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忆旧集》读后感10篇
《圣诞忆旧集》是一本由[美] 杜鲁门·卡坡蒂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24.50，页数：251，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
一个圣诞节
感恩节来客
我大概是在高中的一个冬天里头，在冷清清的书店瞄到这么一本温暖的小册子。很【芒果】的书封，小小的躲在角落里头躺着。但那时我似乎还沉浸在量子的快乐中，只是用各种奇怪的名词来填补泡在书店时的大段空白。
我到底是个有多经不起推敲的人，所以反倒是这样不艰涩的文字最能让我安静。都很简单的场景，我立刻就勾勒得出来。大萧条，阿拉巴马，大宅子，昏暗却满满甜味和温暖的厨房；苏柯小姐，奎妮，卖私酿威士忌的男人，爸爸和他的情人们，奥德·汉得森；圣诞和感恩。
苏柯小姐的世界，似乎单纯得可笑起来。如果一个宅子里头住了三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处女，大抵是没什么人可以嫁给它的主人了。于是苏柯小姐就可以不为有个女主人而发愁，就可以窝在她的厨房里头，早上四点钟爬起来准备一家人的早饭，有个巴迪和奎妮打下手。巴迪去上学的时候她做些什么呢？她要砍柴，照管一大群鸡、火鸡和猪，洗涮，扫灰，缝补。巴迪放学回家的时候，她要陪巴迪玩一种叫教士牌的牌，跑出去采蘑菇，或者打上一通枕头仗，或者坐在光线渐渐暗淡的下午的厨房里，辅导他的家庭作业。
巴迪其实不叫巴迪的，只是苏柯小姐认为这是个好名字。对于她那样的一个六十来岁的妇人而言，这的确是。巴迪的妈妈十六岁时候嫁给了一个二十八岁的商人，但是妈妈太年轻，做不来母亲或妻子，也太有野心，于是就离开了爸爸。巴迪去爸爸在新奥尔良的别墅里头过圣诞，厌恶的看到爸爸与一个老女人跳舞，拥抱，接吻，更厌恶的看到聚会之后爸爸跑上跑下的布置圣诞树，摆放礼物。那个时候巴迪被知道，那些嘲笑他，说世界上没有圣诞老人的人，也许没有说谎。但是终于回到阿拉巴马之后，苏柯小姐说，【世上当然有圣诞老人。只是因为一个人做不了他得做的那么多事情，所以上帝把任务分给了我们大家。所以每个人都是圣诞老人。】于是第二天巴迪写了张明信片给爸爸，那张明信片直到现在还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复述这个故事，我好像打心底里头知道，我能做的最好的，就是努力复述这个故事。我知道这些平常的小人物，生活在大萧条时候阿拉巴马，新奥尔良，俄亥俄的每个小镇上，但是你找不到第二个苏柯小姐和巴迪，如果你非要说有的话，我可不可以加上第三个，那只叫奎妮的了不起的黄白毛捕鼠梗。
苏柯小姐说，【两个错误相加不等于正确。】那是在巴迪在感恩节的火鸡餐上跑掉之后，苏柯小姐和奎妮找到满身泥巴的他时候说的。苏柯小姐没有因为卑劣的奥德偷她的胸针生气，她还反过来维护他，尽管那是个承载着满是她和巴迪逃跑去新奥尔良小幻想的具有魔力的法宝。但是她说，【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巴迪到底有没有在美味的啦啦肉里头明白呢。我也只模糊的知道故意的伤，我好像还刚刚做了这样的事情呢。却好像巴迪和奥德一样诶，奥德表现得要比巴迪好得多。我的故事里头，我也是表现很差的一个，那个奥德却不是犯了错的奥德，他自始至终都表现很好的。我的故事里头，巴迪犯了错，受不了奥德还很好的样子，就索性犯更严重的错，见不到奥德的好，自欺欺人的求个心安罢了。
巴迪知道，苏柯小姐有老去的一天，那时候他再不可能和这个像矮脚母鸡一样的老妇人一起，去找真正漂亮的圣诞树，在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听她唤醒自己开心的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二)：富含温情的图书
圣诞节期间无意中得到这本读物，说真的对它的感觉并不是很深，翻开后发现是一本双语读物。阅读之前在网络上了解到，阅读这本书的读者很多，并纷纷给予出好的评价。
于是自己也静下心来，翻阅起里面的小说。小说的内容很短，很快就看完啦。文字非常优美。在阅读期间，自己被作者带入到小说所描写的那种场景里。有一种温情融入其中，等待着读者的发掘。害羞的老妇人秘密地做着圣诞礼物、苏柯小姐为化解男孩间的纷争所做的各种努力，让我们相信：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人认真而用力地活着。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三)：卡坡蒂狂想曲
代黄昱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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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
菲利普‧西摩尔‧霍夫曼知道这是他绝对不能失去的机会。如果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杜鲁门•卡波蒂，他将永远不能摆脱只在大片里跑跑“演技派龙套”的命运。《卡波蒂》的电影剧本就放在霍夫曼手边，“每个字都毛骨悚然”——霍夫曼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霍夫曼可能会羡慕纪德，后者的名字虽然被卡波蒂在书信中反复提及（“我昨天与纪德共进晚餐”），他本人却对卡波蒂的光环木知木觉。大导演戈尔•维达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刻薄地说，他曾无意中问起纪德，“你怎么会认识杜鲁门•卡波蒂的？”
“谁？”纪德说。
霍夫曼不能轻轻巧巧地问一句“谁是卡波蒂”，不能像扮演某个无名小卒那样轻装上阵。谁说过的——“美国从来不是一片适合阅读的土地，整个二十世纪，真正家喻户晓的美国作家只有两位，一个是海明威，一个是卡波蒂。”
海明威好歹没有留下那么多影像资料。他不曾主持过电视节目，不曾以一种阴柔、琐碎、阴晴不定的语调让模仿者望而生畏。卡波蒂甚至本人就是个取得好莱坞资格认证的演员，在《临终谋杀》里的戏份比霍夫曼在《天才莱普利》里更多。
那部电影，刻意安排各路名探（分别以波洛、马普尔小姐、赛缪尔•斯佩德等为原形）攥着某古堡主人下的英雄帖齐齐聚首，侦破一场“即将发生”的谋杀案，或者说，恶作剧。情节经不起推敲也没必要推敲，台词倒有无厘头化的莎剧风范，字正腔圆地直点笑穴。卡波蒂演那个见首不见尾的古堡主人，陷在一堆明星里，既胖且白，活像涂满了糖霜的炸面圈。炸面圈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哄得该年度的金球奖评委开开心心地给了个表演奖提名。
