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老北京》经典读后感10篇
《再会，老北京》是一本由(美)迈克尔.麦尔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6.00元，页数：39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这本书可作为作者的个人传记或者心路历程来读。整本书读完，钦佩于作者梅英东严谨和求真的态度。要了解北京的四合院，就直接住进去，一住就是两年；要了解刘老兵的老家平遥，就买张车票直接跑过去跑到人家家里看；要知道自己住的四合院的历史就跑到档案馆去查资料，这一点恐怕让很多中国人汗颜。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让我相信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作者的心声，不带夸张不带偏颇。随着人口增加和房子老化速度加快，胡同和四合院跟不上现代生活需要都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保存下来修缮好来也早晚成为有钱人的乐园，拆掉又可惜，这实在是个棘手的难题。然而整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胡同和四合院，而是另外亮点：一、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感觉：外地人是素质低的象征，不会说北京话就是低人一等，而同样是外地人的作者由于是外国人而被高看；二、四合院里的人搬出胡同后，想要联系却很难联系上。同在一条胡同里每天照面闲聊貌似其乐融融，但本质上还是各管各家各找各妈，一分开就如同陌路，这是中国的真是写照，中国的人情就是这么淡漠。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二)：对你想想想不完
和母亲聊天，聊到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小学，据说那里已经面目全非。薄薄的一方土，来回折腾过不知道多少次，那种折腾的惯例从我们记事起就开始了。院子里总有施不完的工，东边堆着沙，西边堆着瓦。今天翻修一个围墙，明天改一下大门的朝向，刚开始还只是建筑物遭殃，最后魔爪伸向沿道的一排松树和玉兰花，近些年再回去一看，那颗据说50年代就在的树，也因为校园规划轰然倒塌。
现在的校园，塑胶跑道，逼仄的教学楼，没有树一眼就望到尽头。百年才能树的木，被利欲熏心的领导们绝情推倒。今天是现任领导锯断前任领导植的树，明天又来下一个领导釜底抽薪，弄毁刚修好的路。也是，不折腾，哪有钱赚？
想起最近看的书，颇有意思。有中国人写的国外建筑，恰好也有外国人写的中国建筑。中国的作家去外国旅行，看到文艺复兴就建起来的教堂，欣赏罗马时期就建的排水墙。文艺的游客，按图索骥，找到了伏尔泰的故居，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美国制宪会议的楼。不文艺不懂历史，也能坐在旅游团指定好的教堂外，来个自拍。绝对是绝无仅有的人文景，绝无仅有的意思是不必在微博上显示地点，大家就会羡慕嫉妒恨的知道那张得瑟图来自国外。
北京每年也有好奇心强，想行万里路找东方感的外国人。可是北京也在犯全中国都在犯的毛病，夜以继日地缩小可参观的面积。先是拆掉老北京的城墙，接着推倒西直门、东直门等等叫门的地方的箭楼。如今，本应该属于私人财产的胡同，也在一点一点地坍塌。二环里的老北京变得越来越严肃，高楼一栋接一栋。所以，爱在朋友圈得瑟的朋友，拍照后不得不来个位置签到，不然，谁能知道你在北京？
幸运的在30年代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后来再次来北京，感叹，这里再也不是那个可爱的北京了。
想起武侠小说里有门叫辟邪剑谱的秘笈，第一句是，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想成为高手，得秘笈的人，纷纷挥刀自残，我想我们在文化建设时有一样的勇气和狠劲。于是，GDP上来了。
追溯起来，我们似乎是有破旧迎新和喜新厌旧的优质基因。楚人灭秦，把“廊腰缦回，檐牙高啄”的阿房宫一把火毁得精光，天下称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所以，中国那句话说的好，故乡，是一个记忆中的地方。
最近和姐姐聊天，据说我的家乡变得满目疮痍。本来是不知道翻新过多少次的路，再次被挖烂，要修地下商城。本来就容易泥泞的南方小镇，现在大家更加无处下脚。的士师傅纷纷断了财路，那样的路根本没法动。只有民间摩的高手，还在那样的小路上见缝插针，穿岩走壁，展示小城的生机。
我们的小镇，因为与凤凰同在一个州，沾了她的光。每每有人问起来自哪，我都说湘西啊，你知道么，凤凰你肯定知道，我们和那里隔得很近。又自豪又尴尬。我是那里的人，又不属于那里。去凤凰的人络绎不绝，我想除了沈从文的原因之外，还有它那个与众不同的古城。父辈们对凤凰其实还挺嗤之以鼻，觉得有什么看头，以前我们的苗寨也有吊脚楼。凤凰比我们有出息，出了个沈从文，于是他的故乡被保护下来。而其实我们这里也应该有的翠翠和虎耳草，因为不是会哭的孩子，不能子凭母贵，被打入冷宫瞎折腾。
