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冷战》的读后感10篇

　　《全球冷战》是一本由[挪威] 文安立著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0.00元，页数：43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全球冷战》读后感(五)：冷战中的南非与古巴

    去岁末，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尽管这是一个世界舆论早有心理预期的新闻，其在去年上半年便已多次传出病危的消息，6月更有媒体爆出其孙已将葬礼的转播权高价卖给南非国家广播公司，颇引起了一些非议。但作为世界上少数几乎没有争议的政治人物，曼德拉的离世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悼念，据报道有91个国家和组织的元首及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甚至在NBA比赛现场也用大屏幕插播了曼德拉影像，以示敬意与哀悼。曼德拉本人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出任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特别是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平等公开地调查种族隔离时期黑、白双方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推动民族和解，完成了南非政治的和平转型，赢得世界各国的广泛赞誉与尊敬，这一历史功绩在其身后的诸多报道中早广为人知，自无需笔者赘言。
      但在曼德拉的葬礼上，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握手这一颇具象征意味的片段，不免让人想起非国大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斗争中一段已被淡忘但却重要的历史。南非自1948-1991年间实行了长达43年的种族隔离制度，几乎和整个冷战的历史相始终，因而，南非黑人与白人之间为了废除或维系这一制度所展开漫长的斗争，其战场绝不仅局限于南非内部，而是与冷战中美苏争衡、南部非洲的独立运动、古巴的革命输出等外部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读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作者一反传统冷战史聚焦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位于铁幕两侧东、西欧诸国的研究路数，转而关注美苏双方在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输出和势力范围的竞争如何与亚非拉新兴国家的独立诉求与民族主义相杂糅，而正是在这一争夺的过程中，第三世界作为世界政治版图中的重要一翼逐步形成。此外，近年来陆续出版的《世界历史文库》系列，这是自文革中组织翻译 “国别史”丛书以来，最大规模的各国通史翻译计划，虽然在选目与翻译质量上稍有参差，但亦为国人更新关于亚非拉的认知提供了便利。其中《古巴史》一册的作者理查德•戈特虽有古巴人民老朋友的嫌疑，但书中对卡斯特罗输出革命的种种举措倒也着墨甚多。
      在之前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都多少有意无意地将曼德拉塑造为一个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这点大约距历史真相稍远。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先后出现过四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除了1993年因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之外，之前的两位分别是1960年获奖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约翰•卢图利（Albert John Lutuli）和1984年获奖的图图主教（Desmond Tutu），这两位都因主张以非暴力的手段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获奖，相反曼德拉最初代表了南非黑人运动中激进的一翼，他和奥利佛•坦博（Oliver Tambo）、姆贝基等人皆是更为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中的核心人物。1960年是南非黑人运动史上的转折之年，虽然当年卢图利成为第一位获得和平奖的非洲人，显示南非黑人的抗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承认，但就在同年南非当局在沙佩维尔事件后宣布取缔非国大，直接导致次年非国大转向武装斗争，曼德拉本人则亲自组建了非国大的武装组织民族之矛，但曼德拉1962年便因从事武装斗争而遭到逮捕，传言美国中央情报局为南非当局的行动提供了情报。而1967年接替去世的卢图利出任非国大主席长达24年之久的坦博，在此之后长期领导了非国大及南非黑人的斗争，当然不乏运用暴力手段展开的斗争。因而后来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调查中，已经逝世的坦博被认为需要对1983年造成17死197伤的教堂街爆炸案负责。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曼德拉担任总统后之所以能放手推动这一调查，甚至其发妻温妮也难逃指控，乃是与其坐牢27年，没有沾染其中任何一方鲜血的便利有关。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末，卡斯特罗式的道路一直是南非黑人运动中的重要选项。
