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枣集读后感10篇
《祸枣集》是一本由缪哲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5.00元，页数：19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祸枣集》读后感(一)：读缪哲，坠入文字的诱惑 (新京报：张弘)
缪哲的新书取名为《祸枣集》(山西人民出版社)，我素来愚笨，起初不明其意。在《中国成语大辞典》《辞源》《辞海》中，均未查到此语。百度之后，这才知道有一典故“灾梨祸枣”，出自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六。从前印书用梨木或枣木刻板，“灾梨祸枣”就是形容滥刻无用不好的书。缪哲以《祸枣集》为书名，显然是自谦之意。在我看来，谦虚非一般人可为。比如，钱锺书先生早年气盛，故其晚年谦虚受到一些人的称赞。如果位卑，既无钱先生的学识气度，也无钱先生的学术威望和知名度，偶遇别人称赞，过分自谦反倒更让人轻视且影响自我认同。因此，“自欺”或许更佳。缪哲显然是“钱锺书式”的谦虚——显然，他眼光更高，心有更高标准。
缪哲在《祸枣集》的“自序”中称，“二十年煮字，仅得这薄薄一册，深觉愧赧。”《祸枣集》十几万字，缪哲前后“煮”了20年，水分已经极少，所录都是精华，以“营养高，口味好”来称之实不为过。此前，书中部分文字曾刊行于《南方周末》，颇受读者青睐。较之众多的垃圾文字，缪哲的《祸枣集》显然鹤立鸡群。凡细品缪哲文字的读者，很快就能高下立判。
缪哲的文字有着极其密集的信息量，在很短的一篇文字里，经常充斥着古今中外、各种人文社科领域的不同知识，不难想见，作者在动笔之前已经有着极其惊人的阅读量。对读者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宽阔视野，难以尽得其妙。然而，一旦读者对于缪哲笔下的人和事有一定了解，又不免为缪哲的文字拍案叫绝。文中有“学”，乃缪哲文章一大特色。
其次，缪哲的文字有“识”。《祸枣集》中的文章显示，缪哲的专业是艺术史，他外语极佳，曾翻译过柏克的《美洲三书》等数部著作，对于英诗，缪哲也颇为熟悉。至于中国的古代文学、唐诗宋词等等，缪哲似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穿越于中外文化之间，纵横于古今学问之门，缪哲并没有迷失不知归处，而是从中练就了一双孙悟空般穿透力极强，能够看透“色相”的火眼金睛。比如，他在《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一文中，回忆自己当年在北大痴迷金庸小说的情形，但是他对于金庸又有着情形的认识：“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头讲章的台面。彼游戏写之，我游戏待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待之过其所当待，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燕行’于鲁迅，那就忘了‘必以正名’的古训了。”
在这篇文章里，缪哲还回忆了自己与海子交换过诗作的情形，但他的评价却理性而客观，“较之我们其他写诗的人，海子的诗更多感性，没有学究气和智性的枯燥，这也是我当时叹为不及的。但总的来看，那时我们都是少年，都还在学诗的阶段，作品亦为习作的性质。《面朝大海》也是如此，比如它的后半截，就大有‘力竭’之嫌。成熟的诗不可如此。”较之一帮文艺青年对海子过多的膜拜和评论者的拔高，我更认同缪哲的判断。
再次，缪哲的文字有“趣”。读书多，见识高者有之，但如缪哲有趣者，则并不多见，以《孔子与丧家狗》为例，缪哲对有人威胁火烧李零的房子颇感不平，他如是写道：“不几年后的今天，媒体和网络上，就突然涌现了一批尊孔奉圣的人。似等不及纸上的蓝图，变为地上的成厦，‘素王’的《春秋》，化作‘实王’的政典，他们就越‘王官’俎，代‘王官’疱，擅把自己的圣人，立为整个民族的圣人；对不附其圣者，汹汹以相向，责以‘辱圣’，胁以‘焚宅’。未知这些自称尊孔的人，可曾读过《中庸》里‘愚者好自用，贱者好自专。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的古训。”类似段落，在《祸枣集》中比比皆是，正因如此，本书“笑点”颇多。
有学、有识还有趣，缪哲的“煮”字的功夫，恐怕得让学界和文坛衮衮诸公自叹不如。《祸枣集》显然并未“灾梨祸枣”，只是缪哲对文字有敬畏之心，轻易不动笔，故作品数量有限，让人读完此书后意犹未尽，不免又叹其疏懒。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士人的文化精神，现代知识分子的神韵气质，在缪哲身上皆有体现。这样的作者，实在不多！
《祸枣集》读后感(二)：读缪哲的一本小书
（2011年的报纸旧稿）
老尚几次来电举荐《祸枣集》。《祸枣集》是缪哲的一本小书，作者自述：“二十年煮字，仅得这薄薄一册，深觉愧赧”。书名“祸枣”出自成语“祸枣灾梨”，喻滥刻无用之书，亦极为自谦。
文章每篇不过千把字，好比男人的寸头，女人的短裙，短到极处，又无一不是妙文。约略地比喻，好像回到了林语堂办《人间世》的年代。读来如食橄榄，肉厚汁多，滋味循序渐进。又好比《红楼梦》里的冷香丸，非学贯中西，通今博古者不能也。
哪里来的荷塘月色
“文章”二字，今人偏重小说，最好写得如砖头厚才可惊世，还是上下两册。短小的千字文章更被短小视之，所谓“报屁股”云。缪先生常年端坐“报屁股”，练就文风恰如少林扫地僧。
譬如学文的他忽然写起当代经济学家，直喻“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马寅初的文字，虎虎有生气，厉以宁的文字，也清通可读；至于新的一代经济学者，则文字如丛生的乱莽：你只看见莽尖上的主语，至于顺哪根藤下去，才摸得着谓语或宾语，你永远搞不清楚。”
又如他写1990年代后的世局，“尚功利，务实际，事事要急便；不是卫鞅、李斯者流，不能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在此社会风气转移变迁之际，扔不下旧理想的人，就惘惘然不知所趋，成了孔子一样的‘丧家狗’”。
缪哲最早给《读库》补白的一篇妙文，叫做《荷塘月色》，也收在这本集子里。说的是某馆子菜谱里竟有“荷塘月色”一道菜：
……什么东西呢？一坛子带汤的莲藕。
我心里一恼，就叫了服务生来。
“这玩意，”我用勺敲一敲坛子，“我就当是荷塘了。可你妈的月光在哪儿？”
那上面有一只新月形的吊灯。
金大侠不可雁行于鲁迅
闻缪先生客居杭城已有时日，正在浙大供职，便想：且去访一访他吧。乍一见面，却不是以文揣之的邋遢老夫子，穿着相当有范儿一现代名士。回想起来，却依稀有陈丹青的影子。想来陈缪二人略有通假处，都属面相冷峭，待人却柔和。
原来学校筹建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缪先生是与美国普林斯顿大方面沟通的关键人士。这一说，必定以为缪先生是留过洋的，不料他却是“土鳖”，盖普大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与缪先生属忘年交，看缪先生一有学问，二能做事，三明理通达，必十分适合。