我想，到底是自然景观比较幸运，挖土机再厉害，大概都无意去推倒张家界的山和水。可是，前几日和父亲聊天，说起他的年代，他说他当时坐船从一个村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两岸猿声啼不住。而如今，猴子，只是烈士陵园的笼子里伸手向游客要食的监禁者而已。
看汪曾祺写沈从文老年回凤凰，听弋阳戏听得潸然泪下，说听到了楚声。我想如果今晚午夜梦回，能看到小学院子里那棵香樟树，我也会掉眼泪。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三)：消失的老北京，消失的江城
近几年来外国人写中国的书似乎很是畅销，还是暑假在北京的时候断断续续地看完了《江城》，之后又看了《再会，老北京》。两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两个不同视角下的不一样的中国。
《江城》讲述的是作者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四川小城涪陵的生活，他不急不缓地诚实记录着身边发生的一切：小城居民看见外国人时的惊奇和走到哪里都避免不了的注目，充满了政治气息的教育系统，和学生们课上课下的互动……Peter是一个很好的说故事的人，看着他的书，仿佛一幅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他如实记录一切，并没有太多的议论和倾向。我喜欢看他描述自己在山间跑步时候的场景，一个外国人在一个人人将其视为珍奇异兽的中国小城,迈开大步呼吸着难得的清新空气，跑过沉默干活的农民，一天天加深对沿途标语的理解。
相比之下，《再会，老北京》则更像是一部有体系有观点的论著，小梅居住在北京最原汁原味的老四合院中，过着和老北京一般使用公共厕所和厨房的生活，在他的笔下，看到的更多的是理性的思考和对这个飞速发展的城市的隐隐担忧。他描写“看不见的手”是怎样在一面面胡同的墙上写下惨白的”拆“，给胡同居民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描写真正居住在胡同中的人面对拆迁是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他的论述因为有了亲身的经历，既不同于在空中楼阁中怀旧的文艺小青年，也不同于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唱城市面貌变迁的政府官员，他既是一个胡同人，又是一个旁观者，这种融入与客观难能可贵。
两本书，两个中国。前者看到的是一个尚未发达的小城，人们还会在街上看到外国人时嬉笑地说”Hello”，而后者叙述的则是一个高度卷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大都市，正值奥运会准备期间，踌躇满志要向世界展现一个新北京。这便也是两种形态下的中国，一个纯朴而蒙昧，一个豪华而浮躁。前者专注着自己的小生活，对外来的一切警惕、狐疑但是本性友好，后者则已经看过了太多的世界，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所有。
这两个特征看似不相干，仔细想来似乎又代表了同一种典型的自卑心态:因为自卑，所以闭塞时容易对外来者产生怀疑，也是因为自卑，所以开放时总是急于证明、展示和表现。想起前段时间在上海做项目的时候，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妈妈说，在世博会之前，没有人照料这些病人，看病也都是自费，世博会前夕，这些行为失当的精神病人被当做市容整顿的一项工作，统一送进了医院，从那以后，一直都有免费送药和各种服务。受访者说起来的时候是感激和欣慰，可是我听在心里，却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是滋味。如同一个家，平时百般脏乱都并不在意，只有客人来访时，才收拾得窗明几净。当一个人想要表现得太好走得太快，总会迫不及待地想要抛开以前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否关系到血脉和精神，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江城》中的中国，是淳朴、封闭、带着些许笨拙的，《再会，老北京》中的中国，是大气、发达、飞速向前跑而一路走一路丢的。江城中的一切似乎正在从北京的都市生活中消亡，所谓”乡土的绵延“正在一点点被割断，同时被割断的，还有曾经的温情和那现在看来犹为可爱的笨拙。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四)：一个外国人和他的北京
