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10篇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本由周锡瑞著作，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3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本书是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一种。主编刘东。是一套选书、翻译、出版水平颇高的一套丛书，已经成为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个重要品牌。
作者周锡瑞是美国汉学家，并非华人。不论书的质量与资料是否完备，作者在论述、研究义和团时，无时不对中国民众深含同情，对帝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和强盗逻辑一针见血的揭示。尤其从西方的角度进行批判。对于帝国主义在迫成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有精辟的见解。仅这些客观公正、毫无偏见的立场，已使人深刻感受作者的人格力量与学术素养。
作者的研究方法可能在西方已相当普通，但对中国学者来说，仍然相当独特。作者从社会结构、等级构成、经济、自然灾害、文化习俗等方面研究社会运动，探究暗藏在偶然运动背后的必然逻辑。因此，我们从书中看到大量关于运动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料。这是查找大量资料获得的。作者还将之作成数据库，以统计分析的方法判别不同地区的不同经济、文化、社会结构状况。这已接近纯科学的方法。这是西方史学的一个基本倾向。当然，对于数据资料的科学化使用，我们时刻要保持一颗警惕的心态。因为古代的史料已相当缺失，我们能获得的已带有相当的片面性。以此片面性的资料再进行科学化的统计分析，很容易将这种片面性放大。造成对历史的误解。试想，即使在当下，资料完全充足且海量，还可以进行实地调查。让我们去分析一场选举的结果，都往往不能如意。何况，绝大多数资料缺失的古代，对于数据资料绝不能过度分析。
华北平原人口稠密，生活水平低下，处于低水平发展，即物产足够人口繁殖到相当高水平，却无法发展工商业与其它非农产业，无法提高生活水平。在遭受自然灾害、口粮溃乏的情况下，这大量的人口就成为动乱之源。更由于华北平原的平坦无阻，人口流动极易，加剧了动乱的漫延。最频繁的自然灾害是水灾、旱灾、虫灾。黄河的频繁改道造成该地区长期无法根除的水灾，尤其下流鲁直交界地区，虫灾不足为患，旱灾才是该地区最大的险患。北方一惯少雨，而播种的粮食对雨水要求较高，尤其五六月份，往往2-3个月无雨就可以造成严重的旱灾。这在华北平原都很常见。干旱造成的饥民远远多于洪水。这时流离失所的饥民成群结队的在华北平原上游荡，寻找着他们需要的食物。这时的华北平原像充满了煤气的房间，一点即燃。
至于文化习俗方面，华北平原民众尚武好勇，尤其直隶南部、山东西部是各种武术师傅的天堂。他们以武术为生，到处收徒比武，结成松散的、以师徒关系为扭带的武术团体。另一方面，各种秘密宗教一直在政府的压制下地下发展，这是中国所有民不聊生地区都存在的现象。武术与秘密宗教时常又相互联系与结合。结成了该地区极复杂的民间社会。这些都可以成为引发动乱的导线。
最后引起游民们总爆发的是传教士的活动。作者在本书中证实我们党一直的宣传，传教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传教与殖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教士需要帝国主义为其传教提供政治和经济、军事上的支持。而帝国主义需要传教士对其殖民提前进行渗透，并提供情报。对中国北方的一步步帝国主义侵略都是传教士事件引起的。传教士依靠帝国背景一直在中国强势传教，并向教民提供政治和经济庇护，超越了职权，作为半官方的组织存在。对于非教民的村民，在与教民的冲突中利益无法保障。这是中国民众排洋教的根源，主要针对的也是中国的教民，这是族群之间的信仰和经济冲突，而且是传教士一手促成的。
在义和团兴起的过程中，的确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保守派人士的容忍。但在其早期阶段，政府只是由于自身统治的弱化和义和团的部分民团性质使朝廷未全力镇压，远说不上支持义和团的发展。在义和团发展成燎原之势，外国列强全面干涉，清廷中的保守派在极其愚蠢的情况下，联合义和团抵抗，酿成了悲剧。
我们完全可以将义和团运动赞为反抗外国侵略与压迫、发扬民族主义精神的伟大运动。但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个悲剧，而且是个非常失败的运动，无论对于义和团民、普通民众，还是清廷，甚至外国列强。而且要充分认识义和团运动的认知基础中的愚蠢、保守、排外等成份。这是不应过分颂扬的。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二)：还原
官方的历史观是反英雄的，而所谓“群众”总有一个光辉的形象。在这样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义和团难免被涂上反帝反封建的亮色，而历史的真相则隐于其后。本书则通过冷静的分析，还原义和团的本来面目。
周锡瑞的这本书拨开历史的迷雾，探讨义和团的起源。在结语中，作者以太平天国为例说明一个运动的产生，是一个种子在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土壤。作者认为，与其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来之何处，倒不如弄清这睦思想是怎样吸引听众要有意义得多。作者首先介绍了十九世纪末山东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然后用翔实的史料探讨义和团何以会在鲁西产生。
天主教传教士干预司法包揽词讼，许多教民显然不是为了信仰入教；教民与村民的冲突；传教士在鲁西乡村里造成的普遍反感；地方官处理民教冲突的手法；从鲁西南的大刀会到鲁西北的神拳。“义和拳”名称的来源；义和拳的主要特点：降神附体仪式、刀枪不入法术。义和拳松散的组织形式使官方一贯的“惩首解从”的方法失效。义和拳与白莲教、离卦等秘密宗教活动无关。义和拳“扶清灭洋”的口号由来，以及从山东向直隶、北京发展；官方对义和团摇摆不定的态度和拳民对官方态度的解读。
