我们常称之为人情社会，人人讲关系、事事分亲疏。“差序格局”费先生用这样一个词语为他命名，“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得清清楚楚的柴，而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比孔子“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比喻更形象了一点，这这种传统观念中，“己”是一切的中心，我们讲“推己及人”、讲“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这都是一种从自身出发，根据与自己的亲疏远近为标准的形式原则，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扩大或缩小，这与受基督教普爱天下、甚至爱自己的仇人的观念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们的“差序格局”。
　　在中国，“兄弟萧墙”几乎算是最遭人反感的一种矛盾，村子里、社区里有了矛盾，首先我们想到的会是调解，而“闹到法院去了”则会被视为丢人、不肖。甚至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强调的也是和解，鼓励双方庭外和解而将宣判视为最后的选择。在这里，“无讼”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长期的教育已经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了内在的习惯，维持秩序的力量不来自于外界的强制，而是每个人身内良心。而这种“礼治”依旧是建立在传统的差序格局之上的，它原本并没有施行与一切人之上的统一规则，这多少与以个人平等主义为原则的“法治”相不合。我们常说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中国特色是一件极重要的事情，而将传统的“礼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相结合，又何尝不是同意重要的事呢？
　　二、家庭的痛
　　同样是在今年的春节前后，很多“奔三”的朋友们纷纷抱怨自己回家即被“逼婚”，父母急着为自己张罗婚事、计划早日抱上孙子。年纪大了就要结婚、结婚后就要生养孩子，继而把他教育成材让他再结婚生子，这成了一代代人固定的循环。爱情、爱好这些欲望之中似乎有一种巧妙的安排，为了种族延续，人们会有两性之爱；为了营养，人们会有五色之好。而对于这只亚当斯密口中“冥冥中那只看不见的手”，结构功能学派则认为它其实是文化事实，意思是人造下来教人这样想的。为了造成适合于生存的条件，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塑造、陶冶了我们的思想，如同马克思讲“物质创造了意思”你不可能追求自己从没见过的东西。我们自以为是是因为爱情、以为性欲而“自由”的结合，但那其实不过是社会为了种族延续而为我们安排的任务，是社会结构的需要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过是庞大社会结构中的小小一颗“螺丝钉”。在这里，即使最追求自由的人终究难以超脱拜托自己思维的束缚。
　　结婚之所以令青年人苦恼，大部分是因为它那复杂而繁琐的仪式，每个地方最光怪陆离、花样百出的可能就是结婚仪式。这仪式的最后都要包涵起缔约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间相互的权利和义务。而婚姻这件事之所以拖累这么多人，成为一件社会上很多人关心的公事，其用意无非是在维持婚姻的长期夫妇关系，即便夫妻一时失和，也会因为牵涉太多而不致离异。这长期而稳定的夫妻关系是抚育子女所必需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正式为了双系抚育，人才造下了这样多的花样。
　　小时候与父母的争执，常抱怨的一句话就是“你嫌我做不到，你自己怎么不去做！”而父母往往回答“因为我没有做到才让你去！”。这简单的争吵今天看来包涵着人烦恼的一大根源，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间的矛盾。将来，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将来在每个人的心头都是真实，他所担心的为了将来，所肯定的也是为了将来，可事实岂能尽如人意，白日梦又有几个到头来能成真。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就是因为我们在追求理想自我的路上总是迟了一步，总是能发现并不如意的地方。于是，如果我们胆敢把往事来重提，哪一件不能令人懊丧追悔？懊丧追悔又有什么用呢？“再来一次！”尼采的呐喊如何在普通人的生活里实现呢？于是子女便成为了父母理想的寄托，将自己过往生命中的残缺不足、懊悔教训，在子女的身上予以矫正。谁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肉体固然可以消失，而通过理想的一代一代寄托，父母的精神却可以在子女身上得以延续。做父母的经历了旧礼教的熏陶，于是也成为了旧标准的代表，握有社会交给他们的权力，要把自己的儿女塑造成社会所需要，更是自己所认为“完美”的样子。儿女则往往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血缘的羁绊，他无法像对待陌生人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心中的新理想、新思维又不允许他走向父母所在的旧制度。家庭的生育责任本来在子女成年的一刻便已终止，可二十年来的感情羁绊又怎么可能断开，于是这羁绊就只好在血与泪中被历史车轮所压过。