那个顿悟的瞬间渐渐逼近霍夫曼——演卡波蒂的“演”，强调那种做作的、始终处于剧场状态中的亢奋、挣扎与自我怀疑，才是抓住这个人物的关键。霍夫曼注意到，在别人评介卡波蒂的文章中，重复率最高的字眼是“阶级攀援”（social-climbing）和 “自我推销”（self-promoting）。对了，卡波蒂自己是怎么说的？
“我创造我自己，然后我再创造一个世界去适应我。”
类似的警句，在接下去的足不出户的四个月里，反复敲打着霍夫曼的听觉和视觉。传记，书信，访谈……与卡波蒂那些被记录被引用的言论相比，他的作品数量之少，足以教人印象深刻。而毕生，他用来与“比例失调”抗衡的武器，就是变本加厉，以更高的密度地向别人定义自己。
“问：爱是不是意味着一切？有爱就够了？答：是啊。问题是，你得一直找它，没完没了地找。”
“我能滑冰。我会滑雪。我倒读如流。我滑板如飞。我能用一把点三八左轮手枪打中抛起的罐子。我开‘玛莎拉蒂’豪华车（黎明，在德州一条平坦而孤独的公路上）飙到过一百七十码。我会做souffle furstenburg（一种类似巧克力溶浆蛋糕的甜品），我会跳踢踏舞。在打字机上我一分钟能敲六十个词儿。”——与之遥相呼应的是出版商写在他的小说勒口上的话：“他替一个三流政治家写过发言稿，在一艘河船上跳过舞，在玻璃上描花赚了笔小钱，替一家电影公司审读剧本，跟著名的琼斯太太学过算命，在《纽约客》打过工，为一家文摘杂志选过趣闻逸事。”
“我必然能成功，而且我必然早早地就能成功。像我这类人，素来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许多人过了半生还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是个很特殊的人，所以我非得有很特殊的生活不可。我生来就不宜在寻常办公室里工作，尽管我无论做什么都一定成功，但我始终知道我要当个作家，知道我能够既富有，又出名。”
“我是酒鬼。我是嗑药者。我是同性恋。我是天才。当然，尽管如此，我仍然可以成为一个圣人。”
滔滔不绝的“语流”中，卡波蒂孜孜不倦地播撒着“我、我、我”，浪花层层卷起，隔着时光隧道打过来，几乎要将霍夫曼淹没。
一九四三年
“这辆车车顶上有一扇天窗，可以让人看到鸽子在飞，白云和高楼仿佛朝他们倾倒下来。太阳发射着带夏日尖头的箭，叮当作响地落在格蕾迪紫铜色的短发上……”
这是《夏日十字路口》。重新梳理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1924—1984）的一生，我选择从这本书读起。实际上，也唯有这个不足八万字的小长篇是我之前未曾涉猎过的。二○○四年，纽约布鲁克林区一间旧公寓的看房人病逝，他的侄子从垃圾堆里找出了卡波蒂当年居住在此地时留下的一叠笔记本。其中四本的内容彼此衔接，构成了这部写于一九四三年、但从未发表过的小说。当时，卡波蒂年方十九岁。
卡波蒂的创作史就此刷新：他的长篇处女作不再是《别的语声，别的房间》了，评论家对其一生为数不多的虚构作品的解析，也多了一个饶有意味的依据。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怀疑《夏日十字路口》只是卡波蒂又一个信口开河的例子。他曾经明确提起过这部稿子和这个标题，但宣称因为成品离自己的期望值太远，早就将它亲手损毁。这难道不是卡波蒂在编造传奇么？就像那部他收下过不菲预付金的“普鲁斯特式巨作”《应愿的祈祷》，不是直到卡波蒂去世，人们才证实，穷其后半生，他也只不过写了一小段吗？每次访谈，人们都听到巨作处于进行时态，作家正在努力完工，但结果呢？
但《夏日十字路口》并不是烟雾弹。它不仅真实存在，而且，比起卡波蒂的大部分小说来（它们的典型套路是：短小，易碎，总像是“没有写完”），《夏日》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结构的完整性上，都是少见的从容，看不到一丝作者疲于奔命的痕迹。出版商声称《夏日》的女主人公格蕾迪塑造得过目难忘，其魅力可以与卡氏代表作《蒂凡尼早餐》里的郝莉相提并论。而书评人大多出言谨慎，似乎还没想好该不该附和，或者该怎么附和。时过境迁，参照系早已变化，谁也无法假设，但凡这本书在六十多年前就顺利出炉，“格蕾迪”是不是会改变卡波蒂的一生。
我喜欢《夏日》。我喜欢刚刚读完十页时就被某种异样的“杂音”击中的感觉。在此之前，有人认为卡波蒂的早期作品刻意模仿尤朵拉•威尔蒂和卡森•麦卡勒斯，但是，现在有了这篇更“早期”的，他们都该闭嘴了。如果一定要为《夏日》找一个“同质异构”，那么， 去数数作品里氤氲着的酒精和唱片吧，将那些绮丽然而“即兴”的描写噙在口中，看看是不是合得上比莉•哈乐黛的节拍吧……是不是有一个名字呼之欲出了？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菲茨杰拉德死在《夏日》完稿的两年前。他是爵士时代的孤儿，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走了一条没有前人的路，这条路至今寂寞，不见来者。以卡波蒂与生俱来的中性气质，以他对于阶级差的近乎贴肉的敏感性，以他能将“刻意”经营得如同“天意”一般的本领，他在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路口”拾起爵士时代的绵长尾音，在我看来，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小说开场，情窦初开的富家名媛（格蕾迪）第一次身边没了父母的督导，顿时有了离经叛道的可能性。危险的男人们来了，紧张的气息一点点聚集在酒杯里。格蕾迪知道跟另一个世界的男人（犹太人，家境窘困，童年创伤）玩性游戏加婚姻剧不会有结果，但她不需要结果——事情推进到最后，她简直是在故意摧毁“结果”。主旋律在急速卷入黑色旋涡，可是伴奏呢——那些轻慢的口吻，一丝不苟、色彩绚烂的描写，从头到尾不错节拍，若即若离地盘旋在那里。很奇妙的“不搭调”。
“不搭调”正是青春的主题。青春在自娱式的演奏中忧伤然而坚定地走向残酷。“恐慌袭上心头，如同扯动了降落伞的开伞索——人就顺着跌落下去。车在第五十九街往右拐，一打滑冲上了昆斯伯罗大桥。”卡波蒂写到这里都没有手软，他让“桥下行驶的船只拉响沉闷的汽笛，天色变幻，清晨将临”。然而，“他们却看不到这个早晨了。只听冈普喊道：‘该死的，你会要了我们的命！’但他无法使她松开抓着方向盘的手。她说了一声：‘我知道。’”《夏日》至此，戛然而止。
又一个熟悉的句子从我的记忆里跳出来——没错，还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同样是一辆贯穿始终的行驶中的汽车，菲茨杰拉德在将近结尾处这样写：“于是我们在稍微凉快一点的暮色中向死亡驶去。”
