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关系经典读后感10篇

　　《权力关系》是一本由柏文莉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5.00元，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权力关系》读后感(一)：科举时代的士族传承——《权力关系》一书讲稿

　　在当今的历史学界，所谓“传统中国两千年不变论”的观点早已经不占据主流。无论是刘子健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还是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众多海外汉学著作均把宋朝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节点。科举制和众多选官制度的完善有力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经济中心的难移、海外贸易的兴盛和坊市界限的突破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起，迅速兴起的强调内心修为的道学（理学、心学）展现出跟汉唐儒学完全不同的思想面貌，而应对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而引发的“夷夏之辨”，也可以被视为民族认同和国家意识的源起。种种迹象表明，两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可以跟欧洲现代性的兴起相提并论，自然能将其视为中国近世史的开端。

　　在上述诸多要素当中，科举制的普及带来的阶层流动性增强和平等意识的深入人心，是两宋历史转折进程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从魏晋延续至唐代的士族门阀政治传统经过五代十国的战乱后虽然几经凋零，但仍然可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另一方面，科举制带来的平等意识虽然已经初步普及，但士绅阶层和地方宗族的形成与兴盛，仍然远远没有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成熟程度。在这样一个大转折的时代里，传统士族如何保有和传承权力？平民阶层的寒士们如何迅速平步青云，跻身权贵阶层？或许对于这两方面人群来说，婚姻都是传承和改变命运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美国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柏文莉写于1999年的《权力关系》一书，以两宋宰相家族和浙江婺州地区本土精英家族为研究对象，揭示他们的婚姻、家族及其社会地位之间的联系。这本美国宋史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今年6月份被江苏人民出版社引入国内，收录在“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之中。这本创作于十六年前的论著，或者能给上述两个问题，提供较为完备的答案。

　　随着科举制度的普及化，在中国民间，历来有“富贵不过三代”的说法。对于宋代的高级政治精英来说，虽然他们可以通过恩荫子弟为官、科举考试中参加别试、在荐举方面享有优先权等各种方式传承权力，但这些保守策略实际上不足以稳固他们家族的政治地位，一旦其后人无才无能，很容易带来仕途的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

　　在这样的状况下，促使子女跟其他官宦子弟通婚，固然是维护权力的一种重要策略。比如北宋初的宰相赵普与枢密使李崇矩的联姻、南宋宰相陈俊卿与梁克家之间的联姻就是属于这种模式。这种联姻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强化政治地位的考量，可以将两个实力很强的家族的优势集中化。在某一方地位衰落时，可以凭借另一方地位来阻止或挽救己方的地位，比如司马光的侄孙司马朴，就是凭借外祖父范纯仁荫补入仕。

　　然而，宋代的政治生态已经跟前世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在宋之前的社会，获取政治权力主要是靠门第，一个人出身何种门第，直接决定了他未来的仕途发展。而在宋代，仕途的发展与门第关系不大，通过科举考试取得的进士身份最重要，尽管同时存在其他入仕途径，但都逊色于科举。在这种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仅仅依靠与官宦家族的联姻，显然不足以保证权贵阶层的权力传承。于是在上述策略之外，宋代的权贵阶层也会时常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施恩于那些身份地位不高、甚至完完全全属于平民阶层的人：诸如庇护崭露头角的士人，并将他们的女儿嫁给极具潜质的进士。这种“绩优股”加“潜力股”结合模式的大量出现，正是从宋代开始的。凭借着这种联姻，一方面权贵阶层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平民阶层中走出来的进士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身贫寒而造成的上升通道闭塞的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和构成了两宋时期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的格局。

　　柏文莉在这本书中，还对两宋时期地方士绅和宗族阶层的初兴作了详细的介绍。全书有将近一半的篇幅，讲述和分析南宋时期婺州地方精英的家族传承状况。作者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北宋时期，高官阶层致仕退休后，往往选择在都城汴京及其周边定居；而到了南宋，高官阶层退休后，则基本上都是重归家乡（以婺州精英为例）。婺州的地方精英虽然起于家乡，而又归于家乡，但他们仍然通过联姻、结交等各种方式，跟本地区以外的关系网融为一体。通过对这一群体传承状况的分析，我们能够清晰地发现，鼎盛于明清时期的地方士绅和宗族阶层，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埋下伏笔。

