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偏向》读后感10篇

　　《传播的偏向》是一本由哈罗德・伊尼斯著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无盘)图书，本书定价：29.80元，页数：17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一)：媒介在时间与空间上对社会组织的影响

　　个人作品 请勿使用

　　哈罗德.英尼斯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本书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传播媒介对社会组织在时间上与空间上的影响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媒介性质的不同影响时，他采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并通过对西方文明发展史的梳理，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来进行了论证。

　　英尼斯按传播媒介将世界史分为了九个时期，这九个时期反映出从口语到文字再到口语（广播）的媒介发展趋势。这当中，媒介的材质随着人们的使用逐渐有所完善，从易丢失的泥版到不不易携带、却能长久保存的石刻，从数量少、难以普及的莎草纸、羊皮纸到大量生产的印刷纸，人们对媒介材质的需求又体现为了一种对时间永恒与空间广阔的追求，而这种追求的产生便正是英尼斯所讲的由媒介的性质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上的影响。

　　1.传播的偏向

　　传播经历了从口头传播到文字传播，媒介的材质经历了易损坏到持久保存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英尼斯发现不同的传播媒介对于其传播的内容以及内容的接受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些影响总结起来便是传播的偏向。

　　在《传播的偏向》里，英尼斯用了这样一段话来说明传播的偏向：“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有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传播的偏向》，《传播的偏向》第27页，原文来自于1949年4月18日英尼斯在密执安大学所宣读的论文。]。

　　然而，有偏向便会产生不平衡，不平衡又可能会导致文明走向极端。因此，在文明转变的关键时间点，有些媒介的出现便是为了调和由上一种媒介所带来的偏向，从而扭转这种不平衡。然而在调和过程中，已获得既得利益的媒介所形成的阶级却不那么容易被改变，因此“只有在很罕见的时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从而达到平衡”[ 《时间的诉求》，《传播的偏向》第53页，原文来自于1950年英尼斯在新布瑞克大学150周年校庆典礼上的讲话。]。

　　以上是英尼斯的关于的媒介的重要观点，总结来看，它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不同材质的传播媒介具有不同的偏向，其中有的或偏向于时间，有的或偏向于空间；二是新的媒介的出现可对上一种媒介所带来的偏向起到调和的作用。

　　1.1不同的媒介具有或时间或空间的偏向

　　关于不同媒介所具有或时间或空间的偏向，要了解英尼斯的观点，可从不同偏向的媒介的划分标准、媒介的含义以及这些媒介所具有的影响三个角度来进行梳理。

　　首先从划分标准与含义来看，时间与空间偏向的媒介主要是按照内容的浅易程度进行划分，偏向时间的媒介倾向于传播复杂、深度的知识，这种倾向体现为了一种对时间、文化永恒性的追求，也就是文化的所得者为了维持文化的高水准与永恒所采用的一种知识传播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文化交流，可避免文化难度的降低以及流俗。而偏向空间性的媒介则是为了获得空间上、数量上的影响力，所采用的一种便捷的、快速的传播方式。这种媒介在传播时，往往采用降低知识难度的方式来获得数量的普及。

　　这两种传播不同内容的媒介，在传播时对内容以及内容的接受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强调空间广阔性的媒介，被文化扩张的激情所鼓励，转身将晦涩的文字变得浅易，将不同的方言进行统一，将诗意变为法律中的条款，由此它建立起来一个简易、影响大，同时又显得粗糙的文化帝国。在这个文化帝国里，人们被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所讲的虚假的需求所捆绑，在变得文明与理性的同时，又沦为了社会工厂中被加工的一个线上产品。

　　而强调时间永恒性的媒介虽倾向于维持文化的高水准，其文化理解的难度却决定了它传播范围的狭窄，因此这种传播媒介便成为一种精英主义的媒介。少数主义衍生出媒介使用权的垄断，知识独裁分子随之产生，从而又导致了权利独裁。这一点，在中世纪宗教与王国权利奠定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积极意义来看，维持一个文明血统的纯正可使这种文明走向辉煌，激情产生可能性，这也正是伟大艺术诞生的原因。然而，从消极意义来看，这样的垄断却又使得文明的某种特质得以突出，激情变得极端，理性也就沦为索味。这种由时间垄断所带来的危害正如英尼斯所说的“每一种文化对自己独特性的迷恋，正是它最终衰落的基础……文明几乎笃定是致命的疾病，除非能够及时控制其病根”。而这，就又需要谈论到媒介之间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互相调和了。

　　1.2不同媒介之间的调和

　　时间偏向的媒介注重维持文化价值的永恒，空间偏向的媒介则倾向于从横向上扩大知识普及的数量。这些不同偏向的媒介在不同的时期主导了一个国家文化的走向，也主导了文化内容、人类关于文化的感知以及个体的生活品质。

　　口语是最开始扶助人类交流的工具，后来出现了有规律的语言。语言被记录产生了文字，文字通过印刷术被大量复制，书籍与报纸便随之产生。随后又出现了广播、电影，再然后人类便拥有了互联网。

　　在口语到互联网的发展过程中，就时间偏向来看，几种媒介的时间偏向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口语、书籍、报纸、广播和互联网。而就空间偏向来看，几种媒介的偏向大小则刚好与时间偏向呈相反的顺序，这其中互联网的空间偏向最高，口语最低。