你可以说《夏日》的结构还谈不上完美，但那种有天分的处女作所特有的“易燃性能”清晰可见。卡波蒂为什么一辈子都会羞于以《夏日》示人？在他看来，《夏日》是征服不了别人，还是取悦不了自己？在写作的路径上燃起第一团火焰，再静静地将它熄灭（在他此后的作品里，风格如《夏日》般“爵士化”的也没有再出现），这究竟需要多么强大的自我怀疑？
一九四七年
六年后，二十三岁的卡波蒂，终于不再怀疑，走出经营自己的第一步棋。彼时面世的“官方处女作”《别的语声，别的房间》几乎剔除了所有洋溢在《夏日》里的华丽气息，改走“乡愁三叠+问题少年”路线。这部小说当时最引起轰动的是封底上卡波蒂倚在沙发上阴柔气十足的照片——端的是眼波流转、刹那风华。时任蓝登掌门的贝内特•瑟夫对于这帧肖像的宣传效果满怀信心，但他绝对想不到书还没出版，这张照片已经登上了《生活》杂志，且占去了整整一版。“那是杜鲁门自己张罗的，”瑟夫悻悻地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在后来的访谈中，卡波蒂宣称自己很不喜欢这张照片，“但是，在商言商，我知道，这款‘吸毒成瘾’的造型对‘生意’有好处(good for business)。”
而今，时光拂去了书里书外的浓妆，再重读，倒是能品出更多属于小说本身的东西。十三岁的乔尔，那个“太漂亮、太脆弱、皮肤太苍白、宛似女孩的温存让他的眼睛显得无比柔和”的南方男孩，一开场就给送到阿拉巴马的一栋大房子里，去跟一个素未谋面的、据说是他父亲的男人碰头。这个到处寻找父亲、结果却稀里糊涂地迷上了某个颓废的易装癖的少年，实在晃动着太多卡波蒂本人的影子。乔尔怯生生的祈祷，震响在读者耳边：“上帝啊，就让我，被人爱吧！”
从这里开始，到《草竖琴》，人们将在卡波蒂自传痕迹浓重——而且他很乐意让人知道那是“自传”——的小说中，越来越熟悉作者本人的童年。这个模式到了那三个著名的“节庆小品”（《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一个圣诞节》、《感恩节来客》）里，已是拿捏得格外圆润，哪怕藏着讨好的心机，也晕开得不露痕迹。那些心灵需要常规滋养，但对文字的需求比《心灵鸡汤》更高端一点的人，那些对《读者文摘》式的故事抱有好感，却希望它们能用《纽约客》式的语言来讲述的人，都会对卡波蒂笔下的“童年往事”心生好感。
故事一“梗概”就俗。这么说吧——鉴于天才的通行标准，卡波蒂若没有自幼父母离异、童年寄人篱下的经历，倒显得不可思议。卡波蒂出生于新奥尔良，自小长在阿拉巴马，姓氏来自继父（后随其迁居纽约）；而他对于亲生父亲阿齐•珀森斯的一腔怨气，委婉而优美地表达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里：
“可爸爸两样都有。他似乎什么都有——一辆带后敞座的汽车，更不用说法国区一座古老精致的粉色小别墅，铁镂花阳台，隐蔽的露台花园里点缀着各色鲜花，一个人鱼形状的喷泉喷洒着凉意。他还有半打，哦不，整整一打女朋友。像妈妈一样，爸爸还没有再婚。但他们都有执著的仰慕者，最终，不管情愿与否，他们走向了婚礼的圣坛，实际上，爸爸走了六次。”
能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多年后，已成名的卡波蒂，在信里断然拒绝向珀森斯家的人提供资助，其借口之轻慢潦草，与大作家的生花妙笔并不相称。信末，他并没有忘记彬彬有礼地请父亲转达对其妻子——第六任珀森斯太太——的问候。
卡波蒂有理由这样做。儿时，无论是被老师判定为“低能”，还是被精神病学家裁决成“神童”，他的早慧抑或早熟，何曾得到过家人的悉心栽培？除了《一个圣诞节的记忆》中苏柯小姐的原型（卡波蒂的某个表亲，善良的老处女，在《圣诞》中显然被诗化处理），栽培卡波蒂的只有卡波蒂自己。他的孤独无可救药，只能以写作拯救——而后者，恶性循环地，让他陷入更深切的孤独。
“大约十一岁，我开始一本正经地写作。我说的‘一本正经’，就好像别人的孩子回家弹钢琴或者拉小提琴之类，我呢，每日里一放学，便回到家里写，一写就是近三个钟头。我乐此不疲。”
因为偏科严重、思维怪诞（加法勉强会，减法完全不行；学代数的第一年考试便一连三次不及格；不能准确地背诵字母表，哪怕在催眠状态中也不能），卡波蒂从来没有念完过高中。如果那时的美国也有“新概念”，卡波蒂一定比韩寒还要韩寒。在本该大学毕业的年纪，卡波蒂赢得了显然要比“新概念”更富学院色彩的欧•亨利奖。顺理成章地，登上《生活》封面时，他身上已经背负起一连串策划周密的商业概念，他有了一个仿佛随时能掉下一地碎钻的新名字——金童（Golden Boy）。
一九五三年
“亲爱的玛丽，难道我这辈子老得陷在这种情形里吗？”
在这一年写给朋友的信件里，“金童”的口气总隐隐含着哀怨。他告诉女作家玛丽•路易斯•阿什维尔，“可是，可是，他总是闹着要拗断……”
“他”叫杰克•邓菲，二流作家，年长卡波蒂十岁，早年在百老汇当过舞蹈演员，一九四八年初遇卡波蒂时，正陷在与前妻离异后的绝望里——那时他们应该都没想到，这次邂逅将彻底改造他们的后半生。
卡波蒂的性向，一直都是前狗仔队时代的文学圈里窃窃热议的话题。他或许是美国战后最著名的不“写同性恋”（write gay，发明这个词组的是著名文论家爱德蒙•威尔孙）的同性恋作家。一个著名的段子是，卡波蒂对好朋友——同样身为同性恋的作家詹姆斯•鲍德温颇有微词，认为他在小说中直接挑破禁忌的做法“不但很粗俗，而且无聊得教人‘蛋疼’（balls-aching boredom）”。大概卡波蒂自己也发觉听者未免会琢磨“蛋”在此处“疼”得有多微妙，赶紧打圆场：“有时候我想，至少他的散文还算写得聪明，尽管它们到头来几乎总是停在某个貌似充满希望、哼哼唧唧的音符上。”
透过文本的褶皱和作者的轨迹，评论家发现，“蛋疼”确实不是个小问题。写《蒂凡尼早餐》（一九五八），叙述者“我”始终处在旁观状态，并没有像后来电影里的乔治•佩帕德那般“直”（straight）来“直”去，眼神直勾勾地想摄走奥黛丽•赫本的魂魄。如今的文本分析家告诉我们，小说中的“我”具有典型的卡波蒂式的“同志”倾向，因此霍莉和“我”的关系决不可能发展到电影结尾那般皆大欢喜——霍莉可以跟他躺在一张床上全无肌肤之亲，啜泣着入睡，但决不可能在大雨滂沱中那样圆满地投进他怀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只可能保持在一个无法度量的范围内：比最亲近的朋友还要近一点，比最疏远的情人还要远一些。即便放下文本分析，单单本着八卦精神，我们也无法忽略：在《蒂凡尼早餐》的扉页上，卡波蒂把小说献给了杰克•邓菲。