美国人迈克尔·麦尔1999年来到北京，2001年7月13日萨马兰奇在莫斯科宣布北京申奥成功，中国急于向世界展示自己已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行列而大兴土木，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许多位于胡同里的老旧四合院面临拆迁。
也是在大改造如火如荼的2003年，迈克尔·麦尔搬进位于前门大栅栏区杨梅竹斜街的一条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里，他作为一个志愿者在附近一所小学里教英语，整天游荡在这里。由于他中文名叫“梅英东”，所以胡同里的人都叫他“梅老师”。
梅英东很是奇怪为什么举办一届奥运会就要进行如此大的城市改造，而最能表现老北京文化的胡同、四合院几乎在一夜之间便被写上大大的“拆”字，面临拆迁，而做出拆迁决定的决策者跟没就没有跟居住在胡同、四合院里的居民协商过。这在国外几乎是没有遇到过的。于是，他以此展开，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跟居民聊天、查找资料，写成了一本书。这本书算是给这条胡同做的传记，同时全方位的展示了北京的改造史，融进了自己生活几年的所见所闻和淡淡的忧伤，书名就叫《再会，老北京》。
读这本书时，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作者早已经把自己融进了胡同生活里。作者从两条线索来写， 一条是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看着所教的学生一天天长大；一条则是城市改造的纵横面，北京建城以来的改造史和胡同里居民对不知何时拆迁的战战兢兢。看着梅英东对自己生活详尽的描述，对胡同历史的娓娓道来，完全看不出有一丝外国人的视角，而且还夹杂俚语、方言，很是让人佩服。
让人佩服的还有另一点，用亲身考察、考证说话。举几个书里的例子：
他想知道自己居住的四合院的前世今生，与在此久居的老寡妇聊天，听说到房子最早的门牌是“76号”，他于是来到档案室翻阅几百册落满灰尘的繁体字文件，找出资料；
他听了老寡妇解放前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后来被抛弃的故事，就向“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提出两次申请，希望找到老寡妇丈夫的资料；
他跟胡同里卖刀削面的“刘老兵”聊天，问从山西老家来到北京，难道家里的条件很差吗？刘老兵说“不信就自己去看看”。于是，坐了一夜火车，来到距离北京西南六百多公里的刘老兵的老家平遥实地查看。
作者还把在厕所里看到的一则北京东大肛肠医院治疗性病的打油诗收录在书里，读来不禁莞尔：
包皮过长和包茎，生理特征各不同。
此种情况怎么办，东大医院解您烦。
韩国包皮环切术，无痛无创是首选。
掩卷之余，我总想起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中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事实上，迈克尔在写道鸟巢的设计者之一艾未未时，也提及了艾未未的父亲艾青在“文革”时所受的迫害。我猜他是读过艾青的诗句的。不知道迈克尔在写自己的这段生活往事时是否也像艾青一样满含泪水，我希望没有，要不我大国国民的脸面何存？不过封面上的一句话可是写尽了作者的情感：“我们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爱上了那里的一个人；我们怀念一座城，是因为怀念着这里的一群人”。
后记：
迈克尔·麦尔还有一个身份，1997年来中国的“和平队”志愿者，与他一同来中国的还有早已经熟悉的彼得·海勒斯（何伟）。他去了四川内江，而何伟去了重庆涪陵。他们的书都是佳作，不分伯仲，还有何伟的妻子张彤禾。我不知道，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又有一个“和平队”的队员出一本书？
后来，迈克尔离开北京，去了东北，他在一处郊区居住下来，种了一片地。正在写一本叫《东北游记》的书来记录这一段往事。我满怀期待。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五)：敏锐的观察力，耀眼的人文精神
作为一个生在四九城，长在二环边的北京人来说，麦克尔.迈尔的这本《再会，老北京》，目前为止是我见过的对于北京的风土人情描写的最接近真实的一本书。从大栅栏的胡同生活切入，历经了奥运时期大栅栏拆迁与重建，对北京建设不褒也不贬，就如作者所说的“用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的眼光来看待今天北京的建设。光是书中对北京城世情百态众多敏锐的细节观察，就已经让我这个老北京佩服得五体投地了。而书中对很多今天北京建设的观点，更是结合了作者行走四方，看到的众多城市规划与建设的思考角度来对比。每一个城市建设观点，都能找到合理的论据和简单易懂的解释，给了我很大的思考空间，让我能够更多的站在不同角度看今天的北京。