　　口头传统的辉煌时期产生了希腊文明，荷马史诗便是其中的代表。在口语最初被使用的时间中，文化依靠影响较慢的人际传播，口口相传被保存，并通过人们的虔诚品质得以维系最高的品质。虔诚产生信仰，信仰归于宗教，宗教又衍生出对建立信仰权威的渴望。这种权威表现在基督教上，便是通过用拉丁文的方式将圣经记录。伴随之，最初的王国诞生，国王的强权又通过拥有图书馆来以为象征。在欧洲，纸张、书本的流行使出版社在英国诞生，随后的革命又使得小册子被报纸所替代。一开始，报纸因为政党和商业的需要而诞生。此后，围绕着这种需求，人们便展开了有目的的争取言论自由、反对出版限制的运动，并就出版行业的漏洞与弊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关于出版的基础一奠定，报业便迎来了它商业化的发展。发展使大报获得垄断地位，为反对这种垄断，在经济危机与疾病泛滥的19世纪，人们又通过廉价报纸、醒目标题以及耸人听闻的消息的方式来进行了反抗。

　　18世纪、19世纪的报业历史是针对出现的问题不断改善的成熟过程，也是从高尚文化堕落向通俗文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时的社会环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报业自己本身的特性也加速了它走向这个深渊的步伐。一种媒介在一个时代产生，总是伴随着一定的社会需求，世界大战使广播、电报成为主流媒介，新社会的建立又确定了信息网络的权威，政府依靠电视调节舆论，商业又通过网络获得目标受众，在这样的案例中，社会现实确实以这样的需求影响了媒介的发展。

　　然而，反过来媒介的变迁其实又主导了人类的发展。口语的时间偏向所确立的信仰，创造出用以保存信仰的工具——文字。文字的空间偏向使得王国、市场诉诸于武力，导致了新的强权诞生。这些强权为了发展民族意识，又通过书籍所提供的可能性来传播主流思想。在传播过程中，思想要想被大范围获知就需要考虑到大部分人的情况，并降低其思想深度。由此，通俗文学也就不免诞生了。伴随而生的，便是虔诚信仰的被消费以及灵魂的消解。于是，在依靠理性的契约、法律所维系运转的这个新社会中，罪恶的事情便常常发生。然而，这种罪恶却正好符合了通俗媒体的需求，因为在这些媒介之下，有一大批依靠耸人听“闻”消遣的受众。

　　媒介影响社会各因素，这正是媒介决定论的观点。在世界文明史中，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都带有了各自时代所使用的媒介性质的痕迹，而人类文明之所以发展，也正是因为当一个性质走向了极端，为了挽救这种毁灭以及维系发展的可能，新的努力被作出。这种新的努力，有时来自于有意识的作业，有时又来自于偶然的尝试。也可以说，文化只是照文化本来的轨迹前进，前面的铺垫预定了后面的走向，所以不管文化做出怎样的尝试，其实都是历史所必需。

　　媒介之间的调和是为了解决文化发展过程的矛盾而产生，但这种调和并不是在所有时候都能产生作用。因为文化也具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来源于“它不能调动一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以及它不能把这种思想资源用来避免民众的停滞不前和厌烦情绪”[ 《产业主义与文化价值》，《传播的偏向》第112页，原文为英尼斯1950年12月30日在芝加哥美国经济学会上所宣读的论文。]，正是这种停滞使得新的媒介未能出现，或者在调和发生时民众对这种改变产生了厌烦心理，由此一种文化便会逐渐显露疲态。

　　2.文化的“民主”与“独裁”

　　媒介在时间上的偏向使得它强调文化的品质，这种对品质的坚持导致文化“独裁”的产生，也就是让一小部分人掌握文化。而偏向空间的媒介的扩张性却使得它倾向于传播通俗易懂的知识，这样的作用是使得知识得以普及，文化从金字塔尖的神坛走下，并流淌到塔底的群众之中。而这，便可以看做是文化的一种民主表现，虽然这种“民主”不可避免的带有了利欲的目的。

　　媒介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使文化变得“独裁”或“民主”。文化“独裁”时代的民众虽然未掌握文字这种工具，但却接受了精英文化的布道，也就是思想者作为了“英雄人物”来带领普通信徒走向“世界理性”；在文化“民主”时期，大部分的民众可通过学校来获得一定的知识水平，由于人数众多，原本由教会赋予学校的思想启蒙逐渐让位于了功利培养，知识的普及呈现出了流水作业的性质。戈德金在19世纪时曾经谈论过美国当时的思想状况，他说美国的知识普及如今“破除几代人积累起来的禁忌，把主要大学的毕业生一举毁掉……其他一切的方式都不可能比这种打击更加严重地耗尽人格、雄心和思想文化的储备力量”[ 《时间的诉求》，《传播的偏向》第51页]，此言正好指出了空间偏向的媒介所导致的文化“民主”对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与媒介或时间或空间的偏向调和一样，文化“民主”或“独裁”的转向也依靠于当时社会环境的情况。与旧世界诉诸自然、灵魂相比，新世界将身体转向了大众。在现代社会，对时间的完美控制使得人们的效率提高，由此也就解决了旧世界所普遍存在的生存问题，因此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在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就会转而将精力诉诸于自我满足与精神需求。民众有了这种需求，商家变会出现。当供小于求时，文化便被大量的加工生产，于是便出现百家讲坛，出现于丹看论语以及一系列着力于心灵的粗浅读物。然而，大量的复制、修改，使得精英文化失去了原本的内涵，文化产业所造的文化便成为了大众文化。在大众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媒介又成为了这种产品的量贩工具。

