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出版自由》读后感10篇

　　《论出版自由》是一本由[英] 约翰·弥尔顿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0.28，页数：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一)：《论出版自由》的现实意义

（选自本人博客“我的阅读我做主”： http://blog.sina.com.cn/bookscent ）2008.10.10
开阔舒适的会场里，邬书林副署长正在给培训班的学员们上课。
在本行的官员里面，邬署长算是较有激情的一位，上课自然变成了演讲。当邬署长问大家有多少人看过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时，在场的全国各地200多名社长总编主任局长们只有两个人举起了手。
这已经不错了。对于一部350多年前的作品，那怕只有一个人举手，也足以说明它的影响力。不过遗憾还是有的。这就像美食，你提及时在座的都说没吃过，而那美食不仅美极、价廉且随处可得，你一定会禁不住向大家全力推荐。《论出版自由》中文版只有区区4万字，一个小时就能读完，这样的名著，你能遇到几部？
提起英国的弥尔顿（John Milton），大家一定能想到他的《失乐园》和《复乐园》，其实弥尔顿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论家。
1644年，弥尔顿为了抨击当时的书报审查制度，在国会作了一次长篇演讲，系统地阐述了其出版自由的思想。这篇演讲词后来印刷出版，书名为Areopagitica，取自象征着自由民主制度的雅典的山名Areopagus。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在18世纪得到广泛流传，成为追求出版自由理想的一段“圣经”般的经典论述。中译版（吴之椿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1989年重印）名为《论出版自由》，直接表达了原意。
这本书咋一看讲的是政治，对于今天忙于日常事务的编辑们来说，自然没什么吸引力。我当初也是强迫自己去看的。但一旦看进去，就被它散文般的语言吸引住了。难怪有人把它归入弥尔顿的散文作品。不仅如此，在我慢慢地了解了当今我国出版业的一些国情现实之后，我愈发觉得，尽管历经300多年，《论出版自由》的内容对我们今天理解某些问题仍有现实意义。
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没有《出版法》，2007年开始实施、2001年再次修订的《出版管理条例》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基本法规。其实，《出版管理条例》最初就是按“出版法草案”来讨论的，但最终出来的却不是法而是条例，降了一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到底发生了什么？
问题出在大家对“出版自由”原则的争论上。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出版自由按其严格意义上的含义应包括发表权和创办权，而在我国，众所周知，创办权是没有完全放开的。要制定《出版法》，就必须依照《宪法》沿袭出版自由原则，即必须开放创办权，同意私营出版社进行登记，否则就等于违背了宪法。这是个很大的尴尬。所以，虽然1994年出版法草案列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进行审议，但面对这一问题，国务院最终研究认为还是先颁布行政法规，待时机成熟时再制定法律。出版法的议案也就撤回了。
我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出版法》迟早是要出台的，那将是一次大破大立，我们可以想像它对我国出版格局会有多么大的影响。
了解了这些，我们再来读《论出版自由》，就会像参加一次听证会，又像观赏一部法庭辩论的精彩大片，看看300多年前的学者如何就这一问题滔滔不绝说上4万字（近2万个单词）。
弥尔顿不愧是诗人。他旁征博引，激扬文字，很有煽动性。我们不谈政治，当然不必纠缠于他的观点以及那些不可能有终极答案的问题上。我们只需从一个出版人的角度，理解他，吸收他，为他鼓一次掌。
今年恰是弥尔顿诞辰400周年。重温他的激情无疑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在此，我想以英中对照的形式摘录其部分精彩句子，大家可以一睹其警世之观点，也可细细品味其文辞之精彩——
 
……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
… books are not absolutely dead things, but do contain a potency of life in them to be as active as that soul was whose progeny they are; nay, they do preserve as in a vial the purest efficacy and extraction of that living intellect that bred them.
 
……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
… unless wariness be used, as good almost kill a man as kill a good book. Who kills a man kills a reasonable creature, God’s image; but he who destroys a good book, kills reason itself, kills the image of God, as it were in the eye.
 
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
Many a man lives a burden to the earth; but a good book is the precious life-blood of a master spirit, embalmed and treasured up on purpose to a life beyond life.
 
……帖撒罗尼迦另一句深入人心的话：“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连一切好的和坏的知识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
…another remarkable saying of the same author (Thessalonia) : TO THE PURE, ALL THINGS ARE PURE; not only meats and drinks, but all kind of knowledge whether of good or evil; the knowledge cannot defile, nor consequently the books, if the will and conscience be not defiled.
 
……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书，因而也无法禁止了。根据以上各点，我不难指出这为害多端的书籍出版许可制应作为无用而又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立即予以撤除。纵使是操乐观看法的人也不能不把这制度比作一位高明的先生用关园门来拦住乌鸦的办法。
… evil manners are as perfectly learnt without books a thousand other ways which cannot be stopped, and evil doctrine not with books can propagate, except a teacher guide, which he might also do without writing, and so beyond prohibiting, I am not able to unfold, how this cautelous enterprise of licensing can be exempted from the number of vain and impossible attempts. And he who were pleasantly disposed could not well avoid to liken it to the exploit of that gallant man who thought to pound up the crows by shutting his park gate.
 
……如果我们从老师的教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许可制的刑棍底下，如果严肃而认真的写作不过是课堂上一个文法练习题，不经过草率从事的检查员胡乱检查一下就不能发表；那末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多少呢？
… What advantage is it to be a man, over it is to be a boy at school, if we have only escaped the ferula to come under the fescue of an Imprimatur; if serious and elaborate writings, as if they were no more than the theme of a grammar-lad under his pedagogue, must not be uttered without the cursory eyes of a temporizing and extemporizing licenser？
 
……只要肯动脑筋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的信仰和知识，正和我们的肢体与面容一样，愈运动愈健康。真理在圣经中被比作一泓泉水，如果不经常流动，就会干涸成为一个传统与形式的泥淖。
…Well knows he who uses to consider, that our faith and knowledge thrives by exercise, as well as our limbs and complexion. Truth is compared in ｓｃｒｉｐｔure to a streaming fountain; if her waters flow not in a perpetual progression, they sicken into a muddy pool of conformity and tradition.
 
