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约定的场所》经典读后感10篇
《在约定的场所》是一本由(日) 村上春树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22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一)：无题
从主体制滑落而被安全又有效的次体制接纳 “死成为了盲点，他冒了出来，以至于年轻人呼啦一下子跑过去”河合说道。无独有偶，三岛在《叶隐入门》里也说战后社会压抑了青年的向死冲动。
“没有哪个物语不是从消极的地方产生的。”——村上。 没有邪教，我们现在所说的邪教，只是不被统治者认可的新兴宗教或者有组织犯罪集团。 受访者恰恰都是无罪的，出淤泥而不染的。通过这些访问，我们看到的恰恰不是作为失去主见的奥姆成员的典型，恰恰是看到如何在奥姆里头仍然保持头脑清醒的成员典型。 第二个受访者看书多，眼界不同，没被成功洗脑。 人必须有逃避的地方，上帝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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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复旦一位研究佛教的硕士聊天时谈起这个，凭记忆摘录如下：
奥姆所谓的“真言秘密金刚乘”大概不过是附佛外道，附佛外道的一大特征就是重肉体修行而不顾理论，我看他们这种修炼（包括轮子）都是按四禅八定这样一步步来的，这样一层层的进路不可避免要进入欲界天魔王波旬的领地，这个时候如果对佛学理论完全不了解就会（走火入魔）。练大乘的话直走三昧就不会这样。就密宗而言，密宗作为最高阶段，要达到就必须经过前面显教的阶段，要了解中观、唯识的理论，我看他们（奥姆）完全没有这种（对理论的学习）。其实你看他们入教，本身就动机不纯，很多都是为了物质（治病）因素，他们对佛教理论是完全不关心，这种修行本身就是盲修。
书里采访的这几位，有几位（第一个、第二个都是）是对佛教理论感兴趣的，而不只是执着于对神通的修炼，这或许是他们没有同流合污参与恶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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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作为学者的朋友的观点，自然是对理论更感兴趣，强调对理论的认识的重要性，或许有些宗教界人士会反对这样的说法。本人则对这些方面一窍不通，因而以上不代表本人观点。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二)：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
昨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有幸阅读了村上的《地下》，而近日在读《在约定的场所》的过程里，内心煎熬十分复杂。
两部作品的交相呼应贯穿始终，这样写实的纪实文学，对于一个村上文学的喜爱者，真是一件莫大的精神愉悦，从村上的字里行间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日本社会。
无疑地讲，《海边的卡夫卡》《1Q84》都能在两本地下中找到模型，找到参照物。《1Q84》的文学世界和两本纪实文学的纪实内容是何其相似。
“或许他们问题考虑的有点过于认真了，或许心灵多少有过创伤，或许因为无法同周围人息息相通而多少感到烦恼，也可能因为找不到自我表述的手段而在自尊与自卑之间急剧徘徊。那或许是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型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象的单薄的多。”
而这些人就是生活在你身边的皮普通的人。
这和前不久读过的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有些相似的情绪，读这样的文字，就像是在不停地揭自己的伤疤。
每一个“不会做人”的英雄都值得尊敬。这套准则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人类是有着极为复杂情感世界的动物，很多人都会在自己偏执的世界里自以为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眼前的生活还是最重要的，毕竟我们没有那样的极品才华，也希望能安定富足的生活。