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义和团运动的后果之一是此后百年中国的精英阶层不再敢发动群众运动，直到毛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发现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
本书探讨的范围限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义和团进京前后的情形只大略叙述，要了解后来的情形只能找别的书来看了。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三)：迷雾中的义和团
初中时，在学校图书馆借书，总是喜欢借一些历史演义或是小说的书，演义有名的如蔡东藩历朝的通俗演义，而小说更多的是关于农民起义的，如陈胜、吴广，大平天国，捻军之类的，书名大多忘了，记得的，有姚雪垠的《李自成》，还有一本就是《义和拳》了，也是好几册。书中描写了义和拳是秘密组织，开始是如何反清，后又怎么上了清政府的当，出于民族正义打上了“扶清灭洋”的旗号，后中外反动势力又是如何恐惧，勾结起来扼杀这场农民运动。这本小说和历史教科书一起构成了我对义和团的最初的印象和理解，我把它当作历代的农民起义里的一次。年岁渐长，看过的关于义和团的书和评介文章也越来越多，早已颠覆我少时对义和团的种种印象。
去年《中国青年报*冰点》袁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对义和团运动的讨论，尽管----不出意外----这场讨论有被扼杀的味道，但现在对历史的讨论越来越多元化，比如近期《南方周末》有张鸣的《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而且外面的各种声音其实早也都进来了，又如这本《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说来，我对这本书已心仪好久，我总想看看外国人是如何看待和评介这次运动。可是很意外，周锡瑞在中文版前言里就写道：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反帝爱国的伟大群众运动还是一场由意识落后、封建迷信的小农发起的民众运动？它缓和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还是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在我个人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过程中，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
没有必要进行类似的评价，我不知道周锡瑞说的是不是实情，如果不是，周锡瑞实在是“狡猾”得很，因为人之常情，人总是喜欢对自己熟悉的事情和人评说点什么。如果说的是实情，则反映了一个学者的自律和严谨，凭周锡瑞的实力完全可以在书中再添一章节，对义和团评价一番。尽管如此，周锡瑞在前言里还是隐隐约约地表现出自己的立场，这从他的一句假定句透露出来了，“如果将义和团看成是反洋排外运动，那么它好像应该发生在受帝国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句子的语气不太肯定，却绵里藏针，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我这样理解周锡瑞的话，可能断章取义有些误解了，因为我实在是太想知道周锡瑞在内心是如何评价的。不过这个问题确是中心点，全书其实围绕这个问题来展开的。书里也提到了太平天国，受到启发，这也让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洪秀全、杨秀清凭着对基督教义似懂非懂的理解，打着天国的名义，可以引发一场农民起义，同样几十年后，拳民们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帜，以消灭洋教洋人洋货为己任，而参加者也是农民。如果解释这历史现象，让人迷惑。但有一点是可以认定的，无论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是义和团运动，细细想来，里面都深深烙着中国传统文化。所以从民间文化和民间宗教入手，结合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来考察义和团的起源是一条很好的路径，而此书正是这样的。
虽然此书名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其实更正确的应取名为《关于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几种说法的批判》，这名有点拗口，但确实这样，周锡瑞在书中至少批驳了以下两种说法：一义和团起源于源远流长的某民间教派；二义和团原先是个反清的秘密组织。更进一步，周锡瑞对“起源”一词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他在结语部分，章节名就是“打破‘起源偶像’”。他这样写道：
“很多历史学家常常将目光盯在他们所发现的‘最遥远的过去’上，把白莲教、拳会这些名称巧合的组织与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联系了起来，然而它们在实质上却大不相同。”这道理说破了很浅显，就象黄河发大水了，你不能从黄河的源头找原因找对策。道理浅显却不一定懂，现在不是还有许多人把近代中国的落后的帐算在孔子身上？
如果你问我，看完此书，你对义和团是怎么看的？怎么评价的？我也答不上来，看书过程中，有时我想，如果我活在那个年代，也处于他们中间，我能肯定我不是一个拳民？看书过程中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如果从周锡瑞看义和团的角度看FL功，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景？如果周锡瑞在我身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