　　三、何处安身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到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由2011年的47.5%提高到51.5%，届时城镇人口数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数。飞速推进的城镇化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普及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政府治理改善和社会公平都有着积极意义。但同时，基层残破日渐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早在八十年前，费孝通先生便提讲这种现象形容为“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在我们传统的乡土文化中,人才是分散在地方上的(费先生和潘光旦先生就此问题对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做过统计分析)，乡间的人才并不会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乡,落叶落归根的传统为中国乡土社会保持着地方人才供给。这些人物即使跃登龙门,也并不忘本；不但不损蚀本乡的元力,而且将对于家乡的反哺看成是一种责任。因之,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长的时期,人才辈出的。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
　　然而这种状况在近百年间,发生了变质,即费先生所说的损蚀和冲洗过程。以前保留在地方上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从乡土中走出的人才已不复为乡土所用，在学校里，即使什么学位和技术都没有学到，可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却早已起了重要的变化，足够使自己觉得异与乡下人，而再也没法回去了。现有的社会结构下，并不需要这么大量的知识形大学生，而恰恰学术大学生的产量却越来越大。并没有机会给他们去利用新知识去改造社会、创造价值，于是不能从生产中去获得财富，就只好依靠权势去获取财富了。也因为于此，公务员热在未来恐怕只能是越来越持续下去。
　　贡生老爷已经不存在，洋秀才都记在城里，壮年们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弱病残的农村越发变得破败。城市化固然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同时如果忽视了城乡的有机联系，而只是通过吸取甚至榨取农村养分的方式来供应城市发展，那么城市变回成为整个社会机体的癌，病发的时候最终城乡一起遭殃。而这乡间经济瘫痪、行政僵化，都市经济恐慌和行政腐败的症状，恐怕早已经病发了。
　　中国的基层残破表面愿意是由于农村衰败而引起的，但如果深挖根源则绝绕不开资源分配不合理的问题。寄生性的特权阶层生存和繁荣并不是靠个体能力，而是靠着微妙的制度上的搭配。一旦环境改变，他们往往是最先被淘汰的，因此对于制度上的变革必然是厌恶的，保守性也特别强。期待特权阶级主动放弃权力，进而放弃那一整套生活方式，包括知趣和态度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如果特权阶层不自动的放弃特权，在和平的情势中获取另外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就将被迫放弃特权，在暴力的运动力没有赢家。这是《乡土重建》中曾提出的思考，但同样是对今天中国的思考。
　　结构功能学派，在这里，任何一种抽象的社会现象，社会活动，都如同手杖、工具、器皿等具体物质，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需要而存在的。并且每一个又都与其他现象都互相关联、互相作用，都是整体中不可分的一部分。在这里，个人也不过是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人的需求、人的思维都受限于此并以社会结构为转移。《庄子》中讲“庖丁解牛，目无全牛”，而今读过《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和《乡土重建》后，才真正体会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会。
　　 20130882 蒋越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五)：读后感

这书写得实在好。也好看！ 对于儒家“礼”的看法我个人是懵懂的，但看过的大部分文学作品正好是批判的多，更别提受了一些欧洲话语分析学的训练，所以自己在理念上多少不服传统教化。看这本书沉着地分析了“礼”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必要地位，并以"礼"和现代化转型相结合构成乡土社会发展的新图景，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我的理解还太浅，所以也不打算现在就去评判对与不对（我也没有能力提出独立观点。不过关于费先生的想法，书里也有不少赞誉和质疑）。 但也稍微分享一点细枝末节的感想:一是 赞美费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那份体察入微和亲切态度，我们文化里有许多迂腐很多人只晓得批判，但费先生深入到人的需求察觉社会结构稳定的条件，体谅了一些“沉疴旧疾”的存在，比起雷厉风行的铲除，他的解决方法看起来更呵护群体心理惯性。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他总要优先从结构的稳定考量，忽略了一些群体的委屈，比如说女性（从他的论述看来我猜有些委屈可能也是今天的女性才能注意到，过去就算受着这些委屈也没人觉得不妥）。我能理解其中的一些道理，但是也难不觉得心凉。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 乡土重建》读后感(六)：《乡土中国》，阅毕