关于集体，群体认识的认知，可以参照勒庞的《乌合之众》以及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领导者和群众确实有显而易见的差别，也许是天资禀赋。人与人简直的差别确实非常大，个体意识强弱的差异都是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具有强大的精神意识的精英分子领导意识淡化的群众群体。他们精通社会学，群众心理学，能够窥探到社会这道大墙下的缝隙，把握时机达到一己的目的。
麻原彰晃有着这样的强大自我个体，有着这样着实让人惊叹的能力，构建了自己的理想国，准确地讲是一群狂热圣徒所寄托的理想国。这样的乌托邦具备了一个小社会具备的条件，划分层次清晰，各尽其职，分工明细，并且在大实体的内部炽热燃烧，在淡然平静的氛围下构筑着自己的精心谋划。
希特勒，这种意识的典型代表。
在村上这次的8名奥姆徒众的访谈中，让我记忆最为深刻的是神田美由纪的那段记录：
“说实话，我的前生是男性”
十六岁得到麻原彰晃的书，看后受到震动，和两个哥哥兄妹全部加入奥姆真理教。不就为集体修行而从高中退学出家。
年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尤其是在这样青春懵懂的岁月，想着父母苦苦的哀求，不得不为之动容。
这又让我想起了三毛在《亲爱的三毛》里奉劝年轻人说的话，没有经过彻夜的痛哭的痛苦不是真的痛苦。
年轻人有过于敏感丰富的内心，但是当下的想法无法同幼稚抛开干系，那时你还不懂什么是：“责任感”，自会率性而为，始终切实的想着自己。
麻原彰晃的组织体系极为严密，这又超出了常规的社会概念。
奥姆真理教的科学省聚集了大量精英知识分子，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开发出沙林这样的生化武器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麻原彰晃的教徒构成富有多元性，能够让构成的这套体系完整的运转起来。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最好的修炼应该是与书本结行，与无数先哲对话，这样再强大的自我意识和承载某种教义的组织都无法对你构成影响。
沉湎在文学和艺术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妙。
也许构筑在你心中的恶体之墙会崩塌，你会透过不断的自我感悟和开化重新认知这个世界。
像mozart一样成为领域天才，像《刺猬的优雅》，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希望一辈子都在阅读、看电影和听音乐中度过，做一名“康德的崇拜者”，如有闲暇，还常常思考美学问题。
村上在书中谈到，日本人把“忍耐”“努力”排在第一，把“自由”排在了第五。作为欧美化的日本人，作为崇尚自由的村上自然深感诧异。
出于好奇，特地找出了麻原彰晃的照片看了看，最后麻原彰晃也得到了应有的罪惩。
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不论出于何等的名义。
村上不仅有细腻的情感，能娓娓道出村上式的情怀，同时也能写出这样洞察社会，触及日本社会根基的纪实文学。
每每想到在当今的时代，能幸的有村上这样的大家存在，每每想到此，都会会然一笑。
这个时代，是否太寂寞——人们用电子邮件的时代，再也没有了亲切；尽管电脑中打出的字是全天下最标准、最漂亮的字，可是却缺少了美丽的味道。幸运的是，有书本作为朋友，是真正可以穿越时空去和作者对话的。
“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王小波的这段话能恰如其分的形容我此刻的心情，相信无数失去的对智慧的追逐者，都有这番心绪吧。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三)：历史上的“分水岭”，任何人都要正视
书的文字读着令人心情沉重。村上极力还原了事件本身，笔端尽力维持受访者的语言秩序，不对事件做过渡的自我猜想，且最终能在与河合隼雄的对话中，得出了作者自己想要传达给世人的对此事件的理解和启发。从纪实文学的角度而言，是一本上乘之作，再加上由于事件本身的含金量，及事件给日本社会乃至全人类的深刻教训，也反衬了《在约定的场所》的重要意义。
我所感受到的沉重，主要还是跟自身周遭的间接联系有关，该书在村上与“奥姆”教徒的对话中，凸显的现实问题，尤为可怖。