缪先生先读文学，后攻美术。以我的学养，和缪先生聊天，一定要备一本字典。他吃饭的家伙是艺术史，正在读的书一本是日本考古学家林巳奈夫的《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另一本是英国院士、美术史论教授Michael Podro的《The Critical Historians of Art》（《批判的艺术史家》）。
不过，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的《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一文。众所周知，这些年中学语文课本的动静很大，一忽儿拔鲁迅，一忽儿登金庸。缪先生是金大侠的粉丝，读书时还曾拿一套祖传的《水经注》换了租武侠书的费用，但“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头讲章的台面。彼游戏以写之，我游戏以代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雁行’于鲁迅，那就忘了‘必也正名’的古训了。金大侠嘴上不灭你，但私底下，吾必见其掩口胡卢，有‘对傻子不可说戏话’之叹”。
我和海子不能算朋友
《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也谈到，课本以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代替了《孔雀东南飞》。读大学时，缪哲与海子有过数面之缘，也交换过诗作。
“较之我们其他写诗的人，海子的诗更多感性，没有学究气和智性的枯燥。但总的看来，那时我们都是少年，都还在学诗的阶段，作品亦为习作的性质。《面朝大海》也如此，比如它的后半截，就大有‘力竭’之嫌。成熟的诗不可如此。”
“今天我们谈起海子，都难免有自恋的气味。他的自杀，也仿佛是为我们殉道，那代人的青春，则因他的自杀而‘成圣’了。但课本是给下一代编的，它需要的是判断力，不是滥情的自恋。”
这些是文章里的原话。在我的要求下，缪先生又回忆了一下二十年前的北大往事：
“你看不出他（海子）会自杀，他很腼腆，说话会脸红，看不出有英雄的魄力。那时中文系都是混子，法律系则被戏称为‘排泄池’（海子是法律系的）。中文系、英文系的都写诗，也势利眼。那时流行很玄的诗，比如艾略特，海子即使写诗也不合群。大家聚在一起，他就两个动作：听别人说话，然后笑。一次北大诗朗诵，海子念了《亚洲铜》和《面朝大海》。我们还起哄：面朝大海，前面就是沙滩，不开花呀。”
“但西川很欣赏他，他是英语系的，眼界宽，能用英文直接看庞德的诗。所以他能看出海子的好。我和海子不能算朋友，他话太少，我话太多。他和西川是朋友，西川和我也是朋友。西川是嘻嘻哈哈的一个人，满头长发，比较细腻，这是他和海子的共通点。”
“中文系是一个不好的系，有一个名士传统，做事不利落，现在想起来毁了不少聪明人。”最后，缪哲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评语。
有知识者应为劳苦者代言
集子中有一篇《不为困穷宁有此？》，让人掩卷久不能忘。文章由夜读《干校六记》而来。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下放农村，多年后知识分子的怨气大爆发，杨绛先生亦不能免，“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垄一夜之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
杨先生还写了当地一个小姑娘，时来干校的地里拣菜帮子，回家熬了吃，说“可好吃哩”。杨先生说她“不知‘可好吃哩’的面糊是何滋味”，缪哲说，“这我倒能讲得上来”。
他在书里写道：“不同地位的人，彼此间就是这样隔膜，连口味都没有同嗜。想柳亚子想以颐和园为终老之地，不得所愿，就牢骚太盛，赌气要还乡。而当时的乡下，一碗加粗盐的菜粥，已非‘物力稍雄’的家庭莫办！”
缪哲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种传统的精英意识，平等观较少，好多事情认定自己该得的，所谓特权的正当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就像我们嘲笑小布什没文化，美国人就很不理解，当总统和有文化有什么关系。
落难四川的杜甫曾写过一首诗，起因是一个贫苦老妇人常去他的远房外甥“吴郎”家打枣，吴郎就把院子圈了篱笆。杜甫诗中有这样两句：“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人最容易丧失的是同情心。因此，缪哲写道：“有知识者与无知识者的区别，是前者受了苦会抱怨，会诉苦，后者却讷讷不能言。故有知识的人，道义上有为后者代言的义务。”
杜甫就是一个正面例子。
【一问一答】
您对读书很有自己的见地，比如“少不读唐诗”、“读书十年再来开笔”，还有哪些有益的读书方法可以介绍？
我的学历算是完整的，但受的教育并不完整。因从我读大学开始，多数老师就不太专心于教书。我们的许多知识，往往靠自学得来。所以读书基本没什么方法，都是瞎摸索。
我本人的体会是，读书要顺着作者的思路去想（当然指经典）。在顺着想中，努力扩大作者所展现的思路或感受，或借作者引出的头绪，去开辟新的思路或感受。
不必捧起书就想批判人家，或斥之为无趣。我年轻时好逞能，常有这种毛病。现在懂了些事，就觉得维持与伟大传统的关联，比自己私智穿凿要好些。
就《祸枣集》而言，书中文字在当今称得上“独步”，不知您对当代的汉语状况有何评价？特别是每年层出不穷的网络语汇。
每个人文字都是“独步”的，但“独步”的未必都好，比如我的。至于现在的汉语，我觉得一方面有较原先好的地方，比如与个人经验、感受的关系更直接、更密切，前20年的文字，则经常是“词生词”，而非“心生词”。这个趋势，应该与网络写作的兴起有关。
另一方面，似也有不如的地方，比如过分注意表达的内容，不太锤炼表达的形式。我最不习惯的，是汉语渐渐失去了节奏与乐感。
至于网络词汇，我上网少，知道的也少。但我觉得网络语和书面语应有适当的隔离；因为前者一日三变，如果书面语也随之而变，我们很快就看不懂前一代人的所思与所想了。中国的文明所以这样稳定，能延续数千年，与我们书面语的变化慢是有关的。书面语变得太快，会让我们难以保存人类的经验，难以维持一种传统。
对现在的汉语写作者，你有哪些关注？比如韩寒。
我这些年读书很窄，基本都是混饭吃的专业书。闲书除了老的，就是偶尔读一点朋友写的东西，比如刀尔登的。老刀能做个伟大的文体家，可惜他心理素质不够，太自疑，弄得心理很紧张。他的文章我最喜欢的，是《玻璃屋顶》里的，那时候他匿名在网上闲扯，心理很放松。韩寒的文章我只看过朋友转来的两三篇，都很清通。尤其一篇写上海公路收费的，举重若轻。
缪哲：1965年生，1986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谋食于河北电台、河北省社科院、杂文报等单位。现学习中国美术史。译有《瓮葬》、《钓客清话》、《塞耳彭自然史》、《美洲三书》等。
