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有集经典读后感10篇

　　《始有集》是一本由刘铮著作，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24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始有集》读后感(一)：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

　　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

　　文/卢德坤

　　我记得很清楚，2003年，删节版《今生今世》在内地出版时，热闹了好一阵。目力所及，谈论《今生今世》的，多围绕胡兰成、张爱玲的情事打转。一时间，“负心汉”、“薄幸郎”一类的骂声甚嚣尘上。其时，我在《万象》杂志上读到了刘铮先生（其笔名“乔纳森”或更为人所知）的《胡兰成交游考》、《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两篇文章。《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是1929年胡兰成24岁时发表的一篇政治论文，谈的是中国农村的组织制度。当时，我根本读不懂这篇文章，甚或还怪作者不多谈一点胡兰成的八卦。最近，翻阅刘先生的第一部书《始有集》时，我又读到了这篇《读胡兰成〈中国乡党制度沿革考〉》以及《批评家胡兰成》一文。我不敢说自己终于读懂了，但颇受了一番震动。这种震动，在我追读刘先生文章的岁月中，是时时刻刻都会迸发出来的。

　　《批评家胡兰成》主要谈了胡兰成五篇佚文：《“文化本位”论战经过》、《艺术的严肃性》、《艺术与政治》、《五四以来中国文艺思潮》、《密西尔的〈随风而逝〉》（即玛格丽特·米切尔《飘》）。如此不惮其烦列出篇名，只想粗略展示一下胡兰成论说范围之广。刘先生说：“我一直慨叹现代中国没有一位像马修·阿诺德、卡尔·克劳斯那样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有文学批评家，但常常有写小说的兴致；有政治批评家，可对文化却知之不深或不懂装懂。当我对胡兰成的了解愈来愈深入，这才发现，他实际上正是这样一位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举凡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胡兰成无不涉猎，而且总是言之有物。他一生都在批评。”（《始有集》第77页-第78页）

　　不错，你大概已经猜到了，前头我啰嗦了这么多，只为说下面这一句：刘铮先生，其实也是这样一位追求全面和专注的批评家。《始有集》涉及的东西很多，这里只能就刘先生的批评观略陈管见。

　　博学，是刘先生给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或唯一印象。这本因严选而显得“单薄”的《始有集》，怎么也藏不住刘先生的渊博。除了上面说过的胡兰成，《始有集》还谈到了下面这些人：古人张岱、李绂、袁枚，博学者钱锺书、埃柯、乔治·斯坦纳，作家张爱玲，史学家赵园、杨念群、史景迁，诗人贺拉斯、冒效鲁、潘伯鹰，批评家桑塔格，诗人批评家奥登，翻译家冯承钧，等等。上述区别，只是随手做出的——贺拉斯也是古人，斯坦纳亦是批评家，钱锺书当然是诗人——只为方便大家对刘先生论述的范围之广有个粗略印象。如果再加上丰赡的集外文，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举凡文学批评、艺术批评、社会批评、经济批评、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哲学批评、翻译批评，刘先生无不涉猎，而且总是言之有物。

　　刘先生的翻译批评，非常出名。《始有集》中，只收了《〈玫瑰的名字〉新译本可靠吗——以前六页为例》等三篇文章，此外很多一石激起千层浪的纠谬文章，你都只能上网找了。《始有集》涉及的外文有：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希腊文、拉丁文。刘先生通的外文，当然不止于此，在那篇感人肺腑的文章《在语言那仁慈的怀抱里》中，刘先生回忆说：“我十四五岁时开始在英文中找寻文学，后来尝试学习过日文，大学时代选修了法文，然而在读到这本书（引者注：指英国文人莫里斯·巴林博涉八种语言的书《你有什么要申报的吗？》）以前，我既未读过《管锥编》，也从未认真考虑过这一生该接触几门语言。巴林的这本书，像是一道窄门，一俟穿过这里，千门万户向我洞开……在现实中一生持守甚谨的人，也惟有在文字海中才可沉溺，惟有在人类的知识遗存中才可放浪形骸。”（《始有集》第236页）