“任何国家的历史或者任何人的历史，都有若干戏剧性分水岭。”——这自然而然联系到我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有着许多分水岭，戏剧性也好，滑稽也罢，都在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个分水岭，本应好好地去追根究底，找出问题所在，就好比“东京沙林毒气事件”后，村上为此做的这次纪实采访及文学创作，便是对事件本身的反思。这么做，并不是找麻烦，让大家难受。最终的目的无非是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要达到此目的，则唯有找出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可是，我们没有，连提起那些个“分水岭”，都要触犯所谓法律。所以相比起来，国人是要更累许多。
因而，人们渐渐沉默不语，渐渐变成了冷漠的个体。那些“分水岭”——敏感事件——的禁谈，成了这个冷漠社会的温床，孵化器。
“白、黑cat论”盛行，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扶摇直上。人们墨守不触及“分水岭”的社会潜规则，获取了物质金钱的最大回报，人人都乐开了花。夜月笙歌、醉生梦死，物质享乐好比麻药，拥有了惯性便很难止步。我们永远地忘却了历史上的那些“分水岭”，陷于如今的茫然无知。还嗤笑他人不懂自己的风情。当有人问是何风情，却不知所以然，便破口大骂关你屁事。这样的场景，贻笑大方罢了。
对事件的反思与警醒，类似于下水管道堵塞后，所进行的疏通工作。我们直接忽略了这一步骤，任其堵塞。
相比之前《地下》对受害者的访谈录，此访谈录的意义在我看来更为重大些。从书的结尾的结论来看，村上乃至河合隼雄都清晰地将问题归结到了我们每一个个体身上。——奥姆信徒并非他者，而有可能是每个人自身。
后篇中写道：“向偏执性宗教（cult）寻求意义之人的大半并非不正常的人。……。那或许是你我，或许是你。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同含有危险性的偏执性宗教隔开的那堵墙，说不定比我们想象的单薄得多。”
这段话大概可以理解为，恐怕在于每个人都是加害者，每个人却又都是受害者，加害者与受害者角色的互换，显然来得更为容易。
本书最为现实的意义，在于让普通人从侧面看到了“奥姆”成员的其他想法与状态，而非新闻电视台自执一辞地叙说甚至批判。让读者能更为客观地了解事件本身的真实面貌。——若采访录能做到这程度其实已经足够，其实村上的初衷也是如此。可是随着采访的深入，现实性问题也增多，需要思考及反思的地方也亦增加。慢慢让村上摸到了事件背后的轮廓。
个体的恶造就了社会的恶。个体的纵容造就了社会的混乱。不要以为什么事都与自己无关，当你面对恶沉默时，恶终究会反过来袭击你。每个个体表面上看在社会中无不扮演着正常的角色。可是正是这样的正常性特征，却潜藏着它的危险性。书中关于善恶的额外解读也具启发意义，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都是不可取的，相较而言，以善的名义所进行的奥斯维辛大屠杀或者“大清洗”，显然来得更为骇人听闻。而这些大屠杀及“大清洗”，又往往成为了历史的分水岭，一环扣着一环。
善与恶，这个模糊的地带里，纠葛且迷乱。本就一团混沌。
因为，你，我，他，本身就怀有矛盾、庸俗、伪善和怯懦。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四)：2013年的【读后感】宗教情怀——没有自愈的中二病
《地下》是非常厚的一本书，感觉非常冗长，看了也就忘了。而虽然《地下2》篇幅不长，可看了第一篇，就马上对被采访那位曾入教的成员，产生了很大的共鸣。感觉如果在高中大学的年代，遇上这个教派富有朝气的草创阶段，那么自己加入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怎么说呢，这几个被采访的信徒大都是“过于认真地”去思考，希望追求“纯粹的”人生，对社会常有一种“不适应”的感觉，还有或多或少的，还有一些被称之为“创伤”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在“对”的时候，遇上它，如果我还是没有加入，那我只会觉得自己是不够勇气而已。
村上形容他们都是良善的人、真挚诚恳的人，不肯认同资本主义社会主流价值和道路的人。但是，致命的“纽扣系错”，到底是在哪里开始的呢？现实之相是如何被一步步扭曲，回过神来时，那个应许之地，如何变成了并非自己追寻的场所呢？这就是本的书题所指。（中文书名《在约定的场所》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是否该译为“应许之地”更确？）
对这个WHY和HOW的解答？村上提出了几个互有交集的考察视觉。
其一、没有自愈的中二病，精神上的发育不全
村上觉得，年轻人嘛，多多少少思考什么“为什么活着啦”“做这个也解决不了什么之类的大题。问题是，这个思考的边界，到哪里、到什么程度才不会逾越社会的常轨？这个度在哪里？
