跛足之年读后感精选10篇
《跛足之年》是一本由弋舟著作，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2.20元，页数：2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时代精神隐疾的镜像
翟文铖
弋舟作为“70”后代表性作家之一，小说多次获得期刊大奖，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更是入选2010年度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其创作实力自然不容小觑。然而，我搜索了一下中国知网，却惊愕地发现真正能代表他创作实力的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至今仍没有引起评论界的真正关注。我不由得喟叹，在这个众声喧哗的年代里，文学其实依然是寂寞的事业。《跛足之年》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贡献了一个叫马领的“多余人”形象。从现实层面上讲，这个人物反映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末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人生历程：从个人主义立场对社会进行反叛，到从利益阶层中被分化出来，再到陷入生活困境。而从存在层面上看，马领在这一生命历程中不断体验到的精神粘稠状态，在某个层面上代表了我们时代的精神共相——这才是小说的价值所在。《跛足之年》的文本是精致的，然而并不好读，主要因为它就如卡夫卡的作品那样，形而下的细节往往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内涵。
一、孱弱反叛的失败
人与世界的对抗，是文学最为常见的主题，但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对抗方式。在《跛足之年》中，马领与世界的对抗明显带有当代特征，主要表现为同科层制的对抗和市场法则的对抗——科层制和市场是现代性的产物。
抽屉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性意象。马领毕业后分配到一个机关单位，处理各种各样的文件“就是他的日常工作，那类玩意塞满了他的办公桌，以致使抽屉都变了形，每次打开都要让他费番力气。”[1][P135]每次为了打开那只抽屉，他就被迫“上拉下托”， 磕磕绊绊，单调繁琐，周而复始，这种生活令他难以忍受，最后愤然辞职。即便如此，那只邪恶的抽屉还不断地出现在他的噩梦里，让他倍感折磨，“他做梦了，梦到自己在和一只邪恶的抽屉斗争，它卡住了，怎么也不肯被抽出来，好像被抽出来不是一只抽屉的本分，反而是一种耻辱一样。他用一只手探在下面使劲地托，用另一只手使劲地拽拉手。抽屉纹丝不动。当他无望地做最后一次努力时，坚若磐石的抽屉却像是打了香皂一样滑溜地冲出来，于是他被自己的力量狠狠地抛了出去……”[1][P62]这里的抽屉当然带有隐喻性，就像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理性的牢笼对人构成新的奴役，而科层制就是按照理性原则建立起的社会管理方式。身处这种体制之下，“不论其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抑制自己的情感需要、价值偏好和创造精神，以适应不停运转的官僚机器的非人格化的指令”。[2][P268]人们最基本的伦理原则就是服从，“官僚主义的特殊类型的‘良心’和公正，个别官僚对其他所面临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体系的必须的绝对服从，把这种绝对服从完全看作是自己的‘荣誉’和‘责任感’的思想，所有这些都指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泰罗制中侵袭了人的‘灵魂’的分工，在这里已经侵入了道德的领域。”[3][P100]科层制对人的异化已经有目共睹，鲍曼甚至认为法西斯集中营的大屠杀，就和这种制度对人道德感的消弱有关。抽屉就是“理性牢笼”的一个象征，马领对抽屉的恐惧主要表现为对科层制的恐惧。罗小鸽的分析可以说切中腠理：“你真是对那只抽屉念念不忘啊。抽屉那么令你厌恶？抽屉是什么？抽屉就是规律与秩序，能够让一切井然有序，而你，缺乏的就是对于规律与秩序的服从。”[1][P25]马领也认为，自己的辞职源于没有学会服从。“在马领眼里，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拥有通畅抽屉的人；另一种截然相反，他们的抽屉总是充满着障碍。”[1][P179]当然，他自己属于第二种人。对于第一种人，他的态度非常复杂，在精神层面上是排斥的，但对他们的适应能力却又不无敬佩。他到街道办事处问询办结婚证的事，办事的“女人一边流利娴熟地说着，一边无聊地拉着自己办公桌上的抽屉，拉开，合住，拉开，合住，那只抽屉仿佛是在配合着她业务的流利与娴熟，顺畅地哼着吞吐自如的歌。”[1][P71]他在的“精文办”遇到的刘主任，也是一个擅长于摆弄抽屉的人，这些人总是让马领既羡且惊。单位或者说科层对人的压抑，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中的小林一到单位就马上感受到了，不过他的适应能力强，很快便随波逐流了。而马领没有来没有来得及适应，就匆匆下海了。