……我认为，我在心目中已经看到了高贵而生气勃勃的民族，象一个睡醒了的巨人一样站起来，抖一抖他那所向无敌的发绺。我认为，我看到他象一只兀鹰一样换上青春的羽毛，并对着正午的阳光一点也不眩晕地照亮自己的眼睛，它在这天国的光源下清洗、涮亮自己久置不用的目光。
… Methinks I see in my mind a noble and puissant nation rousing herself like a strong man after sleep, and shaking her invincible locks: methinks I see her as an eagle mewing her mighty youth, and kindling her undazzled eyes at the full midday beam; purging and unscaling her long-abused sight at the fountain itself of heavenly radiance; …
 
……一个好政府和一个坏政府同样容易发生错误。试问哪一个官员又能保证不听错消息？尤其当出版自由被少数人操纵的时候就更容易如此了。可敬的上议员与下议员们：如果能迅速纠正一个错误，如果处在最高地位的人对一个平易的忠谏能比其他人对一笔大贿赂更重视，这就是最符合诸位的高尚行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伟大和最贤明的人才能具有这种美德。
… errors in a good government and in a bad are equally almost incident; for what magistrate may not be misinformed, and much the sooner, if liberty of printing be reduced into the power of a few？ But to redress willingly and speedily what hath been erred, and in highest authority to esteem a plain advertisement more than others have done a sumptuous bride, is a virtue (honoured Lords and Commons) answerable to your highest actions, and whereof none can participate but greatest and wisest men.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二)：论出版自由

弥尔顿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论出版自由》书中的论述大多付诸于神学的话语，但却并不显得虚无飘渺，反而充满着理性的力量。由此可窥见西方文化的其中一个特征：他们认为人的理性是由上帝所赋予的，因此人是高贵的，拥有足够的自信去运用理性进行思考和判断。
在这本书中弥尔顿要论述的，是他反对《出版管制法》的理由。
弥尔顿第一个论点是，对出版物的管制并非西方的风俗传统，而是中世纪教皇制黑暗统治下的产物。他引证了古代著名国家制止出版界紊乱情况的办法。如雅典，除了渎神或者是有诽谤中伤的书籍不能出版之外，对出版物不再加任何限制。异端学说书籍会被公开进行检查，驳斥，但也从未被禁止和焚烧。而只有被人深恶痛绝的教皇制教会，才为了维护其黑暗的统治发展出一套对书籍出版的管制制度，不仅禁止“异端邪说”，还禁止一切不符合教皇口味的书籍。作为清教国家的英国，绝不应采取这样的出版管制制度。
弥尔顿第二个论点则是，不论书籍如何，阅读带来的利多于弊。他指出，人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就算是坏的书籍，亦可以帮助人发现真理。没有对恶的知识，我们便无从选择智慧。在没有恶的情况下，人就算拥有善，也只是无知的善，而非真纯的善。真理和善能通过意见的自由市场战胜一切邪恶的学说，成为人心所向的追求。
弥尔顿的第三个论点是出版管制并不能实现其目的。弥尔顿批判柏拉图的理想国不具有任何的现实性。他指出如果要通过管制的方式使人良善，那到最后，就必须要对每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进行审核。而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也绝不愿意担任审查员，去花费大量的精力审查异端邪说，这实属在煤堆里捡金子，无助于他们发挥才智。只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才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那由这些人审查通过的书籍，也绝不能令人信任。如果普罗大众将辨明真理的责任完全交由国家，那么亦会造成他们智力上的懒惰，无法达到真正的良善。
弥尔顿的第四个论点是，对出版的管制，是对学术追求的贬低和自由的践踏。弥尔顿提出：“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如果任何的学术见解都需要经过审查，将会贬低学术的价值，是对有学术追求的人的不尊重。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启发极大。且不论他的观点正确与否，这种坚守自由主义的立场，以理性的态度来抗争的姿态，就值得令人赞赏。此书的影响之深远，甚至密尔的《论自由》也是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完成的。
他的观点也值得借鉴。虽然他的论述当中多涉及上帝等神学理念，但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人的理性力量作辩护。他相信真理和善是最终的追求，而人是理性的，可以利用理性的能力进行交流、争论，以此接近真理。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三)：《论出版自由》观后感