在村上与河合隼雄对谈之中，提到拯救之道——在感情。要靠感情，去打断这个脑子里的逻辑化思考。
一般的人，想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启动一个平衡装置，自然地切断思考的流程。是父亲母亲之类的，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纽带，形成一个阻尼、或者说羁绊，不让人直奔那边去，一头钻进一个封闭的思考盒子。如果接受不到父母的关爱，这个装置就很难发育。
这样说来，一切宗教的出家人，全是病人。所以，村上春树也好，河合隼雄也好，大概他们心智都太“健康”，太“正常”了吧，可以说对宗教情怀之类的是天生缺乏共鸣的。那些全是病人，“说可怜，也的确够可怜的。”他们对谈中不止一次发出那样的感慨。顺带一提，早在《远方的鼓声》这本游记里，看到村上在希腊等地走过很多修道院接触修士的时候，就感受到村上对宗教感情有一种隔膜、敬而远之，甚至可以说是隐隐的敌视的态度。
关于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疾患，依稀记得在多年前读过一篇文章，提到其实佛陀也可以说是一名神经症的患者。记得那篇文中提到，所谓一般的“正常的人”，有一种能力，就是把世界碎片化，以不连贯的、富于弹性的逻辑，去处理各个片段的经验。也就是说，把人生的经验，每次只掰下其中可消化大小的一块，去处理。而神经症患者则有一种倾向，要把整个生命的经验，以一以贯之的视野去统合，想一口吞下整个人生的经验，结果给彻底噎着了。因为人必有一死；甚至所有文明都如浮沫般偶然，来去匆匆；整个宇宙皆是时空能量的无目的的游戏起落，如果紧抱这几个大前提，那么整个人生，难免会被刷上彻底虚无的底色，一切措施为，都变得无比荒诞。
我尝试找回这篇文章，发现此观点原来是出自佛洛依德直传弟子奥托•兰克（Otto Rank）之手。佛洛依德最出名的弟子莫过于阿德勒（Alfred Adler）和荣格（Carl Jung），前者提出“超越自卑”，后者提出“集体潜意识”，都以与老师分道扬镳告终，而这位弟子也不例外。
1924年，兰克与费伦茨合著的《精神分析的发展》中，提出了缩短精神分析疗程的想法——不要过多关注患者的童年经验，而应关注患者当前的情感体验。
同年，兰克又出版《出生创伤》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可能不是精神分析理论中的至上解释，而认为前俄狄浦斯时期母子间的关系（分离焦虑）更为重要。1926年，兰克与弗洛伊德决裂。
我重新找回那篇文章，在其中不但发现古往今来所谓“出世间”的畸人的心理原点，甚至可以看到其前行的逻辑发展进路。（文章引录如下，括号里是我加的注。）
“对于一种不受本能制约的动物，生活是个压倒一切的难题。个体面对世界，人必须保护自己，只能像其他动物一样，把世界狭隘化，关闭经验，发展对于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忘却状态。”（兰克把这个心理自我保护的策略，命名为"部分化"Partialization。）“离开“部分化”，人会失去行动的能力，生活变得不可能。”（坚持对“世界之恐怖”以及“自身之焦虑”的“忆起状态”，佛家有两个词，一个是“三界火宅，如救头燃”；另一个是“大事未明,如丧考妣”。）
“换言之， ‘正常’人，就是从生活撕下他所能咀嚼和消化的东西，仅此而已。所谓‘善于适应的人’，就是精于此道者。他们把思想局限在生活中的小问题上，社会向他们提出这些问题，引起他们的烦恼，于是他们就以这些烦恼消磨自己。克尔恺郭尔称他们‘用琐碎之物来平息自己’——这样他们就能过正常的生活。这种‘精神正常’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拒绝。”
“相反，神经症恰恰表达了生活的真理。某些人不像一般人那么深地陷于一般意义的社会之中，没有那么深地受到社会程序的影响，不轻易作出无意识的文化行动，不撕下一只动物力所能及的一份，囫囵地面对作为一整套难题的世界，以及由此引出的全部生存地狱，结果是面对不胜负荷的世界，个体无比脆弱，寸步难行。”
“兰克说：神经症类型的人……把周围现实当作他自我的一部分，这解释了他与周围现实的痛苦关系。因为所有的外部过程，无论其自身是多么缺乏意义，最终都与他相关……他在一种巫术般的统一体中与周围的生活整体相连，其程度远远超过调节型的人，后者能满足于作为整体之一部分的角色。神经症类型的人则潜在地把整个现实都引入了自身。”（“万物释备于我”、“色身、外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是否就是这个进路？）