评论家的逻辑是：正因为卡波蒂如此回避鲍德温式的“粗俗”（这种回避既有商业上的考虑，也有卡波蒂潜意识里的排斥），正因为他一写到男女/男男/女女关系时就不知道该“直”还是该“弯”，他才始终难以把小说写长、写深，他的题材才那么受局限——因而，他在虚构之路上也就越写越闷，越写越窄（当然，从另一个阐释角度看，这种“欲言又止”也构成了他最鲜明的特点，具有某种带着奇妙弧度的现代性）。一定绕不过了，他也写男欢女爱，但你别想找到眉目清爽的细节，顶多是躲在人物回忆或间接叙述中，朝你暧昧兮兮地挤挤眼，要不就干脆让孤男寡女柏拉图到底。
让评论家继续绕下去吧，我们还是回到一九五三年，瞥一眼卡波蒂本人的情感世界。那一年，他第一次在信里提到与邓菲的纠缠，但他们并没有真的“拗断”——日后这一幕将不断重演。至于其他插曲，传说众多，真假莫辨，比较出名的是下面两段：
与美国文学专家纽顿•阿文的缘分，一九六四年始于雅斗艺术村。纽顿之于卡波蒂，更像是导师而非情人。纽顿其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行事不羁（曾因收藏色情书画被捕），卡波蒂本人的总结陈词是：纽顿，是我的哈佛。
与现代艺术家安迪•沃霍尔的关系，最是浪漫迷离。据称有整整一年，安迪与卡波蒂鱼雁频传，尤其是安迪，每日必写一封。而安迪本人的说法可能更符合其“波普一代宗师”的赫赫声名：他和卡波蒂曾秘密订婚达十年之久，互相交换的信物不是戒指，而是裸照。
但惟一不可取代的还是邓菲。七○年代之后，卡波蒂的私人信件已少得可怜，因而那一封给邓菲的信显得格外刺目——“……你的出现，是我这辈子碰上的仅有的一件好事。我是那么爱慕你，那么敬重你……”卡波蒂去世后，邓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追思他的伴侣在晚年是如何如何难缠，以至于在这一团乱麻的反衬下，他们早年曾拥有过的“规律而勤勉”的生活恍如隔世：“有时候想想，我们在西西里的陶尔米纳共同度过的那两年，就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就连我们在那里住过的那栋房子的名字，我都想不起来了。”
卡波蒂的同性恋渊源，无数次地被人用来解释他与女性——尤其是女明星之间的闺蜜式友谊。玛丽莲•梦露是卡波蒂在娱乐圈里寻到的一面千疮百孔的镜子，他甚至比她的丈夫阿瑟•米勒，更懂得怎样平视而不是俯视她的灵魂。世人皆知某期《时代》封面上有一帧抓拍“卡波蒂与梦露共舞”的照片（作家约翰•马尔科姆•布里宁一看到该期杂志，就质问卡波蒂：“乔伊斯的座右铭是‘沉默，流放与狡黠’，那你的呢？”），却未必想得起来，卡氏曾以梦露为主角、亦真亦幻地写过一个短篇《美人儿》。在结尾处，仿佛是舞台脚本的提示般，作者一唱三叹地吟出一段“话外音”来：
光线逐渐黯淡。她似乎要混合着天穹和浮云随着光线一起消逝，远远地消失在云天之外。我想提高嗓门盖过海鸥的嘶鸣，把她唤回来：玛丽莲！玛丽莲，干吗什么事情都得这样终结？干吗人生就得这样糟？
一九六六年
“那个美人儿不是梦露吧？”
“不是。琼•芳登小姐——比《蝴蝶梦》那会儿可是老多了，”侍者A告诉侍者B，“她和梦露小姐一样，都喜欢跟我们的卡波蒂先生，黏在一起。”
“我们的卡波蒂先生”正穿梭在满座宾朋中。虽然今晚（十一月二十八日）名义上的贵宾是《华盛顿邮报》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但到场的人谁不知道主角是卡波蒂，庆贺他刚刚出版的巨著《冷血》大获成功。他一身黑色无尾礼服——通常他会再加上一点弹眼落睛的饰物，好比一条火红的围巾，一顶古怪的帽子——但今晚没有。他知道在纽约最豪华的“广场饭店”里，主持规格如此之高的派对，应该维持怎样的身段。今晚，他身上唯一略显夸张的东西是一副名牌店里淘来的黑色面具。
杰克•邓菲隔了几张桌子的距离，凝视着他的情人。四十二岁就迎来一生的高潮会不会太早？邓菲拿不准。他知道，为了筹备这场能与任何巨片首映、豪华婚宴、颁奖仪式、加冕典礼媲美的化装派对——多年后，人们将把这个晚上定义为“世纪派对”，以此为题，一部三百多页的研究专著将于二○○七年出版——卡波蒂已经筹备了大半年。
“一场黑白舞会中，卡波蒂先生需要享受您的陪伴。”雅致的白色卡片上，黄橙两色的边框之间，印着这行黑字。“黑白”的意思是，当晚，来宾身上只能穿这两种颜色。很难想象，在传媒业远不如今天发达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仅仅靠上流社会“闲话”圈的层层渗透，卡波蒂是如何早在数月前，就让这则消息与名流们的肾上腺素产生某种化学反应的。总而言之，事情几乎顺利到了失控的地步：但凡拿到这张卡片的人，既欣喜又焦躁，生怕砸下的银子换不来别出心裁的行头（他们只有七周时间可以准备），不管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有多著名，此时一律成了小小孩，等待记事以后的第一个万圣节；至于那些没有收到请柬的——邓菲知道，卡波蒂更感兴趣的恰恰是他们的反应。有沮丧的，有慌张的，有到处打电话问价的。
五百四十人。名额只有这么多。请柬是非卖品。卡波蒂不接电话，弃城而走，对外宣称失去联络，拒绝公布名单。那份名单，邓菲知道，就写在他的黑白相见的作文簿上，伴随着精心斟酌、反复勾画的笔迹。
“杜鲁门•卡波蒂，哪怕你请，我们也不会来！”这行大字印在《老爷》杂志的封面上，配合一组表情愠怒的人物漫画——吉米•布朗，金•诺瓦克，托尼•柯蒂斯……他们全都没有收到请柬。
这是典型的十一月的纽约之夜。阴冷，下雨。饭店外早早聚拢了瑟瑟发抖的记者和自发赶来的追星族，生怕错过了晚上九点以后才可能陆续进场（派对将于十点开始）的名人。比他们更早进入临战状态的是全纽约顶级的化妆师、发型师、服装设计师，他们手里攥着主顾们打算惊艳全场的绝秘造型，连同行之间都守口如瓶。
“我上次采访卡波蒂先生，嘿嘿，他说葛丽泰•嘉宝活像个死人……”红地毯上暂时没出现新的身影，记者A见缝插针，跟记者B咬起耳朵来，“当嘉宝晒完日光浴的时候。”
“可我听说……嘉宝并不认识杜鲁门。”
“管他认不认识呢，他给什么料我就写什么。昨天他说奥森•威尔斯想请他主演一部电影……”
“哦？然后呢？”
记者A鬼鬼地一笑，飞起媚眼，捏起嗓子，学着卡波蒂的腔调说：“‘当然啦，我婉言谢绝了。’”
场内，邓菲在满耳窸窸窣窣的衣裙曳地的声响中，一阵阵恍惚。迎面撞来一对中年夫妇。他觉得面前这男人眼熟，凹眼窝，鹰钩鼻……卡波蒂的富豪朋友实在太多，总是让邓菲不知所措。
“嘿杰克，我们的大作家呢？”那男人说，“我们刚读完《冷血》，真太惊人了——我是说，杜鲁门竟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在哪里呢？”
邓菲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一恍神的工夫，卡波蒂矮小的身影就逃出了视野。邓菲茫然地微笑，他还在想这男人是谁。汽车大亨亨利•福特？不对，老亨利早就去世了——当他的黑色流水线改变了整个美国的交通格局和生活形态时，他就已经心满意足地去世了。哦，那就是他的儿子小亨利——没错，邓菲记得名单上有他。
