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与归属》的读后感10篇

　　《血缘与归属》是一本由[加拿大] 叶礼庭著作，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36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一)：民族主义，已是明日黄花？

　　全球化快速推进，跨国公司遍地生花，美国生活方式席卷世界各地，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村民彼此和谐相处——这种说法，并不陌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更是认为，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自由民主，历史将走向终结。如果真的出现一个超国家的政治共同体——如欧盟这种——取消我们现代对民族国家的理解，未必不是人类的福音。但至少在百十年中，指望这一说法消弭战争冲突，可能是天方夜谭。毕竟，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取得发展之余，我们并没有变得愈发开放、宽容，至少民族主义，死灰复燃甚至变本加厉。

　　民族主义是个老话题，但在当今世界仍产生重要共鸣，何以如此？在《血缘与归属》一书中，加拿大作家、学者叶里庭深入世界六七个国家或地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访谈、回忆，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民族主义地图。这幅地图之中，既有高纬度的魁北克、北爱尔兰地区，也有中纬度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以及德国，热点地区乌克兰和库尔德斯坦。在叶里庭看来，认为两德统一，民族主义让位于自由民主，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神话。民族主义，套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仍如幽灵一般笼罩着这个世界。

　　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原先都属于南斯拉夫。铁托的强力政治或独裁政治，维护了国内统一，但他并未培育出公民社会，更别提平息塞族人与克族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因此在铁托死后，原先被压抑而非被解决的矛盾，瞬间产生了弹簧般的效应；何况，塞族人与克族人间，尚且存在历史上的屠杀记忆。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在1989年走向统一，然而，生活在民主德国中的一代人，再难形成对德意志民族的坚定信仰，哪怕资本主义确实让他们的生活日新月异，哪怕他们被告知要为德意志自豪。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独立，继承了帝国的军事实力，却在无形中与俄罗斯联邦产生了龃龉。乌克兰人一心想保持自身的种族纯粹，却忽视了数百年间一直与其他民族的人通婚这一事实。低效的经济，消耗整个国家的力量，为了维持军事实力，以对抗可能的入侵。前途在哪里？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原先经济不发达，后来很是富裕，却仍强烈主张脱离加拿大独立，以说法语为耀，这种不基于现实的仇恨，为何也会导致分离主义？库尔德斯坦出现后，库尔德人的境遇，是否果真就一帆风顺了？无法拥有领土和主权，是否意味着无法保卫本民族的人？北爱尔兰，在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被反复撕裂着……

　　作为一名学者，叶里庭对民族主义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区分出了两类民族主义，其一，种族民族主义；其二，公民民族主义。前者始终相信，“个体最深层的依附是遗传的，不是选择的。民族共同体界定了个体，而非个体界定民族共同体。”后者坚持认为，民族是“一个平等的、权利共享的公民共同体，通过依附于一套共享的政治实践和价值之上的爱国主义而实现统一”。在叶里庭那里，应当以公民民族主义取代种族民族主义，凝聚公民对共同体的信任，而非将公民本身进行分裂，造成彼此的敌对。可惜，政客们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文化概念，民族主义，并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也非简单的善恶黑白所能断定。在特定的时期，民族主义有利于驱逐外侮，凝聚整个国家，甚至是促成民族国家的诞生——自然有助于更好地保护个体，不过，民族主义有时亦可以变成排外的工具，高扬自我的完美镜像，扭曲他者的真实面貌，更有甚者，会造成大屠杀的惨剧。我无法预测，以上这些国家或地区，未来将会怎样，但我希望，他们能顺利摆正、处理自己和他人的位置。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二)：笔记

　　叶礼庭，也是看来这本书才了解他的背景，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曾经还做过加拿大自由党的党魁，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行动派学者。只不过中文版出版的晚了一点，93年考察了南斯拉夫、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以及北爱，叶礼庭认为如果将种族民族主义转变为公民民族主义，用公民身份取代血统，让愿意融入的外来者加入民族国家，让国家保护公民而不是让人民从血缘中找到归属，也许能更好的实现世界主义。这本书让我更深入的来思考民族主义这个问，为什么血缘和共同的信仰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为什么不同的血缘不同的信仰就一定要互相残杀，特别是在相同宗教不同分支之间？是长久以来历史的积怨，是被民族主义政客相互利用，还是出于人类嘴本能的对安全感的依赖？并没有人能给出最终的答案，新民族主义也想过去一样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只不过换上了现代化的外衣而愈加蛊惑人心。作者所说的公民民族主义要实现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吧。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三)：新民族主义何处何从

　　曾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及战地记者等多重身份的叶礼庭，他比常人更关注民主、民族和国际事务方面的问题，他以自己的兴趣和个人原因为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旅途和报道的游历方式和实地访问考察了全球六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以追寻新民族主义为主题，以一个清醒地旁观者并带有睿智和同情的身份走进混乱的冲突地区，在他的笔触之下，所有的矛盾都非单纯的纠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血腥的暴力冲突和仇恨，归根结底，都与“血缘与归属”有关，作者用“血缘”和“归属”这两个主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最终的导火索和根源问题。

