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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10篇

2022-03-20 11:11:53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10篇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一本由周志强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6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一):细思恐极的冰水时代

今天的现代化催生了热门的精神裂变。什么是裂变呢?就是长时段高频率的焦虑,迷茫。就是工作狂和旅游的交替,是自我意识和想象力的消失,是多元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趋同。我们为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所蛊惑很蒙蔽,受制于这个伪装的很巧妙的官僚主义的陷阱。马克思和韦伯,马尔库塞等西方思想家都精确的描述和分析了现代人的精神裂变与异化。科学解决不了一切,科学不能解救人类伦理的困境和意义价值感的匮乏危机。我不赞同今天许多右翼经济学家市场自由决定一切的盲目自信,事实上市场的背后无论中国外国都是有有形的手在操控,是政府,是财团,是资本家,市场竞争有时是背后利益输送的结果的事后托辞和追认,所以不要迷信它们,市场调节早已经证明不是万能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就是铁证了,民主也在异化和蜕变,因此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冰水时代,这个想望美好但时刻梦想断裂的时代,这个时代资本无孔不入可以结合政治,文化,经济,渗透到你的日常生活,影响你的思考和决策。所以马云也说了阿里完全在未来可以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那末这个庞然大物就甘于至谋取经济利润嘛?我们怀疑。

这些年我们都遭遇了哪些精神裂变呢?在周老师的这本书里对电影等大众文化尤其有着辛辣敏锐地捕捉分析。离开了爱情则似乎青春毫无意义;青春片成了堕胎、打架、旷课、非主流的汇聚;还没有老就开始怀旧了。最重要的是青年消失了,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青年群体消失的无影无踪,刚好是200年到89年。青年文化转变为青春文化,青年开始被商家和消费主义所瞄准,于是青年彻底沦为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装嗲卖萌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发声是嘈杂的。连带着大学生群体也在水化和爆发更多的丑闻,这难道不正是裂变的体现吗。

在《二次曝光》里闺蜜在女朋友的想象力似乎就理所应当地会勾搭自己的男友,人们之间的信任如此脆弱,宋琪的精神分裂、妄想本身都是现代性和资本异化人性的表现,令人触目惊心;在《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里朱小北的易怒和砸了超市的行为不正是今天中国广大对社会失意者的一种集体负反馈嘛?问题得不到解决,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方式终究让弱势群体和正义者失去了信心,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也迅疾崩溃。这个时代人们必须要通过电影、音乐来捕捉来自我感觉自我幸福很好,来弥补精神裂变的迷茫、焦虑与无奈。

赵本山的小品也是这本解构和批判的对象,它媚俗式地对不幸者的嘲弄,对不同意见的粗暴干涉指责都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时代的文化资本的运作逻辑。搞笑似乎成为了多有大片、文艺作品的标签和卖点,让大家乐呵乐呵就是了不起的功劳了。但是需要知道被蒙蔽的傻乐文化是可怕的,人生有苦有乐但归根结底还是负重前行的,只要有希望。而傻乐则给的是幻想,是毒鸡汤,是对他人不幸的消费,所以令人感到可恶。

今天的分裂在许多场合都可以捕捉到踪影,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可能有不同于别人的生活。许多人精于计算,乐于计算数目字,人生被规范好,所有的感情、激情、文学、知识、审美都被文化资本的传播霸权所塑造和建构。我们无形的受制在这个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逻辑框架内,马克思韦伯等人都曾谈到过现代性的问题。

但我想现代性的缓解和消除不适需要很长时间,需要的绝不是技术性的乐观主义,而应该是谨慎的怀疑主义。冰水时代的譬喻就非常好,正视这个时代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立足自身。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二):读思想,更读情怀