　　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原因在于人本身对欲望的满足。精英文化相较于大众文化，在精神上虽能产生一种永恒的抚慰，但对思想水平的要求又使得人们在获得这种抚慰时面临了许多的难题。因此，在面对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的选择时，大众文化往往能够轻易获胜，占据大部分人的选票。比起莎士比亚的喜剧，人们更愿意在繁忙一天之后，打开电视收看辛普森的一家。就如戈德金所讲，真正的文化是一种“能够完成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的艺术”，它是“为意志服务的力量的重大突破”。精英文化如书籍阅读，本身就具有思想的私人性，个人总是要经历一番挣扎，在意志的力量下才能够得到文化所带来的喜悦。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已显疲态的中国曾出现过一批带有精英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这批青年知识分子为寻得国家走向的答案，办了许多报刊。在这些报刊之上，温和的、激情的知识分子就人权、外交、言论自由与民主教育展开的激烈的辩论。然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国面临内外交困，大部分的民众还不能满足基本的生存的需求，且大多数的中国人还处于“无知”的困境之中，因此这些报刊上的所有讨论虽开辟留言栏目与读者交流，但关注者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于是，这批一心想要通过办报启蒙来求得民族解放、国家强盛的知识分子在报刊之上所建立的那个乌托邦最终没有在年迈的中国实现，他们的自由非当时中国需要的自由，他们的自由，是一种书本上观念的自由。摒除现实，他们关于民主或独裁的讨论便显得没有意义。

　　3.结语

　　人类是需要金字塔型的人才结构还是需要橄榄形的人才结构，这是媒介偏向所带来的思考。对于这个问题，英尼斯主张将人类的命运放在一小部分人受众手里。文化究竟是“民主”还是“独裁”，英尼斯选择了“独裁”。

　　如果说新的文明造成了新的某种程度的无知，那么古老社会的“独裁”便是一种完全无知。然而在那个时代，人们因为无知所以需求极少，于是对于空间的需求也不如现代来得庞大。人类总在祈求进步，认为进步能带来文明。然而文明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功利”的需求究竟又来得有没有意义，还是它是产生于人类的幼稚与无知？只获得极少的不能维持生存的鱼肉与无营养的却够维持生存的稀粥之间，我们要选择什么？如何避甲糟粕，取乙精华，英尼斯没有给出他的答案，而现代的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又往往显得妥协，布波族的产生便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也许现在也出现了某种调和，然而我们身处这个时代，又不免被渡染上如今的偏向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影响使我们所见、所言始终突破不了媒介的性质所带来的局限，行动又往往滞后或被动。在这个时代，时间的连续性被摧毁，空间变得日益重要，人类所渴求的进步又会最终导致永恒的运动或斗争。

　　在《传播的偏向》这本书中，英尼斯讨论通过媒介材质的改变来看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变动，这体现为他媒介决定论的观点。通过“传播的偏向”，后来者将英尼斯定为了“媒介决定论”的创始人。同时，他将媒介置于广阔社会环境之中去研究的方法，也使他成为了“媒介环境学研究方法”的重要奠基人。可惜，他运用“媒介决定论”与“媒介环境学研究法”对媒介展开的研究只到广播为止，而他对于媒介的观点不可避免的也带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二)：自己对尹尼斯整体思路的一些总结。

　　为个人理解所写，错字连篇，请多见谅。

　　1. 尹尼斯的生涯转折值得注意。可参看他的传记和其他人的论著。和他的论点有一些关系。

　　a. 例如他的学术权力和他后期反权力的主题

　　. 他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和他后来对当代偏重空间，偏重当代的批判的关系。

　　c. 他的二战经历和他对同时代诊断的关系。

　　d. 他的平民出身，受到歧视，例如来自英国对加拿大的其实，和他对偏见的关注的关系。

　　2. 偏见论：尹尼斯对偏见的理解很深。

　　a. 元反思：他提到自己对偏见本身的兴趣可能就是偏见，即被（多元）决定的。但这个研究的，提问者的起点和合法性的问题，如何使他对偏见的研究结果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偏见。这是一个问题，目前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如何从反反到正。

　　. 对偏见的分析：例如汤因比受到剩下的史料的影响，一味侧重空间控制，和宗教体制的关系。这是汤因比的偏见，也是一个研究者的偏见如何形成。

　　i. 偏见的多重性，当然，例如就汤因比而言，他的偏见要多了去了，绝不知之者一种，例如国别的，知识体系的，学科的，年龄的，性别的等等等。

　　3. 历史论：

　　a. 尹尼斯的历史观是循环性的，目前看来是无目的论的。所以他批判的对象包括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历史观，以及柏格森这样的看起来是关注时间，但不关注历史，也就不关注现代，另一层面可能也是过于偏向时间的哲学。和当代统计经济学家等的当代观。

