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10篇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是一本由[英] 以赛亚·伯林 著 / 亨利·哈代 编著作，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2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一)：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
西闪/文
假如伯林在天有灵，我想他首先要感谢的人应该是亨利•哈代（Henry Hardy）。正是这个人凭借心无旁骛的职业怪癖，怀着对作者“苛刻的爱”，为人们推出了一部又一部伯林的作品。要知道，除了1939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伯林终其一生再没有写过专著。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然而这些贡献都是出自论说文集：文章、演讲、广播以及笔记。就连他最有名的作品，譬如《自由四论》，其中大部分内容也是讲座。伯林亲口对朋友说，他写不了“大部头”。事实上，即便不是出于过分的谦逊，抑或强烈的不自信，对鸿篇巨制的抵触，对森严体系的怀疑，都使伯林拒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用小牛皮封面包裹起来的人。如果没有哈代的耐心与专注，他甚至会走到摒弃文字的地步——他对写作的怀疑简直称得上无可救药。是亨利•哈代把他极不情愿地从迟疑、拖延和无休止的修改中拉了回来。据我粗略的统计，伯林在世时有八本文集是哈代编辑的。在他于1997年离世后，哈代为他编辑的著作也有八部之多。特别是他身后的那些文字，各种书评笔记、演讲的底稿、广播录音以及讨论等等，几乎涵盖了作者六十多年的思想生涯。它们有的发表过，大部分却未见天日。是亨利•哈代把它们整理出来，按照不同的主题编辑成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没有哈代的工作，伯林的思想不可能像现在读者所见的那样完整。
与波普尔、奥克肖特等同时代的思想家比起来，伯林的思想是不易捉摸的。他对传统社会没有执拗的敌意，对现代政治也甚少强烈的怀疑。他是嘲讽的，也是通达的，明白时移世易的道理。所以他擅长移情（empathy），总是对观念制造者们以及他们的时代报以理解之同情。然而，这种独具的秉赋也很危险——理解令他的思想异常透彻，但有的时候，当他深陷于那些人的头脑当中，自己也会变得飘忽不定，找不到目的和归路：《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相当集中地体现了伯林思想的这一特质。
和那些需要大加编辑的散乱文字不同，《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是伯林生前继《卡尔•马克思》之后，惟一真正有望出版的“大部头”。1992年，当哈代用八开纸把手稿打印出来，伯林惊呼：“印了275页，太恐怖了！”甚至自嘲地、半开玩笑地用年龄来搪塞哈代，说83岁的他根本不记得当年曾和出版社有过出版合约。但是他与亲友的通信表明，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的第一稿已经完成。只是出于种种原因，他最终放弃了出版它。
兴趣转移是其中一个原因。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从导论中辨别出，这本书哪些部分是伯林原有的论述，哪些属于新增的内容。例如民族主义、索雷尔、尼赫鲁等字眼，实际上到20世纪60年代才纳入伯林的视野。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里的内容被伯林分解成了一个个单独的主题，并且得到了更详尽更准确的表述与讨论。这其中包括《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浪漫主义的根源》等演说文集。不过可以肯定，《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没有就此成为被吸吮一尽的椰壳，相反，书中的蕴藏依然相当丰富。
很难在此对书中的蕴藏做一一的评估。然而，了解伯林的读者清楚，“自由”、“平等”这类现代观念与幽暗人性之间的巨大张力总为伯林念兹在兹。真实的人，如何与抽象的事物相容？具体的个人，怎样避免被多数的人：集体、社会、国家这类庞然大物压垮？毫无疑问，在《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中，伯林的锐眼须臾不曾从这些关键议题上移开过。
如同赖特•米尔斯（C.W. Mills）所说，这个时代最大的分歧在于人性。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搞清楚人性的含义及其局限。自启蒙运动以来，对人性的探讨和改造差不多同时在进行。理性、激情、欲望、利益等等，都在探讨与改造之列。遗憾的是，固有的认知模式决定了人类很难把所谓人性与环境（往大处说就是“历史”）分出彼此，以至于共识少得可怜，悲剧倒是一箩筐。理性主义强调普遍规律忽视历史特殊，其失败不必提。以反对派面目登上观念舞台的浪漫主义也没有结出几颗善果。虽然在少数杰出之士那里它呈现为深刻的思想，但最初的思潮仍不过是“酸葡萄心理的宏大表述”（《浪漫主义的根源》），被落后于英法的日耳曼人当作调适民族心理、凝聚民族认同的工具——得不到某样东西，就教会自己说那样东西不稀罕，不值得追求。这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心理：一种巧妙的自卑，一种貌似狂傲的沮丧。然而沿着这一思路，某些固有观念的确遭到颠覆性的冲击，例如“知识即美德”的传统，以及真理至上的理性精神。浪漫主义者把“真诚”这种长期被人蔑视的低微德行奉为至尊，从而彻底改变了人类“爱智慧”的单一模式，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人性的经典含义。由浪漫主义的大门进去，有可能通往历史主义、民族主义、存在主义、领袖崇拜、极权主义的种种曲径——这就是伯林对浪漫主义的总体认识。