        好友力荐,说此书视角独特语言犀利,读得自己三观尽毁,但唯一不满作者似乎在针砭时弊后,并未给这个时代的精神裂变提供解决的方案。
        自己读完却不以为然,不敢说真正读懂了作者的思想,然而,如果读后一味在作者对时代的批判后面求药方,在作者提出的社会弊病后面求解答,未免浪费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所谓的没有解答,一是无法解答,大家都身处精神分裂的时代中,又有谁能幸免于难,置身事外居高临下地指点迷津呢?二是不想解答也无需解答,这一方面为读者留下了或接受或批判的独立思考的空间,是对读者的尊重,另一方面,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作者真正的情怀所在。
        如果这只是一本冷冰冰的对时代指手画脚,只见口水不见思维的评论集,我想我不会读得如此绝望,但这也许正是本雅明意义上的,能够孕育希望的绝望。
        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在教育的每个阶段,我们似乎都习惯了被填鸭,习惯了这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存在着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并且对于“权威”的思想论调不加思考就全盘接受,以至于读书也自然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吸收,而对书中内容的接受则成为了读书过程的结束。可对于这本书来说,作者的每篇评论,每段论述,都不意在将自己的思考强加给读者,而是在于呈现给读者另外一种面对社会,思考自己当下生存状态的角度和方法,因此,阅读的结束恰恰衔接并启蒙着读者真正的立足自身立足当下的独立思考的开始。
        思想本无是非对错,如果读后,我们可以在今后自己的生活中,多出一个透视分裂的眼睛,我想,作者就可以稍感欣慰了吧?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三):启蒙价值与传播困境

 米歇尔·福柯在《 Dispositive der Macht:über Sexualität, Wissen und Wahrheit》(决定性的力量:关于性、知识和真理)一书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任务有一段著名且被广泛引用于各种题目开篇的段落:「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地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按此定义,作为一名身在象牙塔的大众文化批判者,一名当然的「知识分子」,本书作者在书中当仁不让的承担起知识分子对社会焦点议题的「介入」使命。作为文化的创造者与媒介,通过拆解「光棍节购物」的现象抵达消费主义批判,通过解构当红娱乐节目的潜在逻辑来审视腐蚀社会各个层面的傻乐主义,呼唤「青年」,在国家与资本化身的利维坦面前擎起旗帜,试图为正在承受所谓「转型期痛苦」的当代大众在文化心理轴向上定义坐标。
    根据人社部公布的工作计划,2013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数字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99万人。高等教育规模空前庞大。无论其质量分野如何,在国家意识形态苍白空洞的简单说教面前,抵抗成为这一代青年启蒙的重要姿态。党国叙事退场,我们的社会却没有建构起能够同时承担对道德的反思和评判,对社会各阶级断层与分裂诊断和疗愈的新的理论话语。稍有起色的「公知」群体被污名化,新一代青年通过「屌丝」,「二逼青年」等解构主义玩笑自我矮化,而不同出生年代物质文化水平的巨大差异导致绝大多数家庭内部子女与父母之间不仅仅是「两代人」,更是「两类人」,娱乐节目趋同,作为大众审美重要标志的电视剧产业与电影工业在审查制度与商业资本的双重剥削下惨淡经营,整个社会呈现出佛教「末法时代」的乱象。这时代如此复杂,以致于从任何角度切入任何命题都会遭遇各种设计精巧的理论与主义,初学者往往无法把握思维的尺度与方向。在此意义上,本书呈现出清醒的思维脉络十分难得。作者作为在校内美誉度较高的「明星教授」,驾驭这种介于学术语言与大众叙事中间且无疑是「华丽流」的文风十分娴熟。由事例切入,继而亮出思想工具进行批判,表达或焦虑或谴责的态度,这种循序渐进又因其思想工具的先进与趣味而不落于俗套的叙事有助于文本承载的思维习惯在青年群体中的传输。
    然而作为本书收录的多数文章的发表媒介,无论是报刊专栏还是实体书籍都已经距离这个年代的主流青年过于遥远。作为启蒙级的现象杂文,传播的即时性无疑意义重大。很难想象本书的目标群体会订阅《法制晚报》,浏览「人民论坛」,甚至主战场《中国图书评论》。 而社科文献出版社为此书出版的造势即使作为一名混迹北京的青年的鄙人也是闻所未闻。作为一本博文合集,48元的定价相对于市场同类出版物十分高冷,诚意不足,有刻意营造有价无市之嫌。受制于这些因素,传播空间进一步被压缩。这些明显有助于启蒙当代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文章面对的终端受众恐怕多是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的思想界人士,文化行业人员,难免有「吾有立锥,未得其囊」之叹。实际上本书作为一种相对精英的大众文化批评在气质上刚好与新近由精英阶层发起逐渐向大众阶层过度的「知乎」知识型社区,以及方兴未艾的正版电子书平台「字节社」,「豆瓣阅读」,「多看阅读」较为接近。在更接近大众的传媒上发声,应当是大众文化批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作为一名理工男, 虽然十分理解「裂变」这个词语体现出的遣词趣味,但这种把物理名词望文生义进行的跨界使用是否妥当表示疑虑。同时作为医学学渣,推荐「这些年我们的神经官能症」,「这些年我们的歇斯底里」作为替补。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四):才子的年代感