　　. 尹尼斯受尼采影响很深但他更加平衡，他即同意尼采对考古癖的批判，也要提防一种纯粹的当前主义，例如历史完全是为现代所用，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最后只关心现代，根本不关心历史。这背后的根据我认为是他的偏见论，即由于我们当前的偏见，所以我们不可能作为客观的仲裁者，所以通过学习历史的偏见，我们才可能洞察到我们今天的偏见和不平衡，才有真正让历史为我所用的用处。

　　c. 他的主要途径是研究帝国和传播，而他侧重关注帝国的延续长度。他理想的帝国是拜占庭和古希腊，这不并是因为他们就是文明的高峰，或是帝国持续时间长就代表帝国优异。而是他试图从中读出帝国的稳定和媒介的平衡，时空的平衡之间的多远决定关系。

　　d. 就技术决定论来讲，他远远不是这样简单化的看法。虽然他的大手笔描绘主线里总是帝国，（政府和宗教、即分别代表空间和时间的控制）机构，和传播媒介【注意，他的媒介不是我们意义上的，而是所有能够传送信息的媒介，包括书写，石板上的刻画等等】。但他经常会参入其他重要元素，例如军事力量，科技，制度等等，由此可见他对发展和承继的眼光是复杂和多元的，而不是单线和简单因果的。

　　i. 对这里主义的是，尹尼斯并不是在抽象地讨论时间空间偏向，而总是从制度化的考虑，例如一个宗教或政权或大学或学科或媒体中体现的时间和空间偏向。

　　ii. 另外，他的循环论，和区分媒介的方法(时间和空间偏向)，使得例如互联网在他看来可能与报纸没有区别。这可能是他的有点，也可能是他的盲点。那么我们要问，究竟互联网有什么不同，例如速度是不是一个区分性的特征？

　　e. 他的文明替代论也是这样，他绝没有说随着某种新的媒介的出现，例如书写或者印刷的出现，一个旧的文明就被摧毁，一个新的文明就建立。相反，在某个时期总是有着多重的力量的对立和紧张，一个媒介更多是可能性和对各种推力的加速，减速，技术上的可用，不可用，的复杂关系。所以所谓失衡和平衡的问题。所以文明或者说帝国与传播的关系可能是很多种的，例如一个帝国已经失衡，为一个新的科技的出现和大规模应用提供了体会，这时也许会，也许不会出现新的科技，如果出现了，那么肯定一个新的偏向就会出现，文明可能会进一步衰落，或走向平衡，进入下一个时代。

　　i.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尹尼斯论述的单位仍然是典型的历史分期，可能是政权分期？例如不是科技分期（象形文字时代，印刷时代，数字时代等等），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期（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这个局限如何打破？因为这样一个研究的单位也就是框架，部分决定了他会突出哪种科技。因为他不是以科技分期，例如如果以科技为单位，那么可能一个时期的平衡就是例如印刷术时期能够维持多久，那就变成了没意思的技术史，而不是社会和（通信）技术的交互史。

　　4. 时间空间论：

　　a. 尹尼斯的时间空间论语焉不详，可能有几个含义。

　　i. 媒介本身的物质性决定的，例如石头持久的久，那么石头上刻字这种媒体就是时间偏向，报纸，传播范围广，媒介本身不易保存，更重要的是信息不易也不准备被保存，所以是空间偏向的，时间上很弱。

　　ii. 文明的时空控制和空间控制。不是很清楚，可能要再开。

　　. 他的口头性。

　　i. 口头性虽然是与例如书写相对的，是时间偏向的，但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说话，而是具有多重特质的，例如流动性，交流和可变性。但奇怪的是，这似乎有何所谓时间偏向的媒介，例如石头产生了冲突。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理解不对。

　　5. 平衡论

　　a. 即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如果就古典的机构例子来说，就是宗教与王权（政府）的平衡，在当代就是大学与政权的平衡。

　　. 所以关键在于，调节和调控这种平衡，使文明不至于失控，所谓失控，可能尹尼斯想的就是奥斯维辛和斯大林格勒。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三)：伟大的思想，有趣的人

　　本次约会的大师是哈罗德·伊尼斯，约会主题是关于《传播的偏向》的思考，此书与《帝国与传播》可被看做是伊尼斯传播学研究领域的两部传世之作。

　　1. 伊尼斯“无逻辑的逻辑”

　　提到伊尼斯，“媒介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标签为后人冠之，而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定论。当我翻开《传播的偏向》时，不惊诧异，这根本就是一幅关于世界文化发展史的绘图！其文章的行文框架大抵都是从古埃及和两河文明时期说起，一直探究至20世纪初广播电报时期的文化盛况，其研究内容大多根植于传播以外的经济、技术、甚至政治和地缘地背景等各个领域。“伊尼斯的著作本身是不容易读懂的。……他的每一页书上都包含了一个小小的藏书室，常常还有一个参考文献库。”麦克卢汉在书的封面上为我们卖的关子并非危言耸听，现在看来，这些也都使得本次阅读体验并不是那么轻松。伊尼斯该笑了：“信息量大并不是我的错阿！”

　　事实上，伊尼斯对传播的研究并非空穴来风。在早期研究中，他的身份还是经济学家，他的目光从交通运输系统（博士论文《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史》），扩大到皮货贸易、木材、矿产品、小麦等大宗产品（代表作《加拿大经济史导论》），也正是对大宗产品的研究使他认识到商品和信息运输的重要性，对大宗产品之一的纸浆和纸张的研究成为他的研究领域从经济学转移至传播学的契机。他从纸浆和纸张，追溯至世界文明史进程中的各种传播媒介——从黏土、石头、象形文字到报纸、书籍、新闻和广播。

