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边境论》读后感10篇

　　《日本边境论》是一本由(日) 内田树著作，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20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一)：在矛盾中生活的困境

日本人总想脱离亚洲，迈向欧洲，总想舍弃这些穷亲戚，找到富饶的兄弟。但是，在和其他国家比起来，老觉得“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且“自己不具有从零开始创造制度的能力”，故而有种边缘外的感觉，书中称为“边民性格”。
书中共分四章若干节，从日本的历史发展、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日本人的思想哲学以及日本语的特点出发进行论述日本人的“边境心态”。
日本因为文化上有致命的缺陷，经济上的优势，让他们心里极度的不平衡，历史悠久的经济上不如他，可偏偏自己处在一个历史久远的亚洲范围，文化的缺陷纠结着他们，他们喜欢有文化的民族、嫉妒有文化的民资，但是他们又有强烈的民族感，两者纠缠在一起，使其整体的心态布满了复杂。就像日本的国歌，书中写的过于复杂，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先是日本各界感觉1870年旧国歌旋律不够庄严，缺乏日本韵味。1876年海军乐队指挥Osamu Yusuke向海军部建议改变国歌旋律，主张国歌旋律必须反映日本宫庭音乐风格。1880年7月日本政府成立修改国歌旋律的四人委员会，包括海军乐队指挥中村雄助、陆军乐队指挥 Yotsumoto Yoshitoyo、日本宫庭雅乐指挥早弘盛(Hayashi Hiromori)、德国乐团指挥弗朗兹• 艾克特（Franz Eckert）。最后，早弘盛谱写的旋律中选，艾克特则把「君之代」分为四部分歌唱。 「君之代」歌词引自日本民间流行数百年的古诗，配乐则采用日本古典雅乐，可谓雅俗共赏。尽管许多日本人担忧这首国歌会提醒外国人日本军国主义，但是1999年 (平成11年) 6月日本政丄府提议把「君之代」定为国歌，8月9日日本国会毅然通过。就像作者在书中写到一样，开始日本没有国歌，也没人去想为什么没有国歌这样的问题。没有国歌可能日本日也觉得是一种特色吧，只是后来没坚持住。
书中作者在强调日本人不和别的国家比较，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国家。日本没和其他国家比较么？我倒觉得未必，应该说他们一直对幅员辽阔的国家都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所谓的“我们国家应该以其他国家为标准进行改造”。 其中的标准是什么，我倒没看出来？
日本人从来都是崇尚强者的，因此他们对强者都是喜欢不断套近乎，愿意和强者结交。而对于弱者他们不会表示任何同情的，也许一直与他们的处在岛国的缘故，居安思危的意念有关吧。所以只要有利益可图，他一定会冲上前去叨扰一番，总是在与中国在某些事实问题上做出这样或者那样的纠缠。而对于俄罗斯的一些行为，只能改成口头发泄且书面警告而已。
作者用浅显的语言表达了日本固有的心态和理念，作为了解日本的传统思维有一定的帮助。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二)：喜欢佯装和狡辩的“大和”民族

日本是一个很喜欢佯装和狡辩的民族。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喜欢东张西望，喜欢装作不了解对方的规则以捞取实惠。这只是一些形式表现，本质上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同在儒家文化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思想的仁义廉耻根本不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
在这里，先说一下作者提到的劳伦斯.托布和“儒教圈”共同体。对于劳伦斯.托布和他提出的“儒教圈”共同体本人并不了解，但是“儒家文化圈”的说法在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儒家文化圈”也就是“汉字文化圈”，简单地说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使用汉字的国家或地区，不外乎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于劳伦斯.托布所说的“儒教圈”共同体，个人并不看好，虽然“儒家文化圈”和“儒教圈”共同体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大致相同，但是就集团本身的紧密程度完全不同，共同体的紧密程度显然大大高于一个文化圈，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一个必要的条件——强有力的核心主体，而这个主体只能是文化的辐射核心——中国，而中国目前对于东亚和东南亚的凝聚力显然不够强有力，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自身不够强大，二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