从理论上讲，市场和人的主体性是相关的。在市场环境下，人们运用自己的判断决策，为自己的行动负责，成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市场为人赢得财产创造了机会，而私人财产是个体行使自由意志的物质保障。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市场追寻的唯一目标是盈利，遵循原则是交换，那么初涉市场的人又拿什么去交换呢？这种交换资本，往往是以损害人的主体性为代价的。老康的交换资本是女人，在他眼里，小招，文静，罗小鸽，甚至马袖，这些人的身体都可以转换为交换资本——这种交换无疑是建立在对个人尊严和精神独立的践踏之上的。马领厌恶经营事务，他时时拒绝交换原则。老康请罗小鸽不择手段地接近啤酒厂的刘总，意欲把广告牌推销给他，马领却劝诫罗小鸽不要参与其中。唐婉冲着马袖把广告牌折价卖给了他们，马领却要坚决澄清，告诫道：“你这样做一点用也没有，这件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更扯不上马袖，你不要打错算盘。”[1][P126]老康策划让马袖以色相勾引莱昂纳多，以便让他买下广告牌，马领极为恼怒地用砖拍了老康的头。老康竖起了“把生活坚持到底”的招牌后失踪，政府官员以十万元奖金为条件，让马领改成公益广告，不名一文的马领却拒绝了……马领一次次拒绝交换，就是对抗市场的功利性对人的异化，信守着基本的道德底线，维护做人的基本尊严和精神自由。
从马领拒绝服从、对抗交换的行为方式中，我们也不难判定他的价值观念无非是自由、平等、尊严、民主之类，从这一点看，马领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在他身上也表现明显：过分清高，鄙视商业，轻视实践，不擅长处理具体事务；同时，马领对于自由的理解是片面的——他追求的自由是脱离现实的抽象的自由，而不能明白所有的自由都是特定处境中的自由，都是通过社会实践作用于环境而创造出的自由；凭空蹈虚的自由之梦毕竟是脆弱的，老康失踪，马领马上连房租和暖气费都交不起，这使得他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个寄生虫；而维持他日常开销的，也不过是父亲给他的两万块钱。马领不能适应政治体制，也不能融入市场，从而被权威利益阶层淘汰出去。基本生存陷入困境，精神优越感更无从谈起，那么，他还能靠什么支撑起自己的反叛呢？罗小鸽曾做了一个梦，梦见马领的脑袋上长着两根天线，此前，老康还带着戏谑地赠他当时流行的火星结婚证——这实际上都在隐喻着马领在地球上找不到自己家园，也许他属于那个遥远的星球。马领的边缘化处境无疑就是当下部分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
二、情感依托的丧失
作为一个弱质的知识分子，马领丧失了现实适应能力，游离于社会之外。而这种处境，又不免使他陷入到孤独之中。“人是这样一种存在，他一方面是社会的，只有在社会中和他人结成群体，他才能生存下去，因而他从感情上便不能接受完全的孤独，否则就会感到自己成了一头动物。”[4][P88]因此，他需要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拯救自己，而最能实现自我和他人融合的，便是爱的关系。
与罗小鸽的关系，是影响马领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他们无休无止地为鸡毛蒜皮的事争执，表面上看是因为马领赋闲，更深的原因却是马领精神上的颓唐，这种精神状态不可能给罗小鸽带来希望。罗小鸽躺在吊扇下，凉席上，不断更替放在额头上的湿毛巾，马领认为这个镜头隐喻那种爱情对他们的本质性价值：“谋求一些微不足道的安慰，并且，在微不足道的安慰中自得其乐。”[1][P24]马领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爱情的孱弱；罗小鸽烧的那条鱼拦腰断掉，马领从中看到的是他们情感中无法修复的裂缝，一股焦躁的情绪攫取了他，“马领不想看下去了，觉得自己忍不住要冲进去宣告，结束吧结束吧我怕你有一天会厌倦，我怕自己有一天会厌倦。”[1][P47]频繁的性生活，成了他们缓解僵硬关系的润滑剂。罗小鸽去而复归，马领没有喜悦，甚至没有力气，只是冷漠地戳破了生活的真相：“我总是说我们会好起来，生活是充实的，前途是乐观的，这些都是谎言，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好，能不能幸福，我只是过一天算一天。”[1][P63]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处于一种粘稠状态，慰藉需求和厌倦情绪并存，依靠生活的惯性勉强地压制着悄然增长的离散倾向。后来，罗小鸽一个月没来，马领竟然茫然不觉，等他领悟过来，也只是沿着生活既定程序一般地找罗小鸽一问究竟，此后连追查原因的兴致也丧失了，象征性询问不过是终结关系的仪式。
与罗小鸽的那点微温的爱情，毕竟是生命荒漠中弥足珍贵的绿意。一次，马领对窗外的一幕颇有感触：
窗外是炎炎的烈日下的午后，马路上空空荡荡，热浪袅袅的路面上有一个穿绿裙子的姑娘在太阳下边走边哭，身后跟着一个老太太，不时杨起手叫着什么。老太太像踩在那种叫做跑步机的健身器上，怎么加速也赶不上前面的姑娘，后来她不知叫出了什么话，姑娘像听到了咒语般地停住，旋即转身跑了回来。于是一老一少在夏天灼热的马路上拥抱在一起，烈日中的尘埃给她们的拥抱罩上一圈炫目的光环。