　　总的看来，伊尼斯虽作为媒介学派的先驱，但他并没有很明显地张扬“媒介”这个词汇，而是更倾向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从媒介与历史的前行中阐释（或者用“讲述”更合适）时间偏向、空间偏向、时空的媒介对文化知识甚至历史的影响。麦克卢汉序言中说，“他的研究方法，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洞见是在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中突然得到的顿悟（突感有点艺术家浪漫情怀的赶脚）。他行为的论证过程其实本无逻辑可言，甚至有些观点常常是不精确的，但这完全不影响他以传播媒介的标尺去梳理归类历史的逻辑出发点，“无逻辑的逻辑”方式也不影响他思想的伟大和深刻。因此可以说，“媒介视角下的传播史”比“媒介技术主义”的标签更加贴切。

　　2. 伟大的思想与有趣的人

　　在这个信息量大且碎片化的传播时代，深入的思考离普通人越来越远，更别说伟大和深刻了。思考本身就是一件自娱自乐且痛苦万分的过程，虽然结果会很畅快并收获惊喜，但是本性之惰和信息之海量已经把思考的胚胎扼杀在摇篮里了。技术的不断复制让创新成为空喊的宣传口号，看看那些狗血的青春片和同质化的综艺节目就知道了。

　　然而伊尼斯，我把他称为“脑洞大师”。“他把不协调的东西用格言警语联系起来，把不同形态的东西并列在一起，去求得新的发现”，麦克卢汉说，“这就是幽默”，在麦克卢汉的眼中，伊尼斯老师是个幽默且有趣的人。

　　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因为伊尼斯经典的“偏向理论”——在我看来，更在于从不同而新鲜的角度看待并审视我们早已熟悉地周遭事物的能力及意愿——面对一张白纸的时候，会有多少人能想到它在空间传播中的便利而在时间传播中的脆弱呢？

　　有人要说了，我不做大师不搞学问，这与我有何关系呢？要安利大家的重点是——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你好无趣啊！”“真是不会聊天”我们会把一个无趣的人看做低情商的表现，相信每个人也都会对“哦，呵呵”这样话题终结者的神回复表示无语。做一个有趣的人吧！重要的事情就不说三遍了。浏览了下朋友圈，最近不少公众号都推出了“如何做一个有趣的人”此类云云之文，具体怎么做，请君自行翻阅喽。

　　3. 新媒体运营——强调时间的偏向

　　再回过头来体会他的理论核心——传播的偏向——说的是根据传播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另外一些可能更适合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前者譬如石头、太阳历、报纸、广播，后者譬如莎草纸、纸张、印刷术、商业等。

　　大师对媒介的研究至广播就戛然而止了，我们不妨拿他媒介的标尺观照当下火热的新媒体。手机用户毫无疑问成为当今数量最为庞大的使用群体，伴随着用户和市场的争夺，一大波APP纷至沓来，新APP面对开源问题，老APP面对节流问题，真可谓“用户就是上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借鉴APP巨头——微信的商业运营模式。在微信的运营过程中，以社交为基础满足用户基本通讯要求、扩大用户规模增加用户粘性，为营销平台、游戏平台和电子商务提供流量，实现良性循环。在这一运营理念之下，无论采取何种营销策略，抓住媒介在时间上持久性的偏向和占有成为核心。“地球村”打破了传播空间的限制，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下，新媒体着重“用户粘性”、打破时间的壁垒等做法也无一不印证了伊尼斯媒介时空偏向平衡论的观点。

　　4.“手机依赖症”

　　最近在微信订阅号里常看到“90后互联网原住民研究”、“90后媒介使用习惯”等关注于90后行为的研究报告。现在是属于90后的。而大数据告诉我们，“无手机不生活，90后每天接触手机长达3.8小时”，与此同时，订阅号中又出现了“我为什么不刷朋友圈了”“微信悄悄改变的还有我们的爱情”等标题党鲜明的鸡汤博文。无论鸡汤是否起到了滋补作用，但无可否认的是，媒介控制的预言正在应验上个世纪伊尼斯的忧虑“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

　　在《挑剔的批评中》伊尼斯写到：“我们被动阅读报纸及其启示（现在是微信和微博），阅读那些为数不多的、非连续性的杂志和书籍”（碎片化、片段化的消息），借用叔本华的话“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现在是手机）”，这样的情况不正是我们的日常么？那些无论何时何地，个个都作“低头看屏幕”状，有的看手机，有的掏出平板或笔记本电脑上网、玩游戏、看视频，把零碎的时间填满的人啊，在不停刷朋友圈获取到源源不断的信息时，有谁真正凝神静气的想过，这些信息对于我们有没有用以及信息背后的联系；更或是跳出推送的信息，反思手机、平板、电脑等新媒介对人的控制和物化？面对未来，伊尼斯是悲观主义者；面对现在，我们要树立危机意识，谨防“娱乐至死”。

　　5.“我偏向于口头传统”

　　再来看看整本书中伊尼斯反复强调的“口头传统”吧！作者偏向于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希腊人没有文字，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而且善辩。这种传统为希腊文化提供了社会环境，希腊文化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荷马史诗、辩论传统、柏拉图对话集、集会的出现、民主的兴起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从伊尼斯大量笔墨的赞美——“口头传统的特点是亲自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原创性思想要依靠口头传统”、“个性化的产物”、“集中精力思考” ——我们可对口头传统的内核领略一二，从这个层面，拿口头传统的精神去抵抗“手机依赖症”也不妨为一个好理由。多去关心家人和朋友，而并不是在朋友圈中默默地点赞；多去和老师同学讨论争辩，而不是被动的接收；多去集中精力的思考，而不是过于浮躁、人云亦云。

