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市民的自白》的读后感10篇

　　《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一本由[匈] 马洛伊·山多尔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页数：503，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一)：“市民阶层”和时代荣耀

人们总把旅行与阅读相提并论，互相作为本体和喻体。对大多数人来说，走过一座城市或是读过一本书，多年以后，回想起那些城市的街道、桥与河岸，以及书里的情节，总是与特定的感觉相互联系；当我们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这些来自于过去时光的场景，当时自身的感受也随之被唤醒，两者紧紧相连，密不可分。
    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关于在此期间发生了太多故事与转变（表面的和深层的那些转变，尤其是对于一个迷茫、困惑、浪荡，一度酗酒成性的年轻人来说）的柏林时期，诗人写道：“在所有亲历了那些岁月的人们心里，‘柏林的忧郁’是永恒的记忆。”而后初到巴黎，对柏林的不舍与感激放大了在诗人眼中这座城市的混乱肮脏、那里人们的傲慢自负；他写道：“在柏林，每天都会‘发生什么’。在巴黎，什么都没发生……”；“在刚到巴黎的那几周，我就已经明白，我就是饿死在法国人眼前，他们连肩膀都不会耸一下，连一杯水也不会递给我。”（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妻子大病初愈后他们来到佛罗伦萨，佛罗伦萨突如其来的春天让诗人心潮澎湃：“这种美，我做梦都未曾梦见过，感动得我热泪盈眶……我浑身颤栗，脊背窜凉，瑟瑟发抖……我突然理解了佛罗伦萨。突然之间，那些山丘、河流、架在水上的桥梁、楼阁，以及教堂、绘画和雕塑都有了意义。”经过在意大利、以佛罗伦萨为大本营的几个月的旅行之后（“由于我既没有钱，也没有事，所以待在哪座城市都无所谓”），诗人与妻子一起回到巴黎。在意大利的“无忧无虑”的时光确实对诗人起到了治愈作用——第二次来到巴黎，诗人开始发现这座城市的人情味与它的美丽：“在巴黎，我不记得有哪个晚上我们感到无聊……慢慢地，这座城市开始变得迷人起来……她将我诱到怀抱里，像一个旧日知己，不再放我走开。”
    我清晰地看到一个过程，一种身体状态和更重要的精神状态的改变；在阅读过程中，我本能地、潜意识地根据诗人的描述来赋予这些特定时期下的城市以颜色。柏林在我的脑海里呈现严谨与无序相互混合的黑白灰色调；巴黎带给我褐色、暗黄色和以及之后的明亮而柔和的米黄色；佛罗伦萨则带给我粉色，无可争议。
        佛罗伦萨带给诗人的这种强烈得令人窒息的déjà vu，让诗人想起家乡，“心里怀着封冻的乡情”。我这么认为：一个人总能发现一个城市，或仅仅是一个地点，一座广场、一条街或是一家咖啡馆，能让自己想起家乡，哪怕这两者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那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似曾相识；私自以为这种似曾相识也属于诗人在前面提到过的“秘密”，是它所包含的一小部分：“那个让我不能成为别人、只能成为自己的‘秘密’。”这个“秘密”，我理解为是每个人心底最真实的自我的反映，它的形式有很多种，可能是一种精神气质、一种观念、一种隐秘的信仰，甚至可能只是几幅似曾相识的场景和画面……
关于“秘密”这样一种概念，诗人还写道：“这个秘密的揭秘，通常被称为‘艺术’。”读到这一句时，我恍然大悟。艺术家们——画家、舞蹈家、音乐家、作家们等，往往将那些最能与自己的“秘密”相似、甚至相符合的元素投入到自己的作品里；创作过程中，他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极度愉悦，创作的流畅使他们心潮澎湃、喘不过气来；偶尔或有瓶颈，但毫无疑问会最终回归。许多作家都是这样，在写作中重获了童年、青年时代以及那许多只可意会的梦境般的景象。
但是，尽管如此，一个人也无法通过艺术创作完整、清晰地进行自我表达。最深处的那些具有朦胧特性的东西，一旦成为拥有表面形式的艺术，就必定会有所改变；更不用说这些艺术作品经过他人的眼睛和大脑，又不知会发生多少种变化；就好像一片有蒸汽的沼泽，一条河流从这里发源，伸展出无数条的支流。不过，作家们或许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创作出这些东西——说到底，有谁真正了解自己？——而这又往往是一种紧迫感：种种经历逐渐累积沉淀，直到某个特定的时刻，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他们渴望一种释放；同时，他们又感受到那股来自内心深处和四面八方的压力，感到“受强迫”而进行创作，似乎有一项命定的使命要去完成，并且自己负全部责任；可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直觉，作家们深深地知道，自己不能也不可能将这个隐秘的“自我”完全展示在世人面前……他们痛苦不堪，却又心甘情愿。创作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发现自己的过程……
很多时候作家无法知道的是，自己作品的读者们如何分享他的喜悦、分担他的痛苦，如何与他一同重新经历生活——读者获得的体验，无论如何也是一种难得的馈赠。
山多尔，他能将那许多常人感觉难以描绘的复杂感受或是状态，以一种无比清晰却又略带朦胧的形式付诸笔端，并同时赋予它们诗意……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二)：废墟上的亡灵（短评）