言归正传，接着说日本的佯装和狡辩。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特性的有两个妇孺皆知的事件：捕鲸和参拜靖国神社。捕鲸是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规则的佯装不知和集体失聪，而参拜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中日外交关系中的一张王牌。如果说捕鲸事件是由漠视到选择性地无视的佯装，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完全无所谓仁义廉耻的“现实主义”。其实，日本人不仅善于欺人，还善于自欺欺人，书中，作者关于日本和日本国民对于自卫队和军事同盟的理解，让人大跌眼镜也大开眼界，一个民族能够不惜颠覆尊严与耻辱来满足自慰式的心理安慰也算是“极品”吧。
作者似乎抱着一种“望子成龙”和“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来论述日本缺乏国际担当，每每遇到要站在国际立场上进行选择的时候，就会顿时陷入思维停顿。其实也没用什么好怨的，当惯了奴才的人总很难成为主子。日本基于自身利益，而不问青红皂白地巴结亲密强者的心性，估计是很多民族都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作者说，这是基于“先生存下去”的现实需要，在我看来也不尽然，如此这般地活下来或许是个理由，如此这般地活著并能自个觉得心安理得才是最重要的，即使这种心安理得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也无所谓。如果更深入地探讨这一点的话，个人觉得封闭的岛国生存环境是这种心性形成的重要客观原因。长久以来，封闭隔绝的岛国环境不仅要求居住者物质上的自给自足，心理上也机缘巧合地形成了一种心性——自欺欺人式的自我心理安慰与满足。如果这样的日本一种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不妥，不同的是自觉不自觉的日本与世界有了联系，既想坚持自己固有的品格，却又不得不在意世界的看法，于是乎矛盾便产生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日本对于这种矛盾的解决是一种佯装和狡辩的手段。
还有一个例子，在书中作者对于日本国民对于日本战死军人评价各异的态度表示疑虑。其实，尖刻一点说，作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点佯装（毕竟作者自己本身也是日本人，哈哈）。这本不是什么值得思量疑惑的事情，答案很明确。日本人所参与的战争，且不用讨论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只要看看战争结果便可找到答案。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并没有通过战争实现开疆僻壤的侵略目的，不止如此，还拖垮了日本经济、丢失了北方四岛、沦为了美国的“军事同盟”，这样的战争结果，对于日本军人来说自然没有什么功勋、荣耀、敬仰可言，评价各异更不足为奇了。
总之，这是一本很不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小书，虽然很多观点并不是作者的原创，但是作者用心挖掘联系，并用自己的认识和思考给出了通俗的解读，值得一读。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三)：警惕追赶者陷阱

　　前面也读过几本有关日本的书，他们无一例外都是中国人写的，是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日本文化，分析日本民族性格。而手头这本内田树教授的《日本边境论》，却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写的，从日本人自己的角度论述和剖析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
　　那么日本人是怎么认识自己的呢？内田树教授认为，在日本民族还处在蒙昧阶段民族内核未有成形之时，便被极为强大的邻居中国拉进了华夷秩序这一同心圆结构的宇宙框架，还被贴上了“化外之邦”的标签，日本人所剩下的就只有学习一途，努力向中心靠拢，赶超中心。然而，殊为不幸的是，当其已经能够和中华帝国这个中心平起平坐的时候，西方崛起了。日本人发现，中华帝国这个中心没落了，世界文明的中心却移向了欧美西方国家，他们仍然是化外之地，又一次被迫进入了新一轮的追赶历程。正是基于这种同心圆的宇宙框架，内田树教授认为，象西西弗斯的巨石一样，这是日本的宿命，可以把日本人称作“边境人”。实际上，虽然在毛丹青教授的序言里，引用教授本人的话对“边境”与“边缘”两词进行了对比，并赋予“边境人”以积极的意义，我仍然觉得“边缘”更为贴切一切。