《祸枣集》读后感(三)：醍醐与三聚氰胺
南方都市报 2011-05-15
作者:刘皓明
刘皓明
□学者，美国凡萨学院
缪哲先生是我北大读书时的老同学，我中学时从天津迁居石家庄，故同学之外，更兼有同乡之谊。如今他《祸枣集》出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不待我的吹嘘。然而浏览一过，感觉真所谓：“触目非论故，新文尚起予，”盖书中所记之事，多有我与作者曾共历者，书中所发之论，多有与我相讨论者。因此我不避相互标榜之嫌，就此说几句。
缪哲的文字功底早有口碑。《祸枣集》中讲童谣童戏的几篇，无论旨趣还是文字，让人恍如在读周作人。但是倘若考虑到缪哲与知堂之间中国语言和教育的巨变，我们就不免惊悚于缪哲文笔的老辣纯青，更叹服其能在汉语的普遍混乱和退化状态中不受玷染的道行。
这种不受玷污是何等不易！就拿我每次回国所观央视电视节目为例吧。像野生动物记录片等翻译过来的节目，每每充斥语法和词汇等语言错误，把“测量温度”说成(其实是翻译成)“衡量温度”，如此等等，数不胜数。如果这样的商业电视节目不免粗制滥造，那么严肃的文学和学术该不必如此吧：非也。记得当年小说《白鹿原》获奖，我便拿来一读。故事不错，但是语言则为标准的新华体，同故事中清末民初的历史年代完全龃龉，读来如幼时所饮咳嗽糖浆，咳嗽未必见瘳，却满口恶甜，还不知不觉中让血糖暴增；小说家语文不精，那么作为语言之最高艺术的诗歌该好些吧？更不行。比如缪哲书中批评的“世界诗学”的诗人，就不知道“悼亡”一词是悼念亡妻的专指，曾鲁莽地用这个词作标题，讲一个公共事件。可见我们的“桂冠诗人”，既没有读过潘安，也没有读过元稹、李商隐。至于论说文之废话连篇，我有个美国的朋友曾受嘱翻译几篇中国的论文，向我发牢骚说：我中文还可以，怎么这文章里的话怎么也翻译不通呢？
可惜他不知道，用这些不通或者恶趣的语言写成的文章，很多已经被选入小学直至大学的课本，被树为经典，就像三鹿奶粉或日本的核辐射，让你不想受玷染都不行。所以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文笔却能有“远害朝看麋鹿游”之姿，委实是个奇事；而且倘若我们知道那些在“文部”编纂这类中小学教材的人，很多竟是缪哲的师兄弟，就更不免要唏嘘。
写文章无非是为了达意传情，达意在乎用词准确条理清楚，传情却也须藉助达意。即便像柯勒律治(Coleridge)那样靠食阿芙蓉发诗性，倘若没有自幼所习的达意的功夫，我们谁也不会有兴趣理会一个耽毒者的呓语。如今文章写不通的人，食古不化者少，食洋不化者众，盖其孽根远要追溯到胡适之流，近要归咎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缪哲跟我都是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却并不对那个时代有什么留恋。
缪哲在书中提到那时北大熏染了全民皆倒的风气后出现的怪态，连博士们也忙着交易多半只存在于大侃中的螺纹钢。缪哲没有提及的是，当时那位叫什么“九”的博士的同学中仍坚守课业的，不少人其实也在倒买倒卖，只不过所倒的不是螺纹钢，而是“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学”、“现代派”这类的新名词儿和跟这些名词儿联系在一起的外国人名。那个年月，北京乃至北大的倒爷不管倒什么，99%根本没有货，都是王朔所谓“空手套白狼”的路子：张三听人说有螺纹钢，就问李四要不要，李四就找王五信誓旦旦地说可以发你一车皮。倒新名词儿的，也是一样。海德格尔、弗洛伊德、乔伊斯等人名满天飞，可99%的人根本就没看过原著。不仅如此，你要是真地研读了德里达、福柯的原著，你会发现他们根本就不容你置喙。真应了如今流行的网络语：你认真你就输了。这种风气流毒至今，仍然在贻害后学。
中文写不通、概念搞不懂、不会逻辑推理的这批人不少后来移师美国，早登了学界的要路津。看他们的英文写作比饮咳嗽糖浆还要难受，因为其中连甜味都没有了，只剩恶味。要求他们的英文写作有风格，是想也不要想的；但就连达意也做不到。他们大多玩的是英文所谓name-dropping，就是北京话里所谓提人(再加提大名词儿)唬人：我跟你们局长瓷器，我祖上曾在总理衙门行走等等。翻开这类书的索引，从A的阿多诺开始，到H里面的黑格尔、海德格尔，最后到W的维特根斯坦，Z的齐泽克，俨然就是一份欧洲哲人名单。但你若按图索骥去看看书里面对这些人做了怎样的讨论？根本没有。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的螺纹钢式的空手道，移植到美国来了。不过没有研读过欧洲哲学的美国人(绝大多数搞所谓汉学的美国人尤其没有读过)碰到这样的侃大山，一下就慌了，以为碰到高人了。于是这类螺纹钢就能顺利地由哈佛、杜克等出版社包销。
记得过去在耶鲁时，看到图书馆里这样一本“螺纹钢”式的书，上来就引尼采。不知哪个读者就在上面写了眉批：“T N N D，这不就是从萨义德那儿摘来的吗？”在书上涂鸦的多半是个研究生。我看到时非但没有嫌其破坏公物，反而心生鲁迅式的希望：还没有倒卖过螺纹钢的学生，或许还有？救救学生……
德里达逝世时，我写了《服食德里达》一文，被某杂志拒载，似乎是为了给自称在德里达书斋行走过的某人写的追思让地儿。其实我那篇文章就是想说，你别看人家德里达玩解构，人家是有小学根底的。美国人照猫画虎尚且不成反类犬，靠倒螺纹钢发家中国学者自己的语文和英文都不通，又岂能邯郸学步？
缪哲自幼读古书，后来又涉猎了英国17、18世纪的诗文，能融会贯通。既不拘泥于旧思想旧风格，又不食洋不化，故能在知堂那一代文人久已其萎之后，克继绝世而有所标新立异。究其原因，除个人天分外，实得益于自幼勤奋读书识字。后进学子，自然不必尽学缪哲的文风，但却一定要言之有物，辞能达意。如何做到这一点呢？那就要多饮醍醐，万不要误食三聚氰胺奶。而80年代乃至以前过来的前辈，则万勿再因自利或自恋生产和推销有毒奶品，制造大头娃娃了。
《祸枣集》读后感(四)：读《祸枣集》
1
这本书所收多是报纸文章，有些是豆腐干，大多是随笔一类，谈往、谈书、谈事，时有些周作人的味道，举一段来看，
“作为小说，这书的好坏，我不大分辨得出来。然其用心之远长，口吻之谆谆，则颇见老成之苦心。不仅日本人该领会，我们也该听一听。”（读《两百年的孩子》）
时而心血来潮说混话，又有些钱钟书的感觉，也举一段，
“现代人生活的内容，既大异于古代，感受的方式也有别于古代，写旧体诗又要写得真切，则格以古代的标准，就难免‘打油’了。比如古代有贬谪，无‘改造’；有名士锻铁（如嵇康），无诗人拾粪；有贪污，无官倒；有迫害，无洗脑子；有商人傍官，无官傍商人；有娼妓弄文，无文人为娼......这一类现代才有的事，要怎么写才风雅，才合‘诗道’，才不‘打油’呢？”（读《邵燕祥诗抄》）
文字是有来历的，文章也有份量，有思想，简言之就是“好看”。作者给别人的书作序，有几句正用得上，
“只在于让人知道：有这样的人，想过这样的事，有过这样的经验。这些知识、想法、体验，都是我们曾有而不清晰的，或没有却想的。总之不谈奇，不言怪，不涉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人情的通脱。”（《三尺书架》丛书总序）
有这样的认识，以学者的素养出之，无怪乎是好文章了。
2
