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书》读后感10篇
《日夜书》是一本由韩少功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元，页数：332，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日夜书》读后感(一)：身份认同与自我寻找之旅——浅析韩少功《日夜书》
身份认同与自我寻找之旅
——浅析韩少功《日夜书》
韩少功是一位时代感很强的作家，对于时代脉搏的把握，社会责任的担当，都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他始终以书写时代为己任，内核深透而不变焦，外人看到他小说技巧的千变万化，他却自有坚守的书写良知，万变不离其宗。进入新世纪以来，韩少功的小说创作更多聚焦于城市生活群体。而与其他人聚焦点不同，韩少功关注的人群多为从乡村返城的“知青”。这群人在“后知青”时代的生存状态和思想动态，一直是韩少功孜孜以求、反复琢磨的主题。长篇新作《日夜书》就可堪称一部“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它不再是一部单纯的 “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成长”小说，或是混淆了各种写作流派与技巧的“试验品”。如果对《日夜书》的解读仍停留在以上几类分析上，固然容易对《日夜书》进行文学史定位，但其独具特质的重要性与文学价值也不可避免地被遮蔽掉一部分。
《日夜书》其实是一部充满了作者自觉身份意识与自我寻找的作品，表现出极为突出的身份认同的新型主题。作品通过几位五○后“知青”从“知青”年代到“后知青”转型时期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的故事，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及在时代大潮中寻找身份、地位与认同感的艰难心路历程。作品的聚焦点是性格、情感及价值观的冲突，韩少功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后知青”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等各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用他们各自的一生回答了时代的精神之问——“我是谁？”
我国自改革开放起，全球化进程加剧，个人和集体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不断被提出，人们在生活的大潮中迷失了方向，也失去了判断自己所在位置的稳定的参照系，这便是“身份危机”。身处时代大潮中的韩少功敏锐地体察到了这一“身份危机”给自身及他人带来的冲撞，他将笔下人物聚焦于“迷失——寻找——X（各种未知因素）”这一不懈努力中，让人物在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中不断交织、纠缠，最终呈现出千姿百态的人生。
在韩少功笔下，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不管是出生优越，还是低微；不管是生性庸常，还是奇异……这些人物无不保持一种“寻找”的姿态，一如韩少功在书中写道：“我其实刚刚诞生。无论我活了多久，一旦面对浩瀚无际的星空，我就知道自己其实刚刚抵达。”这是韩少功对于世界的认识，他始终心怀一颗赤子之心来打量和把握这个世界，保持清醒的姿态来审视这个时代与身处这个时代的人。他并不向你灌输什么人生意义之类的说教性文字，他只是将各种人生呈现于你面前，让丰满的个性人物来刺激你的感官，击打你的心灵，引发你的共鸣，于是你终于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有意无意间在做的事就是在这大千世界中寻找一个身份，一个地位。
身份认同与自我寻找的主题始终贯穿整部小说，几位主要人物的故事都在不断印证这个主题，“迷失——寻找——X”成为串连各章故事的主线，而未知因素“X”前承各人身份地位与个性之不同，后连命运境况之殊异，呈现出人生的丰富性。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迷失——寻找”这一过程，恰恰说明韩少功小说创作的目的是对个人精神意识的探寻，对精神复杂性的描述，这一直是他小说创作的价值之所在。
《日夜书》从根本上来说，延续了韩少功“寻根”小说的创作传统，它要寻精神之“根”。小说通过城乡（今昔）两条穿插跳跃的平行主线，细写当下城里人精神缺失、思想迷惘的状况。通过与物质贫乏的“知青”年代相比，当代中国社会剧变下的人都不免画上“畸形”二字，如小说主要人物之一艺术家姚大甲，年轻时身处穷乡僻壤依然痴迷艺术，“从不用左手干活，哪怕这位独臂人的工分少了一大截”，只为要保护一只“提琴家的手”。返城后，大甲“进过剧团，办过画展，打过群架，开过小工厂，差一点投资煤矿，又移居国外多年……但到底干了些什么，不是特别清楚。”他教导说：“你彻底忘掉画笔，多想想切割机和龙门吊，就可以到美术学院当教授了。”在他看来，“艺术（已）不过是可以偶尔high一下的把戏”，再不是神圣不可侵、贫贱不能移的圣物了。这就是精神之“根”的缺失，而这恰是韩少功急于想展示给我们的当下人的生存现状，但他创作的目的又绝不止于此。一个好的作家，仅仅能够把握时代潮流是很不够的，仅仅一个时代在他是很不满足的。大作家不只属于一个时代，他跟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旧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深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一一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韩少功想要表达给我们的“迷失——寻找”主题，不外乎就是对这种大至“民族之魂”的追寻，小至“个人身份认同”的确认。韩少功用诸多畸形人的特殊故事，讲述了一个畸形时代的悲喜剧，引发你关于生而为人，如何完成自我，寻求自我的思考。