　　尽管我们可以把两宋时期称为平等时代的肇始期，但阶层壁垒和差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一方面，贫寒的平民子弟和地方没落精英，能够通过科举和与高官的联姻方式爬到金字塔顶端的，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贵人，也无时无刻不处在谨小慎微之中，苦心经营关系网和婚姻网，期待着权力和地位时代永固。正如作者柏文莉所说，“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在两宋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时代里，体现在身处不同阶层的每一个人身上。

　　2015.9.22上午作于无锡惠山

　　（本文首发于“高和分享”微信公号，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王鸿先生刊发于《中华读书报》的本书书评《宋代精英人士如何争取权力地位》一文，在此感谢。）

　　《权力关系》一书读书笔记：

　　第一章，选择墓志作为切入材料的独特方法，宗族观念，权力的代际传承，从社会地位决定道德到道德决定社会地位，对姻亲的越发重视，两个特例：宰相家族与堥州宗族。

　　第二章，没有显赫背景的宰相随着时间推移越发增多，计量统计方法的运用，南宋家族沿承现象的增多，北宋聚居都城，南宋各归故里，首都科举名额的变化对是否移居都城的影响，科举之外的特别考试造成的官宦子弟优先，科举之外恩荫和荐举的作用，姻亲与荐举的关系。

　　第三章，从归葬故里到就近安葬，居住都城拉大了其跟族人之间的社会差异。

　　第四章，宰相家族之间的通婚，宰相与皇室的通婚，宰相家族与极具潜质年轻人的通婚，北宋姻亲的都城中心化与南宋姻亲的多地域化特征。

　　第五章，家族史加个案研究的分析方法。

　　第七章，地方宗族的兴起与家族地位的沿承，对父权主导的家族研究的纠偏，对姻亲的强调，家族的地位维护与实际上难以避免的向下流动。

　　第八章，精英家族与新贵家族的联姻——对社会流动程度加速的应对与结果。

　　第九章，科举的普及与精英的特权和经济地位的不可持续，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与向下流动的社会压力。

　　结语，社会地位的暂时性，世家大族的被打破。

　　全书串讲提纲：

　　1.科举制度造成的平权化与权贵阶层的权力传承诉求之间的互动与张力

　　2.从南宋地方宗族的兴起，看唐宋变革论，和所谓中国转向内在的各种表现

　　3.从《权力关系》看当今精英阶层的权力与财富传承，联系前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2017.5.16晚整理于竹林斋

　　（本文是蓑翁为2017年5月17日晚金陵读书“《权力关系》与科举平权化时代的权力传承秘诀”沙龙准备的读书笔记和分享提纲。）

　　《权力关系》读后感(二)：中文版前言

　　本书的英文版问世距今已逾十五载，此间大量关于宋代家庭、社会、政府的研究陆续出版。因此当刘云军教授表示学界对本书的中文版仍有兴趣时，我既讶异又欣喜。与刘教授合作完成中文版的《权力关系》，我深感荣幸与愉快。

　　翻译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其间涉及的远不止于字面上的转换。翻译英文写作的中国研究著作尤其如此，因为欧美该类作品的目标读者与中国的殊异。譬如，在面向美国读者的中国史著作中，作者通常必须详细解释一些对成长于中国的人来说不言自明的术语和文化行为；若对它们做字面上翻译，则会略显笨拙。更有甚者，一些表面上看来相互对应的术语，实际上在两种文化中的指代迥然不同（比如说“家”和“family”）。若非译者对文字敏感，误读是很容易发生的。就本书而言，刘教授还必须面对我颇为另类的语言风格，其中的旧式措辞和用语即便是以英语为母语者也不非常熟悉。因此我十分感激刘教授对本书准确且流畅的中文呈现。此外，我也感谢他对本书史料的精心覆核。正如他对注解的修改所示，他的努力有力地提高了本书的准确性。最后，我还要感谢刘教授在漫长的数月中耐心等待我校对译文草稿。我的博士生林珊在校对期间大力协助，在此亦予以感谢。我们多次交换意见，讨论如何将特别复杂的长句拆解为语意清楚明了的译文，这是个令人愉快且获益良多的过程。我要再次感谢刘教授亲切地采用我们的意见。