　　依我鄙见，刘先生可能认为，就批评来说，博学，其实不是最重要的。类似的，机智、工巧一类品质，最多也只占第二位。欲达全面，当然需要知识层面上的博学，但只有博学，绝对不够，还要有对人心对社会全面的认识、准确的判断、深刻的绎、有的放矢的批判——这些东西，绝对不是书斋中人轻易能练就的。论博学，胡兰成绝对比不上钱锺书，为何刘先生只说胡兰成是“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在《〈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一文中，刘先生模仿《管锥编》的笔调，将钱先生身后影印出版的读书笔记《容安馆札记》中的一些性话题译了出来，令人大开眼界。钱先生称赞一些作家的性爱描写探幽入微，“侔色揣称”“奇情妙想”，刘先生则说：“钱先生也许认为此类刻画‘亦合事理’，我却感到它们不近人情。钱锺书先生的目光一向是从云端投下的，地上的人事种种免不了要被看扁了……”（《始有集》第50页-第51页）博学之外，钱先生缺什么？或许是一种云端下人世中的涵泳沉潜罢。这当然也没什么好非议，作为文学家、文学批评家的钱先生，是怎么赞叹也不为过的！

　　不过，仅有博学，也会有其他问题。谈到和钱锺书先生路数相近的美国“博雅君子”乔治·斯坦纳时，刘先生说：

　　“……荷马、福楼拜、莫扎特……（在斯坦纳的文章中）遍地开花。斯坦纳就像在药铺抓药一样，他抓的都是好东西，可他东抓一个，西抓一个，不管怎么抓，最后把它们弄到一起，熬出来的都是一样黏稠的黑褐色液体。尤其关键的是，尽管有许多伟大、崇高、美好都得到公认了，可是在这些伟大、崇高、美好之间却有可能存在尖锐的对立。假如你信奉佛陀了，你还会再服膺尼采吗？假如你在同一条水平线上相信这二者，那么你的‘相信’本身，就可能是可疑的。对这一问题，艾略特（T.S.Eliot）做过精确的表述：‘如果追随这些领袖们中的随便哪位，那就不可能再追随其他的各位。把贺拉斯、埃尔金石雕、圣方济各和歌德都丢到一起煮烂，熬出来的汤却寡淡得很。没有文化，干什么都是不够的；可是，归根结底，只有文化，也是不够的。’（《关于人文主义重新思考后的意见》）这提醒我们，斯坦纳型的文化通人，可能是不够的。”（《始有集》第195页-196页）

　　在我们这边，这种“乱熬”现象普遍吗？在我看来，或许不很普遍，因为“乱熬”也需一番力气。但我看到一些年轻人，一些马齿徒增见识不长的人，一些名气很大的文化媒介，都在那乱熬乱炖：一个保罗·奥斯特的粉丝，突然跟你说D.H.劳伦斯、柳如是以及英剧《神探夏洛克》的真义，你是会接受无能的。而不像斯坦纳，他们对自己“乱熬”的东西，缺乏起码的清晰的了解，只是多知道了几个人名而已。他们只是文化的跟风者，流行什么就谈什么，惟恐落于人后，乡愿得很。文化在这里，只是一种虚饰。

　　这篇谈斯坦纳的文章反复拆解，层层深入，精彩极了。刘先生还有一篇谈电影的文章《打倒骑墙派！》（未收入《始有集》），也谈到了“乱熬”问题，可以参观。不过，要注意的是，刘先生看淡博学，看淡文化通人，就像比尔·盖茨看淡金钱，有其看淡的资本，我们这些浅学者，能多知道一点就去多知道一点吧。