刘欢出过一张专辑,名为《六十年代生人》,当年发行量很大。专辑第一首曲目是革命金曲《映山红》,最后一首是八十年代的影视金曲《草帽歌》,跨越了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年代感十足。父亲和刘欢同龄,喜欢在家里播放这些歌曲,我从小听大,也熟悉了。
周志强先生也是六十年代生人,也是那一代当中的才子。从这本《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里,我看得出他读书很多、敏感性强、而且善用譬喻。但更重要的是,周先生的文字让我感到了《映山红》和《草帽歌》的合奏。他的话语,我听熟了;他的情怀,至今还有点主流。
因此,读此书最大的诱惑,不是“看懂你自己的时代”,而是“看懂上个时代的情怀”。正如我在此岸,听刘欢在《六十年代生人》里翻唱《亚非拉》。他反复唱道:“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自由的旗帜在飘扬”。
这话不是空穴来风。周先生喜欢用“中国人”的概念,就是一例。从高速路的比喻,到“青年”含义的考辩,再到对媒介文化的广泛批判,周先生心系民族、放眼全中国,为“中国人”感叹、忧虑、出主意,热气腾腾、登高望远。这种外显的爱国情怀,是不分地域、城乡、阶层的社会关爱;它在当代青年中少有,却是六十年代生人的突出特征。
周先生慨叹“青年”的血气黄钟毁弃,“青春”的犬儒瓦釜雷鸣。他追溯“青年”观念的形成,直追到法国大革命。他历数“青年”的激扬文字、济世情怀,却又深深理解当代年轻人的生存困局。对于周先生来说,“青春”最大的弱点莫过于政治上的“不作为”。无论青年的低幼化、市侩化还是中年化,都是避免冲撞和受制于人的合体。但是,法国大革命的传统必然不是唯一的传统;中国”狷者“传统源远流长,也并非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造物。”狷者有所不为“,相形之下,当代小年轻中的”无所不为“者,仍是少数。因此,周先生的评价实在是个人情怀的抒发;他所谓的”青年“,乃自由革命传统和各路”青年团“的合体,不一定是现实的投射,却很像是六十年代的投射。
在书中,我看到了许多西方理论家的名字。我知道,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批判媒介、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消费社会,各个身怀绝技。周先生深入浅出,有诗人的直觉,又在理论上寻得了更为诗意的支持:无与伦比的资本主义娱乐力量,跨越大陆大洋,终于在电视和网络时代,开始分裂中国人的生活了。但与此同时,周先生的理论运用却很独特:他乐于以某种特定文化产品为例,指出国内文化产品的肤浅本质,并试图利用文艺理论,说明这些文化产品对”中国人“生态的深刻影响(”中国人“无处不在!)。这种强调单个文化产品影响力的思维方式,必须依托一个颇具年代感的假设:在特定时间内,全社会吸收的文化产品是一致的、排他的、无从选择的。只有这样的文化产品和社会环境,才会对“中国人”这个共同体产生周先生所形容的那种规模化的可怕影响。可惜,这个假设并没有在书中获得足量的实证。
这本书最精彩的部分不是其观点,而是它代表的那路才子及其时代。当代意见界五味杂陈,革命话语、自由话语、专业话语、独立话语互相印染,色彩说不清,却绝不能称之为崭新。周先生的文字既不如旧,又不脱“六十年代生人”的旧貌,间架结构如读后感、学思脉络如留学生、呈现效果如精神导师,是难得的年代作品,沉淀一阵,做史料正好:原来听着《映山红》长大、唱着《草帽歌》恋爱的那一代人,是这样应对下一个时代的;他们的感觉还敏锐,他们的话语多沧桑。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六):【转】中国社会精神状况的分裂图景 (文:刘忠波)