一个能够向读者把自己和盘托出的作者，无疑，某种程度上滋长着他想把读者据为己有的野心，恰如纳博科夫（？）评价詹姆斯.乔伊斯"希望读者把他们的余生都献给他的作品"。言语是沉默之中可以说出的那部分，一个没有秘密的人，通常意味着他不能把持自我抑或极度自我，前者遁迹为盘旋在废墟上的亡灵——终其一生渴望获得被献祭的形体，但他们炙热的坦诚灼烧着旁者的每一寸目光。后者，令自己想到布罗茨基，张扬极致的王者的骄傲。
       译者余乐民先生评价“《一个市民的自白》以宏大的篇幅记录了一位东欧年轻知识分子的生理和心灵成长史，对内心世界的变化刻画得毛举缕析，委曲毕现，其揭露之酷、剖解之深和态度的坦诚，都是自传作品中少见的。”令余先生想到了萨义德的《格格不入》，这是我最不堪忍受的想象。两者确实有太多相似之处，沉湎于对童年和青少年事无巨细的回忆，浸溺于与母亲的种种宠爱与隔阂。一位世纪初的外省青年，面对着百年前的匈牙利，一位以精神贵族自诩回眸家族史和青春成长史的文本，哀叹欧洲文明的陨落，于我，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重负，情感与身份的双重疏远。而作者意欲力透这阴郁的光线，以“精神的抵御力”保持着对道德的忠诚，这份忠诚经过想象的联姻，尔后又与焦虑欧洲衰退的悲号交媾，炮制出一张美丽哀愁之网捕获读者，向作者的想象力效忠。在效忠之前，我已经在150页处，被这张无一遗漏的网勒得口干舌燥。
      这样类似的日记体写作最好的归属就是锁在抽屉里。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三)：《一个市民的自白》：从孤独到自由，从流浪到定居