本科时大家热衷于比GPA（绩点），满分4.3，每出分后，都有“爆四”者招摇于人前，和他吃饭走路，总要“不经意”地提到此事，我和手喵喵以装逼目之，深所不屑。某学期，陕西王砚晨五科全部A+，总成绩4.3，手喵喵大快，曰：比成绩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了呀，谁要比成绩，就和王砚晨去比！
上边提到了周作人、钱钟书，就是要表示“比读书多这件事情也没有意义了呀”。因此谈书并无不可，作者有些掉书袋之举，我乍看来难免不舒服。文字之好，本不必掉书袋，像下边这段布局奇妙就可做教材，若放到左传家的手下，想来大可获得“读者如乘马游观，山色远景，次第奔来眼底”的佳评，
“近来庄里的新事之一，是咖啡馆的出现。以我一个对润喉物的讲究只有‘开’和‘不开’的人，原只配喝喝白开水，不该去这种雅地方。咖啡总是苦，茶总是涩——这是我去咖啡馆唯一的心得。虽也偶用行家的话，赞一回‘香’与‘清’，但目的只为让请客的人不觉得钱花得冤枉。”（《咖啡馆》）
至于掉书袋，倒容易乏味，也举个例，
“中午与小女对案而食，她说以她的头发，明年已足有资格进某名校的初中了。......若果如此，她的头发，虽未必如参孙的，能赐她以无穷之伟力，但或也确有不凡的地方。”（《短发》）
如果读者不知道“参孙”是何许人，只好像一时没听懂外国人说笑话那样，根据别人都在笑而附和一笑，效果打折。钱钟书虽然掉书袋更密，其实你会发现他都有背景介绍，使人人能懂。几年前简书有一用户，名其文集曰“费电集”——文章不足看，打字徒费电也。我评论说“这跟‘祸枣’异曲同工，更少了些做作”。作者的“做作”不难找，比如《志愧谈》开头，
“岁末去南京，日日游嬉。夜深到阳台上远眺，则见河海大学宿舍里，总有书灯如豆。因口占一打油诗说：排云楼上寄闲身，日日懵腾买醉吟。寒鸟声里凭栏眺，夜深犹有苦读人。”
这首诗并不算“打油”，作者显得过分谦虚了。能用“祸枣”这么文雅的讲法，还表示自己的文章不足看，难免让人觉得做作。无如这种做作，作者自己都承认，《自序》说，
“人间的事，我偶有感兴，但胆小，逡巡避席。有时又觉得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是谓失言。故二十年来，写的全是淡话。”
临帖欲摄其精神，文字欲体其性情，这“逡巡”二字准确生动地道着作者的文字性情。更看《官腔》最后的神论，
“但即使在以‘官腔’为正的清代，闽广两地的乡音，也未必全无好处。......义和团进京后，有数位大臣在慈禧前反对义和团，有四人遭杀。其中的张亨嘉却独活下来，原因是‘亨嘉语杂闽音’，慈禧没听懂。国人的处世之道，是‘多叩头，少说话’。这也很难，人有嘴，难免要说，倘若像张亨嘉那样，有一口别人听不懂的‘鸟语’，则多说又何妨呢？适见体国之忠而已。”
《宋代书画中的政治隐情》也说，
“故党争中的士子，便一方是颂升平，贡谄媚，唯恐话说得不明白；一方虽惧于文网，却不甘息喙，于是抗议或抱怨的话，便写得如密电码，非深通古典、晓谙今事之人，莫能读懂。”
这些未尝不是作者的写照，而以后者为更接近。钱钟书争强好胜，口给便利，是“表演型人格”；周作人虽淡，“浙东人”的气味自动会浮上来调剂；作者却自顾自地写去，只给自己看，不求他人懂，而懂的人自然懂。由此去看作者的“淡话”，才能得其深味。作者所写的似乎都是不得志的人，简直出奇地一致，有怀旧的味道，有借人言己的味道，两者时而打成一片，《题松霖山水轴》的诗说，
“自期水击三千里，潦倒江湖二十年。文阵自怜吾老矣，此身合以画师传。”
明明是替“画师”发言，“自怜”得却那么逼真。这类的牢骚书里俯拾皆是，发来发去又只是学术圈和文坛里的破事，大约这是作者“淡话”之谓吧。然而不止是牢骚，《记老Tra》说了一件事，
“唯1997年GEB出版后（商务印书馆，《集异璧之大成》），却见扉页译者的署名，竟作‘郭维得’三字。我初以为这个署名，是严勇、皓明、David......三人的笔名......但一问严勇、皓明两人，才知道这竟是一真人的名字。至于两人的‘鹊巢’，何以被‘鸠居’，则似乎也是游戏，——唯是学术界的游戏，较文字的游戏为可恶耳。”
这本集异璧在文青圈里大享盛名，我们想来译者也是天才绝世，却才知道有这么档子事。作者此处用“淡话”一提，算是“平反”，虽则见到的人不会多，是无力地、“逡巡”地平反耳。《志愧谈》最后评《读书无新闻》曰，
“这些‘小人物’，就是作者说得‘老实人’；他们做事讲良心，不曲学阿世，但品德却成了负担。他们藉藉无名，愁米愁柴，乃至于穷死于沟壑。书的作者虽未能拔之于岩穴，出之于困穷，但为之立传，亦颇得‘进处士而退奸佞，黜势力而不羞贫贱’的良史之意。”
这又可以说他自己。接触的人和书淡，则自己也淡，话亦淡，看这本《祸枣集》，非浸入此气氛不能发其趣味。
3
全书这么多“小人物”，我最喜欢写刀尔登的几句，因抄于次，
“记得我那一年高考，刀兄夺了鄙省的魁元；唯这一经历，成了他‘平生最大的不体面事’，人说必掩耳。盖刀兄的性格，是羞与人争——而高考无非争竞而已。这个性格，亦使他在今天的瓦釜之鸣里，自毁黄钟，不思所作。即使有思，也悬鹄太高；往往刚一开头，就拿心里的尺子——我每告诫他‘那可是量莎士比亚或王国维的尺子呀，哥们儿’——量自己，而每量必气馁。故他的‘有作’，就‘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了。”（序《中国好人》）
莎士比亚或王国维已经像我那4.3的陕西同学一样，让那些瓦釜之鸣“没意义了呀”。然而谁又自愿不要脸呢？《钓客清话》再版序说，
“然译俸至微，不克自养，遂作学问，谋骗国家之一饭。”
可能作者代表的才是大多人的无奈吧。
《祸枣集》读后感(五)：冷眼看热世
《祸枣集》薄薄一小册，却是作者缪哲二十年来所写的文章了。作者自称，这些文章，还多是应报刊编辑之命写成的，“七杂八芜”，然而我们读时，却并没有“七杂八芜”的感觉，不但篇篇可圈可点，总合起来看总也自成一体。这本小书，我翻来覆去读了许多遍，深感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好书，其最大的特点，是明晰。
在文字普遍如粗头乱服的今日，缪哲的文字之美，早见于他的译笔，《美洲三书》、《塞耳彭自然史》、《瓮葬》和《钓客清话》文字之雅驯，之流畅，早有定评。《祸枣集》中的文章，自然也承继了这种美。盖作者有对文字（也就是语言）有着深刻的体会。小学教师教学生作文，都会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似乎简单到无须多讲。然而缪哲认为，其实不然。首先，“怎么想”就不易，“想”靠语言，语言并不像人常说的，是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不会“怎么说”，就不会“怎么想”。作者在序刀尔登的《中国好人》则更说进一步说明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他写道：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道。《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然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大概正因为此，作者所列举的当下中国汉语的现状，就不能不是有感而发了：“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是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在《经济文字》也有此观察：“单就文字而言，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马寅初的文字，虎虎有生气，厉以宁的文字，也清通可读；至于新的一代经济学者，则文字如丛生的乱莽：你只看见莽尖上的主语，至于顺哪根藤下去，才摸得着谓语或宾语，你永远搞不清楚。”