难以复制甚至复述当晚的情状：奢华，喧嚷，混乱。电影《卡波蒂》的剧本甚至根本没有勇气（也欠缺成本）将这场派对纳入其中。那一晚，替卡波蒂的公寓开电梯的男人将混进舞场，和某个富家女子跳上一整夜；那一晚，诺曼•梅勒将一直喋喋不休，吹嘘他的越战历险记；那一晚，女明星坎迪斯•伯根将百无聊赖，惨做壁花；那一晚，通宵达旦，卡波蒂都将是广场饭店——乃至全纽约的主宰……
只是，这一刻，正式开场前的几分钟，他在哪里？
让我们替没有预算拍这场戏的电影设计一个煽情特写：也许是一段回廊的尽头，也许是某个化妆间的门口，阴影重叠的角落里，卡波蒂努力想驱走一段回忆。是的，多年前，也是在一家饭店，或是某间租来的房子，或者——干脆那就是一个梦？——那时母亲长得有多美啊，她一出门就扭上锁，直到深夜，才被某个男朋友送回来。那时候他才几岁？那种一点点扩张的孤独和恐惧，是怎么让几小时变得像几年那么长的？此刻，这感觉再度袭来，几分钟被压扁、拉长，成了几小时……
快起来，卡波蒂对自己说，再没有什么噩梦能控制你了。达官贵人们该登场了。约翰和杰姬，最亲爱的弗兰克，米娅，吉米，对了，还有，永远神奇的克里斯汀 ……我来了。
一九五九年
时钟倒拨六年，卡波蒂正穿着克里斯汀•迪奥设计的粉红色天鹅绒大衣，跟女助手哈泼•李（《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坐在驶往堪萨斯的火车上。《冷血》，那本在“世纪派对”中出尽风头的书，正是从这里开始，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的。
“我敢打赌，”卡波蒂告诉堪萨斯州立大学的一位博士，“我是第一个穿这迪奥大衣抵达堪萨斯州曼哈顿市的人。”“是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您都是第一个。”
这个细节被搬到了电影里，只是迪奥大衣被改造成了“波道夫古德曼”围巾。那是美国的顶级奢侈品牌，想来编导是藉此向他们的民族工业致敬。
等待卡波蒂的是一场灭门血案的现场——那是卡氏从未涉猎、却敏感地嗅到了绝佳写作题材的领域。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因而，第一轮采访完毕，他马上飞去欧洲散心，随身带上“二十五件行李，两只狗，一只猫和我的好朋友杰克•邓菲”。然而，此后漫长的调查、取证、诉讼过程，至少把庆祝派对推后了三四年，也将《冷血》最终定格成一个当日轰动一时，之后又饱受争议的文本——在新闻史和文学史的交集上，它占了面积不小的地盘。
争议集中在两点：其一，卡波蒂凭借《冷血》首创了“非虚构小说”的概念，前无古人，后则有以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为代表的大批仿效者。然而，既是小说，又要“非虚构”，比例怎么界定，分寸如何拿捏？卡波蒂愈是把事件再现得栩栩如生，就愈是显得与“非虚构”准则背道而驰。他著名的采访习惯——投笔而弃录音——更使人们对于其“因文害义”的指控，显得有根有据。曾为卡波蒂的其他作品担任过助理的南希•莱恩说：“没错，他确实会杜撰一些东西，可是，他从不会损害事件的基本真实性和其中真正的精神。”另一位研究者详细比对了《冷血》最初在《纽约客》上连载的版本和后来单行本的版本，发现涉及基本事实的更改就有上千处之多，似乎从另一个角度暗示：令《冷血》一时纸贵的“真实性”，或许应该基于某种更宽容的层面才能说得通。更耐人寻味的是，《冷血》之后，非但《纽约客》再未冒险涉足“非虚构小说”，而且主编肖恩在八○年代中期曾私下兴叹，从自己手里发出《冷血》一文，实在堪称今生之憾。何以为憾，肖恩始终缄口不言。
其二，几乎所有卡波蒂的传记作者和研究者都把《冷血》看成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点，把这个事件当成剖析其分裂人格的最佳样本。整个过程中，卡波蒂成了凶手之一佩里•史密斯最知心的朋友，他甚至在给佩里的信里倾诉母亲是如何过量服用安眠药自杀，他又是如何在佩里的惨淡身世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佩里就像我的一个兄弟，只不过，当我从前门走出去的时候，他选择了后门……”电影里，霍夫曼把这句台词念得意味深长）。然而，当死刑一次次被延迟执行时，卡波蒂的沮丧又近乎歇斯底里。也难怪至今都有人质疑，在这六年光阴里，卡波蒂与凶手之间，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情感纠葛，他的采访以及图书的出版计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调查取证乃至最终量刑的过程……从《蒂凡尼早餐》到《冷血》的文风激变，始于随意，终于枯竭，是否与卡波蒂本人的性情、以及他当日奔赴堪萨斯的初衷完全相悖？以其整个创作生涯考量，《冷血》的成功，是否不足以补偿整个事件对于卡波蒂脆弱心理的毁灭性打击？
真或假，顺应或扭曲，正与邪，法律、艺术或良心……它们浓缩在《冷血》和关于《冷血》的故事里，足以令后来的写作者持续迷失，足以令我对我正在书写的文本产生某种无可言传的虚无之感——我还能像执笔之初那么心安理得，以为自己凭借着大量史料，就能“还原”一个特殊人物吗？谁能证明，我不是在书写一个被修饰，被篡改，被误读的卡波蒂？高潮已过，结局将临，那一声紧似一声的，不是宣告文本——无论是伟大的《冷血》还是并不伟大的《卡波蒂狂想曲》——必死的丧钟吗？
二○○五年
“《冷血》使卡波蒂成为全美国最出名的作家。此后他再没写完过别的书。一九八四年，卡波蒂因酗酒去世。”
大银幕上隐去最后一行字幕。灯亮起，菲利普‧西摩尔‧霍夫曼终于第一次看完了他演的卡波蒂。整整一百十四分钟，他都不觉得那个胖胖的、戴着黑领结的男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他知道，这个男人不会有敌手——无论是与索尼公司紧急上马的同题材影片《声名狼藉》（同样以卡波蒂为传主）竞技，还是明年，在金球奖、奥斯卡奖的影帝战里。
“霍夫曼先生，您到哪里去？”
“回家。忘掉他。”
“他？”
“是的。忘掉卡波蒂。”
然而霍夫曼并没有把握。“过去从来没有人像我，等我走了，再也不会有人像我。” 回家的路上，这个句子莫名在他耳畔响起来，轻柔地，做作地，带着绵长的尾音。
附注：本文刊于2009《人民文学》三期。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四)：温暖的枕边
两个晚上看完了《圣诞忆旧集》，想着这么温暖的书怎么是写《冷血》的杜鲁门写的，也奇怪。现在卖书，样子好看点，文字精简点，配色舒服点，价钱就上去了。起初是因为看了介绍，和《芒果街的小屋》同类型，再加随书附赠的小红本子，就想要和芒果街的那本鹅黄色的书凑成一套，也算达成我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的意愿。