　　那么，这种长期处于边境的现实又是如何塑造了日本人的国民性格呢？内田树教授的论述非常深奥，特别是第三部分“‘机’的思想”更为难懂。按我的理解，边境人的性格表现主要有三：一是“东张西望”。日本文化在成形之前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过程被打断，没能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它没有原点或者原型，也没有绝对的终点，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参照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四处张望寻找目标才能找到未来的方向。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不了规则的制定者，一旦自己成为了领头羊就会停止思考，茫然无措。内田树教授认为一战之后日本在东亚的所作所为，军国主义并不是始作俑者，而是日本国民根据一战的规则指导自己的行为，是由“当时的日本人在无意识之中所共同制订的”。二是追赶意识。追赶也就是学习的意思，这是一的必然结果，因为一个处于边境地带的国家，只能不断的向中心学习才能不断完善和壮大自身。日本也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善长学习的民族之一，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演变奏曲，会改良、会吸收、会容纳，发展出比中心更为优秀的东西。所以，日本永远都处在学习中，都在追赶的路上。而这也正是日本人“非驴非马”的原因所在。三是距离决定。日本人没有终极意识，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于中心的距离来决定的。这与一有些相同，也就是说日本人必须根据自己与中心的远近来判断自己是什么，应该做什么，以此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它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而是要根据距离来确定，是比较的结果——换句话说，因为欧美是中心，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对的，与此相反的就是错的。而对内圈者展现出从属的、模仿的“内在自我”，对外圈者则表现出优越的、傲岸的“外在自我”，对两者拿出不同的面孔，采取不同的规则，要求不同的标准，这便是日本的两面性。这一点倒是与费教通先生用来形容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的含义有些相通之处。
　　当然，作者如此来解释日本人的国民性格的缘由只是一家之言，并不必然就对。这本书另外值得赞赏的，是作者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角度。李兆忠、萨苏作为中国人，所写的有关日本的书，是要拼命的走进日本社会内部，从日本人的一言一行中来探究他们如此行为的缘由。他们用的是归纳法，通过对无数日本人行为进行总结，进而得出结论。而内田树作为一个日本人，本来就可以从内部洞察日本及日本人的一切，却罕有的拥有一种外部视野，能够从世界的高度俯视日本，做到了跳出日本看日本，非常难得。所以我认为他用的是演绎法，从日本所处的地位向内挖掘，从日本社会的外在表现向上追溯，从对日本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国家制度的设计所产生的影响，进而推导出日本人的国民性格，找出他们如此行事的深层次原因。
　　最后，还是要回到我所写下的题目上来，即这本书对我的启示。我所谓追赶者陷阱，就是满足于追赶的状态，而不敢、不会和不能成为领跑的状态。从内田树教授的论述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日本“边境人”宿命的无奈，以及一种无力领跑世界的隐恨和悲凉，这是他对日本深沉的爱。日本，因为没有自己的原点，始终处于追赶的状态，已经把“从起源处就落后于人”当成一种设定的、真实的、自然的状态，活在这种状态的束缚之中，掉进了追赶者的陷阱。用中国话来说，就是认命了。而现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是规则的制定者，中国也已经沦落到与日本同样的边境地位，都奔跑在向西方学习的路途中。与日本不同的是，我们曾经是中心，曾经辉煌过，是被追赶者，由于我们在中心养尊处优得久了，天天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睁开眼时已经被甩到了世界的边缘，成为了追赶者。而如今，我们已经沉沦了将近二百年，这样的状态持续久了又难免会麻木不仁，妄自菲薄，会丧失自信，丧失勇气，会对自身曾经的光荣与传统产生怀疑，变得否定自己的一切，只是习惯于一味的追赶，满足于追赶本身，甚至有时候只是为了追求与中心的一致而追赶，却忘记了原来追赶的真正目的。比如，我们的改革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自己，不是为了改革为改革，固然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并不能因为暂时摸不到石头，就要停下来去找石头而不去过河。
　　大象拴久了，一根麻绳就能让其乖乖就范，这在心理学上叫习得性无助。我们现在的确仍然在追赶，但我始终相信，我们一定会完成追赶，实现复兴，成为超越者。看了内田树教授的书，让我担忧的是，如果我们也象日本一样把追赶当成自己原本应该的状态，我们将会永远失去作为领头羊的感觉，忘记了如何领跑世界，甚至会象日本人一样对超越产生恐惧，也掉进追赶者的陷阱。当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超越，重新成为领跑者，却“提剑四顾心茫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自己的理想，失去了民族独创的能力，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这确实值得我们警惕。也特别期待我国也能有内田树教授这样的人，在掉入这样的陷阱之前，来警醒国人。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四)：“东张西望”的日本人