于是全书的文章，大部分的主题奔直奔这语言的腐败或这背后的世风的腐败而去。作为学界中人，作者针贬的文笔更多针对的是文化界的种种腐败。《北岛的“世界诗学”》、《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和《不为困穷宁有此？》诸篇，发掘时下的文坛名流“语言”背后的心曲，其独特观点可谓见人所未见。《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就中文语本课本黜鲁迅而登金庸现象，他的看法切中肯綮：“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台讲章的台面。彼游戏以写之，我游戏以待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待之过其所当待，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雁行’于鲁导，那就忘了‘必也正名’的古训了。”《国学的学与术》，对“国学”这个大名头的痛批，稳、准、狠，则显出缪哲“老吏断狱”的一面。
“民国范儿”现在成了流行词语，缪哲对何兆武的《上学记》的评论，适可作为对此的反应。针对许多人读罢此书歆羡于民国时期军阀治下的所谓教育自由，缪哲却看出，其时教育、知识界中人，固然有放言高论的自由，乃于以此来博大名，然而，无知识的小民，却辗转呻吟于战乱之中，他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小民不幸学术幸”：当政权衰弱管不了事时，有力者放肆，无力者憔悴。而教育、学术的自由，只不过是放肆的余事。等政权强了，事事管得住，小民可得喘息，学术的自由却又没了。缪哲教我们读《上学记》时，不可徒见那时的自由，不见其放肆；只知有人守身持正于意识形态之外，不知有人以浮议扰愚民，只向往学者的幸福，不哀悯小民的苦难。这末一句，恰也是《不为困穷宁有此》的一文的主旨。
作者更进一步论道，人们津津于民国的自由，但现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身自束：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娼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关系，是我们心存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证之以当今的文化明星的种种表现，不亦鞭辟入里：所谓含泪、做鬼也幸福，文人之以文淫，不正如妓女的以色媚乎？开口闭口“民国范儿”，不见历史的复杂与对人的哀悯，徒见“浮薄”而已。
《祸枣集》对中国当下的种种文化乱象痛下针贬，体现出作为一介文人的缪哲的“疾虚妄”的本色。“疾虚妄”的另一面自然就是“爱真实”。抛敝去种种文化泡沫，庶几就能得到几分“真实”。《常情》开出的正可以说是这样一帖药：“儒家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对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却应以常人为度。……人间之有权利，是因人有常情；承认‘权利’，就得承认常情之正当。拿过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脑袋糊涂，就是心怀鬼胎。”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主事参与《三尺书架》丛书，在总序中曰：不谈奇、不言怪，不涉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人情的通脱。
这几句话，其实完全移以概括《祸枣集》这本书的特色。“祸枣”云云，虽是作者的自谦之辞，然而，全书的内容却提供了颇具分量的“令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的想法”，这在当下林林总总的书籍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一见的。薄薄一小册《祸枣集》，胜过世间多少煌煌巨著。
《祸枣集》读后感(六)：逡巡避席，写的都是些淡话
缪哲的小品或许是不该一口气看完的。各种典故文字，都适合穿插在生活中偶尔增添情趣，一口吞下未免可惜。只是我读完却老是叹气，缪哲的本意，也许并不如此。
祸枣之名，虽说是自谦，读完却真有“世风如此，这书就当真是灾梨祸枣了”的感觉。“失言”的开头三篇，淡而无味，不知是不是有意；直到评论北岛特别是《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开始，趣味渐生，牢骚也见新意。最爱的一篇是《法官的文学批评》。美国是清教徒建立起来的国家，其保守程度其实不亚于英德，每有越礼悖伦之举，必是举国惶然，鸡飞狗跳。然未见其文化失趣，盖因美国上下尊法，又有沃尔西这样肯真下功夫肯按照法理用心钻研的法官。如果都如某国，一群外行拿着不带刻度的政治标杆挥来舞去，所谓文学，不完蛋才怪。
“感兴”篇我喜欢，因为它通晓掌故，横贯中西，及今溯往，表面看起来是闲得蛋疼的八卦，其实隐隐的牢骚也不少。再到“忆往”，就有些怅意了。
读到“忆往”篇，才蓦然领会作者在自序里的那些话。作为把青春永远留在的八十年代的那辈人，所谓的失望与胆小，非亲身经历不能体会。看着那些欲言又止的历史，就好像眼前明明摆着一大盘金灿灿油汪汪的烧鹅，却硬塞你一碗没半点咸菜的白粥——逡巡避席，写的都是些淡话。果然！
本以为“说书”会是最好看的篇章，读完却大窘：论中文的部分背景浅薄不能尽晓，论西文的部分又总觉隔靴搔痒不够深入。关于译者的那些牢骚，实在是同病相怜心有戚戚，但是这些牢骚，平时总顾着读书人的面子不好意思说，现在看到别人说出来，虽然心中大呼“然也”，还是觉得斯文人说出来，面子上挂不住。印象深刻的倒是《好书无秘密》里那句，好书就是那些“谁都希望自己读了、又谁都不想读的书”，想起自己大学读完《神曲》之后，再无勇气去读《失乐园》了——《神曲》读译本还好说是不懂意大利文，真要去啃英文版Paradise Lost是要死人的……至于“谈艺”篇，对书画毫无概念的人看起来无异于对牛弹琴了。