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最终废除恐怕既非缘于非暴力的和平斗争，而以民族之矛、波戈为代表黑人武装组织由于实力薄弱，并不能真正撼动号称拥有南部非洲最强大军队的白人政权，特别是1960年非国大被取缔后，其主要的领导人或被投入监狱，或长期流亡海外，对国内局势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而民族之矛主要的训练营地更位于遥远的坦桑尼亚。而1960年代以后，南非黑人的解放运动在更广阔的的范围内与南部非洲各国的民族独立战争及冷战中美苏在这一地区的争衡裹挟在一起，其中尤以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安哥拉等国的局势对南非国内局势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津巴布韦原为英属南罗德西亚，1965年宣布独立，但独立之初建立的是一个与南非类似的土著白人政权，这一政权遭到了遭到占人口多数的黑人的反对，并广泛开展了反抗白人统治的游击战争。与冷战中所有常见的戏码一样，南非、葡属莫桑比克、罗德西亚三个南部非洲的白人政权以及美国站在了一条战线上，而津巴布韦游击队后面站着的是坦桑尼亚、赞比亚这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和苏联。随着1974年葡萄牙内部发生左翼的康乃馨革命，推翻萨拉查的独裁统治，进而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另可一提的是此举奠定了澳门回归和东帝汶独立的法律基础。借此东风，1975年莫桑比克黑人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津巴布韦的白人政权渐亦无力支撑，1979年通过兰开斯特大厦会议达成和解，并于次年选举产生了以穆加贝为首的黑人政权。至此，南非白人政权失去了非洲大陆上唯二的盟友，而之前正是由于这两个盟友的存在，南非政权才能把非国大的力量隔绝在与其本土不接壤的坦桑尼亚与赞比亚，更糟糕的是这两个新独立的黑人国家，特别是建国后宣布宗奉社会主义的莫桑比克，对南非境内黑人兄弟的命运抱有深刻的同情，成为非国大政治、军事力量向南非国内渗透的重要渠道。
      如果说南非在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的行动还属于暗战的话，那么其对于纳米比亚的占领及大规模卷入安哥拉内战，这样热战成为压垮白人政权的重要砝码之一。纳米比亚原称西南非洲，原为德国殖民地，南非1915年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占领其地，国联1920年决议将西南非洲暂时交予南非托管，1946年联合国要求南非将其转交联合国托管，遭到南非拒绝，于1949年正式将其吞并，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0年代以后，随着左翼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崛起，发生了反抗南非殖民统治的游击战争。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牙殖民者的突然撤退，在安哥拉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随即苏联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与美国支持的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之间展开了持续27年之久的惨烈内战，而南非为了消灭以安哥拉南部为基地的SWAPO游击队，与安盟结成同盟，大规模地卷入安哥拉内战。
而在安哥拉内战中扮演另一个关键角色的则是远在万里之外的古巴，在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不久，卡斯特罗便将输出革命的目光投向了非洲。由于古巴黑人主要是早年被非洲贩卖而来的黑奴后裔，因此古巴革命者觉得其对非洲黑人的解放事业具有天然的道义责任，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格瓦拉率领至刚果百人分队全部由古巴黑人组成。古巴人为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的左翼游击队提供军事训练与援助，而正是这些游击队摧毁了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帝国。正如几内亚比绍革命者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Amilcar Cabral）所言：“我不相信死后还有来生，但如果有的话，我们的那些被抓到美洲做奴隶的祖先们的灵魂现在一定会欢欣不已，因为他们看到子孙们重新团聚，并为争取我们的独立和自由而精诚合作。
