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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野蛮人经典读后感10篇

2018-02-04 20:39:02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等待野蛮人经典读后感10篇

  《等待野蛮人》是一本由(南非)库切(Coetzee,J.M.)著作,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9.00,页数:229,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一):凡是伟大灵魂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

  ——王晓明《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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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看刘绍华的《我的凉山兄弟》,看到最后我发现,这本书所要回答的只是这么一个问题:为何凉山地区海洛因如此泛滥,为何诺苏人的艾滋病感染率如此之高?

  回答这个问题,一般的看法可能会将原因归结于教育落后生活贫穷文化隔阂上,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为什么凉山地区教育落后、生活贫穷和文化隔阂呢?

  刘绍华在书中给出了不一样的看法,她认为,海洛因和艾滋病只是表症,这一切不过是诺苏人在遭遇20世纪现代化过程时的副产品

  她最后的结论其实很悲观,因为摆在诺苏人面前的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不继续贫困、继续沉沦;要不走向城市,走向“汉化”。在历史的洪流中,边缘独特性从不讨好,这是世上众多弱势族群逐步被卷入现代性漩涡中的殊途同归

  从这个典型案例可以看出,文明人对野蛮人(在当地官员看来,诺苏人就是野蛮人)的定性与判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偏见。人类用十几万年的时间学会了直立行走和使用工具,才终于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现在他们举目四顾,开始琢磨着怎么把板砖拍到其他人脑袋上。

  《我的凉山兄弟》作为一本人类学著作,可谓细致入微,基本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谈到了,但是读来未免有些晦涩,所以今天把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也一并找来看了。同样的“文明”与“野蛮”之争,因为体裁和背景不同,读来别有一番滋味

  库切行文简单干净,但往往白描的线条却刚劲有力,而且清晰是的,就是这种清晰,使人置身于他所布局的荒乱世界却始终保持旁观者的冷静

  然而本书的主题却是交织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概念之间人为造就的泾渭分明最终牵扯出千丝万缕。看似相互独立,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但后者与其说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光辉大厦,倒不如说是后者的裹尸布。而这具木乃伊并非沉寂下来成为观赏赞美的对象,却继续在人类的国土游走。

  或者应该说,成为了灵魂投影下的潜在背景吧。所以我相信人注定是性本恶的,“仁”、“善”、“爱”这些后天播下的种子在很多人身上发育不良。我们的主人公拥有的那一颗却是属于奇迹,也许是作者悲天悯人决定给于它一次生命,但穿破“文明”这层硬壳却成为一次炼狱。救赎、逃离是对“文明”的背叛,怎能不遍体鳞伤

  小说没有交代时空地点。但这又有必要吗?二十年前他写作本书时观察到的“文明世界”,与经过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又相差多少毫厘呢?作者的理性感性对这个社会的再加工已经为“文明”作了掩饰,而现实,每天从各种媒体感知的现实,却赤裸骇人得多了。

  作者选择爱情作为点燃灵魂的微弱火花,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也是他的良好愿望,是对良知的期待和小小寄托。主人公与那个“野蛮”女孩的温吞迟缓的感情,拖延着、吝啬着对小小种子的浇灌,彼此都在期待揣、摩破壳而出的机会

  主人公每日对女孩的洗礼暗喻着他试图以文明的礼仪拆除彼此的藩篱。这是一种无力但又有效方式:某一方的居高临下使平等交流被否定,但对肉体尊重怎样也是重要的第一步。而到后来那两次自然却不自在的交合,正是一种笨拙的放弃,可是从另一面看,却是默然的首肯另一种开始。

  我此时才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男一女微妙的关系以及那一次标志着关系结束的旅途有所理解。情爱后的那场不期而遇的暴风雪、生涩甚至干燥的告别,尽管只是蜻蜓点水而非飞蛾扑火式的尝试——尝试连接“文明”与“野蛮”的鸿沟,但形式上的消逝并不意味意义延伸的终止。两口心灵之井找到了水源,体内的种子便有了获取生命的力量

  《等待野蛮人》本身没有影射的痕迹,可是这种寓意复杂作品必然使人想到许多现实情景,从过去南非的种族歧视到至今仍未消停的巴以冲突,甚至ISIS恐怖袭击,甚至欧洲的难民危机……当代生活中所有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都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语境,在阅读活动中扯动着人们的审美经验

  跟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作家相似,库切在对人的关注中也同样看到了人类的精神困境,但是他的目光更多锁定于政治生活和文明进程中的伦理障碍国家、种族、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如果说这是面向内心的自我挑战,贸然超越这些界限几乎就如打开一扇恐怖之门。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二):交战

  很喜欢库切这本“等待野蛮人”,可惜无法欣赏原著。译文太娴熟道地了,虽然精彩,但不知道是否真实还原了文风。

  库切行文简单干净,但往往白描的线条却刚劲有力,而且清晰。是的,就是这种清晰,使人置身于他所布局的荒乱世界却始终保持旁观者的冷静。特别难忘开头一个场景:“我和他之间隔着一个长颈瓶, 还有一盆坚果。”

  本书的主题却是交织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概念之间人为造就的泾渭分明最终牵扯出千丝万缕。看似相互独立,前者是后者的否定,但后者与其说是建立在人性之上的光辉大厦,倒不如说是后者的裹尸布。而这具木乃伊并非沉寂下来成为观赏赞美的对象,却继续在人类的国土游走。或者应该说,成为了灵魂投影下的潜在背景吧。所以我相信人注定是性本恶的,“仁”、“善”、“爱”这些后天播下的种子在很多人身上发育不良。我们的主人公拥有的那一颗却是属于奇迹(它本身是坚果啊),也许是作者悲天悯人,决定给于它一次生命,但穿破“文明”这层硬壳却成为一次炼狱。救赎、逃离是对“文明”的背叛,怎能不遍体鳞伤?

  小说没有交代时空地点。但这又有必要吗?二十年前他写作本书时观察到的“文明世界”,与经过二十年发展的今天又相差多少毫厘呢?作者的理性与感性对这个社会的再加工已经为“文明”作了掩饰,而现实,每天从各种媒体感知的现实,却赤裸骇人得多了。

  作者选择把爱情作为点燃灵魂的微弱火花,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也是他的良好愿望,是对良知的期待和小小寄托。主人公与那个“野蛮”女孩(可不是现在流行的“野蛮女友”)的温吞迟缓的感情,拖延着、吝啬着对小小种子的浇灌,彼此都在期待揣、摩破壳而出的机会。主人公每日对女孩的洗礼暗喻着他试图以文明的礼仪拆除彼此的藩篱。这是一种无力但又有效的方式:某一方的居高临下使平等的交流被否定,但对肉体的尊重怎样也是重要的第一步。而到后来那两次自然却不自在的交合,正是一种笨拙的放弃,可是从另一面看,却是默然的首肯另一种开始。我此时才豁然开朗,对于这一男一女微妙的关系以及那一次标志着关系结束的旅途有所理解。情爱后的那场不期而遇的暴风雪、生涩甚至干燥的告别,尽管只是蜻蜓点水而非飞蛾扑火式的尝试--尝试连接“文明”与“野蛮”的鸿沟,但形式上消逝并不意味意义延伸的终止。两口心灵之井找到了水源,体内的种子便有了获取生命的力量。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三):人类的三重困境

  《等待野蛮人》讲述的是一个寓言般的故事,没有确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有的是一个虚构的帝国,一段虚构的历史,大段大段都是这个故事的叙述者,一位驻扎在帝国前哨的老行政长官的内心独白,他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没有什么与时俱进念头,不过想着“在平静日子里过平静生活。”而这一切平和被帝国“第三局”派来的乔尔上校所打破。他是帝国首都派来调查“野蛮人”的谣传的,他不问青红皂白地拷打从沙漠深处捉回来的“野蛮人”,用烙红的叉子烫他们的身体,用铁丝穿过他们的手掌……作为帝国法律的执行者,他毫不犹疑地使用极端办法以保证野蛮人遵守“帝国的法定秩序。”目睹这一切,老行政长官内心的良知和救赎之念被唤醒了,也开始了他从一个优游自适的太平官走向高尚的殉道之路。他深陷重重困境之中,艰难挣扎痛苦思索,尽管最终并无法突围。但其中对人类困境的深刻揭示也足以令我们掩卷而思。