　　在我甫就本书主题展开研究的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恰刚刚可以访华。自彼时以来的数年间，中美宋史同仁有幸能频繁会面、交流。这些互动大大提升了美国宋史领域水平，也从各方面丰富了我本人的生活。为此，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中国的同仁，也希望此类的翻译能够进一步加强中美间的学术交流。

　　柏文莉

　　2014年8月

　　于加州戴维斯

　　《权力关系》读后感(三)：宋代精英人士如何争取权力地位

　　从晚清以来，面对着欧风美雨的侵袭而束手无策时，中国人似乎总有一种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社会的看法。这种看法最初被包裹在进化论的外衣之中，而后又在五四时期的文明论战中广泛呈现，最终在教科书里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次第发展的序列中得到最为有力的论证。起码至秦以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被看作是日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呈现的面貌为千年未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还附随着讲求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的儒家礼教。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且不说春秋战国的和战变动，也不论中古的动荡和佛教化，更不提曾经吵得沸沸扬扬的明末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就以经由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提出，而后受到海内外汉学界广泛响应的“唐宋变革论”而言，便极其有力地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看法。在这一论说中，宋代被视为近世史的开端，科举制及相关选官制度的普遍化提供了超越阶层的社会流动模式，经济中心的南移、坊市界限的突破代表了商业经济的繁荣和城市文明的兴盛，而南宋兴起的新儒学则提供了不同于两汉儒学的世俗化精神来源，甚至那种为应对辽、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威胁而兴起“夷夏之辨”观念，也饱含着民族认同的人我之分。可以说，唐宋之际的历史转变，堪比欧洲现代性的兴起，可谓为多元现代性的一种有力论证。

　　“唐宋变革论”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富含多种复杂面向，相关的研究也不胜枚举。新近翻译出版的柏文莉（BeverlyBossler）的《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一书所聚焦的是宋代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呼应了从郝若贝（RobertHartwell）到韩明士（RobertHymes）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汉学界对这一关系的研究，而背后至为鲜明的问题意识，就来自“唐宋变革论”中关于从“世家大族”到“士绅”的社会精英阶层的历史转型。

　　郝若贝在1980年代的开创性研究中，认为这种社会精英的历史转型实际发生在两宋之际，北宋政府仍然是由一小群“职业精英”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级把持，只有到北宋后期、甚至迟至南宋，由于党争和政治动乱，富含乡土气息的“地方精英”才最终取代“职业精英”，获得政治权势。而韩明士在关于宋代抚州精英的著名研究中，则修正了郝若贝的观点。在他看来，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精英地方化的趋势确实不容置疑，但带着部分世袭成分的“职业精英”与“地方精英”在抚州的个案中却并非泾渭分明的社会群体，其间阶层的递嬗和变迁需要更为细致的厘清。

　　从总体上说，柏文莉在本书中的研究并没有突破郝若贝和韩明士所塑造的格局，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却深化、细化甚至是推进了二者的看法。她通过对两组人群——两宋的宰相家庭和婺州地方精英——的考察，细致勾勒了婚姻、科举、家族、经济等因素对于不同精英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影响。一方面，她延续了韩明士对于移民和婚姻模式在两宋精英地方化上的作用，侧重探讨精英的政治活动与其社会活动，特别是婚姻关系的互动，而非仅仅注目于党争等政治面向。另一方面，她对郝若贝关于“职业精英”和“地方精英”的区分，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补充。在她看来，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精英内部，非常精细的身份等级塑造了社会生活，人们重要的社会决定（其中最显著的是婚姻）均基于该等级”。但同时，“社会地位作为一个连续体在运作，阶级差别并没有将高级官员独立于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也没有将富裕且饱读诗书的普通人与家境一般、目不识丁的乡党分开”。这也就说，宋代社会一方面注重门第等级的区别，但同时由于科举制、婚姻关系以及南北宋之间的政治动荡，稳固的世袭士阶层已经不复存在，官吏与业儒，甚至是与寻常布衣之间的自由流动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样一种流动的等级社会中，个人或者单个家族并无法单凭自己的实力确保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稳固，而只有通过多种手段，或者以科举致仕，或者与显贵联姻，或者到了南宋后期以道学见长，多管齐下，才有可能维持地位于不倒。