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真的让我十分感动。除去历史书对北京城“各种中心”的生搬硬套，文化人对“京味儿文化”的故作呻吟；终于有了一个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着刀削面而不是被多少个菜码装饰着天花乱坠的“老北京炸酱面”的人，一个与北京胡同里的穷人一边上烟一边谈天说地的人，一笔一笔记录他们的生活的人来记录我们这些同为北京户口但和CCTV上播的不一致的想法。在他的眼里，我们不
再是出现在拆迁办、民政局报表上的统计数字，不是各级政府领导握手拍照捞政绩的“人形道具”。我们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人，活在北京城里的，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人！感动之余，我决定像个中学生读鲁迅的作品一样写下这篇读后感。我不敢妄谈评价作者和他的作品，我只是试图顺着他的作品指引的方向，继续写下我眼中的北京。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六)：再见，老北京；再见，我的亲人
文/严杰夫
“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罢，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静对着象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地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80年前，郁达夫在《故都的秋》里深情地描写老北京城里的美好时光。
老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只要你沉下心来，就很容易被它迷住。即使，它四处其实尽是一些破败颓圮的老房子，但你无法抵挡它散发出来的慵懒闲适的魅力。令我意外的是，一个美国年轻人竟然也会“耽溺”于这种“颓废美”。这个美国人名叫迈克尔•麦尔，他还有个港味十足的中文名——“梅英东”。
上世纪90年代末，迈克尔作为“和平队”的一员来到中国，在四川内江待了两年后，1997年来到北京。2005年，为了写一篇有关北京城历史遗产的文章，迈克尔搬入大栅栏地区一条名为杨梅竹斜街的胡同里。再接下来的几年，迈克尔便作为这个地区的一份子，见证了大栅栏地区的拆迁和变动。在离开中国不久后，迈克尔将他的这段经历写成了《再见，老北京》。
《再见，老北京》是通过两条叙事路线来展现迈克尔的这段“胡同生涯”的。其中，一条是属于公共的，还有一条则是私人的。
公共的这条路线，自然是围绕老北京胡同的拆与保护之间展开的。从表面上看，迈克尔在这一条线上所展开的话题，与其它类似作品并无二致，无非是介绍北京城的历史沿革，社区内的居民对于拆迁的态度，以及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处不在的利益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但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在《再会，老北京》里，迈克尔并没有如许多作者那样，简单站到传统保护人士的队伍中。他对于协调城市传统与发展的思考，其实是从规划学上长久存在于柯布西耶和简•雅各布斯之间的那对“矛盾”入手的。
柯布西耶是一个“城市工具论”者，他将城市和建筑都看做是没有生命的机器，而更看重它们提供的功能，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观点不屑一顾。他认为，那些支持文化遗产的观点，都是住在“舒服豪华的小别墅”里的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与柯布西耶的观点不同，简•雅各布斯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需要尽可能错综复杂，以此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为此，雅各布斯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同时她反对拆除城市中的贫民区。
我相信，迈克尔注意到雅各布斯并非偶然。同迈克尔一样，雅各布斯并不是专业的建筑规划学者，而是一名记者，她同时还是一位母亲。因此，他们都是从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角度，来观察城市的发展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迈克尔依凭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生活经历，验证了雅各布斯对“大城市病”的观察。所以，在评价拆毁四合院而修建起的街道时，迈克尔写道，“看吧，那空空的人行道，还有道边那些仿照三千三百座因修路而被拆毁的四合院建造起来的商店，困在北京拥堵不堪的交通中，我想起了消失的四合院与胡同……”