然而即便处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这段堪以“浪漫主义”命名的历史时期，机械的理性主义教条、一元论、历史决定论等观念依旧声名赫赫。如果说浪漫主义试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人类生活，那么用科学模式解决人类问题的谬误同样触目惊心。一旦二者结合起来，对人类社会造成的破坏更加巨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伯林不仅批判迈斯特、赫尔德这类“反动派”，也批判伏尔泰、卢梭以及康德。可能因为后者拥有明亮的光环，伯林对他们的批判反倒显得前者颇值得同情与理解——不同于明晰晓畅的各种论说文集，《浪漫主义时代的观念》在行文上的繁复晦涩似乎也透露出伯林所持的暧昧态度。不过，就此认为伯林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支持者，那简直是天大的误会。他一向认为，在人类历史上对自由造成主要伤害的，既不是理性，也不是“浪漫”，而是蒙昧、暴政、残酷与迷信。仅凭这一点即可判断，伯林是启蒙精神的嫡系传人，而不是什么“浪漫主义的诗人”。他的确钦佩慷慨激昂的革命家赫尔岑，然而他终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现代的休谟。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二)：消极自由，清泉流淌
清晨，灵感倏现…隐迹林泉，看似虚无缥缈，如今却逐渐在眼前清晰起来…最近读完以塞亚·伯林《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受益良多！
柏林认为，根据自由的消极理论，即negative liberty theory，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着任何人都不应干涉的一些最好的方面、在一些经验领域人类应该得到保护、去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自由相对于限制程度是一个一再发生的问题。“自由的限度”、“自由的滥用”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伪命题，在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真正、完全达致的境况（人类获得不受拘囿的自由）下，谈论这一语境，本身就是一种paradox、啼笑皆非的境遇…
伯林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阐释了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荒谬：“无可否认，积极自由的建立在辨识含混的基础上，这种含混使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为积极自由仅仅意味着所有人有着积极的目标，除非这些积极的目的彼此之间，或追求这些目的的那些人的环境，或那些人的同类的目标和行为，没有过于激烈的冲突，否则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幸福或不被人理解、被人抛弃给残酷的命运或残忍的主人。”
伯林还区分了freedom、liberty这两个语词，freedom首先是对抗的自由，liberty则是摆脱事物的自由。前者是趋向revolution语境的以暴制暴的所谓“自由”，后者则是不被外部世界干涉的、趋向individualism语境的自由。以此观之，positive liberty更多的是建立在国家、民族话语体系对个体的压制下扭曲的“自由”观念，是卢梭、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式的基于social contract下的荒谬自由观念。个体的人在某种意义上要屈从社会组织，因为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费希特） 抑或是，在个体自由与国家、民族冲突之时，退回内心的城堡，放弃、妥协一部分个体自由来换取自由，服从道德律令（定言命令）发出的声音。（康德）
ocial contract的观念来源于霍布斯，他认为，人愿意放弃非正义（non-justice）的骄傲和虚荣来换取对他们肉体生存的保存。这种将基于个体自由的自信贬斥为“非正义的骄傲和虚荣”，正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哈耶克），同时也是，对个体人格的摒弃、奴化和自我矮化，强调国家、权威的荒诞语境，以达致控扼个体的作用。
言且至此。个体自由精神来源于内在的自信，不被外界干涉的negative liberty，才是真正的自由观念。自由不应被权威话语体系所囿限，个体也应为liberty（thinking liberty，speech liberty，action liberty，etc.）自负其责，但只服膺于conscience court的判决。愿乘風歸去，隐逸林泉任逍遊…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三)：观念史研究之作
伯林是一个很难专门写系统性著作的人，这本书是由亨利•哈代根据伯林的演讲稿和笔记整理而成的，由于演讲和笔记的不正规性，书中大量存在内容重叠，以及论述缺乏条理。不过伯林文采斐然，倒也可以抵消结构散乱带来的疲倦感。