  一、第一重困境:文明的黑暗之花

  现代西方社会有把文明与法律连在一起的传统。西方的主流历史学家经常把他们的社会跟法律和文明联在一块,并把这作为与“野蛮社会”相区分的标志。“野蛮社会”被认为是非法的、未开化的。这种观点赋予了西方把文明——以法律和秩序的形式——撒播到世界其他地方幻想,其结果是以武力的方式把西方的秩序原则强加给其他社会。毫无疑问殖民主义把现代化带到了很多非西方社会,但这是建立在给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生活造成巨大创伤基础上的。一些西方理想主义者为了推行文明和秩序观念要求物质化而不择手段——包括极端暴力的手段。尽管这些暴力因其制度化、合理化的优点而被掩盖,似乎“文明的”或理想的——是在法律推动下用以维持秩序的手段,不管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大都市

  “文明”,换句话说,有两张面孔——既具有创造性又具有破坏性,既慈善又恶毒.而用拉康的话来说,文明是一个内心埋藏着猥亵的好父亲

  在《等待野蛮人》中,文明和法律在两组人的身上得以呈现:一个是叙述者,帝国前哨的一位行政长官;另一个是乔尔上校和迈德尔,以折磨所谓的“帝国敌人”野蛮人来“执行正义”的人。同为帝国秩序的维护者,他们应该互相尊重才对,而且也同样应该遵守帝国的法律,然后事实并非如此。不仅老行政长官与乔尔等人之间存在矛盾,而且他们与帝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尽管老行政长官承认乔尔和曼德尔也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但他们残酷至极的执行法律的方式令他无法理解,也不明白为人,如何能做出那般残忍行为。所以他逼问迈德尔下列问题:

  “我想知道,你事后——就是做完修理人的活儿之后,你是怎么吃东西的?这是我对行刑者和这类从业人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记住,我是献身于法律的,我懂得法律程序,我知道主持正义的过程总是难以让人理解。我只是想弄明白。想了解你生活的那个圈子。我总在想象这你怎样日复一日地吃饭、呼吸、生活。我可做不到!所以这事让我非常困惑!如果我是他,我是说我自己,我会觉得自己的手脏得让我窒息过去——” [1](167-168)

  有意思的是,老行政长官在将他自己和同僚都视为“将一生奉献给法律的人”的同时,却认为这些执行者其实并不尊重法律。

  “一个隶属第三局的准尉军官:这意味什么?据说,最近五年来他们一直从事着拳打脚踢修理人的工作;他们对一般警察和通常的法律程序都看不上眼,也像我一样厌恶那种夸夸其谈贵族腔的谈吐。”[1](106)

  殖民者乔尔在赞成法律的同时却对其抱有根本的怀疑。他维持法律和秩序的方式不是靠他自己遵照法律,而是依靠恐怖和对法律完全的漠视。更重要的是,乔尔对法律的背离并不是一个例外。如果没有改朝换代的统治集团对前朝法律的叛逆,这朝帝国的法律如何能建立起来。如果没有这些残忍成性的执政官,老行政官可能便得不到这个位置,更没可能高谈阔论什么程序正义了。那怕是正义应当在野蛮人那方的时候,老行政长官也并不确定是否真的愿意“献出他的所有。”因为他明白只有在对野蛮人来说无正义可言的情况下,他和帝国才可以维系目前的权力和地位

  老行政长官和乔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并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样,是冷冰冰的乔尔的对立面——一个宽容的欢爱制造者;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处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他却是真相——帝国在凌厉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1](180)

  正义,这个词一旦脱口而出那么其终结将在何端?大声喊出“不”更容易些;引颈受戮和做烈士更容易些;设法劝阻暴行比为野蛮人而捍卫正义更为容易些。然而,这里边的是是非非理得出什么结果呢?难道我们会放下武器,向那些被我们掠夺了土地的人们打开城门吗?这个遭受暴殴遭受监禁的老行政长官——法律规则的捍卫者——以自己的方式跟国家作对的人,并非没有困惑,并非没有痛苦。[1](146)

  上面两段内心独白揭示了老行政长官心底的挣扎:他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希望给野蛮人正义。有乔尔上校的残忍做对比,老行政长官可以将自己视为清白的、正义的。但当他面临内心深处的自我时,却发现自己与他“自认的敌人”乔尔上校竟是共谋。老行政长官需要乔尔和迈德尔来映衬他的清白,就如同帝国需要野蛮人来界定自己的“文明身份”。老行政长官在被迫面对自己真实身份时所经历的道德危机,就如同康斯坦丁"卡瓦菲斯在《等待野蛮人》这首诗中所描述的帝国所经历的危机一样。当帝国发现没有野蛮人的入侵来给自己提供“一种合法性”——即证明其处于“危机状态”。在陷于孤独自省之时,老行政长官的自我怀疑蜕变为一种自我批判的姿态:“我在这里修复的是人们的未来和过去之间的纽结,用歉意把一具曾被我们榨干了的躯体恢复原状——我是一个中介者、一个披着羊皮的帝国的走狗。”[1](100)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感慨,是在老行政长官历尽艰辛把蛮族姑娘送回蛮族部落之后发出的。在这一貌似慷慨伟大的行动中,老行政长官却觉出自己内心的猥亵。既是“走狗”,却又披着“羊皮”。正道出了他的双重身份。

  而对于自己为之服务的帝国,老行政长官的认识也随着自己的遭遇和内心的煎熬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只是个乡镇治安行政官,一个为帝国服务的负责任的官员,在这个荒凉的边境打发着自己的岁月等着退休而已。..等到我去世时,我希望在帝国的公报上能登上三行小小的公告,提一下我的功过就行了。在平静的日子里过平静生活,我从未有过比这更高的要求。”[1](10)

  “帝国注定要在历史中再现一个反历史的角色。帝国的意识就是:如何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避免分崩离析。一方面,他们处心积虑地追捕宿敌,到处布下他们的鹰犬;另一方面,则以灾难滋养着自己的想象:城邦凋敝、民不聊生、饿殍遍野、千里赤地。”[1](177)

  这是《等待野蛮人》一书中有关帝国的两段描写,这两段描写表现的都是老行政长官心目中的帝国,但这一前一后两个帝国的概念在老行政长官的心目中却发生了明显的分裂。前者是他为之效力了大半生的帝国,他感到熟悉、亲切、明确,而后者则是将他视为敌人的帝国,他感到陌生、怀疑、异化。实际上伴随着老行政长官的怀疑,帝国的形象在读者的心目中也经历了一个由明晰到虚化,由完整统一到分化裂变的过程。

  然而不管他多么想逃脱,他都是帝国的一员,是帝国和它的罪恶的标记。“也许我并不比那个一心效忠帝国的乔尔上校更纯洁。”[1](177)他无法逃离帝国的政治体系。他是其中一部分。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办法与法律的不洁相抗争,除非拒绝法律的约束。没有办法阻止文明这一理想中包含的反作用,除非不顾一切地冒着被定罪的危险,才敢大声喊出一句“不”。

  二、第二重困境: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老行政长官作为“文明”人中的觉醒者,觉察到了文明自身的荒谬,在从野蛮人那掳掠过来的盲眼姑娘身上,他得以将这种体会具体化,开始了他灵魂的救赎之路。然而在与盲族女孩的关系中,他又发现了另一重困境,他对于女孩的同情和爱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回应,那一个谜一般的蛮族姑娘以“他者”的存在反衬着文明世界的价值荒谬,又用她漫无边际的沉默湮没了他接近她内心的企图,老行政长官从她得到的“是一种带着面具的形象,面具上有两个呆板的昆虫的眼睛,从那里面反射出来的并非双向的凝视,只是我自己的双重影象在自我对视。”[1](60)

  从这意义上说,库切写的是一个没有“对话”的故事。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他用大量的笔墨去描述这一过程,老行政长官怀着好奇和怜悯去亲近这个受伤害的姑娘,却徒劳无功,“对眼前这个女人来说,她好像没有内核,只有一层表皮,而我一再探寻如何进入的问题,这种探寻或许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错误。”这是老行政长官一番折腾后所得出的结论。

