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的读后感10篇
《1913》是一本由（德）弗洛里安·伊利斯著作，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页数：27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1913》读后感(一)：Juicy and Spciy：文艺界的八卦、奇葩和渣男 ——评《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Juicy and Spciy：文艺界的八卦、奇葩和渣男
——评《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弗洛里安•伊利斯热衷于怀旧，但与我们的文艺小清新酸溜溜的“民国范”和纯真美好的八十年代迷思不同，这位曾在波恩大学和牛津大学攻读艺术史的七零后大叔在他的回忆里倾注了德国式的缜密审视、严肃批判和不动声色的冷嘲热讽。他于2000年在菲舍尔出版社（这家德国著名出版社的祖师爷萨穆埃尔•菲舍尔也是本书人物之一）推出的《高尔夫的一代》（Generation Golf）是一部令人捧腹的杰作，刻画了他这一代人——生在七十年代、长在八十年代——他们纵情享受消费社会带来的种种愉悦便利，而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热衷公义和政治斗争（还记得席卷欧洲的五月风暴吗？），自私且非政治化——的群像。伊利斯显然认为，大众公司的高尔夫汽车是代表他这一代人的可爱和愚蠢的标志。
但在欧洲，或者说德语世界里，最适合怀旧和吐槽的难道不是我挚爱而为之神往的现代主义时期吗？文学和艺术界在那个时期猛烈膨胀、爆炸、火花四溅。或者，是头脑封建的我为之心醉神迷的帝国时代？那时候，柏林和维也纳还是金碧辉煌的帝都。
伊利斯的这本《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其实应该在2013年读，它让我追溯一个世纪之前的那个五彩缤纷、遍布奇葩异卉的世界时往往需要顶住自己的肺，因为它实在太funny。
还记得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动声色、表情冷峻地将恐怖或非同寻常之事付诸笔端的神奇本领吗？伊利斯就是那样，一本正经地假装公正无私的上帝视角，白描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头里发生的许多神奇的故事，让读者瞠目结舌。
1913年，欧洲各大国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奔向那场Great War。伊利斯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因为他毕竟是个艺术史学家啊！他在波恩大学的硕士论文贡献给了他的前辈，19世纪的艺术史学家Gustav Friedrich Waagen。在《法兰克福汇报》当了一段时间记者之后，他和白富美老婆（德意志银行大老板的千金）办了一本杂志叫做《垄断》，专攻文艺。这是多少文青的梦想啊！后来他始终是在艺术界混，在《时代》也呼风唤雨过一段时间。目前，他是德国本土最重要的艺术品拍卖行格里泽巴赫的合伙人。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艺术界，这是一位春风得意的成功人士。
阿道夫•希特勒二十四岁了。他坐在维也纳布里吉腾瑙工人区梅尔德曼街27 号的流浪汉之家里，在休息室里画水彩画……他日复一日地蹲在窗龛下，做速写，画维也纳景点的水彩画。他坐在那儿，身形瘦削，穿着过时、破旧的西装，收容所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他被美术学院拒收的不光彩故事。一绺黑色的头发一再落到他脸上，他用力地晃脑袋，把它甩到后面去。上午他用铅笔打稿，下午上色。晚上他把画交给另一个住客，让他去城里卖掉。希特勒把钱存起来，不像他的室友们那般挥霍。他节衣缩食，几乎过着苦行生活。
但像我这样三俗的读者当然不会对作风朴素严谨的希特勒感兴趣。《1913》的精彩之处，要数现代主义时期欧洲艺术界的那些活色生香的八卦。在2014年和在1913年一样，驱动普通读者（我是其中一个谦卑的代表）血脉贲张的，难道不是文艺界名人混乱的私生活？对大众而言，立体主义远远没有毕加索与“主要工作就是淫乱”的“大宫女、性感美女费尔南德•奥利维尔”及其闺蜜玛塞勒•安贝尔之间的三角关系有趣。读得懂荣格的精神分析学的毕竟是少数，但大家或许会对他与妻子埃玛和情人托妮•沃尔夫的三人同行津津乐道。
他早上刚过来，门口就等候着好些个女人，她们渴望为他脱衣。当他沉默地站在画布前时，足有半打裸体的女人或少女四处走动，她们舒展身体，无所事事，等待他使个简短的眼色点到她们。他宽大的工作服下面什么都没穿，这样当他欲望来袭，而且模特的某个姿态对于画家体内的男人本性太过诱惑的时候，他就可以迅速脱掉衣服。……克里姆特死后，有十四位曾经的模特提出亲子鉴定的要求。