身份认同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到何处去？”这些问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中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和苦苦追寻的问题。实际上，对身为精英知识分子的韩少功来讲，敏锐的洞察力让他比一般人更能体悟到身份问题对身处时代剧变之中的人们的关切性。书中以第一人称身份出现的主人公陶小布，其实具有了“隐指作者”的身份，“形成隐指作者人格的价值集合是由作者提供的，如果作者在写作时不是故作姿态或弄假作伪（例如奉命写作），那么隐指作者就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陶小布可以说是作者人格的一部分，可以从中窥探出韩少功的内心世界。在书中，本可以继续升学的陶小布放弃了升学机会，自愿下乡当知青，原因不复杂，只因在人去楼空一片狼藉的校园里，陶小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茫然与孤独，“亲爱的，我被你们抛弃了” 一一在一个尚未成年的人眼里“远方是什么？”尚不清楚；未来会如何？一片茫然。他没有指路人，身边的亲朋好友纷纷离去，在这片孤陌大地上，他头一次为了寻找自身的身份而陷入了斗争。即使一些“明白人”，比如郭又军对他“自投罗网青春失足”狠加规劝，依然无法阻止一个迷失在“革命大潮”中的热血青年奔向他心中的革命圣地，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多次出现在《日夜书》中，韩少功通过主人公“我”一一陶小布的心理活动，异常生动鲜明地将同一代人的生存困惑与身份危机呈现在读者面前：“几十年后我也会是这样子？也会鼾声粗野，磨牙声狰狞，偶尔还在乱糟糟的裤头里放出一两个闷屁？生活正在眼前展开，正嘀嘀哒哒扑面而来。如果我不愿像他那样活，不愿像他那样挣吃挣喝然后生下一窝‘公粮’、‘余粮’、‘粮库’，那我又能怎样？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有更高的东西，那更高的在哪里？”在这里，身为小说家的韩少功并未给予回答，他秉持了“小说家的任务是提出和描述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这一创作原则。
“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自我”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才能顺利完成，小说的叙述者“我”作为最为现实性的人物形象，最终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两个“自我”之间转换的艰难甚至分裂和尴尬，道出了其身份认同的困难和自我重构的焦虑。韩少功在写尽了“知青”这一代人的“迷失——寻找”后，还着重笔墨写了下一代人的“迷失——寻找”，马笑月和郭丹丹即是两个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少功在塑造“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时的独具用心，为人性的困局打开了一扇天窗，使整本书在沉重中透出一丝光亮。韩少功赋予了两人不同的结局，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也是书中升华主题所在。同样是父母离异，家庭不谐，从小生长环境都造成两人心灵扭曲，但在主题公式“迷失——寻找——X”中，同样是“迷失”与“寻找”的艰难成长，因性格殊异，两人呈现出不同的命运结局（未知因素X）。马笑月是陶小布的外甥女，从小被陶家当作干女儿来教养，性格阴郁极端，在得不到自己所求后，转而怪怨旁人，报复自身，以求解脱：自残、跳楼、开枪自杀等极端的方式都被她一一实施，最终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X=放弃）；而另一位同龄人郭丹丹也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母亲远走他乡，父亲软弱无能，从小她被娇生惯养、茫然无措地成长，直到父亲病逝，她才一夜之间长大了。韩少功在全书结尾处为郭丹丹特意做了一段《补记》，交待了这位不幸女孩的光明前景：郭丹丹最终没有接受母亲朋友的资助出国留学，而是在法学院毕业后自行做出抉择当了一名律师，接手了叔叔的杀人案。其有条有理的处事风格，成熟稳健的为人作风，呈现给读者的完全是一位穿过重重迷雾，找到坚定人生方向的成熟女性形象。这是韩少功在写尽书中压抑无数的故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抹亮光：新一代年轻人对身份自觉自愿的认同与追求，表明了身份意识觉醒后人自觉把握命运的光明前景。在郭丹丹这里，X=清晰。这是非常难得的一种人生境界，也是韩少功对于人类美好本质的向往，这种自我重构的价值与可能性通过郭丹丹这一艺术形象得以充分地打开。
《日夜书》高于一般著作的所在，正在于它既写了苦难，也写了希望，希望建立在苦难的追寻上，任何一个人物的“身份认同”之旅都不容易，充满了灵魂的挣扎与涅磐。如何写出深切的灵魂，这正是一部小说的魅力所在。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个作家能写出一颗善良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力量的心灵？在全书结尾处，主人公陶小布陷入回忆与深思中，以一把枪结束自己生命的马笑月在他的回忆里变成了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她要“种太阳”，“无限憧憬”地要在“遇到停电的时候……给每家送一个”。然而，“太阳树”久久没有发芽开花，她最终“噘起小嘴，失望地远眺窗外那一片风景”。这当然是韩少功有意为之的一段情节设计，是他的一次心灵跋涉，目的在于探索人类灵魂中那些不可动摇的困境。与一般叙事不同的是，韩少功没有给出读者答案，没有建议，没有指点，一切如日夜交替，混沌如初，所有的问题最后并没有获得俗世意义上的和解，这就是灵魂叙事。谢有顺曾在《尊灵魂的写作时代已经来临》一文中指出：“它是没有答案的，或者说它在俗世层面是没有答案的——文学探究这些过去没能解答、今日不能解答、以后或许也永远不能解答的疑难，为何是有意义的？因为这就是灵魂的荒原，是每一个人的生存都无法回避的根本提问。”文学就是对精神疑难的探寻，韩少功对身份认同这一当代人共同面临的精神难题苦苦追问，就是为了使人们不断自我反省。当一位作家为当代人的灵魂破败所震动，被寻找灵魂的出路问题所折磨，依然存在着向灵魂深渊进发的勇气，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这才是他对自我身份认同和寻找的征途。
《日夜书》读后感(二)：父辈的故事
韩少功在《日夜书》开始写了大甲的故事，用了《百年孤独》“多年以后，……”的句式，但并没什么情节铺垫或设置什么悬念，我看了第一章，觉得扉页上标榜的”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实有吸引眼球之嫌。看到后面，才知道这不是一本有着连贯主线的小说，作者只是叙述了当年在白马湖下乡的一干知青以及周围的人的故事，他们的前生今世际遇命运。这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便构成了”知青一代的精神史“，而这部“精神史”，也是最初吸引我买这本书的原因。
