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10篇
《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一本由[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5.00元，页数：22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一)：资本主义更自由？
弗里德曼在绪论中所写的是那么激荡人心。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这是肯尼迪总统当年十分著名的一句话，同时也是争论颇多的一句话。
那么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作为自由人，他会问：“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这里已经很清晰地界定了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家长主义的，也不是神人主仆的。只可惜当今世界各国多数都属于这二者之一。
弗氏在绪论中也开宗明义地表明了此书的观点，他主张一个完全自由的经济制度，通过市场和私人企业来完成经济活动，而政府，只是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必须远离市场。政治力量一旦加入经济力量，权力的集中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把二者分开，则能成为相互制衡的牵制物。弗氏专门辟出一章（第二章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阐明政府在社会中最宜居处的位置。
货币控制与汇率
在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中，对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的定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所致。而弗氏认为，这次大萧条不是因为“私有制经济的任何固有的不稳定性”，而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当所致。他认为，黄金本位是一种不够文明的货币制度，而“文明的”货币制度自然是非商品本位的信用货币制。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控制的中央银行往往会成为政府手中窃取国民财富的工具。而一旦中央银行被控制在几个大财阀手中，那么可想而知，整个国家经济受到严重威胁。
这似乎是一个近乎两难的选择，究竟是让政府垄断还是私人垄断？弗氏本人说过，在国家垄断，工会垄断和私人垄断三者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私人垄断危害是最小的。
但是在近期畅销的《货币战争》一书中，我们会惊讶甚至惊喜地发现：哇，原来美联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而是被几个国际银行家控制的私家银行。这也就预示着，确切说是已经印证过，通过货币发行来劫掠财富、控制政府正是这些国际大银行家们一直在干的事儿。至于惊喜，对于美国人民来说当然不是惊喜，除了这些身居幕后鲜有露脸的国际银行家们会大喜之外，只有那些敌视美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和党派才会惊喜。
因此，弗氏也不得不反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制，认为这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中央银行分散责任却又把大权赋予少数人。他认为这会使重要政策行动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带有偶然性的个人性格和作风。但实际上的后果却不止是这个，绝大多数人都财富缩水才是最大的恶果。
弗氏在国际贸易上主张自由贸易主义，国际间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他认为，赞成浮动汇率并不意味着赞成不稳定的汇率。需要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价格可以自由波动，但是决定它们的因素稳定到足够的程度，从而在事实上价格的运动会处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弗氏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汇率的不稳定是根本的经济结构不稳定的征兆”，而不是由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带来的。
但是弗氏的自由贸易主张仅仅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构想，或者恶毒点说他故意无视国际贸易之外的重要问题。要想实现没有关税壁垒等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在如今几乎不可能，没有一个国家的贸易不指涉政治和文化，而同时又涉及到国家实力的竞争和国际结构的调整。换句话说，没有哪个国家甘做永世的加工厂，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永远处在权力结构的中心。
政府对教育资源的争夺
“并不是所有的学校教育都是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教育都是学校教育。”这话很拗口，但是弗氏却指出了教育应该具有的功能。学校教育只是教育的一个方面，在共产主义国家里的教育几乎都是一元价值观的教育模式，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人的原则。
我们能够认同一个民族或者国家具有一种相类似的价值观，这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在认同这个观念的同时，却悄悄缚上了自由的双翼。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也就意味着对价值观的掌控，这往往造成个人自由和国家主义的冲突。
弗氏提出允许私人教育，可以使一个多元价值观点社会得以建立。他提出政府发给家长某种票证，通过这种教育票证购买教育服务，不仅包括政府建立的教育机构服务，还包括私人教育服务，这才是一个自由社会中自由的人应该得到的。他反对固定工资级别制和教学证书，认为只会吸引一批“愚蠢、平庸、和缺乏灵感的人”，“排斥有想象力的、大胆的和自信的人”。
凭票证购买教育的方式类似于我国前些年提出来的“教育券”，这是一个有益的启发，但是最终却没有得以落实。虽说教育券能够提供公平的机会，规避教育经费划拨的不平衡，同时促使学校面向学生求知需求进行竞争，但有专家指出，教师是最大的阻力，一旦教育券得以实施，市场化竞争将被引入学校，而大部分习惯于照本宣科的体制内教师是无法适应的。最为根本的则是教育券弱化了政府的教育职责，而这却是政府要极力规避的。因为在教育券制度下，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都不再争取经费预算，教育券很可能流入其他学校，譬如私立学校，另外可能弱化政府对教育的管制。
执照的圈套
这一章的问题弗氏讨论得很用劲儿，也许在他看来这是一件是否难以容忍的政府强权行为。
概括来说，弗氏反对执照制度的建立，认为这是一种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在资本主义建立初期已经废除，而如今又重新得以建立，不得不说是一种倒退的遗憾。他为何如此反对职业执照？为何认为这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他认为，在政治上比较容易把力量集中起来的正是生产者集团，而不是消费者集团。也就是说，一旦职业执照制度得以建立，便会成为一个永无止尽、愈加庞大的势力集团，它将垄断一个行业的资源，固步自封，从而导致消费者福利水平以及生产者服务质量的降低。
在这里他区分了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即是说，没有理由可以反对人们消费低质量汽车从而只生产高质量的汽车，这无疑是生产者的合谋的最典型例证。人们的保守观点在医疗行业体现最为突出：通过政府颁发行医执照来保障医疗水平的质量。弗氏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医疗行业准入制度“使受过训练的医生把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投入于其他人能干得很出色的事情上去。结果是大幅度地减少医疗服务的质量。”假使能够有实际医疗平均质量这个概念，那么我们实际得到的平均质量远低于允许不被批准的人行医所得到的平均质量。
弗氏坚信，通过市场的作用，能够自然地过滤掉那些不合格的医生和医疗服务，反而促进医疗服务行业质量的提升。我很受他这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吸引，但仍然有所保留，无疑就是他所说的保守的大众中的一员，因为对市场的不规范抱有怀疑态度，他所认为的那种完全的市场仅仅是个假想。但我却深表赞同他要求打破行会制度所造成的垄断和平庸化。
尽管弗氏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在多数经济学人眼里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对自由所做的经济学诠释却很有启发意义。对垄断的打破是弗氏不断强调的经济观点。在弗氏的眼中，共产主义等同于专制和强权，但是即便资本主义国家按照他所提出的自由经济观点来运行，政府退出经济的中心地带，经济发展是否真的如他所说的那样“自由”，人的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福利程度是否真的能够提高，实在是一件值得商榷的事情。
弗氏是怎样为资本主义声辩的？他说，认为资本主义妨碍经济繁荣、妨碍自由的观点是受了苏共社会建立的影响，“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是通过把既存的具有其一切不公正与缺陷的制度和在设想中可能存在的制度加以比较而完成的。进行比较的是实际的情况和理想的情况。”
这本书是弗氏讲演的记录，因此比较易于理解。有点遗憾的是，这书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但是翻译水平并不是很高，有些句子读来十分拗口，以至于影响思维正常运转。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二)：驳《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营业执照不必要说”
（不知道自己读的是不是这个版本，反正读过也忘了，现在翻出来贴在这儿，或许对别人还有一点参考吧！）
关于《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到的自由，作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书的第九章<营业执照>中并未透露太多，而他论述的结论是：营业执照应该被废除。他的论述似乎对“行医执照”情有独钟，他认为，给行医者颁发执照会降低他们的服务质量（他有例为证）。
对于此，我完全不认同。由弗里德曼的“执照”发散，我想到几个问题。
其一，执照代表什么？我的答案是认可。是官方为了公众的利益，对从业者的认可。这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没有被认可的人，就真的无法从事某一类营生了吗？因为一旦他从事，他将会被罚款、甚至会被判监禁。这时我们所讨论的自由就浮出水面了，这里的自由是从业自由。官方应不应该对此自由横加阻拦，设置障碍？实际上，官方不可能不对此“多多关照”。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自由并非毫无限制。
其二，执照到底有无弊端？假设辩证法是定言的，那么一个事物必然有它的两个极端，即有好有坏，那么，执照就先验地存在弊端。弊端在哪里呢？我认为，执照的弊端在于执照自身是按照何种标准颁发的，而这种标准又是否合理？因此，执照所说明的问题，是隐含在执照颁发背后的，标准的判断。这样的判断是否公允？是否完全按照公正原则？其中又能体现多少自由的理念？
其三，执照的价值到底在何方？我认为，执照的颁发其实无意将人群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别，即各种不同的职业（有的职业有执照，有的则没有，这里讨论的是有执照的）。执照的价值在于使这些行业、职业能够规范化，有利于官方的管理和监督，实质上的价值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三)：本书绪论就是最好的概括