　　就此而言，柏文莉揭示了宋代社会一个为人所习焉不察的面向，那就是宋代实际上承接着两种不同性质的阶层流动传统：一种是中古至唐代的注重等级门第的传统；一种是由唐代开启而在宋代勃兴并在此后的明清达到高峰的以科举制为中心的饱含平等意识的传统。一方面，宋代已然无法围绕“世家大族”维持社会等级秩序，另一方面，它也还远未达到明清的宗族繁荣程度，作为一个群体的“士绅”仍在孕育之中。在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家族关系在宋代仍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资产，但历史悠久的家世出身不再左右政治影响力，并且逐渐丧失了社会威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对于个人能够影响家族命运潜力的全新认知，用宋代的说法，个人可以‘以进士起家’”。这种认识促使彼时人日益重视后人的教育、联姻对象、社交网络等，它们共同构成了在那样一个流动的等级社会中权势转移的重要因素。

　　祖辈位居权贵，并非全然可以福泽子孙；布衣起家之人，也一样可以苦读而平步青云。在柏文莉以一半篇幅处理的宋代宰相地位流动的研究中，那些万人之上的相门子弟虽然可以通过恩荫、别头试等方式获得步入仕宦的机会，同时在荐举制度中获得特殊待遇，但若是个人无才无能，仕途也不免荆棘丛生甚至戛然而止。倒是那些潜力巨大的新科进士，由于有着非凡莫测的仕途前景而备受青睐。他们政治地位的上升潜力，往往招来“大家著姓”的目光，成为权贵们检择乘龙快婿的对象，从而快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飞跃。借着联姻，一方面那些老牌权贵分散了因子弟无才而带来的家庭没落的危机，另一方面新贵们也得以通过最快的速度摆脱因出身贫寒之家而造成的闭塞局面。科举制与联姻互相配合，共同维系了两宋的等级流动和阶层转型。

　　在一个没有世袭贵族的时代，显贵与贫寒不再有此界彼疆的不可突破的界限。宋人的科举制度和联姻关系（在柏文莉的书中还描述了更多因素），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日趋平民化的社会，没有人会永远是权贵，也没有家族会永远籍籍无名。这似乎暗合了“唐宋转变论”的题旨，也打破了中国社会停滞说的荒谬。

　　但是，阶层等级真的不存在吗？也许那种世袭的、稳固的等级制度不复存在，但一种流动的、脆弱的等级制度却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贫寒子弟、地方没落精英们硬着头皮往上爬，期待一朝获得功与名。另一方面，那些功成名就的达官显贵，又何尝不是在苦心经营关系网、婚姻网，谨小慎微，期望着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要被时代的洪流冲击，而达致稳固的位置。就像柏文莉指出的，在两宋社会的过渡时代，每个人实际上都“流露出对于生活和命运无法掌控的焦虑之情”。

　　原文载《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9月09日10 版），作者：王鸿

　　《权力关系》读后感(四)：閒來翻書（九十三）：柏文莉《權力關係：宋代中國的家族、地位與國家》

　　本書是探究所謂“地方精英”形成，或者說精英與政府關係的一部重要著作。理解本書，需要放在整個從日本“唐宋變革論”到美國“兩宋之際變革論”，從郝若貝、韓明士等人的南宋“地方精英”論及其反對意見等學術討論背景之中。個人的閱讀極其有限，並沒有對上述背景有細緻而深入地了解，因此對本書，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聊記讀後之感而已。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對於傳世文獻的局限性有相當的自覺。也就是說，她清楚地意識到，由於各個時期、各個地域流傳下來的史料，在數量上、範圍上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並不能簡單地根據我們目前所能見到史料的多寡、地域集中程度等來對社會變遷作整體的判斷。那麼，在進行史料分析的時候，需要更加謹慎的態度，更加周全的思考。也因此，作者在第一章中首先討論了所謂“史學轉型”（未對比原文，但感覺此概念過於宏觀，用“歷史書寫”一詞似更貼切。且此處討論大體限於墓志銘，當有所限定為宜）問題，就是要通過對比宋代墓誌史料與唐代之差異，找出宋代墓誌之變化，從而削弱具體墓志銘所表現的“特殊性”，而去追尋其背後的社會變遷。