       尽管古巴人对于非洲的兴趣随着格瓦拉的离开而一度减弱，但随着1975年安哥拉内战的扩大而重新燃起，或有人会将南非与古巴在安哥拉内战中长达十余年的较量视为美苏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但卡斯特罗本人的英雄主义情怀也在其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倒是苏联人经常怀疑非洲的革命者并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他们之前怀疑毛泽东和卡斯特罗一样，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联人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卡斯特罗最初没有苏联人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老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经过48小时的漫长飞行，其间还经过3次经停加油，将古巴特种部队紧急输送到安哥拉战场，苏联人加入之后，又在很短的时间内帮助运输超过1.2万人的古巴军队投入战场，挡住了南非人向罗安达挺进的步伐，改变了战场的局势，而安哥拉的天空则长期是由古巴飞行员和飞机保卫着的。更决定性的行动发生在1988年，当时冷战已告尾声，忙于搞缓和的苏联人早已无心在安哥拉继续恋战，但卡斯特罗动员超过1.5万古巴精锐部队投入安哥拉战场，并在在奎托夸纳瓦莱（CUITO CUANAVALE）决定性的击退了前来进犯的南非军队，这场战役是欧加登战争之后，非洲大陆上最大规模的陆上会战。此时，古巴投入安哥拉战场的军队超过了5万人，如果按人口比例计算相当于美国在越南军队的两倍。正是这场战役迫使南非与安哥拉、古巴展开谈判，最终达成了双方军队同时撤出安哥拉的协议，并允许纳米比亚独立。
     而曼德拉在出狱之后访问的第一批国家之中便有古巴，其在1991年7月在古巴参与纪念攻打蒙卡塔兵营38周年的集会上曾热情的赞颂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使得安哥拉享受和平、并建立自己的主权成为可能；击溃种族主义的军队，使得纳米比亚人民获得独立成为可能；对侵略的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打破了白人压迫者不可战胜的神话；对种族隔离主义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对处于斗争中的南非人民是一个鼓舞。如果没有奎托夸纳瓦莱战役的胜利，我们的组织将不会取得合法的地位”。
      事实上，非国大长期以来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最重要的盟友，南非共产党（SACP）大量党员加入非国大，并长期主导了非国大的军事组织，其中1993年遭白人种族主义者暗杀的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便曾长期担任民族之矛的总参谋长。而早在1969年，苏联人便曾派遣红旗特种飞行大队将1500多名非国大成员从坦桑尼亚运至苏联本土接受训练，并一度计划将非国大战士派往阿尔及利亚作战。而曼德拉逝世之后，非国大在讣告中承认曼德拉本人也是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并任中央委员（Madiba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 where he served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 The passing of Cde 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见非国大英文主页）。
       必须要承认，曼德拉政治生涯最成功之处，便是带领非国大顺应了冷战之后的国际潮流，以放弃社会革命的主张为代价，完成了与白人政权的政治和解，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赢得了广泛的尊敬。而在历史的背面，古巴战士在南部非洲独立事业中牺牲与流血则被隐没，难怪《格拉玛报》要在曼德拉葬礼次日发表题为《曼德拉和菲特尔：什么未被陈述》（Mandela and Fidel: What is not being said）的评论，指出“在1975年至1991年，有45万古巴冒着生命危险在安哥拉工作和战斗，其中有超过2600人战死沙场，伟大的曼德拉的逝世为表彰这些战斗以及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国际英雄主义提供了契机”，但这些在国际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又有谁会听到呢？只有邀请劳尔•卡斯特罗在葬礼发言，才稍许透露些古巴与南非间的旧谊。
