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10篇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是一本由[美]约瑟夫 •J. 埃利斯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6.00，页数：416，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作者提供了如何看待历史事件的一个方法框架。既置身于历史事件之中观察其细节并分析体会当时的情境，又以后代的眼光从更遥远宏大的角度去观察。如开篇中作者对“后见之明”的看法：
后见之明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若过于依赖它，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偶然性是无所不在的，一代人所面临的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若没有后见之明的帮助，若丧失了从当前位置全景式观察过去的能力，就会失去历史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大优势，进而像深嵌于时代中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一样，陷入毫无章法的事件旋涡之中。我们需要这样一种历史视角，既让我们关注到当时微妙的可能性，又不至于忽略各种历史事件的扩张性后果：局囿于彼时彼地的人们只能隐约地看到这种后果。
另外反对一种假设式的观点，“若怎样历史就会怎样”的想法往往根本就不是真实的历史：这种历史总是将过去的经验和人们当前偏好的信念纠缠在一起。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二)：摘记
Hindsight, then, is a tricky tool. Too much of it and we obscure the all-pervasive sense of contingency as well as the problematic character of the choices facing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without some measure of hindsight, some panoramic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from our perch in the present, we lose the chief advantage—perhaps the only advantage—that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provides, and we are then thrown without resources into the patternless swirl of events with all the time-bound participants themselves. What we need is a form of hindsight that does not impose itself arbitrarily on the mentality of the revolutionary generation, does not presume that we are witnessing the birth of an inevitable American superpower. We need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frames the issues with one eye on the precarious contingencies felt at the time, while the other eye looks forward to the more expansive consequences perceived dimly, if at all, by those trapped in the moment. We need, in effect, to be nearsighted and farsighted at the same time.
因此，后见之明是一种很微妙的东西。一方面，我们若过于依赖它，就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偶然性是无所不在的，而且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另一方面，我们若没有后见之明的帮助，若丧失从当前位置全景式观察过去的能力，就会失去历史学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大优势——或许是唯一优势，进而像深嵌于时代中的历史事件参与者一样，陷入毫无章法的事件旋涡之中。
“美国人”一词就像“民主人士”一样，起初都是侮辱性词语。前者指代一个下等而粗俗的民族，后者指代任何试图迎合粗俗而无知的大众幻想的人。
明确了宪法故意含混设计的理论架构，从而既为此后的全部历史提供了诸多选择，又关上了诸多选择。
它认为政府规制是一种促进国家发展的集中式导向工具。就其极端形态而言，它让个人权利和自由屈从于国家的更高权威——国家是“我们”而不是“他们”，因此它既带有公社意味，也带有专制意味。
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找到了持续辩论或对话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这种辩论或对话最终因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变得安全了。
他们的交往和相处产生了一种动态平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完美的或者一贯正确的，而是因为各自的不完美和瑕疵，以及古怪之处和过分行为，使他们相互之间产生了制约。
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都认为，解决奴隶制问题的风险远远高于成功的可能性。
他的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应当将悬念和素材选择结合起来）是，写得越少，可能意味越多。
现代新生国家中革命政权的暴力瓦解使人们对这个故事再熟悉不过了：团结一致地对付帝国主义敌人，消灭共同敌人之后，领导层就分化瓦解了，人们为建设新生国家提出的不同议程必定会相互竞争和排斥。历史已经证明，确保革命果实比获得革命胜利要艰难得多。
美国首都就又一次成为针对这种恐惧感的视觉治疗术：它没有法院，没有走廊，更没有什么公共建筑。它象征权力分散的胜利，而不是权力合并的凯旋。
（约翰·亚当斯称，华盛顿每次都被选为国家行动领导人的原因，就在于他总是屋子里面个子最高的。）若对他的身体特征进行客观描述的话，他几乎就像一个丑陋的畸形人：脸上布满麻点、龋齿严重、眼窝深陷、鼻子过大、臀部肥厚、手脚大得惊人。然而，当这些东西被放在一起并运动起来时，整个形象却放射出庄严的光辉。正如一位传记作家所言，他的身体不只是占据空间而已，似乎还将周围的空间重新组织了一遍。他不仅以其庞大的身躯在屋内占据了主导，而且几乎就是一种电磁式存在。
美国总统制与欧洲君主制有着根本区别：不论总统是多么不可或缺，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用完可抛的。
从本质上说，他对那些已被人们知晓和认作史实的虚构历史的批判，就像一次打碎所有雕像的运动；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雕刻家未能把他的雕像刻画得惟妙惟肖。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三)：立体的美国建国史