作为公共叙事上的雅各布斯“信徒”，迈克尔在私人叙事上表现出的情感，更是整本书中令我感动的地方。特别是他与老寡妇间产生的一种近似于家人的情感，让迈克尔融入到了胡同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胡同串子”。
我相信，老北京的胡同生活，打动迈克尔的不仅是老寡妇那坎坷的经历和故事，而是这样的故事早已与杨梅竹斜街这条胡同，与大栅栏，与整个老北京融在了一起。在迈克尔心里，老北京就是老寡妇、朱老师和刘老兵，他们每个人的故事合在一起酿成了胡同里独特的生活氛围，这种生活氛围就是老北京的传统和历史。所以，只要胡同存在，这种历史、这种生活氛围就能延续下去；而一旦胡同被拆毁，让人心痛的不只是历史的断裂，更意味着一种生活状态的结束，蕴藏其中的人际关系的消失，以及对人心中的隐秘情感的告别。
在回忆到胡同生涯进入尾声的时候，迈克尔写道，“自从老寡妇搬走之后，不管有多少人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这里一直显得空空荡荡。她的存在就像墙上的砖石和屋里的横梁一样，让这个地方显得有家的感觉和温暖。我想念她门也不敲就走进我的房间，伸手递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主动给出各种各样的建议，留下‘飞马牌’香烟的味道和飞舞在空中的灰烬。”
这样一种书写，早已不再是在讨论城市发展的公共书写，而是在表达个人内心的情感体验，然而在我看来，这种基于私人情感的表达，力量是远远超越了停留在公共层面的看似冷静的表达。迈克尔完全是在以 “胡同人”的身份，而不是外部观察者的身份，来驳斥柯布西耶的冰冷严酷。
迈克尔是在一个特别时期——奥运会前夕——体验到了大栅栏里的四合院生活，所以，他有幸得以和许多中国人一起见证了大栅栏的“最后时光”。凑巧的是，迈克尔刚搬去大栅栏时，我也正在北京生活。那时候，我居住在北五环外一个著名的安置社区中。在双休日空闲时，我常喜欢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跑到前门外的大栅栏，穿过核心区的嘈杂，一头钻到周边寂静的胡同里闲逛。我并不记得这个地方曾居住着一个骑自行车的憨厚老外，却记得这样的景象：
“厚重的双木门上留着斑驳的漆影，但刷上去的对联早已在岁月中模糊难辨。门前两边的长方形对石上曾经威风凛凛守护着宅院的石狮子不知被谁削下偷走了。门梁上曾经鲜亮的荷花与祥云也退却了颜色。曾经高挂过大红灯笼的铁钩子如今锈迹斑斑；屋瓦上碎片很多，几丛野草顽强地长了出来。”
瞧，多美啊。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七)：《再会，老北京》作者Mike和何伟（Peter Hessler）的渊源
因为微博上发了《江城》和《寻路中国》作者Peter Hessler（何伟）的推荐语，很多人没看清楚，以为《再会，老北京》作者就是何伟。那就开个帖子来解释一下吧。这本书作者是Michael Meyer, 另一个和何伟一样，热爱中国，长时间居住在中国，用自己的笔来写中国的作者。可以说，是Peter的“好基友”吧，呵呵……Michael看到不要打我！
为啥说是“好基友”呢？首先，两人是同一批“和平队”的。他们一起来到四川，在四川大学学习汉语。何伟这个中文名的由来我不得而知，但Mike的中文名“梅英东”我是知道的。一开始Mike想说，就直接用姓的谐音"麦尔"吧，但教中文的老师觉得，听起来像“卖儿”，不太好。他们学习中文的那个楼叫做“霍英东”教学楼，然后Mike的姓Meyer谐音“梅”，就取了“梅英东”这个名字。Mike自己是不太喜欢的，觉得还是“卖儿”比较好。
还有个道听途说的消息，这个班上，中文学的第一快的是何伟，第二就是Michael了。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何伟去了涪陵，写了《江城》，后来足迹遍布北京乃至全中国，写了《甲骨文》和《寻路中国》。
而Michael去了内江的一所大学，在那里呆了两年，过了两年非常非常懒散的日子。这一段生活在《再会，老北京》里也有描述。
接着他就到了北京，住进胡同之前的生活在书里也写了，我就不剧透了。然后他就搬到胡同里去了，全程跟踪大栅栏拆迁，自己也成了一个胡同居民。这本书的英文版是在奥运会之前出版的。预知后事如何，请于五月初去各大网站或书店寻觅上海译文出版社《再会，老北京》一书！
说起Michael和Peter的感情，还可以再多说几句。在港大Michael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会有一些reading的作业，当然其中少不了Peter写的东西， 然后我们上课就分析，觉得这里Peter是这么这么想的。Michael 就会说，哦，其实他是这么这么想的，然后甩出一封peter写给全班同学解释这篇作品的邮件。我们分组做介绍各个作者和记者的Presentation的时候，有一个组就是介绍的peter，然后大家有幸跟peter在Skype上长聊，非常开心。Peter人特别好特别谦和。
另外《打工女孩》的作者Leslie Chang, 张彤禾，也是何伟的老婆，也对Michael这本《再会，老北京》评价很高，说他捕捉到了很多细节。