下笔如有神而性格古怪的里尔克“一生都依赖成熟女性的生活指引，当现实中的女金主和情人不知该给他下达什么命令时，他显然必须采纳隐秘的女神仙们的建议”。生活潦倒的里尔克厚脸皮程度令人咂舌，他终其一生的主要生活来源就是被他激起母性的姐姐和“亲爱的好妈妈”们。“里尔克不安分的奢侈生活方式是建立在一群有能力的女士们不断给予支持的基础上的—为了取悦她们，他和每个人都保持着深入的书信关系，他每天都给中欧的多家宫廷和酒店寄出若干葡萄紫色的书信。”
数本关于精神和性爱的书籍的作者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奇女子。她“的吊袜带上挂着一长串精神巨匠，那是她的战利品：她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忏悔室中遇见尼采，和里尔克上床，在俄国跟托尔斯泰在一起，据说弗兰克•韦德金德的《露露》以她命名，理查德•施特劳斯的《莎乐美》亦是如此。现在她的弗洛伊德至少在精神上向她缴械投降了”。
交际花和名媛阿尔玛•马勒是一位颇有成就的作曲家。拜倒在这位极具艺术气息的奥地利大美人石榴裙下的男人不计其数，但阿尔玛只会对天才艺术家投去青睐。陷入她的情网的男人们如果聚在一起，绝对是群星璀璨：维也纳分离派画家古斯塔夫•克里姆特、戏剧导演马克斯•布尔克哈特、作曲家亚历山大•冯•策姆林斯基、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她的第一任丈夫）、“维也纳最丑陋的画家，狂暴的挑衅者”奥斯卡•柯克西卡（阿尔玛向他宣布，只有在他创作出一幅绝对的杰作后，她才会嫁给他。柯克西卡后来画出了旷世名画《风的新娘》，但阿尔玛没有兑现诺言）、大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她的第二任丈夫。阿尔玛在与马勒还是夫妻的时候，就与格罗皮乌斯有私情。但在马勒去世后，阿尔玛并没有立即与格罗皮乌斯一起过日子，而是与柯克西卡疯狂热恋，然后才与格罗皮乌斯结婚）、小说家与诗人弗兰茨•韦费尔（她的第三任丈夫。阿尔玛在与格罗皮乌斯还是夫妻的时候，就与韦费尔有私情）。这是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女人把20世纪许多最伟大的名字串联了起来。
1913年的卡夫卡在恋爱。他在布拉格与远在柏林的菲丽丝•鲍尔鸿雁传书。但这位诡异的天才的情书里没有炽热的表白，却充满了疯狂呓语：““毕竟有可能的是，一对夫妻以这种方式联系在一起，被带上绞刑架。”多迷人的情书写法。两人还没有亲吻过，男人就已经在想象一同走向绞刑架的道路。” 他给菲丽丝•鲍尔写大约第两百封信，问道：“你到底能不能看懂我的字？” 他产生了过单身生活的可怕想法—也许这是能成为作家的唯一办法。因为他诚惶诚恐地纠结于这样一个问题：“婚姻会让我变成什么？”他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妻子的权利”？他眼中的两个末日场景：妻子的身体需求，以及更可怕的时间需求。于是他请求菲丽丝不要再写什么当他写作的时候，她想坐在他身边—因为如果她或者别的什么人坐在他身后的话，写作的秘密就被人打扰了。后来他还给菲丽丝写了这样一句话：“我大概永远不会承担做父亲的风险。”卡夫卡给菲丽丝的求婚信无疑是“世界最差劲求婚书”，我们来奇文共赏一下：
“现在你想一想，菲丽丝，婚姻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变化，每个人将会失去什么，每个人将会赢得什么。我会失去我大多数时候都很可怕的孤独，赢得你，我爱你超过所有人。但你会失去你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满意的生活。你会失去柏林、让你快乐的办公室、女友们、小小的娱乐，失去嫁给一个健康有趣的好男人、生下健康漂亮的孩子们的前景，你只要想一想就会很渴望。用这些不可低估的损失换来的是一个生病、孱弱、孤僻、沉默、悲伤、僵硬、几乎绝望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熟悉文学史和艺术史，你会对《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爱不释手，因为这是一位真正严谨的学者写下的1913年的文艺界断代史。如果你对本书中出现的上百个文艺界名人并没有深入了解，而只是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喜爱名人八卦的话，那么，恭喜你，一定要看看这本书！这么多香辣的猛料聚集在一起，足够爽口，足够你在饭桌酒桌上不愁谈资，足够你优雅地变身为文艺圈达人！
1913，造成千万人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一年，遥远东方的中国，有一颗子弹从背后射中宋教仁，中国因此又将迎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初具雏形，有着4亿4千万人口的共和国的前途，也又将进入一个晦暗不明的时代。