决斗，鲁莽的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激烈地抨击伯尔，伯尔为捍卫荣誉以及政治前途。选择与汉密尔顿进行决斗，在纽约郊外的哈德逊河。汉密尔顿先开的枪没击中伯尔，稍微犹豫之后，后开了枪击中了汉密尔顿的左肋，致使后者在次日死亡。这是著名的美国历史上的一次决斗。
汉密尔顿是独立战争的杰出的代表。他推行国家的统一的财政计划，避免了因为独立战争而濒于崩溃的美国各州经济。但在自己的言行上，他对于政敌的，毫不留情的攻击造成了，决斗，导致不幸的后果。自从这次决斗之后，让更多的人觉醒去废除这个落后的。代表虚荣和没落的贵族仪式。
独立宣言主要的起草人杰弗逊。正如亚当斯所言，身处历史场景的那一代人，强烈意识到他们作为美国独立战争的领导人，是处在了历史聚光灯的舞台上的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一言一行将会，难以避免的充满了表演性行为。
美国国父大陆军的领袖，华盛顿是一个，，满嘴龋齿的，高个子，拥有肥大的臀部长相丑陋男子。然而一切元素，组合起来，反而独具的魅力。书中所言和任何一个欧洲的国王和他站起来，毫无疑问，都会令别人误会成，这些国王是他的仆人。
拥有极端权力的华盛顿放弃了，继续连任总统，这也给美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管理总统连任，不能超过两届，唯一的例外是二战的罗斯福连任了四届总统。
伟大来源于妥协，与党争
对于奴隶制的沉默是独立战争国父们的一次妥协——为防止联邦脆弱统一的一次。
麦迪逊还有黑奴有了私生子啊！麦迪逊，是杰克逊的继承者，为麦迪逊竞选总统谋划。麦迪逊善于在各种关系之中，处理油协调组织，形成了美国政党的雏形。美国的除了华盛顿可以超越政党，后来各个总统毫无疑问都是来源于政党。可笑的是在华盛顿之后的总统选举，每一个其实内心都隐含着想当总统的野心，但却不能很明显露出自己的意义欲望。
与亚当斯的记忆以及他灵魂深处的激荡不安完全一样，它们的实质都是混乱不堪的，这就意味着在出现当时所有主要人物心中兴奋的恐惧感，以及他们不过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毁灭的边缘跳着进行创作的舞蹈。
对美国独立战争的支持从来都是脆弱的他随着战场上的每一次崇拜左摇右摆，而这种崇拜往往，纯粹是运气间的问题。又如将国家首都建在波多马克河的决定，实际上是一次密室交易（汉密尔顿成功推行全国财政计划，而同意在波托马克河建都）其中蕴藏的讨价还价如此之多，以至于，没有哪个人能够彻底披露懂得事情的真相。
同样，对所有这些伟人的英雄主义描绘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歪曲，例如富兰克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散文大师，然而他同时也是一个思想空洞的政治家和冒牌的外交家，在巴黎时，他将大部分时间用去和各种沙龙与年轻女士调情。
不同于伟光正，这是一部有交易，有妥协，有阴暗面的，立体的美国建国史。
，翻译比较流畅，但可能是英文语法原因，翻译过来有些复句，倒装句，理解稍微费劲。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四)：开国一代人的探索与实践奠定了美国的基础
对于是否购买这本书，之前一直犹豫不决，因为就其目录揭示的六个故事来说，感觉其内容已经从其他来源见过，不会再有什么新意了。例如，汉密尔顿与伯尔的决斗，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亚当斯夫妇与杰斐逊的友谊，等等。但是，看完这本书后，感觉其中非常有料，披露了许多之前未曾见诸于已引进出版物的重要史料，对开国先贤既有正面的宣扬，也有负面的揭露，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全面、深度地了解“独立战争那一代”“奠基者”的全貌。
美国独立、建国是一个长期讨论的话题，尽管已经公开发表了《独立宣言》，尽管已经赢得了独立，尽管已经制定了宪法，尽管已经成立了联邦政府，但这一切只是一场伟大实验的开始，还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需要开国先贤们去探索和实践。尤其是，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州权至上的国家，对成立联邦本就心存疑虑，弄不好，联邦是否能够维持都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没有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引领，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的国家机构如何落实，行政分支的执法权，国会的立法权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如何制衡，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如何划分，是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还是州权至上，是农业经济优先，还是商业经济优先，等等。例如，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职结束时退休，开启了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先例。约翰·亚当斯在第一任副总统位置上的谨慎作为，尤其是华盛顿对副总统脚色的误解，奠定了延续至今的副总统的“备胎”脚色。约翰·马歇尔对“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奠定了最高法院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权力（当然，本书并没有专门介绍马歇尔及司法审查权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三权鼎立，相互制衡的政府架构。
本书通过六个故事，向读者说明了在如何建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方面，开国先贤们的努力和局限。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故事，而是涉及到许多政治问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包括开国先贤之间的合作、政争、党争与相互攻共享、工钱等。
关于伯尔与汉密尔顿决斗一事，不仅是人格和道德层面的问题，“决斗”一章从二人的特点、政见、多年形成的个人恩怨、联邦党人的未来走向等历史深层原因，给出了深入的揭示与分析。
汉密尔顿是一个坚定的联邦主义者，是联邦党人当之无愧的领袖。杰斐逊是一个固执的州权主义者，是州权利益捍卫者的一面旗帜。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政敌。而麦迪逊由于见识过邦联时期各州以邻为壑的弊端，是联邦宪法的积极推动者，为了确保各州议会批准宪法，他与汉密尔顿和杰伊合作，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在报上陆续发表文章（即后来结集出版的《联邦党人文集》），为各州批准宪法，建立合众国制造舆论，且在州议会上辩论，起草《权利法案》，最终促成了联邦宪法的通过。这时，麦迪逊是一个彻底的联邦主义者。1790年，从汉密尔顿提出《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以及由联邦接管各州债务的方案开始，麦迪逊又转变成一个州权利益的捍卫者。一天，杰斐逊设下家宴，邀请汉密尔顿和麦迪逊，以会外谈判的方式，促使双方达成妥协，化解了对年轻共和国构成威胁的政治危机，以通过《建都法案》作为交换条件，获得麦迪逊的支持。这一妥协从客观上加强了联邦的权力。按照作者的观点，这一妥协可与《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两次伟大的妥协媲美。详见“夜宴”一章。