最后附上义和团照片一张，书中的附图，也是《南方周末》张鸣文章的附图，正好网上也有，下了收藏之。看看他们的脸，我是那么的熟悉和亲切。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四)：义和团运动起源依然是复杂的谜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目前看了三本书，《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历史的三调》。
义和团的宗旨，扶清灭洋，义和团不同于一般因饥荒和社会衰败引起的起义或叛乱。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数直隶与山东地区贫穷和青壮的农民，他们的武器是双手，以及最容易获得的武器长枪和大刀，他们也被称为拳民(Boxer)。为何原本老实勇敢、精耕细作劳作于田地却依旧贫苦的他们会聚在一起，要使用拳头去消灭一切外来的东西，宗教、火车、教堂、洋人，他们的怒火似乎要吞噬一起跟“洋”有关的事物。《走向共和》中刚毅给义和团起了“虎神营”的名字，如果这是史实的话，至少说明义和团具有半官方的身份，“虎食羊、神灭鬼”又指出义和团的拳民他们是要消灭所有洋鬼子和二鬼子（指皈依基督教教民甚至与洋人有关联的中国人）。义和团的拳民，在地方上搭戏台，表演刀枪不入的金钟罩和降神附体的巫术，这些表演如同平日里百姓们看到地方大戏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进去。新加入的年轻人又轻松地学会这些表演，到别的乡村抛头露脸，得到更多关注的他们似乎增加了对刀枪不入和降神附体的信心，简单容易操作的表演通过复制和展示令其快速在华北平原传播开来，形成一场巨大的风暴。现在的人们看起了似乎很荒诞，但它确实真实地发生在1899到1900年间，华北地区，运动起源于山东鲁西北地区，义和团之高涨的火焰是在直隶地区熊熊燃烧。扒车轨、攻打教堂和大使馆，运动持续了数月，如同当时华北的大旱一样令所有人焦急、无奈，甚至疯狂，清政府到底扮演怎样的角色令人疑惑。义和团背后也有清政府的顽固派(那些被认为最顽固满清贵族和老夫子以刚毅、徐桐还有毓贤为首)的支持，晚晴真正统治者慈禧太后的默许，但排外运动盲目、迷信以及落后，最终遭到“文明世界"的疯狂报复。八国联军的入侵，组织涣散的义和团溃败而散，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西狩，帝国的首都被攻陷，城里的民众遭受劫难。而后的和谈，帝国的四万万人口赔款四亿两白银，加上利息，清帝国共需赔款9.8亿两，可怕的巨额赔款。
义和团的起因是什么？源于宗教和信仰的冲突，帝国主义的深入入侵，对外国强大武力和跋扈的宗教神甫；亦或是清帝国政府衰败和庞大人口双重压力；可能也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旱灾对人们的恐慌和焦虑；还是人们团结在一起捍卫自己的竞争生存空间，对外面世界和相貌奇怪的”洋鬼子“仇恨和恐惧的反应和暴力反抗。
先从传说中包含背后阴谋论说起，笃信“民人载舟、亦能覆舟”的清政府统治者，将天怒和积怨以及百姓视线都转移到洋人和洋教。后党和帝党之争，顽固派在北京的政变中取得胜利，光绪帝被幽禁，慈禧太后重掌大权。面临各国大使施压和干涉，对洋人和洋务反感万分的顽固派，支持洋务运动和光绪皇帝改革的幕后统治者慈禧太后此时的心态也极为复杂，仓促重夺政权的她却面临西方世界的指责和压力，1860年让她成为寡妇现在干涉她的家事的洋鬼子无疑此时是极其令她厌恶的，另一方面对清政府自身军事羸弱而隐忍多年，怨气爆发？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有关义和团片段集中在慈禧太后的反应，对西方世界“下战书”，导致八国联军进入京城，貌似她该对此负全责的。
欺人太甚的洋人和洋鬼子、洋教，由来已久，传教士是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先锋军”。1840年的鸦片战争，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已经走向衰败，人口暴增、土地愈分愈细、贪腐盛行、民生凋敝。此时西方舰船和火炮已经涉海而来，清政府在敌人的舰炮下被迫打开国门，建立通商口岸，原本在雍正朝禁止的天主教之禁令也被迫废止。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再一次让清政府签下城下之盟，允许传教士深入内地传教被写进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无疑，在外国公使-》省主教-》地方州府神甫-》县传教士与总理衙门-》巡抚-》知府-》县令形成为了两个平行的权力或政府，洋教成了政府中的政府。洋神甫的权势令清政府的地方长官十分忌惮，神甫插手乡村宗族、派系和诉讼等涉及到生存空间的竞争，每一次的胜利都在刺激着大众的忍耐力。儿时看的动画片《渔童》，里面的洋人就是似魔鬼，人们对他又恨又怕。冲突总有发生，洋教案往往是帝国主义出兵入侵的最佳借口，无论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是德国侵占胶东半岛都给清政府君臣可怕的回忆和教训，连曾国藩大人晚年也在天津教案中晚节不保。谨小慎微、无能为力的地方官员无疑放任洋教和教民侵占贫穷百姓的土地和利益。教民的加入身份和动机无疑也十分复杂，加入基督教，意味着要抛弃儒家一直以来宣扬的礼仪和传统。两千年来，儒家一直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亦或是宗教，无论是本土的道教还是西来的佛教都被儒教融为一体，看《西游记》里面已然三教一体了。民间大众一般是不会接受离经叛道去皈依基督教，真正去信仰基督教当然是有的，相信主的虔诚教徒。这些皈依基督教很可能就是被主流儒家社会抛弃的人们，在宗族间水利、田地和资源竞争中的失败者，地方的无赖、土匪，还可能是寻求政治庇护的白莲教的异教徒。这些皈依者肯定更加激起在冲突中民间的愤怒和仇火。背靠坚船和利炮，西方的传教士在1860年后已然在大清帝国建立另一个政府，肆无忌惮地，甚至神甫们将自己扮演成官老爷的样子去干涉着俗世的乡村社会，加剧贫穷的农耕乡村社会进一步衰败。