万邦就近，书就摆在收银台前显眼的位置，是我最喜欢的硬皮装帧，白封红书，简洁可爱。买回后当然是先在我的后宫垒一阵子，这一垒就垒到了09年的春天。两个凌晨的阅读之后，感觉杜鲁门这三篇小故事极其的可爱，尤其是童年和那个朋友，单纯善良的老处女苏柯小姐在一起做蛋糕、装饰圣诞树，其实都是平凡不过的小事，但是看完之后的他逐渐迈入上流社会纸醉金迷中，才体会出童年尤其的温暖。这么简单的小书，我不会斟词的表达，就是最原始最简单的感动。
从囊括这届Oscar八项大奖《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到宁浩重拾黑色幽默的《疯狂的赛车》，观影时候，都只带着最简单的心。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五)：写的太美了
卡坡蒂是有才能的人，写出的文字感人细腻。看了好几遍，唯一一本，反复看了三遍的小书。
从图书馆借的，本来一位在图书馆借书，省得买书了，有些书确实看看就好，没有收藏的价值，这本好想买一本收藏。
可能是看专业文献多了，借的这本是英汉对照的，没想到，英文可以这样美，看原文比翻译好，这么说呢，英文单词也很丰富，不同的人看过英文后，脑海的印象是不同的。
quot;I have always thought a body would have to be sick andy dying before the saw the Lord.And I imagined that when He came ti would be like looking at the Baptist windows:pretty as colored glass with the sun pouring through ,such a shine you don't know it's getting dark.And it's been a comfort:to think of that shine taking away all the spooky feeling.But I'll wager it never happens.I'll wager at the very end a body realizes the Lord has already shown Himselef.That things as they are"-her hand circles in a gesture that gathers clouds and kites and grass and Queenie pawing earth over her bone-"just what they've always seen,was seening Him".As for me ,I could leave the world with today in my eye"
我原来总是想，一个人总要生病，垂死，然后才能见到主。我想象主降临的光景，应该像浸礼会的窗子一样，像阳光穿泄而过的那些彩色玻璃亦一样美丽。那种光亮让你不知道天已经暗下来。想到这样的光亮会带走所有诡异的感觉，是一种安慰。但我现在打赌不是这样的，我打赌一个人临终时分会意识到主早就显现过。看到这些。。。。。。。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六)：这是一本温暖得令人心痛的书
这是一本温暖得令人心痛的书。繁华散尽，回忆中最柔软的部分在下雪的季节熠熠生辉。这是一个天才栖身的地方，是孩子童年栖身的地方。
这里没有《三国演义》壮烈如酒的豪情，这是孩子的生活；这里没有《红楼梦》凄美细腻的爱情，这是纯真的情感；这里没有《彩画集》、《恶之花》晦涩沉重的呼喊，这是平淡的故事。我不敢妄自用拙劣的文字来沾污这样纯粹的文字，但还请诸位听一听这满怀个人见解的拙作。
碰巧拜读过卡波特的作品。无敌的文笔，华美璀璨，让人不由得感叹其文采。但接触这本书后，我开始怀疑：这真的是卖弄文笔的卡波特写的吗？！没有修饰，没有文笔，只有感伤。仿佛善剑的将士丢下他的利剑，卸下自己的长处，同时也卸下了那些放荡不羁。无法理解，直到我读完这本短篇。同学问起它的情节时，我却难以描述，贫乏的词语无法形容，因为它纯粹得只允许由文学和艺术来修饰。“只有一种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残忍。”苏柯这样说道。读到这一句时，我差点想拍桌而起，怎么能这样纯粹，她怎么可以这样平静地说出来。那一刻我几乎是在嫉妒这位老妇人了。她那样容易满足，时时心怀感激且温柔虔诚，我想不通那样的人为什么会被上帝带走。她是巴迪的朋友，是小男孩的归宿，她给予他的不仅仅是家的温暖，更是面对一切的勇气。
书中没有刻意地描述生活的惨淡，没有刻意描述内心的悲伤，却在温暖的描写中透露着哀伤。生活贫寒，但有人的陪伴，即使分离，只要知道有一个在乎自己的人，便是幸福。幸福真的太简单，不必是卡波特参加的假面舞会，不必是媒体的赞叹，只要有这样一个人，足矣。不知卡波特写下这些文字时，心中是怎样一番感受。或许，这样一位才子也会怀念自己率真的童稚年代吧。在他的小说里，每个人都是孩子，怀着温软的童心，用错愕的眼神打量着陌生而冷酷的世界。孩子坚强而活泼的内心是如何对抗风雨如晦的恶劣世界的，他缓缓地展示给我们看，但又或是说着那些大人的思想如何钻进致密的心，让它一点点冷却下去，僵冻起来的。他所写的一些剔透晶莹的人，被抛置在肮脏的世界里的人，在最终迎来结局时，恍惚忘记了自己的初衷，那样空虚的绝望着。像所有出色的童话那样，卡坡蒂给孩子们想要的温暖，给大人们他们已经感受到的生活的辛酸。
对于卡坡蒂来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也许太过耀眼张狂，《冷血》也许太过沉稳冷酷，《蒂凡尼的早餐》也许太过精致繁饰。繁华落幕，孤独的灵魂对此早已厌腻，他开始寻找最初的路，回家的路。这本《圣诞忆旧集》也许是才是最合适他的安歇之地。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七)：我怀念的
最近，我的床头一直躺着一本书：美国作家杜鲁门•卡坡蒂的《圣诞忆旧集》。这本书由三个关于圣诞节的短篇连贯而成，回忆的是作者小时候的故事。
每晚临睡前，都会读一遍《圣诞忆旧集》。它勾起了我温暖的怀念。有一段回忆，当你遥遥地想起它，常常是寂静的午夜时分。生命中唯有这段回忆，在岁月里由于逐渐被淡忘而频频来访。甜蜜与辛酸相互交融。有时你甚至不能区分是梦还是现实。当你想着它，微笑着进入梦乡，醒来时却泪湿枕巾。