　　这本叶礼庭的《血缘与归属》看的过程很慢，主要是想捋清楚这些纠纷背后的历史原因，为何铁托在世时，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民族可以暂时和平共处？之后的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为何会把枪口指向隔壁的邻居塞尔维亚族人？乌克兰终于脱离了俄罗斯，为何这里的经济和政权却并没有变得更好？德国统一之后为何东德和西德差距依然很大？德国地区的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为何没有德国公民身份？魁北克地区的民族主义为了保护法语而所做的斗争到底是为何？库尔德斯坦的地区何时才能停止枪声？北爱尔兰地区的新教徒与爱尔兰共和军的冲突何时能结束？所有的这些矛盾和冲突，伴随着世俗、宗教、历史和政治原因，导致历史遗留的问题，一直存在着“后冷战”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巴尔干的悲剧，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原本是相邻的邻居，说着同样的语言，彼此相互通婚且祖祖辈辈有亲戚关系，但是塞族极端的切特尼克和克族极端的乌斯塔沙，让天主教和东正教开始了血腥的辗轧过程。建立在个人独裁基础上的铁托政权，一旦倒塌，隐藏在底端的矛盾就会冲破堤口，亚赛诺瓦茨被毁坏的博物馆，撕碎的图书以及双方留下恶毒的涂鸦，让人无法置信这会是20多年前发生的战争，在冲突面前，文明和真相显得苍白无力，克族一直回避屠杀塞族和犹太人的事实，这让我联想到二战后的德国和日本。同样是战败国，有人能及时反省，而有些国家却极力掩饰。

　　叶先生站在废墟的博物馆面前，犹如放置一场沉默的纪录片，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继续访问铁托的故乡和墓地，访问铁托的反对者和支持者，最后出现塞族的女人在帮克族重新家园时压抑的哭泣，游行队伍中七旬的老人，他的两个儿子死在战争中，最小的儿子因为复仇而蹲监狱……所有的这些故事，触目惊心，让人无法平静。可以说，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他的冷静克制和犀利，也有同情和震惊，让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依然存在着各种复杂地艰难的民族冲突，而他，是一个优秀的向导，把摄像头和文字对准镜头。无论是军阀的头儿，还是拾荒的老者，每个人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不一样。叶礼庭本身的特殊身份，他的先人曾因政治原因离开俄国流亡到加拿大，对于血缘和归属的问题，他也有自己的见解，无论是在库尔德斯坦的工人党中，从澳大利亚归来的少女米兰；还是在中亚中放弃安稳的一切回归到最贫瘠的克里米亚重建家园；或者是魁北克法语地区坚守自己的语言等等，所有的这些，有一位鞑靼的六旬老人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催泪的话：“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是什么，只有没有土地的人才知道土地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在中亚，除了房子和职业以外，依然遭受了太多的歧视和白眼，没有归属感导致的这些作者视线中的流亡者、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底层平民、扛枪的前线士兵卷入了一场无尽头的争斗，很多人对于民族和国家的定义是民族超越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他们的血脉和遗产，土地赋予了这一切争斗的意义，如果没有民族，就没有安全感，没有了家，没有了人身自由，没有归属和身份。

　　因为“爱国”和民族主义，绑架了很多无辜的年轻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原有的平静地生活方式，而投入到没有尽头的仇恨之中，如果说鞑靼人在中亚遭受了太多的辱骂和唾弃，但是出生在澳大利亚远郊的少女米兰呢？在十七岁的花季之前并未知晓自己的身世，她的父母既然把她生在墨尔本，向她隐瞒了一切，这必定是希望她远离纷争。但是她接触到了库尔德工人党，开始抛弃一切，成为库尔德斯坦山区的扛枪的游击队员，对于“家”的渴望，对于“权利”的归属，这些因恐惧而制造恐惧的人们，这些因权而制造权力的人们，似乎已经无法正视孰是孰非的哲学问题。唯有斗争和冲突，才是最简单最简便最直接地索取和宣泄方式。

　　这六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虽然是以作者的兴趣和个人原因探寻的目的地，终于让读者明白了冲突背后的缘故，而叶礼庭在书中提到的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也为读者解答了很多困惑。也许当初作者在克里米亚提出的那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要放弃一切要回来重新开始？正是这些底层的人给出了最简单的答案：守护。类似于传统中的落叶归根，总有一个根源，促使着他们跟鱼类的洄游和大雁的迁徙一样，他们只是想有一个被认可的身份、语言和教育权利，自己的土地和安全的生活区。因为爱，所以恨，因爱国而仇恨敌对者。没有人喜欢战争，除了极少暴徒和既得利益者。

　　纵观以上，一个人越是缺少一样东西，越渴望这个东西。越是没有平等的权利，没有安全感，越想拥有这些。在这本书的背后，除了叹息以外，更多的是留给世界读者的反思，新民族主义何处何从？所有的参与者，或者是牺牲者，甚至是背后的庞大政治力量驱使，是否能如愿让这些灵魂安放？作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一个国家只存在一个民族，但是统一的路上，如何把这些存在历史问题的民族主义者放到一个熔炉里面重新炼出新的政权？一个能提供安全和权利的国家是作者提出的期望。也许正如叶礼庭的经历，爱国主义最好不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我可以走过很多国家的路，行过很多国家的桥，看过很多地区的风景，讲过很多种类的语言，却只爱过一个最喜欢定居的地方，那个地方可以是故乡，也可以是远方，我可以想去就去，想回就回，而不是无家可归，有家归不得，归来是废墟。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四)：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我批判

　　叶礼庭这个名字，迄今在中国还相当陌生。人们仅有的了解大概限于两点：第一，他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写于1998年的《伯林传》在2001年译成中文出版，反响甚佳，算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但这主要还是借了以赛亚·伯林的光。第二，叶礼庭一度进入政坛，担任加拿大自由党领袖，角逐2011年的大选。但却在大选中遭遇惨败，似乎又一次验证了书生当政，理论再娴熟，不谙政治斗争谋略，一样会死得很惨。