历史被埋在深深的土里，现代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19世纪60到90年代，华北贫穷和边缘地区的人们在人口稠密、资源匮乏、平坦极其不利排水和盐碱化严重的土地、旱灾害频发、土匪丛生（土匪可能是那些富有野心和能力的中产、富农的子女在被封住了向上的途径即科举所做的选择，他们的偶像便是《水浒》中的英雄，因为这些人和水浒的英雄相同的是都是社会边缘的人）的环境中如何生存。是否环境铸造了当地人勇敢、好武、勤奋却轻视生命的性格标签呢？练拳、好武符合这个贫瘠且竞争激烈的生存环境，练习武术，除强身健体之外，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保卫家园，义和拳最早的形式可能只是人们强身健体或是自发团结起来保卫家园，反抗侵占他们利益和生存空间的外人，外人可能是土匪、后来的宗族、异乡人、洋人和洋教教民。华北中心区域的鲁西地区，没有如同长江中下游地区、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带便是最繁华、最便利之地，鲁西地区依然是土地贫瘠、人口稠密的乡村社会。人们在侍候那些含有碳水化合物的根茎植物如同在园丁在花园中照顾花朵般细致入微，但在贫瘠的土地中可种植的粮食依旧单一，收获甚微，普通老百姓如此精耕细作一生也仅仅换得勉强称得上的温饱，而那是在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灾害和土匪劫掠的情况下。这些生存在底层的大众在19世纪末自发地组织起来，反抗欺压他们之面目可憎的异教徒和外来者，也是因为政府的羸弱，善良的人们甚至寻求联合历来对他们横行跋扈的地方官员，共同去对抗洋教入侵。《华北的暴力和恐慌》的书中，为读者揭示了从传教士和外国观察家的角度看到的义和团爆发前中国华北地区人们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状况，但依旧缺乏更深入的了解。当运动尾声时，政府的统治者和东南互保的晚晴封疆大吏已经开始谋划将来谋求和平谈判，义和团所有可怜的底层百姓自然被他们定性为愚昧无知、有限的知识仅来自于小说和戏文，和顽固保守派官员成为求和的牺牲品和筹码。清帝国对底层百姓的镇压从来都是残忍、血腥的，而历史似乎又缺失了这一页。
同情之理解，义和团运动在轰轰烈烈中开始，在直隶地区围攻教堂和大使馆久攻未下，面对八国联军的枪炮，口呼“刀枪不入”而壮烈般倒下，剩下的四散逃生，发源地山东地区却因巡抚袁世凯采取严酷镇压，《辛丑条约》之后，义和团从此销声匿迹。义和团运动也成了众说纷纭的罗生门，恐慌中亲历的百姓的田野调查、官员的奏疏和笔记、清政府的档案记录、传教士的日记和书信，各个版本都不同，甚至各个历史时代赋予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更是不同。
义和团运动依旧是个复杂的谜，起因、经过、结束和影响，在儒教与基督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下，甲午战败意味着这个帝国的自强运动彻底失败，整个帝国陷入失望情绪中，而戊戌变法又在短暂的一百天后因宫廷政变而结束，清帝国面临随时被世界列强瓜分的恐惧，义和团的风暴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环境中出现的，这场风暴影响深远。风暴的起源，正如书中所说“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历史的真相可能永远是谜，历史学家似乎带我们一步步接近真相，真相永远地真是存在，对真相感觉却越来越远，真相如此令人迷茫，或许你某个时刻懦弱或麻木不仁地回避了，但事实就是事实，希望能多读些不同的书。还是很多疑问，义和团运动可能还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解读和理解，比如《历史的三调》中呈现的社会学、传播学等等，历史总是围绕着帝王将相，到底当时普通亲历者是怎样生存、是否有信仰、怎样想、如何做，历史资料总是很少很少。大时代的背景，社会环境、地理环境、宗教、文化、政治，彼时人们真实的生存状况和焦虑是如何已经不得而知，但它们可能一直都存在着，义和团如同萦绕在身边的幽灵般，火药桶何时会被点燃。
理解得不够，将所思所想写成笔记记下。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五)：定性
在研究义和团上，美国汉学家周锡瑞教授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无疑是这个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
和中国一些研究者不一样的是，周锡瑞并不急着对义和团运动作出什么评价或者结论。他认为对这些评价问题，“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尽量客观地理解运动的源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运动发展的逻辑性”，至于是不是反帝爱国运动或者暴乱等等，并不是他所关注的问题。这里说的评价，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定性”。长期阶级斗争的训练使得我们面对任何问题，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总会很自觉地加以定性，然后开始“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如此等等。定性的目的无非是划分立场确立敌我，如果是同志，就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假如是敌人，就只能是“寒冬一样的冷酷无情”了。归根到底，定性模式的历史研究并不属于历史范畴，而属于政治范畴。在这里历史研究仅仅是政治的奴婢，所有的观点和结论无不是在开始时候就已经决定的。需要的仅仅是论证政治观点的真理性。这样的双簧戏我们都不陌生，并且在某些领域依然在继续。