　　刘先生专注于批评，是不必多言的。不过，完全可以想见的是，刘铮先生受过“博而不专”的讥讽。在我看来，刘先生的“专”，“专”于文化中，“专”在人世中，“专”于批评中。人世是丰富的，非“专于一艺”的“专”便能道尽。刘先生之“专”，需要更多的坚忍与刚毅。

　　全面、专注，说到底只是批评家预设的立场，欲达至清晰、凝练、透彻、坚实、深刻、纯粹的境界，需要我们不断地践习。在所有这些方面，《始有集》都是一个绝佳的范本。

　　最后，套用一句老话：《始有集》是我们批评界最美的收获之一。我很想把这个“之一”给去掉。不过，我对《始有集》也有不满：太薄了，真是太薄了！26篇文章之外，刘先生还有太多的好文章被挡在了门外——我特别喜欢的，此刻能马上想到的，有谈法国近代批评大家瓦莱里的《古典主义的一道灵光》，谈藏书的《不文雅的疯狂》，谈中国当代小说的《被低估的小说家巴尔扎克》，谈李霄峰的《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失败者》，谈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霍布斯鲍姆的《拒绝参与现状》，谈英国左翼思想家评论家佩里·安德森的《孤高的左派》，谈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这里是罗陀斯》等等——政治批评、意识形态批评方面的文章收得有些少了，而谈电影类书籍的“映画书志学”系列整个不见（或另结集成册？）。我们能期待的，只是刘铮先生的下一本文集，再下一本文集……

　　刊杭州《都市快报·阅读周刊》

　　《始有集》读后感(二)：读书人的“沉溺”与“放浪形骸”

　　曾园

　　读书人有两种常见的炫耀方式，一种是炫耀，另一种是说自己读了乔纳森的博客后不敢读翻译书了。

　　为了适应乔纳森随写随删的博客写作习惯，一些人勤勉细心地做了备份。纸质书《始有集》的出版有没有一种针对那些备份嘲讽的味道？作者刘铮在后记中说，“这本书不值得读，更不值得买。”原因是除了两篇文章外，其他文章都曾经刊布过（尤其是网上）。“我编此集，实只为写这篇后记。为了找个机会感谢多年来提携过我，帮助过我的人。”

　　那么《始有集》的“始有”是什么意思呢？《论语•子路》记载：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始有”两个字的意思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是“刚有一点”，用作书名，自然是表达谦抑之意。宋朝学者邢昺的解释也恰好可以用在这里：“家始富有，不言己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

　　这种谦逊我们可以相信吗？如果信以为真的话，如何理解刘铮感谢的厚意呢？感谢，指涉着尚未酬答的赠礼；赠礼，早已参与到一篇篇文章中去了。

　　推开一切注解来看，《始有集》的书名又散发着承诺的慷慨气息：接下来可以期待《少有集》以及《富有集》了。博客主人乔纳森换博客地址的时候就曾这样热络地知会我们：该换链接的换链接，该换RSS的换RSS。

　　“钱锺书的真实想法”是否存在

　　“我十四五岁时开始在英文中找寻文学，后来尝试学习过日文，大学时代选修了法文……”这是本书最后一篇文章《在语言那仁慈的怀抱里》中的话。此文其实可以当本书的序言，在这篇文章中，刘铮讲清楚了他为何开始海量阅读，为何学习好几种语言。

　　读完此文，我突然明白，满足求知欲其实是人类的另一种“刚需”，甚至不读书才是一件反常的事儿；而且，反常的事儿再多也不会改变它反常的性质。

　　读书的快乐在于，学习法语12年后，“我可以更多地读懂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了，我在慢慢体会脱去游泳圈后在水中游动时的身体感受。对我来说，人生的全部乐趣也许就在这里。”“在现实中一生持守甚谨的人，也惟有在文字海中才可沉溺，惟有在人类的知识遗存中才可放浪形骸”。