从建国之初，奴隶制的问题就一直是美国人的梦魇。因为奴隶制问题，制宪会议几乎陷于僵局。1790初，两个贵格会代表团向国会递交了请愿书，呼吁国会结束非洲奴隶贸易。第二天，宾州废奴协会又递交了一份请愿书（签字人包括其声望堪与华盛顿比肩的富兰克林），敦促国会采取措施，阻止奴隶贸易，废除奴隶制。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又一次机会。但是，由于南方腹地各州的强烈反对，弗州上层精英的矛盾心理，以及出于对联邦分裂的担心，经麦迪逊等议员的干预，这个问题再次搁置了。“沉默”一章给出了详细的说明。
草创初期的共和国，需要华盛顿这样高尚的伟人掌舵，需要稳健务实的政治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尽可能避免杰斐逊式的浪漫幻想。在经过8年的风雨之后，华盛顿决定退休，同时以告别演说的方式，把自己的经验、思考和对美国未来的设想留给美国人民。鉴于与英格兰签订“杰伊条约”引起的反应，对那些认为“法兰西是美国的国际盟友，联邦政府是美国的国内敌人”的人，华盛顿告诫，“对英格兰的憎恨可能让某些人陷入对法国的过度信任之中。”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要切记“根本就不存在永远的国际盟友，只要永恒的国家利益。”华盛顿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它的未来在于西部。”因此，美国应避免卷入欧洲的冲突，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详见“告别”一章。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五)：一个国家的创建其困难重重，一个国家的奠基者的天才奋斗史
甲骨文系列已经看完三本了。这本是最棒的，不像第一本《忽必烈的挑战》真是翻译就是个干涸的贝加尔湖！内容也是跟我现在桌边那个大饼子一样，不对，大饼子还有营养呢，这没有。《奠基者》这本确实很棒。
现在的美国，每个方面，每个特点，几乎都可以在独立战争那个时代找到根源。那个时代，对于那个时候的美国，战争刚刚结束，国家刚刚建立，问题矛盾多如牛毛，如何让国家继续稳定的前行，却又不违背“独立战争精神”，天才的政治家们每个人都做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奋斗来让这个新生的国家不至于崩溃。从奴隶制、黑人到对英法的态度，到联邦和州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权自由，还有民主政治制度等等，无不显现出前人的努力，气魄，还有默契。
翻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有些书是每个字都懂，每句都懂，但不知道说啥；这书整体翻译很顺。但有一些部分大有每句话都不知道说啥呢，但整段文章所表达的意思却清晰明了。
《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读后感(六)：《奠基者》读后
约瑟夫·埃利斯的《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试图通过6个历史场景和主题，还原19世纪最后25年间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为了保护和建设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而作出的努力，他们之间有着彼此对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冲突，也有彼此间的伟大的妥协，在推进国家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创造出了诸多传统持续至今，仍是美国人所遵循和维护的。
一个独立的美国是突然之间被创造出来的，而非缓慢形成的，美国脱胎于革命而非演化，塑造这个新兴国家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的决定性事件，全部发生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间。现在来看，顺应上帝意志、注定要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实际上只是一个即兴事件，纯粹的偶然和运气，那一代人在特定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下所作出的具体决策，决定了历史的最终走向。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共和国，有着一整套经过实践检验的政治制度和传统，它们的基本框架，便是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间构筑完成的。通过“后见之明”，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的偶然性无处不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所面临的所有选择都是不确定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身处其中，参与到历史进程之中。
独立战争一代的领袖人物的核心见解是，北美大陆与其他大陆的地理隔离及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为这个蹒跚学步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使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这个初生的国家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作为一个团结的国家实体，将自己各种自然优势整合起来，就具备了主导世界的能力。当时大部分领导都认同这样的核心观点：那些用来证明美国独立于大英帝国的合理性的理由，破坏了任何一个能够管理如此分散的人口的全国政府的合法性；破坏了任何能够制定统一法律，将13各殖民地和3-4个独特的地理、经济区域整合起来的全国政府的合法性。当时北美人反对英国议会和国王权力的核心在于，他们怀疑任何远程运作、无法接受公民直接监督的中央政治力量，依据共和主义原则，为了避免英国模式在北美的简单复制，通过《邦联条例》成立的全国政府，不允许任何有权力强迫或惩罚其公民的中央权威的存在。
从长远来看，这个刚刚独立的美洲共和国充满了希望和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彼时却窘迫暗淡，独立战争时期的管理范围和规模很快就落后其发展的速度了。这是独立战争时代的核心悖论，建国之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尽快突破当下的困境，而非龃龉不前，以致分崩离析。几个核心州的少数政治领袖在1787年密谋通过制定并批准一份文件，试图将共和原则广泛地应用于全国范围之内。他们最终做到了，尽管制宪会议带有违法的特点，它的任务本该修改而非取代《邦联条例》；55位与会代表是有产精英，他们的秘密会议很难代表全体人民；南方代表也得到多种保证，特别是确保了波托马克河以南的奴隶制；批准制宪会议所制定的联邦宪法并非《邦联条例》所要求的全体一致同意。并非出于宗教原因，制宪会议被后人称作“费城奇迹”，而是因为它制定了旨在解决政治难题的宪法，这种宪法既要创建一个强化的联邦政府，拥有足够的权力迫使各州服从全国性法律，掌控事实上的大陆联盟，又不能违背1776年的共和主义原则。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作为共和主义的核心原则的“1776年精神”，其本身就是从根本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以及对政府的不到监督和制衡而产生的腐败的天然恐惧。