                        
于我而言，阅读一本书的经历就像是在黑暗的山洞里摸索寻找着出口和光明的过程。当一本书静静地躺在那里时，你也许并不能感受到它的内在文字的张力以及字里行间中闪烁的思想，它只是一些无意义的文字的排序，或是一些带有黑色字符的纸张的堆积；而当你翻开它，开始阅读之旅，另一个世界就会在你的眼前打开，如果有幸的是这本书总结了前人的闪光的智慧，那么这场阅读之旅就更加刺激，更加有趣了。于是当我翻开这薄薄的只有五十四页的书籍，便意味着我开始了一段新的文字和思想之旅，只是遗憾的是，旅途的开始并没有太多欣喜，因为在阅读之前便对人们对它的评价和它的意义已经有所了解——“西方的一切新闻思想和新闻理论，都是由此而来的”，“《论出版自由》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倡出版自由、反对封建书刊检查制度的著作，也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石性著作”，“《论出版自由》是任何一个新闻传播学甚至包括所有文科学生都必须认真阅读的一本专业读物”……这些评价与“权威话语”为我建构了《论出版自由》的崇高无比的形象以及于是我便抱着这“黑暗山洞的出口是类似天堂般的光亮”的心态开始了我的阅读。以下就谈谈我在这黑暗山洞中摸索着寻找出口与光明的过程中的一些感想。
一、 关于成书背景：“英雄不问出处”，伟大的作品不问缘由
关于《论出版自由》的成书背景，不知道别人如何评价，初次了解到时我真
是忍俊不禁。“弥尔顿一生有过三次婚姻，第一位太太小他17岁，第二位太太小她20岁，第三位则小他30岁。老夫少妻的组合导致他们的生活中有不少磕磕绊绊。于是他不停的写一些论述离婚的小册子。1644年，因为发表这类小册子，弥尔顿被国会招去质询，恼怒之余，慷慨陈词，于是便有了新闻传播史上里程碑式的文献《论出版自由》。”所谓伟大的创造和伟大的作品，常常是不问缘由的，在这创造和作品中，起关键以及决定作用的是人。苹果砸在牛顿的头上，便能诞生出万有引力的经典，而砸在庸才头上，估计这苹果的下场就是成腹中美食了。另外不知为什么看到弥尔顿因家庭矛盾而屡写文章时想到了伟大的思想家苏格拉底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你娶到一位好妻子，那么你将得到终身的幸福；如果你娶到一位恶妻子，那么恭喜你，你将要成为一个哲学家。”看来做学问有时候还真的需要一位彪悍的妻子呐。
二、关于文本：语言的艺术为思想增彩
其实最初的读书心得的题目拟定为“论说话的艺术”，因为在阅读过程中，就已经被弥尔顿严谨的逻辑、高超的说话技巧、恰到好处的讽刺等等深深吸引了。
请看一些句子吧“如果诸位已经作了这样的决定（谁要是认为诸位没有作这样的决定便是一种大不敬），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我提供一个恰当的事例来证实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真理的精神和审议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引出演讲的抨击对象——《出版管制法》，却在前说以这样的事例来“证实诸位有目共睹的热爱真理的精神”“审议事务时不偏不倚的正直精神”，言下之意便是若是你们不重新审议《出版管制法》，你们便是不热爱真理、不正直的人了。多么含蓄且让人难以拒绝！再看看弥尔顿是如何讽刺神职人员的无所事事和庸碌之才的吧：“一个报酬优厚、现领圣俸、稳如泰山的本堂神甫，如果没有其他的东西刺激他钻研，就很容易流于悠闲自在，只是在英文圣经索引和常识手册里转一转，在庄严的大学课程里拾一些牙慧，再加上一本四福音书合成集、圣经联句汇编，把某些教义条目来回浏览一下，再加上一些用法说明、信条和格式的来由、神学家的标记和祷告文的正统讲法等等；然后用上一点点编书的技巧，把这些东西象从初级教本中取材一样，拿来截头去尾拼凑一下，再静静地思考一两个钟头。纵使只象这样做一下，他也能妙不可言地安排好一个星期以上的讲道文，这还没有提到外文对照的圣经、每日祷告书、圣经摘要和其他懒人的法宝。”极其生动地描绘出了神职人员的丑恶形象，“静静地思考一两个钟头”“妙不可言”等词组的运用真是恰到好处又带有微妙的讽刺意味，实在是令人不禁对弥尔顿的文字印象深刻且深深折服！
三、关于自由：理想与现实之间
 阅读《论出版自由》，就不能不提到“自由”二字。弥尔顿说“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Give me liberty to know , to utter , 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p conscience.）”并在书中用各种论证方法来论述一下几个观点：1、人民有出版自由的权利；2、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对真理的追求；3、观点需要公开的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思想。这些观点在当时是先进的并且一定程度上仍然可以适应于现代社会，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带着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谈及自由，我们都认为“人生而自由”，然后却从未确认过自己拥有这“与生俱来”的自由，我们在自由面前惴惴不安，企图奔向前去抓住它，却恍然发现它只是个幻影。理想总是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这样的话语在中国社会之中显得更加符合语境）如今，我们看到人民仍旧没有出版自由，这样的自由被政治势力霸占着，被利益集团霸占着，被有财有势的个人霸占着，公民的话语权微弱，公民的自由出版的权利被剥夺，并且公民被“和谐”“稳定”的字眼束缚着、蛊惑着、欺骗着，无法也无心去捍卫自己的言论自由。理想在现实面前显得那么渺小，个人在社会体制的压迫下显得那么卑微，所以“生而自由”只能是一句口号，弥尔顿的文字只能是思想上的引领而非实践上的指导，我们也只能通过阅读先贤的激昂文字来慰藉自己罢了。
结语：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的获得永远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今我们仍在这寻求自由的斗争之中，这条路注定漫长而艰难。但愿在这条路上奋斗者前行的人们都可以像电影《勇敢的心》中的华莱士一样，一生为获得自由而战，并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无怨无悔、坚定地高呼着“Freedom！”自由！自由！自由！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四)：中规中矩写一个乱七八糟的读后感(crap?)

——“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Give me liberty to know,to utter,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东西方政治文化环境的对比
    弥尔顿不愧是一个文采斐然的诗人，这洋洋洒洒的几十页充满了激情和煽动力，仿佛在听弥尔顿演讲一样，读到激昂之处令人想拍手叫好。读完这本小册子，首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激昂和那种和统治阶级“叫板”字里行间中迸发出的战斗力。这不禁让我联想到了东西方政治文化环境的对比。诚然在东西方的历史上都经历过严酷的专制压迫，但不得不承认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远远比在我们这儿深入人心。回顾中国的历史，很少有人真正地号召大家喊出过类似陈涉的那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明末清初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思想虽也堪称民主激进，但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并不大。直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我们才从西方引进了这样的民主自由的呼声，我们是在模仿西方，但种种因素让我们又不可能完全像他们那样，我们根入骨髓的传统是集权统一。我私以为，我们和西方政治环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不是在于是否为人民，而是在于掌权政府的“容忍度”。无论哪种社会意识形态，当权者都只是谋求自己政党阶级的利益。而他们习惯于不同的声音辩论、演讲，我们在政治上还是习惯统一、团结。哪怕最后殊途同归，我们省下了精力提高了效率，但我们就很难出现类似弥尔顿《论出版自由》这样的呼声。（好像扯远了，不过可能是《论出版自由》的语言特色，读完这给我的第一感受确实是这种政治容忍的差异。）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提到出版自由是诱人的，却带有乌托邦的幻想。我国在宋代就有了叫做“看详”类似图书审查的制度。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其公民言论、出版的自由。然而我们知道，直到如今，任何国家任何图书都还是要经过层层把关和审查才能出版，区别的是每个国家的容忍限度。因为所谓自由的界限本来就很模糊，弥尔顿提出的出版自由，更多的也只是一种呼声，一种理念，而无法成为一个准则。
 
判断能力是一个人应具有的素养
    另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关于判断力是一个人应该具有的素养。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里面大量“打着上帝的幌子”说话，比如这里上帝说，“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这让我想起了发展心理学课堂上老师和我们探讨过的问题，对于儿童，我们是应当把他们完全保护起来不接触社会的阴暗面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还是说让他们从小就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还有以前那个老套的辩论话题“开卷是否有益？”我们是否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呢？我想，答案是没有。正是因为不是我们都具有这样的判断能力，才有那么多人走上歧途，希特勒《我的奋斗》才能煽动那么多的普通民众。然而即使有这样的错误和风险，弥尔顿仍然鼓吹出版自由。因为如果这种自由被扼杀了的话，损失将更加地惨重。“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判断是个人本身的问题，虽然“好人”面对诱惑和煽动也会动摇，但一旦他们战胜了自己，这就成了一个“自我修正的过程”。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把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呆板苍白的单调。多元的思想必定其中参杂有糟粕，我们要自己不断提升自己素养学会选择，选择什么，但不要剥夺我们选择的自由。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五)：《论出版自由》读后感