“神经症……一方面，自身与周围的世界相融合，并过多地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把自己与周围世界相隔离，以便向世界提出他自己完全的要求，并因而失去了按世界本身的要求生活和行动的能力。”（佛家的“万法唯识”，即以其一元论的策略，把外在万法，完全纳入内心，完全招安了外在。“外”没有了，当然没要求，也不需要做出任何响应。“依报随着正报转”，把外在的环境，单纯看作是内心的投射，从而消解了以外在行为改变世界的心理能量。）
“人格学在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不能平衡他们的存有欲望呢？为什么他们要走极端呢？答案显然必须追溯到个体的生活历史。……在成长过程中，他们不让自己自由地进入适宜的文化角色。他们不愿意在他人的游戏中没头没脑地失落自己。这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与他人的关系大有问题，他们没有能力去发展必要人际关系的技巧，以自动地安宁从事社会游戏，无忧无虑地与他人一道从事游戏。如果你不卷入被他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营生的那些事情，你自己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困难。极而言之，这为我们刻画出最典型的精神分裂的人格类型。”
有意思的是，兰克在此进一步指出，神经症的人格动力学成因——由于“个体生活史”的缘故，失去了“发展必要人际关系的技巧”，“与他人的关系大有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个体心理精神发育的不健全，这恰恰与河合隼雄论调一致。而河合本人，正是把从精神分析的荣格学派发展而来的箱庭疗法（沙盘治疗）引入日本的开山祖师爷。
当简单的幻觉、谎言失效之后，就产生了主流社会的游离分子、不适应者、病人。他们是可疑的人，实际上不可避免地，也是危险的人。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五)：宽容的平台
这本比起地下1来更能吸引我，走上非同寻常道路的人，比起平常百姓更有其吸引人和独特之处。当然，这不代表自己更赞许前者的道路和具体做法。
与村上的感受相同，读毕此书，更突出地感觉到因为某种原因（或许正如村上所说，缺少一个接收从社会边缘跌落的人的平台），奥姆式的概念，结构，与我们并不遥远。
加入奥姆这一机制的人，大多并非通常定义下的弱者，但其内心情感世界大多有独特缺憾（以家庭的分崩离析或缺乏凝聚力为主），因而更难保持平衡。
另外，了解了那些施暴者其实与我们并无明显差别，而在希求地地道道活着却被利用误入歧途的过程中同样扮演受害者角色的事实，有助于我们以一个更宽容的态度面对历史和社会问题。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六)：在约定的场所，是他人的修罗场
《在约定的场所》是《地下》的续篇。
《地下》是村上采访东京奥姆真理教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写成的长篇纪实。书是好几年前看的，我只记得这位清新文艺的作者，褪去了小说里异世界的奇妙，放下了散文里的轻松诙谐。这样的社会事故，认真研读下去，自然是谁也轻松不起来的。《在约定的场所》则更可怕，因为是对奥姆成员的采访，是对施害者的采访。
这本书正巧是和朝日堂随笔《漩涡猫的找法》一起买的。恰好是随笔写完，长篇写完的那一年，1995年，发生了这沙林毒气事件。买书倒是巧合，因其产量太高，我买书又常仓促（一本书不当心买成两本的情况时有发生），所以并未研究文字写成的时间，只是看后序前言等，觉得相当巧。因为这一事件以及同年发生的神户大地震，促成了村上结束旅居美国四年的生活，亦促成了这两本重要的社会性，纪实性书籍。
陷入困局的常是智商偏高或思考很多或有独特创造力之人，他们一生的努力和学习思考能力是常人远不能及的，大概功成名就与遁入教义只一线之隔吧。
虽然是各式各样的信徒，有宗教或修行的成份，然而教主的神性，明白无误地，是不存在的。
在约定的场所，是他人的修罗场。而一位在云端写清风拂面的始终保持精神状态清新的作家如此降至地面，踏入泥淖，着实令人佩服。国内依然少有作家因民生或大事件采访，成书，当然，这也是我们现有的遗憾及社会掣肘。
不过，在这本书里，林少华的翻译所形成的中文文字之不流畅，总算是突破我忍耐的极限了。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七)：如何界定“他们”或“我们”
“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如果没有出家，仅仅信教。如果没有入教，仅仅向往。那么他们只是与身边的人、事格格不入，只是身体或精神状况不佳，只是每天思考没有答案的问题，寻找把生活科学化的途径。我是不是也可以归为此类呢。