马领被这一幕感动了。是啊是啊，难道不是吗？——这么活着是没劲，天气这么热，人还要哭，还要努力去互相感动。[1][P20]
马领看到的其实是自己的生活状态。马领希望通过自己和罗小鸽之间的关系来破除孤独，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没有开拓新生活的心劲，剩下的就只能是维持生活的现状，不断敷衍。好多次，他都强打着精神，“努力去感动”对方。小招请他们去游泳，他本无兴致，却不厌其烦地去接罗小鸽；和罗小鸽争执完毕，他要矫情地表白自己“这么爱你，不愿伤害你。”[1][P26]而当确认罗小鸽已经离开，“他感到有点难过。错啦！一个声音在他心里激烈地纠正：岂止有点儿难过，是非常难过。”[1][P138]甚至“难过”也要靠理性辅助，靠“虚构的热情”。他不过是依靠虚构的热望在生活中表演，努力去感动对方，也借此激发自己生活的欲望，而当他洞察了这种行为的“自欺”性之后，重新跌落到虚无的深渊。当罗小鸽和他彻底告别之后，他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自己而言，“一切原本虚妄，就像蜜蜂在夏日中嬉戏，人们便从中捕风捉影出了虚妄的勤劳，于是虚妄地激励自己。”[1][P139]，他灵魂深处盘踞的是彻骨的冷漠。后来，他和罗小鸽街头邂逅，到了一家酒吧小聚，马领叩问自己来到这座城市的目的，“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我知道自己来到这里的原因了。我是为了你，为了一场爱情，才来到了这里。有一天我从梦中醒来，一眼看到的是你，那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1][P184]他是用爱情给自己空虚的生命“追加”意义，爱情毕竟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亮点。就实质而言，马领对罗小鸽的爱情，始终带有一种表演性，他没有足够的热情和意志让自己和那个表演的角色叠合，因而没有达到真诚，也就是说他的表演仅仅停留在“自欺”的层面上，没能转化为真正的爱情。他孱弱的灵魂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因为它缺乏自我拷问的勇气和热情。老康失踪之后，搬来和他同处一室的小招试图和他发生性关系，但是他在生理上毫无反应，小招打着呵欠连声说“真没意思”，马领被深深触动：“他明白，这种感觉骗不了人，每当他爱上什么的时候，这种感觉便油然而生，这种感觉近乎恐惧，毋宁说，是对于任何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之事的望而生畏。”[1][P176]生理的阳痿不过是精神上去势的表现，巨大的虚无已经摧毁了他的生命力。
小说还有另外一条情感线索,那就是马领对马袖的亲情。作为哥哥，马领当然希望自己的妹妹生活幸福，“如果让马领用最朴素的幸福观来预期自己的妹妹，他祈望她得到尘世上所有的欢乐，有姣好的面容，简单的头脑，最好可以嫁给一个富翁，锦衣玉食，不知烦忧，遵循着规律自然衰老。”[1][P20]但是，马袖和瘸子、秃顶并且已婚的唐克恋爱，这就意味着她和世俗的幸福渐行渐远。父亲率先反对，这种态度逐渐感染了马领，于是，他进入到承担庇护义务的长兄角色之中，开始了“拯救”妹妹的行动。起初，他的行动仿佛是在完成这个角色的规定动作，比如，当他听说妹妹怀孕了的时候，他觉得做哥哥的正常反应是暴怒，他该跳一跳，“也许他并不想跳起来，但眼下的气氛却需要她跳一跳，他等待的只是一个契机，一旦这个契机出现了，那么即使不无厌倦，他也必须跳起来。”[1][P21]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强大的、非理性的亲情之爱被激发了起来，他也由此暂时找到了生命意义。
马领对待马袖的行为方式，带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首先是“长兄如父”，马领对马袖的强大责任心多源于此。其次是“己欲达而达人”。爱情非常复杂，有时精神的满足可以让身体、年龄等的差距受到忽视，“自然的、天生的性的‘爱好’，也许能由于一定的社会伦理方面的原因而发生变化。……这个人即使其貌不扬，甚至明显有着身体上的缺陷，他在精神上的魅力也会填补这些方面，达到内在的和谐。”[5][P360]但是马领只从外部条件上看到唐克与马袖的巨大差距，认为妹妹和他的恋爱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并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了妹妹。从个体平等的角度讲，爱情是马袖私人的事情，别人无权干涉，但按照中国的“己欲达而达人”伦理观念，马领一定要妹妹获得他认可的世俗幸福，于是他的干预就变成了道德行为。再次是“论心不论迹”。中国传统的道德衡量标准是只问动机，不问效果。唐克寻求沟通，遭到他的拒绝和辱骂；唐婉试图解释，受到他粗暴的反驳……因为马领所有阻止妹妹的行为都是为了妹妹好，因此不需要考虑别人的感受和事情的后果。事实上，如果妹妹获得了家人的祝福，很可能她就不用盗窃金库的钱——她要钱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和唐克远走高飞。马袖成了通缉犯，马领没有能力为她提供任何帮助，但本能地希望和亲人见面，于是就采取行动，从追踪唐婉，到求助于李小林，他不管事态状况，只问自己的“本心”，结果是他所有的拯救行为，都加速了事件的下滑和恶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马领最后把伦理亲情作为自己的精神的最后的支点，这说明他的精神深处带有浸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胎记。最后，马袖用裸体的决绝方式把他驱逐了出来，这也就意味着妹妹把他的亲情看成了重负，他的生命动力也由此终结。