而历史的聚光灯下，处于当时人类文明最为发达的大西洋两岸的欧洲和美国，物质财富日益繁荣，大城市里歌舞升平，外交官们频繁穿梭于各国；画家们正在探索着他们的“现代主义”；作家们正在忙于交际、恋爱、争吵和创作自己伟大的作品；至于那些真正的“浪荡子”，他们则游荡于咖啡店，广场或是画廊之间，并产生着一个又一个交叉点，也算为即将登上舞台去改变历史做着自己的准备。
确实，那一年真是一个“世纪之夏”，一片绚丽的景色。
历史包含了太多细枝末节，即使仅就1913年这一年，我们也很难将所有人物，事件以及内在联系的历史全貌展现出来。掌握全部如不可能，挑选事件加以构建便成为了很多历史学家的重要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都习惯了阅读这些“构建”，这绝对不仅仅是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一以贯之的阐释路径、前后相继的事件链条和种种“历史再一次证明”——它们让人相信过去的历史不过就是如此。但德国历史学家弗洛里安•伊利斯的《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从看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中去体验和感受历史。
如果不翻开这本书，我们可能不会知道：那一年人们都在牵挂着《蒙娜丽莎》的下落，直到年底这幅画才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被找到；
同时卡夫卡正在经历一场痛苦的恋爱，这个过程中其主要代表作也诞生了；在被拒绝了多次之后，普鲁斯特决定自费出版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似乎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人的房间》；弗洛伊德和维特根斯坦则在各自的领域里开创着新的方向；也是在那一年，斯大林、托洛斯基、布哈林、铁托以及希特勒都曾同时在布拉格，希特勒或许真的和斯大林在某个街道或咖啡馆擦肩而过；而那一年5月汉诺威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在柏林的盛大婚礼上，几乎全欧洲的王公都来了，一年后被刺杀的斐迪南因为娶了一个平民家的女儿而未能被邀参加，也是在那个婚礼的晚上，前来庆贺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得知俄国在欧洲最重要的间谍被处决了，但也不得不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大洋彼岸的底特律，福特汽车厂的第一条流水线投入使用，这一年里福特一共生产了264972辆汽车；同时，卓别林得到了人生第一份电影合同……
这里仅仅能够将书中极少数的细节在此加以叙述，这些细节如同一厚本合订报纸或是日历每页上“历史上的今天”一样，书里没有统一的主角，没有分类的章节和主线，有的只是一个又一个场景。
尽管有些场景中的人物对于那些对艺术史、文化史不甚熟悉的读者而言有些陌生（这与作者是艺术史研究者的身份有关系），但丝毫不影响读者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感受人物的悲欢和时代的变化——因为你既可以读到一个个小故事甚至是某个历史名人不为人知的八卦，也可以从那些被作者精心拣选作为时代背景的历史事件中体悟一百年前人类历史的某种趋向。
伟大的作品正在诞生，新的艺术、思想即将出现并被后人继承，列强之间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预示着某场暴风雨的到来，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看似短暂、纷繁的“世纪之夏”中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能从这本书中看到，有些我们很熟悉，有些我们很陌生。
诚然，这是一本不关乎阐释路径，不关注宏大叙事，不在乎故事连贯，不涉及意识形态的历史书。
相较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等历史学家深刻和敏锐的观察，你从《1913》中很难读出作者伊利斯通过艺术、政治、经济、技术等等不同方面的历史断片到底想告诉我们些什么，除了在书的末尾一段简短的“致谢”之外，全书没有我们熟悉的序言、跋或者任何可以传达作者目的的文字。
正如前面所说的，全书的结构就像一本日历，月份下面是简要的大事记，之后会有一副绘画或摄影，进而便是一段又一段或长或短的描述。那些被后世赞扬的伟大作家和艺术家、那些即将登上历史舞台并深刻改变人类社会走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个时代已经万众瞩目的风云人物、以及一些走过那个年份某个时间点的平凡人，将在在这些平淡却充满风趣和隐喻的描述中，展现出那些已经难以为后人所看到的生动细节。可能这些历史人物在这一短暂时刻的经历和变化不足以决定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但却使我们认识到了更为完整的他们，以及更为完整的那个看似平常的年份。