　　本書從宰相與婺州士人兩大群體出發，討論宋代人物之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通過一種社會史考察，作者修正了郝若貝、韓明士宋代士大夫從北宋的“政治精英”向南宋“地方精英”轉變的論斷。她認為，一方面，北宋的社會政治中心在都城區，地方最終要匯集到這一區域，而南宋則表現爲分散的多元地理分布，這一變化自北宋後期已然開始。另一方面，北宋與南宋“精英”在選擇或者編織婚姻關係網之時，體現的實際是同一策略的不同表現形式。而最終的歸結點，便是精英如何維持自身政治、社會地位。而這，也是作者以及海外學者所特別關注的傳統中國社會的性質與結構問題。

　　對於宋以降中國社會階層的流動性，向來是海外中國學界討論的熱點，也積累了大量不同的研究成果。儘管具體的結論不同，但至少到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對於流動性的討論已經不局限於個人的父系家族社會地位，對此，本書尤具代表性，特別強調了婚姻關係在社會、政治地位形成過程中的重要地位。她甚至認為，姻親，比父系家族（超越直系血緣關係的大“家族”）更為重要。實際上，正是通過婚姻的聯結，無論是在朝廷之中還是在地方社會，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結成了大小不同的關係網，以維持自身地位的穩固。更進一步，也正是由於婚姻本身所具有的可選擇性，如作者所舉韓億與陳亮的例子，為社會流動提供了一條通道。在作者的筆下，宋代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有限度的開放社會。

　　當然，這裡面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作者所闡述的這種社會流動，仍然局限在奠基於大量的土地佔有和經濟實力、在地方有強大影響力的家族——“地方勢要”以上的階層。除了陳亮家族，本書所舉其他例子均無須親自服役。作者導師姜士彬曾根據教育程度與權力大小將中國社會劃分成九個社會群體，作者在此書中則點出了經濟地位的重要影響。從整體上來說，地方勢要在中國社會中恐怕仍舊居於少數，其下是大量的下層民眾，他們並沒有辦法留下足夠分析的史料——哪怕識字率在上升，也仍然是有限度的。就此而言，中國社會的流動性仍然是有限的，——甚至至今天也並沒有根本性的轉變。

　　還值得提出的是，作者對於所討論主題在整個宋代的變化，以及社會階層的變動，視作一個緩慢、漸進而多元的過程。也就是說，一切演變，一切分類，都並不是可以截然分開的，就像黃河如何由清流變濁，是一個不斷滲透與不斷吸收的結果，在它發源之初，是不知道後面會流成什麼樣貌，流到哪裡的。

　　2016年2月17日

　　《权力关系》读后感(五)：国家权力与家族智慧——评《权力关系》

　　文/俞耕耘

　　柏文莉的《权力关系》无疑是一部具有启示意义的史学论著。它的视角眼光，巧妙摆脱了政治史研究的惯常窠臼，伸向了家庭、性别与社会变迁的历史细节。在很大程度上，此著也为国内学术界研究宋代社会史、家庭史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理论范式：权力关系分析。它全景化揭示出家族亲属、社会地位与政治身份之间的联动关系与潜在线索。这一思路搭建起社会变革的动力学模型：权力关系（家族、地位与国家三者紧密相关）任何维度的轻微变异都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形态的定型。

　　从而，作者建立起一套“关系本体论”，研究宋代社会实质就是要梳理三种关系：家庭的亲属关系（父系亲缘、婚姻姻亲）、社会的地位关系（社会地位如何衡量、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双向塑造）、社会与政治官场关系（仕途与亲属及社会关系的双向影响）。在方法策略上，它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一种福柯风格：话语“考古学”与权力“谱系学”的完美结合。事实上，作者所言的历史变迁与“史学转型”，正是对不同历史期“知识型”论述模式转换的阐释。