　　然而，这两个标签不足以让我们完整了解叶礼庭其人。事实上，以他的影响力和在西方知识界的地位，理应让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他的思想、实践和作品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审视。在加拿大政坛的失利，也不能说明他只懂理论而不谙行动和谋略。恰恰相反，叶礼庭是少有的“知行合一”的知识人之一，以教授身份而能出任一个大政党的领袖，本身即说明他的行动能力得到认可。

　　叶礼庭，音译名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1947年出生于加拿大，今年恰逢他进入古稀之年。他来自俄裔家庭，迈克尔（Michael）在俄文里对应的名字应当是米哈伊尔，所以此前也有人把他的名字翻译成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叶礼庭这个中文名字可算是他5年政治生涯的一个副产品，若非那短暂的从政经历，相信他不会在加拿大华人中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叶礼庭这个名字也难以在全球华人圈中叫响。

叶礼庭

　　要说起来，从结果来看，叶礼庭的从政生涯尚不如其先祖。伊格纳季耶夫家族原本是俄罗斯贵族，家世显赫，曾祖父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当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内政大臣，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便是尼古拉在中国担任公使期间逼迫清政府订立，这段“光辉往事”在大选期间亦被加拿大华人翻了出来，好在现代民主制度之下，往事不必再提，这段与中国的“恩怨”并未给叶氏带来多少影响。其祖父则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最后一任教育部长，十月革命后逃亡到加拿大，定居魁北克。叶礼庭的父亲秉承家族传统，积极投身政治，是二战之后加拿大外交界的重要人物，历任加拿大驻南斯拉夫大使、驻北约代表、驻联合国大使，与加拿大诸多政治家族如担任过总理的莱斯特·皮尔逊、皮埃尔·特鲁多均过从甚密，80年代淡出政坛后回到母校多伦多大学，先后担任院长、校长等职。

　　出身于这样一个家族，叶礼庭可谓开挂而生，从小跟着父亲走东闯西。他在《血缘与归属》中即写到在南斯拉夫度过的童年时光。进入青少年时期，他回到加拿大接受教育，高中毕业后，进入父亲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历史，随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师从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他与伯林过从甚密，得以了解伯林的隐秘内心，在伯林逝世后写出名噪一时的伯林传记。完成牛津学业后，叶礼庭又转赴哈佛，在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结束学业之后，叶礼庭短暂地任教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1978年他转往英国，在剑桥获得一个研究职位。未几又于1984年离开剑桥，投身于新闻记者和写作生涯，很快成为著名的广播电视评论员、主持人、专栏作家。此后他的生活是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电视节目，收获各种奖项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以及在欧美若干著名高校的任教经历。他写自己家族的非虚构作品《俄罗斯相册》（The Russian Album）于1987年获加拿大最高荣誉的总督奖。与BBC合作的电视纪录片《血缘与归属》获得加拿大电影电视学院颁发的双子星奖（相当于美国的艾美奖），根据该电视片出版的书获得多伦多大学颁发的莱昂内尔·盖尔伯奖，此奖项被《经济学人》称为“世界最重要的非虚构作品奖”，曾获此奖项的有史景迁、霍布斯鲍姆、傅高义等中国读者熟悉的名字。此外，他的小说《疤痕》（Scar Tissue）亦入围了1994年的英国文学最高奖项布克奖。

　　在此期间，叶礼庭先后在牛津大学、伦敦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加州大学等地任教，并在各种国际刊物上就国际政治事务发表评论。2000年，他接受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邀请，出任卡尔人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早在90年代，他已经通过《血缘与归属》和1997年的《战士的荣耀》，表达了对民族建构、国际干预、人道主义等议题的关注。2001年， 《虚拟战争：科索沃内外》（Virtual War: Kosovo and Beyond）继续写国际干预与民族国家建构之间的紧张，完成了“民族主义”系列三部曲。该书获得乔治·奥威尔奖。2003年，叶礼庭荣获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该奖项主要颁发给在政治思想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个人，除叶礼庭外，曾获此奖的还包括有68一代的学生领袖科恩-本迪特，有趣的是，托尼·朱特和为他做思想传记的蒂莫西·斯奈德也先后获得这个奖项，中间仅隔了5年。由于多年来活跃于国际事务领域，2005年，在英国《前景》杂志和《外交政策》联合举办的世界百大公共知识人评选中，叶礼庭排名第37位。

　　进入新世纪后，加拿大自由党在政坛陷入困境，国际上声望很高的叶氏被寄予厚望，多名资深党人前往哈佛，力劝他出山重振自由党声威。2005年，叶礼庭接受邀约，回到加拿大开始其政治生涯。学而优则仕，这是中国的传统，算不得新鲜，其实加拿大自由党也有书生从政的传统，比如历史上总理任职时间最长的皮埃尔·特鲁多（执政近16年，现任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为其子）便是典型的知识分子，也是从教授职位直接转入政坛。

从政时期的叶礼庭

　　有趣的是，与叶礼庭一同角逐自由党党魁职务的还有他的大学室友李博（Bob Rae），此人不仅与他大学同屋，大学毕业后亦共同赴英国牛津大学师从以赛亚·伯林，李博虽然在党魁竞选中败于叶礼庭，但在自由党大选失利之后抓到机会，接替叶礼庭的党魁一职。如此相生相杀的经历，颇可做茶余饭后的谈资。