记忆就像一片安静地铺展在生命中的平原。我不经意地顾盼，来自那平原的呼吸离我越来越远。人因为怀念才觉出寂寞。对儿时的回忆总是忍俊不禁之后随之而来的黯然神伤。我在儿童时代对于周遭的环境就有一种本能的体悟。比如，有些音乐，飘荡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小巷，但它们一直笼罩在我的生活里，如教堂辉煌的穹顶。
那时候，每天走到庭院里刷牙。瞥见水缸中月亮的倒影，它冰凉的忧愁立刻感染了我（多少年后，我读到“天阶夜色凉如水”的诗句，忽然想起那枚坚硬的月亮）。每天，我对着这个月亮刷牙。我和它总有说不完的对话。有一天，我抬起头，看见了头顶上那个真正的月亮，一种类似成长的力量犹如闪电传遍我全身。母亲在里屋叫我的时候，我几乎跌坐在台阶上。
另一个下雪天的清晨，仍然在这个庭院，我慢慢走到庭院的正中间，仰面看那漫天大雪。雪落下来，永不停止。我感到陌生的遥远。雪来自离我很远的地方，来一趟该是多么不容易呀。那个离我很远的地方，长大后究竟能否抵达？我带着这样的疑问，度过了很多个雪天。有一个雪天，我正在玩木制的小琴，外婆过来送取暖器。外婆的头发和雪一样白，她低着头穿过庭院，洋溢着慈祥的笑容。这幅画使我惊呆了。
这些我生命早期的思想片段，过去了很多年，我一直记得，并觉得是那样诗意。一个人知识的启蒙需靠外在的教育，而一个人心灵的启蒙却是他自己完成的。对一草一木都充满友谊，所以会获得它们的爱与关怀。
灯下漫读《圣诞忆旧集》，我重拾了最初的诗意。作者轻松、俏皮的语言，字里行间渗透出丝丝伤感。这大概就是美国民族的典型性格。我想起了乡村音乐。哪一首不是在欢快的节奏中抒发淡淡的愁情？一位黑人如果谈论河流，他一定会流泪唱出肯塔基故乡的歌。真正伟大的喜剧，是笑中有泪的。自然要想起卓别林的喜剧。夸张、令人捧腹的背后是小人物生存的悲酸。孤独和悲天悯人的本性使他的喜剧升华，成为时代的记忆。
优秀的忆旧的文字，可以吸引读者走进它的意境。在所有回忆的文字中，我最钟爱的是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先生的《项脊轩志》。每次品咂，总闻得一阵芬芳。是庭中亭亭净植的枇杷树吧！简朴的居室，由于注入了主人的雅致情怀，显得明亮整洁，像一个终日陪伴的忠实朋友。发生在小屋里的如烟往事、人事变迁，积淀为角落里一层安静的灰，将年华的布匹染上藏青。几经大火，也不曾被毁灭，真是有神的佑护。人总有一间承载记忆的小房子，它一定不是金碧辉煌，而是简单平凡的。我们也许都在那面背阴的土墙上刻过自己的名字。
读这本《圣诞忆旧集》，我感到自己就是小巴迪，我来到淳朴的阿拉巴马，和善良的苏柯小姐一起做蛋糕、放风筝……书中的三个表面上毫无关联，实则有内在联系的小故事突然间走进我的生命中，我的心随之欣喜、跳跃、惆怅、安宁……“不可饶恕的是那些故意的残忍。”这句话使我想起了于心有愧的往事。那个被我深深伤害过的女孩，你还好吗？那一年我和另外几个女孩嘲弄你破旧的自行车，后来，我们去你家中道歉，我哭得最凶。现在，我想起你宽容的眼神，把儿时的泪水又流了一遍。
童年是最好的圣诞礼物。有一天早晨醒来，我们迫不及待地从长筒袜里取出它，打开后才发现自己已经满脸沧桑。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八)：那些已逝的童真·灵魂的安栖处
一个被森林、农场和河流环绕，与世隔绝的阿拉巴马小镇；一个贫穷寄人篱下但很快乐的赤脚男童；一个有着像含羞蕨一样敏感而宽容的心，且从未踏出过本县边界的寂寞老妇，一条黄白毛的活泼小猎鼠狗，在灰暗的大萧条年代，相互涂抹出温暖一生的记忆，给原本可能会很不幸的孤童留下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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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卡坡蒂的书，我很少读，而《圣诞忆旧集》这本书，也是偶然在豆瓣网上发现，出于好奇，在图书馆进行了预借。32开的精装订，红色硬皮封面上简单的点缀着两片白色的雪花；白色封套上的老人、小孩、小狗、大大的圣诞树、随意的雪花构成一幅温暖和谐的图案；内页简约、温暖且带着淡淡色彩的忧伤插画……连夜将三个短篇看完，却意犹未尽……于是乎，我开始在网上查找关于卡坡蒂的资料，也是我唯一将一本书连续看两遍以上。
物莫能污的童年总让人之依念，消逝的物事总牵动人之愁肠，而最让人动情的，莫过于，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背景。三个短篇始终穿插在娓娓道来的回忆里，层叠出绵绵起伏的乡愁。那些纯真和淳朴就这样凝固于作者轻描淡写的叙述方式里。不经意间，总会触动心中的某根神经。
苏柯小姐，一个年过60的小孩，相貌奇特，性格孤僻，穿着破烂，有着孩童般的灵魂，单纯、善良、勤劳、虔诚，待人处事自有她的宽厚清朗以及自然流露的坚韧气质和照耀内心的浓浓关爱：给那些喜欢的陌生人做水果蛋糕；为帮助他们的哈哈叔叔在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即使在多的钱也不卖挺过三十斧后的圣诞树，因为，她认为：任何东西都没有替代的；探望巴迪的死敌，化解男孩之间的恩怨；在感恩节上掩饰男孩的偷窃罪行……她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从不强调自己生命的意义，悄无声音却认真而用力地活着。她是巴迪的朋友，也是巴迪的精神支柱。
“清晨最初的亮光像冷水一样泼溅在我们身上，我们起来了，睁着眼睛走来走去，等待着其他人醒来，我朋友故意让一个水壶掉在了厨房地上，我则跑到那些关闭的门前跳踢踏舞，全家人一个接一个出现了，看上去就像要杀掉我们两个，但今天是圣诞节，他们不能。”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里，卡坡蒂先生这样写道。将童年时代的顽皮描写的淋漓尽致，进而牵出我们那些久远而温馨的思绪。这是三篇短文中最快乐的一个圣诞节，也是作者和苏柯小姐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十一月的一个早晨来临，一个没有树叶没有鸟鸣的冬日早晨，她再也不能唤醒自己开心地宣布：哦天，做水果蛋糕的天气到了。也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温暖中透着深深的凄伤和怀念。
然而，当作者在忆及当年苏柯小姐离去之时，小狗奎妮也早已逝去，苏柯在信函里这样写道：“亲爱的巴迪，昨天，吉姆·梅西的马把奎妮踢得很重，谢谢天她没有受很大的痛苦。我用麻布床单把她包起来，用小车推着到辛普森家的草地上，在那里她可以和她的那些骨头在一起……稚嫩的感觉竟如此清晰地放逐幼小的心灵去感知，去触摸，曾经年幼的我们，曾为一只离去的小鸟哭泣，并立碑的情景历历在目……