初读《1913: 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一种感觉是仿佛回到了初中时代的某个下午，生物实验室里，几个同学围在一架显微镜周围，轮流将眼睛移向目镜上方，看着显微镜下被放大了千倍的洋葱、花瓣等所有能从实验室中找来的东西。
《1913》作者伊利斯不断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细节呈现给读者，这些亦真亦幻的历史碎片，就像是显微镜下的细胞——当细致到我们可以发现甚至感受历史深处的纹理时，“大历史”还重要吗？
《1913》读后感(三)：1913：戛戛独造，余韵流长
黄夏/文
谈到1913我们会想到什么？自然而然：1914。因为这一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不过如是措辞，难免予人一种印象：仿佛1913只是通向1914的一个看似无法绕过、实际上又是可有可无的注脚。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思维见诸许多关于战争的文本，比如德国小说家君特•格拉斯的《我的世纪》，或者英国思想史家彼得•沃森的《20世纪思想史》，它们作为检视和反思历史的作品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但另一方面，是否人类所有活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思想……都齐刷刷地挤在同一根独木桥上，就是为了导向最终的战争呢？
德国文艺史家弗洛里安•伊利斯的《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颠覆了上述历史观。作者稀释了传统历史书写中占举足轻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元素，而浓墨重彩于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建筑、时尚、心理学、自然和社会科学，赋以其独立于政经元素的重要意义。而在具体架构上，伊利斯更是匠心独运，在整合、组织非虚构材料时，大量使用虚构小说的写法，使形式和内容完美融合，再造了百年前那个激荡中埋伏隐患、稚拙中孕育成熟的，戛戛独造的1913。
在作者眼中，1913年的奇迹是由“浪荡子们”铸造的。所谓“浪荡”，即是对传统、既有、人们不假思索欣然接受的、因而也是缺乏理性批判的事物的“逆反”。这种“逆反”，既是生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更是文艺、道德和政治上的。我们不妨来看看，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吧：
由马蒂斯、毕加索和杜尚领衔的“军械库展”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了先锋艺术的狂潮；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离经叛道的《春之祭》引发了巨大的骚动；弗洛伊德的门徒荣格与老师正式决裂；卓别林签下了电影生涯中的第一份合同；托马斯•曼将他对年轻男孩难言的爱写进了《死于威尼斯》，他的哥哥亨利希•曼则在《臣仆》中向德国人的“奴性”开炮；资本主义“盛世”之下斯宾格勒在写《西方的没落》，弗吉尼亚•伍尔夫将她初萌女权思想的第一本小说《远航》寄交出版社，D.H.劳伦斯出版了日后几度遭禁的《儿子与情人》……彼时战争正捂在巴尔干半岛小规模展开，而巴黎、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则作为欧洲现代艺术的重镇，轮番上演着一连串具革命意义的好戏，“这里的战斗围绕着无意识、梦幻、新音乐、新视野、新建筑、新逻辑、新道德展开”。
要描写如此纷繁的内容，单线叙述必然无法穷尽其中的奥妙。因此，作者选择“编月体”而非“纪传体”，来呈现这段历史。在他笔下，所有事件均以片段化、剪辑化的方式，齐头并进、互相独立又彼此映照，编织出一副光怪陆离的现代派风貌。他不止一次，如魔术师般信手就在同一主题项下捏起不同事件、串起不同因缘而游刃有余，而他在叙述中“无缝”杂糅客观史实、新闻报道、书信、日记、文札的写作方式，更为文本添上了无穷的魅力。
如关于“弑父”，他就津津有味地告诉读者，弗洛伊德自不必说，奥托•格罗斯在这一年提出两性关系乃“以最原始的形式反抗暴力强迫，反抗父亲和父权制”，由著名女星阿斯塔•妮尔森主演的《父亲的罪》在影院上映，卡夫卡为预想中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起名《儿子们》（想想他的惧父情结），戈特弗里德•贝恩出版诗集《儿子们》。而作为对“弑父”主题的终结，作者悠悠然以最后一段新闻报道，粉碎了儿子们或原始或艺术的“反抗”：“汉堡的博隆福斯造船厂在4月3日试水的一艘总登记吨位达54282吨、长276米的全球最大的客轮被命名为‘祖国’号”。在德语中，“祖国”就是“父亲国”（Vaterland）。