　　读完此书，我们会发现作者所说的快乐的层次实在是太丰富了，而他所说的“沉溺”与“放浪形骸”原来都有着另一层意思。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把“作品”当成人与真理之间发生的某种对峙或冲突的轨迹。不这样读钱锺书还能怎样去读？去反复赞叹“圣两脚书橱”的神圣性？反复惊讶于文献学大师阙如的国度里个人积累文献的神奇功夫？本书谈钱锺书的文章共有五篇：《“公真顽皮”》、《“诗是吾家事”》、《钱锺书冒效鲁交谊探隐》、《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容安馆札记 〉中的性话题》。除开《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讲的是钱锺书掌握希腊文的情况，其他文章我以为多多少少讲的都是真理在钱锺书这个个体身上，是怎么跟生命相关的。

　　《“公真顽皮”》讲到钱锺书对世俗世界的“米汤大全”并不陌生，《“诗是吾家事”》其实更多说的是钱锺书自己与自己相矛盾的地方（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钱锺书交友之道”这么一个客观物），在何时该出大棒何时该出蜜糖常常拿捏不准，甚至失去准头。正如文中所说：“钱锺书似乎并不很能适应新的环境”。《钱锺书冒效鲁交谊探隐》谈的是交友之道中最难的部分——知进退。朋友冒效鲁接近汪精卫之后钱锺书的态度是微妙而清晰的。

　　这五篇文章或考证，或探隐，谈的其实并不是——至少不完全是钱锺书为何那么博学，我们如何从钱锺书身上学到治学的本领去成为某个学科的带头人，不，这些并非是以“掰苞米”自任的刘铮想去做的事情。这些文章想讲的，在我看来其实是，钱锺书的生存哲学是什么？钱锺书为什么有这样的生存哲学？钱锺书的幸存与他的著作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换言之，哲人们追问的“真理”与“生命”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呈现出怎样错综的痕迹？

　　第一篇《“公真顽皮”》导语中引了刘衍文的观点：钱锺书每每对人奖饰溢量的原因在于他遵循的是一种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有些奇特的“悠久传统”，但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刘铮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所谓‘钱锺书的真实想法’这么一回事。”

　　为什么要去找“钱锺书的真实想法”？我想刘铮要去回答的是每个人都在问的那个永恒之谜：钱锺书（肉身与精神）为何幸存下来了？他的持身之道是什么？他如何与人相处？如何自处？

　　如果说刘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至少他帮我们聚焦了这个问题。钱锺书的幸存与沉溺也许可以帮助今天的读书人调整好自己的坐标，明白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意义上，我稍有不满的是《〈容安馆札记 〉中的性话题》一文，刘铮或许对《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太多有些腹诽，甚至认为“近代文人里头，周作人先生也是个爱谈性、爱引蔼理斯著作的，可他的气象却与钱锺书先生的迥然不同，这实在是件很有趣的事情。”

　　周作人的“爱谈性”与钱锺书的“性话题”两者之间可否直接比较？

　　不妨拿爱谈“嘉孺子而哀妇人”且尊崇周作人的舒芜来谈。舒芜先生除了“嘉孺子而哀妇人”，还有一个避不开的主题：胡风案。想来想去，舒芜所写的那些文字实际意思是否是在暗示，春秋大义反正也说不清楚，古史上虐待妇孺（没有虐待也要凭空捏造一些出来，如写白居易的那篇《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的情形才是最不合伦理的。

　　钱锺书是相信春秋大义的（有人认为钱锺书有“调皮“的一面，但在春秋大义这个话题上，任何形式的“调皮”从未出现），在此维度上我们再看他的“沉溺”，也许能多一分理解吧。

　　黄宗羲会歌颂康熙吗？

　　《始有集》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作者读书博而专、考证精审。但未必有多少人记得乔纳森在博客里坦承自己是以“绝膑举鼎”的方式写作。所以，我们真应该以捏一把汗、揪一颗心的方式去读他写下那些文字。