尽管发对宪法的反联邦主义者指出上述问题，但是缺乏有效策略，在辩论中落入下风，遂为批准宪法的九个州的联邦主义支持者所击败，美国独立战争进入了第二阶段，1787-1788年间即第二个“国家缔造时刻”，宣布美国真正成为一个国家——第一个“国家缔造时刻”是1776年，宣布了美国独立。像所有宪法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宪法是对美国独立战争核心原则的背叛，是法国“热月政变”的美国版本，但是为宪法辩护的人都认为，它是自由与权力的良好结合，是自由与国家统治的现实妥协。费城会议的代表们作出的妥协主要有：大州和小州利益之间的妥协，联邦管辖权和州管辖权之间的妥协，对实行奴隶制区域的谈判。这些妥协之达成，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争论的双方都认可自己得到了最好的结果。针对国家主权问题，与会代表作了模糊处理，即它既不在联邦政府，亦非州政府，而是由“人民”所享。在美国国家形成阶段是不存在所谓美国“人民”的。宪法的制定就是为了提供一种框架，将分散的人口集合成一个更团结、更符合“美国”的集体。
美国建国之初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广袤的国土上建立共和政府，是前所未有并且也是不可想象的；《独立宣言》所体现出的是对集中政治权力的厌恶，有责任的公民应当推翻受唾弃的政府；除了各州在独立战争中支持的大陆军之外，各州之间没有任何其他一起共同行动的经历；1790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发现有70万黑人奴隶，他们中的九成生活在切萨皮克以南地带，奴隶制问题一直对所有的共和理论发起挑战。在作者看来，1787年之后的十年，与1855-1865年、1940年代都是美国历史上最关键、最具影响力的年代，它为后来者开创了先例，明确了宪法故意含混设计的理论架构，从而为之后的历史提供了诸多选择，并关闭诸多选择，直到今天仍在方方面面影响到美国人，建国之父们也愈益得到高扬和妖魔化。独立战争年代和共和国早期阶段的主要事件和成就，在作者看来都是政治性的，它们之具有历史意义，就在于其塑造了美国后来的历史，以致当代史也包括在内，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都是由那些处于全国政治中心、手握权力的少数政治领袖所决定的，彼此熟识、合作、冲突的他们，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他们所创造的共和国，安然无恙地度过了动荡、脆弱的早期年代，即从短期的成功迈入了长远的成功。
传统对独立战争那一代人的叙述有两种方式，均出现于独立战争年代早期，都是从独立战争年代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阵营展开叙述。
其一是莫西·奥蒂斯·沃伦的《美国革命史》所提出的“纯粹的共和主义”史观，后称“杰斐逊式历史观”。它将美国独立战争描绘成一种自由主义运动，称其不仅与英格兰统治完全决裂，而且与欧洲腐朽的君主和贵族政体彻底分道扬镳，联邦党人在1790年代获取权力便成为腐朽朝臣和财阀们篡夺独立战争果实的反动行动，其祸首便是汉密尔顿，直到1800年选举中借助共和党人的获胜才最终挫败了这种敌对行动。这种历史解释路径认为，独立战争的核心原则是具有激进、自由主义意味的个人自由，强调任何让个人自由服从政府规制的行为都是危险的，一旦走向极端便可能化身为无政府主义。
另外一种解释路径则首次完整地由约翰·马歇尔在《乔治·华盛顿生平》所阐释。在这种路径中，美国独立战争被视为一次有着深刻但隐含殖民时代渊源的初步国民运动，1787-1788年制定的宪法便成为独立战争的自然成就，联邦党人亚当斯、汉密尔顿和华盛顿等，则是独立战争遗产的真正继承人，相应地，杰斐逊变成了祸首。在这种解释中，独立战争的核心原则是集体主义原则，而非个人主义原则，“1776年精神”是使个人利益、殖民地利益和宗派利益服从于一个更宏大的目标，即铸就一个国家。美国的国家形态首先体现在大陆军身上，后来则是新成立的联邦政府。这种观点兼具保守和典型社会主义两个方面，因为它不认为个体是政治等式中的主权因素，而认为政府规制是一种促进国家发展的集中式导向工具，其极端形式是公社和专制。
正如其他任何革命一样，不同派别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这个共同事业而捐弃前嫌、通力合作，等到革命胜利之后，他们才发现彼此之间的政治观念根本对立、无法相容，因而体现在1790年代的政治史中的，就是政治人物之间的各种争论，从而为美国设计出符合自己政治理念的道路，显而易见的是，独立战争那一代在争论中，没有哪一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们找到了持续辩论和对话的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最终因为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后来各代争论都延续了这种模式，唯一的例外是以暴力形式出现的南北内战。埃利斯指出，或许正是因为生活在建国之父们的遗产之下，历史学家们很难以一种真正的历史视角展现独立战争那一代风云人物，在做研究和叙述历史进程的时候，或多或少将自己置于某一党派或者阵营之中。
美国在19世纪的主导形态是宪法作为州主权与联邦主权之间冲突而导致的紧张关系，它涉及到了人们对政府本身的相互敌对的状态、对公民权的不同理解以及对自由和平等这两大目标的不同立场。美国是建立在深刻矛盾之上的，论争并未解决，而是深深植入了美国身份构造之中，没有哪个时代如同独立战争那一代所出现的尖刻指控、意识形态冲突、个人对抗和大难临头的夸张言论，因此曾有史学家将这个时代称为“激情年代”。埃利斯通过6个历史场景和8位历史人物——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阿伦·伯尔、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重新展现高层人物之间或优雅的交谈，或相互谩骂，这6个历史场景和故事拥有以下几个共同主题：其一，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取得的成就是一项集体事业，这项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们个性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他们相互之间都很熟悉，共同就餐，共同参会，共通书信；他们在面对最具威胁性、最有争议的奴隶制问题的时候，为获得成功，默契地将其刨除在政治议程之外；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所有先锋都意识到了他们在历史之中的地位，有意留下了书信等文字信息。
汉密尔顿和伯尔的决斗在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是一个突出的事件，当其他政治领袖的分歧尚在辩论和书面交锋的时候，这两位的非法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汉密尔顿不治身亡，伯尔身败名裂。这场决斗过程本身并无复杂性，但是却存在几处令人费解的地方。按照两位决斗者助手事后相互矛盾的说法，可以确定的是，决斗中有两处枪响声，但是无法知晓谁开了第一枪。如果按照事先预想和事后分析的那样，汉密尔顿选择了精准性很差的枪支作为决斗工具，也不想真正射中伯尔，那么他在决斗前戴上眼镜的行为似又与之矛盾；伯尔在射击前也知晓汉密尔顿的想法，却最终击中了其要害部位并导致他的死亡。对这一场著名的决斗事件的叙述，在作者看来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汉密尔顿一方的叙述在历史记载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尽管它很可能是错的，但是历史给出的结果已经不容改变。