      《论出版自由》是英国伟大的诗人、政治家、民主斗士约翰·弥尔顿在1644年向英国国会提出的一篇演说词，被誉为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开山之作。我所阅读的版本是由吴之椿翻译，商务印书馆在1989年第四次增印的繁体版。全书不足60页，但作为一篇演说词却是长度惊人。坦白说，第一遍读完非常迷糊，书中引用了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事例，句式复杂甚至有时重复强调，加上翻译沿用了很多英文的表达习惯，阅读中很容易走神。于是又通读了一遍，并且搜寻了一些读者的读后感，才觉得略有心得。
       彼时的英国资产阶级刚取得初步胜利，革命内部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长老派害怕革命继续深入，于是竭力控制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政治思想，力图与王党妥协。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会制定了《出版管执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弥尔顿通过《论出版自由》论述了他反对《出版管制法》的理由，严肃地抨击了当时的出版审查制度，并详细地阐述了要求出版言论自由的思想。弥尔顿引经据典、逻辑推演反证、严密分析，论据涉及宗教、历史、哲学、时政，不得不叹服他的雄辩和博学。书中重点论述三个观点：人民有出版自由的权利；人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即对真理的追求；观点是需要公开的市场以及自我修正过程的思想。
       弥尔顿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要相信读者有判断是非的能力，禁止好书出版是扼杀了理性本身。这一段的论述尤为精彩：“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跃。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
       弥尔顿强烈抨击出版审查制度，认为这是可耻的、丑恶的。他竭力证明古代一切法度清明、珍视书籍的国家, 都不采用出版许可制。惟有那些极端虚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迫不及待地推崇它。“出版审查制不会带来什么积极的效果，而只会带来破坏学术、窒息真理的消极后果。这项法令对于学术和学者来讲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极大的污蔑。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这也是一种责骂……”可见对出版的管制，是对学术追求的贬低和自由的践踏，如果任何的学术见解都需要经过审查，将会贬低学术的价值，是对有学术追求的人的不尊重和折磨。
       弥尔顿认为《出版管理法》违背了人的理性，并不能实现其目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愚笨做法。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的视听、言行在交流思想方面的效果与写作是一样的。如果被禁止的仅仅是书籍，那么其他表达思想的形式是无法禁止的，这样检查制度也就形同虚设。弥尔顿赞同并引用英国思想家培根的话说，“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 因为害怕坏书的流播为由就取消出版自由，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弥尔顿对于审查员的设置也极其不满。“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挥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椿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象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间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评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 他通过举证，认为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绝不愿意担任审查员浪费他们的才智，只有唯利是图的小人才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由这些人审查书籍是对学术的亵渎。
       不论书籍如何，阅读带来的利多于弊。与对待审查员不同的是，弥尔顿对大众的阅读鉴别能力非常有信心。他指出，人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就算是坏的书籍，也可以帮助发现真理。“一个聪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书中提炼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则拿着一本最好的书和不拿书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说纵使限制笨人读书也无补于他们的愚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剥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
       “出版自由”是诱人的，弥尔顿说“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Give me liberty to know, to utter, and to argue freely according to conscience.）”然而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弥尔顿所倡导的在当今看来依然是某种意义上的乌托邦幻想。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六)：此书不合天朝