后来《再会，老北京》要出中文版的时候，我和Michael商量要找哪个出版社，之前也有一些Candidate,然后Peter强力推荐上海译文。然后就促成了这段愉快的合作。
另外这本书还有繁体版，也和简体版同步上市，书名叫《消失的老北京》。出版社自然也是之前Peter几本书繁体版的出版社，八旗文化。译者相同。
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本书绝对不输《江城》。欢迎大家踊跃购买！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八)：关注城市变迁中人的命运
十分有意思，迈克尔•麦尔与《江城》、《寻路中国》的作者彼得•海斯勒一样，都参加了美国的和平队来中国支教。从时间上看，麦尔在1995年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来到中国，在四川的内江做英语老师；海斯勒是1996年8月到的重庆，然后沿江而下，到四川的涪陵师专同样当英语老师。麦尔比海斯勒早一年到了中国，可是，当海斯勒以《江城》、《寻路中国》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时候，我们对麦尔还很陌生。前不久，麦尔的《再会，老北京》在中国出版，我们却惊喜地发现，这是又一本以外国人的视角写当代中国的好书，就内容的鲜活丰富和思想的深度，一点都不亚于《江城》和《寻路中国》。
当然，麦尔与海斯勒写作风格上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海斯勒敏感而锐利，对于他所感受到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社会中的某些怪像，他会情不自禁地“愤青”一下；麦尔则显得敏锐而幽默，富有亲和力。他结束了内江的英语支教后，于1997年搬到北京，一头扎进了大栅栏的胡同，一住就是十年。他自告奋勇，以志愿者的身份去炭儿胡同小学当了一名英语教师；他把自己融入北京普通居民的生活中，观察和体会着北京奥运会与旧城改造对民众生活带来的变化。虽然他不习惯房东“老寡妇”不打招呼就闯进他的房间，却很喜欢吃老人煮的饺子，以及对他琐细而真诚的照顾；他会自嘲自己的姓Meyer中文发音就像“卖儿子”，乐意街坊们称呼他为“小梅”、“梅老师”；他甚至写了自己因右眼暂时失明而接受校医检查时的一个有趣的细节：天花板的一块嵌板上有铅笔写的几个大字：“麦尔老师是个大笨蛋！”让人忍俊不禁。
麦尔的左邻右舍都是普普通通的北京人，或者是外地来北京打工的务工者。老寡妇的丈夫是个国民党军官，1949年去了台湾。她含辛茹苦把一双儿女拉扯成人；与儿子、媳妇、孙子住在一起的老张已经退休，面对拆迁通知与不合理的经济补偿，他坚决不同意，一次次去拆迁办据理力争，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权益。在胡同里与父母一起经营着一家面馆、做得一手好面片的山西退伍军人刘老兵，渴望当老板的废品王，开手机修理店、服饰整洁的东北人韩先生夫妇，他们都在北京打出了一片天地，却面临共同的挑战——拆迁。因为不是北京居民，他们享受不到国家的补偿政策。店面拆除后，他们不知道还能否找到新的店面，是否还能在北京生活下去？这一切都困扰着他们。
麦尔细致生动地描述了面对北京奥运会掀起的旧城拆迁、改造浪潮中，那些普通北京人及外地务工者的期盼、焦灼、愤懣与无奈。但他的眼光又不局限这些。他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对北京城的起源、城市的变迁、胡同的沿革乃至北京的风俗人情做了一番梳理，透过历史的烟云，寻找近代历史上的北京与现实的北京在城市发展与变迁过程中所显示出的相似的文化心理与基因。比如，他考证出，北京的第一个“补助式拆迁政策”，是清朝顺治皇帝实施的。顺治皇帝下旨命令除官员及僧人以外的汉人全部迁出内城，针对他们损失的四合院，则根据原来的房屋数量进行一定的补贴。民国初年，袁世凯下令挖干北京的护城河，可以说是对古都开膛破肚的开始。1934年，当时的北平市长启动一项规划，准备将北平变成旅游景点。然而，那时紫禁城周边地区大多数城墙已被拆除，很多城门遭到破坏。修缮工程只是以皇家园林和亭台楼阁为目标，并未考虑富于北京特色的四合院与胡同。新中国建立后，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与工业化浪潮，让古都北京的风貌又遭到了巨大的破坏。1949年，整个北京城共有七千多条胡同，到2005年，仅剩下一千三百条左右。获得奥运会主办权后掀起的新一轮城市拆迁、改造浪潮，让更多的四合院、胡同夷为平地，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文革时期。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古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保护北京的城墙与古都风貌所付出的心血，以及为此遭遇的挫折、纠结、痛苦与无奈；