弗洛姆认为，“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性和个性感，这种感情就是爱。爱就是在保持自我的独立与完整的情况下，与自己之外的他人或他物结合为一体。”[6][P24]对罗小鸽爱情的丧失了，对马袖的亲情的断裂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马领和世界的主要联系已经中断，他借以抗衡虚无的力量已经消失，致命的无聊感迅速蔓延。
三、无聊深渊的囚禁
马领的精神状态比较复杂，一方面是对社会生活的厌倦，这一精神维度不免使他陷入孤独；另一方面是他试图通过情感生活寻求与社会的关联；但作为他精神底色的，却是根深蒂固而又无孔不入的无聊感。无聊使世界意义丧失，“处于深层的无聊中，人就会丧失寻找欲望对象的能力，于是世界枯萎了、凋零了。”[7][P35]无聊也使自我难以确认，只能“在厌倦中体验自己的无依托和生存的无意义。”[8][P105]由于无聊压迫，使得马领与世界失去了有效的关联，对社会生活感到厌倦；也是由于无聊的压迫，使得他生命萎顿，消弱了爱的能力。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互为因果的，“很难断言，是因为个人恰好处于无聊的状态才感到某物无聊，还是因为世界无聊个人才开始感觉无聊，也很难明确区分，到底是主体的作用更大，还是客体的作用更大，原因在于，主体的空虚与客体的空虚紧密交缠在一起。”[7][P36]在整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马领试图用各种方式对抗无聊，他对罗小鸽的爱情，他对马袖的关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我拯救的方式。他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行动，如他“杜撰的热望”，“越界”的冲动，都是逃脱无聊逼迫的方式，但无聊感却仿佛罩住他一般。
“杜撰的热望”。当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时，马领希望通过介入他人生活而获得意义，他与李小林的关系，大致属于这种情形。鲁迅有一篇小说叫《补天》，写极度的无聊激发出了女娲创造的欲望，于是抟土造人。马领也因无聊产生了创造的欲望，不过他已经丧失了实际行动能力，因此他的创造性就只能在想象中展开。李小林曾经这样评价马领：“我发现你对跟自己无关的事有种可贵的热情……”[1][P136]而马领也倾诉了自己心头的一个秘密：“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嗯……想入非非吧。”[1][P136]然后解释道：“我总有着杜撰的热情，我对虚构的事物很迷恋。”[1][P137]实际上，马领走进李小林的世界，就是走进自己编撰的故事。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人民公园里，小招把腿摆出一个舒服的姿势让马领确认是否能看到什么，并为如何证明做爱的次数问题而困惑；老康枯燥地向大家讲述创业计划，还和小招发生了毫无内容的争吵。弋舟用了近六页的篇幅，以极为缓慢的叙述速度，几乎不加选择地展示各自的对话和动作，这一切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无聊”。一个偶然的契机，马领的灵魂逃离了现场，开始沉浸于远处一对男女的争执，听不见声音，却能看见剪影般的表演，如同给一部电影配音，马领依靠自己的想象把这些表演编撰成了故事：男人围着穿红色裙子的女人转来转去，诉说着什么，还打了自己两记耳光，又用头撞树，撞得站立不稳，开始转圈，此后，男的指天画地、顿足捶胸，又跪下磕头，转到女人身后，似乎试图抱住女人双腿，好像要把她扳倒到湖里，“这个人在烈日下用尽了手段去感动对方，死去活来，以致几度萌生恶念又几度戏剧性的失手，在紧要关头功亏一篑，最终只能牲口般地爬在湖边去喝绿油油的臭水。”[1][P33～34]——一场普通的争执，在马领的虚构中已经变成一场未遂的凶杀案，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创造！等走出公园，看到李小林的寻人启示，他忽然明白那个女人就是李小林失踪的妻子李霞霞，于是，他立刻和李小林联系，“他感到自己正在和一个阴谋竞赛”，[1][P37]他自己也跃进了那个故事充当了一个角色，还危言耸听地告诉李小林他的妻子可能有生命危险——那不是事实，完全是他编撰的故事，他还要把李小林拉到自己的故事里充当一个重要人物。李小林向马领详尽地讲述了李霞霞出走的过程，于是，现实和虚构的界限模糊了，马领走进李小林的生活就是走进了自己杜撰的故事。时间悄然流逝，“与此同时，肚子里一声巨大的轰鸣向马领宣布：他此番折腾的目的业已实现，此刻——他饿了。”[1][P42]这一刻，马领逃出了无聊的泥沼。此后，马领和李小林不断联络，甚至去拜访他，基本上都是为了摆脱无聊。