当我们站在某一立场去评价某一个或某一种人时，得出的结论必然带有很强的自我价值观念，好与坏都与所处立场相关。长久以来，中国人看日本，也一直以蕞尔小国视之，认为其不过一属国而已。直到甲午中日战争结束，战败的惨痛让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家？它何以变得如此强大，何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一战击败我堂堂的天朝上国？正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救亡图存的中国人开始了与日本的广泛接触，在学习先进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经历了无数的纠葛争斗，这个邻居已经成为中国人眼中揉不掉的沙子，忽略不了，却也看不太清。许多学者试图通过自己的眼观察出一个清晰而完整的日本，却往往被日本人奇怪的性格特点弄得不知所措。在读过的一些关于日本人的著作中，李兆忠先生的《暧昧的日本人》是我看过的对日本人描述较为形象，相对全面的一本。在这部书中，李兆忠先生将日本人的性格特点归结为“暧昧”，这个词比较形象的说明了日本人尚武又爱美，封闭又开放，自然又人工，顺从又反抗，视“瞬间”为“永恒”，模仿中又有创造的“双重性格”。那么，李兆忠先生的判断是否准确的反映了真实的日本呢？一时我们还难以断定，毕竟他也是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来察看日本和日本人，而只有听听日本人自己怎么说，我们才好最终下结论。
内田树先生这本《日本边境论》正是一个日本学者以高远的外部视野全面审视日本的著作，也是一个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国民性格”的深刻反思。内田树先生称自己这本书“没什么新意”，不过是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现学现卖”，但是，通读之后可以发现，这看似没什么新意的命题在他反复探讨和分析过后，已经形成一个有理有据，令人难以辩驳的系统论断。
第一，日本人是边境人。从历史和地缘上看，日本自古以来就是大中华的附属。当强大的中华文明以同心圆的形态向外辐射时，日本正处于同心圆的最外层，因此可以说，日本文化生来就受着中华文化的熏陶，但由于距离核心较远，它又具有强烈的岛国个性。这便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始终仰望核心的“边境文化”，既怕跟不上掉了队，又怕失去自己独有的优势。当中华文明逐渐走向没落，西方文明叩开日本的大门，日本人发现，他们又身处在另一个强大文明辐射的边境线上，经过利益的考量，他们决定挣开没落的中华文明，投向西方文明的怀抱。于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日本，既打着中华文明的底子，又穿着西方文明的外衣，同时骨子里又透着延绵已久的岛国味道。正是这种“边境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浓重的“边境人”心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比较中生存，如果没有与核心文明的比较，他们仿佛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所以，他们让自己始终处在追赶的状态，以前追中国，现在追美国，他们总是不停的“东张西望”，紧跟着最先进的文明向前跑，生怕一疏忽就被甩出同心圆外。而一旦领先了，他们反而会茫然而不知所措。
第二，边境人的“学习”效率很高。正是由于边境人的角色和生存于岛国的客观环境，日本人不断向先进文明学习，并且保持了极高的学习效率，甚至进化成为日本人民族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如果不具备这种效率极高的学习能力，日本人就无法在世界文明发展中走在前列，一旦丧失了这种能力，日本人也就没有了未来。所以，我们看到现实中的日本，虽然往往不是新事物的开创者，却是优秀的模仿者和改良者。比如汽车制造，日本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学习美国先进汽车制造技术后，他们研究改进，标准化生产，结果造出了质量更好，更节油，价格更便宜的汽车，打得美国汽车业落花流水，几无还手之力。所以，在本书中，作者虽然看到边境人存在着各种劣势，虽然看到日本这种时刻以他人为标杆的思维方式存在缺陷，但并没有提出“日本应该按照其它国家的标准加以改善”的想法，而是坚持“既然这样了，那不如边境到底吧！”在内田树先生看来，与其让日本成为“普通的国家”而白白浪费精力，倒不如去思考一下只有如此奇怪的国家的国民才能做成的事情是什么，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或许才是对日本、对世界都更有意义的事情。