读此书时受作者感染，心潮澎湃。静下细想，此书虽好，却不适合中国，理由如下：
一、此书是作者对英国实权者的建言。书中引古论今，多用类比，说理立足于英国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长远发展。然在天朝，这类“深远”话语却无用处。倘若有人建言出版自由，应该说说出版自由如何提升政绩，如何有助于当政者当政时期的稳固（长远？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管不了这么多，这才是思虑深远透彻），没有这些作用，出版自由不是没事找事么？
二、一切自由权利不是他人赠送的，是自己努力得来的。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后人。但天朝民众无此等精神。自己一生酒足饭饱就可以了，拼命去为权利奋斗，闹得身先死，岂不便宜了他人？争出版自由实在不明智。
三、天朝数千年文化至今，于一切道理皆已洞悉，故实无辩论之必要。倘有如弥尔顿此等人妖言惑众，不及其说完，定当将此愚昧之人归案改造，告诉他什么是真理。辩论演说是文化低劣民族探求真理的途径，在我天朝无此必要。故从官到民，皆无习此低劣之术者。
综上，此书不合天朝。此书或有点道理，但在天朝优越性面前，不过尔尔。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七)：我们被教导要记住思想，不是人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尽管这是狄更斯对更迭政权的转型期社会以及受工业革命浪潮剧烈冲击的社会的形容，却同样可以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做注解。
     德国那句足以概括历史发展进程的谚语就说到：“越是黑暗的天空下，星辰便越明亮。”而历史反馈给我们的种种也能够看出，在每当乱世烽烟将起，刀兵钩戮末世之际，思想的光芒便会照曜四方。不仅仅是因为岁月峥嵘戎马倥偬更能够激发起人内心深处的思想喷薄与对这个森冷世界的思考，同时也因为着，再铁血的政权也会在乱世中有分崩离析的忧患，那么所有上位者对文化方面的禁锢与扼杀，就做不到如盛世之时那般的有力强劲。而冲破桎梏的思想文化，再加上先前所被激发的种种创作欲望与创作激情，势必就是漫天尘烟后极致明亮的星子了。
     然而，约翰弥尔顿早在百年前就呼吁着的出版自由，在我们号称自由的今天，真正实现了吗？
     答案显然不是真正可能的。弥尔顿所提倡的，大声疾呼的，也是为了学者的利益而战，为思想文化的传播而战，为了反对英国那项他认为相当荒谬的法令，为了突破自中世纪起是整个欧罗巴大陆陷入思想黑暗和蒙昧中的教会统治。
这并不是一个言论自由多么广泛，多么崇高的世界，言论自由从来就不会高于一切。国家作为统治的工具，显然不会愿意真真正正的放纵言论，舆论的流行与传播。当然，这是无可厚非的，为了维护和巩固现有的统治，不仅对当下有害的假消息所成的流言是必须要封杀的，那些足够动摇统治并且有能力煽动一小撮或一大撮不明真相的群众或引起种种恐慌的消息，无论那个政府的决策大体是英明的还是草包的，都不会放任任何这些信息的流行。这些消息就好比是传染病的病毒，如若不及时的剿灭，一旦机体的任何一处受到感染，所导致的后果可能都是无法挽回的——细胞一旦死亡是不可逆的。这也难怪，单就政府来说，信息这东西一定是洪水猛兽，用得好裨益自身相当于多了把利刃在手，用得不好没准就是自寻死路自作孽不可活。当然，越是富盛和强大的国家，在思想文化上的开放程度便会相应提高，虽然那些能够触及统治根基的问题是不会受到这一影响的，但是在种种可以模棱两可的问题上就可给予些许的自由。反之，比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对文化方面的打压就十分狠厉。在整体国力衰退的危机下，帝国如何支撑住偌大却脆弱的统治？当然便不能放任那些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混账话到处满嘴不忿与吐槽的文人继续胡说下去，更何况再落魄的文人只要出书便一定会吸引一部分民众。而文人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你要是突然杀了他，身后立马跳出无数攸攸之口怒骂当局是无道之君失德之人。这群人没多少用处，还打不得杀不得，杀完了自有人立牌坊。所以，统治者们便要用那僵化死板的八股文框死他们的思维，用无数科举失败磨平他们的锐气，用文字狱震慑他们的行为与言论，让他们再也翻不出什么浪来，统治者这才安心。对比汉唐之时某些狷狂散漫的书生，若他们看到百年后同行的种种悲惨遭遇，定会庆幸自己生在了那时，若是在明清二朝，只怕被砍得连坟头草都一根不剩了。
     阻碍永远不会只有一个，最起码也是三座大山压顶。除却国家，现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种种的利益集团，每一个组织都有其的自有利益，岂容他人轻易掠夺？更不用说那些寡头型的组织，在它们所在之处对于别人来说是压倒性的优势，弱肉强食是必然，那么它们的存在势必就是攫取更多的利益，同时吞并所有妄图螳臂当车的。它们就像手持刀叉，对着盘中垂涎欲滴的地球，随时准备下手，你一块我一块，将彼此的利益范围分割明显，也让自己的利益尽可能的达到最大化。所以，当它们遇到威胁到它自身利益的信息，是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打压和消灭的。
     现实是，非常的显而易见的——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只看到被选择后的真相，我们只能看到那些想让我们看到的。然而，正如弥尔顿在文中提到：“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纵使一切的和谐都是有着原因的，作为民众的我们都有权利知道真相。所有的愚民政策实行到最后，都是不会有善终的。而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忽略和低估人民的智慧，会是上位者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闭塞的信息会造成愚昧的民众（这种愚昧与他们的智力无关，只与他们的眼界有关），而蒙昧一定是最快杀死文明的利刃，因为蒙昧所致的无知，由于无知所致的天然残忍，往往会成为一个文明的噩梦。古往今来，数不胜数的蒙昧之徒轻而易举的摧毁了看似鼎盛煊赫如同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般的文明。而对于民众来说，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真正的单纯不是什么都不懂得的单纯，如同白纸般的单纯只会成为被迅速蒙蔽的理由，而是在懂得愈多的情况下还是能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即使是危险的信息，若是能为这个浮躁的，麻木的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那么它就有它存在的价值。然而，即使它没有这个作用，但是因为它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权利抹杀它，封闭它，让它不为人所知。就好比几年前的《南方周末》和产生初期的豆瓣，在那一段黄金时期带给了我们足够多的信息和更深入认识了一部分现象，虽然这一切随着报纸高层的换血和豆瓣壮大后的逐步妥协而烟消云散，但是影响力仍在。
     然而最重要的，其实是人对自由的渴望。规矩这种东西，若是让被约束的民众觉得密不透风，严严实实，越容易激起他们的不满与愤慨。规定的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秩序，然而阻止在“表现”面前始终是苍白无力的，规定哪怕再严苛也永远无法抹杀一个人生来在骨血里就激越流淌着的对自由的向往。自由来自天性，无可取代，无法避免。也正是因为这一种来自于生性的品质，冥冥中不断推动着人类的演变，历史的进程，文明的兴盛，从而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拥有此刻的生活，构建当今的所有社会形态，甚至于我们思想的产生，以及现在我们能够在此处谈论何为自由。而不是如同其他物种一般仍在自然环境中完完全全的被自然所震慑，发挥不了一丝一毫的主观能动性，还完完全全的暴露在物竞天择的卑微状况中。至少现在的我们，拥有思想，是自己的主宰，可以不为他物所控。而正如弥尔顿在文中所说：“让我有自由来认识、抒发己见、并根据良心做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与此同时，即使言论自由的火光是那么的微弱，但是只要它是真理，真理会像火花一样，溅落到每一个试图扑灭它的人脸上。许多时候，我们需要正能量的浸润，而弥尔顿这一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想法，虽然有其缺陷，但是能够赋予我们更多走下去，向前走的勇气和信心。人是生而自由的，即使在如今社会，我们体会不到这份令人心神激荡的自由感。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中，人民仍旧没有真正的出版自由。即使所有这样那样的权利和自由被政治势力牢牢捍卫着，被利益集团紧紧攥着，我们的话语权微弱，我们的自由出版的权利微薄，甚至连我们的版权也难以加以保护……我们也还是需要信心，需要信念，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持着我们。哪怕未来只是一剂吗啡，让此时的你精神百倍，却仍要继续。也许多年后，淡淡回望时光，多年前觉得很重要很伟大的誓言，等到走过太多路途之后才发现，原来昔日咬紧牙关拼劲气力想要达到的目标，早已被远远抛在身后，那些曾让自己痛而不得的一切，也早已淡去无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待回头，不过是琉璃火，未央天，唯叹驹中隙，石中火，梦中身。
     这毕竟还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拥有种种前人难以想象（约翰弥尔顿也想象不到）的便捷快速的信息渠道，我们拥有比从前完善得多的基础教育体系，传媒业甚至会禁受震荡与解构，共赴国运是我们所有人的荣幸，共同向着自由的所在感受光明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方向（这句是梁老湿的）。
话说，失乐园好看点，有故事性啊故事性~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八)：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书摘

