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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王》的读后感10篇

2018-02-13 20:24:01 来源:文章吧 阅读:载入中…

《鱼王》的读后感10篇

  《鱼王》是一本由[俄] 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著作,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8.00元,页数:64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鱼王》读后感(一):《鱼王》:俄罗斯人,俄罗斯的河流森林与原野

  文/吴情

  俄罗斯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道德文学”传统,以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为特征,主要是叙事的艺术;另一传统则是以伊凡·屠格涅夫、普里什文、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抒情文学传统,以对富俄罗斯风情自然风光的描绘著称。而后一大传统,其实还可以加上阿斯塔菲耶夫,中国读者熟知的《鱼王》的作者

  《鱼王》初次被译成中文,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不过一篇《没心没心》未能收入。此次的再版的《鱼王》,则弥补了这一遗憾。《鱼王》既可以看作一部长篇小说(像舍伍德·安德森的名作《小镇畸人》,其中有很多可独立成篇的短篇),也可以被视为一部短篇小说集。不过,一般的批评意见倾向前一种,因为某一个短篇小说中的故事与其他短篇小说中的故事存在情节上的联系,而非不同小说中的人物名字因巧合而相同

  【俄罗斯人:生活的苦难与欢欣】

  《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共有十三个可独立成章的短篇小说,书写了俄罗斯人——主要是渔人、巡河工、猎人等向河流、森林讨生活的人或与之相关的人——的命运遭际。这些俄罗斯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每天最重要工作不外乎捕鱼、打猎,为一家人自己(单独生活的人)挣得生活的资料。对他们来说,生活既无比沉重艰难,又不乏欢欣愉悦。每当收获一大批鱼,随之而来的一场盛宴,必不可少,比如《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中对鲜鱼宴近乎狂欢化的书写:孩子们满心欢喜,大人们热闹闹,空气中都飘着鱼肉的香气

  生活多苦,而解苦的途径,要么是走向宗教虔诚,要么是面对酒精。然而,喝酒误事,酗酒,更是家庭生活很不和睦的原因之一。《鱼王》中有不少篇章,都对类似的题材进行了处理。然而,虽涉及到这些家庭伦理,但更多时候止于展现问题,而非“道德文学”传统中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个可行的方案

  《鱼王》总体上在淡化情节,将描写、抒情和议论融为一炉。不过,《白色群山的梦》,却以其试验精神、质朴的笔调、多变的情节成就了一篇不可多得的珍品:一个小伙子骗取了一个小姑娘的芳心,以帮助小姑娘为由,将其变作自己的情妇。没成想,在一次意外中,小伙子失去了生命,留下昏厥的小姑娘在森林深处的小房子里。这时候,因眷恋森林生活,另一个小伙子阿基姆重又回来,遇见了早已饿得昏厥的小姑娘。冬季的俄罗斯森林,两个陌生男女,从彼此提防到卸下包袱坦诚相对,为了生存下去,两个人努力变得更好。可生活不在此处,姑娘还是要寻找亲人、工作,而小伙子阿基姆,也不得不面对敞开心扉又关上心扉的失落

  【俄罗斯的河流、森林与原野】

  俄罗斯领土广阔,有着大片大片的针叶林和原野,三条大河——伏尔加河(俄罗斯的母亲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及其支流流过该过广袤的土地。河流、森林与原野,不仅构成俄罗斯人的生存环境,还是其生活资料的重要来源,是其文学文化民族个性组成部分。《鱼王》中,大段大段的文字书写了俄罗斯的自然风光和天气情况

  有时,阳光初照,人近乎是在朝圣,一滴水珠之中似乎包含人间至理(比如《一滴水珠》);有时,刹那间便迎来暴风雪,惹得船上、岸上的人躲避不及;有时,暴风雪一连几个月都不停歇,过冬的人得在大雪来临前准备充足食物、柴火、衣物,关在小屋里哆哆嗦嗦,企盼着春天赶紧到来(比如《白色群山的梦》)。有时,整日都是白天,炫目的阳光击碎瞌睡的梦。有时,天空总是一片黑暗,似乎没有见到阳光的可能心情也因而抑郁

  【人与自然:生态视野下的别样文学】

  长篇小说《鱼王》中,关于叙述者“我”的故事并不很多。“我”在很多时候,处于故事的外围、边缘,充当线索,虽或多或少参与了某些故事的进程,但对其结局并未产生重大影响。不过,综合多篇小说,还是可以看出,“我”其实是一个作家,在报纸发表过一些文章,也出版了几本书,尽管销量一般。另外,“我”的另一重身份则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且对政治——在《鱼王》中,主要是生态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俄罗斯的河流、森林与原野,固然是不少俄罗斯人的生活资料来源。但它们仅仅是手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然而,竭泽而渔做法后果显而易见,可是在偷渔人、偷猎者那里,这似乎从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对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人与自然,从来便不是对立的两极。人类不是征服者,而自然,也不该只是人类达成繁衍生息的途径或手段。虽有功利主义色彩,但这还是对那些人类中心主义者构成了警醒和批判。

  真正的俄罗斯人,或许还是像《在黄金暗礁附近》中的稽查员谢苗,既知晓渔人生活之苦,在为官家做事时不断绝老百姓的活路,同时也尽全力保全河流生态的完整。真正的俄罗斯人,或许可能像《鱼王》中的“那个渔夫”伊格纳齐依奇,在与自然“搏斗”(以生存)的同时,也敬畏着完整的自然、敬畏着生命、敬畏着神。

  在叙述者“我”看来,自然,其实还是美的。自然之美,不在于它符合人类对自然美的界定,(区别于人造物之美)也不在于能够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自然的形式,本身便呈现出康德所谓“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小到一滴水珠、一片叶子,大到一条河流、一座高山,都存在美的印痕。“森林的深处好像听得到一种神秘气息,轻微的足音。甚至于天空中浮云也像是别有深意”(见《一滴水珠》)。

  在书写《鱼王》时,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故乡,其实经历了一定的社会变迁。如《我找不到回答》中的叙述者“我”所感叹的那般:“我的故乡西伯利亚已经变了模样。一切在流动,一切在变化——这是古老哲理名言。”然而,心心念念的故乡,到底还是要回去的,即便知晓物是人非,即便知晓故人不在,即便知晓,再怎么寻找,也回不到原先那个出发的地方。文字不至于不朽,但好歹留下了探访的痕迹。一想起俄罗斯的北国风光,想起俄罗斯的河流、森林与原野,我总会想起《鱼王》,也会想起《鱼王》中各式各样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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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王》读后感(二):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寻找自我