自由人既不会问他的国家能为他做些什么，也不会问他能为他的国家做些什么。他会问的是：“我和我的同胞们能通过政府做些什么”，以便尽到我们个人的责任，以便达到我们各自的目标和理想，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伴随这个问题他会提出另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使我们建立的政府不至成为一个会毁灭我们为之而建立的保护真正自由的无法控制的怪物呢？自由是一个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来的东西。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而历史又能加以证实：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然而，由于权力集中在当权者的手中，它也是自由的威胁。即使使用这权力的人们开始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即使他们没有被他们使用的权力所腐蚀，权力将吸引同时又形成不同类型的人。
我们怎么能从政府的有利之处取得好处而同时又能回避对自由的威胁呢？在我们宪法中体现的两大原则给与了迄今能保护我们自由的答案，虽然这些原则被宣称为根本的方针而在实际上它们屡次受到破坏。
首先，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在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时可以让我们共同完成比我们各自单独地去做时具有较少困难和费用的事情。然而，任何这样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满着危险的。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避免以这种方式来使用政府。但是在我们这样做以前，必须具备由此而造成的明确和巨大的有利之处作为条件。通过在经济和其他活动中主要地依靠自愿合作和私人企业，我们能够保证私有部门对政府部门的限制以及有效地保证言论、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第二个大原则是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当政府行使权力时，在县的范围内行使比在州的范围内要好，在州的范围内要比在全国的范围要好。假使我不喜欢我当地城镇所做的事情，哪伯是污水处理，或区域划分，或学校设施，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城镇。虽然很少人会实际采取这一步骤，仅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能起着限制权力的作用。假使我不喜欢我居住的那个州所做的事情，那末，我能迁移去另一个州。假使我不喜欢华盛顿实施的事项，那末，在这个各国严格执行自主权的世界里，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
当然，成立联邦政府的不利之处对许多主张成立的人来说恰恰是权力集中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地方。他们相信这会使他们更有效地——象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以公众的利益来进行立法，不管它是把收入从富人转移给穷人，还是从私人的用途转到政府的用途。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正确的。但这个事物有正反两面，做有益的事的权力也是做有害的事的权力。今天控制权力的那些人不可能明天也如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人认为是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可能认为是有害的。正象进行鼓动来一般扩大政府范围的悲剧一样，鼓动权力集中的最大悲剧是它主要是由那些首先会对其后果懊悔的有善良意愿的人所领导。
保存自由是限制和分散政府权力的保护性原因。但还有一个建设性的原因。不管是建筑还是绘画，科学还是文学，工业还是农业，文明的巨大进展从没有来自集权的政府。哥伦布并不是由于响应议会大多数的指令才出发去找寻通往中国的道路，虽然他的部分资金来自具有绝对权威的王朝。牛顿和莱布尼茨，爱因斯坦和博尔，莎士比亚、米尔顿和帕斯特纳克，惠特尼、麦考密克、爱迪生和福特，简？亚当斯、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和艾伯特？施韦特，这些在人类知识和理解方面，在文学方面，在技术可能性方面，或在减轻人类痛苦方面开拓新领域的人中，没有一个是出自响应政府的指令。他们的成就是个人天才的产物，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的产物，是允许多样化和差异的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政府永远做不到象个人行动那样的多样化和差异的行动。在任何时候，通过对房屋或营养或衣着的统一的标准，政府无疑地可以改进许多人的生活水平，而通过对学校教育、公路建筑式卫生设备设置统一的标准，中央政府能无疑地改进很多地区．甚至平均说来所有地区的工作水平。但是在上述过程中，政府会用停滞代替进步，它会以统一的平庸状态来代替使明天的后进超过今天的中游的那个试验所必需的多样性。
这本书讨论了这些大问题中的一部分。它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耍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
头两章按照原则而不是按照具体的应用在抽象的水平上论述这些问题。后面几章则把这些原则应用于各种特殊的问题。
一个抽象的论述可以被设想为是完整和彻底的，虽然这种设想在头两章中肯定是远未实现。这些原则的应用甚至在设想中也不可能是彻底的。每天都产生新的问题和新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国家的作用的具体形式永远不能在一次中加以彻底说明而无需再加以补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经常结合当前的问题再次审查被我们遵崇为不变的原则的现实意义。其中的副产品不可避免地是对这些原则的再次考验以及加深我们对原则的理解。
对这本书所阐述的政治和经济观点加上一个名称是非常有用的。正确和适当的名称是自由主义。不幸地，“作为一种最高的但未必是故意的颂扬，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曾认为占用这一制度的名称是有利的，”因此，在美国，自由主义逐渐有着和它在十九世纪以及和在今天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很不相同的意义。
当它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被发展出来的时候，以自由主义名义进行的思想运动把自由强调为最后目标，而把个人强调为社会的最后实体。在国内，它支持自由放任主义，把它当作为减少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作用从而扩大个人作用的一个手段。在国外，它支持自由贸易，把它当作为世界各国和平地和民主地联系在一起的手段。在政治事务中，它支持代议政体和议会制度的发展，减少国家的无上权力和保护个人的自由权利。
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美国在1930年以后，特别是在经济政策中，自由主义这个术语逐渐和很不相同的主张联系在一起。逐渐和它相联系的是：主要依赖于国家，而不是依赖于私人自愿安排来达到目标被认为是较好的办法。它的主旨成为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以福利和平等的名义，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逐渐赞成恰恰是古典的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国家干涉和家长主义政策的再度出现。把时钟拨回到十七世纪重商主义的行动中，上述自由主义者喜欢把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谴责为反动派。
附着在自由主义术语上的意义的变化在经济事务中比在政治事务中更为显著。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者，象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一样，赞成议会体制、代议政体、公民权利等等。然而，甚至在政治事务中。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差异。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由于酷爱自由，惧怕不管在政府或私人手中的集权，所以他赞成政治上的分权。由于致力于行动并且相信只要在表面上由选民控制的政府手中权力的仁慈的作用，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赞成中央集权的政府。关于权力应该放在州一级还是城市一级，放在联邦一级还是州一级。放在世界范围的组织还是国家政府中，他会提供任何解除疑虑的答案。
由于自由主义这一名词的滥用，以往属于那个名词的观点现在常常被称为保守主义。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在这一名词的语义来源方面以及在赞成社会制度较大改革的政治方面都是一个激进主义者。因此，他的现代继承者肯定也是如此。我们不希望保留干涉我们自由那么多的国家的干涉，虽然我们当然希望保留那些改进自由的东西。此外，保守主义这个术语实际上逐渐包括如此广泛的一系列的观点，包括相互之间的矛盾如此之多的观点，以致于我们无疑地将看到复合名称的增长，例如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贵族政治——保守主义。
部分地由于我不愿意向赞成毁灭自由的措施的人放弃这个名词，部分地由于我不能找到更好的代替物，我解决这些困难的办法是以其原有的意义来使用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作为有关自由的人的学说。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四)：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小摘要
【按语：弗里德曼持有自由主义的根本信念，“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211】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将自由市场放到了其体系的核心位置：基于自愿的自由市场和经济自由本身构成了整个自由的极端重要的部分，而且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还是维系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的必要条件。这里弗里德曼的一个关键洞见是：政治和公民自由的根本威胁是权力的集中，而“通过将经济活动组织移出政治权威的控制之外，市场清除了强制权力的一种根源。它使得经济力量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制衡而不是一种强化。”【20】虽然需要政府充任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等职能，但弗里德曼“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4】，尽力减少政府的干预以维系个人自由。
前两章较理论性地讨论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关系以及政府的作用，之后弗里德曼转向分析了一系列的实践和政策问题，并贯彻了自己的自由主义原则：反对货币政策干预，支持一种货币宪政主义；先知性地主张普遍浮动汇率制；反对财政调节；…反对收入再分配，捍卫按产品分配的市场原则。作为一位的经济学家，但申述一种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主义的主张时，弗里德曼的伟大之处在于：在无损其理论信念的纯粹性（譬如需要忍受肤色歧视等消极伤害等主张颇有争议）的同时，他对复杂社会的大尺度的现实感。】
“2002序”1992戏剧性的终结：“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页02，下同】用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三元素取代早先缺公民自由的二元素，“香港使我认识到虽然经济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政治自由却不是经济和公民自由的一个必要的条件。”【04】1982版序提及时代风潮的转变，自由主义变得较受欢迎。
“绪论”