　　6.“做人、做事、做学问”——象牙塔的任重道远

　　“大学在文明中扮演什么角色？”这是《传播的偏向》最后提出的问题。伊尼斯挑剔了媒介和技术的弊端，批判了机械化知识，抨击了传播媒介失衡的影响，最终他也向我们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法——在面对西方文明不平衡的偏向中，“大学可以在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发挥带头作用”，“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

　　伊尼斯对教育的批判，在今天看来对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也是有价值的。“义务教育使读书认字的人数增加，但是它并没有使人增长见识”。中国在基础知识和技能传授方面的强大，从国际奥数、各类科目测评中中国学生的表现可证明，但是为何社会还在不断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人才”。其实伊尼斯也早有洞见，“教育很可能要变成纯粹读书认字那样的事情，它丝毫不顾及美德，甚至连体面都不顾及了”，我们教育的现状不正是如此么，从频频暴露出来的高校学生案件规模、程度中可领略，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事实，不断刷新着我们的三观，“这个社会还会再好吗？”，“再也不会去爱了！”。

　　用《传播的偏向》中的最后一句话来结尾甚是合我意：“大学关注的必须是活人，而不是死人”。这一点，我们需要做的还任重道远。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四)：不知不觉中的“偏离轨道”

　　乍一看《传播的偏向》这本书，从猫头鹰的飞翔来暗喻希腊文明衰落时期的文化结晶，开始畅谈历史中口头传播和文字的发展，历史宏大的叙事和整体考察以及所涉及的知识面极其广阔，让我一开始读起来有些困难。慢慢的，仔细的边思考边读，开始逐渐有些领悟。

　　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1920年起直至去世，执教于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对作者进行一番了解之后，更加深入的让我认识到本书所涵盖的知识面，更加偏向于政治传播领域。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传播对文化特质消长的意义。这样的论断，是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或许也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在第一章中，伊尼斯试图通过黏土对宗教的作用、莎草纸对埃及组织发展的促进，简化的字母表在希腊发挥的作用，以及图书馆所代表的君主力量的源泉等等状况，来说明，传播的突然进展，是文化动荡的反映。传播媒介的更新，都是伴随着文明的兴盛与衰落。

　　在第二章传播的偏向中，作者认为，媒介或倚重空间或倚重时间，其含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在纸媒介和印刷术产生之前，羊皮纸、陶土和石块等这类重型的材料是偏向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适合于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原因是该种媒介笨重而耐久，虽经不起空间上的搬移，却是能经得住时间流逝易于保存的媒介。它能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结在一起，将一些有物质或精神传承意义的东西长久的传承下去。另一方面，纸莎草和纸张则是偏向空间的媒介，它们更容易被转移，搬运，便可以在空间上进行广泛传播，有利于领土的扩张，权利的扩张。偏向时间的媒介便于较快速的传递，这有助于树立权威，以达到传承宗教、建立国家威严及维护等级制度的目的。比如，埃及文明中，石刻与金字塔传递的是绝对的王权以及宗教中对于永生的信仰。

　　这似乎让我觉得，伊尼斯把不同文明和不同的媒介联系在了一起，让我联想到了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即文化”。从两河流域的泥板，到埃及的莎草纸，再到后期的羊草纸，每一种媒介，都赋予了一种传承当地文化的意义。同时，一种新的媒介，也会经由长期的使用，而带有自身的偏向性，甚至于，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五)：一遍就像看懂？太小看经典了！

　　赫赫有名的一本书，终于从图书馆找来一览，有点失望，感觉没有市面上or学术圈中夸赞得那么好~~

　　我才疏学浅，表示看不太懂，阅读的过程一度怀疑自己看的不是历史书？？从泥土刻字、莎草纸说起，回望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巴拉巴拉.....没有太多历史积淀的我真的是硬着头皮阅读。反过来我又在想，国外学者对传播学真的是做了扩延性解读，万物皆可传播，万物皆是传播体，一方面扩充了学术研究内容，另一方面也感觉不够专。当然，这也就要求学者也好读者也罢，都要有更广阔的学识才能阅读得了所谓“传播学”的书籍。

　　说是一本书，但也是论文集，也就是每一篇是可以单独拎出来看的，但是作者的写作方式真的很散文化，异于平时阅读的大部分文章，要读者自己找重点，问题是读着读着就散乱了。因为之前就在一些论文中看到了关于传播的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我在阅读的时候其实有小心留意这两个方面的，一直注意作者是怎么论述表达。但看了一遍，我还是没有弄懂所谓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到底是什么。

　　那么多大牛都说此书好，那肯定有好的地方，还是继续多读书、多提高自己的能力吧，书读百遍其意自见，一遍就想看懂的东西怎么能说是经典呢！！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六)：读哈罗德·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书名上方印着“当代世界学术名著”这行字，所以当我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时，我对传播学是一无所知的，可想而知，下面我阅读这本传播学大师的学术著作会是艰难的。在读完后，我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写一篇言之无物的读后感。我很无力，因为读完后我被卡在了传播学这扇大门的门槛上。我只能重新翻一遍这本书，整理下划出的语句——就这样，形成了这次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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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头与文字】

　　我对作者列出的传播媒介变迁没有了解，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莎草纸、羊皮纸上所代表的传播意义。我所能稍微知晓一些的是口头传播和文字传播的涵义——当然后面我也只能就我所知晓的方面展开了。