  大自然会讲故事吗?当然。漫步任何一处森林,林涛阵阵、微风拂面之时,就像树林呼吸,你会觉得大自然在温柔地向你倾吐着心事。然而,有些书中的大自然讲起故事来更高明,读着便如临其境,这种神秘、独特感觉在《鱼王》中就能充分体会得到。 1953年,斯大林逝世,苏联文学进入“解冻”时期,文学创作转向以一种理性清醒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到了七十年代,文学对生活的挖掘更加深入时代更替的特征更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对表层社会现象之下更深层次道德观的揭示。一众作家中,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他将自己的故事根植于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森林,代表作长篇小说《鱼王》由十三篇中、短篇故事组成,取材于作者在家乡西伯利亚真实的生活经历,讲述了发生在叶尼塞河流域一带当地人和外来者的生活,虽没有强烈起伏的故事情节,大部分段落都是追忆自己和他人的往事,却丝丝入扣,读来令人欲罢不能。 阿斯塔菲耶夫说过:“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趋附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他笔下的西伯利亚森林,就是他用全副心灵塑造出的一个讲故事好手。《鱼王》中的故事虽由作者本人娓娓道来,却像是大自然在讲述自己心底秘密,在这里,自然并非是作为普通意义上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摇身一变成为叙述者。 人类观察自然的视角很片面,因此《鱼王》对大自然的探索并不仅仅是从人的视角出发,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鱼儿鸟儿花朵树木、河流都洋溢着生命,原始森林时而静谧、时而欢腾、时而咆哮,植物动物纷然杂呈,好似大自然在巨细无遗地呈现着自己。他深知:“各种动植物变化无穷的美只有在它的‘生身之境’才能保存下来。”看来,作者对此种生身之境的热爱早已融入他的身体思想中,就像一个甜蜜梦境这般美好,却又无比真实。在万籁俱寂中,似乎听得见大自然那颗纯洁赤子之心的搏动——“好像只剩你和大自然两两相对。而且你还会感觉到一种怯生生的神秘的喜悦,觉得这周围世界毕竟还是可以信赖和应该信赖的。” 针对自然之物采用拟人化的叙述方式,是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一大特点。例如《鲍耶》和《一滴水珠》中分别出现的小狗鲍耶和塔尔桑都充满了灵性,它们对人类揣摩与迎合的心思,被描摹得淋漓尽致,对全书中频繁出现的茴鱼、细鳞鱼、狗鱼、鲟鱼等鱼类的描写并不是以人类食物的视角切入说明鱼肉口感,而是着重于它们以怎样的智慧与人类较量。 然而,拟人化写作不仅仅是为了增添小说的趣味性,更深一层意义是作者希望借用自然和人类两种相对的标准来互看他们之间的关系。人被动物称为野兽,就像在《葬后宴》一篇中,借由驼鹿的心声来展现人类无度狩猎的残忍:“驼鹿呆然不动,听天由命了——它认为散发如此臭不可闻的气味的野兽(人类)是对什么都不会顾惜的:无论对森林、对别的野兽还是对自己。如今躲也枉然,求饶也枉然,搏斗也枉然——这种野兽早已不在林中进行公开战斗了,只是打冷枪,在安全距离内射击。在这种野兽身上,高尚的情操早已丧失殆尽,对大自然的友爱和正义感都消失了,由于深信自己在智力上胜过自然而变得脑满肠肥。”人类早已激起自然界的愤恨。 在西伯利亚森林中,当地居民一向自给自足的生活早已被打破,人类的私欲践踏了这片丰饶之地。那些在排钩上残死的鱼、被随意杀掉的猫头鹰、因弹药不好没有一枪致命而在林子里备受折磨的鸟儿、被剖腹取金的雷鸟,还有因迷信被杀掉取血的乌鸦,都是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信号。渔业稽查越严格,死掉的鱼越多,以国家之名的捕捞行为与个人之名又有何不同?适量取用的信条当地人老早就明白,只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入侵,要克服丰饶物资所带来的财富诱惑力实在太难了。 《鱼王》一篇写的就是摸鱼人伊格纳齐依奇与象征着人类贪念的大鳇鱼作斗争的故事,濒死之际,他看清了充满诱惑力的鱼王的丑恶嘴脸,放开了贪得无厌的习性,得以洗净内心的污垢,重获新生。《没心没肺》一篇又狠狠地抨击了那些互相残杀、面目全非的人类。作者在故事的叙述中加入了人性探索的深层含义,并不存在道德训诫的意味,只是将自我反思诉诸笔端,发人深省表面上,阿斯塔菲耶夫让我们清晰的看到了大自然的生态系统恒久不变地在发挥着作用。这片土地一面丰富的物产资源滋养当地人、吸引外来者,另一面又用蚊虫、使生命石化的严寒、砭骨的河水、卡扎钦斯克石滩等天险、泛滥成灾的水草等极端恶劣自然环境排斥劫掠行为,保护自身不受侵犯。其实,这种生态系统意指人性的道德标准。出现在《白色群山的梦》中的阿基姆、盖尔采夫、艾丽雅分别代表了宽厚的西伯利亚森林、自私的外来掠夺者与被西伯利亚改造的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善良而又宽厚的阿基姆拯救了艾丽雅,他们也都重新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有句话这样说:生命是纯粹火焰,我们靠我们体内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阿斯塔菲耶夫觉得:“我们俄罗斯人这一颗赤子之心时常想方设法要在这精力疲惫、受尽折磨、日益衰老躯体里完整无缺地保存下去。”这颗赤子之心就是那颗看不见的太阳,是鲍加尼达村的鱼汤喂养大的孩子的心灵,是需要用力擎住的一滴露珠,也是图鲁汉斯克百合花的美丽坚韧。 读《鱼王》,就像是独自一人在原始森林里漫步,寻找真实自我的过程。此中真意无需费力地刻意去发掘,一切都是浑然天成,因为强烈的共鸣早已在字里行间浮现,犹如西伯利亚森林中混合着草木百果香味的蒸腾雾气,最终会与呼吸合而为一

  《鱼王》读后感(三):来自西伯利亚风的呼唤

  阿菲斯塔耶夫的文笔实在自然且力透纸背,字里行间似乎可以感受寒风呼啸带来的冰碴子,闻到百合花的香味,听到融冰的潺潺流水声…实在很美,这种美是矫揉造作、端着姿态的作家永远也学不会的。虽然没有什么可比性,但是对比上一本我读的谷崎一郎的《细雪》,二者给我的阅读感受实在不同,那一本带着像塑料假花一样美感,还是更喜欢俄国文学的厚重,它来自原始的生命力与俄国人民永恒矛盾性。

  俄国文学永恒的主题是善与恶的较量,而这种人性矛盾在俄罗斯民族身上体现得格外明显,这也是我每次读俄国文学作品总能感到厚重感的原因。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再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等,不同时代的文学巨匠们用犀利的笔触、厚重的思考勾画出了一个复杂的俄罗斯,然而这片地图始终是不完整的,我知道莫斯科,知道彼得堡,知道伏尔加河和顿河,却始终未从思想上踏进那片原始广袤、冰冷神秘的地带,西伯利亚。而读完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只有一个感想,相见恨晚。原始而躁动的冻土地带,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人与自然的和谐、斗争,无论是远方连绵的白色群山还是冬夜天空闪烁的群星,都是西伯利亚对永恒生命未曾停歇的呼唤,都是生活在西伯利亚的人们无法割舍的永恒乡愁。

  尽管整本书由许多“去情节化”的小短篇组成,但大体上是围绕“我”、“我的弟弟”柯利亚以及最重要的阿基姆展开。

  这本书第一个最重要的主题,赞美生命力,然而不是《老人与海》的人类英雄主义式的生命力,而是对宇宙赋予的人类以及大自然共同生命力的赞美。

  就说说阿基姆的故事,阿基姆是整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因为作者的倾向于散文化描写,没有时间顺序,所以阿基姆的故事显得有些零碎,但仍然能理出脉络,而且阿斯塔菲耶夫通过阿基姆这个人物所表达的内涵是最为丰富的。首先,在整本书后半段出现的《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中,描写了阿基姆的成长经历。他没有父亲,阿基姆的母亲却不停生育,家里的孩子都只能靠村子里的大锅鱼汤过活。在鲍加尼达这个只能依靠原始渔猎的小村子里,一大群无父的孩子们就像野草一样生长。而村子里的其他人,尽管多是粗野的残暴的偷猎人,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竟显得慷慨慈爱起来。后来村子没落,所有人都离开了,阿基姆却仍然深深眷恋着这片故土,眷恋着哺育生命的母亲。西伯利亚的生命似乎都这样神奇,尽管在面对狂风暴雪时脆弱的不堪一击,但也能在夹缝中依靠一口汤一口水活下来,像那朵阿基姆在皑皑白雪覆盖下的原始森林中看到的罂粟花一样,倔强地飘到南方。