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一点都不符合公民与政府关系的自由主义理想，因为自由人“把政府看作为一个手段，一个工具，既不是一个赐惠和送礼的人，也不是盲目崇拜和为之服役的主人或神灵。除了公民们
各自为之服务的意见一致的目标以外，他不承认国家的任何目标。”【4】弗里德曼说，历史证明，“对自由最大的威胁是权力的集中。”【5】而宪政主义的两大原则：1、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2.政府的权力必须分散。此书的“主要论点为:竞争的资本主义一一即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发生作用的私有企业来执行我们的部分经济活动一一是一个经济自由的制度，并且是政治自由的一个必要条件。本书的次要的论点是:政府在致力于自由和主要依赖市场组织经济活动的社会中所应起的作用。”【7】最后弗里德曼要抢回Liberalism这个词。
“章1：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关系”
Friedman强点政经不可分，在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的意义上可以被理解是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11】Friedman强调了经济自由的直接重要性，“经济自由本身以及它所牵涉到的事物构成整个自由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部分。”【13】而且“直接提供经济自由的那种经济组织，即竞争性资本主义，也促进了政治自由，因为它能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分开，因之而使一种权力抵消掉另一种。”【13】政治自由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到来，“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13】“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存在给国家的集中权力提供了某些限制。”【14】
Friedman说“作为自由主义者，我们把个人自由，也许或者是家庭自由作为我们鉴定社会安排的最终目标。”【16】协调经济活动有两种办法：自愿的市场和强制的国家。自愿的市场的可能性来自这样的命题：“进行经济交易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利，只要交易双方是自愿的而且是不带欺骗性的。”【17】自愿交换的模型是自由的私有企业交换经济或竞争的资本主义。“其前提条件为: (a) 企业是私有的，从而，签订合同双方最终还是个人；（b) 个人确有自由来参与或不参与任何具体的交换，从而每件交易完全是自愿的。”【18】“市场的巨大优越性是允许广泛的多样性的存在。”【19】“经济活动的市场组织的主要特征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18】
自由市场的意义还远远超越经济领域，还维系了政治自由即免于强制的自由。自由的根本威胁是权力的集中，“维系自由要求最大限度地排除权力的集中，并使那些不能被清除的权力分散化——即一种分立与制衡的体系。通过将经济活动组织移出政治权威的控制之外，市场清除了强制权力的一种根源。它使得经济力量成为政治权力的一种制衡而不是一种强化（By removing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from the control of political authority, the market eliminates this source of coercive power. It enables economic strength to be a check to political power rather than a reinforcement）。”【20】这里Friedman虚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变革的宣传可能的例子。这里对个人的保护措施“便是人们能够在其中谋生的私人市场经济的存在。”【26】
“章2：自由社会中政府的作用”
“对一个自由主义者而言，合适的手段是自由讨论和自愿合作。这也就意味着:任何强制的形式都是不合适的。理想的情况是:在自由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具有责任心的个人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27】但有一些情况使得不能完全依靠市场，譬如不可分割的事项（保护个人和国家免于强制）等要求政治渠道，但Friedman说多数原则仅仅是权益之际，而非基本原则。【29】
自由社会的政府的基本作用是作为规则制定者和裁判者，“提供我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和迫使否则就不会参加游戏的少数几个人遵守这些规则。”【30】这里有联合自由、财产权和货币制度等重要问题，政府“提供了自愿参与的合同的强制执行，提供了财产权的意义的定义，提供了对这种权利解释和强制执行的办法以及提供了货币机构。”【33】
政府还由于技术垄断和邻近效应而采取行动。这里Friedman认同私人垄断为最不坏；而“政府的每一个干预行动都直接限制了个人自由的范围，并且由于第一章里详尽阐述的理由而间接地威胁了自由的保存。”【38】
政府还根据家长主义理由采取行动。“对于那些不负责的人来说，家长主义是不可避免的。”【38】疯人院和儿童等。
因此政府显然可以执行重要的职能。自由主义者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但自由主义的政府显然职能有限。
“章3：货币的控制”
Friedman开始进入“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等20世纪的经济现实和思潮背景中。此章中考虑国内货币政策。在纯粹而不真实的金本位和独裁的中央银行之间，Friedman建议了用规则来替代银行当局。他将大萧条归咎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失误，说“迄今提出的惟一有希望的方法是通过立法而成立一个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来执行货币政策。”【57】“我目前的主张是由立法机关制定规章，命令货币当局来使得货币数量按照具体的比例增长。”【60】这样才能使得“货币政策成为自由社会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对自由社会基础的威胁。”【61】
“章4：国际金融和贸易安排”
这里Friedman先知性的主张了浮动汇率制，而反对了为了国际收支平衡采取的各种管制：外汇管制、关税等。“另一个是没有政府干预而完全由市场上的私人交易所决定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73，Friedman的伟大之处在于其对复杂社会的现实感和大尺度。浮动汇率制直到1978年才实现】“浮动汇率制度能使我们有效地和直接地走向物品和劳务的完全自由的贸易。”【78】
“章5：财政政策”
Friedman反对了支持为了消除失业和应对长期停滞的政府开支的平衡器理论。他建议一个一般性的计划开支方案。【85】还反驳了“政府开支的增加必然是扩张性的”的凯恩斯主义论点。
“章6：政府在教育方面的作用”
Friedman的基本精神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就公民的一般教育而言，教育的国有化是难以辩护的；学院和大学教育方面，补助应该给与个人；职业和专业教育方面，Friedman设想“个人应该自己负担驼子的费用和获得报酬。…一个方法是让政府对人从事股份性质的投资。”【115】
“章7：资本主义和歧视”
资本主义的到来减少了歧视。这里Friedman反对了公平就业的立法。认为应该制止的是积极伤害，而应该忍受消极的伤害（如肤色的就业歧视）。“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能使用政府以避免消极的"伤害"。相反地，这种政府干预会减少自由和对自愿的合作施加限制。”【123】“适当的办法是说服我们的同胞成为具有同样见解的人，而不使用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迫使他们按照我们的原则行事。”【125】也反对劳动权利法；在学校的种族隔离方面，Friedman主张一种票证制度，而不是强制的种族同校或种族隔离。【127-8，这一章的政策很有争议，也见出Friedman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章8：垄断以及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
垄断的种类；垄断的来源有技术、政府干预和私人勾结。“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140】Friedman反对了所谓的企业和劳工的“社会责任”观念，认为那来自对自由经济的误解。
“章9：职业执照”
在注册、证明和执照中，执照“在实质上不过是建立了中世纪行会那种规章制度。”【151】Friedman支持与哈耶克类似的方案，“建立一般性的行动原则来反对国家从事某种活动。”【155】甚至行医的执照都应该取消。
“章10：收入的分配（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自由市场中的分配原则是按产品分配。（其与均等待遇（equality of treatment）何种关系？实际的不均等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爱好。不均等的原因区分（天赋、能力和继承等）。）Friedman说为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辩护是困难的，“我逐渐地持有这种观点，即:仅就它本身而论，它不能被当作为一个道德的原则，而它必须被当作为是一种手段或一种原则的后果，例如自由的必然结果。”【177】按产品分配的功能主要不是收入分配而是资源分配，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都接受的价值判断标准或制度之一（，马克思都接受为前提。马克思混淆总产品和边际产品，其劳动的含义也不前后一致。【180】）这一原则以及不均等的优点：无强制地分配资源、独立的权力来抵消政治权力、为新发展提供资金、非个人的方式分配收入。
接着Friedman为带有不均等色彩的资本主义辩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了不均等的范围。【182】反对了累进制所得税，Friedman说“在我看来，个人所得税的最好的结构是在收入的一定的免税额以上抽取固定比例的税。”【187】
“章11：社会的福利措施”“章12：舒缓贫困”
Friedman的攻击是，像公共住房、最低工资等措施事实上伤害了穷人而不是帮助了穷人。特别反对了养老保险，其中涉及的强制再分配，国有化和强制购买都干预自由。
就舒缓贫困而言，Friedman建议一种负所得税制度。【207】最后说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是尊严和自由信念，“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和机会，只要他不妨碍别人进行同样的活动的话（The heart of the liberal philosophy is a belief in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freedom to make the most of his capacities and opportunities according to his own lights, subject only to the proviso that he not interfere with the freedom of other individuals to do the same）。在一种意义上，这意味着对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在另一种意义上，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都有得到自由的平等权利。”【211】而均等主义者则追求正义。
“章13：结论”
政府干预的失败在于“这些措施被人们所知的最强大和最富有创造力的一种力量所反对一一即:数以百万计的人增进他们自己的利益的企图，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来过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企图。”【217】“允许这些利益充分发展而不使之从属于统治人类大多数的狭窄的物质利益正是自由社会的优越之处。”【218】
江绪林 2014年9月26日星期五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五)：MD和PHD这么不同吗？