真实的历史和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毫无关联，而是，历史学家往往是在获得了某个历史段的结果以后回头来找寻发生的原因。在他们那里，历史往往被呈现出逻辑严密，布局精确的整体架构，仿佛历史的亲历者便是如此有意识地完成历史本身的。但真实的历史又总是错综复杂，带着巨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亲历历史的人基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经历一场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事件，他或者她仅仅是在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只有现实。真正有历史感的人，比如胡适这样的，依然还是少数。
正因为如此，给历史定性就成为了一个伪问题。定性本身的谬误实际反应出的是定性者的居心叵测。在定性者那里，历史仅仅是维持现实利益的工具，它成了一个神话，不再具有它本身，而演变为证明现实合法性的有力武器。不仅仅是历史，时下流行的诸多概念莫不是如此，比如爱国主义。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六)：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要了解义和团运动的起因，必需得分析当时的环境，即山东西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精神，以及20世纪前夕国际、国内和省内的政治形势。考察该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商业化、自然灾害、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的构成与贫富悬殊、保守士绅的实力和盗匪活动的程度。任何一个社会运动无不脱胎于它所产生的地区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观。社会环境将限定社会运动在特定地区所可能采取的形式。地方社会结构本身不能够揭示出一场大社会运动爆发的原因。必须在结构与事件中间架起一座桥梁。
意识形态对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但对一般的追随者则未必如此。任何一场革命运动都有自相矛盾之处，那就是，它一方面必须保持其迥然不同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理想，与此同时却又必须迁就传统的社会行为规范，以便使广大群众能理解和接受其革命理想。因此，与其去了解他们的思想来自何处，不如弄清这些思想是怎样吸引听众要有意义得多。也就是，重要的是要去探求民众对一场运动或一种邪教的理解——运动对其成员意味着什么，邪教感召力的答案也就在于此。
义和团运动的意图是提供无数的神兵，赶走洋人，保护清王朝（保护自己原来的生活形态），因此，他们不需要自己的将军或者皇帝。刀枪不入与降神附体是义和团宗教仪式的两个标志。像《封神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类的小说、戏剧，为拳民们的降神附体行为提供了“叙述背景”。义和团民身着彩服，手举大旗，想象着这些小说、戏剧中的感觉，上演了一场由他们自己演出的社会活剧。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七)：世上本无鬼，凡人自扰之
魂可以被偷走从而使人生病甚至死亡吗？神祇和孤魂野鬼可以附着在活人身上保护人不受刀枪伤害吗？两位作者从无神论的视角出发，分别展示了发生在乾隆盛世与晚清民族危亡之际的两件全国性事件，它们都在民间鬼神想象的推动下迅速蔓延，最终分别成了闹剧和悲剧。
叫魂事件牵涉到四类人，是四种力量的博弈，他们共同推波助澜，建构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危机。这四种人是：作为原告的普通百姓、作为被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和尚与乞丐、作为指挥者的乾隆皇帝、以及作为执行者的官僚群体。
叫魂事件源于普通百姓身上的人性阴暗面：猜疑、嫉妒、报复。另一方面，民间的鬼神观念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说，人性阴暗面利用了鬼神观念，酿造了叫魂恐慌。在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观念里，鬼神与法术是无处不在的，随时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就灵魂而言，人们相信灵魂中的魂可以轻易从身体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既可以是出于自愿，也可以是被迫的。更重要的是，作为日常仪式的招魂和作为害人妖术的招魂在仪式上没有区别，它们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目的。招魂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和咒语才能完成，充当媒介的既可以是人的姓名或生辰八字，也可以是与其密切相关的物件如头发、衣服，而对陌生人施法显然是使用物件作为媒介更为方便快捷。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叫魂闹剧中会大量充斥着剪头发的案件。另一方面，清廷入关之初曾就头发问题大开杀戒，尽管事隔多年，但是在普通百姓的记忆里，头发仍然是一个事关生死的政治问题。因此，对于被招魂的恐惧交织着对于成为谋反者的担忧，使叫魂谣言迅速传播开，成为大面积的恐慌。而且，不仅仅是事件始作俑者的邪恶用心引起事端，而且人们发现这正是一个施加报复或规避惩罚的绝妙机会，从而不断有人掺和进来，成为子虚乌有的受害者，使事态不断恶化。
恐慌的矛头首先指向和尚与乞丐。和尚在一个社区中的工作是与死者沟通，这使人们相信他们拥有使用法术的能力，从而产生既敬又畏的情绪。如果该和尚属于某个固定的社区，即对于社区居民来说他是一个熟人，人们还不会对他产生多大的恐惧。引起猜疑的总是外来的和尚，因为他缺乏与这个社区的纽带。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陌生面孔、陌生口音都会引起当地人的警觉。同样糟糕的是，国家出于垄断超自然力量的目的，严格控制神职人员，而出家为僧却是人们求生存的一种常用手段，这样，正式和尚名额的供需不成比例，使许多和尚成为缺乏正式身份的见习和尚，这使他们在面对猜疑时处于不利地位。乞丐是另一种常见的陌生人，而且他们常常因为无视甚至破坏礼仪而引起人们的厌恶，成为礼仪的恐怖分子。