  乔尔上校希望通过审问和“亲密”的折磨来寻求真相。“你以为能用烧灼、扯拽或是砍劈来探测别人身体内的秘密,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1](59)而老行政长官,则希望通过假意的肉体亲昵以及考古学来寻求真相。他把她揽在怀里:“脱光她的衣服、擦洗她、抚摸她、睡在她的身边——但这跟把她捆在椅子上打她没有什么两样,也许那正是亲密的意思。”[1](59)他对于蛮族女孩的性欲,事实上不过是洞察她内心秘密这一企图的掩饰。蛮族女孩被当作谜一般,她的身体就如同一处等待被开掘被破译的考古墓穴。

  乔尔企图用暴力来看穿别人和老行政长官企图用性来达到同样的目的都是无能为力的。尽管老行政长官认识到了这种无奈,然而,他和乔尔一样都不愿放弃关于野蛮人的假想和偏见。老行政长官十分相信在蛮族女孩的身体里潜藏着隐秘的故事,就像乔尔对野蛮人将发动一场突袭深信不疑一样。

  老行政长官和长官都不能了解他人的“真相”,因为他们首先没有耐心去理解他们,例如,他们都没有耐心去学习野蛮人的语言。在老行政长官和蛮族年孩呆的那段时间里,他从未尝试去学习她的语言——直到他将她送回自己的部落后才感到后悔。老行政长官希望破译杨木简的举动和他希望破译女孩身上的伤痕一样,都是没有希望的。不懂得他人的语言,殖民者只能与他者进行浅层次的沟通。老行政长官和乔尔都盲目地希望通过他人的身体,作为理解他们“真相”的方式,而不是认真学习他们的语言。结果是,他们都亵渎了野蛮人的身体希望从中榨取出真相。他们都希望强迫野蛮人以帝国的话语方式说出他们心中藏着的“真相”,野蛮人始终不能以他们的方式呈现自己的故事。即便老行政长官这样生长在帝国前哨的人也无法理解他们,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的类似语言这样的天然隔阂。

  在对待野蛮人的态度上,老行政长官和乔尔上校并非没有区别,对于乔尔这样的顽固殖民者来说,他者是下贱的、落后的,归入动物之列,可以任意拷打,无须考虑所谓的人道、正义。而对于库切这样的自由主义殖民者来说,他者是事不关己的,生活在前现代状态,未沾染文明。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然而这两者态度的共同之处在于,他者都被描述为在历史舞台上落后于西方的,是“没有文明”的。

  老行政长官将他自己视作正义的守卫者,然而从种种明显的事实看来,他不过是帝国正义的捍卫者。他无法摆脱普遍的偏见。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客观的、没有偏见的裁判者,伴随着他的成长而形成的偏见使他将野蛮人视为愚蠢的,懒惰的,落后的。这些偏见在他早期的反思中也清晰可见:“我真的愿意像野蛮人一样生活:像他们那样迟钝呆板、懒散凌乱、漠然地接受生命和死亡?”[1](71)老行政长官对野蛮人肮脏的生活习惯的嫌弃,在文中被反复描写。这种嫌弃曾转化为对乔尔上校强行把野蛮人带进城,因此而破坏了小城的宁静、整洁的愤怒,也表现为他在和那个野蛮人少女单独相处时采取的一个不断重复的动作,就是用清水擦洗她的全身,这个动作在不断重复中已经被老行政长官神圣化了,从洗涤那个野蛮人少女肮脏、肿胀的双脚开始的,最后逐步扩大到全身,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以后便逐渐成为一段时间内不断反复、每天必有的一个动作。而且这也成为两人相处时最主要、最实在的内容。一方面,这种不断重复的动作是是对两人之间精神、心灵无法沟通所留下的一个巨大空白的填补。另一方面,也暗含着老行政长官“洗净”野蛮人的企图。

  老行政长官曾一度意识到对于所谓“野蛮人”的认定或许是建立在子虚乌有的基础之上的,“与其说是本质上的分歧,不如说是出于我们与他们的某些差异,餐桌上的规矩不同,眼皮长的一样不一样,怎么能因为这些而蔑视他们呢?”[1](70)野蛮不过是所谓的文明世界用自己的视角臆造的,其实它所表现的是只是一种和文明的距离,而“野蛮人”则是掌握了话语权的文明人强加给一群不断被边缘化和失去表达权的人群的一个符号而已,而且这个符号是被抽空和扭曲了的。尽管如此,他还是无法用平等的态度去看待野蛮人。哪怕在经历了重重煎熬和灵魂的洗礼之后,老行政长官还是希图给野蛮人“写一段历史”,就像野蛮人没有语言没有他们自己的历史记录一样。

  “从前在沙漠废墟居住过的人们,留下这样的东西绝对正确。我们也应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记录,埋在墙根底下。看来,记述历史的重任非我们这位最后的行政长官莫属。”[1](204)

  老行政长官渴望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关于野蛮人的记录。隐藏在这一设想后的想法是“我们拥有语言,我们知道如何写作历史。而他们没有。这是我们的责任,尤其是我这个行政长官的责任。”[1](204)他的以恩人自居抑或家长式的态度在他继续破译写在那些杨树木简上的古老字符时显得滑稽可笑。事实上不是野蛮人没有记录或历史,(否则何来这些木简呢)而是,老行政长官无法理解他们——就如同他没有能力洞穿那个蛮族女孩一样,不论是精神意义上的,还是肉体意义上的。

  老行政长官破译木简和他擦洗女孩的行为一样,同样都是一厢情愿、没有结果的动作,也预示着文明对野蛮的征服和改造因为没有对话的基础而只能成为文明世界的自言自语。

  三、第三重困境:没有折磨者的折磨

  暴力场景在《等待野蛮人》中出现了很多次,对野蛮人的,对老行政长官的,想象中的,他人讲述的,自己经历的……库切耐心而细致地描述着施暴的过程,

  最初对野蛮人的拷打场景是通过老行政长官的想象和追问呈现出来的,乔尔上校在密室里的所作所为给蛮族女孩等受讯问者带来了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痕。也触痛了老行政长官敏感和人道的神经,使他由一个充耳不闻的旁观者甚至称得上是帮凶,蜕变成了一位播种人类良知之火的烈士,以至在后来的一场集体对野蛮人的虐待中,只有他大声喊出了“不”,为了坚持的人道主义原则他丧失了自己的自由,陷入被拷打者的境地。这种蜕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艰难的内心的煎熬,在灵与肉的激烈冲突中升华出的神圣。

  从表面上看,拷打也是交流的一种方式,一个人通过肉体或者精神的折磨来迫使令一个人说出真相。折磨者和被折磨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是不对等的。折磨所带来的巨大痛苦使人无力顾及其它,似乎只有身体的痛感存在着,发出来的声音仿佛不是自己的,只能顺着说出拷问者所需要的“真相”。就像小说中描述的:

  “一个活着的身体,只有当它完好无损时才有可能产生正义的思维,当这身体的脑袋被掐住,喉咙里被塞进管子灌入一品脱盐水弄得咳嗽不止,呕不出东西,又连遭鞭笞时,它很快就会忘记一切思维而变得空白。”[1](154)

  如果说拷打带来的痛苦主要是肉体上的,那么与拷打相联系的囚禁所带来的痛苦则主要是精神上的。

  “(在囚室里)我如何日渐一日地在变成一头野兽或是一架简单的机器,比方说,变成一架小孩子的玩具纺车,外面一圈有八个小人形:父亲、情人、骑马者、小偷……接下来我就被这种恐怖的旋转弄晕了,在囚室里猛甩胳膊,扯自己的胡子,使劲跺脚,尽一切办法提醒自己外面还有一个斑斓多彩的世界。”[1](116)