　　“力量总是站在被治者一边，治人者除舆论外，没有其他东西支持。因此，政府建立在舆论的基础上。这个原理适用于最自由和最得人心的政府，也适用于最暴虐和最好战的政府。”（休谟）

　　“一个倚重书写的时代基本上是自我取向的时代。掌握写作技巧需要大量的精力，考虑技术潜在命题的精力就所剩无几了。”

　　口头传播具有灵活性，文字传播具有一致性，从而导致它是一种固化的传播方式。我可以看出作者是倾向于口头传播这种古典的方式的。在《伊利亚特》和《荷马史诗》那个时期，思想家通过口头的方式交流、传播文化思想，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两部作品是采用诗歌的形式被记录下来，我在最初读《伊利亚特》时，也不不自觉地拿着书朗读出声，似乎这样我才能感受到文字所要表达的感情。所以，我也算是个古典派吧。

　　印刷术促进了文字传播的兴起，它对逻辑有要求，那么这对文字传播有了规范作用，就像工业革命一样。

　　【二、时间与空间】

　　“在任何时候，对过去的了解，仅仅是为了服务现在和将来，而不是为了削弱现在，也不是为了连根拔除未来生活的虎虎生气。”（尼采）

　　“时间和空间都不是抽象的；时间一循环的方式展开，是圆的；空间是方的。”

　　传播有时间和空间两种偏向，“正如埃及和罗马时代一样，建筑强调对时间的控制，其显著表现是哥特式教堂，这样的建筑是永久的丰碑”；宗教偏向对时间的控制，而国家偏向对空间的控制。当然，国家为了使他的文明久存，需要同时对空间和时间进行控制，然而“在时间和空间方面达到平衡的文明，会遭遇到一些困难”。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经过修正而适应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的组织。它面对着平衡这两种问题的困难，而这一平衡由于空间上的缩小而解决。“

　　印刷业的扩张和语言的鸿沟的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

　　“大学和技术学校不同，它传授的是生命力之花，即思想。”

　　在考虑一切事物时，把它们当成超越时间的永恒状态，把它们当成一连串不同的状态之下表现出来的状态。

　　“时间和空间，以及时间和空间的产物，构成了我们的思维框架。”“高斯认为，数是头脑的产物。相反，空间在头脑之外有一个外在的现实，它的规律是不能先验地加以描绘的。”

　　【三、现代传播】

　　文中用这样的话来描述印刷业：

　　”我们的文明是随着印刷工业的大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也许，我们和这种文明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以至于我们探察不到它的特征。……报刊最重要的服务，就是教育人用不信任的态度去对待印刷品。……对于印刷业的自我吹嘘，我们实在是听得太多了。它说，印刷业造就了一种崭新而优越的文明。……民主、教育、进步、个人主义等美妙的词语，描绘出我们这个崭新的天堂。在这里，缓流成了急流，我们处境危险，可能会被自己描绘的景象卷进急流险滩。我们面临的危险在于：一方面我们可能失去看待问题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我们又可能会被禁锢起来。新闻自由始终被认为是我们文明的坚强堡垒，但是，如果它变成了新闻垄断的堡垒，那也是危险的。“

　　我试着用网络来代替印刷，上面这段话几乎完全可以被描绘在如今的网络上。我们的文明是否将随着网络技术的大发展而发展起来？我是个传统的古典派，所以我认为，网络技术可以使我们的文明大发展，但是它无法使人类的文明传承。从网络上大量的真假难辨的新闻上看，从微博、各种网站上的各种媒体组织身上看，我认为，网络是一个稂莠不齐的传播信息的方式，却无法成为一种传播文明的方式。

　　”工业主义关注技术“，”尤其是传播技术的不断变化，使我们难以认识到时间和空间的平衡，求得时间和空间的平衡就更困难“。

　　”一方面现代文明非常敏感，比如对虐待动物的态度就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对难以置信的不人道行为，人们又是极端地麻木不仁。“

　　以微博来举例，它的偏向是哪样？似乎是时间，但是它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控制。因为就只看用户的微博就知道，用户的大量的微博数量在时间追溯上是比较困难的，简单来说，我到目前为止有了1万多条微博，但是我很难去整理、分类，也很难去寻找某天发的微博。但，不得不承认微博上某段时间上的空间控制很大，只要用户愿意去加入进去，这也表现了微博在某个时间段在空间上的传播效率不错。但是，信息的可用性怎样？我们只能很遗憾，微博仍只是一种娱乐工具。在另一方面，微博这种方式极度扩大了人们的两种现象——”一方面现代文明非常敏感，比如对虐待动物的态度就非常敏感；另一方面，对难以置信的不人道行为，人们又是极端地麻木不仁。“

　　报纸这种方式则是偏向于空间控制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业对美国政治家、政治选举意义非常。而现在，报纸似乎被网络挤到个一角。我看过那些只是重复着前一天网络上新闻、段子的报纸，觉得这些报纸已经式微。但，一些国家大事，一些重要的声明、新闻，则需要用印刷品这样正式的方式来表达，才显得真实、果断、不容置疑。

　　我觉得，现代媒体、国家应该长远、深刻地思考网络这把双刃剑，国家不能轻看网络舆论给社会安定带来的影响，更有甚者是一些臆造的信息；而那些媒体们，我们所抱的唯一期望就是信息真实，不夸张。