文/吴情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的一个重大改变是乡绅群体的消失，史学界、社会学界对此著述颇多。乡绅对中国民间社会乃至政治结构的维系，是关键环节。无独有偶，西方世界也经历了相似但不完全一致的变化：贵族阶层的消失；以自由、革命为旗帜的民主化进程打碎了其生存的坚实土壤。世界变得愈发平等，看似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对转型时期的局中人来说，却近乎无法摆脱的梦魇，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便是对该题材的典范书写。不过，显为中文读者知晓的匈牙利著名小说家马洛伊•山多尔，其作品《一个市民的自白》，相比之下丝毫不显得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个市民的自白》完成于1934至1935年，彼时，马洛伊三十四五岁，文名已经广为人知。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翻译介过来的，仍是该作品的删节本，全本有待再版时才能问世。在这部极具自传色彩的小说里，叙述者“我”按照记忆的逻辑（而非单纯的事件线索）回顾了自己的半生（包括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某些道听途说的故事）。小说分为两部，第一部主要是叙述者“我”讲述家族中的各色人物，上至家族中的传奇祖先，下至平辈中的兄弟姐妹；第二部则是叙述者“我”在讲述自己出走家庭留学欧洲、结婚、流浪、求职、回乡等故事。粗略看来，可以发现，它是一部包含了很多母题的长篇小说，很多部分完全可以独立成篇。
第一部侧重写叙述者“我”家族中的各色人物。在讲述这些人的经历时，叙述者“我”多半处于隐身状态，负责描述而不过多评价，偶尔才涉及跟这些人物之间的彼此往来和经历交集。这些人当中，有“一位非常有钱的亲戚”马伽什大伯（叙述者“我”母亲的叫法，实为“我”的大舅公），他“从来不做任何生意，而是靠抽象的哲学和教书挣钱”，认真谨慎、高贵敏感，也有“像鸟儿一样生活，过着节俭的日子，在希特金区的公寓里叽叽喳喳，等待幸运降临”的穷亲戚弗朗茨一家，有“住在佩斯，在大学里教法律”的叔公，也有一生优雅的莉茹表姑……他们的一生，彼此区别而又紧密连接；而最让“我”始终牵挂的则是家族中一位放弃“正经事业”选择当屠夫的叔叔和一位为上前线而无法从事艺术创作的叔叔，尽管原因一时不明。
在第一部里面，叙述者“我”对昔日贵族家居的描写刻画几乎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窗户、窗帘、床铺、书架、地毯，墙壁以及各种各样的繁冗摆设，都让人窥见到昔日贵族的侧脸。精致。品味。挑选。艺术。“整个这布尔乔亚一代都是在这种室内陈设的环境下长大的”。
庞大富有的家族，在某种程度上是荣耀，但对生活其中的个体来说，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有时候是一种竭力疏远但始终无法摆脱的“原罪”，在第一部第三章的结尾，“有一天早晨，我离家出走。那年我十四岁。”那时，“我”面对的是古板的教师、欺骗、敌意和亲情抢夺。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也在生长，直至将“我”整个人完全吞没。在热闹的聚会场景中，在欢欣的家庭晚餐上。“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不属于任何人。我没有一个自己人，没有能在一起相处长久的朋友、女性朋友和亲戚，没有我能够跻身其中的人群、团体或阶层；在我的处世态度、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上，我是一个市民，但我不管到哪儿，都要比在市民们中间更快地找到良好的感觉；我生活在感觉缺少道德规范的无政府状态，又很难忍受这种状态”。“我”在出走之后来到亲戚家，后被送往寄宿学校，体验了人间友情，也认识到了复杂的人性，直至前往德国留学。
德国留学生活以及在欧洲的流浪之旅构成了小说第二部的主要内容。在这一期间，叙述者“我”发现了卡夫卡、发现了歌德，逐渐开始了自我精神上的成长，前者“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释放，并以一种“惊恐不安”的情绪紧紧抓住了“我”，而后者则是“我”在魏玛的重大收获，并感叹道，“一个人要么遇到歌德，要么遇不到；我很幸运，很早我就遇到了他”，歌德“陪伴着我的一生，就像是身体成长的物质阶梯，不可能‘跳过’某个阶段，不可能抗拒，必须走完整个旅途”。但同时，“我从歌德那里什么也没学到”，“只在想摆脱他的或否定他时，才会想起他”。在卡夫卡的作品和经历的双重激励下，“我”开始从文字中建立自己的艺术世界，表达“我”对世界的体悟和思考，其文章时常甚至登在《法兰克福日报》上，与托马斯•曼、安德烈•纪德比肩。
在“我”孤独的世界里，从前容不下任何人，然而在意外接触了罗拉之后，“我们”很快便走进了婚姻。一个人的空间内，突然多出了另一个人，原先自在（有时不免“放荡”）的生活不经意间发生了微妙变化。两个人的世界涉及表达、沟通、交流、分享以及一定的保密。但是对“我”来说，“我习惯了爱上一个人，然后忘掉她。当然，我不可能把罗拉忘掉。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惶惑不安。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该渴望什么——我非常渴望罗拉、我的家人和熟人能把我当成‘名副其实的丈夫’，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心怀疑虑，担心这种努力维系出来的状态有一天会告终，就像迄今为止所有人际的、爱情的关系一样……”所谓成长，很大程度上要求让渡部分自由，给外在的社会、他者以进入的渠道和空间。“我”和罗拉，从相识到相恋，再到结婚以及在欧洲多国旅行，一路磕磕绊绊，便是成长给予的种种考验。
在欧洲的旅行中，“我”见识到了德国人表面井然有序背后的无序（或者说对无序的焦虑）、见识到了英国绅士礼貌待人背后的枯燥无聊，还见识到了法国人的复杂性（单纯的民族性格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悖论），但遗憾的是，没有接触到文学作品中期待的巴黎。但是，“我”收获到了不少心得，从之前的极度孤独感中慢慢得到解脱（或者说是和平相处），体会到了艺术创作中的身心自由，并最终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般踏上了回乡之旅，以文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一个市民的自白》内涵极为丰富，第一部家族叙事的部分中穿插了不少个人的随想与感悟，同时也稍带提及了叙述者“我”在现时世界的某些经历，也以家族多代人的各色人生为背景，逐渐开启第二部“我”的个人精神成长的优秀篇章。第二部则展现了一个作家的心路历程，或者不妨将其视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真诚自白。“我”的家族中有许多从事律师行业的杰出者，比如“我”父亲，然而，一生叛逆的“我”，最终还是违背家长选择了文学这份忠于思想、忠于内心的事业为终生志向，逃离了这个家族，最后却又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回到了故居。从孤独到自由，从流浪到定居，尽管艰难曲折，但“我”还是回应了这份颇显微妙的召唤，当然，现在的“我”，早已不是十四岁时离家出走的“我”。有感伤，也有遗憾，但更多的，或许是对生命日益充实、目标愈发明确的欣喜与安慰，尽管创伤与痛苦与之紧密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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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四)：马洛伊· 山多尔，一个匈牙利作家的诞生与死亡