想要了解那个时代的故事，这样一场浩劫，在新生的社会气象上，进一步摧毁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至今仍在艰难重建。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电视剧里多是侧重革命的激情、青春的火热，公知们则是各种批判与控诉，有人诅咒，也有人怀念，有人妖魔化，也有人不断为之辩解。而我相信，每个亲身经历过的人，内心都藏匿着许多那个时代特有的故事。
父亲是地主的儿子，是中国的低种姓人群，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在他的叙述里，很多的不公和屈辱，都成了茶余饭后的笑料，一如当年的“阶级敌人”（站在地主阶级的角度上），在垂垂暮去后，完全看不出当年的煊赫权势，却是我记忆里慈祥可亲的老爷爷。有个根正苗红立场坚定的人，时常代表着“党中央M主席”发表意见的人，在穷途潦倒撒手人寰多年后，仍不时被父辈提起唾弃，这样的悲剧确实不能归罪于因果报应，他们也只是牺牲品，几乎没有人是胜利者。多年以后，大部分人走出了那个时代，忘记了自己的荣辱得失，湮没在另一场席卷中华的大潮里。没有人记得父亲是地主崽子，当年矛盾尖锐的阶级敌人又成了和睦邻里，看不出有过什么恩怨冲突，然而当我考试又拿到第一，当我顺利走进体制，当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扬眉吐气的欣喜，让我明白这一切屈辱和坚忍，并没有人真的忘记。
韩少功收集了很多像父亲一样的人（包括他自己）的故事，经过自己的艺术加工，形成了这样一本读之令人喟然的小说。时代扭曲了人性，这样的影响是深远的，书中涉及的人物没有几个可以归于常人，他们有着自己的逻辑，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没有亲身经历，我无法质疑现实是否真如书中描述的一样偏激，从身边的多数过来人确实像父亲一样过着世俗正常生活的事实来看，似乎很多奇葩都不幸地聚集在了主人公陶小布周围——但同样没人能够否认这些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不是没有发生过，它们有存在的土壤。
小说的行文十分忧伤，陶小布像个忧郁的诗人，带着一种无奈诉说着每个人的故事，并时时娓娓而道自己的思考。书中关于生命的论述令人黯然神伤，“你来自于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这就是生命的本质，更像是一种虚无主义。
《日夜书》读后感(三)：以新视角透视旧青年——《日夜书》的青年式浪漫主义
对当下青年人来说，知青年代是一个遥远而扑朔迷离又散发着神秘感的时代，那个时候似乎每段爱情都凄美无情，必要夹杂着种种无法抗拒的生离死别；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被一只大手操控，经历一系列戏剧化的逆转，结局各不相同。但是在这个大的时代局面下不断有新思潮涌动，从食指的《热爱生命》《相信未来》，到北大中文系学生集体创作的诗集《理想之歌》，思想的力量从未消亡。在看似荒谬和无序的年代中，青年们不断用自己微弱的声音汇成一曲惘然的浪漫主义的讴歌。时至今日，知青文学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韩少功的《日夜书》当是这种写实式浪漫主义浪潮中的一脉波涛。
1968年底，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展开，1700万学生离开城市投身到农村和边疆，这些学生“大多是文革初期积极投身运动的红卫兵”，文革初期的社会宠儿，这一点可以从长篇小说《芙蓉国》中清晰地看到。韩少功的《日夜书》的叙事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铺开，但是他的回忆视角略带温暖的光芒，绝非对时代的严厉控诉，以“我”——陶小布的个人经历来抒发知青小众对命运的无力感，但也从一些细节的叙述中表现了知青生活中动人的一面——不管这个时代的脚步如何，那些农村地区和边疆地区的人们还是以一种淳朴的心态对待这些城里来的娃娃们，那样的生活虽不是知青梦中憧憬的，但也是一种悲喜交加的别样体验，并使他们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升华。在笔者看来，“上山下乡”的经历，造成了当时的一种“青年式浪漫主义”，原本脱离水土的文字与艺术，在一种艰涩的土壤和昼夜消磨的培育中爆发出不可估量的创造力。
这种新创造者在现实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陈丹青，他自己也曾在访谈中谈及，《西藏组画》的成功，时代是一个极大的机遇，其灵感本身也源自在西藏度过的时光。而在韩少功的《日夜书》中，大甲可算是代表。大甲这个人非常有意思，他自己混乱的生活状态，和他不可小觑的艺术天分以及对梦想的蛮横追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小说一开篇就重点介绍了这个特殊的戏剧化的角色，从他的衣物上的“大甲”字样被戏称公用而他也养成“不分你我乱来”的“共产主义”习性，到他自恃吹拉弹唱绘画无所不能却不愿踏踏实实干活；从他费劲地向村民们解释“为什么艺术比猪仔和红薯重要”却被大家声讨以至被“特殊对待”，到他为村里的妇女儿童画画免去劳动之累、为组织画宣传画乃至到美国办个人画展大获成功。这基本是当时背景下每一个艺术青年的“文化苦旅”，穷乡僻壤的艰苦生活没有磨砺掉他们被之前运动激发起的追梦热情，他们也苦涩、郁闷、徘徊，或者破口大骂，或者冷嘲热讽，如大甲在同当地人民争论不休的过程中各种“恶行”做尽，不过依然在对抗落差感的心路历程中摩擦出更高纯度的理想与浪漫的火花。文中在对他的史诗般的传奇经历简述一番后，以此作结：“在将来的某一天，他可能勋业辉煌名震全球，像他自己吹嘘的那样；也可能一贫如洗流落街头，像他前妻和儿子说的那样。但不管落入哪种境地，他都可能挂一支破吉他，到处弹奏自己的伟大畅想。”
这一点和文中另一人物小安子的一段话相像，她说：“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吗？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条黑色长裙，在全世界到处流浪，去寻找高高大山那边我的爱人。”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她的身上也最为剧烈。她的男友郭又军是典型的过生活的人，性格憨实，为人诚恳正派，在下乡地的农民眼里和“我”陶小布的眼里是一个优秀的男人。这样一个人在家庭生活和当时的“成分划分”下都能把小安子照顾得面面俱到，却无法满足她对一个梦境般的世界的幻想。她，作为极渴望冲破平庸无趣的现实的浪漫派中的一员，是不会懂，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面前，“再英雄的男人也会显得庸俗不堪。”