  如库切在这儿所描述的,囚禁所带来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孤独和对于前途的恐惧,惧怕“浑浑噩噩不明不白地在羞辱中死去。”死后还要背负任人加诸的罪状。安全感的缺失令人惶惶不可终日。在囚室中,不受限制的暴力被施加在个体身体之上,这些非法行为却被合法化。他们的目的是,如果不摧毁他,那么至少摧毁他内在的抵抗的核心。囚犯所知道的是,无论警察以何种方式对他,反对都是无助的。这一点警察也知道。拷问室如此就变成了像色情小说作家所幻想的卧房一样的,与道德或者身体保护绝缘的,一个人类可以为所欲为地在另外一个身体之上施加他的恶念的场所。对于库切来说,身体的自由是很重要的,因为身体一旦遭受屈辱,心灵就不能恢复完整。然而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身体尊严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尊重,拷打和囚禁等折磨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福柯所说,任何社会,为了维护其秩序的合法性,都必须命名出离轨者,并在对离轨者的放逐中获得清洗秩序,保持其洁净的心理需要。这表现为由法律所固定下来的司法暴力,这种司法制度下的惩罚和暴君、野蛮人、土匪、强盗等人依据个体性情施行的暴力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惩罚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折磨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老行政长官所经历的第三层困境是个人道德意识和身体痛楚之间的,是灵与肉的冲突。最终个人道德意识的坚持战胜了对身体痛感的恐惧,而这一战胜的动力则是老行政长官感到的“没有折磨者的折磨”。这一短语来自库切1986年为《纽约时报》撰写的关于《等待野蛮人》的书评中,在文中他描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罗莎"伯格所感受到的这种“没有折磨者的折磨”。

  “Rosa Burger正在附近驾驶,有点迷路。在约翰尼斯堡黑色镇区的近郊上,当她遇到一个三口之家坐在一辆驴子手推车里的时候,一个喝醉酒的愤怒的男人正在鞭打驴子。她浑身冷战,她立即捕捉到了被施加的痛苦,它们从产生痛苦的意志里脱离出来。这种败坏的放纵,一种本身就存在的力量,一种没有抢劫者的抢劫,没有折磨者的折磨,狂暴,超出人类控制的纯粹的残酷,虽然人类已经花费数千年来控制它。从翼形螺钉和电击架,到各种各样的苦难,精致地藉着鞭子, 藉着恐惧, 藉着饥饿, 藉着单独监禁而制造……Rosa Burger如何反应的?她可以使鞭打停止,对驾驶者施加她的权威,甚至使他被捕,并起诉他。但是这个男人——“黑色、贫穷、冷酷者”——知道如何不冷酷地生活,知道己之不欲,勿施于人吗?另一方面,她可以驾驶过去,让折磨继续。但是此后,她将不得不生活在怀疑她的置之不理的行为之中。最好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她会勉强地被认为是一个“照顾动物更甚于人的那些白人之一。”她开车离开。不久离开了南非。她不能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生活,日复一日地提出这种不可能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要以一种狭隘的象征主义方式来理解这段插曲。驾驶者和驴子并不是分别代表着折磨者和被折磨者。“没有折磨者的折磨”是关键短语。在罗莎的记忆中,鞭子将永远如雨滴般落下,牲畜永远在遭受痛苦。这一景象源自但丁地狱的内部延伸,超过了道德范围。因为道德是人类的,然而手推车的两个形象则属于地狱的、失去人性的世界。他们把Rosa Burger放置到了她的地方: 他们在人性世界的范围内定义她。 [10]

  这段话对理解等待野蛮人的旨意大有帮助,在《等待野蛮人》中,老行政长官是如同罗莎伯格般的人物,在面对乔尔上校对野蛮人的残酷折磨时,他同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住在镇上最安静的街上的行政长官别墅里,……对那些自命不凡的警察的所作所为听而不闻”[1](28),一种是他在文中所选择的道路,他没有回避,而是迎向了折磨,与被鞭打的驴子共同受难,他不是不知道拷打和囚禁将给自己带来多大的痛苦,但对于死亡的深深冷漠将更给他带来羞耻。他并不是没有软弱的时刻,但最终他没有与发生的残暴行为沆瀣一气。

  老行政长官作为小说中描述的一个异类,与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在第四章,乔尔上校对抓回来的“野蛮人”举行了一场集体拷打的仪式,士兵“用绿色警棍把囚犯的脊背和臀部打的劈啪作响,一条条红色的血痕立刻拱凸出来”,拷打走出了密室,走到了大庭广众面前,而这群看客呢,他们“看着那些全身赤裸的人挨打又害怕又好奇,看着周围那些面孔,有的甚至还在微笑……没有仇恨,也没有杀戮欲望,只有好奇之极的神情,像是全身只有眼睛还活动着在那里享受着新奇难得的视觉大餐。” [ 1](143)后来他们还轮流参与了对“野蛮人”的拷打,这种描述令人触目惊心,在现代社会,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于是这儿描述的集体无意识式的暴力变得正当起来。别人是这样做的,法律未禁止,我们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就可以放任这种暴力而不加以同情和反省吗?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老行政长官所遭受和等待的,正是人性和伦理在艰难和困境中的修复。

  四、结语

  从总体上来看,《等待野蛮人》或许可以视为对老行政长官在三重困境中艰难突围的记录。通过对他心理历程的细致描述,刺痛每一位良心未泯的读者,从中得到感召,纵使痛苦的折磨无法避免,纵使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身经历拷打,经历囚禁中的折磨与升华,也要勇敢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方能对得起造物主给予我们的灵魂。

  库切并没有为小说设置明确的是非和结局,而是把反省和建构的希望留给读者。他描述的是人生惨淡的境遇,却饱含着对人性的苦苦追求,库切找寻的人的本质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想,却包含了最复杂的哲学。他对于人性坚持的深刻揭示,是他高于其他作家的地方。正如鲁迅先生为《穷人》中文版所作序言中所说的:“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这段话适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适用于库切。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四):等待野蛮人

  “帝国”“野蛮人”,从这两个词的语境上来说,中国读者应该是非常“亲切”的,毕竟上千年来我们就是这样称呼自己以及周边的部族,直至鸦片战争。那之后我们成为各大帝国心中的“野蛮人”。   不过从作品中帝国出击野蛮人的行动,以及其“需要制造出一个敌人”的心理又有着典型的西方特点,那出征的前后与古罗马多次在亚洲的行动是那么的符合,而那“需要敌人”的心理与当今美国又是如何相似。虽然中华帝国也经常入侵野蛮人,不过至少没有找寻着书中的理由,当然也许是中华帝国已经扩展到统治能力的极限。   作品应该是寓言体小说,以一个老朽的边疆行政官员的眼观注着帝国和野蛮人,故事很简单,长久以来的和平被打破,帝国认为野蛮人准备入侵,于是先发制人,结果大败。“我”在边境小城中等待着野蛮人的到来。   故事有着多重的寓意,“我”的身上有着老人以及老帝国的影子,可是帝国似乎不知道这点,意图着对外行动,这似乎与“我”和蛮族少女的经历相仿。不过少女轻松地离开了“我”,返回了野蛮人当中,而帝国军队也全军覆没,真是绝妙的讽刺。   另外首都来的军官们的所做所为,充分揭示出“文明”的真谛,大军来后率先开始修建牢房,有意思的是帝国行政官员“我”被第一个投入牢房。同时他们严刑拷打着犯人,而上校第一次出征捉住的野蛮人简直是个笑话,不过最终的结局则成为可怕的噩梦。“我”在等待着野蛮人,帝国也在等待着野蛮人,可是对于野蛮人来说(被攻击被拷打者)帝国也许更加野蛮。   很奥妙的作品,可做多种解读。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五):库切《等待野蛮人》中人性的两面

  库切《等待野蛮人》中人性的两面

  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思韦尔•库切(1940一)是当今国际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曾两次获得英语文学界最高奖—布克奖,并在2003年以作品《耻》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出生于1940年南非一个荷兰裔家庭,接受传统英式教育。上个世界中后期的南非正在遭受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的摧残。曼德拉是这时期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代表人物。生长于这样的时代,库切注定不可能逃避现实。但是他一反正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拒绝模仿历史话语丝丝入扣的刻画现实,转而选择了用独特的小说话语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与批判。这其中,《等待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ns,1980,以下简称为《等》)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是第一次真正为库切带来国际性声誉的小说。这部有意隐去时代和地域背景的寓言式小说赢得了当年的“中央新闻奖”、“费柏纪念奖”(Faber Memorial Award)、“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James Tait Black Memorial Prize)等,并入选英国企鹅出版社的“二十世纪经典系列”丛书,被广为阅读。库切省去了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组成成分:时间和地点。这样模糊化的方式表达的是寓言式的普世精神诉求。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小说的内容上,重点探讨小说中表现的一个命题:人性的两面。