不同于普通百姓对于自身生存的忧虑，统治者忧虑的则是其统治的正当性与稳定性。统治者塑造了一套君权神授的话语，作为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出于这个原因，国家必须垄断对于超自然力量的话语权，以防有人利用它瓦解现有政权的正当性基础，从而颠覆政权。而当叫魂恐慌蔓延开之后，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还要小心避免这种恐慌导致社会动荡。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在事件的后期有了微妙的转变，一开始他认为这是一个妖党为祸民间的案件，而后来他则认为这是一个造反集团颠覆清朝的第一步行动。作为一个满洲皇帝，乾隆对汉族文化持有一种既爱又恨的态度，对于江南尤其如此。一方面，他醉心于江南的精致风情，另一方面，他认为江南文化是高度腐化的文化，它会腐蚀满人的高贵品质。他尤其痛恨的是江南的官僚作风：“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的程序”（《叫》305页）。然而不巧的是，江南正是叫魂恐慌的发源地。正是出于这样的观念，乾隆在事情的处理上显得非常焦急暴躁，不断对官僚集团施加重压。
常言伴君如伴虎，为官当政固然是风光，但是如果稍有不慎，轻则仕途尽毁，重则搭上身家性命。正如事件的结尾所揭示的，为这一闹剧买单的，除了无辜疑犯的生命或健康，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员的前途，无论如何，皇帝颜面扫地是万万不能发生的。不过，面对来自上面的压力，官僚们自有其应对的方法。其一是刑讯避供。中国的刑具可以算是世界一绝，其恐怖令人不寒而栗，不巧的是中国官员在审案时往往是作有罪推断，于是那些可怜的嫌犯为避免或中止皮肉之苦，最后都选择胡言乱语一通，承认一些不实的指控，或根据自己道听途说来的故事，编造一些虚假的供词，而那些官员还竟然都信以为真。有线索就要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往往时间非常紧迫，于是衙役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免受责罚，或者谎称不存在的线索为真，或者牵强附会把一些无辜者认定为犯人。这样，一个虚构的案件就做实了。正是这些不存在的一个个案件，最终构成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叫魂恐慌。
而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则主要牵涉到三方力量，分别为义和团、基督教和外国势力，以及清廷。与叫魂事件不同，在周锡瑞的笔下，清廷不是皇帝与官僚的对弈，而是针对义和团分为“抚”与“剿”两派，这种争论持续不断，导致朝廷发布的命令常常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义和团及其同情者普遍认为对于义和团的禁令并不是朝廷的真实意愿。由此，义和团才得以肆无忌惮地发展壮大。
外国势力尤其是基督教的入侵则是义和团兴起的重要原因。尽管周锡瑞提到，外国商品抢夺了鲁西地区农副产品的市场，使当地限于经济危机，但是，显然，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一方面，基督教冲撞了鲁西地区的民间信仰，另一方面，传教士及其教民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横行乡里，遭致普遍怨恨。
在鲁西地区，普通民众获得鬼神想象的途径主要是说书与戏剧，在这些人们所喜闻乐道的娱乐活动中，神话传说与古代英雄被反复传颂，进入公众的观念体系之中。在这些故事中，或者说在民众的观念里，鬼神与凡人并非泾渭分明，有的故事以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为原形，有的神以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为原形，通过一定的仪式，神祇们可以附着在活人身上，即降神附体。获得降身附体的人，突然之间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从语音语调到行为方式都属于其所附体的那个神祇。尽管降神附体之术并不是鲁西北的特例，然而只有在这里，它简单易学，更重要的是没有正统非正统之分。同时，民间宗教的仪式有时也是一种表演。且不说义和团的两大标志性仪式降神附体与刀枪不入极富观赏性，更常见的是，每当庙会演戏的时候，寺庙中的神像会被抬出，端坐在观众席中，俨然贵宾一般，而且庙会的日期通常是这些神祇的生日。
但是，这一切都是基督教所不能接受的。凡是教徒，都会被要求放弃这些极不严肃的信仰与仪式，放弃这些异教邪魔，甚至连祖先崇拜都要放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一个普通鲁西平民的视角，基督教又何尝不是邪门歪道。正如一份揭帖所言：“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义》294页）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人会投入教会的怀抱呢？周锡瑞指出，中国教民入教的动机往往是寻求教会保护，有的原来是政府试图剿灭的土匪，有的由于贫困潦倒而企图从教会那里分到一点食物，有的看中教会包揽诉讼的特权，还有的则是面临教会和教民的欺凌，转而投靠教会，以避免这种欺凌。总而言之，中国教民之所以投靠教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利益的考量。（事实上，一些当地的异端宗教有着与基督教相似的信仰体系，从而这些异端宗教的信徒能够轻易地从观念上接受基督教，甚至还有的教主发布了要求信徒追随西方传教士的预言。）鲁西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贫困地区，盗匪横行，生活艰辛，当村民的敌人获得教会的庇护，而另一些人变成村民新的敌人的时候，如果适逢天灾，那么，反抗一触即发。