《Friends》的开场，是一场逃婚， rachel从她和那个秃顶牙科医生的婚礼上逃开，然后她的好朋友速度补上。接触美国文化不多的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片子里面那么多女人都想要嫁给医生。考古学博士的ross有一次很不服气的问-MD和PHD有这么不同吗？
这个问题曾经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读个博士，医学博士和理科博士在收入上可以差距那么大？拿个数学物理博士的难度一点都不低于拿一个医学博士。
虽然美国医生的高收入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是不管高收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有一样东西投资回报率高于平均，必然的结果是更多的资本会流向它，在竞争中拉低回报率而最后回到平均水平。如果一个行业可以保持高回报率，那么往往是因为垄断。
熟练工联合起来，排斥或者限制新人进入这个行业，然后保持垄断价格。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美国执业医师协会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从每年可以入学的医学系学生开始，就设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以此维持垄断。
书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希特勒上台之后，大量的德国知识分子流亡海外，包括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在美国拿到行医执照的德国医生的数量在那几年维持不变，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说明了行会制度是排斥竞争的。
在俺还不懂事朦朦胧胧的时候（其实素高中）翻了《凯旋门》，只记得里面的男猪脚是个医生，而且技术高超，但是因为是个难民而没有行医许可，只能做人家的捉刀医生。麻醉前病人看到的是另一个医生的脸，睡过去之后由我们的男猪脚操刀。这个故事多生动，你有行医的技术不代表你有行医的资格。行医执照的获得条件，有很多是和技能无关的。
前两天看到一个香港mm说，只有医生律师会计师才算专业人士，工程师什么不算。现在联系行会观点回味一下，很有意思。
大胆假设，这些行业的回报率高低，应该是和行会的强大程度成正比。医生行会最强大，律师次之，会计师再次之。工程师虽然有认证，但是没有执照。这些认证也没有广泛的权威性。也就说，我没有sap认证也可以在做相关的行业。这个是一种软限制，所以工程师的准入门槛要低，竞争相对充分，所以收入就要低一点。不被归为所谓“专业人士”。
吴晓波的《浩荡两千年》讲述了两千年的中国企业家史，里面提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手工业为什么从来没有摆脱过家庭作坊的模式？为什么没有产生过集中作业的工厂？吴晓波给的答案是农村劳动力在农闲的时候织布，价格低廉，而集中作业需要机器，一次性投入太大，竞争不过家庭作坊的廉价劳动力。这个答案当时并没有让我信服。
奥尔森表达过一个不同的观点–中国的行会制度是非常强大的。比如丝绸业，每个作坊的产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行会通过限制产量来维持丝绸的高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扩大生产的需求被抹杀了。我们自然就不需要机器了。也不会有人费脑子去发展技术了。西方工业的萌芽是从水力推动的织布机开始的，这个技术门槛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但是中国人是没有需求去发明这种东西的。
政府的垄断也好，私人的联合垄断也好，说起来都是通过一种权力集中的方式来限制他人的自由。团结就是力量，这个话不错，但是现在体会起来有点让人颤抖。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六)：圣骑士：简介弗里德曼的理论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共产党宣言》
反对凯恩斯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无疑是弗里德曼，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圣骑士。在他之前有哈耶克，与他相比，哈耶克生不逢时。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暂时挽救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在人人为私利运动的社会中，凯恩斯主义无法避免退化——官僚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自己的私利。如果不加以约束，同杨可能造成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的危害，很可能不亚于甚至超过资本主导经济的危害。
西方民主政治一直与幕后交易分不开，为政客服务的人，往往能获得必要的回报。历史上，在美国替总统候选人募捐的人，如果押对了宝，往往能获得大使等要职。这是个人的好处，具体到利益集团，则往往选择一个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的候选人。反过来，因为靠个人财力难以支付耗资巨大的竞选，候选人也必然主动投靠利益集团以求获得资金支持。利益集团和候选人的关系，往往长久而稳固。许多候选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候选人服务于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出资支持候选人，彼此成为一种互利互惠的主仆关系。
凯恩斯主义的出现，颠倒了这种主仆关系。是你给我赞助，我当选以后投桃报李，还是我能掌握你的发展情况，所以你要给我赞助。看似微小的差别，其实很重要。虽然皇帝与太监都处在金子塔的顶端，但是皇帝一旦被太监篡权，结果往往是很悲惨的。尽管凯恩斯也对集权主义高度警惕，但是在三十年代大危机的背景下，管不了这么多。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使官僚获得了极大的权力，资本积累的决定权不再在于资本总量或生产效率，而在于与官僚的关系。获得伊拉克重建的订单的决定权，并不在于投标公司的综合实力，而在于其公关能力。美国和英国公司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其次，官僚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是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换句话说，官僚也关心自己手中的资本。如此一来，资本积累与市场无关，而决定于官僚机构内部的博弈，即所谓通往奴役之路。
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演化为与民争利和假公济私，制造新的贫富差距，不同的是资本积累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改变：由市场上的性价比的竞争变为与官僚关系的亲疏比的竞争。退化的凯恩斯主义很可能并没有解决贫富差距导致消费不足的问题，反而把问题复杂化了，成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生产的反动。
这时就需要有人出来给官僚划一条界限，避免凯恩斯主义无限退化下去。
第一个给官僚夺权敲警钟的是哈耶克。不过，生不逢时的哈耶克的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大众的认同，更没有改变当时的历史进程。
由于二次大战使英国社会出现了既深且广的变化，遂促使社会上出现要求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的急迫需求。在1942年发表的《贝弗里奇报告》，更明确指出战后政府应该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工党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1944年《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如获至宝，把这本书用于选举宣传：这本书使他更加忧心工党上台以后的后果。尽管保守党大量印刷这本书，但是仍然无改变历史。战争还没有结束，丘吉尔就落选了。
当时的英国人对苏联普遍印象不错。苏联印象破灭，铁幕、柏林墙、匈牙利事件，《新阶级》在纽约发表，都是以后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是西方有力的盟友，一方面是因为十月革命后二十多年，苏联就由一个最落后的欧洲国家成为最强大的欧洲国家。与半死不活的欧洲相比，苏联模式确实很有吸引力。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距离产生美，身在欧洲的人们对苏联国内悬殊的等级制、翻来覆去的大肃反和星罗棋布的古拉格群岛几乎一无所知。大洋的另一边，美国的罗斯福新政也给予了欧洲劳动者的希望。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无疑给世界其他国家有榜样的作用。这个时候，说政府干预会如何如何，自然没有听众。
弗里德曼的时代就不一样了。
这时，铁幕已经落下，种种关于苏联的负面消息不断传播出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否定了斯大林，也震惊了世界——苏联国内原来是酱紫啊。彼此为领袖的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立，双方的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1962年，美国和苏联在古巴剑拔弩张，全世界担惊受怕。美国人严重受惊，从没有感觉过外来的威胁离自己如此之近。在此之前，即使两次大战，也是海外的事情。美国人对苏联的看法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随后的越战和水门事件，美国政府在民间的信用跌到二战以后最低点。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权力却扩张到了战后的最高。尼克松已经轰炸了柬埔寨，却根本不和国会打招呼。政府几乎失控，三权分立原则面临失衡，国会和最高法院都被政府扔到了一边。尼克松的“管子工”是属于总统私人的秘密调查部门，准备使用非常手段收拾泄密者。国家大政方针的是非对错，完全在美国总统的私人判断。这种倾向非常危险。更让资本郁闷的是，做出这些事情的居然是要强烈反共，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右派尼克松。“想不到啊，你这样浓眉大眼的居然也叛变革命了……”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变成另一个苏联，无疑是美国人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弗里德曼的理论流行的社会基础有两个：一是美国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威胁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介入，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弱化。美国政府、资本家和工人三方之间，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美国政府积极介入经济的结果，资本家受到削弱，工人得到扶助，美国政府借维护工人利益扩张了自己的权势，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矛盾下降，美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矛盾上升。另一方面，工人生活改善，工会实力增强，工会领导人逐步向官僚化发展，工人与工会之间的关系渐行渐远。
当然，工人最不满意的还是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工人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有工作（如果没有工作，政府能有必要的救济）、物价别太贵——自己的劳动力能以卖出，自己用工资卖生活用品的时候别太贵。这两点，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的都做得差强人意。当时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 通货膨胀百分比 + 失业率百分比），常年保持20以上。