《日夜书》中的我，即“陶小布”，或者就是韩少功本人，对每个人的命运时刻做着一种“后来人式”的思考。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成几部书，在那个年代他们就像一抹流光，照亮或者照花了平静的广袤的中国大地，在对时代巨手的忧伤和无奈的反抗中，时时唱着理想主义的高歌。即使在今天，“理想主义”其实也不是一个空喊的口号。以小众化的视角来看当今文艺青年的关注点，在乡村，在远方，在路上。这种憧憬也许一定程度上受凯鲁亚克或者昆德拉，海子或者尼采的引导，但这种浪漫化的倾向存在于每个人的青年时期。青年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命时期，在此时期接受的教育与熏陶在人的此后一生都会留下深刻印记。翻看北岛所编《七十年代》，那一代人的故事如此与众不同，那一类人的性格如此不可重塑，但当在激浪中冲锋的年纪过去，人毕竟要长久地在沙滩上生活，现实主义是建造房屋的一砖一瓦。在城市里生活惯了的青年们还是要下乡去吃粗茶淡饭，去种稻插禾，受接收地管理人员满带方言口头语的“听觉污染”，在茅坑的味觉视觉刺激下逐渐忍受……这一切比任何小说中的重笔调描写都更加深刻而直接地打在他们身上。这不是一种安逸的选择，而是强迫性地去接受另一种现实的磨砺。青年的浪漫性就在于，他们在这种环境之下仍不愿意丢弃“看似虚空的幻想”，仍然在自嘲式的你争我斗中表示对现实的抗议。
“旧青年”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在当今人眼里并不清晰，请允许我下一个定义，这里的旧青年，指的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基本处于青年时代的一类人群。有时他们充满热血，总希望打破现实的枷锁，如文革前期和初期学生运动高涨，有时他们又似乎平静和温和，容忍一些看上去不公的现象。总之，他们总是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端到货架上去给人挑选，给时代的真正操控者挑选，他们追求自我价值，却往往在社会赋予他们的价值下做出选择。《日夜书》中大甲为实现自己艺术的价值而为村、县画宣传画作，为村头妇女儿童作画以求免去劳动的苦累，逐渐摆脱社会赋予他的“下乡知青”的身份，乃至后来有机会出国、办画展。这其实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奇葩作为，而是时代的一种挑选。后来的他便不再如年轻时一般激烈，尽管心中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也如文中陶小布的一段自白：“人生就像一部电影，我的人生不过是电影中的已知情节。与其说我一步步走向未来，不如说是一卷长长的电影胶片正抵达于我，逼我一格一格地严格就范。我可以违反剧本吗？当然可以。我可以自创台词和自选动作吗？当然也可以。但这种片中人偶然的自行其是，其实也是已知情节的一部分，早被电影的制作者们所计划和操纵。”
萧功泰在一篇论文里提到，当社会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收益时，他们对政治的情绪便不再那么极端；当过去的知识分子在新的时代成功转型为知识型企业家，他们便开始了“温和化”。以此来观“旧青年”群体也是如此，文革期间他们最为激动，因为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的原有生活被打破，是命运的不公，因此不断憧憬一个理想主义的未来。而物质生活的丰盈必然伴随着理想主义的幻灭。在今天，当陶小布缓缓迈着步子，成为了今天的韩少功，他依然带着一点忧伤的光芒说：“我们最后看到的世界，与我们最初看到的，其实并没有多大不同。”浪漫化的倾向，对信仰与价值的极端憧憬很难贯彻人的一生。不过，在《日夜书》的结尾，韩少功又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论我活了多久，一旦面对浩瀚无垠的星空，我就知道自己其实刚刚抵达。”理想渐渐远褪的青年们终会抵达怎样的彼岸，也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晓。
《日夜书》读后感(四)：致50后的青春
“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
这是韩少功《日夜书》开篇的第一句话，很熟悉，突然想起黄锦炎翻译的《百年孤独》中令人惊艳的开篇之语：“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连句式都如此相似。我好奇，这将是一部怎样的作品？
在《日夜书》的封面上介绍说：“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
我静下来，一字一句，一页一页去读完书，心情沉重至不可说。
这是一部书写50后的青春书。在当时那个年代，很多城镇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去消灭“三大差别”。半个世纪以后，“三大差别”依旧存在，知青文学却成为一碗一再翻炒的米饭，从苦大仇深的伤痕文学到回归倾向知青小说，到后来知青作家们开始反思，诉以知青生涯是对人性的扭曲以及更多。
书中人物的大多都是知青身份，当然，作者重点写的显然不是知青生活，而是回首50后这一代人生命与精神历程，讲述是知青在当代群像和命运，为这一代人的命运写下代言书。
一个九岁还吃奶的文艺青年姚大甲，这样一个生活低能儿后来却在艺术界闯出一片天地来；才华卓越的知青精神领袖马涛典型的“口头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自私偏执，面对不幸与苦难甚至推与家人和朋友；“农村大哥”郭又军，在乡下时他对生活如鱼得水，回到城市时，他却变得无所适从，像一条搁浅在沙滩上的鱼；在畸形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怪才贺亦民，从他年少时遭受父亲的毒打到他最后被押上囚车；马楠是个看上去不堪一击的弱者，她却能够勇敢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屈辱……每个人物背后都隐匿着作者对时代和人物命运的深度思考，以及人类反复出现的那些文化和精神的难题。