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在于，汉密尔顿和伯尔，一位是华盛顿总统的财政部长，一位是副总统，为何会进行决斗？在决斗之前，出于政治分歧和个人敌意，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曾长期进行语言交锋，决斗即这种交锋的结果。最早因为汉密尔顿称伯尔“卑劣”而引发后者的强烈不满，而汉密尔顿也利用这种冒犯性语言的内在模糊性，回避来自伯尔德任何指控，并拒绝作出正面回应。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彼此之间的隔阂愈益增大，汉密尔顿的处理方式是将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区别对待，以图将他与伯尔之间的争议从一个荣誉问题转化为政见分歧问题。但是怒火中烧的伯尔并不满意这种处理方式，陷入僵局的两个人最终走上了决斗。在走上决斗场之前，汉密尔顿重新思考自己过去秉持政治异见的激烈程度，以及在高度个人化的辩论中所表现出的不谨慎。汉密尔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想到的更多的是后悔和反省，同时他也认为，若不出现在决斗场上回应伯尔的挑战，就有伪自己的信念、失去政治同僚的尊敬，他也势必退出公共生活领域。伯尔则没有这种认知，他已经无法忍受汉密尔顿对他的诽谤了。
这场决斗造成了诸多有深远意义的影响，它直接后果是，身亡的汉密尔顿变成了日渐衰微的联邦主义事业的烈士，伯尔则成为自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以来最令人不齿的全国政治领袖，公然从事卖国行径，企图让大不列颠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他坐享总督之衔。决斗的行为更加受到牧师、大学校长和其他公共道德代言人的谴责，被视为幼稚和不成熟的行动。这一事件更重要的影响在于，两位参与者的显赫地位，他们的这种行动标志着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非暴力对抗模式的一次短暂崩溃。在亨利·亚当斯看来，这场决斗已不仅仅限于私人争执层面，其背后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念让它具有了象征性。从政治观念对立的角度来看，联邦党人汉密尔顿对反对的共和党人托马斯·杰斐逊、以及联邦党内部温和派领袖约翰·亚当斯的分歧，使他受到很多议论，但是阿伦·伯尔一直都是汉密尔顿无赖名单的头号分子，指责伯尔“根本没有政治原则”，甚至将他比作“美国的喀提林”。伯尔将自己置于政治派别斗争的中间地带，却从未像华盛顿那样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而是利用公共利益为自己服务，1800年总统竞选危机即为一例；1804年竞选纽约州州长时又重复了这种行为，成为新英格兰联邦党人企图分裂国家拉拢的对象。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核心在于，他担心伯尔的肆意勇气和能量，会对探索稳定形态的政治文化的新生国家造成危害。但是汉密尔顿对人身攻击和政治批评的区分标准则是有问题的，在面临公共生活的诱惑的时候，个人品格起到了巨大作用。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批评和攻击，真实地反映新近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脆弱性。这场决斗的真实意义就体现出了这一点，伯尔和汉密尔顿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人物，都处于被称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运动的成年期之中。在这时的美国，荣誉因品格而重要，对品格的强调则说明了美国共和政府实践的命运尚掌握在有道德风范的领袖手中，伯尔和汉密尔顿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人。
1790年6月中旬的某天，汉密尔顿极为苦恼，因为为恢复公共信用而提出的整个金融计划陷入了国际僵局之中，汉密尔顿担心没有他的改革计划和领导，联邦政府和整个国家势必会走向崩溃。杰斐逊提议举行一次私人晚宴，给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商讨的机会，在20日晚宴上，杰斐逊促成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政治交易，即麦迪逊同意让汉密尔顿的财政计划的核心条款通过，作为回报，汉密尔顿则同意让国家首都建立在波托马克河。随后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这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7月9日众议院通过了《建都法案》，将国家首都定在波托马克河地带；26日，众议院通过了联邦接管州债务的法案，尽管投了反对票，麦迪逊并未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执着”领导反对派。这两个法案的通过打破了当时的政治僵局。不过两年之后，杰斐逊向华盛顿表达悔意，认为促成与汉密尔顿的妥协是他一生中犯下的最大政治错误。
可以肯定的是，20日的晚宴并非那个时间段里唯一的秘密会议，同时进行的多个会议讨论似乎关乎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及后来的政治形态，带着不同议程、不同经验和不同故事赴约的杰斐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认定刚刚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是不稳定的、成问题的，这是这次私人晚宴召开的原因。
“宪法之父”麦迪逊在1790年达到了其政治巅峰，是彼时除华盛顿和富兰克林之外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领袖，他被视为杰斐逊的忠实副手，是“伟大的合作”中年幼的一方，麦迪逊善于将热情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发挥其的作用。但在1790年堪称“伟大的合作”的，就是麦迪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合作，他们两人联手领导了一场旨在扩大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主权权力的斗争。麦迪逊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件的发展是在发上变化的。在偿付国内债务问题上，麦迪逊担心许多政府债券的原始持有人已经将债券以部分面值的价格卖给了投机者，因而反对汉密尔顿的偿付计划，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他认为汉密尔顿的计划会让弗吉尼亚和其他南方州遭受不公平的经济待遇，其核心问题在于“合并”，这是弗吉尼亚人所不愿看到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陷入了外债和内债纠缠在一起的混乱局面，他决心通过恢复政府信用的方式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石，却忽略了反对他国家主义观点的人的看法。汉密尔顿的报告透露出作为新权威出现的美国，已经开始掌权，要发挥蕴含的巨大经济潜能，不能放任自流；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集中是一种动力，可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和融合；此外，汉密尔顿还尊奉商人、银行家和商业领袖在内的城市精英阶层，认为他们是美国新兴社会的核心人物。
托马斯·杰斐逊在宪法问题上一直遵从麦迪逊更加出色的判断，不过也从未展现出自己对联邦权力的观点。因为难以容忍人际冲突，也对辩论深恶痛绝，杰斐逊便向麦迪逊和汉密尔顿发出了晚宴邀请。在担任欧洲公职期间，杰斐逊认识到偿还外债、重建国家信用对新生的美国的重要性，因而他是支持汉密尔顿的财政目标的，但是通过一种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