哈耶克的时代，没有这样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自然生不逢时。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要领先于时代，这样才能体现他先知先觉。但是也不能太领先，否则在著作发表的时代难以引起共鸣。所以，1944年的《通往奴役之路》杯具了，而1962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洗具了。
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是为资本主义正名分的，要知道谁是皇帝，谁是太监。这本书开篇讲的并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不要说“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或者“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应该说“我和我的同胞能够通过政府做什么。”——开篇明义，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是皇帝，是太监。
在弗里德曼看来，政府做的第一要务是国防，第二要务是保证契约的实施，而调节财富分配则属于“是一个人认为有益的东西，另一个人认为是有害的”范畴，是多管闲事。
三件事说起来冠冕堂皇，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要求的话，就会发现：第一是不要外来势力干涉稳拿；第二是要求法律是保证契约的执行，不要插手稳拿利用契约合法地抢劫卢瑟；第三是不要试图触碰，甚至返还抢劫的赃物。具体地说，就是保护本国稳拿，不许外来的势力推翻本国稳拿，保护本国稳拿剥削卢瑟，不许本国卢瑟赖账。除此以外，政府做的其它的事情，都可能是多余的，尤其是试图重新分配财富。美国政府确实干涉过资本的行为，比如强行拆分垄断企业。历史经验表明，这样行为是必须的，而且美国政府的操作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低限度的。但是即使这样，资本也无法忍受。资本要求的就是剥削的自由，任何制约它的外来限制，都会让它觉得不自在。
表面上看，维护契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实际上，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在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之间签订的契约必然对强者有利，弱者不利。对弱者来说，与强者费厄泼赖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普通公民都有普选权的社会中，弗里德曼显然不能直接说资产阶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稳拿的剥削地位，于是就说要维护契约的实施。虽然换了个说法，但是本质上还是资本至上那一套。由国家暴力为资本搭建一个擂台，在这个擂台上稳拿和卢瑟公平竞赛，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稳拿不必心慈手软，卢瑟也不许赖账，这就是弗里德曼要求的社会。至此，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宣扬的自由，究竟是谁的自由就很清楚了。
接着弗里德曼介绍了若干天才，这些天才的成功都是自己自由创造的结果，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会用停滞代替进步。但是，弗里德曼却闭口不谈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许多穷人家的孩子没钱上学，要去工厂做童工。这些孩子即使有超人的天赋也可能在劳累中过早的夭折，或者一生无缘接触现代科技，仅仅作为人肉电池贡献最简单的体力和脑力。智力是不稳定遗传的，财产是稳定遗传的，没有支付能力不能接受相应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权利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的话，显然不能与智力完美匹配。这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很常见的事情，却被无视了。
弗里德曼这本书的主要观点是经济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是公开的观点，骨子里还是要宣扬资本至上。在他看来，资本是皇帝，政府是太监。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皇帝权柄下移，太监犯上作乱的风险。
如果他的观点成立，那么读者难免要问：如果按照劳动价值论，资本家的在经济上的自由，就是尽最大幅度压迫工人。如果资本家在经济上的自由是政治上的自由的必要条件，是不是就是工人经济上的不自由必然导致在政治上的不自由呢？如果政府不干涉经济，那么会不会成为资本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同时压迫工人的局面呢？当然，这种压迫不仅仅表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也表现在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稳拿要用边际效用论替代劳动价值论：交易是你情我愿的彼此互利互惠的行为，尤其是雇佣，所以不存在压迫——“你是自愿来应聘，接受这样的劳动合同的，我没请你来，也没逼你了，你不愿意来可以不来。既然你来了，那就说明雇佣对你有好处，那就不存在压迫。”经济自由是所有人的自由，政治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卢瑟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由，被稳拿代表了。卢瑟被自由了。
卢瑟的利益也一样被代表了。弗里德曼反复强调一个命题：交易使双方获利，只要双方自愿并不带欺骗性。那么抢劫算不算自愿交易呢？某甲用枪顶着某乙的脑袋，某乙自愿交出自己的钱包。于是，某甲获得钱包，某乙获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当然，有人可能说这个不是自愿的，某乙不接受某甲的条件就会丧命。那么，如果某乙不接受某甲提出的条件，就可能饿死，某乙接受某甲的条件，就能苟且活下去。这算不算自愿呢？自愿与双方获利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实际上，按照日常的经验，自愿和双方获利，只有在双方经济地位接近的时候才能存在。而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贫富分化，多数人的经济地位很快就不会平等，不但会不平等，而且会越来越悬殊。
弗里德曼认为市场是一种比例代表机制，在市场中少数派必须顺从多数派的意见。但是，少数派和多数派是怎么确定的，他没明说。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每个人拥有的财富量是不同的，所以对市场的影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弗里德曼没有明说的是，某些人的代表权比别人大得多。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有钱人显然比没钱的人更自由，他们显然比穷人有更大的权力。没钱的人必须顺从有钱人的意见，人数上的多数派（卢瑟）要顺从人数上的少数派（稳拿）的意见，这是市场这种比例代表制的真相，也是卢瑟反对自由市场的根本原因。
弗里德曼说反对自由市场的人是因为市场能很好的完成资源配给的任务，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这完全是栽赃。同一件事情从不同的角度看，必然有不同的结果：从一个角度看，市场给资本家廉价的劳动力；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给工人的就是低廉工资。从一个角度看，房东的房子租个好价钱，可以不劳而获；从另一个角度看，房客就要承担高昂的房租，要节衣缩食。卢瑟激烈竞争的结果，必然是稳拿渔翁得利。所谓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给，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控制这些资源的人获得最大的好处。相比控制产业资本、货币资本和土地资本的稳拿，卢瑟怎么可能不反对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呢？
能够制约资本的，只有工会和政府。这两者都成为资本极力攻击的目标，也是弗里德曼反对的对象。历史上，工人福利的改善，不是资本家发善心的结果，而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结果，工会的作用功不可没。政府的财政调节给大量的社会底层提供了机会，为形成橄榄型社会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之中分配比例的提高正是工会斗争和政府进行财富分配调节的结果。如果没有工会和政府的牵制，资本是否还会如此善待工人，显然值得怀疑。
在政府和资本的关系上，弗里德曼争功诿过，翻手为雨覆手为雨。弗里德曼说美国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自由选择的结果，把经济波动归因于政府干预。他这样说，非常不厚道。美国的资本与美国政府，如同皇帝与太监，是利益共同体。美国资本的每一步发展壮大都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持，没有美国政府的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早就夭折了：高关税保护了幼年时期的美国资本，避免被英国资本吞噬，避免成为英国的经济殖民地，为其提供原料、市场，充当经济危机替罪羊；南部农场主要求独立，美国政府平息了反叛，为北方的资本家巩固了经济殖民地，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谢尔曼法避免了垄断企业过度膨胀。罗斯福新政避免了革命；战后美国军事扩张，美国获得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资本获得了原先英国资本控制的资源和市场；中情局为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在世界各地搞了包括暗杀、政变、支持独裁军政府在内的数不清的拿不上桌面的事情。这些都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美国政府在美国资本成长壮大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对皇帝来说，太监是很尽职的。
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会不会重新发生类似1929年至1939年之间的事情？历史无法做出实证校验，会与不会完全在个人的解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许多人已经淡忘了1929-1939年时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历史记录还在。如果我们回顾胡佛和罗斯福之间的交接，以及当时世界的巨变的话，尽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很糟糕，但是相比三十年代最惨的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则好的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凯恩斯主义事情变得更糟的可能性要大于实行凯恩斯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国内掀起了迫害共产党及其同情者的高潮，整个社会谈共色变。美国政府的雇员，要接受忠诚调查。仅仅因为莫须有的怀疑，许多人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毫无疑问，美国政界的初衷，是为了在共产主义迅速扩张的时代，保护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也成了美国政府的罪状。那么美国政府应该怎么样呢？如同胡佛那样彻底放手吗？如果那样的话，美国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就难免被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取而代之了。铁腕大臣用血腥手段镇压了反叛，皇帝日后以滥杀无辜为名镇压铁腕大臣。历史总是如此地相似。
弗里德曼对工会和政府的批评从来是毫不留情，对资本从来都是宽容的。他把资本描述成只做善事的天使，只讲资本的权利，不讲资本的邪恶。事实上，资本是可以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冒上断头台风险的东西。对资本来说，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赚钱。资本的市场行为只是为了私利，而不是任何公心。只要能赚钱，物美价廉也是它，质次价高也是它。发展生产，囤积居奇，甚至杀人放火都可能是它。