缪哲是Elen很推崇的译者。读完觉得俩人很像。博学，有才，爱拽文，通典故，有牢骚，脾气倔，明明是心肠极好的人却又自觉不见容于混沌世事。另一个糟糕的感受就是——缪哲写文章思想是极好的，但是语言我完全无法评价，是好还是坏我中文底子实在太浅薄以至于彻底没有概念。那种风格旁人学不来，学来了也未必能讨巧。译书多了，说话文白夹杂附带欧式语法都是难免的，至于好还是不好我是真没法说的。写完发现今天是鲁迅诞辰130周年，想起《祸枣集》中谈及语文课本和鲁迅，我并不是要说鲁迅有多高明，只是少年记忆尚好的时候，能多记诵些鲁迅的文章，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祸枣集》读后感(七)：书成至此，乃枣梨之幸也！
读《祸枣集》，时时拍案叫好。又是一本不忍心快些读完的书！珍贵。有着老派文人的风范和眼光，小小的文章，有趣味也有智慧，多么难得！大赞！
一样在雷鸣时代生活过的人，有人选择的是愤然，有人选择的是默然，更有人选择深思后作负责之言。不矫情、不渲染、不误导、不媚俗，真可谓少见了。
“但我想咱们缺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身自束：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娼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大害，是我们内心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真令我击掌称好。望而今多少人以寻求自由为幌子，“以浮议扰愚民”，求的无非还是自己的利，在思想和道德层面上都不约束自己，只妄谈“自由”二字，连自由的真正意义都体察不到，却还纷纷扰扰挟一己之私试图扰乱整个时代的进程，岂非可笑，岂非可恶。站在低处，能看到苦难的细部，却忘了须站高些，才能看到历史的面貌和真正的自由。
非常喜欢也非常受益。作者用了个及其自谦的书名，在我看来，今天的年代能有这样积淀而自然形成的小书，而不是追名逐利之泛泛之作，多么难得，岂止不是灾梨祸枣，简直是梨枣之幸！
《祸枣集》读后感(八)：“他只是不曲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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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不曲腰而已”
作者：吴冠军
载于《南方都市报》2011年6月5日
友人章乐天先生阅书无数，每言及卷籍，必先以“语言”粗精评之，词句滥污者必先剔除于书桌之外。我的读书“面”远较章君偏狭，书架之上百分之九十五皆理论学术书；而于阅读之时，亦每每只聚精会神于书中所载“义理”之上，文字粗滥艰涩照样吞咽，不计粗精。此刻回想起来，这种阅读习惯亦非最初即有。记得年轻时颇喜读某公论著，爱其走笔潇洒，运句壮阔；然经吾师许纪霖先生再三提醒，此公之弊在于往往“以修辞带动论点”，以语言的华美替代论证的精微。见我似有所疑，师复告我：汝若不信，试将此公之文翻译成英语试试？这一试，果见其字里行间逻辑跳跃比比皆是，应见论据的地方却遭遇一堆排比，必须要提供分析的关口却入目几个精巧比喻……自此之后，文字好坏便渐渐淡出我阅读的“口味”。如此十年，学力月进（此可存疑），文情日衰（当是确事）。纪霖师本人文思俱佳，而我却一味“偏食”，只知有汉（两汉皓首学究之经学）、不论魏晋（建安以下诸子之高情），现在想来，当违吾师训教之初衷。
目下汉语学界著作等身、盛名远播海内外的硕儒名流至少有几十个之多，但文字亦可圈点者不到什一。长年累月身处这个学术界中，被那些黑话涩口、诘词聱牙、虽周诰殷盘亦无此艰的“鸿篇巨著”所包裹着，大多数学人确已渐渐不闻鲍肆之臭、狐洞之腥。偶尔碰上文字好的学友，大家反担心其“文人气”盖过“学人气”，实不利于论文发表、位级晋升也。如今统治汉语学界的学术语言大致如下三雄鼎足：冗肿诘屈的“翻译体”（又称“汪晖体”）、神出鬼没的“微言体”（又称“小枫体”），左右逢源的“大话体”（又称“甘阳体”）；所同者，三种语体都打着高端学术的旗号，而以不通为通。据说这合于中国古典思想的形上精义：文字不通，才是大通。然古之得意忘言者不著一字，翛然往来；今之“得意者”却肆意万言，口沫横飞。莫是去古至远，得意也不真？
近日翻读缪哲先生的《祸枣集》。作者二十余年煮字生涯，仅得如此薄薄一小册，却自谓已多“失言”，若非友人“催迫结集，如追亡逋”，实不会有此小书。我亦欲复添一句：即使结集出版，此书亦会覆没在衮衮书山之中。一百年后可能有人还会记得（乃至埋首研究）汪晖先生的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但《祸枣集》之类的由报屁股文章拼凑起来的小册子，却很可能连“地方志”也不愿收录一笔。这个判断，料是缪先生本人也应不会反对，否则，作者亦不会将集子题为《祸枣集》了（过往印书以梨木或枣木刻板，灾梨祸枣便指滥刻之书）。如果刨去“稻粱谋”与书友“应酬”，他是否会“煮”下这些文字，也是两说——借用作者曾挪自老杜的一句诗句，“不为穷困宁有此？”
还算作者穷困，使这位每刻担心“失言”的读书人，多少有了些笔墨梨枣。一册读完，最想一记的是：缪先生对语言文字的讲究，犹在吾友章乐天之上。在他看来，语言之败坏，正是文明败坏之征象。他反复引《汉书》“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并援西人琼生“世风腐败之处，语言也随之，语言的污烂，是精神生病的标志”、霍尔姆斯“语言腐烂了，臭气还熏染了一国的良心，都铎时代文风的轻浮，至斯图加特朝，就演为弑君与暴乱”等等诸论以证己见。虽然引的是古书西言，但缪哲说的不正是当下、今人？
在书中几篇论及中国学界的文章中，作者终于破题：今天的汉语学术写作在他眼中，“可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今天这代学人，“文字如丛生的乱莽：你只看见莽尖上的主语，至于顺哪根藤下去，才摸得着谓语或宾语，你永远搞不清楚。”缪哲特别以当代经济学人的写作为例，“我们经济学家的文字，读来如道士的画符；故国人的经济观念，就颇为混乱。”不过既然中国的经济学人曾站出来直承他们“不讲道德”，那么"不讲文字"自然更是不在话下的了。可当年文史哲出身的学人们，今天也一个个黑话污烂、如鬼画符、作大师状，殊可照见一个时代之风貌。
之所以如此重视语言，缪哲解释道：“语言并不像人常说的，是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作者自言曾读过索绪尔，但“至于书的内容，则我读完就忘光了”。尽管“忘言”，但显见已经“得意”：他关于语言的这个论述，实是同索氏在西方哲学中所开启的“语言的转向”，血脉上一管相承。尽管唯物主义并没有说错，语言确实仅仅只是一个媒介（“物”本身独立于语言而存在）；但它绝非一个普通的工具性媒介，而是一个构成性媒介（constitutive medium）——没有语言，各种“实体”会继续存在着，但我们却不再有一个“世界”。语言，构成了一整串“符号指向的链条”（signifying chain），不单规定了所有前语言的存在各自“是”什么（如某物是“树”、某刚出生的婴孩是“周星星”），而且在此之上规定了可见与不可见、可知与不可知、可想像与不可想像的一整套坐标：我们的“思想”，就是在这样的符号性坐标中才得以运展；我们的“世界”，也正是通过这一整套坐标而得以构型。故此，语言之状况，实是事关我们的存在性状况！