如果说叫魂事件中的鬼神世界是人们唯恐避之不及的邪恶世界，是一种消极的想象，那么义和团运动中的鬼神世界则正相反，正是这一积极的想象，引领着人们去战斗，尽管这种战斗在我们现在看来根本就是找死。刀枪不入是早已有之的一种硬气功，经过一定的严格训练，可以使人能够抗击冷兵器的击打，而义和团则把这种硬气功简化大众化了，并配以降神附体之术，通过这样的催眠，仿佛普通的血肉之身获得了神灵的庇佑，从而免受伤害。巧合的是，冷兵器有“枪”，热兵器也有“枪”，于是，刀枪不入之术又从抗击冷兵器扩展到了抗击火炮，这为倍受西方欺凌的民众提供了无限勇气。那他们又是如何解释失败的刀枪不入呢？答案是，轻伤是由于疲劳，重伤是由于违反纪律，而大规模伤亡则归咎于对方使用妇女污物破坏了法术。正因为女子生来不洁，义和团的同盟、女性组织红灯照被认为拥有更为高强的法力。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叫魂事件还是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方士绅在其中都是缺席的。在叫魂事件发生的时候，地方士绅尚未崛起。而到了1900年前后，虽然士绅阶层已成气候，但是强大的士绅阶层在义和团的发源地鲁西北并不存在。士绅的缺席给事件带来什么影响？周锡瑞反复强调，正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地方士绅阶层，当地儒学传统薄弱，这为异端的滋长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这导致该地区缺乏内部凝聚力，从而使义和团具有开放性，没有严密的组织，不受地方名士控制，可以轻易树立领袖人物，而当这名领袖被捕时，很快可以有新的人取而代之。因此，同样的“惩首解从”策略，对于大刀会立竿见影，而用在义和团身上却毫无效果：某一村的义和团组织也许在这次镇压后销声匿迹，然而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人的领导下，新的义和团组织又出现了。虽然孔飞力没有明确交代，如果士绅阶层存在的话，会在叫魂事件中起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可以稍加推测。在叫魂事件初起时，地方官员的态度往往是视之为无稽之谈，释放那些所谓的妖人，并惩戒任意妄为的原告与衙役，并且也不认为这是值得上报中央的什么大事。只是到了后来，迫于朝廷的压力，他们才不得不大力围剿叫魂妖人，把事情闹大。地方士绅是没有官职的本地功名获得者，就知识体系与思想观念来说，他们和地方官并没有本质区别，从而可以推断出，如果地方士绅在乾隆年间已经颇有势力的话，他们即使无能完全平息事态，至少也可以起到一点作用。
尽管事件的参与者都相信鬼神存在，然而在两位作者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创造出来的幻想。他们分别从时代背景与地理环境开始，在考察乾隆朝经济状况与政治架构，或者考察1900年前后鲁西生态地理状况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时，将故事娓娓道来。虽然两人的叙述方式相似，也都从无神论的视角来看待其中牵涉到的鬼神问题，但是显然，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孔飞力致力于通过剖析叫魂事件，探讨专制权力的运作方式，尤其是官僚与皇帝之间的控制和反控制（官僚试图控制皇帝，而皇帝试图摆脱官僚的控制）；而周锡瑞则聚焦于孕育义和团运动的社会亚环境，他一一批驳了诸种义和团的源流说，而最终把义和团的兴起定位于1900年前后鲁西北的特殊环境。即使有着这种根本区别，我们仍然可以将两件事、两本书放在一起，探讨鬼神想象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月，19.8元。
[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25元。
原载【读品】99辑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读后感(八)：《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的读书笔记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真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鬼子不是人所添。如不信，请细观，鬼子眼珠都发蓝。
不下雨，麦苗干，教堂恨民阻老天。神发怒，佛发愤，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一句咒语是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法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义和团运动，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至下而上的民族主义运动，所看过的电影《神鞭》、《火烧圆明园》和电视剧《走向共和》都能了解一部分，很悲壮的运动，“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们，扎着头巾，喝符，念咒，口喊着“刀枪不入”勇敢一批批地冲进外国军队密集的枪炮中，一批批地倒下。
事情已然过去一百年了，但对于义和团运动，历史教课书总是以“封建迷信”一笔带过，书中有那么几张义和团的图片，对于我们死背时间和事件的学生，当时很难以理解，义和团是如何支撑他们的信仰，义无反顾而又惨烈地倒下枪炮下；为何喝符、念咒、刀枪不入很容易揭穿的迷信却能迅速蔓延大半个中国；当看到伙伴被枪炮打死或打伤，又是如何维持他们的刀枪不入的“神话”....等。
一般的书肯定是看不到的了。
买这本书是带着对“义和团运动”的好奇心才买的。
美国：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断章取义地记录下：