我或许还不如“他们”。不愿也很难被归入“大众”一类，精神抑郁，身体虚弱，总觉得哪天昏睡之中会默默走向窗子，毫无情绪地走出去；对周围的人怀有恐惧和疑虑；从小思考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样活，为什么我是我。但又害怕被大众抛弃，装出一副顺势的嘴脸，躲在众生之中，上班、做饭、购物、看电影。曾有位抑郁症的室友，一发作就停不下来，嚎啕大哭，举刀割腕。心里会暗暗怀疑，她是不是真的控制不住呢，需要我们的同情还是医生的药？而自己也常常走到那样的边缘，却总想把自己伪装成正常的人，也许别人都忍住了呢？也许自己这样并不算什么。
的确很困惑别人到底和我一不一样。我知道很多人是惜命的，也知道大部分人不会去思考人生意义。但是自己真的有资格成为“他们”吗。恐怕真的有那样吸引我的宗教也很难抛弃“大众”这一身份加入进去。顾虑重重，骑虎难下。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八)：对在现实生活中很难生存的人意义重大的一本书呐
看完《地下》然后迫不及待的买了这本书来看的。《地下》给人的感觉是拉拉杂杂，没完没了，并没有体会到如村上所言的对人的乐趣。反而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更深入。
对个人来说是个很大的启发。进入奥姆真理教的人内里都有一块神圣的净土，那里与世俗里的混乱、烦恼水火不容。但是终归来说，就如村上说的，如果把自身逻辑远远的背离现实，那么总有一天会被现实狠狠的报复。这一点上来说，个人深有体会。
不论如何，去眅依与诉求于别的人，别的集体，或者别的什么信仰，很多本质性的东西依旧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每陷入迷途与困惑的人唯一能够做的，仅仅也只是能够让自己更加强大，紧紧坚定的相信自己。但无论如何都应该让自己置身于现实的混乱与烦恼的泥土里。仅仅于此，才不会有所谓的迷失。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九)：“纯粹”是种迷人的危险品
与《地下1》中受访的“被害者一方”相比，《约定的场所》里的“加害者一方”即奥姆信徒（原信徒）们身上的个人性则显得未必那么引人注目。虽然村上极力想为每一个当事人还原出只属于他（她）的精神轨迹，只属于个人的生存状态，可是他们身上的某些共性却毫不费力地浮现了出来。村上自己也说，无法忽视这些人所共有的一种气质或者思维。所以，如果对“被害者”来说，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是一场意外（其实从宏观上来说也未必如此），那对每一个加害者来说，或者对奥姆这一体制来说，这起事件无疑是一种必然。
这些人几乎都带有强烈地非现实性的“问题意识”，一种执拗地“逻辑思维”。在不断运转的社会齿轮中还拿出闲余思考着类似“社会何以如此”“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奢侈问题。毋宁说，性格上有着一种不合时宜地使命感，不论是对自身生命还是对世界本身，似乎都不能满足于“就这样安安稳稳走下去”的模式。在自身处理问题的习惯上显然有与社会格格不入之处。
而村上觉得关键是，社会上没有一个机制或者说“托盘”来接受这些“格格不入”的人。虽然谈到这些的时候就扯出什么“童年创伤”“家庭问题”是种老生常谈又偷懒的方式，但村上注意到这些人莫如说都和家人感情梳理，跟周围人保持着乖离感。因此，当面对没有办法接受他们的社会时，便没有周围的“现实性”牵绊来阻碍自己，以至很容易孤注一掷地进入奥姆这种能提供一种“彻底解决问题的方式”的体系中。这种体系就像是一个匣子，可以封闭掉其他回路。在奥姆中所谓“万精油式的答案”就是“这是业障”，遇到什么问题都是一句“这是业障啊，为了修行要跨越”。换个角度想，这无疑是一种极为“纯粹”思维模式。
想想二战时日本的神风特攻队，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斯大林的肃反，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剩下的联想起来应该不难），这些体系里无疑都深藏着“纯粹”这一因子。
所谓“纯粹”，某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在意识里对“善恶”的界限清晰做出划分，自己所践行的道路是“善”的，相反，另一条道路则是“恶”的。没有什么相对性的变通。因此为了这一纯粹的善，实行何种形式上的实践都是在所不惜的。事实上，“历史上为了恶而实行的屠杀不见得有多少，而持有善的救赎的思想大开杀戒的例子则多得一塌糊涂”。不是说“善”比“恶”更为拙劣，而是说纯粹化的善恶分界必然导致对待敌人的残忍。本来世界上也没有原意上的“善恶”。尼采在《道德的谱系》里解构了西方人的善恶传统，我们东方人更加没有什么原罪意义上的善恶观了。进入到某一种体系中，全然信仰了那一体系所制造出的善恶分界，并且不遗余力地实践，这种事情历史上简直不胜枚举，我们这里也没少干就是了。