尽管二十年来“煮字”不多，但缪哲却已有译著多部，于汉、英两种语言皆有深刻热爱与浸淫。但他最担心的，却正是侵入今天汉语的“翻译体”：“如今的译文，诚然污烂，脱自译文之模子的新汉语，也无腔无调，信口胡吹，行于不当行，止于不当止，全失了汉语的节奏与动感；词汇之贫乏，不如非洲的土人。译文作孽之大亦甚矣！”这样的话出自一个多年从事译事的人之口，实是痛心疾首之音。对于缪哲而言，这种语言的变化，正是我们现时代精神生活之变化的一个征象（诚然污烂——无腔无调，信口胡吹，行于不当行，止于不当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缪哲称其友人刀尔登的写作是“文明堕落的一阻力”，并非完全基于私谊之上的肉麻颂赞，确实跟他对时代的大担忧紧密交织。
《祸枣集》全书分为五辑——“失言”、“感兴”、“忆往”、“说书”、“谈艺”。但凡吐立论点、有所指陈的文字，多纳入“失言”一辑中。在序言里作者便说：“人间的事，我偶有感兴，但胆小，逡巡避席。有时又觉得不可与言而与言，是谓失言。”何以胆小、何以逡巡避席，书中“忆往”辑中两篇长文多有线索交代，白领当作美文品尝，识者读来则胸口起伏、不能自已。尝闻缪先生赠友人诗作中有“触地网罗漫引噪，樊楼看遍舞衣轻”之句，从中亦可知其人之心境。故牍侧每谓“失言”，此实阮嗣宗逢人“每言玄远”之行也。
作者自称“二十年来写的全是淡话”，然老缪不淡谁会得？论北岛、说海子、议杨绛、拒蒋庆，对何兆武、陈丹青亦是直言批评……缪哲比起“至慎”而“未尝臧否人物”的老阮，显是浓烈多了。虽卷首自悔“失言”，但细观其言，每每衡析淡而有力，指摘一语中的，“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此之谓也。所陈论点虽一家之见，然论者可谓知言。知言者，亦大矣！
孔丘尝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孟轲自承所长者无它，唯“知言”与“善养浩然之气”，于此亦可见，缪先生就语言之状况而哀时代之萎靡、人心之败坏，固有经典凭据，而非无根浪谈。至于集子最末一篇内，有“群宵小以梧鼠之技，攫青紫，据高位”、“今之士以文淫，如娼以色媚”诸语，则更非淡言。想来岁岁樊楼看舞衣，焉无难加抑掩之激怀、暂忘逡巡避席之时刻？
记述至此，当交代一下《祸枣集》一书，在我心中的地位。我虽醉心孔孟之书、每日自鞭，然年齿浅薄、不敢自妄知-言，此处只发胸中之音：在我看来，缪哲的文字，其力量或者说魅力即在于——不佞。以这本小册子观之，这个人要么掩笔不写，落笔必是直笔，言由中出，无矫饰之曲、狐媚之乖。固可见缪哲知言，本在于其心高标（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其性也“鲁直”）。毫管之间，足见性情，真真见文如见其人。以此清纯，自能照见诐淫邪遁之辞。缪哲于书中尝引鲍斯威尔形容约翰逊之言，“约翰逊并不是举趾高，企其踵；他只是不曲腰而已”，此亦可作青衫自道。虽然我在读此书之前根本不知缪哲是谁，但今夜掩卷，心头却仿佛已多了一位识交多年的师友。此后每度对月独饮、酣问“谁复高情胜阮郎”（拙笔《浣溪沙·诗兴》）时，心头又多了一个名字。
最末，亦当记下心头之憾：这十数万言，瑕在文茂质单。“文胜质则史”，即使好看，失之轻、薄。填充报屁股有余，放入图书馆不足。会否若干年后，当人们啃《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至口干体燥时，还能想到拿出《祸枣集》来调剂调剂？此事诚不可知。
至少这本小书，让我凝然重思治学与做文，治学与做人。掩卷熄灯，龚定庵的那首《猛忆》诗，在心头久久不去——缪先生怃然于颔句，我则沉然于尾句：
狂胪文献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缘。
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
《祸枣集》读后感(九)：【转】刀尔登：文字的趣味
缪哲和你我一样，生长在雷鸣时代。从不得不听的大喇小叭，到报纸或课本上的长檄短移，话如追凶，字必讨命，再配上人心的七窍去六，世情的百态归一，权力的自鸣得意，庶众的喧哗骚动，骨肉相残之间，哪里有游刃的余地？我们这个年岁的人，眼耳鼻舌，不是磨得尖刻，就是磨得迟钝，再提什么文字趣味，谈何容易！罗斯金说，庸俗的本质就是感觉的丧失。善哉斯言，痛哉斯言，感觉的流失，自己觉察不到，站在精细或广大之前，如尚有一分半分的失魂落魄，已算是前缘未绝，天大的福气。连如今的互联网，也救不了我们的粗粝，一念已生，匆忙赴市，唯恐晚了一刻，低了半声，落在晚集。好不容易，有了个主题，一唱一叹，便成一曲，谁舍得工夫，听它的逻辑，说什么发展不发展，管什么织体不织体，毕竟，新酒成醉，谁还有酝酿的闲适？——但覆巢之下，总有斯文，不绝如缕，别的不说，缪哲就是大家的运气。打十七八岁，他的举动，没逃过我的监视，能保有如今的趣味，不知有什么秘密。
趣味是自由，随心所欲，又不出规矩。什么甜俗酸雅，不过是无趣者的牢笼，真知味者，辛苦在别处。就拿人人会说会写的汉语来讲，多少贤良，被它消磨了志气。咱们雄踞21世纪，要写白话文章，可供加工的，有古文，西文，口语，左右逢源，又左右临敌。不是说不清道理，就是疙里疙瘩，一个长句，恨不有一半，都是凑热闹的。现代白话，催生于新文化运动的各位巨子，又有百年间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各有锻炼，铸成一代语体。这个胖小子，长着长着，忽然没了出息，如今见到大场面，一双手脚，无安置处。有时读百年前的作者，觉得我们写的，单从语文上说，还不如他们，这叫人怎能不惭愧？但我们在今天，能写成这个样子，已算不容易，得感谢一些作者，偷偷摸摸，镶补我们的粗鄙。你去读缪哲的文章，看我说的对是不对。
世知缪哲，以其学与文，看多了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的，见到一个通才，就赞叹上去。但文学文学，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若非自处以高，手举得再高，至多也是摸不着头脑，若是别无怀抱，又何以别有一番滋味？哪个作者不想终老于文章学问之间，一旦生遭盛世，海内砥平，沟死沟埋，道死插牌，无不安泰，便不必以归处为意。哪个人不想过小日子，但生在1960年代，长在1980年代，未老先衰在簇新的21世纪，这小日子，也难过得死心塌地。故放下色斯之志，断断续续，写些格物的文字，缪哲之志，固不尽此，缪哲之能，亦不尽此，但他不是个勉强之人，有一搭没一搭，载行载止，而已而已。按下性子，化大为小，不可说的不说，说起来没意思的也不说，穿得过这机梭的，才染以文章。作者不说的，评者也不该多嘴，单说这块布，经纬是好，所以我内举不避，跟你推荐织工缪哲，和这本《祸枣集》。
（本文首发于2011年4月6日的《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content/57277）
《祸枣集》读后感(十)：可你妈的月光在哪儿？