除此之外，作者在书中后两部分还阐述了“机”的思想以及日本语的特殊性，这几部分内容一起让我们对“日本边境论”的观点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整体来说，这本小书思路清晰，目的明确，除了“机”的思想那一部分存在一些理解的难度外，本书不失为一本通俗易懂的深入了解日本的上佳之作。如果将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李兆忠的《暧昧的日本人》和本书结合来读的话，我想，我们能够获得对日本和日本人更全面更客观更充分的观感和认识。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六)：学习，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这是作者为日本“去边缘化”所开的药方

这本书是一个好友推荐，也是今年深圳读书月的推荐书目之一。这是一本关于日本国民性的书，也是一本关于日本文化的书，但归根结底，我觉得它其实是一本有关哲学讨论的书。
边境，其实是“边缘”的意思，既是地理上的边缘，也是文化上的边缘，既是中华的边缘，也是西方的边缘，但显然，这里主要说日本是中国文化的边缘。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占了全书1/3的篇幅，是对日本作为边境人的现象描述，我理解就是一句话，“不敢为天下先”。第二章是第一章的延续，从对日本国旗国歌、狐假虎威的寓言、“武士道”、戏剧《水户黄门》等的分析，实际上是说日本在权威（这里主要指相对于边缘的“中心”文化）面前匍匐在地、不假思索。
前两章是铺垫，是“破”，“破”什么？西方有先哲，中国有圣人，而日本只能亦步亦趋，这是作者不服气的。第三章是全书的本意，是“立”，“立”什么？作者认为，“先知先觉”其实是一种学习能力，日本人其实也能行，而日本“边缘”背景，本来就善于“学习”，应该更行。——一个十分勉强的逻辑。
之前看《菊与刀》，在分析日本文化的“自我修炼”一章中提到，“在‘圆通’的境界中，在人和他的行为之间，连一根头发那样的空隙都不会有”，本书中把这种境界叫作“间不容发”，这是作者从日本禅宗中借来的一个概念，原本是用于“武士道”的。第三章的分析就是从“间不容发”这一概念开始出发的。在本章，作者对“学习”进行了重新定义，他认为，学习是“一种先知先觉的能力”，是一种不带“预期目的”的本能行为（而不是《水户黄门》中那样唯师傅是瞻），就像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的“野生之人”，并不是预先制定某种计划，然后按照计划收集必要的工具、材料（作者在前面《水户黄门》中对徒弟“无力选择”师傅的分析正是此意），而是“充分利用现有之物”或者“这个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当初捡它真是捡对了”（作者在前面对“间不容发”的分析正是此意）。书中提到，对这种“先知先觉”，在西欧的哲学中叫作“先验”（康德叫“物自身”），按黑格尔的说法，所谓“学习”，本质上就是自我发现，即后来发现自己体内已经存在的东西（即“有图纸”），海德格尔把“学习”定义为获取“自己从根本上已经到手的东西”（是黑格尔观点的另外一种说法，其实中国老子的“道法自然”和印度的哲学“行动但不期望结果”也都揭示了类似的哲理，只是作者没有提到）。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本书中特别强调自己与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不同，他认为人的“先知先觉”是“没有图纸”的。不清楚作者为何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感觉是为了不同而不同，因为从全书看，这个不同并不影响他所要表达的观点。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七)：笔记摘抄

日本人写的东西不怨翻译，即使是读原著也感觉读起来别扭，思维方式不一样。
所有高等文化都是外来的，自己的文化低人一等。不断的东张西望。所谓大和，为了整体和谐，不惜抹杀个人的独立和自由。日本人顺应外面世界变化之快已经传统化了。在变化，但变化的方式不变。美国人的国民性格，在建国的时候就已经被 预先设定 好了。与日本迥异。日本人在出现问题是就不会这样自问。为了日本的新生而而像樱花凋谢那般死去。只是在不停的和其他国家比较。只有在和其他国家比较时，日本人才能阐述自己理想的国家形象，独自时便会停止思考。 中间国家 日本认为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础，但只有当日本对美国有用时，美国才会考虑到日本。日本人似乎更优先考虑场面上的亲密性。不愿做出什么事是正确的，而是和谁亲近比较好。日本人不会赌上已有的名誉来反对整体趋势的，这可以加快集团统一意志的形成。墙头草小早川秀秋。日本列岛的政治意识是从把自己作为边民在自我意识中衍生的。装出一副不懂的样子，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做自己喜欢做的，这可能被当成一种优势。巧妙的利用非现实的现实主义和装无知的狡猾智慧在日本是普遍存在的。日俄战争后，日本走了俄国的老路，只顾眼前小利，不顾及世界大局，不断侵略，损人不利己。一旦需要日本找出来领导其他国家时，就会陷入停止思考的状态，几乎是反射性的。