　　不假辞色的文字出现在对杨念群、史景迁和黄进兴著作的评论之中。杨念群，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黄进兴，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们拿《哪个是真的李绂》为例看看刘铮的写作方式，此文只有短短的七千字，读来简明扼要，清楚明白。

　　李绂未必有多少读书人愿意关心，像黄进兴先生这样重量级的学者写了《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才有更多的人去细读此书。对学术史稍有了解的人应该了解从钱穆到余英时、从余英时到黄进兴这样的传承关系。在《李绂与清代陆王学派》这本书里也可看出这种不绝如缕的联系。正如刘铮所说：“应该说，除第四章外，黄进兴对李绂生平、著作的理解几乎没有超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范围，而钱穆赞美李绂的人格‘磊落俊伟，光明简切’，李绂的学术为‘有清一代陆王学第一重镇’，这一评价显然极大地影响了黄进兴的认识。”以及“第六章的命题是，清代盛期的考证学是有义理为背景的，一个证据就是李绂考证活动的展开是有义理之争为其深层动力的。其实，这个命题最早是余英时先生在研究戴震时提出的。”

　　针对钱穆认为李绂的人格“磊落俊伟，光明简切”，刘铮引用了王锺翰考证、汪景祺笔记、钱锺书《谈艺录》予以质疑。无论如何，黄进兴对这些材料的忽视或回避，都不太恰当。

　　其次，黄进兴引用黄宗羲信件中这样的句子“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这样的句子令人诧异，即使是旧文人为了搪塞或应付我们尚不清楚的局面也不可能出现如此隆重颂扬康熙的话来。但其实“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指的只是黄宗羲针对收信者徐乾学个人所说的客气话，而不是指当时所有的儒者。后半句“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典出《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名世”如果被解释为“一个伟大时代”，显然是错的。

　　也许读到这里，有的读者会得出刘铮的学养超过了黄进兴的结论。但其实，我们应有的反应应该是对刘铮做专题研究的能力感到惊讶。首先他能将关于李绂的文献搜罗殆尽（未必会是一次有针对性地一网打尽，但查缺补漏是少不了的），然后他在阅读上的战略与战术，最后是他运思上的敏锐。当然，黄进兴先生囿于成见以及对大陆文献的忽视才是刘铮文章成立的关键。

　　刘铮说：“学者自视，苛酷往往过于旁人，自我怀疑的障翳，有时是外界的吹嘘驱不散的。”“自我怀疑”稍稍放松，笔下的漏洞就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与刘铮所说的“绝膑举鼎”相对应的，是被一些后辈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学者“狮子搏兔”的写作方式。但其实这种“狮子搏兔”的学术写作是不存在的，学术上的狮子的竞争对手只能是狮子，学术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狮子与兔子的博弈。

　　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发现，每次中原王朝打败草原部落，都恰恰是草原部落处于衰落或内讧的时期。业余学者刘铮的每次成功，都是因为专业学者的怠惰与该领域学术批评的失效。

　　来自读者的左勾拳

　　《桑塔格是怎么读书的》一文中反复提到阅读的“量”与“速度”。“其实，关于青春期之前的阅读，我一向有个‘理论’，就是读什么都不要紧，读什么也都无所谓，只要达到一定的量就是。”

　　青春期之后读书讲究的是“速度”，刘铮引用日本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的说法，“读书有点像吃荞麦面。荞麦面这玩意儿，就是要不辨其味地呼哧呼哧吞下去。如果不一气吃下去，那可就太傻了”。刘铮的看法是：“再好的小说，也不过是荞麦面，完全不必以非常慢的速度读，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当然有个限定，指的是小说，但不完全限于小说。