       高亢的革命史诗剧的结尾却伴随着荒谬，奎托夸纳瓦莱战役中古巴人的英雄奥乔亚将军（Arnaldo Ochoa），这位曾经先后在委瑞内拉、刚果、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安哥拉作战，甚至1973-1974年一度指挥古巴坦克部队驻守戈兰高地准备迎击以色列的古巴将军，在回到古巴之后不久便因卷入贩毒而遭到审判，并于1989年7月被判处死刑。有人怀疑，对于奥乔亚的审判具有政治目的，他曾支持将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引进古巴。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奥乔亚贩毒所依赖的情报与运输网络，则是古巴为了向哥伦比亚及中美洲的游击运动输送武器而建立起来，而这一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巴拿马的独裁者诺列加将军，1989年12月20日，美国以涉嫌贩毒为名，发动闪电式的入侵，将其逮捕。
       文安立在书的前言中写到：“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一直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援助朋友或者反抗敌人的美苏双方顾问们都展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但冷冰冰的事实是则如冷战中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所断言那样：“70年代期间超级大国们在非洲的大举扩张活动大多数是徒劳无益的，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能够记起它们”。冷战中美苏之间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使得美国“牺牲民主的价值观，以在大多数第三世界支持右翼独裁统治的方式来阻止左翼独裁统治的出现”（加迪斯语），南非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然苏联方面也是一样，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最终葬送这个国家。这使得任何一个独裁者无论多么愚蠢与腐败，都不难找到一个超级大国作为盟友，这种荒诞局面的存在使得当时所有怀抱理想主义的牺牲者，在现在看来都显得暗淡与模糊，但须知这些牺牲者中并不乏中国人的身影。
                                              原刊《东方早报》2014年6月8日

　　《全球冷战》读后感(七)：历史如此下蛋

关于冷战史，著作多多。一般来说，越是靠近的历史，争议就会越大，这是历史学的遗憾所在：面对同一史料，总会有不同的解读，史料越丰富，共识的空间就越小。
历史总在寻找一个解释，但严格来说，历史不可解释。
文安立这本书的价值，在于他选择了独特的进路：与其为冷战盖棺论定，不如反思它对今天的影响。众所周知，今天是过去的延续，但为什么要这样延续？哪些部分在延续，而哪些部分没有？延续的后果是什么？其实，这些都不是太好回答的问题。
冷战的直接后果，是第三世界的诞生，在此之前，列强横冲直撞，后发国家几乎没有发言权，现代性将一个个不同的文明吸入，改造成自己想象的样式。然而，冷战则不同，强者世界出现了均势抗衡，第三世界的价值凸显了出来。
选择革命，还是选择现代性，这是上世纪太多国家不得不面对的考量，两极世界暂缓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主权危机，但前提是，它们必须迅速做出选择，并承担选择的结果。
文安立的睿智，在于他并没有预置谁代表了正确与先进，谁代表了错误与落后，在他看来，事实就是两大集团的政治斗争，成与败更多是技术上的差别，而非价值观的优劣，根据结果推导出来的所谓必然性，往往是想象力的产物，而非事实。从结果看，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然而，这个胜利并不永恒，美国未必能更好地应对明天的挑战。
然而，更无奈的是曾经被裹挟在其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没有冷战，它们也许会去走一条更自我、更符合其特质的发展之路，然而，卷入冷战这个大棋盘中，一切逻辑都被改变了，可明天总要继续，它们仍将负担起历史的包袱。
我们都是历史下的蛋，本书最妙的地方，是写出了历史如何下蛋。
历史给了我们路径依赖，为我们缔造了传统，将我们绑架到习惯之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哪些是历史的，哪些是我们自己的，事实是，当我们觉得从来如此时，历史的伤痕正悄然绽裂，因为历史，我们远没有想象的那么自由。
认识过去，未必就能看清未来，但确实能看清自己。本书资料丰富，议论高屋建瓴，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当下息息相关的冷战，文安立告诉我们：它并没过去，我们还在为它付出代价。

　　《全球冷战》读后感(八)：冷战与中国的现代化

一、冷战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