在“一个圣诞节”中，卡坡蒂写道：“我感到一种最为莫名的痛楚。紧迫的痛感传遍全身。我想如果脱掉笨重的城市皮靴，那折磨人的妖怪，那种疼痛就会减轻。我脱了鞋，但那神秘的痛楚并没有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从未消失；永远也不会。”这是作者在从新奥尔良圣诞节回去路上的回忆，这种痛楚，是心灵的痛楚，这样一直伴随着卡坡蒂先生。即便如此，还是在回去的第二天，和苏柯小姐一起去给爸爸寄了一张明信片。没有标点的话，透露着童年的稚嫩，充满着浓浓的情感色彩。而在爸爸去世后的银行保险柜里发现，对于一个父亲来说，这又是如何的珍贵？
在善良，宽容的苏柯小姐眼中，一个不愿意提起，只是个恶棍和傻子，不管醒着还是醉着，都是一个十足的流氓，常年蹲监狱的私酒贩子达德·汉得森，在一个妻子的眼中，不管他做过什么，都是一个好丈夫。巴迪的死敌，奥德，被认为最为卑鄙的霸王，在一个妈妈的眼中，是一个懂事的好帮手，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巨大的安慰，简单的话语中，隐现着莫莉淳朴的爱，对丈夫，对孩子，温暖中带着刺痛。他们会偷，会从死人嘴里撬金牙，但他们却从来不接受一样公开赠予的礼物……这又是怎样的一种特征！
时刻数年后，当年那个贫穷的少年终于成为纽约名流圈里的宠儿时，在某一刻，闪耀过后，自有一种高处不胜害的孤寂吧？于是，在某个十二月的早晨，走过一个学校校园时，也不停地在天空中搜寻苏柯小姐的灵魂。希望能看见一对迷失的风筝相偎地一路赶去天堂。
“读完这三个短篇的同时，我多么怀念那个生活在清贫中的天真小男孩，其实也是在怀念自己率真的童稚年代，那种物莫能污的但已远去的自怡境界。”在本书的序页，陆谷孙先生如此的写道。是啊！物莫能污的童年，是卡坡蒂的，是陆谷孙的，是你的，也是我的！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九)：旧忆
很久很久没有看童话了，捧起这本书的时候，突然有重看童话的感觉。不知不觉想起了妈妈说的故事，那些365天说给一个又一个好奇的天真的渴望了解世界的孩子的童话。
第一次看到这本书似乎就感觉到书中轻盈的幸福感。无论是封面还是里面光滑而略微黄的纸，一下把我领回到活在记忆的童年时空。
卡坡蒂童年往事的回首，仿佛在用小孩般晶莹剔透的声音说起某段无关紧要的事。琐碎，无章法。仔仔细细描述完成一个水果蛋糕里的流水帐过程，豪无忌讳地说起自己不喜欢的一个人，思想单纯，天真，引人会心地发笑。每一个故事都是平凡生活的简单再现，却又轻盈地让人产生恐怕书中的一触便会破碎之感。真真实实的，轻轻盈盈的，怀念的，回不去的，永远美好的童年。
《圣诞忆旧集》读后感(十)：将灵魂安栖在圣诞树下（张悦然）
代张悦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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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毕生著书许多，他的灵魂，却只会栖身于其中的某一部当中。也许不是为他赢得盛名的那一部，或者也不是主人公与他最相像的一部，应该存在这样一部书，抑或只是一个短篇小说，其中辟出一条清晰的路径，沿着它逆走，作者回到原点。那里是他最先看到、第一次产生爱欲和表达冲动的世界。对于卡坡蒂来说，《冷血》也许太过喧闹，《蒂凡尼的早餐》也许太过精致，繁华落幕，孤矜的灵魂对此早已厌腻，这本《圣诞忆旧集》也许是才是最合适他的安歇之地。
我喜欢那些说起童年就会兴趣盎然眉飞色舞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与岁月对抗的激情。而在这些人中，真正可以把童年说得令听者动容，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沉湎自我陶醉的，少之又少。卡坡蒂便是一个。他不断修葺被时间冲溃的围墙，坚守那一小块童年的庭院。局促，灰旧，害羞的老妇人和她的狗她的巴迪住在这里，世界的遗忘与抛弃使他们感到很安全。秘密筹备圣诞礼物，制作水果蛋糕，宛如过家家一般有滋有味地生活。在适合做水果蛋糕的天气里，心情像那些蓬松的面团一样，发酵出暖融融的香气。苏柯小姐，这个毫不起眼能力微薄的乡下妇人，待人处事却自有她的宽厚清朗：给帮助他们的哈哈叔叔在蛋糕里多加一杯提子作为报答；探望巴迪的“仇家”，化解男孩间的恩怨；在感恩节的宴会上掩饰男孩的偷窃罪行，不让他当众出丑；她让我们相信，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人，从不强调自己生命的意义，悄无声息却认真而用力地活着。但卡坡蒂不是这样。他一定要活得惊天动地，不肯错过任何一簇注视他的目光。但是站在最高的舞台上对着簇拥的人群挥手的时候，某一刻，他也许忽然感到落寞，开始羡慕如苏柯小姐那样安静得好像睡着了，透明得好像不存在的生命。
这是一本有关爱和纯真的书，但是字字却又隐现着匮乏和荒凉。温暖中带有刺痛，某种美好的东西正在消失，不复存在，这在卡坡蒂的小说中，不仅仅是主题，已经成为了一种语气。卡坡蒂独有的迷人的语气。在他的小说里，每个人都是孩子，怀着温软的童心，用错愕的眼神打量着世界。世界是陌生而冷酷的。坚强而活泼的内心是如何对抗风雨如晦的恶劣世界的，他展示给我们看，但又或者是那些脏兮兮冷飕飕的雨丝和雪粒是如何钻进致密的心，让它一点点冷却下去，僵冻起来的。所以他的小说，正如村上春树在日文版序言里所写的那样，是一种童话。这本书更是如此。他所写的是一些剔透晶莹的人，他们被抛置在肮脏的世界里，像是在进行一场穿越幽暗森林的冒险。像所有出色的童话那样，卡坡蒂给孩子们想要的温暖，给大人们他们已经感受到的生活的辛酸。这种语气在卡坡蒂最著名的非虚构小说《冷血》中，已经所剩无几。彼时他自己，也许已经放弃了对那个纯洁人群的寻找和挽留，他不再相信他们的存在，更加没办法写下来使他的读者们相信。写作是有气数的，气数长短，取决于一位作家他用来写作的那种特质在他身上停留的时间。卡坡蒂长大了，在孩子般的语气离开他的那一天，写作也离开了他。
但一切并无缺憾。如果还有人为卡坡蒂感到惋惜，那么他们就像在为童话中水晶般的主人翁是否可以脱险而牵肠挂肚，不过是想花费掉一些无处安放的同情心罢了。他们也许应该来读一读《圣诞忆旧集》。这本书足够证明一个天才来过并留下深深的印迹。同时，也许，他们会像我一样，感觉到卡坡蒂的呼吸。
是的，那个重读《圣诞忆旧集》的夜晚，越过小男孩巴迪忧郁的头顶，我依稀看到一个粉白的影子，坐在布景深处，语调欢快地与人交谈。“我生平最喜欢的事便是与人聊天。”卡坡蒂这样说过。他的灵魂住在这里，安闲地和那些深深走进去的人们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