1989年2月21日中午，美国圣地亚哥警察局接到一通电话，一个自称马洛伊· 山多尔（ Sándor Márai ）的人说要自杀，他告诉警察家里的具体位置，让他们来收拾遗体。然后，他用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88年的生命。

我试图找出他老年生活的一些片段，但是资料非常少。在1986年，死亡围绕着他，在妻子、养子、兄弟姐妹相继死去后，他陷入了一种死亡的气氛中。他的几个孙女，对于这个老人一无所知，只是周末的时候去看望他。

他的一个孙女说：“我们不说匈牙利语，我们不知道他的曾经，不知道他的影响力。”

的确，在2001年之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直到2001年，《烛烬》被翻译成英文小说，一举成名后，世界才知道这个匈牙利作家，马洛伊· 山多尔。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是隐形的。

1949年，马洛伊· 山多尔在日记写到“世界不需要匈牙利文学”，他认为人们喜欢外国口味的小说，而匈牙利人们是聋子。

在他的小说中，可以知道他可以德语写作，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用匈牙利语写作，这个也是他不被广泛阅读的一个原因。即使是精通英语的帕慕克，在提问为什么坚持用土耳其语写作的时候，他回答“我只会土耳其人写作。”对于一些作家来说，母语是他灵魂。

读《烛烬》的时候，有一种衰亡、时光消逝的感觉，故事缓慢而压抑，一段跨越41年的友谊， 在垂暮之年，两人再见。通过将军的大量自述，一段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如同沉睡千年的火山爆发，燃烧回忆的愤怒，走向熄灭。对于友情，爱情的最后道别，是将军生命最后所剩下的灰烬。 因为这本书，记住了这个名字：马洛伊· 山多尔。

我以为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应该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但一查记录，他在40出头就已经完成了这本书，而自传式小说《一个市民的自白》是他在30多岁出版的，这本会让人想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那是一个光芒万丈的20年代。欧洲从一战复苏，大批思想涌现，巴黎聚集了一批艺术家，那时的马洛伊就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1900年出生的马洛伊，出生在一个有钱，有地位的大家族，妈妈即使是商人出身的家庭（商人当时是被歧视的小市民），但是受过很高教育，父亲更是有名望的律师。他从小就接触各种文化教育，在最好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这种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的确给予他很大的成长空间。14岁的时候他就说“一开始就读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藐视一切不纯的文学。”

成年后，辗转在很多个城市，进行着“流亡”的生活。年轻时候有过非常荒唐的日子，酗酒，不断的参加派对，每天醒来身边躺着没有名字女人，“一段青年时代的爱情记忆，就这样由大腿、胳膊和动作组成。”

23岁，他结婚了。他说自己生活也有出现拮据的时候，但是对于别人一个月才吃5个鸡蛋，而妻子做一个蛋糕用5个鸡蛋的大萧条时代，他的拮据可能只是“月光族”形式。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生活随意，世界在他眼里是自由的，除了故乡。