原文来自凤凰读书频道。
http://book.ifeng.com/shuping/detail_2013_09/26/29906950_0.shtml#0-tsina-1-44285-397232819ff9a47a7b7e80a40613cfe1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是一部立足于自我精神世界,又富于抵抗性质的文化批评论集,也是一本教人们如何接近、分辨和改善当下现实的书。周志强强调社会事实,注意到当下社会外部的文化裂痕和内部的权利秩序的关联,敏感于社会权利结构的细微变化,并且洞察社会诸种荒诞原则霸权逻辑以及诸种“合理的宣言”的不合理,联接时代的政治隐喻,始终诉求于社会趋向合理化的可能。从写作的时序上讲,书中思想观点是作者近十年来思考并陆续阐发出来的,其中暗含了个人思想生命的历程。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创建了当下“时代新文本”批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涉及了“国强民窘愈演愈烈?”“青年正在‘消失’”“越来越需要‘快乐’”“‘微’抵抗还是娱乐自慰?”“消费、幻觉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想象力正在衰退吗?”“影像摇动现实”“媒介文化会改变中国?”“当我们遭遇‘复杂社会’”“精神分裂的途中?”等众多社会文化现象,揭示了文化表征背后诸种权力机制的运作,强烈提出“反思文化批评的文体政治学内涵”的主张。正如,王一川认为这是“一部社会时尚诗喻诗学”。作者成功地描述了当下偶然、任意和杂乱的文化现象的基本法则以及宝贵线索,一方面企图阐明时代文化精神的分裂,另一方面又描述了精神信仰与现实的关系,倾注了对辨识未来时代的希冀。值得一提的是,文章多采取了短小精炼的结构方式,富于层次感。整本书的建构性并不是体现在遵从将多点观察闭合于一个整体论述的模式,而是在美学的、政治学的、诗学的等几个维度上展开了多轨批判,这些包含了当下中国社会最主要元素的议题显然又突破了文化批评的范畴。
 
  当下中国众多的文化现象联接政治形态,“国强民窘”意味着个人没有获得和国家同样的进步,作者分析了“意识形态空壳化的焦虑”的生产,提出“在文化领域,国家意识形态显然没有能力彻底整合公民的全部政治道德感。其典型的症候就是革命——红色文化的空壳化以及市侩主义为核心的生活文化的崛起,形成对着这种红色文化的抵抗。”不过这部分作者关于政治隐喻的论述显然受到限制,压抑了对关于精神权力可能的破坏性论述。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关注青年与现实世界的紧张关系,关注失去了价值感的“80后”青年人的生存困窘和精神困顿,提出为什么青年“消失”了的问题,划分了青年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不同社会行为类型,批判了青年精神的干枯、式微以及抵抗意识匮乏,却又不得不提出“青年作为抵抗不公平机制的主体力量,却成了不公平机制的祭品”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吊诡逻辑。作者曾在南开大学等高校多次发表青年主题的公共演说,亲身参加的社会行动蕴藏着对曾拥有热情信仰的执念以及对个人青春史的缅怀。
 
  面对中国社会精神困境和体制缺陷引致的精神裂变,《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发掘了“傻乐主义”“快乐主义哲学”“陌生人社会”等一系列命名,清晰地辨析了行销各处的“文艺青年”“小清晰”“小资”概念,完成了对新穷人群体的社会阶层分析。在新媒介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中,恶搞、糗文化等被视为为对审美现代性的“市民反驳”和“审美清算”;对“广场政治”“网络知情权”“伪公共领域”等现象社会行为动机的分析,则揭示了网络信息的虚幻性。作者认为当下没有民生民意的文化产品远离了人们的现实状况,比如,赵本山市侩主义“戏弄谁”的吊诡,或者“缺少智力指数和批评力度”的春晚脱离生活现实感的虚假狂欢。作者直白地指出了官方话语一直在尽力维护的娱乐政治美学中的权力关系,而官方话语所操持的代表主流价值的红色文化,伴随着社会信仰体系的滑落,面临着空壳化的危机,在分析了《建国大业》、《百年情书》、《十月围城》等作品之后,进一步指出此种文化危机与社会存在、现实体制依附性关系。
 
  德国作家黑塞曾反复提出:“我们如何能活下去,却又不受这个时代的虚伪、金钱欲、狂信和粗暴的气氛所扼杀”的命题。面对修辞学社会、单向度权力和无处不在的霸权话语的围剿,作者痛恨社会的冷漠和自私,渴望温暖和自我修正,文字充满了诗性气质,不缺少光色闪现的材质,又略感忧虑。同时奇特的心灵探寻式的阅读体验又是双重性的,《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也许会让你感到无比振奋,短暂地一扫对社会漫长等待的沮丧感。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七):审判心灵—— 就《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与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的对话记者


