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商测试》的读后感10篇

　　《智商测试》是一本由[美]斯蒂芬·默多克著著作，三联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6.00元，页数：25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智商测试》读后感(一)：“客观”的智商测试

　　假如智商测试能客观反映人的思维能力水平，谁有资格来命题？如果命题者不是“最聪明”的人，他如何能编撰一套甚至能衡量“最聪明”的人的题目？《智商测试——一段闪光的历史，一个失色的点子》一书作者将智商测试称为“失色的点子”（failed idea），便意在挖掘出有违其历来标榜的客观形象的种种偏颇之处。

　　作者首先追溯到第一个试图将人的智力划分等级的人，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读完《物种起源》之后，高尔顿开始强烈认为“人类的能力似乎也常常向下遗传”，尽管他没有明确定义智力是什么。随后，他便创造了各种测试手段和统计方法，试图“在智者们仍然年轻时将他们识别出来，鼓励他们生育”。今天人们对智商测试的客观程度几乎不加置疑，可是，原来这一概念的诞生本是为了服务于带有歧视色彩的所谓“优生学”，却不是出于一种客观描述的需要。

　　这种歧视色彩一直伴随于智商测试左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智商测试首先在美国推广，美国人找到了借口拒绝部分人入境，理由是智力低下者会影响美国社会的总体素质；更骇人听闻的是，截止到1932年，共计27个州，同样以这一影响社会总体素质的荒唐理由立法通过了强制绝育计划，登记在案的被施以强制绝育手术者逾六万，而这还不包括数不胜数的非法状态下悄悄施行的手术。糟糕的事情不断蔓延，这种做法随后传播到了纳粹德国，不难猜测强制绝育计划在那里经历了怎样的高潮。

　　当智商测试如何服务于歧视政策的案例被揭示至此，“客观”的光环褪去之后，让人期待的下一步或许是条分缕析地摆明深层的缘由：既然智商测试是这么一回事，它为什么会成为这幅模样呢？跟权力之间到底有怎样内在的瓜葛？可惜，作者似乎无意于此，仅仅满足于通过写一本通史来构建主题。在结束了具体陈述其如何为强制绝育运动提供借口之后，笔锋一转，来到了以时间为序的下一个案例。接着，我们看到了类似于国内高考“一考定终身”的英国“11+”智力测试，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SAT，以及其他几个例子。大量的笔墨，被用于介绍这些案例中聚焦于智商测试是否合理的各种声音。在本书的前言里，作者声称通过本书“向大家揭示，为什么仅仅经过一次测试，人们会终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可惜的是，他终究没有揭示“为什么”，仅仅止于道出“如何”——即智商测试如何被用来将人划分等级。

　　“智商”包装着科学的外衣，以致于普罗大众几乎对它没有置疑。作者用许多事例勾勒出它并非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个样子，而是从一开始就充满歧视的意味。其实，这本是一个很好的个案，来说明科学的权威化迷信化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大问题。若对后一主题详加笔墨，兴许本书可以让大众更为醍醐灌顶。可惜，作者无暇于此，仅仅以时间先后为序堆积了一个个案例，把本书塑造成一幅“智商”通史的模样。追溯一个概念的历史演变脉络，这是很典型的史学思维方式，但这只是第一步，史学的思路不止于此，更需要下功夫的，是爬梳出这一概念如何在更大的背景下起伏，与其他同类概念前前后后的纠葛。并不是简单的事例堆积就能被称为通史。

　　不过，既是普及读本，权当茶余饭后的甜点，亦无不可。

　　《智商测试》读后感(二)：和天才差几分？

　　我想任何一个在应试教育里浸淫多年的人都会对这本书里面提及的内容感到无比亲切——无论是11+还是SAT，或者说生活中一次次对我们智商或有形或无形的检验。

　　说到这里，好像应该亮亮IQ以身说法。但我没有体验过专业的检测，最多在网上做过IQ题。作为一个十分不喜欢推理题的人，我头皮发麻地认真回答了几十道“下面一个图形应该是？”，后面几十道几乎都是乱选的，最后竟然成绩还过得去（当然在更漫不经心的测试中我也得过弱智的评价）。