小说的后面大部分都在讨论一个问题，为什么写作。30岁的马洛伊基本是焦虑地度日，失眠、焦虑、酗酒折磨他，他极度空虚，于是开始思考写作。

我不知道他们对我抱着什么期待，而且我对此不感兴趣，大概等待我的也没有什么，只有自我毁灭。

一个人拥有过多思想，而又不迫于生活，我想他大多会成为一个作家。写作是他唯一的技能,他的成长充满了阅读和写作，他只能写作，只剩下写作。

现在，他的书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成为了全球畅销作家，被追赠匈牙利文学最高荣誉“科舒特奖” 。但是，他一无所知。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五)：文化认同感

零散地记了几条读书笔记：
“一名符腾堡的德国学生对歌德的一行诗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考绍和佩斯学校的同学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225页）
山多尔是最早意识到自己是”欧洲人“，而不仅仅是“奥匈帝国”“匈牙利”或“中欧”子民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句话直接击中的我内心：这两年中与一位台湾朋友相处的时间很长，我们之间的友情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大部分大陆和台湾人归根到底还是有很大的（传统）文化认同感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民族大义、家国情怀这些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可以等同于Bullshit的东西抛之脑后。这句话之于大中华文明圈的人，可以改成“一名高雄的TW学生对苏轼的一行诗所产生的内心情感，跟我或我在郴州和北京学校的同学心里唤起的共鸣是一样的。”值得警惕的一点是，某些人将这种纯粹的文化认同感包上一层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的外衣强加到弱势的一方。文化认同一定就要带来身份认同吗？
"生命在懵懂中悄然流逝，说不出的话语、我们当时的举止、沉默与恐惧，这些就是生命，真实的生命。" (90页)
“那条从世界通向我们自己的道路，漫长而坎坷，充满了这样折磨人的歧途，我们只在很久之后才懂得它的意义与意味。”（88页）
作为一名作家，山多尔可能从没想过要用笔记录大时代变迁，记录家国兴衰。他只是敏锐的捕捉到了自己生命中一个个难以让人察觉的瞬间，顺便也记录下了他住过的楼道、经过的街道、坐过的咖啡馆“发生的一些什么”。对市井生活的白描和慢镜头，有一点让我联想起《金瓶梅》。
“家乡只有一个，那个讲匈牙利语的地方。和文字命运相系的人不可能有别的家乡，只有母语。”（408页）
和我一样，家乡只有那个讲郴州伐的地方。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六)：半包围的命运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情对别人的意义，于我而言，是运用组织词语的方式来与外界抗衡，哪怕是短暂的回合交替，也可以贴上去，以减损自己的无望来写下自己的处境，自己的心情。既是叫做一个市民的独白，那独白将行进到何时才算止呢？书里的山多尔几乎只是为了巴黎而在前面铺成自己的生活，厮混的地方和遇见的人在他笔下，即使真正走进过他的心里，他也写得似乎它们都属于过去，而过去留存下来的，他只承认的自己，便是之后的那个。之前的那些个保有伤感和愧疚的青年，则可以把自己的反复无常推脱给家族，推脱给一个帝国时代末期的压抑。
山多尔的亲戚是各式各样的人，我对自己家里的亲戚没有太多感觉，只觉得他们没有太多个性，所做的选择是在维持生计，重压所迫下的生活，不会表露太多的情感，他们从不表达。而见面的时候，家庭表面上一团和气的氛围，故意避开不谈那些私下互相议论的话题，为了给餐桌上的人留体面，也加重了那种尴尬。除了场面气氛要热闹，不知道可以说什么，餐桌不是谈事情的地方，亲戚也远不是多重要的生活角色。可是山多尔有咖啡馆，有在异国的往来穿行，他说“逃离”，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去，每一次令他这么做的原因也不确定，有时，他不知道驱动自己离开的感情具体是什么，他也后悔过，只是在若干年的“逃离”过程中，他对这种迁徙已经习惯，以至于麻木。
他有一个喜欢数学，喜欢音乐的舅舅在国外一个宾馆里做乐手。山多尔拜访他，而后他舅舅寒碜的境地让他感觉难堪，而表露出难堪反过来又伤害了他舅舅的自尊心。从山多尔第一次去巴黎的局促和厌恶，到后来越发适应巴黎的一切，经过离开后又返回，最终发现被这城市接纳下来。人性格的完善，越发适应生活，就越发让这个人顺应自己的命运吗？山多尔也说，自己一直警醒自己不被金钱收买。收买一个人，可以用很多这个人并不真正在乎的方式，可他却浑而不觉，宁可在混乱里不知所措，承受事实从来不轻松。
今天翁贝托 艾柯死去了，本以为他会活得更久，可是说死就死了。米兰昆德拉也在一点点老去，死神总会找上来的。自白，自传是写给别人看的，想不自我辩解都难。山多尔走在街道上，穿梭在条肆坊间，听着传闻，然后大手大脚地花钱，在咖啡馆待很久。偶尔间看到克列孟梭的风采，看到历史还是雏形样子，看到故事还没被谈论、写出来之前的样子。史诗传统被《智慧七柱》保留，而山多尔写鞋柜，写市民阶层的生活和微妙的喜恶变化，写天主教传统的式微，奥匈帝国的家常残部。
像艾柯死了，若是山多尔写我们的生活，他也写不出挽歌，没什么好挽的。一个经历和感觉都比别人丰富的人，一局局坚定自己的赌局，一次次赢回筹码，再继续押注。现在这个长赌长赢的人落落大方从赌场走出去了，剩下的赌徒对他有什么好惋惜的呢？我们忘了自己不能永远是送葬者，也会有被另一些人送葬。微小的人性，耻感、秘密，在人身上作用的时候，轮回的往昔又会出现相似的符号，青春、苦厄、悔意。在年老时，等活到了那个岁数时，才发现即便是当初最有权势的人说出的话，也幼稚和做作地惹人发笑。谁不是从孩子过来的，谁又不是只能体会数十年的变迁，而一个个隐藏的权力中心居住在现世的各个地方，我们却都把它们当真，并且当作最真的东西，一批批人跳进同一个坑里，并且制度让人把这些成果当作神话来流传、信奉，谁才是顾此失彼呢？
山多尔把自己的n+1放在外面，像唐诺在面临无数种可能，只能从一而下时，通过新的选择，不断拓宽那个无限，仿佛在有限生命中开了一个口子，照进了尽头。