2013年12月13日14:26 记者 刘守序 来源: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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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不知是我们的时代出了问题,还是我们自己变得越发不正常,在心灵与生活接触的层面上,出现了太多令传统观念尴尬难堪、匪夷所思、啼笑皆非、不可理喻、瞠目结舌、叹为观止,以及震撼、颠覆、扼腕、痛心、茫然等心灵上的大震动,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并不激烈地发生着“激变”,在这纷繁复杂而又多变的世界里,倘若我们能够有机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清凉剂,反观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会感到十分震惊:我们的精神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太大的裂变,我们曾经做了些什么,正在做着什么,而最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必定会得到一种精神的清算,以拯救我们被生活放逐了的灵魂。
  记者:心灵的审判,尽管是人类精神的自我救赎手段之一,但是,无论如何不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甘情愿的,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周教授的《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一书,却确是剖开了我们被层层厚厚的金钱和物质“物化”了的心灵,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焦虑不安的精神活体,让人们得以有机会审视我们的时代和时代中的自己。
  周志强:我在书中讲到的精神裂变,可以有两个角度上的解读,心灵“物化”并不是人们自觉追求的结果,在这方面不应该对人们提出过多的责备和批评,否则会使人觉得更加无所适从,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急速化带来的精神压抑,造成人们精神的裂变,是一种生活诉求概念上的产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社会巨变所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冲击是巨大的,这种冲击形成人们心理上强大的反差,社会巨变带来心灵巨变,引起精神裂变,人们的焦躁和彷徨就不足为奇。
  商品社会有一条规律,商品卖得出去就可以实现价值,卖不出去就没有价值,但是,在这条规律的背后,往往还会存在另一条规律:卖不出去的往往是有价值的,卖得出去的却未必有价值。这似乎是个悖论,但是,正是这样的商品运营现象,才造成了商品社会下人们的精神裂变,所谓肉身匮乏,心灵亢奋,往往是产生在这个时候。
  记者:在当下,对青年的批判不知是否会引起青年的批判,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年轻人还没等到长大就迅速地老了”,一些青年人“人情练达,踌躇满志”,面对社会变革课题时候表现出的超常的想象力和桀骜不驯,恋爱时候拼爹拼家族,影院剧场里的卖萌装嫩,就像您在书中说到的“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这的确是一种时代之痛。
  周志强:现在的年轻人怎样才能承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这是一个社会更是时代的大问题,是对青年的期望和考验。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青年对于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感受应该是最敏感、最直接的,于是,他们所承受的压力或者压抑也是更为突出的,年轻人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批评、“恶搞”、“网上涂鸦”,实际上是他们反抗精神压抑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他们消除精神压抑的减压阀,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安慰。青年更应该从身边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从“办证”,从“看病挂号”做起,一点一滴,让我们的社会不断进步。
  所谓“中年化”“低幼化”和“市侩化”,是当今社会一部分年轻人的精神和心灵状态,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精神取向,“三化”之中,“市侩化”是关键,精神被物化,形而上的丢失,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人生是多层次,多阶段的,“中年化”和“低幼化”都是年龄与精神和心灵的反差,而“市侩化”至少不应该表现在生机勃勃、昂扬向上的年轻人身上。
  记者:歌唱是可以用来表现一个时代中人的精神面貌的,是平和还是焦躁,是内涵丰富还是空壳化,实际上都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歌曲的旋律、歌唱发声技巧的活用、歌曲内容的写定,表面看上去是一个个个体的操作,但是能为众多听众所接受,立刻就变成社会文化产品,反映着同时影响着时代文化。
  周志强:这方面,《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是比较典型的事例。所谓唯美主义的耳朵是由唯美主义的声音产生的,声音被作为一种形式来谈论,被抽空了意义,变成了音乐的商品拜物教的存在方式。更重要的是这两档节目重整了声音的秩序,歌曲的情调和激情被锁定在唯美主义的耳朵里面。于是,人们自觉地选择那些可以激活情感记忆的浪漫或者激动的声音,而不自觉地拒绝了批判性的声音。无论是邓丽君的喁喁私语,还是崔健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
  我用“声音政治”来表述音乐的表现意识。崔健的“噪音抵抗”,打破的是传统的音乐秩序和音乐体制,而90年代的情感主义音乐,又让音乐的反思走出乐坛,我们今天的好多音乐表现形式则变为一种唯美主义的,煽情的东西,更多的让人得到感官上的“舒服”,迷醉在自我陶冶之中,把声音的技巧性当成音乐的全部灵魂。
  人们曾经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一个传统的音乐欣赏时代,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内心的欲望。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而又奋然前行,因此,呼唤音乐的时代感和社会功用,应该是我们的一种时代责任。
  记者:周教授在书中对奢侈品崇拜的批判,是可以从社会消费心理方面解读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焦躁心态现象,但是,奢侈品却并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度才可以独独拥有的,我们的古人,当今的外国人,对于奢侈品都无可避免地钟情过,只不过程度和目的与我们今天的崇拜存在着大的不同罢?跨过钟情就一定是拜物,那么,奢侈品崇拜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人类普遍的社会文化呢?
  周志强:如果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荒诞的生活方式。奢侈品消费是在一种不可能的形式里显现出来的可能,是一夜暴富者的身份证明和炫耀符号,还是他们的一种“价值实现”结果。这种荒诞的文化概念泛化到没有机会暴富或者根本就没有可能暴富的人群,社会上就出现了“扎堆”抢购奢侈品的荒诞的吊诡谲的现象,其实,这恰恰掩盖的是人们因无钱而面对奢侈品所产生出来的困顿心理。事实上,奢侈品占有者是以这样的占有来维持本身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的支撑,诠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的一种符号,实现一种占有者地位和诠释的证明。这其中还包含这样的理念:以神秘的方式向普通人以及自身表达快速富裕之后所需要的身份感和征服感。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中国社会迅速出现的贫富分化,也就必然迅速出现以奢侈品消费为代表的价值伦理观念的转换,而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升腾起来的一定是人们心灵上的焦躁和不安,腐蚀和改变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记者:最后聊一聊文化批评吧。
  周志强:当今的文化批评从表象上看很是热闹。从学者到记者,从学校到电视台,文化批评到处可见,尤其是博客、微博的出现,文化批评更是裂变成医学院派为核心的“学究派”和一现代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娱乐派”。前者将富有活力的文化批评改造成为学院知识领域内的学术课题甚至学科体系,而新媒体的出现文化批评则成为发泄社会情绪、制造娱乐的话题、创造人文幻觉的重要方式,从韩寒的刻薄到周立波的市侩,“批评”成为大众文化中最富有活力的娱乐方式之一。
  文化批评实际上应该坚持和确立一种“文体政治学”,只有充分理解、把握和落实这种文体政治的根本内涵,才能构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批评,这种问题才能既不自卑与学院论文的皇皇宏论,也不屑于进行在各角落里的骂战于抗辩。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八):无处安放的焦虑