　　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商的差异吗？当然。但我认为抛开那些极端的案例，剩下的人并不存在太大的区别。或者说差别不是简单的测试题所能够反映的，谁能肯定地说得120分和130分的人在大脑的思维能力上有什么差别呢？他们体现出来的不同，很可能只是人的不同兴趣、天赋和习惯所致。

　　以我为例，我从小对数学有逃避情绪。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我就对奥数头痛不已。至今我还记得那些挖着空的竖式题，我是翻着九九乘法表做的。在考试的压力之下，我保证着数学的学习时间，效果也还可以。

　　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的确体会到自己在外语、文史方面的长处。于是一旦没有了排名的压力，偏科就会相当严重。

　　我那些长于数理思维的朋友，无不是对这些科目抱有强烈的兴趣，我相信测起智商来他们会比我这种瞎选的人好得多。但鉴于他们中有很多也是看见文史哲就晕，对社会问题相当缺乏理解和思考，我并不认为自己在思维能力上比他们差。

　　世界上也是有学神的，他们之所以成为“神”，是因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投入了超乎常人的专注。认识一个学霸，曾经为了完成一个非强制的作业不间断地统计了自己3个月之中每个行动，从上课到上厕所，精确到分钟。从统计来看他每天在上课之外平均花3个小时学习。更别提他坚持统计3个月这份毅力。

　　当然，背景、习惯，影响也相当巨大。这些因素都大大削弱了分数的可信度。有个酷爱数学的朋友说，像他这种来自偏远地区的人都倾向于喜欢数学，因为数学是唯一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就能进行无边无际思考的学科。”除了学习，你还能干嘛？“

　　人类似乎有一种创造秩序（不平等）的天性，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分配资源的需要。我们向往平等，但的确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接受人人都当律师、医生、老师，而没有人去打扫卫生。这使智商测试本身会被政治所利用，比如忽略语言、教育的差异认定黑人的智力不如白人，强行证明等级的合理性。

　　而一方面，在如何抉择自己的人生的问题上，人们时常会显现出迷茫和对自由的恐惧，有时甚至希望有一个科学准确的系统来评判自己，免得自己要选择和负责。其实哪怕这个系统不科学人们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算命。相比较看头大头小的颅相学，看手长手短的掌相学，测试可以说进步不少。

　　对于解决这两个问题来说，测试制度可以说是目前最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相比于将整个制度取消，人们更愿意选择慢慢改进它。对于分数，看在眼里，但别往心里。

　　我无法认同用分数来衡量一个人的优劣，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在另一个方面我却支持尽可能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背景，例如常识、语言、历史等等。不是为了让他赢得分数，而是通过教育提供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哪怕是选择放弃选择的自由。

　　《智商测试》读后感(三)：智商测试的灰暗兴衰史

　　1963年6月25日，在柏林墙前，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言之凿凿，“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我们。”今年正值柏林墙被推倒后的二十周年，许多人翻出这句话来“项庄舞剑”……

　　嗯，这事儿再说估计就彻底的“过”了，本文不准备深入探讨政治体制问题，但只需要肯尼迪的粉丝们先读《智商测试》这本书，然后来领会上面那句话，想清楚再回答，为什么二战时纳粹德国进行的种族实验，最先发源于美国？民主体制下的三权分立，为何会成为剥夺一部分自由民众受教育权、生育权的制度推手？

　　伟大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有个浪荡的表兄弗朗西斯·高尔顿，后者在读过《物种起源》后开始宣传“血缘传承智力”的学说，这其中就埋藏着黑人等有色人种不如白人的潜台词，为当时欧洲大国殖民扩张、白人建立对有色人种的统治披上了“符合科学”的外衣。高尔顿还认为，人类社会的构成，是出于自然的选择，遗传稍好的人们智商较高、可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基于此，他建议，应只允许高智商的上等人保留生育的权利。为了佐证观点，高尔顿成为发明智商测试的鼻祖。其荒谬绝伦的血统论以及错漏百出的测试方法，不同程度的左右了此后一个多世纪乃至今天，人类社会教育、卫生、分配体制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践。

　　高尔顿的胡言乱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没能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定程度上要归结于当时欧洲阶层人群的相对固定，也就是说，所谓的上等人和精英不必借助触怒底层人士的方法，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但对于同期仍处于移民大量涌入的美国、担心种族基因被其他民族移民“玷污”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而言就不同了，在他们看来，外来移民带来了贫困、卖淫和层出不穷的暴力犯罪，抢夺了原住民的就业机会，还让美国财政背上了越来越重的支出保障负担。