　　败选之后，叶礼庭返回学术界。2013年，他出版《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一书，记录了这段经历。现在，叶礼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担任校长，最新的动向是领导中欧大学，与试图关闭该校的匈牙利政府作战。中欧大学创办于1991年，创始人是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该校在美国注册，但在美国并无校区，而是把校区设在匈牙利，并颁发美国和匈牙利的双学位。为此，匈牙利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法修正案，规定此类机构必须在注册国拥有校区，才可继续招收新生。此举等于要将中欧大学赶出匈牙利。虽然匈牙利政府打的幌子是教育公平，认为中欧大学颁发两个学位对其他学校不利，但背后的原因则是索罗斯与匈牙利政府之间的恩怨，因为索罗斯对匈牙利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久已让匈牙利政府头痛不已。现在此事件仍在发酵之中，与匈牙利政府的斗争到底结果如何，尚难预料，但中欧大学一定不会轻易离开匈牙利。估计等到这场斗争平息之后，叶礼庭又该有一本新书面世了。

《火与烬》封面

　　以上不厌其烦地叙说叶礼庭的经历，首先是想尽可能完整地展现这位学者、媒体人、政治家的生平。其次，通过他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叶氏是一位典型的“世界主义者”，无论是履历、思想还是生活经验，无不深深地烙有世界主义精英的痕迹。俄罗斯贵族移民家庭出身，从小跟随外交官父亲走南闯北，接受欧美精英教育，职业经历全是知名的国际性机构。似乎一切理所当然，顺理成章，他必须秉持普世主义的价值观，信奉自由民主，怀抱深切的人道主义情怀，坚信国际干预对处于兵荒马乱的内乱国家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不必奇怪他在2003年支持小布什出兵伊拉克。托尼·朱特对此极为遗憾，在他看来，叶礼庭属于“确实知道些东西的人”（《思虑20世纪》），朱特同时列举的人里面还包括了瓦茨拉夫·哈维尔和法国“新哲学家”的代表人物安德烈·格鲁克斯曼，这些人都基于绝对的普遍伦理原则而支持伊拉克战争。朱特批判他们基于道德原则对伊战的支持，但对于同样秉持道德原则勇气的加缪，却又毫不掩饰赞扬之情，这里面的矛盾之处值得玩味。

　　托尼·朱特的自我矛盾反映出一切秉持普世原则的世界主义者的内在矛盾。你相信诸如权利、自由、平等之类的道德价值观是普天下共有的、通用的，但基于自由主义的多元主义，你又得相信世界的多样性，承认这个世界的差异性，承认歧见的存在。你相信人们拥有选择的自由，同时你又相信，自己比人们更清楚什么是更好的东西，否则何以承担知识人教化众生的责任？这是一切公共知识人的内在矛盾，对于像叶礼庭这样的精英型全球知识人，一生倾注于国际干预、人道主义之类的世界性议题，这个矛盾便愈发凸显。

　　对于一个世界主义者，要如何在纷繁喧嚣的国际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而又能正视地缘政治现实？叶礼庭的非虚构作品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那就是对世界主义自身的反思和批判。进入20世纪末，进入冷战结束之后的新世界，当柏林墙轰然倒塌，庞大巍然的帝国土崩瓦解，世界大同的理想似乎从未与人类如此接近过。然而恰是在这个时候，世界主义者更需要一种清醒、超然的应对态度，对于世界主义在全球的实践进行冷静的反思和批判。

　　叶礼庭在9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便是这种反思和批判的产物。《血缘与归属》是对冷战之后民族主义乐观思维的反思，《战士的荣耀》主要是对国际援助伦理和国际干预行动的反思，2001年的《虚拟战争：科索沃内外》是对西方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所作所为的反思。这三部作品构成的民族主义“三部曲”系列，是叶礼庭在整个90年代以新闻记者身份深入全球各个种族内战的战场，实地走访，亲历亲闻的产物。

　　因为电视纪录片的传播，“三部曲”的首部作品《血缘与归属》影响显然更为广泛。在本书导论中，叶礼庭开宗明义，明确宣称：“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相反，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力图表明，我们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后帝国的时代，但并未进入后民族的时代。民族主义依然是全球图景中不可忽视的现实存在，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影响力不可忽视。甚至，冷战时期被美苏两大强权压制的民族主义势力，趁着帝国崩塌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更为猛烈地爆发出来。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并不是“历史终结”之后的太平时世，而是充溢着动乱、冲突、杀戮、战争的血腥。叶礼庭写道：“伴随无忧无虑的乐观思想，我们认定世界无可避免地前进，超越民族主义，超越部族制，超越我们护照上限定的狭隘身份，走向一个全球化市场的文化，那将是我们新的家园。但回溯过去，我们不过是在黑暗中吹着口哨，为自己壮胆。被压抑的东西已经回归，它的名字叫民族主义。”

这是《血缘与归属》纪录片中的叶礼庭，来自视频截图。

　　于是，叶礼庭为我们呈现了他探寻新民族主义的六次旅程。这六次旅程的目的地安排很有代表性，既有在权力真空地带爆发的民族主义，如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之间的战争，山地民族库尔德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也有西方那些稳定的国家长久以来存在的民族分离的冲突，如加拿大的法语区魁北克的独立企图、英国北爱地区阿尔斯特新教徒忠诚派与爱尔兰共和派之间的血腥冲突。同时，这些目的地又和叶礼庭个人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母国加拿大不必说，南斯拉夫是他童年曾居住之地，乌克兰是家族先祖居住之地，而英国则是他长期居住、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些个人联系无形之中带来一种反讽的意味，它们凸显叶礼庭的世界性、印证世界主义在20世纪之长足进展的同时，也证明民族主义的潜流始终与其相生相伴。