“越界”的冲动。对抗无聊的另一种方式，就是越界，“无聊与越界紧密联系在一起，治愈无聊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以不断推进的更为根本的方式超越自我，因为越界使自我接触新事物，从而避免导致无聊的重复与老套。”[7][P62]越界就是越过限制的界限，“无论是外界的(法律、习俗)，还是内心的(羞耻心、良知)。”[7][P62]马领茫然地坐在公交车站的座椅上，他感到厌倦。他就向一对低声私语的男女迫近，想听一下他们的隐秘；由于丧失了安全感，他们被迫挪远一点，马领再次迫近，对方再次后退。最后到了座椅的边缘，无路可退，马领获得了近乎邪恶的得意。他们不得不离开，上了公交车，马领也紧跟着跳了上去；他们去了公园，马领还是紧随其后，直到那位男士懊恼地停下来和他协商，这次越界行动才宣告结束。而在公园里，他看到了李小林的女儿媛媛，于是推测李霞霞和他的情人许虎就在附近，他“认为这是自己入夏以来最精辟的一次推理，逻辑缜密却又旁枝斜逸，结论新鲜，具有说服力。”[1][P60]他又走进了自己虚构的故事，从“越界的快感”步入“虚构的热情”，马领这才感到“差不多能够把他从持续的厌恶中打捞上来。”[1][P60]不光马领被无聊感困扰着，老康也不时受到无聊的折磨。老康拎着酒瓶和卖刨冰的胖子打起架来，实际上不是出于对堂妹死亡的哀伤，不是出于对两个受骗民工抱不平，而仅仅是出于越界的冲动。马领冲上去参战，表面看来是被动的，骨子里也是要在越界中寻求快感。因无聊而“越界”已经是当代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刁斗的长篇小说《游戏法》、成龙主演的电影《新警察故事》，都反映了这个问题，这些文本可以和《跛足之年》相互参证。
身份的恍惚。无论马领做出怎样的努力，沉重的无聊感还是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种无聊感使得马领不断感到身份恍惚。马领的社会身份变化很多，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接着是无业游民，被羁押者，抢劫者，还有犯罪嫌疑人……只要他能在精神上保持自己的独特性，这些社会身份的变化都不会引发自我认同危机。“人一旦有了某种程度的自我意识，就会想知道自己是谁。这种自我的身份能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存在，目前重要的是，缺少这样一个身份，就不可能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7][P73]这里的“身份”指的是“精神身份”，而不是“社会身份”。马领时常处于深度的无聊状态，无聊不仅使他与世界失去有效的关系，也使得自我变得茫然，“此在”被时间囚禁，生命一片空白，因此丧失了标示自我的精神个性。马领在大街上闲逛，那个卖冰刨冰胖子遇见了他，把他误认为是酒鬼小五；在李小林家，刚刚进门的李霞霞认为早就见过，自己在中央广场开始认识他的，同样是把他错认为他人；就连他自己，也不时对自己的身份产生“定位上的混乱”。[1][P198]这种不断的误认实际上暗示着马领“精神身份”丧失，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失踪者”。李小林道出了其中的玄机：“……告诉你个秘密，最麻烦的是那些丢得不三不四的，他站在你眼皮下，甚至正和你握手，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失踪的人，他的魂没了，丢掉啦，找不着啦，就算你是个神枪手，可他妈的找不着目标。”[1][P136]“无聊中的时间不是为我们所用，而是囚禁了我们。无聊与死亡相关，但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的关系：深层的无聊有点像死亡，但同时死亡又是摆脱无聊的唯一可能。无聊还跟有限与虚无相关，是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7][P32]正因如此，在迎接千禧年的义诊活动中，老专家搭在马领手腕上的两根手指最后开始发抖，“他在一根年轻的脉搏里匪夷所思地摸到了一个生命枯竭的将死老者的脉象。所以他吓坏了。”[1][P173～174]
拉斯•史文德森认为，“在一个社会或文化中，如果无聊感增加，就表示意义的载体出了严重的问题。意义必须作为整体来理解，我们在一个总体意义下参与社会，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这个总体意义为琐碎的日常生活赋予了价值，它的另一传统名称就是‘文化’。许多现代理论家都得出了如下结论：文化已经消失了，并且被诸如‘文明’所取代了。如果无聊感增加，可能是因为总体意义消失。”[7][P14]马领的无聊感不仅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这个时代。在中国当代，一切神圣的信仰都已“祛魅”，与自然经济相表里的传统文化早已孱弱乏力，西方文化在中国的“酱缸”中难以落地生根，而主流政治意识形态业已坍塌，理想主义丧失了激情，在总体意义丧失的年代里，我们看似自由挥洒的身形上，实际上已经套上了“无聊”的枷锁。
四、常人世界的沉沦