       作为八零后尾巴上的一代人,已经行走在“奔三”的路上好几年。几年前的日记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在这路上,让我觉得有点雾气蒙蒙,前方仿佛是一片模糊的,而所有我以前坚信不疑的一切也正在发生着改变。我终于知道我住惯了的老房子原来有一天是会拆掉的,,原来儿时爸爸的白色安驰车有一天竟然会停产从市面上消失,终于,一辆车能买两套房子的时代变成了一套房子换好几辆车的时代。”
    在读这本书时,让我想到了这几年行走在一片雾气朦胧中的自己,也让我想到了我身边这群面对未来迷茫又焦虑的年轻人。一切都在变,也许真的会这样,变啊变啊,人们也就习惯了。但是,人们真的应该习惯吗?暂且不论这种社会转型带来变化的正负面作用,这种“习惯”本身就是极其可怕的,人们在“习惯”中会丧失思考自身的能力。而这本书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选取的是我们身边司空见惯的事件作为文本,进而对中国当下社会中一些现象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批评。
    二十多岁的青年人理应是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希望。但是我身边的同龄人都不断地感慨自己老了,生活很累,鸭梨山大诸如此类。难道我们真的在二十出头的美好年纪就已经垂垂老矣?在这个年纪我们就开始觉得被一些东西打磨地劳累不堪,似乎还没有过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就已经学会了工于心计、委曲求全。
书中的一篇文章《青年正在“消失”》击中了,让我感慨颇深,我想作者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无奈而痛心的。回想20世纪初中国开始觉醒的那些人,那一批人远渡重洋、著书立作,当时的他们也不过是二十出头,甚至比这更小,但那时的他们就已经承担起救国图强的社会重责,他们身上的民族意识、社会责任与实践能力也是近百年的中国中最强的一代。《新青年》,自由的北大,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浅显略带笨拙的新诗,夹带文言的“白话文”等等,这一切都让今天的我们怀念。
    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口中咀嚼着充满小资情调的文字,手中用着最新的数码产品,耳中塞着的IPOD流淌着伤感的音乐,穿衣讲求独特的风格美名其曰“有范”,他们不像上一辈人油盐酱醋,他们爱好探寻各个城市的美食,他们寻找驴友徒步远行,他们手指飞快地敲击键盘很少写字。我们行走在城市中,看着爱情片,听着爱情歌曲,却有很多人丧失了爱的能力。
    这些让我不得不反思我们这一代人到底怎么了?问题出到底哪里?太多的人责骂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理想,事实上,就现阶段而言,丧失信仰、理想缺失的问题不仅仅发生在是一代人身上,它还发生在一个国家里,也是一个全人类面临的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或许通过文化批判不能得出,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就停止反思。并且我认为,种反思并不应是以个人的形式进行,更应该以一种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姿态来完成。我们不能失去自己,这个时代也不能失去青年。像鲁迅先生所做的那样,那些辛辣的文字和独到的批判,都是源于对祖国最深沉的爱。我想,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如此。因为心怀大爱,才批判得入木三分。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九):「转」《“精神裂变”的背后》 文:张慧瑜 原载: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3年10月13日]版次:[GB22]版名:[社科]稿源:[南方都市报]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10/13/content_1949577.htm
张慧瑜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