　　不是吗？就像20世纪初期的维也纳，身为奥匈帝国的首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全球工业化推动之下，见证了第一波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的潮流。各个民族在这座迷人的城市汇聚，催生了一批思想、文化、艺术的巨人，成为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可是一旦奥匈帝国土崩瓦解，维也纳瞬间被打回原形，再度沦为地区性城市。被哈布斯堡王朝压制的巴尔干，在一战后昙花一现的民族自决潮流中尽管成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但民族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二战中，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互相攻击，大肆杀戮，又都各自沦为法西斯的帮凶。到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南斯拉夫解体后，被铁托的强权压制的民族主义再度抬头，酿成90年代绵延不断的冲突。看上去，历史何其相似，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仿佛就是二战期间乌斯塔沙与切特尼克残酷斗争的继续。

　　历史当然有相似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发现其中的不同。在两次内战期间，南斯拉夫还有50年的和平时期。很多人会将和平归于铁托的强力压制，而强权终归不能持久。但铁托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也许并非一无是处，他“创造了一种复杂的种族平衡”，令南斯拉夫6个加盟共和国的人们杂居相处，同时在联邦权力体系中保持各民族的微妙平衡。这种做法显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叶礼庭的笔下，可以窥探到克族人和塞族人之间原本比邻而居、和谐相处。即使在战争中，曾经的朋友、邻居已经沦为敌对双方，他们还会在战争的间隙用对讲机互相联系，聊天，开玩笑，也许还会回忆起从前一起度过的时光：一场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的奇特战争。

　　民族情绪并不是根深蒂固、不可消解的，比邻而居的共同生活体验，原本可以为建立叶礼庭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奠定社会基础，让不同人种、肤色、宗教信仰、性别、语言、种族的人们首先作为个人、作为认同所居住之地公共组织方式的公民而存在，从而将敌对性的种族民族主义转变为包容性的公民民族主义。先建立社会基础，不管以何种方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公民社会，一条多么理想的道路。

　　然而铁托未能实现这条道路，未能实现以公民为基础而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多元竞争体制。于是当强权逝去，一个政权的垮台便导致了整个国家的分裂。那些曾经比邻而居的人们被抛入失去安全依托的恐惧之中，当时出于种族平衡目的而进行人口迁移形成的杂居，此刻反而令冲突就在身边发生，昨天还笑脸相迎的人们，今日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恐惧的情绪蔓延，人们只有投向种族的民族主义寻求安全感。

　　进一步，前南地区的民族主义之所以滥觞，还由于米洛舍维奇等人利用民族主义，煽动大众情绪，为自己攫取权力。同样的逻辑适用于一切乘乱而起的军阀们，民族独立的口号让他们可以成为“小地方的大人物”。而此时，西方各国沉浸在冷战结束的狂欢之中，对于权力崩塌之后的局势没有清醒的判断，更受困于民族自决原则的约束，听任这些煽动家们利用民族主义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这里，叶礼庭已形成了自己对国际事务的基本看法。他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不惮于向世界宣告自己奉行干预主义的立场，我们还将在他后来的许多作品中看到这一立场的影子。如果因为西方的殖民帝国历史，因为一战的凡尔赛体系、二战的雅尔塔体系都带有帝国的烙印，而感到内疚，放弃自己的国际责任，放弃创造一种新的民族秩序的机会，那是更为愚蠢的表现。

　　我无意逐个阐述叶礼庭对6个民族主义冲突地区的考察和反思。这些地区的冲突各有特色，比如德国，那是现代种族民族主义之理念的发源地，分裂让他们备尝即使身为同一种族、仍需艰难重新融合的阵痛；乌克兰在受强大的近邻统治数百年之后，需要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创造属于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相对温和的魁北克民族主义强调自己在英语占主导地位的加拿大联邦的独特性，却无法面对自己领地上的少数民族克里人的独特性。库尔德人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们是世界上寻求独立的民族之中最大的一支，而且在于他们在西方国家的干预之下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已经走出了民族建构的第一步，但这领地却还不足以让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英国人号称是“最没有民族性的民族”，但北爱尔兰的新教徒忠诚派却代表了最具攻击性的英国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叶礼庭在本书中的描写过于表面化，分析评论点到即止，但叶礼庭的观察，其意义就在于启发人们思考各自所处的情境，思考如何走向未来。由种族民族主义走向公民民族主义，并无通用路径，无法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各国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走出自己的道路，需要的是实践中的智慧。他的这些观察尽管写于20多年前，但并不觉得过时，而且回头来看，今日世界中的诸多民族主义动向，在他当年的笔下隐隐已经浮现，比如他描绘的少年光头党利奥和里希与今日德国难民问题和右翼势力抬头可谓一脉相承，而乌克兰的尴尬处境时至今日仍未有根本改变，克里米亚的分离更是印证了他昔日的断言。

　　亚里士多德曾区分过“知识”和“技艺”，对应“思考”和“实践”这两种活动。在阿伦特看来，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思想传统耽于“沉思”而抹杀了“行动”，所以她极为强调政治行动的意义。作为学者，叶礼庭与他的老师以赛亚·伯林一样，并无原创性的理论建树。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卓具影响力的知识人地位。伯林的长处在于对思想的综合和批判能力，基于20世纪政治经验而对个人困境展开深入思考，但这种思考仍然过于抽象。叶礼庭则综合了阿伦特强调的“行动”和伯林的“思考”，从职业生涯开始即不局限于书斋，作为记者深入世界的边缘地带，冷眼旁观世界主义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用自己的著作对这些实践作出反思和批判。他也作为政治家投身国内政治，虽然离总理职位擦肩而过，但饱尝了现实政治中坚持与妥协的苦涩辛酸。从他的著作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实践智慧，庶几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技艺”。