　　为什么要追求“不辨其味”的状态呢？

　　读书界主流看法大抵都推崇细读。快读当然也没有人反对，但快读本身也是为慢读做准备。再三耳提面命的规训是所谓“你不能读（read）一本书，你只能重读（re-read）一本书”。似乎只有细读，才能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最好是读出作者自己都没有清醒意识到的涵义。但真正伟大的作者哪里会如此轻易就范？哈罗德•布鲁姆就认为莎士比亚早就意识到了后世这种细读读者的存在，在写作中早就安放好了捕捉这些精明读者的陷阱，在作品中预先反映出了读者对他的反映。

　　我觉得田晓菲《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一文的标题很耐人寻味，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之间缔造的这种“学术三岔口”关系是否是不可改变的？作者打一套拳，读者“猜拳”，然后作者说，“不对，你猜错了。我那一招其实是那个意思。”尤其令人发噱的是，如果表演在夜间进行，“猜拳”又如何能进行下去？甚至“猜拳”的合法性又在哪里？

　　所以，处于其他审美传统中的人很难不去问：为什么不是浑金璞玉、元气淋漓的作家更称得上是“经典”？为什么不是不辨其味、鲸饮龙吸的读者更能将作品置于文学史最准确的位置之上？

　　我以为，刘铮有潜台词没有说出。一方面，他称自己以绝膑举鼎的方式写作，另一方面，他认为苏珊•桑塔格不是一个合格或者大写的“读者”。（原文如下：说到底，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写书给别人看的人，一种是看别人写的书的人，桑塔格无疑属于前面那个阵营，虽然她有时会产生自己属于后者的错觉。）一个合格的读者，也许早就放弃了成为“专家”的妄念——尽管这份“看别人写的书”工作，刘铮尚未写出其全部职责，但可想而知，难度是非常大的，“绝膑举鼎”只是日常工作之一。

　　与布鲁姆不同，学者阿甘本一直强调的理念是作家的力量在于其“unthought”（非全知）。他从神被打回原形，他只是一个凡人：他的目标不清晰，敌人也暧昧不明。不仅如此，凡人对最本己之物往往最非知——桑塔格不知道自己算不上一个读书人。阿甘本谈的不正是另一种“三岔口”吗？作家承认这种“三岔口”，就得承认来自读者不明所以的拳法。这种拳法的特点不是专，而是角度与力度。

　　本雅明说过一句话：“致命的打击出自左手。”我觉得这是读者读书的最佳方式，他给予作者的一拳出自作者很难想象的左边。

　　2013年10月《读书》杂志

　　《始有集》读后感(三)：论一个文学八卦记者的自我修养 20%

　　某人，一八卦记者，于中西方之俗事如敬家翁，至于碧树西楼，乃非其力所能及也。

　　如果说某人有文学鉴赏能力，那么鉴赏一词应当是被重新定义了。

　　某人终日在其广播中高喊我有英文版，我有法文版，我有德文版，我有日文版，仔细想想，并无高妙之处，若高喊一声我有一座图书馆，既震古烁今，又一劳永逸。

　　某人之广播大体可分两部分内容，一是这个译本不好，另一是这个译本也不好。殊不知人类翻译皆不可靠，孰能为完美之翻译，吾必当三跪而九叩之。

　　钱氏，乃品味卓绝之人，读书，如断案，亦如品馔，以古今巨子为敌手，为一代风流。

　　某人，画虎而类犬，然善藏其拙尔，故庸夫莫能识之。若钱氏在世，某必登门而不得入也。

　　某人之翻译批评，类教师之批改作业，虽无文学之价值，确有补漏之公德。然好为人师，古之病也。究其原因，有此癖者，往往有能而无德，终令人恶之。

　　周氏曾有一譬喻，能登仙的，不会跑江湖卖丹药。某人若能为绝世之翻译，岂会撰写寡陋之评语。登仙之事，渺茫不可期。完美之翻译，亦渺茫不可期，某人若有堂吉诃德之志，不可为而为之，吾必当以为友于。