摘抄一些精彩的论述。
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仅仅论述一个问题，便洋洋洒洒写了几十页，作为一篇演说辞，从头到尾估计要花上听众几个小时，如果约翰弥尔顿生在今天，恐怕他的演说还没开头，他的部分听众就会开始打哈欠，他还未论述完第一个问题，也许他的听众就会走掉一半。这和约翰弥尔顿及他的《论出版自由》本身无关，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媒介的角度来看，十七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听众多么不同。十七世纪的人还惯于听四五个小时的演讲或辩论，并把此作为绝妙的消遣。而二十一世纪的人则连一个半小时的电影都无法集中精神看完。
我们想获得的自由，并不是要使我们共和国中怨怼从此绝迹，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指望获得这种自由；我们所希望的只是开明地听取人民的怨诉，并作深入的考虑和迅速的改革，这样便达到了贤哲们所希求的人权自由的最大限度。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己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
……这事例就是重新审议诸位制定的《出版管制法》。该法规定：凡书籍、小册子或论文必须经主管机关或至少经主管者一人批准，否则不得印行。
但关于书籍出版许可的那一条，我满以为在主教们垮台以后就会随同四旬节和婚礼许可等条例一起废除的，现在事实并不如此。因此我要痛切陈词，首先向诸位说明，这法令的订立者是诸位不属于承认的。其次要说明不论哪类书籍，我们对阅读问题一般应持有的看法。同时也要说明，这法令虽然主要想禁止诽谤性的和煽动性的书籍，但达不到目的。最后，我要说明这一法令非但使我们的才能在已知的事物中无法发挥，因而日趋鲁钝；同时宗教与世俗界的学术中本来可以进一步求得的发现，也会因此而受到妨碍。这样一来，它的主要作用便只是破坏学术，窒息真理了。
书籍并不是绝对死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和作者一样活躍。不仅如此，它还象一个宝瓶，把创作者活生生的智慧中最纯净的菁华保存起来，我知道它们是非常活跃的，而且繁殖力也是极强的，就象神诸中的龙齿一样。当它们被撒在各处以后，就可能长出武士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不特别小心的话，误杀好人和误禁好书就会同样容易。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坏了一个上帝的象；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坏了瞳仁中的上帝圣象。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了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不错，任何时代都不能使死者复生，但是这种损失并不太大。而各个时代的革命也往往不能使已失去的真理恢复，这却使整个的世界都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就必须万分小心，看看自己对于公正人物富于生命力的事物是不是进行了什么迫害；看看自己是怎样把人们保存在书籍中的生命糟蹋了。我们看到，有时象这样就会犯下杀人罪，甚至杀死的还是，一个殉道士；如果牵涉到整个出版界的话，就会形成一场大屠杀。在这种屠杀中，杀死的还不止是尘凡的生命，而是伤及了精英或第五种要素——理智本身的生气。这是杀害了一个永生不死的圣者，而不是一个尘凡的生命。
以往书籍和常灵一样，可以自由进入这个世界。心灵的生育受到扼杀并不比身孕的生育受到的多。并没有一个嫉妒的的诺架着腿在诅咒任何人的心灵子嗣的出生。假如生出来的是一个魔鬼的话，谁又能说不应当把它付之一炬或沉入大海呢？但一本书在出生到世界上来以前，就要比一个有罪的灵魂更可怜地站在法官面前受审，它在乘渡船回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以前就要在阴森黑暗的环境中受到拉达马都斯那一伙人审判；这种事是从未听说过的。
……事实上古往今来一切法度清明的共和国都不采用它，唯有那些极端虚伪的煽动者和压迫者，才急于向它乞灵。
“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不但酒和肉是这样，而且连一切好的和坏的知识都是这样。只要心灵纯洁，知识是不可能使人腐化的，书籍当然也不可能使人腐化。书籍就象酒和肉一样，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坏的……至于选择问题就随各人判断了。对坏的胃口来说，好肉也和坏肉一样有损害。最好的书在一个愚顽的人心中也并非不能用来作恶。固然，坏肉纵使用最合卫生的烹调法也不能产生什么好的营养，但坏的书籍在这一点上却有所不同；它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
谢尔顿在我国的学者中是领袖人物，现在正和诸位一起任职于议会之中，我所能援引的证明又有什么能比他的话更好呢？他那部论自然法与国家法的书中，不但旁征博引地搜集了许多大作家的意见，而且还用许多出色的理由与公理用数学的方式证明道：一切看法，包括一切错误在内，不论是听到的、念到的还是校勘中发现的，对于迅速取得最真纯的知识说来，都有极大帮助。因此，我认为上帝从前普遍扩充人类肉体的食物时，始终没有用节制的原则，因此，正和以前一样，关于我们心灵的食粮和消化问题，他也任人选择。这样，每一个成熟的人便都要在这一方面使用他最高的智能。节制是多么伟大的美德，在人的一生中又是多么重要啊！但上帝把这样大的事情完全交给了成年人，让他们凭自己的品性作决定，此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或规定。因此，当他在天上亲自为犹太人定律法的时候，每人每天所得的食物是一俄梅珥。这一分量纵使是胃口最好的人吃三天也吃不完，这些“都是入口的而不是出口的，不可能污秽人”，于是上帝便不会把人们永远限制在一切规定好了的幼稚状态之下，而使他自己具有理智来选择。如果对于一向用说服来管理的事物转瞬间增加许多法律和强制规定，那么说教就没有工作可做了。所罗门告诉我们说阅读会使身体疲乏，但不管是他还是其他英明的圣经作者都没有说阅读是不合法的，如果上帝认为限制阅读是有益的，那么他告诉我们阅读那类书籍不合法比告诉我们阅读会使身体疲乏要简单得多。
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善与恶几乎是无法分开的。关于善的知识和关于恶的知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千万种难以识别的相似之处，甚至连赛克劳碌终生也揀不清的种子都没有这样混乱。在亚当尝的那个苹果的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象连在一起的一对孪生子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也就是说从恶里知道有善。因此，就人类目前的情况说来，没有对于恶的知识，我们又有什么智慧可作选择，有什么节制的规矩可以规范自己呢？谁要是能理解并估计到恶的一切习性和表面的快乐，同时又能自制并加以分别而选挥真正善的事物，他便是一个真正富于战斗精神的基督徒。
如果一种善是隐秘而不能见人的；没有活动，也没有气息，从不敢大胆地站出来和对手见面，而只是在一场赛跑中偷偷地溜掉；这种善我是不敢恭维的。在这种赛跑中，不流汗、不吃灰决得不到不朽的花冠。的确，我们带到世界上来的不是纯洁，而是污秽。使我们纯化的是考验，而考验则是通过对立物达到的。因此，善在恶的面前如果只是一个出世未久的幼童，只是因为不知道恶诱惑堕落者所允诺的最大好处而抛弃了恶，那便是一种无知的善，而不是一种真纯的善。它的洁白无暇只是外加的一层白色而已。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关于恶的认识与观察对人类美德的构成是十分必要的，对于辨别错误肯定真理也是十分必要的。既然如此，我们如果想探索罪恶与虚伪的领域，又有什么办法能比读各种论文、听各种理论更安全呢？这就是兼容并包的读书法的好处。
我们很难举出例子说明任何一个无知识的人被英文的天主教书籍引诱坏了，除非是天主教的传教士推荐给他并为他作了解释，是的，这类论文不论真假如何，都象以赛亚书对那位太监一样，没有人指导是没法理解的。
如果要压制这类书籍以及大量流行而极易腐化生活与歪曲教义的书籍，就不能削弱学术和论辩能力。虽然这两种书籍极容易被有学识的人接受，而异端邪说和腐化堕落的东西也极容易从他们这里传布到民间去。但邪恶的风俗却完全能够不通过书籍而找到上千条其他的途径传播，这些途径是没法堵塞的。邪恶的说法只要有人指点，完全不凭书籍就可以流传。教士要作这类指点大可以不写书，因而也无法禁止了。
一个聪明人就象一个优秀的冶金者一样，能从一堆矿渣似的书中提炼出金子来，而一个笨人则拿着一本最好的书和不拿书同样是一个笨蛋，也就是说纵使限制笨人读书也无补于他们的愚笨；那我们就没有理由因为要限制笨人而剥夺聪明人在增加智慧方面的任何便利条件。如果要经常十分严格地限制，才能使一个人远离不适合阅读的东西，那末我们就不但要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而且要根据所罗门和我们的救主的说法不赐给他良好的箴言，因此也就不让他念到好书。肯定他说，最没有价值的小册于对聪明人也比圣经对于笨人要有用一些。
有许多人抱怨天意不应当让亚当逆命。这真是蠢话！上帝赋给他理智就是叫他有选择的自由，因为理智就是选择。不然的话他就会变成一个做作的亚当，木偶戏中的亚当。
无可否认，作为审判者、操书籍的生杀大权的人，就能够决定书籍应不应当进入这个世界；他们的勤恳、学识和公正都必须在一般人之上。否则在审核一本书可不可以通过的时候，就将发生极大的错误，为害不浅。假如他的品质足以胜任这样的工作，那么叫他不断地、毫无选挥地读那些书籍（往往还是庞然巨册）和小册子，便是一椿极其枯燥而又无聊的工作；在时间上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任何书籍不在一定的时候都是看不下去的，而他们却受命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阅读一切的书籍。而手稿上的字迹又极难辨认。至于内容则往往用最清晰的印刷排印出来，也没法让人一连念下三页去。象这样的工作加在任何珍惜时间与学术，或稍为有品评能力的人头上，我万难相信他们能忍受得了。
最后我要说明，这项法令由于首先对于学术和学者是一个最大的打击和污辱，所以它便不但没有好处，而且还有十分明显的坏处。
我坚信，一个国家如果法度公正宽宏，一个教会的基础如果是信仰和真正的知识，便决不会象这样胆小如鼠的。
圣·阿尔巴斯子爵曾说过，“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
这个许可制的阴谋给我们带来的难以令人置信的损失和危害还有许多没有提出来。它比一个海上的敌人堵塞我们的港口与河流更厉害，它阻挠了最有价值的商品——真理的输入。还不止这样，它是最初由教皇假基督拟定并实行的恶毒阴谋。准备借此在可能范围内消灭宗教改革之光，并确立假道理。这就和土耳其人通过查禁印刷品来支持古兰经的手法如出一辙……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九)：从《论出版自由》看自由