　　（节选版首发于《财新周刊》2017年第47期。）

　　（《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叶礼庭著，成起宏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叶礼庭著，黄天磊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9月；《战士的荣耀：种族战争与现代良知》，叶礼庭著，成起宏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0月。）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五)：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画卷

　　叶礼庭，全名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又称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是国际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和新闻从业员，在国际学界内被公认为人权、民主、公共安全、国际事务的资深专家。现任加拿大安大略省怡陶碧谷湖滨区（Etobicoke-Lakeshore）国会议员及自由党党魁。

　　叶礼庭关注加拿大和国际社会的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人权等政治问题，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著作，对许多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其中，《血缘与归属》就是他探讨民族主义的著作。

　　《血缘与归属》英文版出版于1994年，现在读来略有些年代感。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与BBC合作拍摄了6集的电视纪录片，并完成这部著作。

　　考虑到当时正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引起系列矛盾冲突、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时机，BBC纪录片以及这本书的分析探讨，都有助于人们对民族主义问题的深入理解和对未来走向的考量。当今恐怖主义矛盾冲突牵引着全世界的关注，民族、宗教、暴力等问题掺杂其间，这部20多年前的著作，至今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叶礼庭在考察过程中，深入第一线，与矛盾各方的代表人物进行面对面交流，从最近的距离来观察和感受，以期能够真正理解各方的生存状态、真实想法和核心诉求。可以说，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矛盾，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但历史因素并非全部，更多的还是要看现在各方所持的态度和采取的解决方法。

　　生存作为最基本的诉求，在部分地区却是最难实现的。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部分民族主义者将无缘由的仇恨加诸在他们所认为的潜在敌人身上，诉诸于血腥的暴力。而这些潜在的敌人，不过是从前的邻居，这是何等的荒谬。

　　在巴尔干地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被生存的恐惧和盲目的仇恨主宰，他们渴望一份安全，但却毫不犹豫地不断制造杀戮。如果双方不能承认过去的罪行，不能对过去的仇恨达成和解，期待的秩序就无法到来。

　　认同和归属是民族主义主要的核心诉求。包括自我身份的认同，文化的认同等。得不到认同，造成归属感的缺失，会引发集体性的焦虑。这会驱使部分人更急于通过语言保护、自决权等要求，达到满足身份和文化归属需求的目的。

　　划分同胞的标准，是血缘还是共同的思想意识？曾分离在不同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的东西德人，当他们再次合并，单纯的血缘纽带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上发挥的作用有限。而那些在西德生活一辈子、与德国人共享同样思想文化的土耳其人，仅因血缘而不能成为公民。

　　语言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身份标识和文化纽带。争取和保护使用语言的权利，是文化认同的焦点。克里米亚的古老居民鞑靼人，一直在争取双语书写的权力，俄语和鞑靼语。讲法语的魁北克人，以一种并不太坚实的文化自信，过于严格地保护着自己的语言，来缓解其对现代化和融入北美社会的焦虑。

　　叶礼庭所走访的六个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问题和诉求。从采访交谈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民族情绪非常强烈。最令人恐惧的，还不是他们对归属感的追求多么强烈，而是他们都将群体归属感连接到无端又残忍的暴力，甚至不断突破理性逻辑的边界。然而，暴力杀戮却不是赢得民族归属的通路。

　　这些地区的人们，为了争取各自的权益，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为民族主义者，但他们并不知晓民族主义是一剂良药还是一杯毒酒。他们对未来都有一份坚定但并不太具体的愿景，民族主义是否是通往他们所希冀未来之路，他们并不确定。

　　在叶礼庭看来，民族主义的成因有其深层的内在逻辑：对社会落后现实的不满，采取全面、集体的逃避；对手握生杀予夺大权带来的难以抗拒的快感和吸引；甚至是对现代国家自身斯文和秩序的憎恨，进而起身反抗和报复。

　　不管隐藏在民族主义背后的内在逻辑到底几何，暴力都不是达成目标应有的手段。叶礼庭相信世界民族主义。但回顾叶礼庭的这次旅行所见所闻，以及当今的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引发的暴力事件，解决问题的道路仍然很长。

　　2017.11.05雾凇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六)：【转载】苏琦：民族主义的多重面孔及可欲的未来

　　虽然写于二十多年前，加拿大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关于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刻画与分析依然发人深省，且被事实证明为极具前瞻性。比如他认为，独立只是乌克兰重建民族身份最简单的一步，经济的重建，社会活力的恢复，以及对当时就流露出躁动不安气息的乌克兰东部与克里米亚地区的安抚与整合，才是决定重建工程成败的关键。还有他对统一后的德国面临的东西部整合以及外来族群融合难题的展现，以及对自由派和保守派都无法胜任构建一个强有力而健康的德国民族身份任务的批判，对于人们理解当今德国乃至欧洲族群冲突和右翼崛起的政治现实，都极具启发性。

　　民族主义有着多重面相，从德国到乌克兰，从前南联盟到库尔德族聚居区，从魁北克到北爱尔兰，叶礼庭的考察揭示出民族主义的共性与个性，骄傲与挫败，热望与绝望，但无一例外都带有恐怖和暴力的色彩。而且与人们想当然的预设相反，它不是落后地区的特有现象，也不是战乱地区的专利，那些理论上应该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并发症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成熟的民主体制国家，也难免民族主义的纠葛与困扰，虽然程度上没有那么惨烈。