为什么要读《乡土中国》？因为我正好一脚踏入中国的乡土。拿着漫游指南，为什么不借此一窥帝国的内部机械运行。如果你是个蒸汽朋克爱好者，一定很有兴趣。
在京东商城、亚马逊商城等网店的图书类别下，有一类图书被称为“社会科学”或“社科”。略微看看该类别下的热门书，十有八九都会发现此书——《乡土中国》。那么这本书是社科类图书咯。那么，什么是社科，什么社科类图书是关于什么的？该书的目录有：“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家族”、“男女有别”、“长老统治”等等。所以，社会科学就是关于社会运行的原理之类的吗？
在该书的后记中，介绍该书所收的十四篇论文。来源于费孝通在1940年代授课过程。作者是“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在作者下笔之时，社会学一词诞生还不过一百年。社会学研究什么、包含什么，是个复杂的，甚至有些尴尬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包罗万象，另一方面，早有人捷足先登瓜分地盘了。例如经济学、法律学、政治学等。这些学科同样广泛而深入研究社会现象。而且这些学科下面的分支所研究的内容千差万别。这个冒出来的“社会学”，就像是菜市场快打烊时才冲进来购物的家庭主妇。什么都想要，但似乎都名花有主了。所以，社会学曾有个绰号——“剩余社会科学”。
“政治学、经济学既已独立，留在‘社会学’领域里的只剩了些不太受人问津的、虽则并非不重要的社会制度，好像包括家庭，婚姻，教育等的生育制度，以及宗教制度等等。”
那么，社会学学者该如何工作呢？在该书的“后记”中，作者科普了这样一些知识。为了使社会学不至于空留一个名词，只能从两层上进行综合的工作：一是从各制度的关系上探讨。二是从各制度的相互关系上着眼，可以看到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社会学在这里可以得到各个特殊的社会科学所留下的，也是它们无法包括的园地。”所以，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社区分析）。
社区分析，初步是在一定时空下描绘某地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另一条路径则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
作者自己下定义，《乡土中国》属于社区分析第二步的比较研究的范围。“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
由此看来，该书分为两部分，一是中国的事实，二是由此总结归纳出来的特性。
那时候的中国，说起乡下人，定语是“土气的”。“土气”带有藐视意味。于乡下人来说，却是“贴切”。因为当时的乡下人确实离不开土地，也对土地有着狂热的信仰。无论是在草原，还是在西伯利亚，只要是中国人住下了，都要播种种子，试试看能不能发芽。
“游牧，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工业，择地而居，迁移无碍；种地，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不仅仅在人与空间上来说，在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各自保持孤立的圈子。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必多说，“打个招呼”就都懂了。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相互不熟悉，必须“空口无凭，立字为据”。法律由此诞生。乡土社会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是对人。
对物。追求的是“熟悉”。“从熟悉中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这于陌生人社会是极不适用的。于是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乡土世界里的人显得“不适应、格格不入”。土气一词，则添加了藐视的意味。
由于乡土社会里的人，传递信息依赖的是“亲历”“言传身教”“眉目传情”“口口相传”，认识世界也倾向于亲自触摸。也就是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存在，那个“东西”必须被感知到，乡土社会的人才会认同那个“东西”。文字，擅长于跨时空传播。而乡土社会的特性，传播信息不必求助于文字。“在定型生活中长大的有着深入生理基础的习惯帮着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节奏。记忆都是多余的。”这样的乡土社会中的人，言语就能“世代永流传”，要学习人生经验，问长者就够了。那么文字从何而来？原来，文字从最初就是庙堂性的。
那时的乡村工作者看来，乡下佬最大的毛病就是“私”。那时，苏州“美丽”的小河，就是中国的恒河，上游作为厕所的后花园，下游洗衣洗菜。生活其中的人丝毫不认为有“自制”的必要。为什么？这河是公家的。那就等同于“人人都可以沾一点便宜”，有权利而没义务。那时候的中国人在南洋商业界，成绩斐然。绝非无能之辈。公共领域却像是原始社会。作者有这样一个比喻，西洋社会在田里捆草，先是一把一把地捆，在将一定数量的“把“捆成扎。几扎再为一挑。每根稻草都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在西洋社会，这就是团体。团体的边界清晰。团体内的关系相同，等级之类的也事先约定。中国的乡土社会里，就是石头在水中退出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前者，平等观念，团体内地位平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宪法观念，团体不能抹煞个人。该观念预置了“团体”这一观念。后者，自我主义。以我为中心推出去的圈子，是可缩可放的。群己界限是相对的，模糊两可的。“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西洋社会，国家是一个超然于一切团体的，绝对的公领域。高贵团体可为国牺牲，低贱团体也可为国牺牲。“这是现代国家观念，乡土社会中是没有的。”乡土社会可以着手的，只有克己。“他们不会克群，使群不至于侵略个人权利。”