在千禧之年的钟声敲响的那个时刻，“大家终于送走了一个时代，人们似乎普遍认为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是属于别人的，而此刻——‘我们的时代’——到来了！”[1][P213]人们依旧延续着现代性的社会进化论，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时间是上升的。然而，新世纪的钟声竟然只响了十一下，而不是十二下，这也就意味着，被大家认定为意义非凡的千禧之年，依然是“跛足之年”。一个丧失信仰的时代，无论我们赋予它如何庄严的历史意义，都注定只能是“跛足之年”。有趣的是，《跛足之年》中出现了三个“跛子”，这三个跛子仿佛就是这个世界的注脚。唐克是个诗人，闯红灯和警察交涉一次就觉得世界太为粗暴，一个如此文雅的人自然不能适应这个粗鄙的时代，反讽的是，诗人所向往的生活需要付出犯罪的代价，他正在受到通缉，诗人注定只能是这个时代里的“跛足”，这是一个“散文的时代”，而不是“诗的时代”。第二个跛子是那个“瘸子”，他不断地勒索，敲诈，行凶，胁迫，然而却如鱼得水，他才是这个粗鄙时代的宠儿。诗人和“瘸子”，是这个时代的两极，他们是真正的“跛足者”。第三种是隐形的“跛子”，它的代表就是马领。马领意外骨折，随后跛足愈合，“两张X光片，一张是破碎，一张是愈合。这只左脚曾经毁坏过，现在复原了。两张X光片记录的愈合与破碎都显得可疑。这是时间的悖论，囊括了存在与虚无的全部内容。”[1][P131]是正常的，然而又是破碎的，这不正好代表着当代人貌似健康而实则陷入虚无的普遍精神状态吗？在这个上帝隐去的时代里，人们都是隐形的“跛子”，都是精神上残疾。
马领“乘上了一辆不知开往何方的列车”，[1][P213]踏向了没有目标的旅途。车上挤满了和他一样普通的人们。马领在睡梦中醒来，透过他脸上挂着的泪水，坐在对面的女人让他承认做了噩梦；马领猛地站起来想走开，对方认为他要动手而先发制人，有人竟然喊“不要打女人”，乘警赶来，带走了马领，并要求他回答被带走的原因，那个女人启示乘警应该追问他为什么流泪，于是，直到马领承认自己做了噩梦乘警才肯罢休。马领回到了车厢，旅客都认为他已经老实承认了自己出手打女人的事实。那个女人看他脸色苍白又认定他太紧张，就找了镇静药迫使他服下，还号召旅客们贡献水，此后，争相递水杯的顾客又因弄破一个杯子而发生口角，乘警再次出动。海德格尔认为，“常人”在日常生活中为“闲言”、“好奇”和“两可”等风尚所支配，那个女人和所有的旅客都处于“好奇”状态，追新逐异，胡思乱想，背离现实，这使得他们从不能对事物或此在之真有所领悟。他们在“闲聊”中施展着自己的意志，在马领的不断屈从中证实了自己的正确，收获着乐趣，而在这些无厘头的干预下，马领的自由意志不断受到侵犯。小说以马领上火车始，又以相同的场面终，两处的文字完全相同，这种蛇吞尾的圆环结构，隐喻着人生必然陷入“常人”统治的宿命。
马领下了车来到一家小旅店，找到了一个没有家园的归宿。同屋的客人却要无端猥亵他，马领木然的目光又使对方陷入惊慌，不断解释和讨好。他们开始了琐屑的交往，换床，洗澡，对话，代接电话，甚至仅仅是对方的一个睡姿，都要干扰对方。在这种干扰之下，马领不断滋生出负面情绪：惊惧、不屑、愤怒、担忧、失望、悲哀、厌倦、猜忌、暴躁、不满、惊愕。他们彼此之间表面的随和却掩饰不住骨子里的敌意。海德格尔认为这种相互干扰的状态是人的先天结构，而萨特说了一个更为极端的结论，那就是“地狱即他人”。
一个被虚无和无聊弱化了生命的马领，已经丧失了任何反抗的动力，只能在“常人”的世界里被任意践踏，随波逐流。“千禧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概念，然而历史的乐观主义却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芸芸众生依然行走在“没有目标的旅途”，栖居在“没有家园的归宿”，他们注定在日常生活的沉沦与异化中空耗着时间。
“70后”作家的小说创作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的倾向：中短篇小说一般都比较精彩，而长篇小说创作则普遍孱弱不堪，有的作家早已荣获各种中短篇奖项，但长篇却总是写得一塌糊涂。这些长篇作品存在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陷入日常生活叙事的泥潭，鸡毛蒜皮，乏味已极；另一个问题是结构能力差，写中短篇时的那些技巧在写长篇时一下子全忘了。偶有几个写得成功的长篇，也多是走通俗文学套路，以故事的完整生动取胜。而像《跛足之年》这样不以故事取胜，而专写人的生存体验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的作品，真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至于它在文学史中的价值，我想大致可以这样定位：弋舟的长篇小说《跛足之年》是继1998年朱文的《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出版之后，中国当代最为出色的存在主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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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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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基里尔•瓦西列夫.爱的哲学[M].王永军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5.