这些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一种静悄悄的氛围中弥散开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国家实力在全球金融危机和中东社会大动荡的参照下“风景这边独好”,另一方面曾经被唤为社会主体的新中产、新小资正在逐渐滑向新穷人的“囧途”。这就成为周志强的新书《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的写作背景和核心关切,作者开篇就使用高速公路作为时代的政治隐喻:开车人既分享窗外风驰电掣的风景的快感,又切身感受到收费站的拥堵和盘剥所带来的沮丧,而搭建高速公路的双头魔术师正是国家与资本。对于作者来说,作为“个人私藏”的汽车还有历史的维度,上世纪80年代所允诺的“速度与激情”为何会搁浅在21世纪光鲜亮丽的现代都市丛林中。
在本书的题记中,作者叙述了“我”与商场打工妹的一次相遇,“我”惊叹于弱女子用“勤奋劳动”、“双手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等80年代的励志话语自我打气,这一方面说明大众文化依然成功地让弱势群体相信“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如《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等热播电视节目如此有效地重复草根、普通人也能梦想成真获得“一夜成名”的机会,而另一方面阶级地位和知识能力更强的“我”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一种时代的“精神分裂”,因为这种“见证奇迹的时刻”已经没有多少现实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曾经有效的意识形态训导越来越“空壳化”,或者说80年代以来所开启的充满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现代化之旅正在变成潘多拉的盒子。
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五彩缤纷的烟雾弹,让生活在现代或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魔鬼的魅惑,其中最为重要的杀手锏就是消费主义。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我买故我在”,不再是劳动、生产创造价值,而是购买、消费才使主体在符号化的商品世界中找到意义。可是,“商品消费面前人人平等”的幻觉却被日益等级化的购买力所轻松地击碎,这不仅在于奢侈品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划分阶级区隔的标识,更重要的是购物广场的漫游者变成了网络上乐此不疲的网购一族。在《“新穷人”时代的消费狂欢》一文中,作者从光棍节网上购物“血拼”中看出“越是匮乏购买力,越是急需购买的狂喜来填补;反之,越是深深体会着购物的狂喜,也就越是深深感悟到自身购买力匮乏所带来的焦虑”(第107页)。这也能够解释“山寨消费”的盛行,正是因为对“正品”的消费欲望,使价格便宜的山寨版成为一种符号的替代品。
这些购买力匮乏的“新穷人”并没有反抗消费主义的幻觉,反而出现三种精神症候:第一种是对资本所焕发的魅力越发羡慕不已,这就是作者所分析的热播剧《蜗居》的魅力所在,双头魔术师化身为市长秘书宋思明,“资本显示的不仅仅是一种享乐欲望的实现能力,还是一种塑造‘完美感情’和‘神圣拯救感’的能力”(第230页),所以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出路的海藻只能义无反顾地投向中年男人宋思明的怀抱,这成为女屌丝逆袭的捷径;第二种则是变成甄嬛式的腹黑女,作者指出当下的青春文化拥有低龄化和老龄化两幅面孔,“今天的年轻人还没等到长大就迅速地老了”(第27页),或者说一幅相对稚嫩的面庞下面有一颗老中国人的心灵,这也正是甄嬛们跨过现当代中国穿越到晚清宫廷的缘由,只因在雍正的后宫里才能变成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斗女;第三种症候就是走向一种自我弱化和“微”抵抗,这正是屌丝、恶搞文化、“糗文化”流行的原因,作者指出“糗文化乃是资本体制下日益丛林化的社会生产与尚且残留的理想主义意识之间对立、纠缠和交织的结果”(第76页),是一种能够被消费主义所利用的文化自慰,《泰囧》的票房奇观就是例证。
当下中国如同奥兹国的逆向之旅,作为小姑娘多萝茜、稻草人、铁皮人、狮子的“我们”失去了家园、脑子、心脏和胆量,这也正是作者在书中所描述的“用政治领域的屁民主义代替了理想主义、用文化领域的傻乐主义代替了启蒙主义、用社会领域的反智主义代替了理性主义”。在资本和权力包裹的幻觉中,我们能否走出奥兹国的迷宫?