我之前不久刚阅读过乔治•索雷尔的观念史研究著作《进步的幻象》，伯林对其有不少借鉴，尤其是论述卢梭。
伯林很明显受到牛津分析哲学的影响，敏锐地意识到古典哲学家都存在一个问题：他们的论述总是建立在预设前提之上，在未经证明的情况下，打造了一个只属于作者的思维闭环，陷入了唯理主义形而上学的怪圈。这是自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伯林注意到，只有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规避掉这个“形而上学吊诡”。这一点是贯穿全书思想始终的最重要一点。
伯林区分了两种“自由”，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自由”，或者叫“消极自由”，英文Freedom;另一个是“浪漫主义的自由”，或者叫“积极自由”，英文Liberty.（注意，短评里一位叫Walker Burke的网友把二者说反了）“消极自由”是反抗压迫的自由，我觉得应该译作“自主”；“积极自由”是自身将主观意志、力量强加于外部世界的自由，我觉得应该译作“自为”。而这种“积极自由”也就是“浪漫主义的自由”是自康德的道德哲学衍生出来的产物，而后世的一些极权主义则有此哲学根源。
伯林强烈批判了目的论的世界观，这一点在索雷尔的书中是有明确体现的。许多古典哲学家都把宇宙或世界看成有机、和谐的整体，存在这绝对价值和普遍真理；而近代思想家则由于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飞跃，把自然科学中的客观性和规律性生搬硬套到人文科学领域，产生了有机社会论。而索雷尔已明确指出，这种观点本身与进化论是不符的，进化论只是随机的结果，而非有机的目的。
最后谈一下伯林本人，他是一个坚持多元主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因而捍卫上述的“消极自由”。他认为，恰恰是“积极自由”导致了各种以自由为借口的专制。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四)：狐狸的优雅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人文学术界对以赛亚•伯林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关注，十分集中地聚焦于他那本著名的演讲集《浪漫主义的根源》，假若你与一位不很熟悉伯林的学者交谈，每每最先被提及的多半会是这本演讲集。
然而，这本书名同样带有“浪漫主义”的著作——《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却很少被人们注意，在通向伯林智慧之花的道路上，伫立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之后的是《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等等，人们甚至会驻足于《俄国思想家》《苏联的心灵》《马克思传》，也没有那么足够的兴趣去谈论这本《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或许主要是体系上的问题，伯林此书更像是一本草稿亦或曰手稿，并不像一部严丝合缝的规整著作，此书与众多其它书籍相比，编排上略显笨拙，一则不像论文集或演讲集，单篇清晰明了；却也不像《马克思传》那般呈现一个精确的中心建构系统，不过，它虽然略显粗糙，在很多问题上并不如其它书籍那般见解深刻到位，却涵盖了伯林一生所思（除俄罗斯研究）。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曾言，大凡世人均可从气质上大体分为两类——狐狸与刺猬，狐狸擅长游走于诸多领域，刺猬则专攻于一艺，所谓狐狸多知，刺猬有一大知，依照此理，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刺猬，屠格涅夫则为狐狸，海德格尔是刺猬，苏格拉底则是狐狸，列奥•施特劳斯乃是一只刺猬，以赛亚•伯林则是一只狐狸。一位称职的思想史研究者，应该是一只可以理解众多刺猬的狐狸，反之，则不然。因为，只有充分理解各类学说，充分同情各个思想家，才能尽量做到公平待之，尽量去除偏颇之先见与自我之憎恶，以人之于人的同情来看待思想与思想家，才能书写好的思想史著作。这种“同情”在《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中有关维柯的章节中被伯林所欣赏，同样，伯林终其一生，也在践行这一准则。
这本《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便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伯林这一特质，学识广博，通文艺，懂哲学，习政治，伯林丰富多彩的人生给予他充分的养料来研究各种学问，此书反映了伯林平生所著的重心背景——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伯林终其一生多数时间都在思考这一问题，因此他将其思想史研究的时代置于启蒙主义方兴未艾与浪漫主义冉冉升起之时，恰如狄更斯《双城记》开头所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同时，它也是《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所涉及的时代。