作者还擅长在同时同地嫁接起不同人的生活与命运，使该时该地充满一种舞台剧式的、机锋十足的效果。比如的里雅斯特，这座位于地中海的港口城市，于1913年9月14日迎来了三位巨匠：卡夫卡因出差逗留这座城市，詹姆斯•乔伊斯在此做教师，“日复一日地埋首于《尤利西斯》的先期研究”，正从罗马向维也纳进发的罗伯特•穆齐尔也留宿该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些人在继续旅途之前，在下午晚些时分是如何坐在港口边喝咖啡的”。作者的移情大法还将在别处点燃读者更多的“想象”：是年1月，流亡的革命者斯大林、不得志的艺术家希特勒曾在奥地利美泉宫公园溜达，作者揣想他们是否曾“礼貌地打过招呼，脱帽致意”；几步开外，正赶去上班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于扈从簇拥下显得老迈、孤独，“他一直未从心爱的茜茜公主的离世中走出来”……这些细节，作者写来全然不动声色，而声色自是跃然纸上，让人顿生造化弄人、乃至惊悚错愕的感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浪荡子们”作为创造了1913奇迹的主角，不论其忠奸善恶，都是作者关注的对象，换言之，作者对温情脉脉的旧事物、旧道德，表面上不置一词，实际上是不屑一顾的。值得一提的是，“浪荡”意味着摆脱成规的自由，不仅是创造，还是批评的自由，需知，创造与批评皆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这就可以解释，作者在描写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引发的骚动时何以如此巨细靡遗。斯特拉文斯基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在剧院中打起群架，争夺《春之祭》的阐释权和评判权，以至警察出面才没有酿成流血事件。百年后的我们恐怕难以想象这样的场景，相对于今天已被成功驯化的观众，当年的观众似更有积极主动的参与性，和更为独立的鉴赏力。好的作品，从来都是经磨砺而来，正如1913，是从巨大的争议中诞生的。这巨大的成就，就有芸芸俗众的创造在其中。
《1913》读后感(四)：我也就是想想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1913年1到2月间，斯大林在美泉宫公园散步的时候因为没钱付肖像画的钱而和希特勒打起来，最后一死一伤。或者在公园旁边的修车行里打工，30年后改名叫铁托的小伙子开着一辆刹车没修好的轿车把他们俩撞飞。又或者当时同样住在维也纳的佛洛伊德免费给上面三位做几次心里辅导的话。那我们的二十世纪将会清净多少呢？虽然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下一年的6月28日发生在萨拉热窝的那件事。
当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有一个同事问我：那你希望那两位谁死谁伤呢？我慎重的考虑了一下回答他：还是希特勒吧，最起码斯大林只要没机会参与1917的那件事，后来可能就销声匿迹了。但希特勒就算晚个几年出山，貌似并不影响他当上德国总理。
《1913》读后感(五)：1913年到底怎么了？——读《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
文/吴情
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一战后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具有重大影响，研究世界史的人，也着重考察这一年，究竟是哪些因素促成或激发了这次战争的来临。然而，很少有人会想到或特别注意到，在这之前的1913年，整整一年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实更应该为以后的世界探索的起点。1913，其中，“13”是基督教社会忌讳的数字，认为它将带来不幸和邪恶，这一想法根源于《圣经》中关于耶稣基督第“13”个门徒犹大对耶稣的背叛。这种不安，笼罩在那一年的欧洲世界。这种不安持续弥漫，以至于邓南遮将其书写为“1912+1”，以规避其无所不在的力量。
1913年，作为一名艺术爱好者（但生活落魄）的希特勒，时常出现在美泉宫花园。同时，从苏联来到此地的斯大林，也多次在该公园散步。两个日后同谋、而后对立的政治家，是否在冥冥之中认出了彼此？
1913年，弗洛伊德继续研究其关于“性”和“梦”的精神分析理论，而其门徒，如荣格，则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逐渐露出脱离师门、乃至另立一家的倾向，对弗洛伊德的“弑父”理论和“俄狄浦斯情结”产生了学理上的质疑，并逐步孕育出“集体潜意识”理论。弗洛伊德一贯推崇的“弑父”理论，是否也暗示了其在学术史上的命运？