　　因而，权力关系的变易就显得尤为重要，作者以翔实且无以置辩的原始文献（墓志、谱牒）、史料细节考证出几大社会转型潜流，实现了微观方法与宏观视野的完美结合。这几大转换，既是观念上的（存在于精神意识）、又是实践上的（作用于社会变革），成为全书论述及我们关注的重点所在。首先，宋代墓志重现了父系亲缘和婚姻姻亲所构建的家族亲属关系网。它直接表述着社会价值与意识转型。唐代墓志浮夸的远绍先祖、标榜家世、强调名望功业的书写态度已成明日黄花。宋代更加注重务实、细节与当下利益。书写重点的转移意味着对墓主后代的关注多于祖先，对姻亲关系的兴趣也逐渐提高。同时，寒士与孀妇的形象更揭示了宋代对财富和女性家庭角色的观念转变，贫困带有了道德清白的属性，女子价值不在于夫妻生活。教育子孙、维系宗族发展才是女子意义所在。通过墓志话语模式的嬗变，本书挖掘了权力关系基石的倒置转化：它从出身决定道德，变为道德行为决定身份地位。

　　作者对宰相出身的论述，则揭示出权力关系在空间上从中心化到散点化、在地理上从中央都城到地方州县的重大转向。地理归属（定居都城对于经营政治关系的意义逐渐消退）。因为都城与地方的关系纽带越来越多，官场与学术、婚姻与荐举网络使地理中心不再具有吸引力。作者看重制度建设对权力关系扩大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决定性意义。柏文莉分析了科举对于吸收新兴、后进权力阶层的推动作用，同时也看到荐举与恩荫也能确保政治精英维系家族的地位优势。

　　全书发人深省处，莫过于展示宰相后人、及婚姻在维持权力关系中的家族智慧。作者独具慧眼，认为宰相家族在党争中很少受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宗亲关系在后代中难免没落，旁系支脉往往凝聚有限，很难有持续性政治关联。同一宗亲关系的不同后代，政治生命往往大为相同。相反，婚姻构建的姻亲关系则更能带来实际利益。这也是我们最关注的，宰相怎么选女婿？其实也说明当今婚恋观背后依旧有强大的家族潜话语：是否能门当户对、利益对等、完成权力交换？这些都对构建家族命运共同体极为重要。宋代相门间平行的相互通婚，后代世婚，与皇族上行的攀附都是常态。而选取出身寒门的高中进士，这种下行方式表面看是种冒险，实质依旧是政治上的风险投资。它符合“岳父官高爵显和女婿前途无限的模式”，女婿可以在未来对家族延续起到推动和庇护作用。直到今天，穷女婿与权威岳父这对形象，依然承续着莫名的“知遇之恩”，这也正是中国婚姻的深深负重。

　　难得的是，柏文莉的书写完成了普遍与特例、中心与边缘、政治因素与地理区位的兼顾统一。这得益于选取分析样本的科学性和技巧性。在高级官员里选择宰相群体，由于其活跃在政治顶端，且具有明晰谱系；在地方士绅中选择婺州区域，这基于它是四位南宋宰相的家乡，也是几个北宋显耀家族在南宋的家。这种选取有着深刻用意，它力求找出两宋政治生活、社会地位与家族亲属的“互动”与“交叠”，只有通过权力关系的交错流变，才能描绘出宋代社会更为恢弘的网络谱系。家族网-婚姻网-官场网总是紧密同构，三位一体。

　　时过境迁，我们毕竟不是史学家，不会对繁杂史料抱有考据热情，但阅读《权力关系》依然引发共鸣，惹人深思。这大抵因为宋代浓缩着中国社会精神的内质、基因与密码。它甚至积淀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与原型象征。那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情结、仕途做官的首位选择；婚姻重组社会资源的利益考量、就业奔赴北上广深的机遇寻求——这些难道不是宋人给我们的“遗传”？当掩卷深思，喟然一叹时，我们反思的正是自己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与当代迷途。