  一.行政长官—并非圣人的拯救者

  每个人都有利己性和利他性,根据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人的心理是由本能活动( 本我) &认识( 自我) &良知( 超我) 三个部分组成的,所谓本能活动是按"快乐原则“进行的活动; 所谓认识过程是通过对外界的感受,为满足本能的需求按"现实原则#进行的活动; 所谓"良知#是体现社会道德原则)压制本能活动按"至善原则#进行的活动"#本我#和"超我#是经常处于矛盾中的,他们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自我#的状态。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近退休的边区行政长官,大肚子,松垮的肥肉,沟壑纵横的面容。习惯于小镇的女人为他献殷勤,在公事之余在女人身上获得欢愉。帝国行政的执行者,数十年管理这个边疆小镇,保证小镇不出乱子即可。这一切听上去都是这样的乏善可陈。在这样安逸的生活状态下行政长官的“本我”占据主导地位,他追其自身的欢愉,只 希望在职位上安度晚年。在导火索点燃之前,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会被赋予正面的积极意义。但是库切就是把拯救小镇和野蛮人与帝国中央军队对抗的人物交给了他。

  出于“本我”的利己思想,他是帝国不自愿的同谋者,在乔尔上校残忍的对待打渔的爷孙时,他官员的职责让他不能公然反对帝国中央第三区的军官,他只能趁别人不注意吩咐士兵给孩子松绑一会儿,叮嘱孩子不要隐瞒免得受皮肉之苦;在乔尔对野蛮人严刑拷打的时候他无法出来制止,即使他完全反对乔尔的暴行。

  他反对乔尔等人的武力,认为要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在护送蛮族女孩回家之后,他一返回小站就被扣上“通敌叛国”的罪名关押进监牢。他不止一次的对审查他的军官说:我们上法庭去对峙。因为他相信法律。法律是他几十年行政工作中密不可分的东西。是已经渗入他骨髓的东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思想民主、科学的火光。

  同时,法律也被他利用来实现自己的私利。行政长官制定的不允许流浪的行政条例,其实是为了将野蛮人降为奴仆或将他们赶出城镇,他就是以此为借口将野蛮人姑娘留在了自己的床上;他虽然按照法律制定的行政条例允许边境贸易,但不允许货币交换,理由是“我不想看见边境上出现一个到处是寄生者的城镇,成天游荡着酗酒成性的乞丐和无业游民。”这一条例蕴含的先在观念是:野蛮人是愚蠢的,与文明的接触容易使他们堕落成寄生虫。达到的效果是让野蛮人锁闭在野蛮状态,构不成对文明社会的威胁。随着行政长官亲身经历的折磨,他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他意识到了法律也只不过是帝国获得权力的一种方式,抽象的正义和公正已经被帝国所歪曲,只为获得它所欲望的结果。

  老行政官意识到:“我是帝国的一个谎言---帝国出于宽松时期的谎言;而乔尔却是真相---帝国在凛冽的寒风吹起时表露的一个真相。”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见老行政官的不完美,这些不完美也被他自己逐一反思过。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自己用法律谋取私利的反思。

  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的不完美,这个人物形象才能丰满起来,突出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人,而不是在神坛上的圣人。缺点无法掩盖他人道主义的高尚内心。

  他也是帝国的对抗者,他收留被乔尔一行人弄瞎双眼,打断脚踝,失去父亲的蛮族女子。在乔尔折磨俘虏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我们是造物主伟大的奇迹!但在这样的折磨下,人类的身体再也无法复原了!多么---!”“人!”。警棍挟着风声而来,他的鼻梁被打断,眼睛被打的鲜血喷涌……这时候,他又像是一个卫道士,甘愿引颈受戮,为人的权利而死。这时候,他身体内的利他性被完全激发出来,也就是“良知(超我)”部分战胜了“本我”。这个“超我”在他护送蛮族女孩回家的路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他的人道主义甚至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范围,而扩大到自身以外的所有他者:敌对的军人、动物、自然界。军队里两个士兵掉队了,几天后被发现冻成冻尸,乔尔上校主张不要去把他们拉回了,但是他坚持“让这两名死者获得应有的待遇”,在意识上他对自己说:“要让年轻人明白死亡并不等于消失”。他在军人为了清理河岸而燃烧大片岸边灌木的时候说道:他们才不在乎土地会被如此修理,风就会剥蚀土壤,沙漠就会向前推进。这支准备讨伐野蛮人的远征军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正在蹂躏我们的土地,糟蹋我们的祖传遗产。库切写地克制而冷静,但是却让我们都能感受自然被破坏的切肤之痛。还有一次,一行人护送女孩到达沙漠深处,返回的时候,一头马死了,这头跟随他们几十个昼夜,读过沙丘、沼泽、险滩。其他人提议把马尸拿来吃掉,改善伙食,行政官准许了,但是自己坚决不吃。因为马象征他一起共患难的朋友。

  老行政官最集中表达人道主义独白是:“如果任由人们蒙受不公而置之不理,那么一切见证者注定都将为此而蒙受羞耻。”

  借用弗洛伊德的原理就是本我与超我的抗争。这种抗争在人体内已经不停,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力量此消彼长,就展现了不同的善恶。当然,超我很难完全战胜本我,也就是人不可能完全利他不利己,就像老行政长官说的: 难道我们会放下武器,向那些被我们掠夺了土地的人们打开城门吗? 行政长官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打开城门,将土地还给那些被掠夺者,因为他已深陷帝国其中,无力实现也没有资格奢谈正义。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但在局限之内做出的善举,却更有现实价值,是可以被模仿、被超越的。库切提出的这种道德观念无论是和传统基督教思想还是中国的儒家思想都有本质的不同。基督教思想中耶稣是没有罪孽的,他是上帝的儿子自己谦卑,来到世界承担我们的过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是至圣者的形象,万世师表无人可以取代超越。但是现实中这样的道德楷模是不可能存在的,圣人的道德容易引起俗人的渺小感。库切用不完美的行政长官来作为小镇最后的守卫者、和蛮族女孩的拯救者,变现的就是一种善恶在个体身上矛盾统一的道德观。

  一、 民众---被蛊惑的善良者

  民众在小说中具有双重角色,面对野蛮人,他们是加害者;但面对无耻的帝国军队,他们又是受害者。他们想象自己家的女儿会被野蛮人强奸,家中会遭到野蛮人的抢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都加到了野蛮人的身上。为什么民众会对本来无害的野蛮人表现出极大的恐惧和憎恶呢?法国大革命时期作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写道,“我们在定义群体时说过,它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极易受人暗示,我们还指出了在一切人类集体中暗示的传染性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个事实解释了群体感情向某个方向的迅速转变。不管人们认为这一点多么无足轻重,群体通常总是处在一种期待注意的状态中,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 群体比个人更容易轻信和暗示,一个观点很容易在集体中传染。所以,乔尔上校带来帝国中央的野蛮人将要发动战争的传闻时,这种传闻迅速的扩散,甚至压倒了居民们多年积累的和野蛮人和平共处的经验。

  在帝国的唆使与纵容之下,民众集体失去了理智陷入癫狂状态。即使残存的人性也在这种集体的犯罪中被吞噬“一个女孩被她的朋友推上前来,她双手遮着

  脸,咯咯地笑着。朋友鼓动着她:`上啊,别害怕!'一个士兵将警棍递到她手里并领着她走上前。她一只手仍是遮着脸,很迷茫,很窘迫地站在那里。围观者叫喊着,取笑者,还有人不时地给她一些下流的建议。她举起警棍,潇洒地砸在囚犯的臀部上,然后扔下棍子跑回欢呼的人群中。人们开始竞相争夺警棍(跃跃欲试)… … ”在

  她不再思考行为的道德性,她害怕窘迫,为了与群体保持一致性,所以跟从众人的指挥行动。,她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成了群体的奴婢。而当这个未经思考的奴化行为得到了群体的赞赏后,更多的人开始争夺警棍,集体更加癫狂。

  军队随意的撤销了行政长官的职务,竟然得到大家的认同,民众不肯和军队反抗是因为他们期望军队能帮助他们抵抗野蛮人的侵扰,但军队只是不停的向居民要求吃、穿、用,却不见在打仗方面有什么胜利,甚至在最后撤退的时候,士兵们强行抢走民众家中的物资,甚至连大锅都搬走了。民众们毫无反抗的看着他们做这一切,直到他们扬长而去,第一声咒骂才开始响起,接着所有人开始破口大骂。但为时已晚。