　　不否认，某人是有文学的，一种吃饭的文学，以学术为乞碗，以求真为招幌，其争存之术，确有过人之处。

　　如真是铁面判官，必教人敬畏十分。无奈是门前走狗，徒只会乱吠数声。

　　某人的考据充其量只在这个平行宇宙里有效，但于文学审美毫无意义。

　　读书者，以博相炫，无非为证明其势力庞于他人。

　　《始有集》读后感(四)：书评家乔纳森

　　早几年，《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载过乔纳森《书评的解剖》一文。彼时，他的案头有一本早就读完的书，却实在不知能就此写点什么，便乞灵于其他书评人关于此书的现成文字，逐一解剖他们的书评，最后既巧妙得到了一篇新的书评，也顺手总结了撰写书评一般会面对的四个问题：如何介绍作者、如何展开评论、如何指出不足、如何最终定位。

　　如今，乔纳森的第一本书《始有集》也终于付梓，但仔细读罢，我不得不钦佩他的心智超拔——他写惯了书评，也明知这本书也会被别人评，因此在本书的各个角落，有意无意间暗暗回答了上述四个问题。

　　一. 介绍作者

　　如何介绍作者？《始有集》在前勒口处循例添上了一段简短介绍，但这段文字太过寻常，无法让不熟悉乔纳森的读者眼前浮现出一个轮廓。倒是《天南》文学双月刊的寥寥数笔——乔纳森读书量惊人，掌握语种数量更惊人——能让读者心里一怔，迅速产生印象。而《始有集》收录的若干文章，恰好在在印证了《天南》的这段介绍。

　　书中《张爱玲记错了》一文，罗列了张爱玲作品中引述有误的地方，凡二十余条。比如，张文《自己的文章》所引杜诗“到处潜酸辛”，乔纳森指出杜诗原文当作“到处潜悲辛”。这种字句勘误凡七条，看似微不足道，可一般读者若没有海量的积累，当然识别不出来。然而，这还只是乔纳森牛刀小试。随后的几条勘误，他还指出张爱玲在引述时出现的“出处错误”、“情节错误”。这种能力，非阅读量与阅读深度俱佳不能达到。但乔纳森很顽皮。他分明是个典型既“博”且“精”的人，却又不知是有意无意，在《乔治•斯坦纳》一文中说“博学者的主要任务是博，以深入和精准的指标来要求他，就像说猪既得长得肥（因为我们希望它分量重），又得长得瘦（因为我们希望它瘦肉多），就有点过于理想化了”。这段文字明里谈的是乔治•斯坦纳，却又有点像是暗中自谦：您在前文所看见的“小宇宙”啊其实是个悖论，是玩儿虚的，您可别被唬着了。

　　再说掌握语种数量，且看如下一例：《〈容安馆札记〉中的性话题》一文第二节，乔纳森先是引用了钱锺书《容安馆札记》的某段条文，随后补充说“原文系用英语写就，引文则包括英、法、意、中以及拉丁等语言，我不敢肯定是否所有读者都能顺利读懂，所以僭妄地将其迻译成中文。”于此，乔纳森掌握语种的数量，我们即使猜不到上限，大概也知道下限了吧。读到这里，我不得不深深为之折服，直叹自己既资质愚钝，又不知挥霍了多少求学时间。然而，他好像又早猜到如我这般浅显的读者会有这般反应。在《钱锺书的第八度空间》一文中，在谈论钱锺书先生札记中出现的希腊字母时，他穿插了这么一句：“仅仅参照洛布丛书的希英对照本，抄几个用希腊字母写成的怪字点缀在札记中，使俗众惊其浩博，我想这不是钱先生的作风。”说的是钱先生，但也似在暗示自己更加无意炫技。