　　社会达尔文主义基础上的种族歧视论、优生法由此赢得了美国（民主）体制和公众的双重赞许，鼓吹让“低素质”、“低智商”的人群接受绝育手术被看成保持人种纯洁性和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而与之同时，移民大量涌入，促成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规模的提升，当时的人们认为可以按照工业化的思路，对学生进行排序和分类，而挑选的标准自然就是家庭出身（血缘）、种族和智商，后三者紧密相联。

　　这也有了《智商测试》里一番翔实的记述：20世纪前半段的美国，无论是功利化的学术商人，还是敬业的科学家、社会工作者和教师，无不投身智商测试的研究和实验。移民入境、军队征兵、学校升学等环节无不采用这项测试，尽管其科学性根本得不到验证；而对不能通过智商测试的年轻女性采取国家强迫的绝育手术，还被当时的舆论评价为防止低能人代际传播的“绝佳”手段。事实上，以现在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在世当事人（曾被施以绝育手术）为样本，也可以轻易的找出大量可以推翻智商测试理论及其目的的证据，但是这一切都被虔诚的科学爱好者们无视了……

　　美国人的“研究成果”回馈到欧洲大陆，理所当然的受到了纳粹德国政权的欢迎，最终助推了丧心病狂的集中营大屠杀，以及遍及德国本土及占领区的绝育手术风潮。

　　严肃的英国人终于在美、德之后接受了智商测试理论及其体系，对于政府和公众认为的低智商人，处置稍显“宽容”，只是隔离，而不做绝育手术。英国人开始关注的智商测试、优生学的正面效应：如何选拔出最有天赋和最聪明的人？二战后英国国际地位下降，全球范围内原殖民地体系土崩瓦解、民族独立运动勃发，英国人不得不面对现实，重新奋力竞争。但即便是相对严肃、严谨的“智商测试”，实质上也成了学识、阅历的考验，变相中带来了强烈的代际传递惯性：中上阶层的子女受家庭环境影响，更容易进入文法学院，继而在未来的职业选择中“继承”父辈；而工人阶层和农村地区的孩子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几率改变自己的前途命运，多数人只能一到中学毕业，便下到煤矿、田地和制造业工厂去干活。这也使英国不少中小学在家长强烈的应试要求下，彻头彻尾的变成了智商测试培训学校。

　　那么，智商测试是怎样“盛极而衰”，并加速沦落到“政治不正确”和“不科学”的地步的呢？以美国为例，种族、妇女平权运动最终扭转了法律体系、行政制度和公众共识；大学，印度裔、华裔、日本裔、拉美裔师生的出色表现，使建立在种族歧视为基础的智商测试，彻底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更精密的社会调查方法则证实了人的智商主要来源于后天培养、测定难度极大，并且智商不是事业成功、家庭与社会关系和谐、繁衍合格下一代的唯一保障。随着人权原则的深入人心，美国法律甚至从加重处罚“低能人”的立场，转变为优待和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制”的人群。

　　斯蒂芬 默多克在《智商测试》一书的末尾有段意味深长的话，“学者们理应拥有广泛的行动自由，以表达观点，从事研究。人们不应当由于学者们言论张狂，从而将他们…五马分尸…（但）如果出现基于学者们的论调拟定政策的情况，社会最好对他们的立场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要有信心。（比如，）社会公认智力研究人员是科学家，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在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时，这些人的主意会比其他人高明。实际上，他们的主意可能更加不切合实际。”笔者以为，在专家频频“雷”语的当下中国，这段话，智商测试（及其派生的“情商”测试等）的兴衰史，这很值得我们思索。

　　《智商测试》读后感(四)：扭曲的哈哈镜

　　在说这本书之前，请允许我说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两部分，接受iq测试之前的事情和接受iq测试之后的事情。

　　我是在初中时接受智利测试的，在一个放有电脑和心理医生的房间里，限定时间为25分钟的，纯逻辑能力思考的题目。第一次测试时，我只用的十五分钟时间就昨晚了，以比“天才”达标值高两分的微妙优势赢得了“天才”的桂冠。