复印本、繁体字，并不是第一次看这样的书。但是能够从开始就抓住我的眼球，并让我想要继续往下看的，此为难得的一本。在此，也只能分享一下个人，从《论出版自由》中的所感。
“如果我能够在此冒昧陈辞，这一事情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获得了那种人权自由。”这句话，是全书第一句让我深感共鸣之语。我们总是抱怨，言论自由被束缚，有很多话我们没法说，无处可说，说了也无法被别人看到，这个世界根本没法听到我们真正的声音。有很多历史真相，因为当局者需要控制民众思想，而使公众无从知晓。于是大家开始进行各种揣测，揣测之后便有了怀疑和不信任，然后就是进一步地抱怨，由此陷入循环。
那么我们可否这样理解，每个人都明白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当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群人的言论被“和谐”时，“和谐”者，其本身是明白且认同话语中的道理，但由于受到“权力”或者相关利益的压力而不得不选择去“和谐”他人。这之间存在着被迫与无奈。相反的，如果说你的言论虽然不符合主流，但是仍然出现在了大众面前，那么其实就是一种默许，这应该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言论较为自由的表现。
所谓言论自由，个人认为主要是包括，是否发表言论以及发表什么言论的自由。对于当今中国而言，越渺小的人物，言论也就越自由。原因很简单，没有影响力。虽然总说，众生平等，但若是同一句话，我说了，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几乎为零，若是韩寒说了，效果可能就会完全不一样。这是公众人物由于其受到的关注度而失去的自由。
“如果我们从老师的教鞭底下逃出来又落到了出版许可制的刑棍底下，如果严肃而认真的写作不过是课堂上一个文法练习题，不经过草率从事的检查员胡乱检查一下就不能发表；那末，作为一个成年人又比一个学童能好多少呢？如果一个人从没有作奸犯科之名，而他自己的行为又都不能自主，那末他就只能认为自己在自己的国家里是一个傻瓜或者外方人了。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诚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结果；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 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被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象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弥尔顿认为出版审查制度不合时宜的原因之一，就是为此。即他认为检查员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检查出版物。他认为，决定对错的权力以及决定什么应该出版而什么不应该出版的权力，不应该委托给那些“文盲和非自由民”，因为这些文盲和非自由民由于自身劳动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不具有脱俗的观点和视野。再者，任何优秀的“准出版物”都是其作者认真写得，有些甚至是花了几年、几十年的时间。任意的审查，且判定其不能出版，是对作者本人最大的不尊重。在那些“视书如命”的人眼里，其所写的文字比他自己还要珍贵。事实上，所谓的判断标准是主观的，书是否能够出版往往在于审查员的一念之间，这样大的权力掌控，其实早已经预示着不合理。
与对待审查员不同的是，弥尔顿却完全相信公众的阅读能力。“你不论拿到什么书都可以念，因为你有充分的能力作正确的判断和探讨每一件事物。”这句话乃“上帝”所说，对于他们而言，自是如真理般。在弥尔顿看来，公众的确拥有阅读任何书籍的权力和判断书籍优劣的能力。虽然他并不否认劣质书籍的存在及其消极影响，但是他相信公众的辨识力，善恶相对，看到恶，才会知道善的可贵。还记得被《非诚勿扰》捧“红”的马诺，当年她一句“我宁愿坐在宝马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使“拜金主义”的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被社会所重视。所谓，“人就是以精通异端的书籍来反对异端。”应该与此有着相似的含义。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相信所有公众的阅读能力的，知识水平、思想境界和社会阅历的差异，决定了每个人对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理解力以及对一些“劣质”书籍不同的抵抗力。
当然，弥尔顿当时的想法和观点，是要放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考虑的。“1643年，国会中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和上层新贵族利益的长老会派，出于对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情的恐惧，为巩固已到手的权利，下令实行书刊预先检查制度，禁止出版带有民主自由意识的书刊杂志。这等同于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和专制王朝时期所实行的新闻制度一样。” 这也就是说，其实，弥尔顿当时几乎是有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他过高地估计了民众的能力，因为民众只要有稍稍一点的缺陷，出版自由就会被剥夺，继而所失去的可能是更多的自由。这样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就现实来说，或者讲，从当今现实情况来说，将所有都推给公众自己去解决，这对于政府而言，反而也有一种推卸责任的感觉。
我的建议是，是否可以给书籍分级，就类似于电影分级一样。若强制性地规定，哪些书籍不能出版，这对于中国的言论自由环境而言实在不利，而判断书籍是否适宜出版的标准又充满了主观性，权力的增加势必会造成腐败的滋生，继而就容易引起更多的社会问题。当然，中国目前连正式的电影等级制度都没有，对于书籍而言，要想之分级怕是任重道远。
所谓自由，必然相对的。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自由，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不自由。有人曾说，自由，就是在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上任意行事。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道德的束缚是否真的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法律又是否真正公正和适合国情，当这个基本底线都在不断改变的时候，所谓自由的范围，其实也在不断改变吧。
俗语云，人活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同样的，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失去各种自由的情况也大有其在。那么，在本身的情况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与其带着埋怨，倒不如放宽心试着接受。自由，与其让他人给与，倒不如说自己给自己。