[6][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7][挪威]拉斯•史文德森.无聊的哲学.范晶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8][德]彼得•毕尔格.主体的退隐[M] 陈良梅 夏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作者简介：翟文铖（1970－ ），男，汉，山东曲阜市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
《跛足之年》读后感(二)：风中的马鞍
风中的马鞍
夏雨菡
如果你的人生也必须随时面对那一只只令人抓狂的抽屉，如果你努力过了可还是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你的青春已去热血渐渐冰冷，你是否还能坚守自己越来越渺茫的希望，就像是在风中拼命地守护一丝微热的烛光？这是我阅读小说《跛足之年》的时候问自己的问题。
看完弋舟的这本书，心中感觉忧伤。为这样孤独的青春，为生活中的无助与绝望。为书中的这些人物，比如马领和老康。他们都是有梦想的人，可是他们的人生就像马领面对的那只总是卡住的抽屉一样令人气馁，他们的理想被残酷地现实逼迫得越来越远，他们也不得不在生活的真面目面前妥协。我也为那对在冬天望着湖面的深情的恋人而忧伤，因为似乎美好的东西总是很短暂，就像这对爱人浪漫诗意的爱情一样。
总有一种人，就像是自由的风，永远不能被困在一只绝望的抽屉里，他需要自由的呼吸，不愿意被那种钳制人自由的规律与秩序束缚。他渴望在麦田里守望岁月，自由地飘荡，尤其是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会努力挣脱枷锁，有的最终能够在自己梦乡的田野里自由驰骋，但是大部分的人，就只能像小说里的老康一样，只能带着马鞍落荒而逃，不是在梦想的草原上飞驰，而是在冬日的荒野上，将马鞍安在自行车上假想成风中的骑士。小说中的这一幕令人悲伤，而现实生活比这样的情景更残酷。无数的人，最后不得不忍受着一只一只不流畅的抽屉，慢慢消磨自己的锐角，变得麻木，变得平庸。
所有过了青春期的人，已经没有了“那种少年才有的潦草的愤怒与粗鲁的忧伤”，身上的血液也已经不再是少年时的那般粘稠。血液浓度的降低意味着失去热情、好奇、冲动，纯真，以及对待生活应有的耐心，曾经的理想飞灰湮灭，变得浮躁和虚空，内心中甚至连混乱都丧失了，只剩下厌倦和麻木，变成了一片荒地，寸草不生。他们就像是书中的马领一样，外表依旧年轻，可是内心直接从少年进入了老年，丢失了青年和壮年，迅速地枯萎下去。青春是残酷的，但是青春也是美好的。这是一种失去了就永不会再来的珍贵东西。
弋舟的小说，有一种独特的品质，那就是出其不意。在阅读的时候，我总是会猜测，接下来一定是这样的，再接下来一定是那样的。结果是，我经常猜得不对。这样的阅读会很有意思，仿佛是与作者捉迷藏，有一种智慧和机锋在碰撞的感觉。有时候，弋舟小说中情节的起伏并不大，有时候也并不一定是高潮迭起，但是往往在阅读过后，心里总会产生一种叹息。这种叹息是因为一种认同，是一种被打动之后心中会猛然出现的一种空白。还因为，我们总会在这样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影子，哪怕只是非常细微的一种相似，哪怕这种相似已经遥远得如同早就翻过去的千禧年那么久远了——《跛足之年》恰是一个以千禧年为时间点来创作的小说，作者也是特意提醒读者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生活残酷而冰冷，温暖背后总是隐藏着悲凉。但是，即使我们的生活处处充满着生涩的抽屉，即使生活是这样的滑稽，随时愚弄着我们，我们也要把生活坚持下去。尽量保留我们的梦想，以及我们内心的纯真，不要因为越来越破败的岁月而磨蚀了我们的内心。即使人生中所有的草原都变成了荒漠，我们也不要丢掉我们梦想的马鞍。
《跛足之年》读后感(三)：不错的书
“马领在众声鼎沸中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不安、愤怒、委屈、焦灼。为什么？为什么自己总赶不上这样的好事呢？马领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归咎于那只愈合不久的跛足，是吧，一定是它拖了后腿，而时代，不用说，是需要撒开步子追逐的。”
读到此，方体会到所谓“跛足之年”，是有这样的意象的。人们都在期待千禧年，似乎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生活已不需要去坚持，连卖馄饨的小贩也将其挂在口上。然而事实上，一切都未改变，糟糕的依旧糟糕，甚至千禧年的钟声也在十一下的时候戛然而止。这样糟糕的时代又以飞快的速度理所当然地往前疾奔，对于一个“跛足者”，必然是会被抛弃的。
读完它，又体会到了文学是属于失败（意）者的，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失败（意）者因为文学才变得可爱起来。
《跛足之年》读后感(四)：时间划破灵魂
时间划破灵魂
——读弋舟《跛足之年》所感
沙 戈
读小说分几种情形，一种是当作艺术品来读，较真、深潜，好几天被一部作品拿住情绪，吸食尼古丁般，兴奋、疲倦、欲罢不能。另一种是消遣、解闷，无聊时抓过一篇，并没任何期待，暂时按摩神经，打发偶尔难捱的时光，可是，这类文字读后总有悔意，不如发呆或听狗吠，无以复加的失望准确无误地摧毁了一天的情绪。
渐渐的，读小说就谨慎，宁可不读，也不浪费生命。
《跛足之年》即是在这种心绪下打开的。