《日夜书》中并没有像一贯的知青文学作品中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作者尽量客观而平实地叙述关于一个经历过特殊时代的人物命运的故事。它是一群人人生历程，这些人有知青们对被突然篡改命运不甘，但他们身上更有人性的自私、懒惰、贪婪、虚假……而这些，我想，不管他们是否参与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人性的卑陋之处依然存在。时代或许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生命轨迹，但是人性中最本源的东西并未曾改变，就像作者在本书开篇时说的，人的性格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
作者通过对一群畸形人的特殊故事，或许在试图引发读者对命运、对时代的思考，以及自我生命的反省。这是对一群知青的生命与思想梳理，远看有大视界，大悲悯，把时代与人的命运结合，试图从一个侧面去引爆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只是生命以姿态万千呈现，以此盖论为知青一代的精神史，难免让读者产生一种管中窥豹感觉。当然，书中的某些思想可能会引起一些人的争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书中还潜在许多东西需要读者用心去开掘。
同样的青春，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以及呈现姿态。但不论如何，韩少功笔下那群50后的青春，沾了时代的灰，荒谬的，却隔着半个世纪的岁月，硌疼了我，以致我在读完此书之后顿感命运之沉重，不堪言说。
（原作品刊与《国学知周》）
《日夜书》读后感(五)：那一代
“我常常猜想，上帝大概是不读小说的。因为我独自一人靠近上帝时心中闪烁的更多是零散往事，是生活的诸多碎片和毛边，不是某种严格的起承转合”（p.239）。这句话道出了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整体的叙事并不遵照一条线性的逻辑，往事与今世杂糅，人物与人物穿插。看似乱象的表面，仿佛有一种描绘知青一代群像的抱负。一个一个人物相互勾连，前生今世，并没有将知青生活作为重点，但把那段经历当做历史，当做种下当今种种果的因。陶小布，姚大甲，马楠，马涛，郭又军，贺兆民，小安子。他们的经历被写成一个一个传记，打碎后重组，形成了现在这本书的面貌。
书的封面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 当代文学的独步标高之作”。也不能说这个评语抬高了这本书的高度，在当今文坛，这本书的确是标高之作。伤痕一代有别人所没有的丰富坎坷的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与国家政治的波云诡谲一样，成为了连国外作家也艳羡的体验。他们可以写出不一样的东西，那段经历本身就有着某种厚度。而现代的作家缺少对当代社会的感悟力，他们自身也被平庸的消费的社会所裹挟，写不出什么可以叩击人心的东西，更不要说传世的东西。
韩少功的书我没读过什么，他不是那种靠叙事取胜的作家，因为他的小说往往有大段的议论，出离出来后对那段人和事的评价。不知道这增加了书的深度，还是影响了书的叙事节奏。我没看下去多少，这本书倒翻了一翻，自然很多议论的文字跳过去了。
知青那一代现在依然活跃在社会上的各个舞台，依然是各个行业中的领导，带头人，话语权的主导者。有人批判过他们，这一代专业功底不强，知识没学好，却因为历史的机遇走上了主导社会的舞台。同时，他们经历过那一段动乱时期，擅长耍勇斗狠，无视社会规则，伦理道德也值得怀疑，他们大凡做过坏事，并且在当今还未作出什么自我反省。也许书的最后笑月作出的控诉才是本书的重点：“你和我那个爹，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大骗子，几十年来你们可曾说过什么人话？又是自由，又是道德，又是科学和艺术，多好听呵。你们这些家伙先下手为强，抢占了所有的位置，永远是高高在上，就像站在昆仑山上呼风唤雨，就像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玩杂技，还一次次满脸笑容来关系下一代，让我们在你们的阴影里自惭形秽，没有活下去的理由”。马涛就是典型，努力装扮自己试图成为一代学霸，但是又总感觉这个世界亏欠他们，对人对己没有一点耐心，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骂，从不曾反省过自己的人生，没有反思过自己是否亏欠了老母和女儿，人情味淡薄，还一味索取。最后学术研究变成了卖弄学问，没有一点学者该有的谦虚和谨慎，倒像是个学术倒爷。再看看现实，大学里的学界泰斗可能未必不像马涛一样。这一代人缺少的就是对自己那一代人思想和行为的反省，我想，这应该是韩少功真正要说的，而不仅仅是缅怀那一段山上下乡的经历。
最适合反省这段历史的人当然是这些亲身经历者，但是这些人不但不自我反省还阻止别人对他们进行批评。现在已经有当年的红卫兵出面对当年迫害的人进行道歉。可能道歉还是不够的，而且道歉的人数还远远不够，大部分人应该没认识到自己的过错。我的邻居就有这样一个红卫兵，当年搞过批斗。在我家串门的时候，讲起当年搞批斗的事神采飞扬，却没有一点自悔之意，甚至带一点得意洋洋。
知青的精神史已经写过够多的了，什么时候才能自我剖析呢？
《日夜书》读后感(六)：一个另外的结论
即使只是个人短暂的一生，仍旧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变迁
从农村知青的无可奈何到城市生活的随波逐流，二者似乎都是遭受命运的重压，人在这之下只是渺小的蝼蚁。何必做出巨大而无谓的牺牲，去换取所谓人生的改变——毕竟前路谁也无法预料。我想这才是为什么陶小布始终没能舍掉两根手指换取那个伤残回城指标。
然而即便如此，却仍能隐约感觉到作者在其中微妙的倾向，我不想说作者是在抵制些什么，在重新审视着些什么，如果说小布对于知青生活的回忆是深情的，那么对这批知青之后生活的描写，简直是令人痛心，甚至仅仅还只是在说到又军哥去世的消息时，一个中年男子在长途汽车上的嚎啕大哭都令人沉浸在那样的画面感，跟着主人公沉痛不可自拔。
知青生活再劳累疲惫，再怎样以艰难的现实打击理想主义青年们的愿景，但仍旧是充满诗意的，充满人情味的，回忆起来动人心肠满腹缱绻。大雨吹垮了瓜棚，年轻的主人公在无奈之下径直睡在了大雨中，若干年后的回忆那一夜的梦境居然如此香甜。一只杂交种的猿猴放归山野后仍旧懂得回应人类的呼唤，重感情之程度似乎也高过了叫嚣着解放人类却漠视亲人的高级知识分子，被整个时代崇拜的思想青年，私德竟低劣得如此不堪，令人咋舌之余，空余喟叹。
高中时候的美术老师谈自己的上山下乡：我们这些当年的知青，经历虽然一度被人们塑造成伤痕文学，被认为是那一代青年惨痛的回忆，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从中获得了很多我这辈子认为值得珍视的东西，这些积极的意义，也许在很多年之后才会被重视。现实不一定就比那些盖棺论定的结论伟大。