资本只愿意提供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很显然，有大量需求却没有支付能力。比如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在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市场化的国家，社会中下层住不起房、看不起病、养不起老、上不起学是很常见的。如果把政府的投资方向选择在这些领域，显然不会对原有市场竞争产生影响。因为对原有市场来说，这些需求虽然迫切，却没有支付能力，所以并不是原有市场的一部分。即使人们再健忘，也不能忘记：在资本主义诞生后，凯恩斯主义出现以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满足穷人这部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的行为，一直是空白或者接近空白。
对大资本家来说，政府为了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等目的而主动采取“劫富济贫”的经济政策，是巨大的威胁。所以，在弗里德曼的书中，强烈反对社会财富调节，回避社会财产分配的重要性，似乎全社会的主要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或者随机分布的。按照他的说法“身分或地位或财富的大部分的差异归根结蒂可以被认为是机会的产物。努力工作和节俭的人会被认为是‘该受奖的’；然而，这些品质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他幸运地（或不幸运地）所继承到的遗传因子。”然而，现实之中，显然不是这样——资产决定社会分配方式，劳动力要服从资产的安排。对于身份或地位或财富，遗产比遗传因子更有意义。
“同事们中彩得奖的大学教授会羡慕他的同事们，但不可能对他们有任何不满之处，或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假使这些同事的薪水稍有提升，从而使他们的薪水高于该教授自己的，那末，该教授远为更可能会感到不快。”因为大多数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所以工资绝不是极少数社会顶层者主要的收入来源，也决不会是社会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少数稳拿获得巨额工资，但是这些稳拿所处的职位决不是向社会所有劳动者开放的，所以这样的巨额工资与其说是劳动所得，不如说是以其它分配要素为依据的收入伪装成工资而已。）社会收入主要差距绝不存在于同行劳动者之间，而是存在于以不同要素为分配依据的不同阶级之间。教授是属于高级体力劳动者，教授之间的收入差距做例子显然不能说明收入差距的来源。事实上，社会顶端的人，基本是不劳动的。越向顶层越是如此。社会底层的人，则是终日劳作不休的，不如此便难以糊口。这就如同用两个佃户之间每年一、两百斤粮食的收入的差距的例子，来掩盖地主与佃户之间每年几万甚至几十万斤粮食之间的差距。
稳拿经济学总喜欢用鲁滨逊的例子推而广之，大而化之，弗里德曼也不例外。“设想有四个鲁滨逊各自飘流到邻近地区的四个岛屿上去。一个人恰好登上了一个使他生活容易而美好的大而富饶的岛。其他人则登上他们仅能维持生计的小而贫瘠的岛屿。一天，他们发现相互的存在。其他三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他和他们分享他的财富是否有理呢？很多读者会倾向于说有理。但是，在顺从这种倾向之前，考虑一下在不同形式下的完全相同的情况。假设你和三个朋友沿着街行走，而你恰好看到并且拾到在人行道上的20美元一张的钞票。当然，你会是很慷慨的人，假使你和他们均分这些钱，或者至少请他们喝一盅的话。但是，设想你没有这么做。另外三个人联合起来并迫使你和他们平均分享这20美元是否有理呢？我怀疑，大多数的读者会趋于说没有道理。经过进一步的思考，他们甚至可能认为，上述慷慨的行为方法本身并不显然是‘正确的’。我们是否准备劝说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人类伙伴们，当任何人的财富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平均数时，他便应该立即把多出的数量平均分配给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呢？当少数人这样做时，我们会羡慕和称赞这个行动。但是，普遍的‘分享财富’会使文明世界不能存在。”
用鲁滨逊作例子的好处，可以掩盖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与工人之间那种此消彼长的分配关系。孤岛上的鲁滨逊之间完全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地主和农民之间却要分配农民的收成，扣除地主的租子，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地主和他的孩子易于生活的原因，恰恰也是农民和他的孩子难以谋生的原因。
地主拥有的财产所获得的好处决不是比其他三个同龄人能多喝一杯，而是有资格决定三个农民要缴纳多少租子。弗里德曼用20美元的钞票做例子，20美元能干什么呢？最多只能多喝两杯。他为什么不用2000万美元做例子呢？因为2000万美元能做的事情显然不是多喝两杯而已。如果我们承认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的话，那么2000万美元中的大部分都不会被用来消费，而是用去“钱生钱”。如果这个例子是20亿美元的话，那么即使这笔巨额财产的所有者穷奢极侈也只能在短时间内消费掉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将成为他未来更多的收入的依据。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会看到，在全社会总产品分配中，资产收入和劳动力收入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地主与农民之间，租子和口粮的关系，就是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如果农民要求地主“分享财富”，那么文明世界就不能存在。那么农民便难免要问一句，什么是弗里德曼眼里的“文明世界”呢？或者说，什么是“文明”呢？是否可以认为一部分人利用财产优势占有大部分社会产品压迫另一部分人，就是弗里德曼眼中的“文明”呢？这样的“文明”显然不是多数人的文明。
进一步考虑，鲁滨逊自己种粮食，和别人分工合作收获更多，于是大家都获得好处。收获更多，这是毫无疑问的。大家都获得好处，这是大大可疑的。大家一起种粮食，做大饼，最后必然有人负责分大饼，我们并不能确定分大饼的人一定会给每个人更大的一块大饼。如果我们回想亚当斯密的分工的例子，由于进行合理的分工合作，工人的人均日产量由二十个扣针提高到四千八百个，提高了二百四十倍。另一方面，每个工人多生产的出来的四千七百八十个扣针，却未必完全分给工人，只要拿出很少的一部分给工人就可以了。实际上，机器价格越贵，工人数量越多，需要分给工人的数量越少。
如果鲁滨逊觉得与别人合作不合算，分配者太贪婪，给自己的份额太少，可以自己单干，自己生产各种生活用品自己消费。工人完全没有这样的自由。如果工人不满意这样的分工，想另立门户却已经不再可能。这是因为他们独立生产的日均产量太低。无法在价格上与资本家的产品竞争。除非他们回去过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是，圈地运动剥夺了他们的土地，使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分离，断绝了他们当小农的路。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进程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企业归原来的厂长或经理所有，工人被赶出工厂，切断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工人只能廉价出卖劳动力，厂长或经理则可以坐拥巨额资产，获得丰厚的利润。如果不打算自己经营，厂长或经理也可以把这些不义之财转化为房产、股票或海外存款（比如塞浦路斯银行中的大量俄国富豪存款），获得地租、股息或利息。所以，即使这些前管理者没有最基本经营能力，也不妨碍他们（和他们的后人）舒舒服服地享受若干年（甚至若干代）富裕的生活。在这些国家，私有化进程成为社会贫富分化的分水岭。决定这些国家私有化之后个人命运的关键，不是勤劳、节俭、诚实或者懒惰、贪婪、狡诈，更不是弗里德曼吹嘘的“遗传因子”，而是个人在原有企业之中的地位，是属于领导层，还是属于一般工人。
这样的社会之中，工人一无所有，男耕女织绝无可能。不出卖劳动力，不到市场上购买各种生活必需品就无法生存下去。对他们来说，经济行为的起点是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终点是用出卖劳动力的钱购买生活必需品。稳拿则控制生产、生活资料，一方面压低劳动力的价格，一方面抬高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两头挤压工人。对工人来讲，接受剥削，或者饿死，只有两条路。人总是要求生的，所以进血汗工厂总比饿死强。事实上，即使接受剥削的机会，也是要互相竞争的。这就为资本家使用童工和女工（甚至奴工），压低工人工资提供了条件。这就是弗里德曼宣扬的自愿交易，皆大欢喜的真相。
鲁滨逊的孤岛自给自足的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是每一个智商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的，弗里德曼却视而不见。如果他不是智商低下的话，就是想掩盖资产者和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为什么要掩盖这些关系？
弗里德曼的理论要流行必须要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支持。弗里德曼当然不能说要自己的目的是要维持“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和“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那样的话，除了极少数社会顶层的大资本家，还有谁愿意接受他的理论？弗里德曼要把少数人的目标伪装成大多数人的目标，把少数人的利益伪装成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就要集中火力攻击社会矛盾中他可以利用的“官民对立”，同时尽量伪装掩饰可能妨碍他传播理论的“劳资对立”。
政府控制在颟顸、腐败的官僚手中，确实会培养官僚资本家，同时压迫包括非官僚资本家在内的其他民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民众之间没有其它矛盾。历史上，官府加重税收，地主会把其中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民身上。反过来，官府减轻税收和徭役，地主往往截流其中绝大部分的好处。这是很常见的。官府、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微妙的三角利益关系，用简单的“官民对立”把官府划到一方，把农民和地主划到另一方，仿佛农民和地主一家亲，同仇敌忾对官府。这显然掩盖了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争夺。
在弗里德曼的理论中，刻意淡化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立，仿佛大家都是挣工资吃饭的，即使社会顶层也是如此，用孤岛上的彼此之间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分配冲突的四个鲁滨逊作例子。现实中显然不是这样。弗里德曼用彩票、勤奋的教授和20美元的钞票的财产作例子，也是为了动员尽量多的社会成员加入反对“财富调节”者的队伍。很显然，如果弗里德曼用巨额遗产、华尔街的肥猫[1]和20亿美元的资产作例子，是不能迷惑多数人的。
要让卢瑟拥护他的学说，必须给卢瑟一个香甜的胡萝卜。这个胡萝卜，就是负所得税方案。这个方案，其实最伪善。方案说得很好听，不足一定收入的部分，政府按固定比例给予补贴。（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这样一来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就等于实际工资收入加政府补贴（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许多事情听上去很美，实践之中细节是魔鬼。收入标准怎么定？政府比例是多少？这两点是关键，而且决定整个政策的性质。如果收入标准定得很高，而且比例也很高，那就是社会主义。反之，如果都很低，那就是最残酷的资本主义。如果按照弗里德曼的建议，在极大地削弱工会，束缚政府以后，社会权力全部属于资本。这个时候，资本还会允许把这两个参数定得很高吗？所以，负所得税方案，如同当年谷物法，是动员工人的画饼。