生活里常态客观的文字反映在小说中，我认为那不高超也不高级，就像地里本身有一棵草，伸手拔了，或不拔，都是一棵草。没有变数的未知激不起我的兴趣，我要看看日常背后隐藏的部分，土地表层下掩埋的经年累月沤烂的是什么。
那些变形、扭曲、肉眼看不见却倒刺一样扎得你生痛的疤痕，是的，我要看看一个人的疤痕！一个人灵魂的疤痕！
《跛足之年》从开篇第一句就进入了疤痕，被这股力量吸引，是意料中的。这缘于对作者写作能力的信任和了解。
凝神静气读下去，以惯有的耐心和耐性，沿着它特有的魔幻现实的语风，顺畅地进入了默默流淌却隐隐作痛的血液深处……
马领、马袖这对兄妹，以及老康、老唐、小招、李小林这些人物，他们是现实中的虚幻吗？是啊，他们个个与众不同，呼吸在时间之外，又个个是人群中的大多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爱恨情仇，一同喜怒悲怨…… 我该怎么看待这部作品？继续读下去，它似乎不能称其为作品了，而是一个具有血肉的同行者，并排行走，回头看看过去，再定睛看看眼下的自己，我们离人群稍远，不轻易说出心底的谎言，我们沉默着走路，始终另眼相看这个世间。
我想，这就是常态背后隐藏的部分吧。太阳落下，黑夜深处我们思索、异想天开、让自己暂时离开……这个世间即刻变得迷人、痛楚、妙不可言！
我们走过时间，时间的刀子一点一点刻下疤痕，我们再也不疼了，甚至忘记了曾经的疼痛。是时间让我们疼痛和忘记疼痛，《跛足之年》令我顿悟的恰是这些看似并不经意，实则痛彻心扉的灵魂历程。
那么，我们会用手里剩下的大把时间做些什么呢？
《跛足之年》读后感(五)：《跛足之年》：一代人的心灵史
《跛足之年》：一代人的心灵史
肖涛
这是一个月后我第二次打开这本书。第一次我读了四个小时，这一次却读了一天一夜。
第一次读它的时候，手不释卷，一气呵成；这次读它，另有陌生的感觉袭上心来。
三十未立的马领，于世纪末这一年，辞职赋闲，做教师的女友罗小鸽亦因之离去。妹妹马袖为了爱情跟一个有家室的秃顶诗人唐克混在一起，最终也因此而卷走银行巨额款项，从此亡命天涯。朋友老康因其“马鞍”广告公司无法拉到啤酒厂刘总的大笔广告业务以至于发财梦破灭而背负从牧人家偷来的马鞍出走。最后，穷途末路的马领也踏上了夜火车。
这是弋舟《跛足之年》的大致情节。从大汗淋漓、苦闷异常的盛夏到世纪末的钟声聒噪响彻，一种低迷、惶惑、困窘的意绪，弥漫在文字上空；狼奔豕突、上下不达、左右为难的失败感，油然而生。一代人的心灵史，也因弋舟孜孜不倦、灵肉剥离的美学表达，从而获得了小说表征的独特价值。
弋舟小说首尾合拢的形式意味强烈，你能感觉到某种回旋递升的叙述魅力，弥散出沦落炼狱、坠入深渊般的束手无策、哑默沉郁感。
弋舟的小说也缺少不了审美意象。在《跛足之年》中，抽屉和马鞍，是两个最重要的物象符号。它们具有什么隐喻意义呢？就抽屉而言，它仅仅意味着一种秩序化的生活。如果再深入一步的话，你也可以称之为囚笼意识。当然这属于现代性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于马领而言，他之所以辞职不过就是为了完成“脱域”并回归自由主体的果敢行为，即将抽屉式的固板化生活方式予以摆脱，从而实现充分自足的自性确立。与之相辅相成的就是老康的马鞍，自然它指涉着一种梦想，即骑马飞翔、纵横驰骋于市场经济时代旷野中的可能。然而，脱离了单位制的抽屉，所面对的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只不过意味着一体化的大抽屉变成了零散化的小抽屉。房子、火车、床等空间部件，其实同样也是捆绑人的小抽屉。
这其中欲望也是如影相随、水涨船高的抽屉之一。更大的抽屉可能就是自己的肉身。也因此，才有了跛足的病症。跛足将生活的节奏放慢，打破原有的生活流程，却也将灵肉禁锢于一种游牧无根状态。当然这跛足病象，在小说中，看似发生在马领身上的实然现象，其实如果你掩卷沉思的话，会感觉到它近乎一种被“卡”住的临界现象，呈尴尬、局促、囧然之状。终究，“三十而立”，这一来自长辈老人或世俗传统的人生诉求，皆决定了处于这个年龄段的马领自我意识中，受到了家庭、婚姻、事业、梦想、朋友等他者附加于他的情感元素的繁复裹挟与无形挤兑。何去何从，付诸小说特有的艺术实践，相当于梦魇呓语。
我是带着自己的切身记忆来读弋舟的小说，颇带有“追忆似水华年”的况味，其实，历史并未死亡，过去并无衰败，幽曲万念亦并非按新陈代谢的规律嬗替更换。轮回的法则，于自然史中可谓奇观；在个体生命史中，也今昔魅影翩然。《跛足之年》这部小说，看上去仅围绕马领一人而来的个人化日常生活状态的流程播放，其实它更应是生于1970年代这些人因“世纪末情绪”影响下的心灵秘史的皱褶裸呈。
今天谁在中国生活得最好？谁生活得很差？我想，现实与历史终究有了一个大致说法。于弋舟和我这等返归艺术本体的少数族类而言，贫富也不过尔尔，成败更应为常态。最重要的在于对自己的精神事故需要有一个绵延不断地还原、省视和反思。要明白自己曾经参与过什么（如“下海”、“辞职”、对“抽屉”生活的绝望和对“一骑绝尘”梦想的追崇）？弃绝过什么？经受了那么多惶惑的年代，为何要选择退回书斋或写作？这其中折射出什么样的主导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给予主体什么样的精神塑形？写作者的主体性、作品人物的主体意识及其汉语言自身的主体尊严如何能够抵抗住权力意识形态和消费意识形态的多重压榨、驯化和勾兑？等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很好的故事，甚至也非常怜惜、柔抚它们。即便有所缺憾，遭受嘲解，其实也是生而为人最重要的珍宝，因为它们让一个人的根性更加迂阔，深邃；当然它们也如同斑驳陆离的叶片一样，面对阳光雨露的时，会羞涩、能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