  之后小镇陷入权力真空,“我”再次成为行政长官,没有人反对。民众不关心谁是掌权者,他们只要自己的生活过的好。这里的民众象征大多数的群众,没有自己的主见,只关心自家的生活,注定是被领导的群众阶层,容易被人利用、欺骗。在政治运动中,总有一批被动的沉默者,等待被领导。

  三.一个妓女—灵与肉的两面

  在文章的后半段出现了一个无名的妓女,我们只知道她在老行政官入狱前就是他的情人,丈夫已经外出逃难了,留她一人。在军队离开后,他来找她,这时候她已经是一个男孩的母亲了,孩子还在哺乳期。行政官要求她把孩子放在外面,先与他做爱,但是她放心不下孩子,就把孩子的摇篮搬进来放在双人床的边上。这个妇女在过程中听见孩子的啼哭,立马把行政官推开,去给孩子喂奶,哄他睡觉。孩子睡下后再继续“服务”。令人惊讶的是她在妓女和母亲的角色中切换的如此自然,这两个角色又泾渭分明,互不干涉。库切在这里完全挑战了主流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在这里不评判这种道德观念的好坏,只是想表达人性的多面这个主题。

  四、帝国---自我的毁灭者

  如果把帝国拟人化的话,会发现它也是双面的。 《等》中忽略了时间和地点,却重点强调了帝国这个概念。可见帝国在文章的表意语言中是很重要的。其实人们一直在等待的野蛮人到结尾也没有来,野蛮人的入侵只是从帝国中央开始散布的谣言。谣言的散布并不意着帝国的强大,反而证明了帝国的衰败。不稳固的帝国需要制造一个假想的对立面,一个完全恶的面来凸显自己的正义,并激活帝国的活力帝国号称自己是正义文明的一方,但是根据拉辛的映射定理:抨击的坏的一面其实是我们内心的映射。也就是说帝国丑化的野蛮人正是他们自己的象征。

  帝国表面上维持着自己的正义,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反人道的,他们讲野蛮人“他者化”,也就是进行一种孤立、敌对。首先是舆论造势,用帝国的权威强制传播野蛮人入侵的消息,然后再对野蛮人施以酷刑,给他们贴上“敌人的标签”进行人格上的侮辱。甚至在他们对他们集体内部的人也可以冷酷无情,在集体撤退的时候,甚至丢下乔尔上校和其他散兵不管。

  更可怕的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真正的法律了,在老行政官要求申诉的时候,军官说:抱歉,在非常时期司法审判权已从民法机构移交宪警当局。司法不在独立,丧失了自己的正义性,只是变成达成帝国目的的工具之一。

  为了弥补自身强权的衰落,除了创造野蛮人这个对立面之外,帝国还设置其他一系列监视设施:乔尔上校一出场就带着涂黑的墨镜,他说这是“潮流”。墨镜代表一种隐喻,在墨镜背后乔尔可以肆无忌惮地观察周围的事物,但是别人却无法揣测他内心的想法;与之相似的还有行政长官的住所。政府的大院,其他的办公设施、监狱……都是低矮的建筑,排列成环形。单独设置一个瞭望塔在建筑群的另一边,这个塔只有行政张关闭本人可以上去,在上面可以俯览下面的所有动静,但是没有人可以看到他。

  这是单项透视的典型象征,帝国政府掩藏在暗中,窥视人们的一举一动。

  这就是帝国的真相,掩藏在正义外表下冷酷的真相。

  五.野蛮人---无知的婴孩

  相比文明世界的复杂,野蛮人的世界可就简单很多了,他们处在人类文明的婴孩期,不懂得尔虞我诈,没必要建立向帝国这样庞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在草原上放牧转场,在河边捕鱼就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好像是田园诗一般,行政长官说:“或许他们都是这么教育孩子的,他们不知道性,他们只是知道人最本能的需要是什么,所以那个女孩会对我这个老头的一会儿挑逗、抚摸不开心了就搬出去睡表示茫然和惊恐。”

  但是野蛮人的这种婴孩般的单纯并不是一种美德。行政长官之所以不让他们进城来,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自己仅有的,用来过冬的几个银子拿到酒馆里,喝的酩酊大醉。一群野蛮人被带到审讯的地方,长官看他们可怜就给他们食物,他们竟因此赖着不走,在院里里吃喝拉撒。

  他们的无知带给他们快乐,可是当野蛮遭遇文明,他们无知就变成惰性、变成无节制的享乐。

  六、人性回归

  在小说前半部分中提到行政长官的梦境,他梦见雪地里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在建造城堡和小镇,但是小镇空无一人。在小说的结尾处,帝国的军队溃逃而去,小镇重新恢复了昔日的平静之后,行政长官看见雪地里孩子们在建造一个雪人:硕大溜圆的身子已经堆起来了,这会儿他们在滚一个雪球做雪人的脑袋。“谁去找点什么做嘴巴、鼻子和眼睛?”他们里面一个挑头的孩子说。我想起雪人还得要有两条胳膊,但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儿。他们把脑袋安在雪人的肩上,又用小卵石给雪人安上了眼睛、耳朵和嘴巴。有个孩子还给雪人戴上他自己的帽子。真是一个不错的雪人。

  行政官的12个梦是贯穿整个文章的第二线索,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隐喻,城堡华丽壮美但是没有人依然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最后梦与现实重叠,真正的孩子在堆真正的雪人,这象征一种人性的回归,对人的关怀。

  其实这场战争,文明和野蛮双方都不是纯善的。虽然看似未来是“乌有之乡”,但是这时候野蛮人来或不来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把在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中丧失的人性重新捡起来。

  参考资料: 高文惠:《‘等待野蛮人‘:晚期帝国叙述的解码》,牡丹江学报,2008年第二期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六):被文明遗弃的不光是野蛮人

  当今的生活几乎到处充斥着文明,从某种维度说,文明是大潮流,从历史的车轮轱辘到现在,那就是伟大的进步了。可是当我们被文明的技术,文明的语言和文明的制度文明的伙伴包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我们是从哪里发展来的。好久之前,我们也是野蛮的。我们是野蛮的人类,组成了野蛮的民族,做出野蛮的活动,然后,某一天,我们可以说摒弃了野蛮跨向了文明了吗?似乎这种进军的规模势如破竹,但大趋势之下也应该不乏一些反思。

  读过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的人可能会想到那种最原始最本质的真实该被我们摒弃吗,或者说,拿着文明的棍棒去喝斥时就真的远离野蛮了?不言自明的事。

  幻想着自己是否可以放弃当下的一切,穿起远古人的“衣服”,在那里无拘无束的生活。会有血腥的杀戮,也会有恣意的瘟疫,但那仍然具有魅力。因为那是目前我们的生活达不到的境界,想象会充盈活不到的日子。

  我们大踏步向前,去追寻文明,有时候,背道而驰又岂会彰显出来,明明已经被文明遗弃了,却还在信誓旦旦。哪里有正义,那里有自由,那里有人权,哪里就是我们想要的世界,说野蛮人被文明遗弃了,那是否也可以说某些东西,我们也被野蛮遗弃了。最本质的生命之初的欲望都遭到压迫,对于这样的文明,我们可以说:“不!”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七):审判——等待野蛮人

  库切,也许是一个远离故乡没有故乡又存在多个故乡的人。

  南非,成了他的灵魂之痛。也许每一个经历过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痛苦的人,都会爱着南非,恨着南非,逃离南非,又无法抹除血液里的南非基因。小时候听到最多的是纳尔逊曼德拉和温妮曼德拉,那一对已经须发斑白的老人,一对旗帜,虽然他们最后成为陌路。

  最初读库切的长篇小说《青春》,很震撼。对于一个青年时代与南非的政治动荡格局共时的人,是幸,也是不幸。幸,和平年代人们很难再有深沉的家国之叹,不幸,是彻底毁了几代人的和平安宁的生活,被压迫被剥夺,流离失所,屈辱,被野蛮化,甚至流血,牺牲。后来才发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等待野蛮人》,政治寓言的性质。但妙笔生花,绝不是政论嘴脸。