麦尔还追寻了“胡同”一词起源的多种传说，大栅栏的来龙去脉，他甚至记录了旧时北京独特的从城内到大运河边的滑冰习俗。这些有关历史、传说与风俗人情的记述，与当下北京胡同里居民的生活实录互相交融，使全书既有现实生活鲜活的质感，又呈现出历史的纵深感。
那个像幽灵一样的无形巨手刷在胡同里的所有四合院墙上的“拆”字，让麦尔的街坊们各奔东西。老寡妇搬到了高层公寓里，与孙女住在了一起；老张通过不懈努力，终于获得了比较合理的补偿，在不远的地方租到了另一个大杂院，他能够继续享受那种“双脚接地气”的生活方式；刘老兵家因祸得福，找到了面积更大的新店面，他们的面馆生意更红火了；废品王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生意做得更大了；韩先生夫妇在木樨园市场租到了一个新的摊位，虽然比起他们原来的手机修理店路远了很多，但生活毕竟要进行下去；麦尔支教的炭儿胡同小学暂时免于拆迁，但他的同事朱老师所住的四合院也拆掉了，她在四环外买了新房，可以安心地实施自己培育下一代的计划。她对离开胡同里的大杂院并不留恋，那里的蜂窝煤炉子、公共厕所，对生活来说终究太不方便，但她怀念附近的那家公园，因为它给男女老少提供了可以休闲的开阔的公共空间。朱老师的矛盾心态其实在胡同里的居民中颇有代表性，一方面他们渴望现代化的方便舒适的生活，另一方面又怀念胡同里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与浓浓的人情味。而对麦尔来说，与其说他关注的是胡同、四合院，是历史文化遗产，倒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是胡同、四合院中的人们在城市建设与改造过程中的命运的变化，以及胡同、四合院所承载的那份情感与文化记忆。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九)：一部简明北京拆迁史
一直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
一所老房子即将拆迁，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富丽堂皇的酒店。原来住在老房子的朋友说，自己要用GPS记录下老房子的位置，以后等有了孩子，可以带着他，站在酒店大堂说，你爸爸就是在这里长大的。
虽然场面想起来有些搞笑，但更多的却是心酸和无奈。相信对于生活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们来说，这样的场面一定并不陌生。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书中的太多地方都那么熟悉。像上面的例子，就发生在金融街。而那里目前被光大银行占据的地方，曾是我母亲长大的四合院。我的姥姥、小姨、大舅都曾生活在那里。在我幼时，还曾和母亲去过。里面还居住着另外一家子亲人，一个年迈的奶奶是家里的女主人。后来，这个有着影背、厢房等典型布局的四合院面临拆迁，但因是私房，起初并未谈妥。周围大片的残砖瓦砾中，只剩这么一座四合院孤零零存留在那里。我去看时，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再后来，四合院的女主人去世。这座四合院也再也没能留住。我想着她临走的时候，看着失落的街区，想着自己老屋的命运，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我自己也生长在胡同，抬头可见星空，出门即有小伙伴玩耍的日子让童年那么欢乐而难忘。我们曾在那弯弯曲曲的胡同中探险，想象着并不存在的鬼怪，在胡同的大树下乘凉，用长棍粘下树上的知了。鸣蝉和树叶间沙沙的摩擦声，是我印象中夏天的记忆。
后来，我的家也被拆迁，我们搬去过很多胡同，但再也找不到那种邻里间熟悉的感觉。街坊来了又走，像不断的流水。不少老北京都搬到楼房去了。只有一些老人，还在四合院的一小块土地上种着瓜豆和花朵。夏天绿叶爬满屋璧，秋天喜人的果实累累。
有固定飞行轨迹的信鸽在傍晚成群飞过。一望无际的灰色瓦顶，站在房顶可以看见北京空旷的天际线，这样的体验怕是再也不能回味了。
如作者所说，胡同的魅力在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社区如果消失了，那么胡同修整得再好也没有意义。
正是这些普通的人们，构成老北京生命的活力。但随着“无形巨手”的游走，“拆”字爬上越来越多胡同的外墙。
作者书中说到的一些胡同历史和细节，我都不甚清楚。但很庆幸有人将它们记录下来。或许多年以后，它们都将消失不见。老北京只能是一辈人记忆中的存在。
生活还在继续，人们都在往前看。没有人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
《再会，老北京》读后感(十)：一封写给老北京的忧伤情书
与彼得·海斯勒一样，迈克尔·麦尔也是美国和平队的一员，于1995年来到中国西南部的小城内江，在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做了两年的英语教师。与彼得不同的是，麦尔并没有详细的记录那两年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生活得不错”，每天就是“打篮球，读小说与学中文。”