　　就在这一刹那开始，我所有的怪异的行为、疯狂的想法、独立独行的个性被强制性的归纳于一句话，“她是个天才嘛。”

　　在此之前所有的嘲弄和指责，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就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

　　这让我在本质上体验了”历史属于赢家“这句话。

　　就像是一个一直以来照着哈哈镜的美女，突然发现自己是美女一样。问题是她没有亲自照那枚普通的镜子，二是她不知道普通的镜子里的她是怎么样的。她只是在一定数值上的达到了美女的标准。

　　这个不是说她本身长的如何或者是感觉什么的，她不过在数值上贴近或者符合黄金比例而已。简单来讲，就是眼睛到嘴巴长度比例占脸长的33%、双眼距离则占脸宽的42%。

　　我不相信你能在这些数值上想象一个美女出来。这种仅仅使用数字，而忽略其他因素的鉴定是无法真正准确的表述出美这个概念。就像是盲人摸象一样，用一个部分推测出所有的部分。

　　智力测试就是如此简单而由粗暴的模拟出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智力测试不是因为它以一种全方位的眼光得出你达到优越的人的标准，它不过是用了无数数据中的一节，然后加以无限放到了能说服你的地步。

　　就像一枚扭曲的哈哈镜，把一个只有肩膀宽阔的瘦子放大成一个健美硕壮的汉子。

　　事实上不是你是天才，是你在镜子上是一个天才。

　　《智商测试》读后感(五)：一段历史

　　智商测试历来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个专业性很强且神秘的事物。但智商测试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追溯智商测试的历史，创始人是一位英国绅士——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高尔顿在维多利亚时代可谓是一名远近闻名的万事通，对于数学和测量有着特殊的癖好。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有可能，就计算。”高尔顿的世界观在他读完《物种起源》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曾经一个将个人身体的一切进行数据化的人变为一个遗传论者。之后他写的《天赋遗传》（hereditary genius）用统计的方法证明人的能力可以通过血脉遗传。他还独创了“优生学”一词。

　　高尔顿有一名狂热追捧者，美国人詹姆斯 卡特尔（James cattell）。他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将高尔顿的人体测量学带入美国，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成套的测试方法。

　　艾尔弗雷德 宾尼特本来是法律界的一名青年才俊，22岁时巨大的压力使他转向心理学。19世纪80年代末期，他着手观察两个女儿的不同，并利用心理学知识测试两个孩子的能力。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儿童心理学以及智力测试。19世纪90年代期间，宾尼特煞费苦心设计了一套两个小时的智力测试题，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若干年以后，法国政府着手推行全民教育法，要求全体适龄儿童至少接受数年的教育。为了将其中智力有缺失的儿童筛选出来，宾尼特和同行西奥多 西蒙（theodore Simon）共同发表当代第一套智力测试题。

　　1905年的这套试题最初在法国实行开来，数年后，当时的美国面对巨大的移民潮，众多学也因为新移民色彩陈杂而不堪重负。美国人亨利 赫伯特 戈达德（henry Herbert gaddard）发现这套试题，并促使其名扬四海。1914年，当时美国的103个城市中，已有83个城市在使用这一手段对学生进行测定。戈达德对于美国中小学生的影响至今仍有遗存。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同年七位心理学家在沃尔顿酒店召开会议，之后促使心理学家在内的内外科及精神病医生成为美国野战医疗队的一部分，美国新兵的入伍测试引入了这一概念，部队的大规模使用使其进一步实现范围扩大，美国在之后的新移民、社会边缘人员、犯罪人群中大规模地进行采用。并最终对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智商测试题目的设置并不全然科学，测试对于处于不同社会环境、家庭背景、教育背景的个体测试存在局限性。如果一个被测试者不是以测试语言为母语，或者对于其中出现的部分词汇并不了解，那么测试的成绩就会大打折扣。

　　纵观智商测试的历史，也粘染着斑斑血迹。美国的绝育历史、德国纳粹的大屠杀、英国扭曲的课程设置背后，都有着智商测试的推波助澜。直至今日，美国的大学入学考试仍然充斥着最初智商测试的影子，常青藤大学以其作为参照仍令无数学生为其疯狂，而其科学性及其有效性仍需要推敲。

　　而对于我们来说，现在的教育走到了哪个阶段？对于智商、神童的推崇究竟有什么意义及根据，这一切还需要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