  最后一个故事《白色的群山》则带了点西伯利亚式的浪漫情愫。孤身前往深山捕猎的阿基姆同被人蒙骗寻父之旅的莫斯科姑娘艾丽雅在经历了疾病、严寒、生命行将枯竭之后而终于被搭救的故事。这样一个一句话便可以概括的简单故事,却有着无法穷尽的深刻意义,阿基姆的人性——遇见了木屋里奄奄一息的艾丽雅没有弃之不顾,反而尽全力拯救她;二人共同的顽强生命力——抱着永生的信念,穿越白色的群山,踏过雪原冰川,顶住寒风,二人一狗在茫茫白雪中孤独的行进;结尾二人离别的怅然若失,艾丽雅在飞机窗口望见那个忽隐忽现的“孤独的、穿着短皮上衣的身影”渐渐融入到茫茫暮色中。分别是注定的,因为阿基姆是西伯利亚的人,他的灵魂属于这里严寒地,在生死考验中渐渐靠近的心到了正常世界自然也只能就渐行渐远,但这恰恰说明了处于完全隔绝社会的自然状态下的人是容易给予并接受情感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你是我,我也是你,我们本就是一体的,拥有共同命运。而到了现实社会,也许这一场奔向白色群山的旅行,只能是一场幻梦罢了。

  阿斯菲塔耶夫在最后一句话中说,“能使人感到温暖的,只有对春日和夏天的梦想。恶劣的天气越冥顽,严冬和寒风越肆虐,对明朗的晴天、阳光和温暖就有越热切、越强烈的期待。”这恐怕说的就是西伯利亚人民骨子里的坚韧和生生不息吧。

  本书探讨的第二个主题便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在斗争中达到和谐平衡,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一直以渔猎为生,人与自然是斗争着的,同北极狐、同鲟鱼、同野熊。而古代人类的捕猎能力与欲望是克制的,这也是西伯利亚千百年来仍然生生不息的原因,这是自然力的作用,神秘的大自然让人与动植物和谐统一。而到了现代社会,人类欲望毫无节制的增长,捕猎工具杀伤力更为巨大,这使得双方的对立到了难以弥合的地步。

  这一点在《鱼王》那一篇中体现的很明显,伊(是前面某篇失去了女儿的偷渔人柯曼尔多的哥哥,忘了叫什么名字,其实柯曼尔多的故事也主要讲的这一点)是个同其他粗野偷渔人不同的讲究人,把一切都收拾得服服帖帖的,然而这样一个人在面对鱼王的时候也仍然起了贪念,妄想获得“鱼王”。作者多处描写了“鱼王”阴冷的眼神,传达的就是对于不知节制的人类的警告。掌握了自然奥秘、甚至探索过宇宙太空、登过月球的人类,现在同妄想捕捉鱼王的西伯利亚人一样狂妄自大,以为自己已经知晓世间所有的秘密,因而对于大自然毫无敬畏之心,其实我们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强大,我们仍然无知且弱小。伊最终在水中不断忏悔,忏悔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在忏悔中他其实已经被解救了。我始终相信,在宇宙中,在世界上,存在着一种“超脱”,一种“永恒”,也许它是上帝,是自然规律,或其他东西(这可能被无数的哲学家讨论过),但不管是什么,这种“永恒”始终统治着这世间万物,人类要相信自己并不是万物之主,要敬畏永恒,敬畏自然,在敬畏中我们可以节制过度的欲望、贪念,在敬畏中我们可以保持同自然的命运相通,这样人类同自然就不会是对立的了,因为我们都是造物主的作品,并无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共同呼吸生长,依靠着冥冥之中的那一套法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永恒的相通才是人与自然真正的归宿。

  《鱼王》读后感(四):从《猎人笔记》到《鱼王》,做一个孤独的猎人

  最早完整地读俄罗斯的小说,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那本小说的封面画是一座绿意葱茏、草木葳蕤的花园,透过半掩着的门扉,能看到园内透出来的幽幽风景,显出一派静谧古典的意味。

  当年的老屠,以猎人的身份周游俄罗斯乡村,用温暖的笔触描摹秀丽的风光和淳朴的农民。相比而言,阿斯塔菲耶夫时代的人们拥有了飞机和汽艇,能够响着更深处的丛林挺近,所以新时代的猎人老阿,常年游历于接近北极圈的北方俄罗斯,哪里的河流更加湍急,山峰更为沉静,冬夜更加漫长寒冷,深邃的原始森林和广袤的冻土荒原沉默不语,保持着亘古依赖从未改变过的状态。

  在这片神奇的、谜一样的疆土上,人们捕鱼,砍伐,猎取走兽飞禽,用换来的钱豪饮伏特加,一不留神就会葬身于此,尸体被啄食风干,化为养料回归大地。老阿的《鱼王》写这块土地,写这些人,疏散的故事情节中穿插着大量关于自然、气候、地理、风舞的细致描写,对读者的注意力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注意力是这个时代最缺乏的东西。《盗墓》《局中局》用快速变换的情节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读者是被动地被牵着走的。然而阅读《鱼王》这样的故事,你必须主动献上你的注意力,逐字咀嚼每一个细节,让想象力伴着文字飞翔,将你带入作者所描绘的那个天寒地冻、举目苍茫的场景之中。在这里,读者不再是花钱买享受的人,而是要化身为作者的同伴,二人合军一处,共同去营造一个充满细节的想象王国。

  在想象中成为一个孤独的猎人。

  在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中,猎人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小木屋,用于在夏季抵御蚊虫,在冬季对抗严寒。凭借丰富的经验和高超的技巧,猎人从急流中钓出肥美的鳕鱼,在密林间猎取高傲的雄鹿,在山谷中摘取熟透了的野果,天地之间,万物生长,但只有一个人在感受大自然强有力的心跳。每当夜幕来临,猎人在小木屋中升起温暖的炉火,煮着带有苦味的野山茶,修补白天扯断的衣服,打磨已然锋利的箭簇,或则再读几页梭罗的《瓦尔登湖》,为远方的情人写一首长诗,在忠实的猎犬的哈欠声中沉沉入梦……

  喧哗与躁动是想象力的死敌,寂静与孤独才能带来更深层次的体验。放下手机,关上电视,一杯清水,一本厚书,让一个俄罗斯的老猎人,带你走近那飞机都不曾飞到的地方,去寻找和人类先祖的悠远共鸣。

  《鱼王》读后感(五):他们竟然不说脏话~

  看了大热的《鱼王》,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快读完时才发现,他太干净了,全篇竟然没有一句脏话。不知是原文如此,还是翻译有意为之。只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一篇中,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说过一句“勃列度加”,竟然是音译,书中注解是“当地骂妇女的下流话”,此处我想骂脏话。不是说非要有脏话不可,而是很难想象,一群生活在苦寒的西伯利亚地区的渔民,他们穷凶极恶,整日饮酒,但是,他们竟然。。不说。。。脏话?!这不科学好么!