    冷战，首先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地点主要在欧洲。所以，即使想在冷战研究的领域另辟蹊径，也难以脱离美苏之争的语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冷战的学术著作大抵如此，但颇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多数著作尽管极尽客观，但难以脱离褒美贬苏的成见，倘若再没有什么史实的猛料，这类冷战史就会很乏味。文安立这本《全球冷战》，并不是对褒贬美苏唱反调，而是跳出诛绝褒贬，甚至跳出国际关系视角，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观察冷战，再加上翔实的历史猛料，就令《全球冷战》一书显得很有意思了。
    在文安立看来，冷战绝不仅仅是姓社姓资之争，也不是东方的邪恶帝国与西方的正义帝国之争，而是别有意义。《全球冷战》一书的前三章犹如全书纲领，集中论述了他对冷战的全新概括：第一，冷战表面上是美苏之间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但从更长期的历史阶段看，冷战是大航海时代以来殖民浪潮的延续，是从欧洲殖民者对第三世界领土、资源的瓜分，到美苏两大帝国通过意识形态手段，对第三世界制度、伦理等“现代化理想”的瓜分；第二，据此，文安立对冷战史的叙述重点在第三世界，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来展现第三世界在面对美苏提供的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时，进行应对的做法。据此两论断，我们能发现文安立论述的冷战本质：冷战的问题即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之路遇上的问题。
    《全球冷战》的前两章分别阐述了美国与苏联强烈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特征，在他看来，美国与苏联各自拥有一套走向现代化的理想、路径和精神力量，包括如何实现人类的真正平等、正义、幸福、富裕和尊严等。文安立把美苏分别概括成“自由帝国”和“正义帝国”，像是有意切合现代政治哲学中矛盾重重却又相辅相成的两个论题：“自由与平等”。所以，文安立认为不论美苏在越南或阿富汗各自犯下怎样的滔天暴行，他们在冷战期间对各自意识形态持有的崇高理想和献身精神并不全然虚伪。因为，两大集团在顾及自身与盟友利益的同时，也的确都在奋不顾身的为第三世界指出现代化道路。
    譬如美国，文安立说，“美国是根据启蒙运动的科学原则创生出来的第一个国家，这意味着美国是其他国家追随的先驱……在19世纪，一种美国认同开始与现代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要想变成现代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仿效美国的榜样。”（第6页）这一论断非常深刻。在今日世界，美国既是解放者，又是侵略者；既是通往自由民主的现代化灯塔，又是激烈破坏其他地区传统习俗的“破坏王”；既是消除暴力的，又是充满暴力的，这些悖论在美国身上表现的一点也不矛盾，其原因正在于这种充满热情的现代化传教。似乎美国人觉得，但凡与美国不同却又还活的好好的国家与地区，即便不挑战美国也已然构成对美国乃至人类的威胁，文安立概括为“现代性福音”，实在一语双关。在今日，美国化、全球化与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几乎是同义词了。
    而论述苏联也大抵如此。苏联不仅在国家利益上与美国处处作对，更深刻的是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美国，但在当时显示出旺盛生命力且貌似更“平等”的现代化道路。于是，苏联无论主动还是被动，都已挑战了美国的上帝使命。文安立分析指出，其实苏联在对外干涉的层次、强度、频率方面比美国差远，但因意识形态的力量上却咄咄逼人，冷战从一开始就超出了两个国家与集团之争，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道路之争。
    世人皆晓尼克松预言的“不战而胜”提前十年到来，这标志着苏联道路显然不是走向现代化的近路，而俄罗斯恐怕至今与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同样尚未完成政治现代化的改革之路。但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美苏之外的国家来说，美苏冷战的胜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看出了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复杂性，冷战并非不堪回首的过去，而是人类通往未来的宝贵经验。第三世界国家从冷战中找出隐藏在善与恶、进步与倒退、自由与平等、暴力与和平等表面现象之下的经验教训，才是更为实际的做法。
二、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中国或中华帝国摹仿史