　　《一个市民的自白》读后感(七)：确认，且担荷自己的命运

       在读第二部分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布达佩斯大饭店》，想到那句经典的台词：“那个世界早在他进入之前就已经消逝了，只不过他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
 
       显然，“那个世界”指的是欧洲，战前的欧洲。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里的欧洲，茨威格《昨日的世界》里的欧洲。所有这些人描述它的方式，仿佛欧洲是一个业已逝去的人类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精神家园，梦想家的天堂。人们尊重知识和文化，年轻人聚集在咖啡馆里日夜不分地讨论文学和艺术。
 
       “市民”阶层有点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布尔乔亚。有一定的资产使他们能体面地生活，也有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马洛伊·山多尔笔下的父亲就是一个理想的“市民”代表。他写到他的死：平静，郑重，充满尊严。在病床上打理好一切，不给生者增添哪怕一点麻烦，一个真正的绅士。贵族，作为一种品格，从来不与血统和资产有必然联系。
       [我们家对书籍抱着虔诚的态度，关注每本新书，而且有一本‘藏书目录’那是一个麻布封皮的硬皮本，里面记下了每本借出去的书的名字。在当时，一位市民阶层的女士一旦感到无聊，既不打牌，也不去电影院或咖啡馆，而是取出一本书阅读。我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们那座小城里，书籍对于世纪末的市民来说，就像面包一样必不可少。]
       这样的年代我们也曾有过。人们朴素而虔诚地信仰书籍，文学，知识。90年代的畅销书可以是米兰·昆德拉，今天的畅销书，则是王后雄、俞敏洪、张悟本。从未见过反智主义像今天一样盛行，人们更愿意相信道听途说而不愿意花时间去学习最基本的知识。各领域的科普都进行得非常艰难。“民科”甚至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电视上的养生专家 ，文化学者，都是绝佳的喜剧演员，用信誓旦旦的口吻说出最荒谬的话语。
 