中国乡土社会基层结构为“差序格局”，西洋社会为“团体格局”。“团体格局”中道德是超然于个人之上的。只有在这“团体格局”里才有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团体的象征，神。似乎每个个体独立自主不能达到真正的平等。只有在所有人头上统一加一个主宰，这样所有人却平等了。看起来就像是所有人都为自由人时，都不能达到平等。给大家找一个共同的奴隶主，于是奴隶之间却达到了真正的平等。在美国，这个奴隶主是《独立宣言》。
“孔子的困难是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罩性的道德观念。”任何企图提出笼罩性观念的人，都会遇到“差序”“圈子”这类高手。这些高手将你的所有超然的观念统统化解为相对的观念。古人有骂贪官的，但当他父亲就是的时候，他还要代他讳隐。自己就是的时候，以“能干”自解。“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团体格局里，同类“兼善”。墨家强调“爱无差等”，孟子听了要吐血，骂他“无父无君”、“乱天下”。
乡土社会，可以无法，绝不可以无礼。送法下乡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似乎很有必要，因乡土社会不可能永远封闭，迟早要法来维持秩序；另一方面，由于乡土社会的特性，礼似乎更适合当主角。当然，在乡土社会，礼要发挥其最大作用，前提是，权威，族长还发挥作用。一旦族长弱势，则会陷入礼法都失效的困境。一方面礼已经失效，另一方面法仍然水土不服。不了解乡土社会的人，不能体会到什么是“礼仪之乡，法外之地”。法，要求的呲牙必报般的惩罚。这在人群密集的城市，不难。在人烟稀疏，交通不便的乡野。法，成了无牙的老虎。只是一纸空文。问题在于，礼崩乐坏已成既定事实。法律下乡还任重道远。于是，不容于旧伦理的人，却在法律上得到了保障。出现很多乡亲们不能理解的“坏人”，在法庭上却是无罪的。“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于是司法处在乡下人的眼光中成了包庇作恶的机构了。”
“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现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有横暴权力，也有同意权力，还有教化权力。最后者既非民主又异于民主的专制，所以用民主与不民主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社会，都是也都不是，都有些像，但都不确当。一定要有个名词的话，终老统治是最好的说法。”
《乡土中国》成文至今，已有几十年的时间。费孝通的文字是历史的标本。中国乡村正加速向书中的乡村的反面走去。曾经的熟人社会，现在人去楼空，只留下走不动的老人和注定背井离乡的小孩。在南方，即使是在偏远的小村落，你也能发现一所设施完备，具备一定规模的学校。你留意看看学校落成的碑记，落款日期多是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六年之间。也就是说，在那段时间，数量巨大的学校在偏远地区建成，接纳着数量庞大的适龄儿童。而眼下，这样的学校十有八九已经空置，只有中心地区还有学校。而且还是小学、初学混杂，每个班级四十多个学生。个别地区，整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却有两个老师。熟人社会似乎要变成无人社会了。
邻里之间寸土必争。一个板凳大小的地方争得头破血流。他真的缺那块地吗？并不是。斗气而已。不过这是传统的语境。在现代语境下，这是积极争取个人权利。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插一句题外话，之所以会有争议，很多都是“历史遗留问题”，就是以前的人不喜欢立字据，导致后辈之间有了冲突。“空口无凭”确实诱惑了一些人“睁眼说瞎话”，想着反正没字据，占他一尺又如何。这时候，多是搬出老前辈，才能依靠着他们的颤颤巍巍的记忆力解决问题。这时，书中的调解利器，长辈的呵斥已经不怎么发挥作用了。正如书中所说，飞快变化的社会中，长辈、长者就失去了他们的权威地位。他们反而成为落后、老顽固的代名词。
家族里摆不平的纠纷，法律开始登场。然而，虽然这是权利意识的觉醒，但也仅仅是觉醒。很多人还不理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不理解法律世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证据说话，不理解陌生的法律术语。他们似乎还留有旧的记忆，旧的记忆里，管理者一条龙服务，“口口相传”还管用，主持正义者说人话。而新时代的管理者，权力受到制约。公权力尽管权力大，但已大大小于以往了。或者说，受制约的更多了。并不是万能了。于是，斗气与维权夹杂在一起。在以前，家长各打一巴掌，就化解斗气问题。现在，不可能了。因为他们在法律框架内似乎还真有理呢。再说，家长已经不管用了。实际往往是这样，之前空口无凭，经过多年变迁之后，真有意打官司的人，早有准备“欺负”另一方。于是，有理的往往是吃哑巴亏的人，当然这种有理，不是指法律上有理。而是指上帝视角看来有理。无理的人借法律获得了更多的好处。表面上，法治运行良好，实际上法律失去了其应有意义。
没有结尾，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