日本制定的亚洲战略是照搬俄国如果获胜后可能采取的战略，日本将其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上演了一遍。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与日本的民族主义者。追赶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存在于外部。 弟子 的思维方式。日本并没有一致性的意见说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日本人总在想怎样做事才像日本人，没有统一的答案，所以日本人总是被这种不安纠结着。突然发现他说的太磨叽了，翻来覆去的说，烦人。总之就在说日本人没有自我。日本人相信师徒关系是一种非常优秀的学习机制。凄美易凋落，随风飘去一道淡淡的香气之后，便永远消失了，这花就是大和魂的写照吗？武士认为与人订立契约有损自己的名誉。武士道对对于某物要以某物还的报酬主义持排斥的态度。对于努力和报酬之间相关的东西，如果是可以确切预见的，那么武士道就是反对的。不要考虑有什么好处的学习。狐狸老虎磨叽了好几十页，早知道不买了，浪费钱。武道中所讲的天下无敌指如何不树立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八)：“丑陋”的日本人

“丑陋”的日本人
评《日本边境论》
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出版，立即被政府当局封杀，反映了当局不愿面对丑陋的一种政治意愿。日本则不是如此，很多揭露日本民族性格上的不足的研究成果，会马上在日本流行开来，并且会有很多研究者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他们的自我批评。日本人不仅接受外来的“批评”，也会经常开展“自我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得不佩服日本民族的勇气和学习能力，从日本民族的性格来说，能了解他们民族性格并且揭露他们缺点的人，往往不会受到批评和封杀，反而会成为他们的“诤友”。 <br/> <br/>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从美国人的角度描写了日本的国民性格，日本人的多重、矛盾、独特的民族性格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李兆忠先生的《暧昧的日本人》让我更加细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人的民族习性，原来我们对日本这个东亚近邻了解的还是太少。日本民族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强的群体，他们也善于挖掘自己，从这本《日本边境论》也可以看出，日本很多学者对于本国本民族的特点习性已经研究许久，并且得到了诸多的成果，这些特点习性也多是从反面去挖掘，即寻找民族的“劣根性”。作者内田树谦虚地说这本书只是对先贤研究成果的再论述，在书中也直接引用了司马辽太郎等人的研究成果；事实上，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结果的基础上，从“边境论”角度去说明日本民族的特性，坦诚、直接地揭露日本人的“丑陋”，也算是一种全新的角度，从这个全新的角度，又为介绍日本民族性格增添了更多的内容。
“边境论”是本书的主题，作者把日本人称为“边境人”，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世界的中心，而是以明治维新之前的中国和之后的欧美为中心，基于与中心的距离来决定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他们善于学习和模仿，但是却不善于设定自己的标准；他们善于跟风和追随，却不善于自己引导。也就是这种习惯，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比如说他们的“欺软怕硬”（对于比他们强大的，他们会绝对地服从；对于比他们弱小的，他们也不会掩饰自己的鄙夷不屑）、“口是心非”（表面上答应，内心却不同意，转过身来就反悔）、“难得糊涂”（假装不了解规则，而对实惠的从不放过），等等。用这个“边境论”来解释这些看似矛盾和奇怪的民族性格，却显得水到渠成。作者在哲学、漫画、禅宗、武道、语言等几个领域来回跳跃，在日本人的“边境心理”上的阐述精确到位，在语气上显得随便但又不失严谨，是我们了解日本民族性格的绝好路径。
日本民族这个独特的群体，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比如说2011年的海啸地震发生后，我们仍能看到灾民有条不紊地撤退。虽然也可以用“边境论”来解释，这个民族最强大的地方是他们优秀的学习能力和他们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的学习能力来自于对“世界中心”的崇拜，他们的危机意识来自与“世界中心”的距离。照此说来，日本民族也很可怕，如果未来那一天他们成为了“世界中心”，他们的民族性格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是的日本民族会如何展现“丑陋”？
希望只是如果。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九)：虚名了!