相比卢瑟，更容易被弗里德曼动员起来的是不太稳的拿和不太卢的瑟，也就是俗称的中产和小资。“只要你努力工作，勤俭节约外加一点好运气就会像我一样……”这是稳拿最喜欢用来忽悠他们的鬼话，弗里德曼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心中充满发财梦的他们也最容易上当，乐于接受这种鬼话。在弗里德曼的时代，由于政府和工会的作用，大资产阶级残酷压迫其它阶级的现象日益减少，或者不那么露骨，部分工人贵族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上升，发财梦膨胀。弗里德曼让许多工人贵族或者小资产阶级产生危机感，加入支持大资产阶级的队伍。其实，在没有财富调节的社会中，由于马太效应，大资产阶级很快就会把社会中下层的财产吞吃掉。
不受制约的资本主义，经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迟早会出现很少的几个甚至一个大资本家控制某些行业的局面。这就是垄断阶段。这样的行业，对消费者来说，根本没有自由选择的空间。垄断资本主义是自由资本主义的最终形态，也是我们多数情况下见到的资本主义现实形态。既然为自由资本主义辩护，必然无法绕开这个形态。
对于垄断，弗里德曼扭扭捏捏地说：“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不知道按照弗里德曼的代用品的定义，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什么东西可以替代粮食、能源、铁路运输和银行这些天然垄断商品和服务，难道是观音土、木炭、牛车和以物易物吗？现实生活中，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根本没有其它的替代品。何况，这些产品和服务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彻底不使用这些产品或服务的结果，只能是回到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如果拒绝现代金融产业，就要回到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时代。何况，就是某些个人试图回到这样淳朴时代，也难以找到立锥之地。因为只要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就很容易成为高度垄断性的资源。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无论这些资源或服务是控制在政府还是私人都手中，都可以榨干全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弗里德曼反复强调私人垄断由于政府垄断的目的，是为某些国家推行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国家推行私有化之后，少数控制这些核心资源的寡头，取代政府获得了主要社会收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政府如果利用垄断品，获得巨额收入，要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民众越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国家，政府承担的舆论压力越大。相比之下，私人寡头则无所顾忌——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谋求最大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弗里德曼就像一个辩护律师：“这些不可替代的商品和服务，由我的当事人控制更好，因为其它人可以爱用不用。”这样的辩护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所以他自己也心虚。
不过，对于俄罗斯寡头那样的人来说，推崇并大肆投资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弗里德曼的思想自然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与之类似，英国推行铁路等国有垄断行业私有化之后，获得好处的也只是一小撮人。觊觎这些天然垄断性行业的不仅仅是本国的窃国大盗，还有国外资本，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来自发达国家。通过控制某国天然垄断性行业进而控制该国经济是经济殖民的重要手段，我们后面还会谈到。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等新殖民主义者不遗余力地向世界推广弗里德曼的思想。所以，在政府内部出现大量支持弗里德曼的声音就不足为奇了。
官僚资本家之中，同样有很多弗里德曼的支持者。这些官僚资本家在政府的扶植下，在短期内聚敛了大量的财富。他们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他们也要支持限制政府，甚至仇视政府呢？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却不难理解。如果政府是皇帝资本家是太监，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天子登基必然更换臣子，原有的臣子或者隐退或者遭清算。由于政府的换届行为，他们的靠山迟早有离开政界的时候，这时如果没有找到新的靠山则难免失去聚敛起来的财富，他们之中的个别人甚至可能被清算。这是让官僚资本家寝食难安的事情。反过来，如果资本家是皇帝政府是太监，那就是“铁打的华尔街，流水的白宫”。这些官僚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财富，就能有效地控制选举，操纵白宫——现任靠山退休以后，再扶植一个新的代理人就是了。
于是，政府内部希望自己成为寡头的官僚、官僚扶植起来的官僚资本家、觊觎他国经济命脉的新殖民主义者和被他们忽悠起来的中小资产阶级成为弗里德曼的支持者。
同样要政府少管闲事，李嘉图是真小人，弗里德曼是伪君子。李嘉图说人们希望和谐社会，但是那不过是美好的愿望：“人道爱护者，希望世界各国劳动阶级的生活都安适快乐……然而这毕竟是一种希望罢了。”李嘉图能这么直来直去，与当时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低下有关。到弗里德曼的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普选权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约定俗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所以弗里德曼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直白。他的经济理论需要进行打扮，必须把资本的利益充分伪装，把对资本有利的事情说成对全社会，尤其是掌握广大票源的中低收入阶层，都有利的事情，不然没有市场。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先后给稳拿的主流经济学打了两个补丁，官僚和资本都有了对自己有利的理论，彼此争论不休，达到动态的平衡。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凯恩斯是必须的，弗里德曼也是必须的。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如果完全按照弗里德曼的主张，那么资本主义就要回到资本最自由的阶段。一切交给市场，你死你活该。如果完全按照凯恩斯的主张，同样可能很糟。资本和官僚任何一方无拘无束，都难免成为整个社会的灾难。这两位为资本主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上世纪第一、第二的经济学家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在某种意义上说，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冲突，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冲突异曲同工。都是两个集团在争夺经济主导权。作为打酱油的卢瑟，对两派之争，则大可不必认真。
下一部份，我们看看不太稳的拿是怎么看待经济危机的。神职人员、官僚、大资本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轮到小资本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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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华尔街的银行家的俗称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七)：没有自由还会有什么
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是：相信个人的尊严，相信根据他自己的意志来尽量发挥他的能力，只要不妨碍他人进行同样的活动。
已经集中起来的权力不会因为创造它的那些人的良好意愿而变为无害。
经济自由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另一方面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不可或缺的手段。
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
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把扩大自由认为是改进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的方法，而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吧福利和平等看作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或者是它的替代物。
另外说一句，翻译的太烂了。译者序和译者居然不是同一个人，另外译者序完全就是在诋毁、谩骂。
我的一个猜想就是中国人是不学汉语的了，所以大凡翻译的东西总有几分不忍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八)：实证不一定可行，但规范是真理
读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在经济学界，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其贡献不仅仅是在技术层面提出了货币数量论，认为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更重要的是在哲学层面，他一生倡导自由主义，为各资本主义国家纠正凯恩斯主义和其他的国家干预主义带来的“调控两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资本主义与自由》基本概括了弗里德曼的主要思想。他不仅仅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外汇政策三个方面阐述了国家干预的无效甚至有害，而且阐述了国家在教育公平、反歧视、反垄断、执业执照、福利政策和收入调节等各项政策的无效甚至有害。他提倡政府最少和最小干预，只要保证充分竞争和充分自由的市场机制，大多数问题都可以解决，而且一些社会问题很可能是政府过度干预的产物。
在货币政策方面，弗里德曼分析了1920-1921、1929-1933以及1937-1938三次经济危机，认为三次经济危机的发生和蔓延与联邦储备系统的不当行为有关，尽管他没有举出例证，但是从理论分析，把发行货币这一关系重大的权力赋予少数人掌握，意味着少数人的错误将导致无可挽回的损失。弗里德曼也给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认为可以规定一个货币发行的规章制度，最好是设定一个货币发行的固定的增长率，这样可以给市场一个稳定的预期，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弗里德曼主要批驳了凯恩斯的观点，凯恩斯的主要观点是财政政策可以反周期操作，以平稳经济周期的波动，但弗里德曼认为这一观点已被大量实践证实是错误的。其错误在两方面，一是财政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往往具有滞后性，可能经济紧缩已过去，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刚刚实施，所以财政政策不仅不能平抑周期，反而扩大了周期。二是，政府的支出不管是通过税收还是债券，都挤压了私人部门的支出，凯恩斯所谓的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也并不能发挥作用。