  1、故事

  小说开始,“我”(作家很有意思,通篇主人公都是“我”。而在《青春》里,通篇都是“他”,一个从开普敦流亡到伦敦的年轻人)是一个在边境上的地方治安官。没有年代,没有历史,没有明确的地点。所谓边境,就是和传说中的“野蛮人”交界的地方。与“帝国”相对存在的,就是野蛮人部落,是整个“帝国”的假想敌。“帝国”,没有名号,没有政权。从此可以看出,关键的内容都赋予了象征意义。任何人都不会在他的小说中犯下过度阐释的毛病。“我”迎接了一个“帝国”首都来的“乔尔”上校。这个乔尔,开始制造这部小说的梦魇。

  乔尔带人去所谓的野蛮人部落,讨伐回来一队队土著。这些无辜的顺着河流以捕鱼为生的人,被视作野蛮人。经历了关押,审判,殴打,折磨,死伤无数,已经成为非人类。但这是乔尔上校煞有介事的政治成果。

  这些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返回了自己的领地。只有一个姑娘遗留下来。她被士兵用烧红的叉子弄伤了眼睛,双脚被打断,父亲已经被折磨死了,她无法回到家乡。“我”发现她的时候,她坐在风沙吹过的广场上,风帽披在地上,成为一个乞丐。“我”把她带回自己的官邸,护理她的双脚,清洗她。而清洗本身,成为“我”和她之间最重要的交流仪式。她并不美丽。“我”对她也并不存在难以启齿的性欲。“我”在每天为她清洗全身的时候,会无法遏制地沉沉入睡。这个姑娘也许会等着“我”做点什么,一直不理解这样的仪式的含义。

  等到姑娘的伤养好,“我”终于决定带人把这个姑娘送回她的部落。经过千辛万苦到达她的部落,离别竟然如此地不留痕迹。返回的路上,“我”一遍遍地通过回忆修复她的形象,却只能记起她坐在地上的无助,而且这样的形象永远定格。也许这个时候,这样的心理努力,这样一遍遍地试图修复记忆,才能证明“我”可能爱上了这个姑娘。就像“我”认为的那样,老男人的爱不留痕迹,也许“我”真的不会在这个异族姑娘的生命中留下什么,但是这个姑娘的存在以及其所含包含的象征意义却主宰了“我”的内心世界。

  回到他的镇子,噩梦开始。他被判“通敌卖国罪”,开始炼狱之行。小说从中间部分到最后,都是在展开关于各种刑罚和羞辱的痛苦的牢狱生活的叙述。

  2 炼狱

  “我”在文中是个老男人。是个马上就要退休的地方官。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从此开始使用“他”来代替。

  他被关押。被他的“帝国”的首都来的以乔尔上校为首的同胞们折磨。被羞辱。痛,饿,伤,累,困。当他光着屁股被士兵用棍子赶着供人取乐,当他渴望能够自由死去而不是像一条狗随便死在哪个墙角,当他被年轻的军官套进一件女人的白罩衣,然后送上吊在树上的绳索,做出各种动作,绳索在脖子上一直不停地抽紧,他在最惊恐的最后一刻,用一个老男人的绝望的喉咙喊出一连串的“救命”,也许尊严已经不存在了。而尊严的被攻击和最后破碎,才是他,一个和作家本人一样热爱思辨的老者最大的羞辱。

  “我想知道,你事后——就是昨晚修理人的活儿之后——你是怎么吃东西的?这是我对行刑者和这类从业人员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你觉的干完这事后对吃东西没什么影响吗?我想想过大概你们得洗一下手,但是一般的洗好象还不够吧,可能还得要一个牧师来帮一下忙,弄一个清洗仪式吧?类似净化灵魂似的——-还有,回到一般的日常生活里是否觉得别扭”比方说一家人坐在一起或是和同事们一起吃饭?”这一大段的质疑,是他面向那个折磨他做猴子状在树梢上表演的年轻男军官的话,也是全篇小说最动人最有打击力的一段。如果失去了正义的正直的向善的标准,在羞辱、殴打和剥夺过他人的生命之后,能否继续心安理得地处之泰然地生活,就成了最基本的最朴素的人性的区别。

  这样悠长的看不见尽头的炼狱生活,使笔者几乎同时想起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迫害,想起黑太阳731部队用中国民众来做活体实验的工厂。杀戮,践踏,和剥夺一个生命个体,真的会给另一个生命个体带来极致的快乐吗?谢天谢地,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寒而栗的世界是虚拟。

  但它的力量在于,完全隐喻了真实的以各种异化的形态出现或早已存在的某一世界、某一部族、某一个种群,一样可怖。当文化、体制、权力、道德、尊严、正义的面目全部扭曲之后,大概世界上只剩下野蛮人和野蛮人的猎物了。小说的地方治安官,一直在反思和审视乔尔上校对所谓野蛮人部落人群的折磨,而自己最后遭遇到的一切正表明,真正的野蛮人不是所有人翘首以待的戈多,而是身边的人,“帝国”的掌权者。当野蛮的标准掌握在一部分手中的时候,野蛮和文明的界线是飘忽不定十分可疑的。强权的逻辑和霸权的意识,军国主义式的大脑和思维模式,在所谓的帝国所代表的力量里,是前定的,是理所当然的。

  3、思辨的力量

  小说的主人公,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思辨,进行着审判。审判帝国,审判乔尔上校,审判自己,审判人性,审判一切悖谬、荒唐,审判一切看起来合理和不合理的东西。人之与兽的区别,文明人之与野蛮人的分野?高尚之与低劣的区别?爱与占有的区别?或者以爱的名义去占有和掠夺、压迫之间的区别?

  最闪耀人性光辉的,应该是他对自己的审判。文中很多个地方叙述他对那个姑娘所作的一切在他心灵的影响。也许作家隐含的意思是,他和那些在肉体上折磨她的帝国的当权者没有质的区别。

  当他终于能在送这个姑娘回家的长路上,终于在一个夜晚的帐篷里进入了这个姑娘主动而又热情的身体,是不是就此实现了自己蓄谋已久的一个欲说还休的欲望的隐晦目的?以一个老男人的衰老的生殖器进入一个鲜润的肉鞘(书中的大意,笔者无意于这样的创造),是不是就此心安理得安之若素?虽然这个姑娘在最后有报恩的性质。如此理所应当地享受了她的身体,和那些理所应当地,有前定的权威的帝国的军官折磨压迫野蛮人、折磨老地方官本人,有质的区别吗?作家如果不再坚持这样一种追问,那么这种享用算不算一种侵略?

  其实,这个地方让我想起一个中国人。鲁迅。在《肥皂》里,那个酸腐的人,对一个女乞丐展开了种种意淫,买一块葵绿色的肥皂,咯吱咯吱洗一洗,应该很好。做什么应该很好?鲁迅的尖酸和犀利恰到好处。也许伟大的人物之间会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思辨的深度,对人性和灵魂的拷问,让人无法遁形。

  4、反思当代

  库切令我佩服。那些睿智的隽语,那些智慧的叙述和表达,还有无时不在的思辨,对人性及其终极的关怀,时时散发迷人的光芒。也让我想到了当代的很多怪现状。

  “老男人的爱不留痕迹”,只是最初让我大笑的句子。等到看见老男人的性事荒腔走板时,阅读的快乐值得珍藏。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机会,我们大可以一试,老男人的性是不是真的荒腔走板。库切写这本书的时候才四十岁。

  这是一个欢迎肤浅与庸俗的年代,文化的骨子里常常散发媚俗和误读的臭气。王安忆这样的作家在别人的推荐下看《等待野蛮人》,也只是看见了性的本事。还有另一个当代名作家,提到这本书的时候,说其实就是一个老男人和小女孩的故事,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混作一谈。这样的作家存在文坛里,真是只会生产弱智和耻辱。虽然这个文坛早已不是圣洁的领地。 平常人是不必去经历那样心灵困境与精神至痛的,不痛不痒是上天赋予他们的权利,不好好使用的话,过期作废。

  中国当代的作家,触及体制的,要如履薄冰;反思文化的沉迷于罗列表象。有几个能上升到哲学的追问上来?能够反映出人类或某一类人的道德,思想,文化的困境?在消费主义时代,最热卖的,是拿那点饮食男女来说事儿,花样翻新的爱情和性,各领风骚三五天。难道是人们太需要肉体和肉体的短兵相接?来驱赶眼前一段一段的空虚?