“建都问题”之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国会难以达成一致。由于需通过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无形中加大了其难度；此外，在确立永久首都之前要选取一个地点担任临时首都，在十到二十年间担任临时首都的城市很难说是否会放弃其地位。麦迪逊之选择波托马克河作为永久首都，企图表现出上帝选定的意味，因为波托马克河位于美国南北中轴线的中点，乔治·华盛顿的府邸弗农山庄也位于此处。经过一系列秘密会议和妥协，最终在乔治·华盛顿的监督下，十年间在波托马克河地区建立起以他名字命名的首都城市。
许多重要的政治问题在内战前都搁置下来，提供了一个总体框架的宪法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不断的辩论，才能真正推进联邦主权与州主权之争。1790年妥协最显著之处在于，它成功地规避了当时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可能威胁到新生共和国的政治危机。但是在一致对外并取得独立之后，如何建设新生国家政权，就成了彼此对立和竞争的领导层之间的问题，杰斐逊晚宴暴露出了当时最核心的分歧：忠于地区还是忠于国家，农业经济优先还是商业经济优先，秉持分散社会理想还是统一的社会理想，建立一个无能的邦联还是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奴隶制问题在美国建国后70年里被搁置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人关注，相反，曾经引起过比较大的争论。1790年2月11日两位贵格派成员向国会提交请愿书，呼吁联邦政府立即结束非洲奴隶贸易。这打断议员们对债务问题的讨论，更引起了佐治亚州詹姆斯·杰克逊、南卡罗来纳州威廉·劳顿·史密斯等南方议员的强烈不满，也正是这种过于强烈的反应让本可以按例行公事自然消退的事件变得愈发复杂，次日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提请另一份请愿书，让这起请愿事件无法被压制下去。国会辩论从宪法限制了国会终止奴隶贸易的权力，却对奴隶制本身未置一词开始进行。最终在激烈辩论过后，意外的以43对11票一边倒的结果通过了将请愿书移交一个委员会进行审议。1790年辩论的核心问题是，独立战争对奴隶制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决定了1776年和1787年这两个奠基性时刻的深远意义，地理位置和人口情况也决定了他们的态度。
从辩论层面来看，美国独立战争的基础是平等主义原则，这意味着奴隶制永久畏缩在防御位置。在独立战争时期，广泛传达着这样一种观念：努力的完全解放不仅马上就要到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解放奴隶是这次光荣革命的自然结果，它让美国人民从与大不列颠政府相关联的中世纪道德中解脱出来。可见《独立宣言》是直接要求废除奴隶制的。长期看来，《独立宣言》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确实取得了胜利；但在短期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奴隶制已经开始走向灭亡，而这种认知仅仅在北方各州得以实施。独立战争口号的假定性前提混淆了真正的现实：不论奴隶制在纯粹的意识形态上看起来多么反常，它们深嵌在美国社会结构的多个层次或层面之中，这些层次或层面完全不接受任何空想愿景和革命预期的影响。那种认为独立战争是一股强大潮流，注定要将奴隶制从美国大地上清扫出去的狂热想法，实际上带来了错误的乐观精神，并且催生了一种误导性的、废奴势在必行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显得多余。独立战争之胜利，恰因为它的直接或短期目标是政治性的，“1776年精神”中蕴含的某些激进暗示挑战了财产权不可侵犯性，以隐晦的方式在整个19世纪逐步揭开自己的平等主义含义；而废奴则是相当复杂的，要彻底遏制奴隶制并切除这个毒瘤，就必须立即公开行动，否则对问题的解决无任何帮助。
但是每个州和不同地区对奴隶制都有着自己的看法。新英格兰地区及中大西洋地区的大部分代表，直接利用革命遗产中鼓舞人心的思想，论证奴隶制与共和价值观互不相容，这种价值观正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基础。他们要求立即终止奴隶贸易，逐步解放奴隶。以佐治亚和南卡罗莱纳州为代表的南方腹地的立场则截然相反，他们要求自由输入非洲奴隶来耕作种植园，将奴隶制扩大到西部地区，并试图在宪法中增加禁止联邦立法宪制奴隶主的财产权的条款。两方在1787年费城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宪法没有包含任何让新成立的联邦政府采取逐步废奴政策的条款，也没有明确将奴隶制置于通向毁灭的道路；宪法也没有具体、明确地规定，奴隶制是波托马克河以南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一种永久性的、受保障的制度。为了确保宪法的顺利通过，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奴隶制的回避，避免对奴隶制问题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确规定。1787年7月《西北条例》的通过，禁止将奴隶制扩展到俄亥俄河以北地带，被视为即将加入联邦各州中全面废奴的第一步，同时它也可以被理解为对西南部奴隶制的默示支持。“地方间妥协”则是在航运和奴隶制之间所达成的谅解。
1790年2月的国会辩论反映出美国人当时对奴隶制对立的思想，一方强调的是据称在1776年就已经签发的废除奴隶制的期票；另一方则强调1787年达成了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君子协议，弗吉尼亚人则走了中间路线，以避免这种分歧使国家出现分裂。3月的众议院辩论则将注意力放在了废奴计划不现实的方面。1790年的人口普查体现出了期待奴隶制在南方自然消亡的想法是一种空想，北方各州推行逐步解放奴隶的方法无法推行到全国，因为北方奴隶只占全国奴隶的一成，奴隶的数量让解放奴隶的计划行不通。彼时对于南方腹地议员的观点没有任何其他地区议员作回应，这种高度沉默成为我们解释历史的重要证据之一，这说明，很难对南方腹地的辩论作回应；任何采取一致性的废奴行动的可能性，都被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州给否定了。此前所有解放奴隶的计划都是建立在这样几种假定之上的：奴隶制是一个需要政治解决方案的道德和经济问题，必须综合考虑速度和节奏两个方面，避免因为奴隶人口的潘增而恶化其可能性；奴隶主会得到偿付，其来源于国家税收和西部土地销售的收入；绝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要被安置在其他地方，如在非洲、西部或者加勒比地区。但是这个计划在考虑成本和安置奴隶方面出现了巨大的误判，其实施的可行性和可能性极小。