纵观全书，伯林从启蒙谈起，引入自由问题，而这时埋入的暗线则是“一元论”思维伴随启蒙理性的到来，通过卢梭、传给康德，最终在德国燃起一场一元论式的反启蒙的浪漫主义之火，浪漫主义继承了启蒙理性的思维立场，感受着启蒙理性对古典理想造成的创伤，反噬对手，最终借助启蒙理性主义所提到并逐步歪曲化的自由问题，产生了另一套伦理标准，另一种思维方式，它与之前的启蒙理性格格不入，却充分吸收其养分，最终使得人类的智识陷入绝望的困境，伴随着困境的则是沉重的灾难和令人窒息的恐怖，康德之后，起到创生力量的扭转之轴是黑格尔和他的朋友们。与此同时，伯林又在末尾，尝试探索一种新的希望，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观，他从赫尔德与维柯那里乞求灵感，然而，这一尝试是否成功，此乃后话。伴随着此书的历程，我们可以一次次脱帽致敬，伯林众多著作都是从中而生，《浪漫主义的根源》《自由论》《自由及其背叛》《启蒙的三个批评者》等。因此，阅读伯林，这本书确应放在稍后的位置，待到对伯林之思想有了几分纵览之力的时候，时机便得以成熟。
翻开几页，笑看之，则一只灵动的狐狸跃然纸上，满面皆是醉意忘情。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五)：半部好书
说这本书是半部好书，有两个原因吧：主要还是翻译问题，翻译成中文的时候，用了过多的破折号，使得很多句子的意思难以理解，需要反复看几遍才能明白；还有就是书中切尼斯的前言——《以赛亚·伯林的政治观念》写得非常好，对于柏林整体思路的总结和把握都非常到位。如果不看这个，就更加难以理解这本书的内容了。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最大工薪是区分了积极和消极自由。 所谓消极自由，是指在没有人或群体干涉我的行动程度之内，我是自由的，用伯林的话来讲，是回答了“主体（一个人或人的群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的问题；所谓积极自由是指源于个人要成为自己主人的期望，我希望我的生活和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是回答了“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这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回答有可能重叠。
《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读后感(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以赛亚•柏林的笔端，有一种魔力，近似胡适，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透彻地展现出思想史的脉络。他的思考异常深刻，表述却尽可能浅近，对于认真的阅读者，你会发现他文章中的卓见如此丰厚，堪称密不透风，倘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很难跟上他的叙述节奏。
本书谈论的是以赛亚•柏林最熟悉的浪漫主义时代，在启蒙主义为人类思想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之后，浪漫主义走进了乐观的虚妄中。
启蒙主义是高傲的，带有强烈的贵族气质，它对世界的解释并不完整，但康德改变了这一切，康德思想全面，将神学、伦理学与理性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他的著作中，人类第一次看到了关于明天的相对清晰的影像。
浪漫主义引康德与赫尔德为父，因为在他们伟大的工作之后，这个世界已不再需要更多的解释，需要的只是补充与践行。
在浪漫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决定论的观念，“只要……则”式的思维给他们注入了激情，理性成了解释和改造一切的力量，而解释不明白的，那就一概是谬误。
决定论之所以流行，在于“还原思维”，物理学与数学给了我们一种错觉：一切都可以还原成最简单、最完美的公式，而不符合公式的，就是误差与偶然。
于是，丰富的世界变简单了，我们以为只需把握几个公式，就可以改造世界。这让我们忘掉：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有太多的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它无法抽象成简单的定理，也很难预测它的明天。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太多的后发国家走入了浪漫主义的误区，我们以为通过理性工具就可以找到捷径，于是，不惜将全部资源赌了上去，可真正成功的案例，又有多少？然而，面对失败，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我们在为错误的思维付出代价？直到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在寻找所谓的关键与诀窍，以为解决了一个问题，现代化大门便轰然开启，这意味着，以浪漫之名，理性的愚昧还将给我们更多的伤害。
思维的误区，令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念同样似是而非，它一方面崇拜自由与制度，另一方面，又模糊了它们的定义，因为浪漫主义对“自我”缺乏正确认识，以为“自我”是确实存在的，是天然的判断标尺，但剥离了社会性，“自我”真的是坚实的吗？这为欧洲后来的悲剧埋下伏笔，沿着理性与梦想，最终，人类迎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杀戮与血腥。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盘点人类思想曾经的误会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让我们明白，所谓的真理太遥远，绝不在谁的掌中，我们只能以敬畏的姿态去思考，决不能说已经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