而这一切，韩少功在这本小说里，终于得到了一个更正确的结论。
《日夜书》读后感(七)：“我写了一些可能让人难堪的东西”
采写 姜子健
编辑 廖方舟
刊于2013年11月《晨报周刊》
韩少功说他在新书《日夜书》里，写了“一些可能让人难堪的东西”。
“让人难堪的东西，比如说？”
“像马涛那样的人，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肯定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民主英雄，但小说让人看到他的另一面，看到他对周围亲友的某些伤害，会不会让他觉得难堪？被赞美者、被羡慕者、被同情者都有另一面示人，他们是否都很愿意？”
或者是一些让历史感到难堪的东西。比如在下放知青的岁月里，为了五十张饭票的赌注，“我”当着众人的面吃了一块死人的骨头。
但是韩少功并没有把知青岁月描写得悲壮又凄惨，反而更像在轻松戏谑地怀念；而这一代知青的“后知青”生活，当官、从商、搞艺术、失业的这些人，却似乎无法承担当下的沉重。从白马湖茶厂到大都市，他们身上暗藏着太多对命运和历史的隐喻。
尽管最早提出“文学要有‘根’”的主张，但他并不赞成“寻根文学”的说法，“寻根或者文化寻根，只是我们讨论文学时的一个方面，评论家为了写文章方便，暂时用寻根文学这个词也未尝不可，但是决定文学的因素太多，究其一点，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这本描写知青一代人生活的《日夜书》，他同样反感被称作“知青小说”，“这不只是一部知青小说，小说里人物的背景是知青身份，但叙事的重点还是这个时代，小说不只是关注知识分子，还有普通工人、个体户和官员，我写的是这代知青的当代群像和他们的当代命运，就是一代人的命运。”
“我当不了科学家，也当不了医生，我能做的就是关心我们的社会和人生中的某些现象和问题。”韩少功说。
晨报周刊：《日夜书》中的人物有一种漫画式的感觉，由一个人引出另一个人，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是断断续续，然后由“我”将这些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因为在写作时您的记忆本身就是碎片化的，还是有意为之？
韩少功：这是一种纪传体的写法，每个人物相对独立，但互相之间有穿插，有重叠，就像《史记》中那些纪传。至于效果怎么样，可能需要试一试。
我想把这个长篇小说处理成某一种带有回忆录文体风格的作品，在怀旧的情感氛围中间，不断地回望着的一种形式。当年其中的人物，我希望那些人物是很结实的，性格很鲜明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很鲜活的。这也是我大概30多年写小说都非常注重人物的形象的打造的成果，这可能也是我个人的偏好吧。
晨报周刊：小说的前十章让我读来忍俊不禁，把这种沉重知青生活写得轻逸，这让我想起来卡尔维诺；而第十二章中的我的一小段独白的反思，似乎把整个叙事氛围转向沉重，这又让我想起来昆德拉。这是否也是“我”对待“知青生活”和“后知青生活”的感情上的反差？
韩少功：知青时代虽然艰苦，但很多当事人是有方向感的，哪怕反叛和抗争，价值观也是清晰的。但后知青时代要复杂得多，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很多事情一时看不清楚，这种困惑感可能比物质贫困更能造成心理压力。我们需要坦诚地面对这种挑战。
这也是我们心理学上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说纽约是天堂，纽约是地狱，如果恨一个人，把他送到纽约，如果爱一个人，把他送到纽约，这也是在表现内在纠结的东西。实际上生活中间最大的快乐往往以艰辛甚至痛苦为前提，为一个产生的条件。我们轻轻松松得到的快乐是不长久的快乐，比如说我通过千辛万苦，变成一个很好的运动员，通过千辛万苦变成一个很好的歌唱家，我们那种快乐才是深层的快乐。
晨报周刊：在您以往的作品里，似乎“知青”这一身份很少被强调，即便是在《日夜书》里，“知青”也只是一个身份，把故事里的人物串联起来的一个背景，小说更多的是讲述知青一代当下的生存状态。通过这种当下与过去的对照，我们看到其实您更多的是对这三十年的反思，关于历史、命运、欲望和死亡的思考，隐隐透着对当下的一种忧虑和失望，在看待这三十年的发展上，您是怎样的态度？
韩少功：说“失望”可能言重了。生活不是一个派对，一个嘉年华。艰难、挫折、错误都是英雄的必修功课——如果这些英雄是人，不是神。沉重更是欢欣的必要前提。我那些想象中的同辈朋友，那些俗称“老三届”的人，如果几十年来他们把这种和那种风险都避开了，把这种和那种便宜都占上了，在历史的航程里永远享受头等舱，他们的欢欣是否有几分空洞和廉价？与一次中了小彩票的洋洋自得是否没多少差别？
晨报周刊：对于“文革”期间的这段岁月，您作为经历者和记录者，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和态度？
韩少功：我们刚走出“文革”的时候，对“文革”的那段岁月一定是有怨恨的，这种怨恨是指向他人，指向时代和社会的。但那个时代和社会不是由抽象的，而是由很多人组成的，也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就是那个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
所以有些反思也应该从我们自己开始。这就需要在一个时间的沉淀后，在心平气和、深思熟虑的一种状态下回头再看，就能把一些事情说得更平实一些。
晨报周刊：知青生活中，“我”的情绪经历了几次波动，从最开始的革命冲动，到初入白马湖后的自我怀疑，接着是马涛来信时我“重新看待脚上的镰刀伤痕”，后来经过贺亦民的一番“开导”我又决定离开茶厂，这种心理变化过程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韩少功：不要相信先知先觉的神话。既是一个人，就必有一个过程，包括不断地怀疑和否定自己，不断的“试错”。几个知青从革命时代切入市场时代，坐过山车一样贯串在社会的激烈动荡中，其心理留影肯定不是一条直线。
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是，在时间上我们贯穿了革命和市场两个时代，而在空间上我们则贯穿了城市和乡村。我们处于文化震荡的状态下，所受的冲击很大，自我的焦虑、裂变一直都在发生。还有我们的路途也比较艰难。
晨报周刊：小说的开篇说“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机遥控器揣走，使我相信人的性格几乎同指纹一样难以改变”，这之后故事里的人物性格，从知青到当下的生活，似乎都没有改变。
韩少功：江山移改，本性难移。观念、地位、生活方式都移改，人的心理性格确实有某种稳定性。这一点确实让我很着迷。当然，这并不是崇拜一种“天性”。恰恰相反，我在这本书里努力探寻欲望、身体、精神病后面的社会环境因素，就是想破除这种“天性”的神秘感，找到它们形成的轨迹和脉络，哪怕只是走出第一步。