  我们为什么认为《红楼梦》是伟大的作品,写得太生动了,“钟鸣鼎食”之家竟如此藏污纳垢。当初第一次看的时候,文中花样百出的脏话,刷新了我对人体结构的认识。凤姐对各色人等的连环骂并不会让你觉得这个人是个“下流”的人,涉及不到这个,生活就是如此啊,她的性格她的做事方式,她不骂才奇怪。就连优雅的林妹妹都会骂一句“放屁”,可即使放了屁也还是会写《葬花吟》。

  我理解,骂脏话是与生俱来的本事,不用学,而能无师自通。我们大部分人去读书,是要“知礼仪”,就是去克制自己别随便骂脏话。但是在某些特定场景,和特定情绪下,脏话还是会喷涌而出。这是人的本性。小说要表现人的本性,不然会让人觉得很假,有距离感。

  《鱼王》在豆瓣评分是9.2,《安娜 卡列宁娜》才8.8,让我略感惊讶。我只能说,读书真的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吧,可能目前我的审美没有达到9.2这个高度。

  《鱼王》读后感(六):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如果抽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部20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史,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对比20世纪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大师,阿斯塔菲耶夫的小说技艺可能有些古老。然而,天底下有所谓陈旧的技艺,却没有陈旧的情感,因为情感如果真诚,就是历久弥新的。当我们看过卡夫卡、乔伊斯、博尔赫斯,还是愿意回过头来再读读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读读阿斯塔菲耶夫。长篇小说《鱼王》是阿斯塔菲耶夫最具个性的一部代表作,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他把屠格涅夫的抒情散文和托尔斯泰的道德议论两种方式熔于一炉,却有着和后两位迥异的不可取代之处。

  比《猎人笔记》更阔大

  还原自然真相的《鱼王》

  无论我如何推崇阿斯塔菲耶夫,都很难把他称为“天才作家”。俄罗斯盛产文学天才,那是三十八岁去世的普希金诗歌中贯穿始终的生气勃勃。这股灵动的生气充盈于整个十九世纪,你从那些人的作品里随便抽五页看看,就可以相信是在和一位天才打交道——天赋是很好辨认的。

  阿斯塔菲耶夫不是这样,这位出生于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一个农民家庭的孤儿,品尝过流落街头的艰辛,在二战中受过重伤,退役后做过形形色色的底层工作,然而生活里的苦难并没有马上转化为文学上的才华与声名,二十八岁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没有引起什么注意。

  他是在灯火阑珊处越写越得心应手的人。1959年,他参加了高尔基文学院高级文学讲习班,笃定从此以文学为事业,他的小说开始定期“默默无闻”地在各种杂志上发表,直到1967年,才首次在前苏联文学杂志的No.1《新世界》发表作品,时年四十三岁。1976年,年过半百的作家拿出了《鱼王》,这部长篇小说如今是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

  《鱼王》由十三个中短篇故事缀成,结构上类似《小城畸人》《米格尔街》,写的是“我”的故乡西伯利亚居住在叶尼塞河畔那些“亲戚、朋友和熟人”的哀乐与悲欢。不仅有故乡的原风景,个人记忆中的大量往事,还有那些或休戚与共、或在生活交叉路口萍水相逢的淳朴而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沉重而不可知的命运。

  小说的情节简单,口吻是淡淡的,就连小说的标题都有如呢喃。作者念叨着因偷渔这一“黑暗的行当”而被渔业稽查站抓现行的“达姆卡”,听任偷渔老师丧命的贪婪怯懦的“渔夫格罗霍塔洛”,喝酒喝得分文不剩、到处胡来、不关心孩子死活的流浪汉爸爸,阿斯塔菲耶夫不放过他们的罪恶与堕落,但又隐隐然寄同情于笔下所有的“牺牲者”和“刽子手”。只有在面对自然或与自然和谐的美好场景时,作者才不可抑止地抒发浓郁的诗情,例如弟弟那条会捕鱼的白狗“鲍耶”,善良母亲养活一群孩子和成人的那锅“鲍加尼达村的鱼汤”,感动于野生野长的“图鲁汉斯克”城的“百合花”,甚至冻土中坚挺于凛冽朔风的罂粟,面对森林中晶莹的“一滴水珠”,他都从中感受到天堂般的宁静。

  因为《鱼王》所显现出的热爱自然和诗意气息,许多读者都认为阿斯塔菲耶夫继承了屠格涅夫的文学传统。阅读《鱼王》的过程中,我也难免时时想起一百多年前的《猎人笔记》。然而,同样是抒情,阿斯塔菲耶夫与屠格涅夫有着本质的差异。作为读者,接受《猎人笔记》是极为容易的,它是如此纯净而完美,没有夸张的修辞,没有浮躁的情绪,不含一丝粗俗的气息。屠格涅夫式的净化,就像西方油画中的小天使,他们裸露的性器官都能给人可爱的感觉而不让人产生情欲的联想。屠格涅夫不会像阿斯塔菲耶夫一样对笔下的事物作道德判断,屠格涅夫的“写”与“不写”本身,就是判断。

  然而《鱼王》不是这样,对比屠格涅夫行文的轻盈,《鱼王》的写作是“步履维艰”的,对比《猎人笔记》的完美,阿斯塔菲耶夫自己都坦陈书里“出现了许多疏漏、败笔、不完整的片段”。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土地一尘不染,如雨后的“白净草原”,你简直可以嗅出故事里空气的味道,不用细辨,一定是甜美的。阿斯塔菲耶夫的笔下,当然有广漠无边的俄罗斯大地田野和森林的气息,但同时也有沉重的罪孽,见不得人的事,伤天害理的勾当,猪狗般的生活。此无他,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步履维艰”的,他深知置身于“只能分出黑与白”的时代,他也自知自己的天才“用来表现猪狗般的生活应付裕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所写的,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阿斯塔菲耶夫还原了天地间屠格涅夫因洁癖而悬置的缺环,故而笔下比《猎人笔记》更为深邃阔大。

  比托尔斯泰更“平等”

  在天地的宽恕中得到新生

  如果小说中每一个意象都是一条鱼,作者就像《鱼王》中的捕鱼人一样,情感的排钩既扎进了鱼的身体,也扎进了捕鱼人自己的身体,从而在疼痛的相互挣扎中“撄而后宁”。伤痕是痛苦的烙印,阿斯塔菲耶夫说:“我们注定应当遭受记忆的折磨,为自己的作为蒙受痛苦。”

  人们往往望文生义地以为“抒情”即是优美,然而阿斯塔菲耶夫抒的是苦难,是长歌当哭。在“征服大自然”的社会建设中,作者眼睁睁看着“我可爱的土地”只是被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人变得愈加思想复杂,“仿佛人人都中了蛊毒”,和自然界失去了任何有机的联系。阿斯塔菲耶夫是“大地之子”,故而《鱼王》中沉郁滞重的抒情,有着“万窍怒号”的震撼性力量。《鱼王》这首“俄罗斯田园颂”,不是王维式的,而是杜甫式的(阿斯塔菲耶夫非常喜欢杜甫),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强大而有力的悲伤。

  《鱼王》的情感是沉郁滞重的,但叙述却难得地有着流水的律动,行文中蕴含着音乐性。这应该得益于作者对音乐的热爱,阿斯塔菲耶夫说:“生活的每一分钟里都有音乐,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有自己深藏的秘密,隐秘只属于大自然赋予的生命。”他相信音乐有净化灵魂的力量,相信音乐与自然的和谐对应。在他心中,霞光初现时,野兽便停止了互相追杀,驼鹿屏住了呼吸,鸟儿也不再鸣叫。阿斯塔菲耶夫笔下最令我感动的,就是这幅“百兽率舞”的和谐场景。

  把小说写到这样的层次,不说绝无仅有,也是难得一见的。许多人读文学,想喝的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样一碗英雄主义鸡汤,然后不依不饶地追逐着各自的白鲸或大马林鱼。人们面对麦尔维尔的《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屏声息气,对,这是伟大的文学,船长亚哈和渔夫圣地亚哥是“Hero”(主人公&英雄)。作者悄悄地站在了他们的后面,分享世人对英雄的崇敬。

  有时我难免疯狂地想到:如果一部文学作品是由那头被追杀的白鲸莫比·迪克或那条被刺死的大马林鱼写下来,会是如何?在捕鱼人和鱼之间,不是鱼的存在妨碍了捕鱼人的生活,而是捕鱼人的捕杀在威胁着鱼的生命。捕鱼人的“艺术”,是捕杀的“行为艺术”,而我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鲁迅语)。