努力克制着自己想看完这本书再做评价，可以是看到3分之2处还是看不下去了。这本书像像作者开始说的一样，毫无系统可言，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观点，都是借用前人的结论。因此此书显得空洞，读了以后我也不知道我学到什么，有了什么感受，唯一感觉到的，就是作者的这个标题日本是处在边境上的民族。
       可是我就不明白，日本满足于一个外界的标准，有了这个标准日本人就会踏踏实实实践这一标准。可是书里又说，日本处于“华夷秩序”的夷，中华皇帝的王化之光到了夷这个地方已经是微弱的了。所以日本人索性就把自己当夷，而可以独特发展，日本人往往会装作不了解规则。试问从边境性的同一源头推论出的两个结论不是自相矛盾吗？书中还有很多至于此类的自相矛盾的地方。
       通读此书，概念上多是玄而又玄的东西，为了证明作者的正确，作者不惜绕来绕去，把原本简单问题不惜弄得极其复杂。好像只有这样才可以让反驳者才会无的放失。所以觉得作者好辩犹如发表在报纸期刊上的社论、笔战。而近似诡辩！

　　《日本边境论》读后感(十)：日本的“東張西望”

By 書評之亂
現代國家的概念來源於西方，而像國歌、國旗等一系列現代國家的象征符號，更是首先由西方人創建。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李鴻章派北洋艦隊的官兵前往英、德兩國接收已經下水的4艘主力巡洋艦。在英國舉行接艦典禮時，因為清朝尚無國歌，活動主辦方只好臨時選用一首英國當地的民歌《媽媽好糊塗》作為大清國歌演奏。直至1911年，行將就木的滿清王朝才正式制訂了國歌《鞏金甌》，但隨即被取而代之的民國政府廢止。
而同樣被西方列強打開鎖國之門的日本，也遭遇過類似尷尬，最能代表一國尊嚴與民族性的國歌，竟然頻現西方人的身影。日本的國歌《君之代》（君が代）雖然歌詞來源於古代日本的《古今和歌集》，但是曲子卻最早由英國駐日公使館的軍樂隊隊長約翰•威廉•芬頓（John William Fenton）所譜。後來，因為曲調太過西洋化，又由日本宮廷的雅樂樂師重新譜了曲，但是負責編曲的仍然是德國人弗朗茨•埃克特。
鴉片戰爭以降的晚清歷史，就是一部弱國屈辱史。而國歌缺失等外交禮儀上的尷尬，與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相比，簡直微不足道。“開眼看世界”的洋務派，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便急求鞏固國防，以為“師夷長技”便可“制夷”，購買了洋槍洋炮就能禦敵於國門之外。於是，他們把“西學”視為器物之“用”，而把“中學”當作治國根本的“體”，舍本逐末，緣木求魚。最終大清水軍在1894年甲午海戰中潰敗，讓“中體西用”說，連同洋務派一起，徹底走入了歷史。
如果說，晚清在學習西方先進技術方面是“西望”，那麽日本從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歷史，就是先“東張”後“西望”。在日本學者丸山真男看來，對日本思想造成的壓倒性影響，明治維新之前來自中華大陸，明治維新之後則來自歐洲。
在古代日本，統治者一直是將自己看作中華政權遠東藩地的諸侯，有意無意地遵守著“華夷秩序”。“華夷秩序”即世界的中心存在著一位“中華皇帝”，“王化之光”從那時開始普照四方。距離中心近、受王化恩澤多的地方被稱作“王土”，而距離中心遠，王化之光微弱的邊境地帶被稱為“藩國”，藩國要向中華皇帝進貢。
公元57年，東漢初年，日本國王派遣使節到漢都洛陽，向光武帝劉秀奉貢朝賀，表示願被漢朝納為藩屬，並求光武帝賜名。光武帝覺得日本國人身形矮小，便賜號“倭國”，並賜其國王為“倭奴王”，還賞賜了“漢委奴國王”的金印。公元238年，在東漢末年三國時期，邪馬臺國女王卑彌呼，向曹魏的第二個皇帝——魏明帝曹叡朝貢，並得到“親魏倭王”的稱號，自此受到正式冊封。
到了公元607年，隋大業三年，日本的“對等外交”意識開始覺醒。當時日本的聖德太子派遣大使小野妹子給隋煬帝送去親筆信，開頭便說“日出處天子，致日沒處天子書，無恙”。隋煬帝看後大怒道：“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蠻夷之地、蕞爾小邦的首領竟然敢自稱“天子”，這無疑是對既有的“華夷秩序”的挑戰。但是，文明大國還是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場外交風波。後來，隋煬帝遣使裴世清回訪日本，給日本的國書中第一句話就是“皇帝問倭王”，按照天子賜諸侯的書式書寫。當時倭王親自接見裴世清，對他說：“我聞海西有大隋！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國惟新之化。”日本國君在大隋使節面前自稱“夷人”，謙恭備至，終於又被納入“華夷秩序”中。