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最年长、最具智慧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最终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1787年4月担任宾夕法尼亚州废奴协会主席，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呼吁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明确表示新美利坚合众国的宪章要求政府致力于最终解放奴隶的事业。在身体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他在1790年撰文反对南方议员杰克逊的言论，将他的言论同阿尔及利亚海盗西迪·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的演讲相联系，被多家报纸转载。尽管3周之后的4月17日富兰克林便与世长辞，但是他对废除奴隶制的坚定支持影响了国会辩论，还激励了几个北方代表回应南方腹地支持奴隶制的主张。从历史上来看，富兰克林的最后领导表态，巩固了他作为一个对未来有着深刻把握的伟人的历史声誉，但是当时政府领导们则有不同的声音，主要来自亚当斯、华盛顿等人，麦迪逊此时表现出的模糊性态度让人无法知晓他的真实想法，这种故意的模糊含混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信念：奴隶制是一个爆炸性话题，必须将它从这个新生国家政治议程中排除出去。最终经过国会成立委员会和全体委员会的讨论，最终通过报告，将任何有关奴隶制的辩论变成永远违禁，奴隶制问题最终被平息下去。但是麦迪逊在富兰克林的葬礼上的颂词和佩戴纪念徽章的提议，则说明即使是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以其全部的杰出才能，也不能直面或者解决这个悲剧性的难题。
乔治·华盛顿是1790年上半叶美国政治生活中最接近不证自明的真理的人物，自1776年建国前就被视为美国“国父”。他的指挥官身份已经成为独立战争那一代每个重大事件的核心特征，是美国唯一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华盛顿防止美国独立战争步入混乱的轨道，可谓美国的引力核心；独立战争的能量围绕他才得以形成，他是美国稳定的中心。1796年9月19日费城《美国广告者日报》发表了一份声明，表明自己不再谋求连任，在接下来转载中《新罕布什尔快报》给它加了一个载入永久史册的标题——“华盛顿告别演说”。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它的真实作者是华盛顿还是汉密尔顿，实际上，告别演说时由华盛顿写了初稿，汉密尔顿帮助修改和润色，麦迪逊也有贡献，但是其全部思想只能是来自于华盛顿本人。华盛顿告别演说与《独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说一起成为美国必须用就遵循的原则的基本宣言。后人将这份告别演说变为一种专门研究，并对其中蕴含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和美国两党政治作了无数评论。
华盛顿确立了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不再担任总统的先例，1951年被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重新确认（唯一的例外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份告别演说实际上是一封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告诉他们现在他们需要独立前行了。华盛顿选择离开，在他第二任期就频现端倪，受制于年龄和身体的疲惫，以及反对派言论的伤害，华盛顿必然离开还有美国政治文化因素，捍卫独立战争的成果及其遗产需要一位超群出众的领袖，华盛顿则成为这样一个人选，并被赋予了“共和国王”的角色，他所代表的国家权威，比任何像国会这样的集体机构更能传达出有力和直观的效果。但是这也恰恰是独立战争所致力于抗争的，其核心在于对君主制的憎恶和对任何集中化政治权威的怀疑。华盛顿恰恰陷入这种矛盾之中，政治上对这个新生国家至关重要的东西，恰恰是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想要代表的相违背。他所希望履行自己作为“非凡人格”的职责，以至于违抗了共和传统本身；他成功地成为国家权威的化身，以致任何对政府政策的攻击似乎便成为对他个人的攻击。这告别演说，实质是通过决定性的行动而非语言对国人做出的回应，可被视为美国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人次君主的身份发表的最后声明，他希望传达给国人这样一个观念：如何在没有他、没有国王的情况下，维护国家的团结和意志。
告别演说强调了国家团结的必要性，谴责过度的党派主义，尤其批评了政党旨在维护既得利益的意识形态和区域利益集团漠视合作、对立斗争的情况。在外交政策方面，华盛顿呼吁严格保持中立，让美国外交独立于欧洲的复杂事务。总结起来他想要表达的主题是：对内团结，对外独立。华盛顿的核心思想是牢固建立在自己担任美国最高军事和行政首脑的经验教训之上。承认华盛顿的巨大声誉并不完全依靠其谨慎的权力实践，而更多的是建立在他放弃权力的非凡才能之上；当1796年华盛顿谈论国家团结之时，他说的那些话正是他在独立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回响；当他谈起要独立于外国事务时，他对美国独立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理解，比这个词组惯常体现的那种爱国精神要深刻的多。他已经形成个人独立观和国家独立观，他还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
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所有观点都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有着深刻的基础的。1783年“通函”对美国国家利益作最清晰的描述；1793年《中立宣言》阐释了他的外交政策核心；华盛顿凭借个人威望通过的《杰伊条约》，则塑造了美国外交政策方面有重大历史意义。也正是因为《杰伊条约》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华盛顿自感被背叛以及杰斐逊的口是心非，加之各种其他因素的影响，华盛顿与杰斐逊的通信和私人关系永久终止了。实际上，这还反映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在独立战争真义上的根本性分歧，以及这种分歧所导致的对美国永恒的国家利益的不同看法。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宪法创立的共和国创造了一个法治政府，一旦经正当选举产生的代表们作出了决定，这个决定就必须得到遵守；而在杰斐逊看来，所有抑制独立战争自由脉搏的法律和条约都是不合法的。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与世长辞。
除了政治思想的对立和冲突，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之间还存在着彼此间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
1796年的总统将在亨利·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之间产生。他们两个人是极不和谐的一对，但是独立战争让他们站在一起，彼此合作，起草《独立宣言》，反对同英格兰讲和，又共同出使法国，杰斐逊还成为亚当斯家族的非正式成员。亚当斯和杰斐逊在重要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构成了他们1790年代站在对立的党派立场上的基础；但是，他们过去共同经历，意气相投，在个人情感层面的紧密关系超越了纯粹的哲学思想上的差异，他们的合作可被视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里最伟大的合作。