老六多年前受缪哲蛊惑，说什么你一定要读《费马大定理》，害得六哥心神不宁，进书店不找别的。最终在网上买到，连夜读完。缪哲是读书做学问的家伙，六哥虽然不专门做学问，但却是出版家。行家里手之间推荐书籍，除了独乐不如众乐，还有一点坏心眼：甭想睡了您呐。有句唐诗说得好：“好书不过夜，润物细无声”。然则缪哲又言之凿凿，“我所谓的好书，是谁都希望自己读了，又谁都不想读的书。”以我浅陋的推测，缪哲谓之的好，便是与娱乐、功利无涉的好了。想想也是，了解费马定理肯定没有看懂股票走势有用。缪哲视书如砥，磨多了，好歹也能有些收获，古人言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是也。但最要紧的是读书人的思维，不肯动脑，书读得再多，亦是榆木疙瘩，两脚书橱而已。
我呢，连两脚书橱都不是，盖因八卦心重，对北大出来的一干人等颇感兴趣，才子们的不在规矩内那些行事一直是我想做而不能、不敢或没有机会做的事。我常有尚未识荆之恨，故到处收罗老那、三七、缪哲、王怜花等人的文字，打牙祭。说到文字，缪哲“着读书十年，再来开笔”的训导犹在眼前，但我读他读出了滋味，不免“技痒”，忍不住瞎咧咧，顾不得是否“读书十年”了。
缪哲的这本小集子，其定性为“不可与言而与言，是谓失言。”所以“二十年来，写的全是淡话。”明知失言而言之，明知扯淡而扯之，为何？书中自有蛛丝马迹。他给师兄三七的书作序说他素重其文，堂而皇之“文明堕落的一阻力”。虽有爱屋及乌之嫌，但此乃人之常情，况乎三七担得住这么大的赞誉，以我之短视，北大总算没辱没了三七、缪哲这一批人，他们的见识、学问和文字功夫，原本该有更大的影响，该有而没有，只好扯扯淡。其实闲扯淡的文字最好了，除了能窥见作者的性情，作者的思想或主张也会“不小心”带出来。比如他议论杨绛对贫下中农的怨气，和三七的《为什么不能拿农民开玩笑》一样，说明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的从来不是一家人，真正做到杜甫为打栆老妇“鸣不平”，实属不易。知识分子大体相当于《堂吉诃德》中的桑丘，统治者赏脸给个头衔就当真，就像柳亚子想以颐和园为终老之地的打算落空，要赌气还乡。——你咋不去死呢！——杨绛先生未必是忘本的人，开心网上种菜被偷还愤恨不已，何况是干校期间的劳动成果。但“有知识的人，道义上有为无知识者代言的义务。”或许还要加上“有知识的人，有发表意见、指出社会缺陷的义务”一条，现在的人，不是没知识（或曰常识），而是有知识却不行动。大伙都知道该排队上车，该省水省电，保护环境，但偏偏就有一脸严肃的排队日、节电节水日等等。写书著文，差不多相当于小旗、嗓子一块儿扯：大家自觉排队了。效果嘛……我忽然想到诸多名家当初的弃医从文和投笔从戎，总之抛弃一样选择一样，从当时、从他们本身来看，绝对正确。以深度报道和杂文见长的李海鹏辞职回家写小说，此为个人志向，不议。但我等深爱其文的人，亦深以为憾，若鲁迅先生作杂文与作小说颠个个儿，不会影响他老人家在文学史、思想史的地位，但我们却少了很多妙趣横生的杂文。像三七、缪哲者，连杂文都懒得作，“二十年煮字，仅得这薄薄一册”，读者难免“当奈公何”了。
缪哲两次引用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时期的语言：“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他说：“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首。”是不是祸首，尚无定论，但缪哲赞同奥威尔，语言的愚蠢源于思想的愚蠢。他写了很多关于学生与作文的文章，我也有同感。犬女写千字网文，立马可待，写学校留的作文，往往拖到最后，敷衍一篇了事。
二十年仅得一薄册，话题杂七杂八，编辑强分五辑；文章长短不一，其实长的也没多长。我们称之为文化随笔、文化批判，缪哲想必不愿担当，饭余谈倒是恰当，很适合这样“两个博士模样的人，站在尿池上，手里掂着老二，讨论螺纹钢的，新的、迄今犹未见终点的时代。”
书末压轴的谈艺论学的文字并不如缪哲自谦所言“是与书画界朋友的应酬，没什么意思”，他主攻美术史，又不惮在谈艺里夹带自家见识，比如他议论名士的野与雅士的伪；探微宋人书画里的党争，颇有见地。只是他好像守着电话写文章，那边朋友的酒局牌局催得紧，这边只好点到为止，止于大叩小发，不扣不发了。
北大盛产诗人，尤其是早夭的诗人，也盛产流氓与名士。缪哲先是做了一阵子诗人，避开天妒英才的厄运，然后慢慢地“名”起来，中间兼着好睡懒觉的流氓、拱猪种子选手。现在奔着翻译家去了，业余给媒体“补白、添报屁股”，但我总觉得他在杂文上下的功夫还不如在练字上下得大。丫北大时期的主要光荣事迹见于老那《城市蜿蜒》，可惜这本《祸枣集》说他自己的事少之又少，仅可从他写别人的故事中猜测一二。按说诗人流氓名士啥的泾渭并不分明，整好了可臻“三位一体”的化境，为人可交、可艳羡、可以其行事做派为谈资笑料；为文则可观、可捧腹、然不可效仿。诗人得“愤怒”，为芝麻大的屁事、不认识的路人、毫不关己的某政策法规“愤怒”，外饶感时花溅泪的小心脏。合格的流氓首先得无甚多财产，会骂娘、敢骂娘，该出手时就出手。流氓气表现在文字里，便是瞪着眼珠子说“歪理”，狡黠、诡辩、兜着兜着圈子忽然耍横，若整篇气韵清脱、用辞用典古雅的文字猛地这么来一下子，真有“意想不到的好”。比如前面引用缪哲写回母校的公厕奇遇，“掂着”某物件，夹于“尿池”和“螺纹钢”之间，前冠以博士，观者莫不喷饭；后缀以时代，闻者皆默然。缪哲当然是“熟读离骚”，看他作古文古诗就知道，“读离骚”与“熟读离骚”真不一样；“痛饮酒”是打发生而为人的无聊，或曰浇花浇块垒亦可，总之以名士、隐士收尾，可谓大满贯，没辜负在传统文化里打过滚。但缪哲、三七之徒中西学通贯，西学对他们的影响，似乎更多一些，所以还在时不时地饶舌。比如他就着陈丹青先生辞职一事，谈论做学问与搞艺术的关系；比如他厘清国学的来龙去脉，用的多是西洋鬼子的逻辑和标准。将缪哲的文字拿去和陈寅恪比，悬鹄标高，也是读者爱意颇浓的表扬，然我读来读去，觉得缪哲还是倾向西学。我不懂任何学问，也不知道究竟哪儿种主义好，但讲清某些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好法子，还是鬼子比较有经验。不过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一结合，鬼子就懵了。缪哲与洋朋友去吃饭，看到诗情画意的菜单，外国友人对服务员说，“不要书，请把菜单拿来。”缪哲以为，就是把菜名整出花来，也未必延长传统文化的寿命。张充和先生诗书画皆佳，“视为文人传统的绝唱则可，若视为传统文化可嬗变于现代的一证据”便有些自欺欺人了。更何况这样的老人不说硕果仅存，差不多也是寥寥无几了。反倒是字写得不咋地，却满街题字；古诗背不出几首，但踊跃改菜名之辈多得抬头不见低头见，躲都躲不开。
缪哲最早给《读库》补白的一篇妙文，叫做《荷塘月色》，也收在这本集子里。再读仍妙。妙的是“荷塘月色”宛如前些日子网上流行的“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百搭诗句，可任意置换。兹录如下：
……其中就有这“荷塘月色”汤。什么东西呢？一坛子带汤的莲藕。
我心里一恼，就叫了服务生来。
“这玩意，”我用勺敲一敲坛子，“我就当是荷塘了。可你妈的月光在哪儿？”他一言未发，用手指了指我的头顶。
上面有一只新月形的吊灯。
我居心叵测地将关键词换成叉叉主义优越性，之后，真是妙不可言，妙不敢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