永遠處在“王化之光難以普照的偏遠的邊土”，讓日本人的劣等感如影隨形。內田樹在《日本邊境論》裏借用梅棹忠夫的話說：“日本人有民族自尊心，卻又常被某種文化上的劣等感所糾纏。這種根深蒂固的劣等感與外界對日本人現在所保有的文化水準的客觀評價沒有關系，而是與一種於無形之中支配全體國民心理的、像影子似的東西密切相關。”而正因為有這樣與生俱來的劣等感，才促使日本人產生強烈求知欲，不斷派遣使節到中國學習。
可是，時過境遷，在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的外憂內患後，代表中華政權的滿清王朝國力衰微。而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成功實現了近代化，早就不是傳統中華帝國所蔑視的“島夷”、“蕞爾小邦”，並且開始利用軍事上的優勢，頻頻制造事端，露出侵略者的野心。在當時日本統治者的眼裏，滿清已經不能代表“華夷秩序”裏的“中華”，取而代之的應該是日本。
內田樹分析，古代中國作為“華夷秩序”的中心，一直是以向藩族展示武威，促使其朝貢，進而確立統治秩序。漢武帝派衛青、霍去病討伐匈奴，派李廣利遠征大宛；隋煬帝出兵吐魯番、林邑、臺灣，並征伐高句麗；明永樂帝派鄭和“七下西洋”，出使西亞、非洲。日本統治者以為，可以仿照古代中國的作法，讓周邊國家臣服。
1868年，日本維新政府的“太政官令”，將大清的屬國琉球王國置於日本鹿兒島縣的管轄之下，這是對“華夷秩序”的直接挑戰。從1873年開始，日本開始收取琉球的租稅，將其納入日本內政的軌道。1874年，日本在通過臺灣糾紛，與清政府簽定《北京專約》，成功試探出清政府的昏聵無能。在《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一書中，王蕓生先生稱此次事件乃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國的開端”。
1875年，日本派兵進駐琉球，並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號，不再向清政府入貢，並且設立日本警察和司法機構，實行直接的殖民統治。1878年8月，日本正式改琉球為郡縣，完整地吞並琉球。而在日本吞並琉球長達十年的時間裏，作為宗主國的大清，對琉球國的求救無動於衷，在外交上一直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讓日本政府進一步確立了“大陸政策”，助長了日本侵略朝鮮，進而侵略中國的野心。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除了“不甘處島國之境”，意圖挑戰“華夷秩序”，還十分急迫地棄“東張”而崇“西望”，積極學習西方文明，以避免重蹈大清被西方列強魚肉的覆轍。1885年3月16日 ，日本明治十八年，時年50歲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發表《脫亞論》短文，主張“日本應該放棄中國思想和儒教的精神，吸收學習西方文明。
《脫亞論》一開篇就說：“世界交通，日益便捷，西洋文明之風東漸，所到之處，無不風靡於一草一木。”福澤諭吉認為，西洋的文明必將征服世界，東洋各國對它絕對沒有抵抗能力，就像東京人無法抵禦從長崎傳來的麻疹。既然無法避免，就要是“助其蔓延”，使人民“早浴其風氣”。值得指出的是《脫亞論》中的“亞”，並不代表整個亞洲，而僅指“大清”與“朝鮮”。福澤諭吉呼籲，日本必須擺脫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與大清、朝鮮這樣的“惡友”絕交，避免被西方視為與鄰國同樣的“野蠻”之地。
雖然有學者認為，福澤諭吉提出“脫亞論”後，並沒有立即成為當時日本思想界的主流意識，而且發表此文後福澤本人也再未提及“脫亞”，但是就日本近代以來的對外關系而言，“脫亞”已經成為了既定事實，而且為其後日本推行軍國主義提供了思想基礎。
日本明治維新前的“東張”與之後的“西望”，其根本原因在於其“無根性”或者“主體性缺失”，即日本的文化、歷史、民族性等等都不存在確定的起點或原型，必須通過與優勢政權“中華帝國”“西方列強”的相互比較後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這種“傍大款”的劣根性，讓日本嘗到了節省成本且迅速崛起的甜頭，也讓他國人看到了日本在對外關系中勢力、狡猾、不講原則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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