       我不想简单地下结论说这是一个粗鄙的时代，但许多人确实对知识缺少基本的尊重。面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缺乏一种谦逊的学习心态。当有人表达他们不能理解的观点，用了他们没听过的词语，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这个东西我没见过，我要想办法弄懂，而是：装什么逼。这也许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自我保护，继续维持现有的状态，蜗居在既有的、熟悉的壳里。
       [我所出生的那个阶层，它的文化层次在最后二十年里令人震惊地坠落，文明人的需求岌岌可危。我所学习并笃信的思想，日复一日地像一钱不值的破烂被扔进垃圾堆；从众本能的恐怖统治，笼罩在昔日文明的辽阔领域之上。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不仅已对精神的伟大造化不屑一顾，而且还把它跟日常人和市井精神的风格相对立。能够显著、有效地影响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充满了绝望；我对同时代大众的庸俗品位、娱乐与需求感到不屑，我对他们的道德观持怀疑态度，那些完全满足大众欲望的当代技术与称雄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悲剧。]
       不止一次，我在电影院里，听到有人用周围人都听得到的声音说：“这拍的什么鬼东西啊，谁看得懂啊。”通常都是一些叙事节奏慢的，不够抓人眼球的，不同于好莱坞“大片”范式的影片。这么做显然不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是为了期盼别人的认同，希望通过别人来确认：有问题的不是我，不是我的知识水平不够理解不了。有问题的是这个电影，是外部世界。他们的语气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愤怒，人感受到挫败之时的愤怒。
 
       最近有一个教授说得很直接：“看不懂就回去惭愧、回去学习，有什么脸在这儿喊‘看不懂’？你在告诉全世界你的低能、弱智和愚蠢吗？”这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需要看懂艺术电影，这种愿景显然不切实际。愚蠢不是看不懂艺术电影，而是以看不懂为荣。
 
       “随着时光流逝，我们变得更愚蠢了，不光更愚蠢了，同时我们更自以为是了。”
 
       关注社会事件，却被网络热搜和意见领袖牵着鼻子走。在一本系统的、成体系的大部头和140字的只言片语里，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我们向来有相信“高手在民间”的传统。再加上对“官方”“正统”日益增长的怀疑和不信任，使得许多人相信“野路子”才是最好的，自学成才才是最棒的。人们不再追捧学院派的古板和高不可攀，转而追随“接地气”的公知。民众喜欢的故事是大学辍学却能创业成功，自闭症儿童画出天才画作，没受过教育的农妇写出最有想象力的诗歌。一方面这样的传奇故事让人觉得成功没那么难，别人可以，我也可以。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权威”的潜意识抵抗。
       [只要我还能写下一个字，我就会见证：见证曾有过这样的一个时代，生活过这样几代人，他们蔑视本能，高唱理性的凯歌，他们相信精神的抵御力能够遏制芸芸众生的死亡欲望……是的，我耳闻目睹了欧洲……我就像一名从惨败的战役中幸存的讲述者语调沉重地说：我想要记住，我想要沉默。]
       在第一次古斯塔夫带着Zero穿过边境的时候他仍能骄傲地宣称：“在野蛮的屠宰场上还是存在文明的微光的。”第二次他就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最后一点光亮也已经不复存在。
 
       这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北岛那句著名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马洛伊·山多尔一样，北岛也是时代的证人。在散文集《蓝房子》里，他描绘了更多和他一样的见证者的群像。这些人当然都曾是最狂热、最纯粹的梦想家，后来呢？更多的人选择走出那些疯狂的梦境，和生活和解。他们把“以后”，“有机会”挂在嘴边，认为庸庸碌碌的今天是在为将来“赎身”。可也许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了。
        
       [我写作，因为我有话想讲出来；我写作，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我的性格和精神境界；因为作家的表述能够达到最高层次的、永远无法通过生活事件传递的生命感受；因为这种生命感受也不可成为作家的目标，他必须否定它，必须将这一切抢救下来并藏到一个封闭的形式里，在那里，作品本身也有了生命，无须从周围世界汲养，也不需要亲属和信徒、成功和反响。]
       我很喜欢的一个比喻：世界是一棵倒长的树，我们走不同的路，都有到达的可能。
 
       但你总得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入口，对吗？
       因此《一个市民的自白》最令我感动的不是一个人内心暗潮和时代浪潮的暗合，而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命运的确认和担荷。每个人的一生中或许都有一个时刻，你终于意识到自己来到这个世上想要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应该、必须做些什么。这个时刻可能来得早，可能来的晚，也可能永远不来。
       李白写“天生我材必有用”。真的吗？用到何处去？要回答这个问题要对自我有多深的了解，对自己的力量有多少的信任，以及持续地付出，哪怕看不到任何结果。
       最后希望每个能看到这里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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