　　在叶礼庭民族主义勘察之旅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谁需要民族主义？想要用它来达到什么目的？谁得益，谁受损？人们能否摆脱民族主义的周期性陷阱？换言之，人们能否构建健康的民族主义？民主和经济发展作为药方的效用如何？

　　一

　　关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政客操弄似乎是标准答案。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在前南联盟，对政治人物而言，诉诸民族主义的确是凝聚人心、巩固新生国家地盘和政权合法性，在后联邦时代攫取最大份遗产的不二法门。这一点在乌克兰也同样适用，政客们发现通过唤起民族主义激情，几乎可以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获得独立，并更好地延续自己的权力。

　　但也不尽然，或者说这不是故事的全部。没有民众的响应和配合，光有政客声嘶力竭的呐喊也未必能起到多大作用。在很多情形下，人民需要民族主义。很多时候是因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过往需要矫枉过正式纠偏，深藏在记忆深处被压制的怨恨与苦楚需要释放，这也是为什么政客们都喜欢揭历史深处的伤疤。

　　叶礼庭向人们揭示了民族主义激情的历史源泉：那些曾被遮蔽、压制和扭曲的民族间的暴力史。如今读过《零年》和《野蛮大陆》后，中国大陆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在把东欧人民从纳粹铁蹄下解放出来的宏大叙事下，有着怎样的血腥与残酷。对于一些族群来说，这不过是一种压迫取代了另一种压迫。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维叙事下，历史复杂的面相被遮蔽。比如乌克兰游击队既反对德国的占领，也反对东边邻居的再占领，尤其考虑到三十年代乌克兰“大饥荒”的背景。比如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内战，而无论克罗地亚族还是塞尔维亚族，都不乏与德国占领军合作的人士，前者是“乌斯塔沙”，后者是“切特尼克”，因此南斯拉夫各族群既有团结一致反对德国侵略者及其扈从的一面，更有彼此厮杀攻伐的一面。

　　在某种意义上，发生在90年代初南联盟和近期发生在乌克兰的民族冲突，可以被视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地内战的继续。叶礼庭一方面慨叹五十年之久居然不足以让人们忘却尘封的血迹和泪痕，另一方面也对政客们和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揭开历史伤疤时选择对历史进行再扭曲甚至抹杀表示愤慨，比如图季曼领导下的克罗地亚政府捣毁涉及“乌斯塔沙”政权暴行历史的纪念馆，并斥之为彻头彻尾的谎言。叶礼庭认为，这不仅无助于真相基础上的民族和解，而且等于直白地提醒塞尔维亚人，他们可能会面临类似当年“乌斯塔沙”政权那样的暴力，这一切更是为未来新一轮矫枉过正埋下伏笔。

　　二

　　身份的简化和对抗的决绝在前南联盟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令人绝望，也最具讽刺意味。因为在叶礼庭看来，所谓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细小区别”，实在不足以成为彼此间如此深仇大恨的缘由，反而验证了人类永恒的悲剧：通过对亲密关系的厌拒和极端的仇恨来掩饰无能去爱，由此导致越是和自己相像的族群遭受的敌意也最大。

　　而有时人们拥抱民族主义，是因为除了“民族”没有更好的能彰显自己身份的方式。这在德国极右翼分子和英国北爱尔兰忠诚派新教徒身上表现的比较明显。

　　对德国东部的年轻人而言，统一似乎带来的只是双重挫败，既要面临西部“富裕亲戚”居高临下的怜悯和施舍，又要面临来自外来族裔在工作和福利方面的竞争。对前者而言，鄙夷和斥责东部亲族不会被戴上种族歧视的罪名，而对外来族群的公开批评则要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虽然出于优越感他们对这两类人都不会给予发自内心的拥抱。

　　在这样尴尬的情势下，德国东部的愤怒青年们认定，只有诉诸纯粹的种族民族主义才能击败双重的挫败感。对西部的富人亲戚们，他们可以以德国正统的捍卫者自居，而不像自由派那样因歉疚于历史的负累而宁愿采取选择性遗忘或冀望于通过践行欧洲主义来一举超越民族主义。对外来族群，他们敢于喊出一些右翼保守派们深埋于心底而无法宣诸于口的渴望：一个洁净的、守纪律的、有效率的和种族纯粹的德国。

　　如此一来，他们感到自己取得了双重的胜利：以比保守派们更勇于进击的姿态重新恢复了被自由派软化和玷污的德国民族自豪感，因此可以凭此一道德制高点与西部富裕亲戚们平起平坐，与此同时，可以通过对外来族群的威吓获得高人一等的种族优越感，如果能抢回工作岗位，那当然更好。

　　虽然他们对纳粹暴行的断然否认和对种族民族主义的公然拥抱多少令保守中产的主流们尴尬和拒斥，但他们无疑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东德的愤懑并抒发了西德的郁闷，这也部分解释了此次德国大选中极右翼势力崛起的缘由。

　　和德国新民族主义者们一样两线作战的，还有北爱尔兰的忠诚派新教徒。以前人们习惯于认为，北爱的冲突主要存在于心属爱尔兰的天主教共和派和难以割舍英国的忠诚派之间，而叶礼庭向人们充分展示了北爱忠诚派新教徒们对母国的不满乃至仇恨。他们觉得自己被背叛了，只有他们还在坚持英国性，而在伦敦拥抱文化多元主义的精英层却把他们遗弃了。所以，他们发起了针对北爱尔兰共和派天主教徒和代表母国建制性存在的北爱尔兰警队的双线作战。