    《全球冷战》并未太多涉及中国，文安立撰写的《动荡不休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即将有中文版面世，也早就写过一本《冷战与革命》（广西师范大学2002年版）讨论美苏之争与中国内战，所以，在《全球冷战》中，被讨论的中国并不是作为第三世界的案例，而是作为美苏博弈中的其他大国角色。但这不妨碍我们仍然从第三世界的视角来反观中国，因为中国与他们面临的问题基本是相同的。
    毫无疑问，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近两百年来一直在处理的问题即现代化问题，想象一下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对皇帝陈词日本、俄国、土耳其等国“变革”以兴，而印度等国不变革以亡的时候，他们指向的就是中国的现代化。自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近、现、当代史，正是一个不断实验各种现代化途径的历史。
    我们不妨用“中华帝国摹仿史”来简单而戏谑的概括这两百年：洋务运动尚只是“中体西用”、官僚主导下的军事与经济改革。此后，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摹仿了日本，其重点在于君主立宪制度，好歹也制了一部宪法；民国肇始，最初摹仿的是美国，其重点是权力集中的总统制；蒋中正氏初兴，则摹仿了德国与苏联，其重点是吸取了在当时看来颇为有效，但今天看来颇为恶劣的一些制度，如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和党国体制；中共1949年建政，从经济制度到政治制度全面摹仿苏联；改革开放后，朝野（包括貌似势同水火的体制派与反体制的各类人士）则一致同意摹仿美国，改革最初的共识某种程度来说是“走向美国”的共识，因为全球有那么多现代化国家，但每个国家的做法都不同（例如英国至今没有成文宪法），但朝野对现代化的理解一般就是指美式的。所以，对美国的摹仿更准确的说，是以美国作为现代化毋庸置疑的唯一标准，包括那些手握权杖说“不走邪路”的阶层恐怕内心也已把美国作为现代化的标准，他们的意图无非是在走向美利坚的自由之路时，不愿意他人染指自己的利益而已。
    两百年的摹仿史充分说明了一点：始终在摹仿，从来未超越。因为中国既不是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的殖民地，也不是如南部非洲诸邦一样没有轴心时代伟大思想的国家（有点政治不正确，请谅解），中国是一个持续千年向周边输出通往仁义礼制等正义秩序道路的国度，同样是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明，就像一个千年女巫，早已阅尽世间男子，无法以处女视之。这样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比一般的第三世界国家更为艰难。所以，在我看来，当遭遇千年大变局之时，中国的反应已经足够迅速了，如此尽快的调整步伐，反复试错，那么多精英视死如归，已经是这个民族的宝贵智慧与财富了。近现代英雄或枭雄人物，包括李鸿章、袁世凯、蒋中正、毛泽东等亦不为不尽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观评价过去二百年历史时倍感棘手，忽而归罪于传统，忽而归罪于外侮；忽而宽容，忽然苛刻；忽而目人物为卖国贼，忽而目人物为救世主，这种混乱是摹仿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现代化问题至今尚未解决的明证。
    于是，《全球冷战》中罗列分析的各个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历程，彷佛成了中国两百年内改革或革命不同侧面的缩影。如埃塞俄比亚、伊朗、索马里、柬埔寨、阿富汗等分别或先后采取苏联或美国道路的国家，绝大多数走上的反而是族群分裂、政党互搏、经济崩溃的悲剧之路。跟随苏联进行现代化革命的第三世界国家全军覆没，而跟随美国的只有两个政体勉强及格：韩国与台湾地区。众所周知，这两个地方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力量，由本土强权人物主导，在先期取得巨大经济成就后，还经过一些小规模流血事件后才成功的，而它们挑战的独裁者恰恰却是由美国支持的。所以，冷战中第三世界的命运给中国最大的启示是：可以摹仿，但不能移植，单纯“开药方”的思维已经过时。
三、未来中国的现代化
    在文安立看来，既然冷战是欧洲殖民主义的延续，那么冷战之后的第三世界明显表现出的“反殖民主义”倾向，也同时具有了“反现代性”的倾向。当第三世界各国都意识到美苏两条路会带来灾难，从而反思自身传统时，最初意义上的“第三世界”也即宣告解体。
    今日国际，最典型的现象当属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从伊朗与阿富汗看，伊斯兰主义是冷战的必然结果。文安立敏锐的发现，一方面，很多伊斯兰主义者在早期会被左翼主张吸引，但当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伊斯兰世界的精英分子逐渐走上了既反美又反苏，并利用美苏矛盾的道路。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者在拒绝美苏的现代化指路牌之后，选择了来自自身宗教与历史传统的道路，在拒绝美苏的同时几乎也就拒绝了现代化本身。亨廷顿曾说：“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文明的冲突，第114页，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是的，伊斯兰主义者并非今日媒体简单呈现出的那种暴力表象，例如塔利班最初是温和的学生组织。亨廷顿更准确的说：“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第118页）