首先引书上这句话“小小的橡子只有在遇到适宜的气候土壤条件时，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义和团的故乡是山东，鲁西北的神拳，鲁西南的大刀会，山东人“好武、节俭和智慧”，但鲁西地区的环境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区，人口稠密，又特别易受天灾人祸，此地经济萧条，缺乏正统的儒士，秘密教会和武术团体容易普及。义和团本身就是建立在含混不清之上，杂糅了各种因素，秘密宗教、武术、巫术、戏曲文学中的神灵，刀枪不入起源于“金钟罩”的武术，后来演变成一念咒语，人人都刀枪不入；而另一种神仙附体，完全是一种催眠暗示，能对这种催眠暗示起作用也就是没有受过教育信仰朴素的年轻农民，附体的神仙很多，都是来源于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个个武艺高强。
大的时代背景，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人的完败）结束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其领土不可侵犯的神话。”列强随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策划“瓜分中国”。外国武器可怕的摧毁力及远距离的杀伤力，这给曾经很勇敢的人们在心灵上带来了极度的恐惧，因此后来的义和团仪式中的“刀枪不入”和神灵附体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变得很有市场。外国的传教士在中国拥有远高于地方官的世俗权力，每有教案发生，中国政府都迫于列强压力将有关官员撤换，因此天主教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中国政府无力对抗教民与其外国支持者无休止的要求，投靠教会的教民和外国传教士自然是中国普通老百姓痛恨的对象，政府管不了，他们就自发组织起来，大刀会或神拳，对抗教民，争端不断。
冲突加剧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1900年春那场蔓延整个华北平原的持久而严重的旱灾，其次政府摇摆不定的举措，也是推动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发展，而外国人在天津大沽口炫耀着海军的举动，只是加强了清廷内赞同义和团这一派的力量，但无论是反对还是赞同，他们共同认同的一点是，义和团几乎得到农村的普遍支持，及民心所向，儒家的古训，民众的支持是维持社稷之本。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但清王朝此时已经是内外交迫，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朝廷中确实有一些人意识到处理不当这次拳民危机，可能会促使义和团同那些具有明显反清倾向的分子结成联盟，这是满清贵族所不愿看到了。
与洋教和洋人战斗在“宣战诏书”的发布后打响，所谓列强通牒（实系伪造）中要求慈禧太后退位将大清帝国的权力归还皇帝这一条，触动了老佛爷的神经，御前会议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有关慈禧太后名誉的问题，实际方面的考虑已经降居其次（可见天朝上国，为了面子问题可以一切不顾）。诏书其中说到：“彼（指洋人）仗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无论我国忠信甲胄，礼仪干橹（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人人敢死，即土地广有二十余省，人民多至四百余兆，何难翦彼凶焰，张我国威。”
义和团与教堂和外国军队作战，伤亡大增，如何解释刀枪不入之术为何不灵，这对于保持士气极为重要。一些拳师似乎有点儿医术才能，能治伤，声称负伤者只不过是疲劳而已。但是如果伤势严重，则一律归过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对于围攻教堂的失败，他们常常怪妇女败坏了他们的法术，因为妇女生来就是“不洁”。他们把自己的失败解释成里面的女人玷污了他们的魔力。
义和团运动最大规模的排外、反洋教是发生在北京附近的省份，直隶地区，北京，义和团围攻教堂，天津则是正规军的交战，义和团多次想进攻租界，但仅仅用烈火作为武器，无论多么英勇无畏，他们都是一批又一批地倒下。八国联军的枪炮下，武卫军和大多数义和团在最后一刻溃退，天津和北京沦陷了，“文明世界”的军队和传教士开始在这些地方恐怖报复，洗劫了天津和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
轰轰烈烈的运动，被一击就溃散了，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义和团运动给中国直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另一个更根本的影响是，义和团运动使中国士绅特别害怕普通老百姓卷入国家政治事务。
义和团运动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与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随着外国帝国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古老中国的国门，军事上绝对优势，经济、文化不断入侵，不断渗透到每个角落（旧有的农业平衡和文化传统遭受到史无前例的冲击与颠覆），无论是城市还是广大的农村，外国传教士凌驾于清政府之上，形成了政府中的政府，奴役压迫着普通的老百姓，压迫自然是要反抗的，
政府对面对外国列强，虚弱无力，底层的老百姓自发地组织起来，类似于大刀会和义和拳的组织，至少是自我防卫，平民与教民（大多数入教的都是躲避政府迫害的密教教徒、匪徒、穷人等，真正的老百姓所厌恶的人）的冲突不断。
暴力活动的升级，一个主要因素是1900年那场蔓延整个华北地区的旱灾，在加上旧有顽固的守旧满清贵族幕后的支持下，中央政府的“宣战诏书”，列强欺人太甚，管起了皇帝家的家事，义和团的民心可用，有了谕旨，由满清贵族所控制的直隶地区被大规模地爆发了排外、反洋教暴力活动，结局是悲壮的，灾难性的，所谓“文明世界”的疯狂报复，中国被外国列强联合奴役。
倒转历史的车轮的顽固守旧派被人们看清了，于是满清政府未能再苟延残喘地支撑下去，到了1911年被彻底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