晨报周刊：在这些人后知青的生活里，似乎并不难适应改革开放后的时代，每个人的命运也因此改变，或顺或舛，而马涛却仍然沉浸在那个年代，在当下显得格格不入与另类，包括小安子也显得极不安分，这也是知青知识分子的后遗症吗？
韩少功：这倒也算不是知青们独特的问题。上一辈，下一辈，在这个时代同样有很多格格不入者，有很多边缘和另类的人。中国正面临“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也很难说自己就能如鱼得水。变化中有不变。比如谈恋爱，以前可能是唱情歌，现在是发微信，但爱情本身不会变。比如杀人，以前可能用刀杀，现在用激光武器，但杀人本身没有变。一个人既要与时俱进，又要避免随波逐流，在这个时代都在面临大考。
晨报周刊：您以前说过“一个民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质量”。在白马湖茶厂，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热衷于革命和批判，却又陷入自我标榜误区，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认同很难，从马涛、小安子到当下的知识分子，您认为知识分子有哪些变化？
韩少功：马涛的热情与顽强难能可贵，但他的自恋、偏执、空谈不实等确实构成了自己最大的障碍，也折射出某些社会病相和时代流习的深度制约。这在写作过程中一再使我感概。他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问题人物之一，悲剧性的英雄之一。但问题显然不止这一款。姚大甲的嘻哈玩世，小安子的幻想症，郭又军的世俗沉沦……是不是也都值得反思？知识分子的身上经常流着小资血脉。小资擅长愿望与姿态，具有极大的文化能量，但拙于行动，拙于持久的、繁琐的、摸爬滚打和精雕细刻的务实性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小资被更多的焦虑所挤压，更多一些文化和精神的贫血症，因此更应该多一些自我反思。
如果这些小知识分子能够看清自己的弱点，那就是一个大大的成长了。以前有些“表功会”或“诉苦会”式的作品，之所以在我看来有所不足，就是掩盖了这些弱点，阻碍了这些人的思想成长。
晨报周刊：在后来的怀旧聚会中，大家更多的是对知青岁月的抱怨，却又对一些细枝末节引以为傲，既用“知青”标榜不幸，又享受以此带来的荣耀，却很少有人对此真正反思。那么，知青岁月究竟在这一代人身上改变了什么？
韩少功：价值观的自我冲突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的一个收获。如果连这点冲突都没有了，那就更没戏了，更没希望了。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这几十年，恰恰是他们最承重、最占位的几十年，是他们活力和毛病都充分释放的时段。他们既改变了社会，社会也改变了他们。像贺亦民那种野路子的发明家，专业训练明显不够，但他接地气，实践多，直接从草根吸取生存经验，倒是获得了一种特殊生命力，对科层制、专利制、精英化的现代技术官僚体系构成了挑战。谁说他不是一个时代英雄？
晨报周刊：您说“我们一开始就是从社会底部眺望金字塔的最顶端。这样的眺望风险很大，有些人扛不过去可能就崩溃了，成为了牺牲品，很多人对这一段有痛苦的记忆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扛住了，对自己的磨炼、捶打也不是没有意外的好处。”书中的“我”，陶小布，是不是属于后者？而他在当下的官场中扮演的开明的改革者形象，这一审视知青一代的视角又有何不同？
韩少功：陶小布只是职位高一点而已。就打拼人生而言，我对陶小布、贺亦民、姚大甲、郭大军、马楠、马涛都充满敬意。知青对我们来说就是社会化的学校。我们走出校门后最先了解的社会就是从最底层开始的。这和我们后辈的情况不大一样，就是这不一定是你所设计好的，或是出于你的本意，但它是命运赐给你的财富。
这本书算是对我自己和我们这一代人的回顾性思考。因为对我最有发言权的是我同辈的这些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有一个时间的距离，有些东西可能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会有一些新的看法。我们这一代人处于中国的一个特殊时代，变化之多、之快让人眼花缭乱。
《日夜书》读后感(八)：知青，土地和命运
我的感觉里，韩少功的作品是由两种力量主导的：知青岁月的沧桑，和原始土地的呼唤。也许是知青生活中与土地打交道的岁月让作者听到了原始文明的深沉，亦或是骨子里面对于神秘古老的向往被知青生活的日夜照亮。这两种力量和谐地交汇着，融汇在一个知青面对广袤土地和多舛命运的背影里。如果先前的归去来，爸爸爸完全是对于神秘辽阔的中国土地和原始习俗的描绘，西望茅草地是对于知青岁月的追忆，那么日夜书则是结合了两者，以大地的永恒来观察一个时代中相互联系的几个人起伏多变的命运。
故事起先总是荒诞可笑，甚至夹杂着轻松。仿佛一个人的年轻岁月。但是后来往往变得沉重。比如说，书中的小安子是我喜欢的一个人物。她似乎总是要以一种荒诞来对抗那个规矩时代的种种规矩。比如把脸画成彩色的赶鸟，比如把血淋淋的蛇拿到食堂吃掉，比如把房间弄得脏乱自己四仰八叉地躺在坏掉的床上睡觉。但是这种年轻的浪漫在知青返城后的岁月中却带来了种种伤痛。她浪漫的性格驱逐着她抛下丈夫和女儿去远方寻找她可能只存在于想象的爱人。被抛下的人只能在生活的枷锁中忍受着。最终一个用一条绳子结束自己老实本分的一辈子。
喜剧和悲剧的主角是同一个人，喜剧为悲剧作铺垫。如果割裂了来看，人生就可以像一个电影一样连贯而精彩，但是合在一起，以一个漫长的时间标尺来衡量，却怎么也浪漫不起来。在这种不和谐面前，作者把视线移向了黑暗永恒的土地，和幽淼无穷的宇宙。站在一个灵魂从黑暗中走出又走向黑暗的角度，来反观个人命运在时代作弄下的荒诞与矛盾。以原始的视角看待生命，来省去几分唏嘘。这也许是最后一章那些与原文不怎么相干文字的作用吧。
韩少功和张承志是两个我比较喜欢的当代作家。两人都写过知青文学，字里行间都有一种别离的伤感，对无法挽回的叹息。与张承志相比，韩少功的语言似乎多些朴实。更加充实的内容，更加平淡的叙事。但是就是这份平淡，却显示出了一种强大的力量。仿佛一个人以平静的语气诉说着沉重的故事，比一个演员在舞台上用夸张的声调朗读出人世沧桑，要感动得多。
《日夜书》读后感(九)：《日夜书》里的日日夜夜
当年读《马桥词典》的时候，好几个人问我，“怎么成天拿着本词典看”。这回韩少功终于写了本“书”，日夜之书，活在文字里的日日夜夜。
在余华《第七天》，苏童《黄雀记》的比照之下，韩少功的思考仍然显得力道十足。虽然小说里用了过多的网络流行词，个别情节狗血得像是电视剧桥段，但是那些群山凝固如大海的黄昏，星光湿漉漉、沉甸甸的夜晚都锋利得如同刚出生时的样子。文字里一代人的日日夜夜，所有人的清醒与梦魇，所有人的选择以及这些选择所引导的未知与可能。