麦尔的兴趣不是那些毕业后即将成为英语教师的学生，不是内江这个西南小城，他内心装着更大的城市。“城市对我的吸引力，就像高山之于登山队员。”在和平队服务期满后，麦了去了北京。对这座国际大都市“一见钟情”。
这一点似乎与其他来到中国的老外背道而驰，偏远、落后、贫困、神秘的西部地区不应该才是他们感兴趣的地方吗，看惯了大城市的美国佬怎么还是对大城市如此情深？
是什么吸引着麦尔来到北京，并一住就是十年呢？
麦尔母亲的童年在底特律度过，那里曾经繁华辉煌，如今却成为一座工业“废城”。麦尔自己居住的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屋子外的一片片玉米地消失不见，门前的泥地被铺上了地砖，路边的树亦被砍伐。变迁中的城市引起了麦尔的注意，城市为何要变，对居住其中的人们会产生什么影响成了他思考的焦点。
从来没有一座城市的变迁能有北京那么迅速。
2001年，新北京新奥运的口号加速了北京城的变迁，一条条胡同被超市、高楼、大马路所取代，代表城市历史，留在老百姓心中的地标建筑也在逐渐消失。甚至连曾经造访过的温馨社区，“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被夷为平地“。那些在此生活的人都去了哪？没人能给出答案。
麦尔决定自己去寻找答案。这种寻找不是埋首在故纸堆里翻检，去图书馆里找资料，而是走进这个城市的深处。他不想做一个躲在公寓楼的“假把式”，不想被讽刺为一个没事做就去走访一下贫民窟，显示自己宅心仁厚的人。
2005年，麦尔搬入了杨梅竹斜街，并在炭儿胡同小学做一名志愿的英语教师。不管是杨梅竹斜街，还是炭儿胡同小学他们都面临着一个未知的命运，“无形的巨手"随时随地可以在房子的墙上涂上一个鲜红的"拆"字。
住进胡同的麦尔细致的观察着周遭的一起人事，记录下人们的去向，房子的未来，并将这一切的观察记录写进了《再会，老北京》一书里。它的副标题是《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
透过这本书，我们认识了作者麦尔的房东老寡妇，同事朱老师，街坊"废品王"、开拉面店的"刘老兵"……这其中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而他们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建设的快速度，推着他们离开，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离开生意兴隆的店面，离开就近的工作单位……
老寡妇不想搬离生活了几十年的旧城，不想离开熟悉的街坊，不想住到五环外的公寓楼里，要是停电了，她就没有办法回家。
朱老师与自己的老公任职于不同的学校，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不敢要孩子。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拆掉，未来是充满着那么严重的不确定性。
刘老兵家的拉面店外墙上被贴上了一个"拆"字，他不得不舍弃这个地段不错的店面，他也没办法去要求赔偿，这本就是不属于他的房产。
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横断面，是那些出入高级写字楼的白领所处的世界外的另一个世界。麦尔的记录不是浮于表面的想当然，而是力求严谨，抓第一手资料，他能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而坐一夜火车去山西实地探访当地人的生活环境。
他也不像彼得那样，对人物、对事情会做更深一层次的追问，而是用一种类似于流水账似的记录来临摹这个变化中的城市。这种素描的手法起了一种神奇的作用，犹如电视画面的快速推进，一种"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搂踏了"的诗意美感。
只是记录周遭是不够的，在本书里，麦尔还简单了梳理了北京城的历史，让读者能够站在一个历史的维度思考北京城的变化。他也试图通过对冯骥才先生保护天津老街的努力来给如何保护北京城做一参考。
正是因为本书，我了解到了冯骥才先生是如何花时间花金钱并不惜得罪公权力的事迹，对其更添一份敬畏。
经过几年的观察，那个人们去哪里了的答案似乎并没有找到。孩子们都回到了自己出生的地方上中学，搬走后的老寡妇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唯独朱老师有了孩子，似乎给了我们一些看见未来的希望。
流动中的北京，有不少人从中得利，也使许多人流离失所，如译者何雨珈在译后记中所讲：“每进行一次改造，就会有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不成家。北京越来越丧失了一个大国首都所应有的大气与特色，变得和其他城市并无区别。”
岂止是北京，我们绝大部分城市都长得千篇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