亚当斯与阿比盖尔·史密斯结为夫妇，发展为一种平等而亲密的合作关系，他也因为领导反对《印花税法案》和反对不列颠对美洲殖民地实施任何政策的运动，并在大陆会议上最早提出独立战争已经开始，说服华盛顿担任大陆军司令，并选择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并担任战争和法令委员会主席、战争部长等重要职务，领导独立战争，使他理所应当成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副总统。不过，副总统这一职位让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拳脚，令他极为苦恼。他为个人辩护的《与戴维拉对话集》造成了他与杰斐逊友谊的第一道严重裂痕的起因。不过两人都很珍重这份友谊，尽管他们各自站在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立场让彼此间的裂缝逐渐拉大，杰斐逊对法国大革命的激情也让亚当斯难以忍受。在1793年杰斐逊卸任国务卿一职之时，亚当斯就知晓这不过是暂时的，两位伟大的人物之间的伟大合作注定会成为伟大的对抗。亚当斯与杰斐逊的合作关系，象征着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立的意识形态和脾性为了共同事业而结合。
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友谊则更为密切。1790年代通过领导反对联邦党人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而变成彼此之间无条件的信任。他们之间性格彼此对立，杰斐逊直接，是伟大的战略家；麦迪逊细腻、精准，是灵活的战术家。麦迪逊总是屈服于杰斐逊的意志，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他们的合作亲密无间，似流水无痕。在杰斐逊隐居蒙蒂塞洛的时候，麦迪逊不动声响地组织共和党人旨在让杰斐逊接替华盛顿的活动，帮助杰斐逊处理自己的政治野心与个人生活宁静、琐碎间的矛盾。
1796年的总统选举，亚当斯以3票优势险胜杰斐逊，当选总统。在大选期间，杰斐逊刻意保持无动于衷和不知情的态度，事后给亚当斯写了贺信，表示自己从未企图卷入总统竞选，在其他场合驳斥了他不愿做亚当斯副手的传言。亚当斯曾希望将杰斐逊奉为心腹，进入自己的政务会议，建立一个两党政府，在亚当斯的思维体系中，亲密关系胜于意识形态，他认为只要建立了彼此信任和友好的基本关系，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麦迪逊指出，杰斐逊必须在对亚当斯的个人友情和共和党的领导之间做出选择，在杰斐逊看来，意识形态是建立亲密关系的最好基础，他不希望也没有精力在担任政府职务的同时为共和党的政治议程辩护。
在内政和外交上，亚当斯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1797年3月6日与华盛顿共同进餐后，亚当斯终知晓杰斐逊更愿意担任反派角色。13日就职典礼之后，亚当斯只有阿比盖尔一位盟友了，杰斐逊成为反对派的共和党首领，美国正副总统恰好是两个彼此对立党派的党首；而联邦党人的内阁成员集体忠于汉密尔顿。在1790年代，尚未出现合法的反对党的观念，政党的演化发展是在将“政党”视为侮辱性词语的环境下进行的。在外交上，亚当斯急需结束与法国的“准战争”状态，他最终派遣了两个使团，与法国达成了外交协议，是华盛顿外交思想的第一次实质性行动。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原因有三，其一是他对汉密尔顿的怀疑已经发展为完全的不信任，接着演变为强烈的个人愤怒；其二，他从身处普鲁士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的报告中发现了新证据，表明塔列朗渴望与美利坚合众国维持和平；其三，从蔑视两党政治议程的独特性为原则中，亚当斯获得了深刻的个人满足。
合作发生在很多方面。亚当斯家庭内合作所发挥的作用，是将他隔离起来，并最终让他远离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杰斐逊和麦迪逊之间的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制造一些东西来强化各自对亚当斯总统的攻击，这种攻击往往不惜放弃最基本的事实准确性。在他们心中，国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机，联邦党人带来的威胁已经使整个共和政府实验处于危险境地。1800年总统大选，杰斐逊和伯尔在经过众议院36次投票中取得胜利，当选总统。亚当斯缺席了就职典礼，此后12年这两位曾经的亲密朋友没有再说过一句话。
解甲归田的亚当斯对自己的政敌怀有深深的恨意，汉密尔顿和杰斐逊是他仇恨榜单的前两位，他受到了这两个人深深的伤害。1804年阿比盖尔写信给杰斐逊，对他痛失爱女表示哀悼，杰斐逊并未注意到这封信的警示意味，反认为是一种恢复友谊的邀请，因而回信表示政治对立从未销蚀他们之间的尊重之情，这封回信令阿比盖尔愤怒不已，再次回信表达出了愤怒之情。这当然不仅仅是阿比盖尔自身对杰斐逊的通信，还代表她的丈夫说话，他们指责杰斐逊犯下两桩严重罪行，其一是杰斐逊亲自卷入了自己的总统竞选运动，且目标直指赢得大选，这是在控诉杰斐逊是一个只有党派之人的核心之义；其二指控杰斐逊诽谤了一个被他视为长期朋友的人。
杰斐逊第一个总统任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将美国领土扩大了一倍，第二个任期却经历了一系列内政灾难和外交失败，1807年通过的《禁运法案》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创，也没有最终避免同英格兰交战。杰斐逊无暇顾及同亚当斯的交恶，亚当斯也无法掩饰自己对杰斐逊的嫉妒。尽管两个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但是却在分别同拉什通信中逐渐缩小这种差距。1812年1月1日，亚当斯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一封简短但真诚的信件和包裹从昆西寄到了蒙蒂塞洛，此后14年间互通158封信件，也被视为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最高的智识水平。之所以出现亚当斯主动与杰斐逊通信，且每次都要写两封以上的回信，是因为两人之间还有许多事情没有了结，并且两人都认识到，他们对何为美国独立战争真义这一问题有着完全不同的结论；同时，这种和解和后来的通信可以让他们一起成为独立战争这部历史剧最后一幕的明星。后来两人之间虽有摩擦，如亚当斯讽刺杰斐逊未能让国家做好1812年战争的准备、1813-1814年之间对社会平等及精英在领导和统治美国的作用方面的争论、1815年对法国大革命看法的争论、1819年报纸刊登一份与杰斐逊语言相类似的文件的梅克伦堡风波等，但是已经不妨碍彼此之间的友谊了。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两人的先后离世。尽管两人相差十几岁，但是年轻一点的杰斐逊和更年老的亚当斯先后于1826年7月4日辞世——这一天正是《独立宣言》通过50周年纪念日。
美国历史上，除了美国独立战争之外，再没有哪个事件在当时看起来是如此不可能，但事后却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了。就美国独立战争的必然性而言，当时确实有人鼓动那些爱国者将美国独立看作美国服从天定命运的第一步。在独立战争的时代，人们有一种广泛的共识，即他们处在“创造历史的现场”。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这些对美国命运的早期预言因美国独立战争而实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并将这种政治理想强化。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人大胆开创的共和政府实践，在随后两个世纪中，它遭到了顽固的抵抗，但也彻底击溃了19世纪的君主王朝，以及20世纪的极权专制政体。在很多人看来，建立在人民主权原则之上的某种代议制政府，以及由公民积极推动的某种市场经济形态，已经成了全世界成功国家普遍接受的真理。按照福山“历史终结”的说法，所有其他政治组织形态不过是在与18世纪由美利坚合众国所开创的自由制度和思想作徒劳无益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