1913年，迷恋“地洞”、害怕被人理解的卡夫卡坠入爱河，起草婚书，但同时害怕失去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精神自由和时间自由，害怕别人侵入自己唯一的精神领地——文学。面对这样的两难，他将如何抉择？
1913年，普鲁斯特开始动手写作《追忆逝水年华》（也翻译为《寻找逝去的时光》），不在将自己的目光放置于外在动荡的世界，转而探索已经逝去的时间和记忆。他的意识，像一条河流，从遥远的地方来，但不知，将要流向何方。
1913年，毕加索教会世界，什么是“综合立体主义”，将自己原先开创的立体主义画派往前推进一大步。他眯着眼，笑着问这个世界，你们到底懂不懂我？
1913年，弗吉尼亚·伍尔夫试图自杀，新近创作的小说在消耗她的心血，年轻时候受到的异母哥哥的侵犯，在她的心里不时发作，吞噬着她年轻敏感的生命。
1913年，……
《1913：世纪之夏的浪荡子们》这本书，写作手法很是独特。它按照时间顺序，将各个看似并无直接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行迹罗列出来，在不同的时空展现，各自存在着。在巴黎。在维也纳。在慕尼黑。在美泉宫花园。在流浪者之家。它以丰富的史料“拼凑”出一副图景，在这一年，许许多多的伟人在欧洲土地上存在着、行动着。它没有给出这样写作明确的答案，但言语和结构之间，充满了暗示性。联想到这些人物以后做出的成绩，我们禁不住问自己，难道这一切都是“注定”的吗？难道这一年，“注定”不平凡吗？
生活在大历史中的我们，很难窥见历史的全貌。即使是这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他们生活的圈子，也只是时代的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但他们的组合，却在逐渐改变着这个世界，尽管不知道是好是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大历史的小注脚，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往前滚动呢？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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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读后感(六)：直到大厦崩塌
1
现在的“自媒体”，做文字包装的那一波人，做的无非也就是这样的事情：将信息打碎、分拣、重排，打包成定制产品分发给消费者们。但弗洛里安·伊利斯的手段无疑是更高端的。当你基于事实你行再创作的时候经常会陷入两难的境地：紧贴事实让文章显得干燥，自由发挥又有失偏颇，作者用尽量克制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所表达的东西是有所依傍的，利用一些技巧，桥段的叙述可以别具一格，不动声色的事实比对常会让人在事实中感到静默的美感。不过由于线程过多，整本书不可避免的呈现出松散和凌乱的状态，其中一些较为边缘性的人物，由于缺乏一定的先验知识，读起来稍微有点乏味。虽然卡夫卡、里尔克等人的故事贯穿文章始终，但总觉得缺乏一条或者几条很明晰的主线牵引着作者前行，看起来一切都只是简单的罗列——虽然作者未必会这样想。
一本有趣的人物群像，虽然读起来未必那么有意思，但总还是能有一点启发的。
2
有的时候你看一些艺术作品，会禁不住猜测它们身背后的塑造者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什么样高贵的品格塑造了作品的艺术气质。但如果你真的了解他们，十有八九都会失望。也许他们恰巧能够提供一些精神力量，但其实那只是作品。当经典横空出示的那一刻，它就已经和创造者剥离了，它的价值，是由欣赏者所决定的。
他们就像普通人一样，他们贪婪虚荣，软弱沮丧。“不要迷恋偶像。”偶像是注定要被打破的，精神的光耀不应该困于有形的躯壳中。
而我们也应该放弃一种执念：创造艺术只是一种技艺，或者说手艺。就像烧饭打铁做家具一样，熟练的技术让作品更加伟大，而强大的精神力量能有多少反映在作品中，其实是依赖熟练度可以解决的问题。一般来说，“强大的精神力量”是创作瞬间的自我陶醉。这种自我陶醉和人的品格优劣其实没有多大关系。这只是一种，创作技巧。
3
作者想表达什么呢？末日前夕无从提防的繁华和祥和。
20世纪伊始，在欧洲人的视角内，世界已经是完美的了。地球上没有位置的领域，探险和考古让人类的历史被发掘也只是时间问题。科学没有未解的问题，技术让人类征服了天空和海洋。再没有什么需要探索的了。人们可以尽情拥抱艺术和文学，称颂这完满的一切。也许大地永远都会这么富饶下去。
就像泰坦尼克号上的那声呼号，人类是世界的主宰，人类从未如此自信。
然而一年之后，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40年后人们拍拍尘土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世界已经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