  《鱼王》中,高傲的捕鱼人伊格纳齐依奇在一次捕鱼过程中遭遇了一头前所未见的巨大“鱼王”,经过一番搏斗和纠缠,既没有谁被毁灭,也没谁被打败,暴怒的鱼王未被人类制服,面对死亡的刹那萌生忏悔的渔夫也表示和解:“我不向任何人说起你的行踪,尽情地活下去吧”,从而感到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这一人与自然和解的场景,远远高贵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海明威的搞笑在于,捕杀一条鱼,却以为自己征服了大海,从而把血腥的捕猎伪装成崇高。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渔夫,因忏悔和放弃杀戮,从而获得天地的宽恕与新生。

  我们大多数人的文学史观,仿佛信仰的是退化论。俄罗斯文学有过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当代文学在许多人心中,恐怕就是废铜烂铁的时代了。阿斯塔菲耶夫曾收到过一封读者的匿名信,嘲讽他不是托尔斯泰,不适合干文学的行当,阿斯塔菲耶夫回复说:“当你们学会了能够在大地上安排好人的生活的时候,是会诞生列夫·托尔斯泰的”,但是,“你们自己要配得上托尔斯泰的出现,配得上他深邃的思想、隽永的语言和卓绝的良智”。

  阿斯塔菲耶夫当然不是托尔斯泰,也不必是托尔斯泰。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不同于“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提倡的是全人类普遍的爱。而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是:不要杀害人间一切生命,在他心目中,人与天地万物,都是自然的平等产物。就像《圣经》所说:日头照耀好人,也照耀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如果说托尔斯泰的道德是“平等博爱”的人道,那么阿斯塔菲耶夫的道德则是天道——在“天道无亲”的表象下,是爱着天地万物的灵魂。

  阿斯塔菲耶夫的文学成就自有托尔斯泰不可取代的价值。借用木心的话:如果抽掉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部20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史,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

  (刊于《新京报·书评周刊》)

  《鱼王》读后感(七):杀戮者和他们对自然的敬畏

  如果我们不是追求“列书单报菜名”式的阅读,虽然并不是苏联文学中最广为人知的作家,但阿斯塔菲耶夫是很值得一看的,就如同肖洛霍夫写出了顿河流域哥萨克民族的史诗,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以及无数作家沿着俄罗斯文化的中心伏尔加河寻找灵感,而阿斯塔菲耶夫有他的叶尼塞河,这位探讨大自然和俄罗斯民族心灵的传统派作家,出生于远离莫斯科的被伊凡大帝于十七世纪所征服的西伯利亚,在阿斯塔菲耶夫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鱼王》和《树号》中,他不厌其烦地描绘着这片接近北极圈的森林,和人们最真实的生活。

  西伯利亚在成为苏联的流放之地之前,鲜少有记录的历史,关于其名称一种比较被广泛接受的说法是西伯利亚这个词是鲜卑的音转,俄罗斯和西方的叫法源于此。而《鱼王》中数次提到的以渔猎为生的埃文基人事实上就是中国的鄂温克族,在十七世纪,数个此类的狩猎少数民族被驱赶或征服。俄罗斯扩张的方式是通过哥萨克,哥萨克人来到帝国之外,通过皮毛交易和定居了解当地的民俗和政治关系,然后以沙皇的雇佣兵的形式占领了大片的土地,最终征服了西伯利亚汗国,俄罗斯族移居此处,而这之后就是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鱼王》了。

  《鱼王》读后感(八):在西伯利亚,自然的宽厚良善与人类无关

  在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残酷环境中,人们往往更能体会到自身的存在,而在石头森林般的城市里阅读《鱼王》,则更能感受到在自然环境中人性的变化,以及这种虽然微妙却足以打破平衡的变化给人们带来的悲凉。

  作为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代表作,《鱼王》中的13个故事每一个都可以相对独立成篇,又彼此关联,融合映现出上个世纪的西伯利亚。像西伯利亚纯净而神秘的雪,《鱼王》的故事情节看似简洁却又让人着迷,描写中不乏隐喻,反应了作者对于人类与自然,道德与规则的深刻思考。在小说中,作者以大量的笔墨描述了西伯利亚的自然风光,冻土带的河流中有鱼,原始森林的冰雪上有人们走过的痕迹,极地圈周边的蚕忙着编织完美的茧,所有的日子都从它的肚子中流逝,时光是静谧的,也是流动的。

  楚什镇的人们爱吃新鲜的鲟鱼,再往北方一些,人们爱吃的是凹目白鲑、马克鲟鱼和聂丽玛鱼。若是随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往西伯利亚深处走去,将故事里的坐标串联成一幅地图,我们便不难发现,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们喜欢吃的食物和口感都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是与当地渔业打捞的生态环境所统一的:在西伯利亚,人们感恩自然的恩赐,自然赐予当地人什么食物,当地人就喜欢吃什么食物。

  楚什镇的年轻人常常聚集在码头,镇上的老住户曾在这里对“我”解释楚什镇的名称源于一道名为“楚什”的菜肴,而据“我”推断,楚什镇的名字应当来源于春日里牡鸡的叫声,听起来很像“楚——什!楚什!楚什!”但无论怎样,这个古老村庄的名字都令人难以忘怀,饱含着人们对自然的眷恋与热爱。

  自然是所有人类的故乡,一旦故土发生变化,人类自身必然也会面临不可预知的状况。上个世纪,由于水电站、铁路等工程的大量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在自然遭遇前所未有的破坏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有人被欲望驱使,对自然予取予求,有人努力找到善与恶、自然与道德的平衡点,并以此制衡着自己的生活。《鱼王》的故事中,贪婪自私的人们几乎都受到了自然的惩罚,在《白色群山的梦》中,极度自负且道德沦丧的大学生戈加·盖尔采夫受到了惩罚,而她女伴口中那个善良的“好人”阿基姆则被自然与命运眷顾,即使身处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中,也得到了直升机的救助,帮助他与称呼他为“好人”的姑娘离开了危险重重的地方。

  西伯利亚曾是苦役、政治犯和战俘的流放地,在《鱼王》首次收入的《没心没肺》中,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着力刻画了几个逃犯的形象。身体健康的逃犯为了活下去泯灭人性,不惜吃掉同伴的肉,而极力维系着道德底线的坡脚逃犯则在艰苦且几次险些丧命的逃离后,被捉回了惩戒营。最终,坡脚逃犯杀死了欺辱戏弄少年的押解员,而后自杀。逃犯的生活充满秘密,但对于坡脚逃犯,“我们”却很了解。在被“我们”收留期间,他讲了许多令人迷茫困惑却又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事情,提到一个被殴打、关禁闭、被饥饿所困几乎失明的老哲学家,说他宣称“我是囚禁不了的。是你们永远地被囚禁……”坡脚逃犯不是哲学家,他以死亡的方式逃脱了被囚禁的命运,扼制了在惩戒营中的恶,得到解脱的,是他淳朴善良、热爱自由的本性。

  小说中,几乎每一个故事都提到了老西伯利亚人出于对自然的敬重和畏惧而流传下来的古老传说与传统习俗。它们几乎被人们遗忘,却又在危险的时刻映入脑海,在甜美的时刻让人感知到自身的渺小与命运不可更改的轨迹。

  渔人与莫斯科人在原始森林中爱上了对方灵魂中的善良、纯洁与宽容,然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里,感觉着同样冷清的空气,听着同样频率的风声,却从没有在清晨的同一秒钟醒来。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人们的思想、生活习惯和对自然的敏感度因为环境的不同而有着极大的区别,城市与乡村的人意外相遇,发生一点交集,而后各归各位,在各自的环境中过各自想象的生活,或许也是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点善意。