　　【四、对口头传统的偏向】

　　”机械化强调复杂性和混乱。它应当为知识领域的垄断负责。对任何一个文明来说，如果它不想被知识垄断压倒的话，就应该做一番批判的审视和报告。“

　　”我偏向于口头传统，尤其是希腊文明中反映出来的口头传统。我认为有必要把握其神韵。为此目的，我们应该弄懂那些对生活（或者生活传统）重要的东西，或者说对活生生的传统重要的东西。“

　　作者对现代大学有这样一个提问：”为什么西方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以至于这个会议的与会者，竟然主要是大学的行政领导？“大学会议，迄今为止都关心从政治的观点来表达问题。

　　现代大学的学生人数的增加，”迫使我们依靠教科书、直观教具、行政管理，依靠我们今天这样的行政管理者的研讨会，这里暗含着的是：我们队书面传统和考试制度的关切与日俱增。“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走向机械化，难以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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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是全部，比较凌乱。

　　阅读像这类的书籍，总是有力不从心、自不量力的感觉。甚至让我有种脸红的感觉，因为这似乎没有什么用……

　　前几天看到某句话后，更加让我羞愧于我的阅读就像是在理想国中阅读，而我迫切需要去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活在当下的战士。

　　《传播的偏向》读后感(七)：口头传统思念者——《传播的偏向》书摘

　　《传播的偏向》名列传播学的经典，一直很想读，但直到最近才看了一下。师兄们说，读何道宽翻译的版本，他写的译序很值得研究，几乎囊括了书的要点。花三四天时间读完全书，我才领悟到这句话可能有另外的含义，就是，书其实也就那样，读译序就够了。

　　伊尼斯开创的“媒介决定论”的主要观点是，“传播媒介的性质往往在文明中产生一种偏向，这种偏向或有利于时间观念，或有利于空间观念。只有在很罕见的间歇期，另一种媒介的影响才能抵消其偏向。”在西方文明中，稳定的社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不仅要关心“对广袤空间的控制能力”，而且要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能力。我们对文明的评价，要看它发生的影响地域大小和时间长短。”

　　如同语言能影响思维习惯的观点，这种媒介能影响文明特质的看法很能勾起我的兴趣。如果这种影响是可证实的、明显的，那描述新媒体对现代文明的浸染和变革，也就找到了根基。

　　作者对媒介的限定很广泛。在他看来，强调对时间控制的因素有：宗教和僧侣阶层、泥板楔形文字、羊皮纸、木乃伊的制作、金字塔以及其他石头建筑的修建、甚至算术。报纸也是垄断时间的，他觉得报纸对空间的影响力非常有限。而强调空间控制的因素有：莎草纸、纸和印刷术、政治组织、几何学、靠武装力量征服和防御的社会。

　　他最推崇的，是古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希腊人没有文字，积累了强有力的口头传统，而且善辩。这种传统为希腊文化提供了社会环境，希腊文化成功地解决了时间问题和空间问题。“以前几个帝国建立在以视觉为基础的传播上”，而希腊人的“书面语成为适应口头传统需要的工具，字母表的使用意味着对语音而不是对视觉的关注，对耳朵而不是对眼睛的关注”。荷马史诗和吟游诗人、惯例法、“集会的立场、民主的兴起、戏剧的出现、柏拉图的对话、众多演说辞”，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

　　口头传统的重要性何在？“在发现真理上，口头的辩难特别重要。”“口头讨论的固有特点是亲自接触，是要考虑对方的感情。这和机械化传播的冷酷，形成强烈的反差。”

　　后来，法律被汇集起来，编织成法典，“政治活动消失，更加倚重法律和修辞”，“倚重视觉艺术、建筑、雕塑和绘画（因而倚重空间而不是时间）则是对这传统的侵蚀”。他惋惜口头传统的衰落，书面传统的回归。前者“蕴含的是精神，文字和印刷的固有属性确实追求物质”。印刷术和摄影术等“视觉本位的传播”产生的“垄断”甚至将“威胁”西方文明。

　　作者在经济史和文明史方面学养深湛，古埃及、两河流域、古希腊、古罗马各文明的史料信手拈来。不过，多用史实证明论点，而缺逻辑论证。如果没有最后一章，本书看起来更像一本上古传播史（这个特点《帝国与传播》更为明显）。

　　读完之后疑惑很多，口头传统何以必然地催生了希腊文明？世界其他地方的口头传统为何没有产生相应的文明？中国的宫殿大多木制，典籍多半是竹纸绢帛，战争中很容易就被毁坏，为何中华文明可以延续至今，建造了金字塔的古埃及文明却早早被伊斯兰化了？想想自己一介研究僧，而对方是名满世界的大家，也就释然了，暂时没看懂是正常的。

　　启发之处也不少。本书问世的1951年，作者就看到了技术的负面影响，并深深为之担忧。在最后一章，他解释了口头辩难和会话衰减的原因，是“现代知识需要量化的压力”，及其造成的问题。

　　一，当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搁在一边，去拿起一本书”，或报纸杂志的时候，我们能比口头传播更快地获取信息，但读者的大脑也成为了别人的跑马场，不利于原创性思想的出现。

　　二，对科学的痴迷太过严重。“科学头脑比文学头脑更容易适应暴政，因为‘艺术是个性化的东西，科学谋求的确是个人屈从于绝对的规律’”。

　　三，受科学影响的机械化知识迫使我们依靠教科书、行政管理，它“无法达到教育的目的，连学习的愿望都被它摧毁了”。教育很可能变成读过什么书、认过什么字的问题，而不顾及内心的美德和头脑所接受的熏陶和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