同《马桥词典》一样，《日夜书》在叙事层面也呈现为一种故事块式的零散状态。如果粗加梳理，整部小说可以分离出几个大的话题：性格、性、精神病和身体。当然，许多故事碎片都是游离在叙事中心之外的，然而情节的稀疏给了作者更多的叙述空间。每一章一个人物，每个人物一个故事，细节的挖掘以及色块的拼贴让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探讨成为可能。百年孤独式的开头与最终回到出生的结尾，看似乱糟糟的自言自语连成了一个精致的圆环。
和《爸爸爸》相比，《日夜书》要直白了很多，这也许是韩少功对于读者的妥协。小说的叙事语言也明显带有一种戏谑的口气，有像“大卵子一甩，天下太平呵”这样的恶趣味，也有像“共产主义就是不分你我的乱来”的调侃。
从内容上看，整部小说是一个石子激起的圈圈波纹：时代的石子之下，每个人的起伏都带了一种荒诞的悲剧性气息。苦苦思索“更高的东西”的陶小布，借艺术狂欢的姚大甲，永远寻求刺激的梦游者小安子，昂贵的现实里挣扎的郭又军，永远流浪的贺亦民等等等等。所有这些人物又可以分出两个系列，一个是姚大甲、小安子这样的大孩子，他们不顾现实与伦理，带着那个无政府状态的年代遗留在身上的狂欢与惶恐的气质。另一个是郭又军，陶小布这样的现实里真实的个体，他们必须面对“中了快乐邪魔”的年代里越来越昂贵的快乐，在“有关明天的惶恐前不知所措”，他们必须面对同下一代的疏离以及脱节，他们不断地说着自己的知青年代也只是想给生活的沉重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韩少功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涵盖所有的人生方向，那个年代种下的种子，在后来的阳光里发芽甚至开花的样子。他无意批评什么人，甚至在谈到秀鸭婆时又回到了寻根文学式的民间文化寄托，但是所有人都没有逃脱出最终的悲剧性命运，他们承受着性的泛滥与性压抑，在各种沉重之下走向各自个性鲜明的神经质。他们一边寻求“锅里有煮的，胯里有杵的”的安慰，一边又仰望着那个“更高的东西”。
韩少功说：“在缺少宗教的地方，革命不常常就是这样吗？在革命退场的地方，商业消费不常常也是这样吗？”他说的是人们无处消磨的激情。然而我们总是被意义所驱使，并没有真正思考过意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也许所谓的叛逆者也只是另一种激情的宣泄方式罢了。太多的抱怨与指责，太多的奢求与叫嚣。太多的人乐此不疲地钻进“生存”的洞里。一圈圈的波纹复归于平静，在“一种身份和有关身份的想象”破灭以后，所有对于身份认同的尝试都被否定以后，小说重新回到了出生的时候，他说，“这是你们的天堂。多么美好。”
“你来自黑暗，又归于黑暗，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苏醒。你将回到父亲和母亲那里，回到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那里，回到已故的所有人那里，与他们团聚，不再分离。你是不是有一种归家的欢欣。”——《日夜书》
《日夜书》读后感(十)：《韩少功---日夜书》
《韩少功---日夜书》
又是受了梁文道先生的推荐而阅读！
当然，最吸引我购买的是这样一段：
也许韩少功就觉得还没写完，所以他又继续在写，当然这里面有许多的要写的故事，我们过去也都曾经见过，但是韩少功写来还是相当的生动，比如说说到当年的知青，那种喜欢好斗，所谓的好斗，有的说是文斗，斗的是什么呢？斗的是谁的见多识广，谁的知识学问渊博。
但这种比较，其实常常的是虚张声势，比如说一场读书人之间的口水仗是这么打的？你们读过《斯巴达克斯》，哎呀呀，通俗文学在这里就不必谈了，那你们读过吉拉斯的《新阶级》，也就看两三遍吧，不是太熟，说说《资本论》吧，不好意思，请问是哪个版本？人民版，还是三联版，还有中译局的内部译本。
我们最好先约定一下范围，不要说乱了，你们知道谁是，你要是想听我都可以给你讲一讲，那请问你们如何评价奥威尔的《1984》，这种对话像打牌，各方都决心压对方一头，四联炸、同花顺，一个个争相拍出大牌，对方读过的书那就没什么好谈了，没读过的才应该成为话题，才是缺口软肋以及决战机会。
这样的一种气氛，的的确确又塑造了一些知青那一代人的某种的文化气氛跟一种集体的性格的一部分，这部分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能够在很多的中国人身上看得到，但那个你能够说只能属于知青，我不太肯定。
----这一段，以梁文道惯常悠悠口吻念出，瞬间吸引双耳，谁？牛成如此？定要看看！P98
这是他的第三部长篇，距上一部刚好十载。其间，有散文集《山南水北》，清隽深远；短制《第四十三页》和《赶马的老三》等，活力不减。
作者自己称呼写法是长藤结瓜 。
《日夜书》，从文革时代，写到了改革时代，写到了当下，借由知青的身份流转，折射出后来太多领域的人与世界的碰撞，如官员，如企业家，如艺术家，如思想者……马涛、大甲、马楠、小安子们的故事，有分有合，有行有止。较之《暗示》或《马桥词典》，此书更倾向于叙事，更敏感于时代精神。他无论是拈出“纪传体”，还是说“长藤结瓜”，都无非要“言人之不言，多言人之少言”。作家格非看了说：像是畸人录，又像是英雄传，对历史和现实具有很强的概括力。程永新认为，描绘了中国当代复杂思想的起源和脉络。当然，也不无质疑或商榷，他坦然相对。
白天、黑夜、世道、人心，作家终究要以自己的方式触摸时代。
前30%，个人感觉郭又军才是那几十年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群体的描绘！红且不是很专，随波时代潮流，起起落落，最后不得不被淘汰。
他们的子女，无疑继续成为社会底层阶级！荣誉短暂，时代漫长，人生何短，唯有惆怅。
中间40%，以一位激进+幻想之青年马涛人生历程为主线，纠集其妹妹、妻子、女儿、朋友，
诉讼满脑子革命思想，欲与一切比高低的时代人物，在风云面前，如此不堪，乃成囚成“蛋”，试图在西方主流发达的浮华下获取羽翼，未曾想，捞到的除了美元就是空虚！可以发泄的对象，依然是国民与老友，异族岂敢欺辱啊！
这不也是那个年代某些极少数人之浮雕吗？
尾部20%，贡献给了郭又军的奇才弟弟，为了国家各类事业，不惜牺牲自我利益，最后所得不多，当啷入狱（奇才曾经袭击过一位城管，致人死亡）。
又是所谓悲剧性质人物，除了给人提供嗟叹，有多愤青吧！
最后的10%，涉及上述之各类杂事，中年回忆青春，再等待老来念想曾经！
都是平常人的平常事，匆匆翻阅，在火锅店等位的过程中，在夏季那寒冷的风雨中。
结束阅读，我没有发现自己想看见的知青大神，也失去发现曾经知青大神的小小念头。
也同时发现梁文道先生的推荐精准与独到，他几乎是将本作最大亮点与吸引人之处，一杆子就捅破，让我等后读者，捡拾满地碎渣，妄图拼凑。
惜，还是活在当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