　　《论出版自由》读后感(十)：言论的自由市场

《论出版自由》是弥尔顿政论中的代表之作，其虽不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其中援引了宗教、历史、哲学、时政等丰富内容，其引经据典之充分、其逻辑推理之缜密，足以作为捍卫言论自由的军火库。这本书与其说是一篇演讲词，毋宁说是一篇争取言论自由的战斗檄文。
　　在这篇战斗檄文中，弥尔顿向长老会也向世人宣称了三个观念：首先，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其次，限制言论自由即是妨碍真理本身，唯有保障言论自由，才能使真理战胜谬误；最后是阐述了“观点的公开市场”以及“自我的修正过程”概念。
　　“责罚一种智慧就将增加它的威信。禁止一种写作，就会让人认为它是一种真理的火花，正好飞在一个想要熄灭这种真理的人的脸上。”类似这样充满激情与真理的想象的句子俯拾皆是，书中洋溢的那种对于自由、真理、智慧的追求着实让人感动与崇敬。正因为有了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精彩辩护，才有了后世的我们对于言论出版自由的不懈追求。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字就如同蝴蝶效应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新闻人为其努力奋斗。
　　在当下的中国的历史语境中，言论自由作为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几近被架空为神明，总有些组织和个人在积极从事损害出版自由的事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自从弥尔顿在国会上将“言论自由”的精神释放出来之后，它就没那么简单再被禁锢。
　　这本书让我记忆尤甚的是弥尔顿提出的“观念市场”的概念。他从“人可认知真理”这一哲学层面彻底揭去了恶政“为生民立命”的遮羞布。他大声宣布：对于知识，人是拥有辨别、选择的能力：或吸收，或改造，或甘之如饴，或弃如敝履。而掌权者无需劳心劳力去为民众选择知识，厘定真理。因而出版审查制度的存在是对人民智商的侮辱。
　　出版审查制度反映在当下的现实是——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看到的都是被选择后的真相，我们只能看到那些当权者想让我们看到的。然而，正如弥尔顿在文中提到：“真理和悟性绝不能像商品一样加以垄断。”纵使一切的和谐都是有着原因的，作为民众的我们都有权利知道真相。所有的愚民政策实行到最后，都是不会有善终的。而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忽略和低估人民的智慧，会是上位者所犯的最致命的错误。
当前中国此起彼伏的打谣风波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公允的说，网络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其中肯定夹杂着某些与真理相悖的信息或是谣言。但是就如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所说的，“不管观点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应该让它在报刊上出现，自由讨论，有可能在讨论中在一定时代中谣言有可能会盛于一时，但真理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吸取力量，最终打倒谬误而重现真理的光彩”。
因此在对基本事实的展现之中，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包容，允许不同的多元信息的存在，即使是危险的信息，若是能为这个浮躁的，麻木的社会起到振聋发聩的效果，那么它就有它存在的价值。然而，即使它没有这个作用，但是因为它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权利抹杀它，封闭它，让它不为人所知。在多元信息的竞争之中，谣言自然就会被破除。而不是用公权机器动辄让其消声甚至匿迹。
言论不自由的世界是扼杀文明的刽子手。闭塞的信息直接造就的是愚蠢无知的民众，这种愚昧无关智力，而是取决于眼界。看看今天的朝鲜就知道了，他们或许是快乐，但是建立在无知闭塞之上的快乐是值得羡慕的吗？对此我嗤之以鼻，我始终认为，人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的，不管是人身自由抑或言论自由，自由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人的潜能。而专制的年代，专制的统治者为了培养顺民，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去切断这种信息的传播，或是“一言以蔽之”，采取文化专制，渲染白色恐怖，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满清的“文字狱”政策，对言论的钳制的背后是统治力量的衰弱，是其不自信的表征。在王朝出现衰落迹象之时，维稳总是被执行的最为坚决彻底的。其中最紧要的便是对言论自由的打压，古往今来，莫不如是。
   如果说，这本书真的教会我们什么,我觉得只是两个字，“信心”——对真理和对我们自身的信任。因而出版审查制度像一面镜子，谁弱小无力，谁胆战心惊，已一目了然。对此恶政，只套用龙应台说过的一句话作为回应：我有辨别真理的能力，你若不懂，你将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