  在最后一个故事《我找不到答案》中,“我”在曾经熟悉的道路上迷了路。

  城市人烟稠密,旧的街市有了新的名字,往日的时光随着生活的标志渐渐黯淡,“我”对这座城市最清晰的记忆全部和鱼有关,写“这是毁坏的时代,也是建设的时代,这是哭泣的时代,也是欢笑的时代……”

  覆盖在土地上的城市终究不够真实,总有一个人要来刺破自己的伤口,以血书写,王小波对《鱼王》的喜爱并不算偏爱。俄罗斯人从未终止关于人类与自然的思考,并将之书写成章。 亚历山大·格里戈连科在《 泰加林人的故事 》中赋予主角以幻境来醒悟,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则以现实泅渡人物,在这一条河流上,善与恶、欲念与平衡是人们航行的桨。

  人类从未超脱自然而存在,自然的良善与宽厚全部与人无关,而人们的善与恶都躲不过自然的眼,住在西伯利亚空旷寂寞的雪中小屋,猎人平静地疯狂着,像时光洪流中的一个符号,自然会根据人类用善恶写出的诗篇,做出死刑的判断。

  《鱼王》读后感(九):《鱼王》:如果不是苏联解体,我们还不知道作者写了什么

  《鱼王》:如果不是苏联解体,我们还不知道作者写了什么

  中国作家在苏联没有解体之前,存在着相当普遍的模仿苏联文学的迹象。

  最典型的是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莫言,他的作品的语词与意象,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甚至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在写到关键性的与肖氏作品相雷同的情节时,隐忍不住地自问自答,自己要不要袭仿肖洛霍夫的故事情节与语言模式。

  叶蔚林的小说《遍地月光》模仿俄国作家浦宁的小说《通宵晚霞》,他的获奖小说《没有航标的河流》雷同于契诃夫的《草原》。

  苏联作家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于1982年在中国出版时,曾经引起中国作家们的强烈追捧。我曾经有一个印象,《鱼王》也被中国作家抄袭过,但是一时手里难以查到资料。

  我们很难说,小说作者的那种悠长、隐忍、舒缓的表现手法,没有被中国作家所袭仿,融入到中国文学的血脉中去。其实,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很多作家受到前苏联文学的深刻影响。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莫言,潜移默化地站在前苏联文学的肩膀中,采摘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果实,像近年来比较畅销的《狼图腾》的表现手法,也完全是一种苏联文学的模式,甚至小说的架构,隐约可以让我们记起前苏联的著名小说《断头台》。

  但是随着苏联帝国的倒塌,中国作家都集体地隐藏了他们对苏联文学的热恋与吹捧,似乎向一个僵尸学习过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就连莫言,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把他的袭仿对象拉扯到八竿子搭不上边的拉美文学。实事求是的讲,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在血脉上的相通,已经具有了至少一百年的历史,两个文学种类之间,即使不是出于相同的政治原因,就是在文脉学理的内在上也有着类似的文化基因。

  从中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得出中国文学的势利眼性质,而只能说,一个国家的强大,一个国家值得关注,才能支撑起这个国家的文学。

  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重版了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鱼王》,这与最初的中文版本,已经相隔了35年。当年在这期间,其它的出版社,也曾经出版过《鱼王》,我查到的信息是,百花文艺出版社于1997年重版了由相同译者译出的同一译本《鱼王》。

  但广西师大版的《鱼王》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它里面多了一章,这就是排在第三篇的《没心没肺》。而这一篇没有出现在初版本中,并不是一次可有可无的疏忽,而是有着必然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这一篇的时候,还是觉得与整个小说的龃龉成份。从某种意义上讲,小说里新增加的一章《没心没肺》风格上与《鱼王》的“以景托事、以意统物”的总体格调可谓是风马牛不相及。这一部分,完全没有了整部小说里采取的浩大磅礴、洋洋洒洒、随心所欲的叙事手法,文笔干瘦简单得惊人。这一章通过童年的“我”遇到了一个逃出生天的逃犯的叙述,展现了当年西伯利亚地区出现的大量苦役犯从事劳作的惨不忍睹的现实境况。这一部分的叙事笔调,完全不是阿斯塔菲耶夫式的,如果选择一个相近的概念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科雷马”式的。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前一度时期出版的《科雷马故事》,我读到《鱼王》里的这一部分的时候,感到小说的情节,已经走上了《科雷马故事》路线,甚至觉得两本书的印装都似曾相识。所以,我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特意把《科雷马故事》这本与《鱼王》一样、如同一本厚厚的辞典的精装书给找了出来,发现两本书的印刷单位都是同样的“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难怪两本书的印刷效果极其雷同。雷同的印装,雷同的故事表达手法,使得阿斯塔菲耶夫《鱼王》的这一部分,几乎就是《科雷马故事》里的章节遗失到《鱼王》里来了。在这一章节中,写到了一个劳改犯,原来是一个军人,因为反对落后于时代的训练方式,而被判刑,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劳改工厂,在矿上做苦役,小说里写到了处理尸体造成的集体尸坑、因饥饿而被同案犯割掉臀部的尸骸以及由此导致的不顾一切的逃亡。小说中的劳改犯逃亡的目的,是意图向斯大林靠御状,但是,他的出走无一能够成功,最后在再一次劳改营中反抗时自杀身亡。这篇小说里的纪实元素,已经涵盖了《科雷马故事》的主体情节,而这样的风格,在《鱼王》里无疑是突兀的。在这一章节中,阿斯塔菲耶夫还特意提到了“科雷马”,这是作为一系列的劳改犯服刑的场所而由作者罗列出来的,小说借由逃犯之口说:“我们这里一切都干得更阴险更狡猾。索洛维茨基岛、白波运河、科雷马、乌赫塔、因迪吉尔卡的经验被成功地仿效,并针对这里进行了创新。”(P145)。

  可见,作者在这一段落中,有意把叶尼塞河的劳改营放置在整个苏联同一体系的管理制度下进行了体现。实际上,在《鱼王》的其它章节中,“科雷马”这一特殊内涵的词汇,也曾经出现过,只是在之前的版本中,我们太过容易忽略了这一个地名所蕴含着的特殊意义。在《葬后宴》一章中,小说里写到一个后来被熊咬死的脾气暴躁青年,说他在领导面前什么都不怕,“因为他整个北方外加科累马河流域都见识过了,也没有给吓破过胆。”(P389)。这里用的“科累马河流域”显然就是指科雷马地区,但由于这一章采用了旧译,所以没有和前面的新增加的一章的译名保持统一。

  当年《鱼王》在中国出版时,离苏联解体已经不到十年。作者写作的年代,与苏联的崩溃时间,之间相距二十年左右。我们可以说,《鱼王》是苏联晚期的一部作品。

  那么,当今天我们有一个明白告示,告诉我们,在《鱼王》出来之后的二十年之后,这个帝国大厦就轰然倒塌了,我们必然会想起什么?