  及时行乐一向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中国人好像比较爱吃原料。农产品的出口历年来都是廉价的初级产品,可见一斑。精加工不是不想,也许技术层面上还不够。单纯的粗俗与直接并不代表强壮有生气,(莫言),肉欲的堆积和器官的裸裎也不等于原始生命力的呼唤,(某某,某某……)集体化的营养不良与缺铁性贫血、缺钙,才造成了思想本身的荒凉。原来聊以安慰的是当代作家中出了个有分量的余华。这小子也开始堕落,不再给我们感动,只生产油滑了,读来令人感觉羞耻。一个熟练得操练汉语写作的作家,就是这样在操,并练吗?

  ………………………………06年的文字了。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八):这本书的题目

  来自卡瓦菲斯的一首同名诗。

  @等待野蛮人

  我们聚集到这里开,要等待什么?

  野蛮人今天会到这里。

  为什么元老院什么事情也没做?

  为什么那些元老院议员坐在那里不立法?

  因为野蛮人今天就要来。

  元老院议员现在能立什么法呢?

  野蛮人一来,他们就会安排立法事宜。

  为什么我们的皇帝这么早就起床,

  为什么他坐在城市的大门口,

  在宝座上,戴着皇冠,英武威严?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

  皇上正在等待他们那位领袖。

  他甚至准备好一个卷轴给他,

  上面写着官衔、写着响当当的名字。

  为什么我们两位领事和司法官们今天穿着

  他们刺绣的、绯红色的托加袍出来?

  为什么他们戴上带着这么多紫晶的手镯,

  还有镶着闪闪发亮的翡翠的戒指?

  为什么他们带来制作精美

  镀上金银的雅致的手杖?

  为什么我们那些杰出的演说家不像平时那样出来

  发表演说,讲他们应该讲的话?

  因为野蛮人今天要来,

  而他们讨厌夸夸其谈和公开演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突如其来的不安、不解?

  (人们的脸变得多么严峻。)

  为什么街道和广场转眼就空空荡荡,

  每个回家的人都陷入沉思?

  因为天黑了而野蛮人并没有来。

  那些刚从边境回来的人说

  再也不会有野蛮人了。

  而现在,没有了野蛮人我们会怎么样?

  他们,那些人,是一种解决办法。

  《等待野蛮人》读后感(九):[A.C.]个体与帝国的抗争

  《等待野蛮人》简述一下小说内容就是帝国为扩张而下派军队来边境打击野蛮人,而作为边境行政长官的“我”因为不合作而被定罪,但后来因军队作战不利撤退而又得以重新掌权,建设家园,并继续等待野蛮人的到来。

  无论从主人公“我”的经历还是那些野蛮人,乃至城镇居民的遭遇,都无不让人感到一阵荒谬的悲凉。这一荒谬或许可以令人联想起另一部现代文学名作,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同样是等待,同样的等待者是否会来充满未知,只不过《等待戈多》中,等待这个动作的两端是两个人与一个人,而本作则是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明世界的边缘在等候着那场来自野蛮人世界吹来的暴风雨。至少,帝国的气象局是那样预报的,而且他们的军队看起来也是因此而失踪的,战争期间,失踪又意味着死亡。

  显见的是,库切将小说中国家、历史之类一概模糊化处理,从而建构成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背景,令事件的发生及发展拥有了更广阔的适用度。

  帝国的象征,无疑是一种强权意志,它拥有一整套的文化、逻辑和军事体制将广阔土地上的人民安置在其庞大的躯壳中。一方面,臣民们得以产生一种先进文明的优越感、一种帝国的荣耀感,前者来自古老的传承,后者源自贪婪野心在强大的武装配合下下实现的高人一等的论调。但另一方面,臣民不得不承受日益膨胀的强权的压迫,和高尚名义下肆意妄为的掠夺。

  边境,多是荒凉的景象,散布在城镇的范围之外,在野蛮人所生活的地方悄然占据着。那里,是“我”护送蛮族少女回部族而涉足的领域,是沼泽、沙漠、荒原了无缝隙拼合成的大地。那次跋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呼应人自身的命运,面对没有尽头,有时甚至没有方向的道路,行走或停驻在消逝的时间中,我们能做什么?

  行政官以前进的脚步给出了答案。拖着饥饿、疲惫的身躯,带着微渺却依存的希望,去达成自己的目标。即使那目的地在移交女孩时重新成为出发点。继续活着,尽管有时也不免怀疑,活着本身是否也能成为目的?那人生价值又安放何处?

  只不过是悖论中的一个。而在帝国之下,生存也变得不易。具体到这是行政官面临的囚禁和侮辱;还是野蛮人家园被毁坏,生存受到了威胁;或者是军队驻地所在的小镇居民还没受到野蛮人威胁先让号称是包围他们的帝国军人们劫掠了一番。

  与此同时,帝国,派出他的代表,年轻气盛的乔尔上校,力图以强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扩展版图。帝国创造历史的冲动在现实中遭遇了抵抗。而这股力量不是来自那若隐若现的野蛮人,反倒是对其负有义务和职责的官员。因为一再地干扰着和平的氛围,对老行政官这样习惯安于现状的官员来说显然是有些无法忍受的,更加让他受不了的是对于无辜者的残害。

  但那在乔尔上校眼中却是理所当然,迷信帝国力量和信念使乔尔上校为首的军队成为行动执行者时,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思考和作为个体的清醒,导致对政策正误没有判断力,加之同情心的缺失,其结果是行动中对于野蛮人和阻挡者往往给予很大的伤害。而当罪恶使执行者习惯,接下去无疑便是罪恶的失控以及更为广大的普通帝国民众的遭殃。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般民众也在起初扮演着煽风点火的身份。典型例子是当乔尔上校在广场上对野蛮人俘虏施刑,广场上围观的人看着俘虏受虐由大声嚷嚷渐渐地也极不理智地想去对那些可怜的野蛮人施加暴力。人心里是阴暗角落的。他们看到血,不只会感到恐惧,有时也会有一种快感,这是当年古罗马斗兽场人兽相搏的惨剧不断在其中上演的因由。

  个人的理智,在这样的疯狂面前是多么无力,至少当行政官实在看不下去而不禁跳出来想阻止上校——那时上校正准备抡起锤子打俘虏,“你们别拿锤子干,对于野兽也不至于要用锤子砸吧。”但他是无力的,这是身为一个有心地的人的脆弱。

  老行政官重新被抓起来,这之后,他和上校有一场谈话。中途,上校说,“你好像给自己弄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一个人’,‘这一个人’还打算为了原则而牺牲自己的自由。”帝国与个体的对立,这种人为的对立,似乎在此也难以避免,只要那个人心里还有理智,还有判断力。而上校在这里不自觉地充当了帝国的代言人。

  从行政官一边看,在最初不能说他是反对帝国的。哪怕在经历了被囚禁和虐待之后,也难说如此。在小说中,上校和老行政官两者都是有帝国意识的。只是前者崇尚的是通过武力去征伐来达到光耀帝国威名,而老行政官心中的那个帝国,似乎更相和于天朝上国的形象,奉行与民无争的治世哲学,修炼到近乎大道无为的境界,在平和中铸成永恒的光辉。

  到了最后,与其说他与帝国决裂,还不如说是帝国背弃了他和他管理之下的臣民们,留下他自个儿寻找出路,应对未来的挑战。“我要生活在历史之外,我不想生活在帝国强加于它臣民的历史中(甚至做帝国遗民也不愿意)。我从来不希望野蛮人有一段帝国涂抹在他们身上的历史,我怎么可能相信由此而来的羞耻要我来承受呢?”

  很多人注定会为这场战争所伤害,连同他们的家园,但更多的人将在战争之后循着原先的道路继续,继续卑微而又坚韧地活下去,乃至活得比强大的帝国更久。

  当帝国的身影退却,老行政官得以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地写一点带历史感的回忆,还有当下的生活:“此地优雅的生活节奏没有被打断,我们仍然应该顺天应时地生活在春种秋收和水鸟迁徙的周期中。我们自由地生活在星空下。只要我们想开了,就打算做出任何让步,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水滴会蒸发,但大海却不会干涸,作为历史中整体的人类。他们的日子在辗转、停留中常是平淡着,但从来是生生不息的,而古往今来的帝国,即使再强盛,也有终结的一天,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会是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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