这样看来，“纯粹”这种东西里天生带着某种危险性，在美好外表下包裹着的黑暗之心。这种设定对我来说简直致命，毋宁说我觉得这极为迷人。就像《奔马》里飯昭勋那样的少年，毫无杂质地奔向他眼中的“美”。可这种“美”对别人来说全然是劫难。癫狂本身就连带着牺牲和不屑。
所以村上讨厌三岛其人真是再合理不过了，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说家。就像理查德·罗蒂对奥威尔和纳博科夫的解读一样。
最后，这是我读过的译得最差的一本村上。事实上，这种纪实类的作品已经将“还原作者风格”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对话体至少得做到自然流畅吧。可这书里的中文有多少语句不顺的地方，日语中的中文词被直接拿过来用的，“指示代词”不加解释照样反正“那样”“这样”的，片假名外来语不加求证和注释一股脑音译的。诸如此类得过且过的，完全不符合中文用语习惯的做法毋宁是对认真进行采访的村上君的失礼，也是对我们这些读不到或者读不懂日文原著的人的轻蔑。
《在约定的场所》读后感(十)：对于我们没有重视的“少数派” 也许那碗毒粥是他们唯一的食物
故事背景：
““沙林事件：1995年3月20日上午7时50分，东京地铁内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投毒事件。事件造成13人死亡，约5500人中毒，1036人住院治疗。
发动袭击的是名为奥姆真理教的新兴宗教组织，因为松本沙林毒气事件及坂本堤律师一家杀害事件等面临被取缔。其信徒于是决定袭击日本的政治心脏，向政府先行报复。受袭的三条地下铁均经过日本的政治机关密集的霞关（大量政府部门的总部所在地、邻近皇宫）及永田町（国会、首相府及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总部）。””
（摘自百度百科 东京地铁毒气事件 词条）
和采访沙林事件受害者的《地下》一书相比，《地下2》转为采访作为“加害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的一方。采访的对象都是加入奥姆真理教，没有直接参加毒气事件的一群人。
被采访的“奥姆教信徒”虽然作为加害者一方被采访，但随着采访的深入，他们更像作为一群受害者被接受。实际上，当初选择加入这一类宗教的，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而选择远离世俗加入宗教而不是报复社会，足以说明他们本质是好的。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接触过沙林事件的核心，就算沙林事件发生了，也不相信沙林事件是奥姆教发起的。但奥姆事件发生后，无一例外地感受到了出家生活的变化——管理开始变得无序混乱，思想的冲突开始变得明显。
在那之后，许多人选择了离开奥姆教的“净土”。首先，那些原本因为无法融入社会生活的人们，不得不在习惯出家生活后再次回归社会。
而对教主麻原彰晃进行分析的话，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一个为一己私利才组建真理教的，而是由心地相信这么做能达成一些目标的（包括相信日本社会已到达极端的情况，需要某种救赎）。从个性来看，麻原彰晃并不像信徒们一样拥有心理上的问题（从教义来看这点也说得很清楚），教义认为“社会人”是恶，但他本人并不反对日本社会的管理体制。从不同的受访者看来，奥姆真理教由两个极端的部分组成。“外部人”什么都不在意，不被给予任何的压力，就算犯了错都不会被惩罚；“内部人”必须服从任何命令，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其中最内部最核心的组织被称作“科学技术省”，也就是日后被指责制造沙林的罪魁祸首。
否定教外的社会人、创造一个适合教友们的社会，划分等级、明确的管理制度、最终达成教团的目标。但由于麻原彰晃自身的疯狂，酿成了悲剧。新兴宗教是一个受首脑影响极大的组织，但由于独裁体制的自由度及首脑的能力，可以让教徒们获得幸福。而社会、大众宗教的目标只是“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这样一个体制是正确的吗？我们就应该舍弃那些“不合群”的人吗？村上在本书的最后表达了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