在国际贸易方面，弗里德曼提倡减少外汇管制，让汇率自由波动，并减少关税，促进自由贸易。早在亚当斯密就已经论述了外汇管制和关税的害处，弗里德曼的论述并没有更精彩。现在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了外汇自由兑换，不再管控汇率；关税方面，也在通过不同的国际组织和贸易协定降低和取消关税，以促进自由贸易，进而促进国际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包括我们这样的“大政府”国家，也在逐渐实行汇率制度改革，并加入了WTO，以促进货币兑换和自由贸易。
如果说弗里德曼的观点仅止于此，那么他并没有比哈耶克提出更多的新东西，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超越个体理性认识能力的扩展秩序，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但哈耶克认为包括现行资本主义法律和一系列社会运行的规则都是这种扩展秩序的组成部分，都是“正确”的。而弗里德曼却认为现行资本主义法律中很多是有问题的，政府干预的程度还是过大，还需要继续促进自由主义。
弗里德曼分别从教育公平、反歧视、反垄断、执业执照、福利政策和收入调节等各方面论述了政府干预的无效性甚至有害性。
比如，反歧视方面，政府通过立法禁止对于有色人种在就业、教育方面进行歧视，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一立法只是体现了公正，而并没有体现自由，自由主义的作法是：通过舆论说服大众不要通过肤色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通过立法强制大众接受肤色平等这一概念。通过自由市场的发展，即使没有强制立法，歧视也会趋向于越来越少。因为在成本核算的市场经济中，歧视不仅会给被歧视者带来代价，而且会给歧视者带来代价，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附近只有一个黑人在卖馒头，而一个白人不愿意和黑人做生意，那么他可以去较远的白人馒头铺去买，但是这增加了白人购买馒头的时间成本。而如果附近同时有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卖馒头，那么白人可以总是选择买白人的馒头，但是白人馒头铺如果失去竞争，很可能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最终损失的还是消费者。
在职业执照方面，弗里德曼举的例子是美国的医师执业执照。医师执业执照美其名曰是为了保证医师队伍的质量，但是大多医师多年前已通过医师执业执照，对于现在的行医水平能有什么影响呢？而且医师执业执照仅仅是一个职业资格最低限的保证，并不能给患者判断医师水平多少有用的信息。实际上这个职业执照就是为了控制从业人数，以保证医师的收入水平，最终损害的是患者的利益。
弗里德曼还论述了福利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的无效性和有害性。福利政策和收入调节政策本质上是一种补贴，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框架，单纯从经济角度分析，补贴一定会带来不经济。但是不补贴是不是一定会更加经济呢？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是不是具有足够的纠偏能力？弗里德曼显然对于这个市场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从实证角度考虑，收入分配调节和福利制度的缺失很可能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最终会是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代价。无论如何，不可否认，从规范角度考虑，弗里德曼的论述是有真理成分的。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九)：还行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翻译太差，直接影响我的理解和思考。
其次，理论相当地不错。作者认为政府控制往往会事与愿违，依靠市场能解决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和资源配置的扭曲。作者强调必须比较实际的情况和理论的情况，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本人完全赞同。
虽然作者对很多政府干预的事实进行了分析，问题似乎可以采用依赖自由市场的调节，赋予人们追求自身财富和价值的实现得到解决，然而作者恰恰是未能比较实际的情况与理论的情况的差别，这里的实际和理论是另一层面上的。
其一、市场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维护市场运转的法制保障比较健全的前提下。比如当今中国，法制保障不健全，完全采用市场去配置资源必然导致交易成本过大，严重浪费资源，尤其是对于一个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大国，经不起任何试错的考验。
其二、市场调节作用的有效运转需要参与者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追求自由，提倡机会平等成为社会共同的价值判断，且有一套与现行经济环境相适应的道德约束作为保证。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很多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不相符合的国家里很难得到保证。
其三、市场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多相关因素的制约，比如劳工歧视，比如教育不平等，比如技术约束，而市场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发展的机会瞬间就会丧失，等待更加需要成本。
总之，本书对市场与政府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作了比较，论述相当全面和深刻。但人类的发展不是在一个未知星球上进行殖民开拓，各个国家都有很大差别，企图单纯依靠体制的改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完美化。
《资本主义与自由》读后感(十)：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
原文是《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的一小段，本来想纯抄但是作者的翻译实在是令人发指，所以还是不敢马虎自己老老实实来一遍吧。
Liberalism and Egalitarianism
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
The heart of the liberal philosophy is a belief in the dignity of the individual, in his freedom to make die most of his capacities and opportunities according to his own rights, subject only to die proviso that he not interfere with the freedom of other individuals to do die same. This implies a belief in the equality of men in one sense; in their inequality in another. Each man has an equal right to freedom. This is an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right precisely because men are different, because one man will want to do different things with his freedom than another, and in the process can contribute more than another to the general culture of the society in which many men live.
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在于对尊重个体坚信不移，相信自由的个体能够充分发挥和运用个人的能力与机遇，只要他的自由不侵犯他人同样的自由。一方面，这体现了“人人平等”的信念；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人与人不平等的信念。每个人对自由享有同等权利。这是一个重要的基本权利，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因为即便拥有同样的自由，每个人用之追求的东西也有所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够对社会做出做大的贡献。
The liberal will therefore distinguish sharply between equality of rights and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on the one hand, and material equality or equality of outcome on the other. He may welcome the fact that a free society in fact tends toward greater material equality than any other yet tried. But he will regard this as a desirable by-product of a free society, not its major justification. He will welcome measures that promote both freedom and equality -- such as measures to eliminate monopoly power and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He will regard private charity directed at helping the less fortunate as an example of the proper use of freedom. And he may approve state action toward ameliorating poverty as a more effective way in which the great bulk of the community can achieve a common objective. He will do so with regret, however, at having to substitute compulsory for voluntary action.
因此，自由主义者将在权利、机遇平等与物质、结果平等之间划清界限。自由主义者会认同一个事实——自由社会要比其他任何已知社会形态在物质方面更加平等，但他只把这种平等视为自由社会令人满意的副产品，而非正当理由。自由主义者会认同同时促进自由和平等的举措——比如消灭垄断、促进市场。他会把帮助穷人的私人慈善视为合理运用自由的典范。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认为运用国家力量改善贫困——作为一个社会大多数人能够实现共同目标的方式——更为有效，但这只是令人遗憾的权宜之计，因为必须用强制来取代自愿。
The egalitarian will go this far, too. But he will want to go further. He will defend taking from some to give to others, not as a more effective means whereby the "some" can achieve an objective they want to achieve, but on grounds of "justice". At this point, equality comes sharply into conflict with freedom; one must choose. One cannot be both an egalitarian, in this sense, and a liberal.
平等主义者同样走到这一步，却希望能够再走几步。平等主义者会为取自部分人又给予其他人的行为辩护，但理由不在于这种行为能够有效帮助“部分人”实现他们预想的目标，而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在这一点上，平等和自由不可共存；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可能既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