　　二. 展开评论

　　《始有集》评书，评人，尽管穿插了一些考据文字，但笼统视之为一本评论文集，大约也不错。如何对评论展开评论呢？这本是个需要费神的问题，但乔纳森却又一早自答了。他在《书评家奥登》一文中说：“给评论写评论的困难在于你无法展现其分析、深入的全过程，除非你相对完整地引用全篇文章。因此，我无意再现奥登评论展开的形式，我想谈谈他的思维模式，谈谈他的‘分类癖’。”乔纳森早读过奥登的不少作品，自然可以恣评这一主题。然而，如何评论乔纳森呢？他的作品十余年来散见于各种刊物，《万象》、《东方早报》、《天南》，不一而足，《始有集》收录的尚不及十分之一，后生晚辈如我者，尚且不及逐篇搜罗，更何况智识远远不逮，怎敢妄自尊大评论他的思维模式。

　　可幸的是，乔纳森在评论他人的只言片语之间，似乎又再次留下了评论他本人的注脚。《杨念群的新境》一文，他在指出杨念群《何处是“江南”》若干细节上的瑕疵后总结道：“盖房子光有设计师还不够，总得有泥瓦匠才行，差别只在于，好泥瓦匠常有，好设计师不常有。”愚以为，乔纳森自己正是兼具了“泥瓦匠”和“设计师”各自应有的眼光。上文《张爱玲记错了》的勘误条目，已足见乔纳森的“泥瓦匠”功夫。而他的“设计师”风范呢，则从评论史景迁的几篇文章中现出端倪。在《史景迁与延异的历史》一文中，他评价道“史景迁对所有材料几乎一视同仁地信任，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任务似乎不是对它们加以谛视甄别，而是加以贯串排比。”在《史景迁的张岱》一文中他则敏锐点出，“张岱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文本（text）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事实（fact）的问题。”这种史学方法论的洞见，是当下学院中不少僵守门户的学匠们毫无体察的。于此更可见乔纳森眼光之犀利。

　　三. 指出不足

　　细究起来，“指出不足”当是“展开评论”的一个扩展项。如果没有达到足以评论乔纳森的水准，那么“指出不足”自然就无从谈起了。

　　乔纳森在回顾自己十余年来浸淫各种语言、文字之间的感受时总结道，“我在慢慢体会脱去游泳圈后在水中游动时的身体感受。对我来说，人生的全部乐趣也许就在这里。”相形之下，我辈凡夫俗子甚至还没有涉水，更别提戴上游泳圈了。这时如果还敢对其泳姿指手划脚，便实在让人贻笑大方。更何况，这不是竞赛，既非竞速度的泳道游泳，也非竞美感的花样游泳，只是一种私家乐趣。即使真有细节上的瑕疵，也根本不足为过。

　　如果硬要强加“不足”，那么，斥其忽略了一般读者的水准，行文总是假设读者已经有了相应的知识储备，对关键的人物、背景不多加介绍，在读者完全陌生的知识前加上“我们都知道”这般修饰语，大约可以成为一种说辞。只是，凡此种种模糊的指摘，当然谈不上多少乔纳森自身的问题，读者倒是可以自鉴学养不足吧。

　　四. 最终定位

　　乔纳森读书无数，最能为《始有集》定位的，还是他自己：“这本书不值得读，更不值得买。”因为书中绝大部分“文字之前都曾在报纸、书刊、网络上刊布过”。我相信这是乔纳森的诚恳表态。

　　时下，借着各种机缘结集成书的作者不少。对于乔纳森来说，他十余年来发表的文章何止《始有集》中收录的这些呢，但他难得地清醒，而终未随大流。即便是拗不过业界友人之邀而编出这本小册子，也尽量筛选出一些尽可能有助于学界争鸣的篇章。在众声喧哗、出版界号称进入“剩书时代”的当下，这种姿态是真可贵。

　　乔纳森在《批评家胡兰成》一文中说，他“一直慨叹现代中国没有一位像马修•阿诺德、卡尔•克劳斯那样全面而又专注的批评家”。若取此作为标准，在专业壁垒日渐森严的当下，“全面”大概是难再有了，但我想，乔纳森即使不算“全面”，也必定是个“专注”至极的书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