  《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读后感(十):这些年我们的精神裂变·后记

        《财智生活》采访我,话题是“你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未来”,这立刻使我茫然:就我个人的未来而言,一眼看到老,几乎没什么可说的;就文化研究和文学理论的发展来说,前景模糊,一如北京雾里看花;而就我所在的中国的大学而言,未来更是一件可以多种可能的事情。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日益丧失着想象未来的能力。压力巨大的生活,令理想主义变成了可笑而遥不可及的话题;而我们想象另一种生活方式的能力也正在慢慢消失掉。在我的身边,年轻的一代学者,他们身上没有了我这一代和上一代学者青春激情时代那种信心十足、指点江山的豪情壮志,有的是在高高的房价面前的沮丧、失望和卑微。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天下为公、兼济天下……学术雄心的衰减,与想象未来能力的退化,难道不是一物之两面吗?
        这本书汇集了这几年我对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观察和思考,也是我自己心路历程的写照。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一如既往地改变”:一方面是改变,另一方面是在原有的轨道上不断向前滑动。飞速快跑的快感与气喘吁吁的肉身正在重构着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也令我无法完全将自己困在象牙塔中。知识分子早已不再是可以“平天下”的那种人,但是,我还是常常不免透过窗前的乱叶望向西墙外的大街。
        好在不免有好事者会喜欢阅读我写下的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这些似乎与学问无关的东西,就像也总是有人在网上忍不住对我写出来的观点用下半身说话。首都师大的胡疆峰博士则以极大地热情鼓励和帮助我出版这本书,也是他让我对这些文字重新唤起修改的信心。而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宋月华女士以宽容的、温和的方式,支持这本小册子的面世。社科文献出版社的张倩郢博士不仅认真负责地策划图书的形态,还对这个小书寄予厚望,令我惶恐。
        我的恩师王一川教授欣然允诺给这本小册子作序,虽然老师常常会批评我有过多的精力放到文化批评的领域中——他对弟子的期许之情,促我成长。首都师范大学的陶东风教授一如既往地提携后学,把酒之余,纵谈时事,既有诸多教导,更有对这几年我所写的这些稚嫩的文字的宽容肯定。而好朋友熊培云常常与我交流、争论,给了我许许多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启示性意见。我最早开始写作文化批评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的朱国华教授曾经来信提出中肯的批评和指导意见,勉励之意,寓于其间。
生命中的争论者永远是最好的老师。中国图书评论的杨平先生,南开大学的王志耕教授、沈立岩教授和胡学常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曾艳兵教授,《文艺研究》的陈剑澜先生和戴阿宝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程巍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的陈太胜教授和陈雪虎教授,辽宁大学的宋伟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孟登迎博士等,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我的好老师。
        我做杂志总是相信,好的文章是好编辑像导师一样“带”出来的。如果没有曾经在《东方早报》供职的孟隋师弟,没有《法制日报》的宋学鹏师弟,以及《凤凰周刊》的叶匡政先生、《社会观察》曾经的主编王敏女士(现任《重庆社会科学》等杂志总编)和现在的编辑萧武先生、《文学报》的金莹女士,《人民论坛》的周晓燕和杜凤娇编辑,《艺术广角》的牛寒婷女士等人的催促和鼓动,这本书是不会面世的。
        至于诸位同事、同学、朋友和亲人的支持,自是始终如一而常有常在的。
        希望这本书没有辜负你们!
周志强
2013年4月26日于南开大学新开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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