  我们本能的选择是,要在这本小说里寻找到二十年后一个帝国瓦解的蛛丝马迹。

  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当苏联后期,苏联的文学作品的标志性作品,都有向远东地区倾斜的趋势。当时,前苏联最知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名吉尔吉斯族作家,而吉尔吉斯与中国仅仅隔着一座帕米尔高原,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写到了我们中国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天山山脉,而艾特玛托夫在俄罗斯文学的熏陶与滤境作用下,作者笔下的异域风情,也带上了俄罗斯文化艺术骨子里烙印上的那种时间停滞的忧伤感。显然,尽管艾特玛托夫小说反映的地域,离我们中国更近一点,但它折射出的社会精神内质,却典型的是苏联的。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的苏联文学,远东地段的风情风貌,还是苏联主体文学的一个补充的话,那么,七十年代后的苏联文学,却有视角东移的迹象,往往通过远东土地上的微妙的风情变化,来观察苏联大厦的破裂与震颤。最典型的标志是,反映修建通向库页岛石油管道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以及描写库页岛二战后苏联人重新回到岛上从事捕鱼生产的小说《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都曾经是苏联文学的一个边缘地带的补充,是为苏联的文学大厦添砖加瓦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不同了,艾特玛托夫的文学作品,俨然成了苏联文学众首翘望的顶峰,艾特玛托夫笔下的远东边缘地带的每一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苏联文学界的连琐波动。阿斯塔菲耶夫也应该属于苏联后期文学的这种奇怪的“风向东转”背后的一个风云人物。

  为什么会这样?

  实际上,苏联后期文学之所以将目光移向莫斯科的身后,转向苏联的亚洲板块,实在是因为在这块被命名为“远东”的后花园里,更无限于接近于自然,在这里的一草一木都透着一种“天人合一”哲学意味,可以更明白地看清苏联整个帝国出现的隐秘裂纹与症结所在。就像《红楼梦》中,在前宅大院里看到的是一片歌舞升平,而哀音出现的地方,正是处于边缘地带的后花园位置的大观园,哀被华林的不祥之音,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因为那里,更贴近自然,可以非人力地感悟到自然的真实的波动与走向,传达着人事中被隐藏了的真正的启示与告诫。艾特玛托夫笔下的吉尔吉斯草原,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这里展现的一片宽广的大自然,能够更敏锐地感应到一个体制的微妙的变化与走向,可以洞观到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危机所在。就像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中呈现的那样,尽管小说里描写到人类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自然的舞台上,掠杀生灵,但人类的自身的灵魂,却已经朽蚀,人类越依靠武力与强权展示自己强大的时候,却被证明从另一个方面被掏空了灵魂,蕴含着瓦解的因子。

  同样,我们在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的叙事策略。在《鱼王》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苏联远东那一片辽阔的土地上,最大的社会困境是一个社会已经没有信仰,人们精神空虚,没有什么能够支撑着人们在那片浩大的土地上继承生存下去的勇气与理由。

  小说里的父亲,原来是一名参加卫国战争的炮长,头部受伤,退役回到了家里。在他的身上,很难看到一个经过战争洗礼的英雄气概,整天嗜酒如命,甚至把集体的钱换成了酒,挥霍一空,最后被判刑。而在小说里,酒鬼可以说比比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苏联解体前夕的一场失败的治国行动,就是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禁酒运动,然而这个运动无疾而终,当一个社会必须依靠酒来调节民众的精神指向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救药的顽疾也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艾特玛托夫在《断头台》里写到了苏联的贩毒现象,与此有着相同的内在肌理。一个帝国,一个王朝,一个社会,一旦走上下坡路、开始一蹶不振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麻醉剂、兴奋剂来提高自己活下去的兴趣与动力,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的鸦片战争的发生背景里深刻地体验到这一点。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社会的信仰缺失?在新版本上补上的那一篇《没心没肺》中,我们看到,支撑着那个劳改犯知难犯险、一意孤行地不断出逃的原因,是想跑到莫斯科去,进见斯大林,告诉斯大林发生在劳改营里缺失人性的暴行。去见斯大林,这是一个美丽而宏伟的理想。在苏联的小说中,“为了斯大林而战斗”曾经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口号。在苏联著名小说《磨刀石农庄》中,小说里的人物,最高理想,就是去见斯大林,向斯大林汇报农村的实际情况。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向斯大林大胆陈辞,状告农村里发生的暴力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从而阻止了逆行的发生。这一切,都显现出斯大林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但在《没心没肺》中,那个抱着坚定信仰的劳改犯,终于没有冲破重重追捕,最终还是死在了劳改营里,他在奋起搏击、打死了一个灭绝人性的看守之后,高呼着“斯大林同志万岁!”走向了死亡。这名逃犯死于自己的信仰,但信仰并没有拯救他。这个章节在整个书中过分明显的政治抒写,恰恰隐含了为什么信仰丧失的终极原因。

  《鱼王》的世界里,呈现出的是一种人类信仰丢失的一片真空。

  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节中,写道:“母亲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一个信仰,指望在冥冥之中临到支持。……她没有地方可去,只能乞求于上帝。”在《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中作者写道:“信仰的力量能激发毅力,生命不朽的信念帮助人们庄重地离开人间,走向另一个世界。”可见作者在书写中,始终明确着信仰在人类中的重要支撑作用,而现代人的困顿,恰恰是信仰丢失后灵魂的空白。

  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凝聚人心,所以暴力执法便成为最常见的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在小说的多篇章节里,都描写到稽查人员与偷猎者之间的猫与老鼠的博奕。而作者的站位,显然是站在老鼠这一边,因为作者的逻辑是,当猫用暴力肆无忌惮地展现出它的爪牙的时候,那么,无辜的老鼠因为它们的弱者身份而具有了同情的理由。《达姆卡》中描写了有一点像我们阿Q的达姆卡因偷鱼而被渔业稽查站的人抓了一个“现行”,并被那些行政人员搞得半昏迷状态,放了回去,之后他破罐子破摔,重操旧业,喝酒,寻欢作乐,直到拒绝支付罚金被送上法庭做了牢。暴力执法的结果是“稽查越严格,鱼在水底深处就死得越多。”(P196)。这是一个令人悲哀但我们并不陌生的悖论。在《黄金暗礁附近》中同样写到了一个挑战稽查员的渔民柯曼多尔,他成功地摆脱了稽查员的追捕,但回到家里,却发现爱女死于车祸。如果说前一篇中达姆卡是逆来顺守地得过且过,那么,柯曼多尔的抗争,却换来的是自己生活的巨大不幸,遭受到了自己所作所为的残酷惩罚。《渔夫格罗霍塔洛》中,命运线同样万变不离其宗。捕鱼时,渔夫被稽查员活抓,一怒之下,烧了自己的房子发泄,被捆了起来。

  这些特写式的人物在小说里勾勒出的是作者如出一辙的意念。他们都统一地受到人类社会的暴力对待,所以,他们转嫁了他们的暴力力量,而作者在小说里用以反衬的主题,就是大自然在开导与启蒙着这些被信仰抛弃了的人灵魂。

  在信仰缺失之后,极寒之地的艰难生存状况,注定无法留住人迹,大规模的人的逃亡与撤守,便成为小说里向我们揭示的另一种时代的萎顿状态。我们看看,小说里提到的一个靠近楚什镇的名叫克里弗利耶克的村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一个移民的车队经过这个地区,聪明的首领带着大家往北,一看到这块乐土就让车队停下,下令在这里建立家园。”(《在黄金暗礁附近》)。1932年是什么概念?是苏联大饥荒之年,但是这个不幸之年,在作者的笔下,却成了一个西伯利亚小村庄的开创之年。而在作者描写到苏联七十年代,却是“集体农民举家迁徙,离开塞姆河,远走他乡,迁到叶尼塞河。接着是细心谨慎的渔民和猎户也步了农民的后尘,行动更谨慎、更诡秘的旧教徒也都远走他乡。”(《黑羽翻飞》)。当年热闹的互助友爱的村庄,消失了,留下了一个个森林中的残骸,作者无时无刻不在小说里道出那份人类从原始森林失守的无奈与忧伤:“但凡年轻一点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图鲁汉斯克百合花》)。作者一方面指责了三十年代那个缺少人性的政治由头,但是作者不得不以更加无奈的笔触描写了信仰丧失后人类一道道撤守自己的防线,这显现出作者叙事上的一种矛盾。旧有的年代,不管人们出于什么的动机,来到了密野密林之中,但毕竟让这里出现了人迹,创造了拥有生命活力的村庄,而到了大厦终结前的尾盘时,却是一片人走屋空的荒凉景象。苏联远东地区出现的这幕持续的隐形的变化,正潜伏着一个帝国大厦将倾前的凄凉晚境。这也是弥漫在《鱼王》里的预示着未来崩溃的不祥隐兆。