    于是，这给中国未竟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美苏之外的又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尽管中国不能移植美苏任何一条道路，但也绝不能拒绝现代化，尤其不能走向激进的民族主义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言，激进的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分裂与战争。此外，严格来说，中国两百年的现代化道路不是白走的，到现在至少已经在工业化、教育普及等方面较为成功的实现了现代化。但是，如果政治的现代化不能顺利实现，其他现代化成果包括多年积累的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很有可能失去。而到那时，无论是哪一派、无论主张的多么宏大的理想、多么高尚的主张、多么美好的愿景，一旦出现杀戮与死亡，就意味着永恒的失败。有句话说的好：战争总有胜负，而母亲永远是失败者。
    对当下中国来说，政治改革即政治现代化。有趣的是，很多人认为政治改革无非是开放党禁、言论自由、实现普选、取消审查等技术手段，最剧烈的主张也仍然局限于这个层面。但在我看来，政治现代化决定了一个共同体的统治秩序及其国民的道德伦理和气质，政治改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极其重大的立法问题，是统治者的“受命”问题，是共同体的“再建国”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表述为：怎样才能和平、人道、有道德的实现政治现代化。
    所以，冷战之后的中国现代化道路，首先，一定要避免“进口”或“移植”他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文安立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冷战中，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分子们往往乐于引入超级大国来开拓自己主张的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直到现在这一特征仍然非常显著。如今朝野虽都在以美国为标准，但随着大量中国人的出国，随着对各项具体制度的思考，大家会发现：美国（各国）自有制度，非纯用自由民主也。于是会发现，对他国了解的越深，对“移植”的成功的胜算就越小。这种微妙的态度或许能成为中国未来政治改革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第二，无论怎样反思现代性的弊端，反思现代性带来的虚无主义，也必须接受现代性的命运。走向个体的自由、群体的平等，这是人类社会无法控制的走向。就算是合理的统治仍然需要高贵的谎言，也要做到能让人真心相信你的谎言。李泽厚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多年提倡要重视英美那种看来浅薄平庸却非常合乎理性的经验论和尝试哲学，而不是高玄深邃颇具吸引力的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该中国哲学登场了？第3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至少，在一个现代城邦里，哲人的“微言大义”要真的做到“隐微书写”，这是节操，也是自保。大众要的无非是物质丰富、自由民主，那么哲人不妨把这些提供给大众，把高贵留给自己。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为什么一向不介意“拿来主义”的中国人在政治改革道路上走的如此艰辛？这恐怕是因为，中国自己仍然是一个“汉家自有制度”的“帝国”；仍然有一个呼之欲出，但却至今仍未制度化的意识形态；仍然需要一个由传统塑造的共同伦理来作为政治改革得以和平进行的共同基础与前提。而只有将这一传统的意识形态与伦理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政治现代化，政治改革之路也才能顺理成章的进行。
    未来的中国不应该也不会提供像苏联那样挑战美国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必然只适用于自已，但这也要基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及巨大的生产消费能力，基于公平而自由的经济贸易，基于儒家提供的人道主义。因为中国的目的不是输出现代化道路，而是完成自己的经济与政治现代化，呵护传统带来的共同伦理，让每个人活的富足、仁义且彬彬有礼。这才是冷战之后中国的现代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