　　（如欲刊用或转载请豆邮告知作者本人）

　　《权力关系》读后感(六)：评《权力关系》

　　还没看完，看到哪里想到的再继续补充

　　本书的对家庭关系的探讨基于墓志史料，这些墓志史料基本取材于流传的文集史料，没有出土的墓志史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1999年，确实有大量的考古出土墓志未曾发掘或刊布，《新中国出土墓志》丛书那时也未曾出版，而这一部分史料的缺失，的确会对论著产生不小的影响，但这是没办法的事。

　　我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对象为宋代出土墓志，对考古出土墓志的情况颇为熟悉，虽然本书的论断基于传世文集中的，在前文的总括部分，所描述的宋代墓志文辞的特点，即墓志内容的概述，颇为详尽，亦可以用于描述出土墓志的情况。

　　然而新出墓志对本文的一些结论还是有相当大的冲击的，南宋宰相墓志，史弥远、何澹等家族墓志近几年来陆续刊布，因此这就不是时代特征变化，而北宋韩琦、富弼等墓志的刊布，为此类探讨提供大量的材料。换句话说，此类研究放置今天，结果大不相同。

　　文中提到婺州出土墓志主要撰写者，郑刚中为其中之一，而金华郑刚中墓刊布于《浙江宋墓》一书中。

　　书中对提到的相关的美国、日本学者的研究，这种学术史的梳理，值得我们学习，

　　看完之后再评这部著作的理论架构。。

　　《权力关系》读后感(七)：中译本错误更正

　　译者按:

　　近日拿到《权力关系》中译本样书，发现里面有一些错误未能改正（注：这些错误是中译本中出现的，英文原版中不误，特此声明）。现将自己发现的错误贴出，敬请阅读或购买此中译本的广大读者注意，并见谅！

　　【】中文字是中文版中丢失的文字。

　　第一章第9页,注释1

　　参考文献中Beattie、卜正民（《家庭传承》）、戴仁柱、Meskill（《雾峰林家》）、罗威廉等人作了细致的研究。亦见邓尔麟：《从宋至清无锡宗族发展中的婚姻、收养与慈善》，第170-209页；贺杰（Keith Hazleton）：《父系与地方化宗族的发展：徽州休宁吴氏》，第137-169页；韩书瑞：《中国北方两个家族：永平府王氏，1500-1800》，第210-244页；罗友枝：《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杨家沟马地主》，第245-273页。以上均收入《明清中国的宗族组织》一书。

　　【中国谱牒作为史料的可行性与局限性的讨论，见Johanna M.Meskill：《作为研究史料的中国谱牒》，收入弗里德曼主编《中国社会中的家庭与家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0），第139-161页。】

　　第六章第181页注释2

　　《棘闱》，第36页。新兴家庭跻身精英的过程至少持续到12世纪末，并且很可能贯穿整个宋代。虽然现存婺州史料中并无家庭在13世纪初步拥有地方权势和声望，韩明士描述了几个在13世纪进入地方精英的抚州家庭的特征（《官僚与士绅》，第63页）。

　　【另一方面，一些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或至少部分地区可能在南宋时遭遇重大的经济衰退（相关成果评论，见史乐民《关于宋代经济我们需要知道多少？12至13世纪经济危机考察》，《宋元研究》第24卷，第327-333页[1994]）如果原因属实，“新兴”家庭崛起并获得地方精英地位可能缓慢持续至宋末。】

　　第五章第151页表格

　　表2 王氏-曹氏-汪氏婚姻表

　　第一代 王登 曹某

　　第二代 王师古 时氏 曹佃 曹氏 汪浃 王师心 曹氏

　　汪氏

　　第三代 王氏 汪浩 曹氏 王涣

　　曹次何 汪氏 王统

　　时某 汪氏

　　第四代 汪氏 曹著 杨某 汪氏

　　时伯恭 汪氏 曹蒙 汪氏

　　汪氏 曹庄 汪氏 王杞

　　曹氏 王锴

　　血脉

　　婚姻

　　此外，样稿注释形式是页下注，每章连续编号，故而译者对书后索引进行改动。但样书的注释形式却是每页重新编号，所以书后索引变得与正文注释不符合，敬请广大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