  在作者浓墨重彩地表现的大自然的伟岸力量的时候,作者强调的是自然的价值,是它永远有一种知道如何活着、为什么活着的最基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礼失,求诸于野”的意思。作者在书里在礼赞自然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地归结到这一点:“在这天堂般的宁静里,你会相信有天使,有永恒的幸福,罪恶将烟消云散,永恒的善能复活再生。”(P94)

  作者称颂自然:“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然而不管我们如何费尽心计去糟蹋它,它始终不会传染上我们的恐惧、惊慌,也始终不会对我们产生敌意。原始森林依然是那么雄伟、庄重、安详。”(P97)。

  作者比较城市与自然之间给予自己心灵带来的落差时,提到:“我哪怕能逃离这个世界一个夜晚,我的内心就能求得一夜的解脱,一夜的宁静,坚定宇宙无穷、生命永恒的信念。”(P100)。

  那只可爱的小狗“鲍耶”的死亡,正承担着人类信仰缺失后付出的生命的代价。当父亲因为坠入酒精中不能自拔荒废了正事被判刑入牢,不知人间是非的鲍耶出于本能的对人的热爱,扑向被押解的父亲,被押解人员击毙。这篇小说反映出信仰丧失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可怕事件,而存在于植物与生物身上的坚强的信仰,正衬托着人类的堕落与崩溃。鲍耶之死的隐寓意义在小说里也就得到了富有冲击力的凸显。《鱼王》这一章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渔民在猎杀一条大鱼时,陷入与鱼困于一体的窘境,在这生死一线之间,他思考到的是自己对当年失贞的女友的暴力性虐待,实际上,是自然力量,重新唤回到了他身上的人性的复苏和对人类信仰的尊重,从而使得他脱离了险境。

  如果说,《鱼王》里的大部分作品,仅仅是一种片断式的人物特写的话,那么,全书中,唯一一篇具有戏剧性、人为编造痕迹浓重的是《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篇也是整本书中篇幅最长的,但是,这一篇不过是小说中第一篇《鲍耶》的扩写,而且在小说里加进了一个文艺作品里总少不了的爱情作料,但因为爱情作料的出现,反而失去了全篇的来自于生活的醇正风味。《鲍耶》里表现了三个男人如何来到极圈内,度过一个危机重重的冬天的故事,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描写了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阿基姆在极圈里捕猎时,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城市姑娘,将她救活,并且死里逃生。问题就出在这个女孩身上,《鲍耶》中是三个男人的遇险,而《白色群山的梦》则想象成一个男人在严冬中碰到一个女人会怎么样?于是,在冰天雪地里封存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孤男寡女,注定要在感情上产生一点什么。而值得注意的是,封闭的空间对于男人来说,是致命的,这一点在《鲍耶》里表现得相当的明显。受风雪影响困守在过冬的小木屋中的三个男人,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仇恨感,其中两个男人大打出手,恨不得置对方于死地。而当两个男人换成一男一女的时候,小说里立刻呈现出那种可以写出许多暧昧情境的浪漫描写,就像《鲁宾逊漂流记》在原著的小说年代,只能无趣地描写两个男人在岛上的艰难生存,到了现代人那里,更喜欢想入非非地设想一男一女在孤岛上会打造什么样的世外桃源,我们可以从波姬小丝主演的电影《青春珊瑚岛》中可以见识到这种乌托邦的端倪。《白色群山的梦》这一章中,阿基姆拯救时尚女孩的段落,呈现出相当情色的光泽,也因而使这一章脱节于整部小说中对人的原生态生存状况的描写体系。在展现出当地人的古道热肠、天人合一的精神气度的时候,作者还设计了一个导致莫斯科女孩为什么深陷困境的坏男人。这个男人来自于城市,父母是艺术家,但他极端自私,心中只有自我,这是另一种没有信仰的现代青年,只迷恋自我,这也被作者视着这个时代病的代表。这个极端自私男,本来有妻儿,但不甘于按部就班的生活,只身来到西伯利亚的小镇上,在这里勾引女人,寻欢作乐,小说里在《达姆卡》这部分已经对此人作了铺垫,很快把从莫斯科来到这里寻找科考队父母的女孩给俘获住了。阿斯塔菲耶夫给予了这个自私男以标配化、极端化的道德评价,死死地把他摁在道德的耻辱柱上。可以看出,作者在反映出社会信仰缺失的同时,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唯利是图的当代意识。可以看出,阿斯塔菲耶夫对此极为不看好,但是,除了从道德上对这个自私男进行全方位的抨击之外,实际上在他的身上还有许多优秀成份,比如他不安于现状,爱我所爱,执着于自己的理想,来到小镇后,什么活都干,包括搬运工一职,把废弃的仓库也修缉一新,非常具有适应生存的能力,而在苏联解体之后,这种自立精神将会大有用武之地。但作者恪守道德的准则,对此加以抨击,显然可以看出,作者立场仍然在延续着苏联时代对所谓个人主义的批判。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文学的末期作品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在抽离出信仰之后,苏联小说实际上也没有指明它自身应有的发展方向。它一般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自己的出路:一是人性,二是生存,三是道德。而这三个概念并不能填补信仰的空白。道德评价很难能够解说社会困境的终极原因。就像在《鱼王》中,作者的核心意图是,那是一片被信仰遗忘了的土地,所以,才暴力横行,人性缺失,而大自然里体现了一种信仰的力量,那是自然的伟力存在,作者建筑于对人类社会的批判,生发着小说的主题,转而去赞美并没有主观意识的自然力量,实际上是用人类的意识形态加诸到自然身上,用人类的信仰,去重新塑造了大自然出于原始本能而追求活着的生存状态,把这种本能升化为一种人类的精神的执着层面,其实这样的套路,有其长处,但同样也显现出一种强烈的主观臆想成分。但由于我们习惯于对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谐和渴望,而并不觉得突兀,但一旦作者把他的批判矛头,有一点黑白分明地指向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作者很可能把尊重个体意识与生命自由的孩子也随着污水一起倒掉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白色群山的梦》里觉得有一些突兀不适的原因。因为在这一篇作品里,作者显然加进了过分明显、过分带着立场的恩怨与好恶。

  实际上,阿斯塔菲耶夫在《最珍贵的稿酬》这一篇散文中(收在散文集《树号》中)中,提到了他妻子对《鱼王》的评价,其妻子在说到《鱼王》时说:“你自己也不理解你写的是什么!”

  一个最亲密的人对作家的评价,应该是恰如其分的。而阿斯塔菲耶夫也没有直接否认,他说:“也许我真的不理解。也许我并不愿意去理解。”(广西师大版《树号》,P125)

  这种不理解的原因,是因为阿斯塔菲耶夫感受到了苏联后期的那种不祥之兆,就像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听到某种背脊发凉的不祥之兆,他们凭着他们的特别的敏感,预感到了一场更为可怕的前程正向他们袭来。作家写出了这种预感,但时代要过了二十年之后才能告诉他真相。所以这样的小说,在苏联解体前,我们很难读懂作者写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什么,而今天,当我们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明白这部小说所潜蕴着的那种悲凉之雾究竟笼罩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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