　　三

　　除了刻意的煽动，在叶礼庭看来，政客的失职还包括未能打造一种超越种族认同的公民民族主义。

　　通过与铁托前战友吉拉斯的对话，叶礼庭剖析了铁托的失败之处：一味压制历史记忆，靠强人铁腕之下一党统治体制内部的利益制衡来维系族群团（妥）结（协），未能及时启动民主进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基于共同的历史认知和共享的价值观的民族主义，从而失去了真正将南联盟各民族熔铸在一起的历史机遇。因此，一旦强人逝去，原有的各族群协调和利益分配机制失效，人们就只能回到前现代的充满暴力色彩的族群冲突政治模式中去，而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被压制和扭曲的民族记忆被刻意复活，遂令整个情势如烈火烹油。

　　而德国和俄罗斯对克罗地亚族群和塞尔维亚族群分别提供的支持，又一度勾起人们对自“神圣罗马帝国”覆亡以来的欧洲纷争和巴尔干火药桶的记忆。当然由于北约和欧盟的东扩，以及以俄罗斯为首的斯拉夫集团整体实力的相对衰落，短期内发生大规模集团性冲突几无可能。然而由于这一轮民族主义的纷争又埋下了新的仇恨种子，未来新的以民族主义为号角的冲突死灰复燃并非天方夜谭。也因此，叶礼庭认为，西方在介入前南联盟冲突中最大的失误就是过于忽视塞尔维亚族群的正当利益，虽然是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塞尔维亚精英层率先诉诸民族主义攻势。

　　德国政治精英层的失败则在于，无论是想超越民族主义的德国自由派，还是坚持相对纯粹的民族乌托邦的德国保守派，都未能构建一个让正常健康的爱国主义有栖身之地并能发挥凝聚作用的身份认同框架。想直达欧洲主义的左翼自由派发现，自己被迫面对因难民和移民激增而凸显的国家利益边界，而直到2000年才被迫同意取消以血统定公民身份的右翼政治家们，显然也无法胜任超越种族民族主义、构建公民民族主义的历史使命，他们似乎无法或拒绝体认这样一个现实：根本没有纯粹的民族国家，就像没有纯粹的种族那样。

　　所有以种族民族主义为出发点的政治诉求，都会面临一个悖论：我们和“我们”没有那么相同，我们和他们没有那么不同。这一点在后冷战的德国凸显得最为充分，那些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归来的德意志族裔的后代是如此令人感到陌生和疏离，而那些在德国长大的土耳其轻人在德国社会中如鱼得水。

　　四

　　叶礼庭并没有完全否定民族主义理想的可敬之处及其功效。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考察之旅，向人们提供了一个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样本。他对库尔德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和建国渴望给予了深刻的同情。然而总体而言，叶礼庭对库尔德民族的建国梦并不保特别乐观的态度。身处多国交界地带，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构想必定会遭受相关利益方共同的敌意和打压，而库尔德族群内部也缺乏统一和协调，他们甚至没有共通的标准化的库尔德语。在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以阶级斗争求民族解放的路线和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群的部族民族主义之间，似乎横亘着难以弥合的分歧。

　　此外，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支持，比如在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北部设立禁飞区，库尔德民族主义事业可能很难支撑下去，而来自西方的支持本身又充满悖论：以干涉现有民族国家内政的形式来支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一如他们发动对米洛舍维奇政权的打击以支持科索沃族群的民族自决权一样。这会否如当年的“威尔逊主义”一样释放出更多的魔鬼而非天使呢？而且在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看来，这种所谓“人道主义”的干预充满了地缘战略利益的色彩，因为在积极介入巴尔干的科索沃与中东的库尔德事务的同时，西方国家却对发生在卢旺达等地的种族主义仇杀袖手旁观。

　　面对因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持久的经济不景气和全球化退潮，人们面临的族群矛盾和纷争，似乎比叶礼庭二十多年前展开民族主义之旅时有增无减。从英国到美国再到法国和德国，曾经为自身的多元文化和族群融合为荣的美欧国家，正面临自“二战”以来最深刻的与族群政治有关的身份认同挑战，族群分裂和极右翼崛起正成为切切实实的威胁。

　　叶礼庭二十多年前开出的公民民族主义的药方会是答案吗？

　　答案是肯定的。一方面二十多年来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实践再次证明，越是全球化，民族国家的完整性越可宝贵。经济发展带来的彼此间关系的密切和相互依赖的深化，并不必然带来民族主义的消亡。至少二十多年来全球化的实践没有带来确定的结论，答案不是那么斩钉截铁。不仅仅是全球化赛局中的失败者和失意者会掉过头来选择重新拥抱民族主义，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经验表明，有时候经济发展可能更增强民族主义信念，因为经济上的自立令相关族群更为自信，也更为偏狭，认为在联邦主义构建中“委曲求全”更加没有必要。

　　任何超越民族国家或期望世界大同的虚妄，大都如泡沫幻影不堪一击，人们可能会非常享受多元文化的共存共荣，但是否因此就共享一套普世价值体系，进而在此基础上打造出一个强有力民族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则没有那么乐观。衰世易生刻薄之心，在经济利益冲突之外，欧美社会主流人群还倾向于认为外来族群只愿多元共存而不愿认同和皈依一个普世价值体系，这种认知也正成为欧美国家族群政治氛围恶化的推手。

　　因此，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民族国家无法被超越，反而越来越重要。文化的混合，人种的混同，经济的混杂在日复一日的进行，我们无法回到“纯真年代”。只有在多元、共享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更好保持自己的鲜明特色，而不必以其他族群的利益为代价。与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回到帝国的年代。只有建立在公民民族主义和联邦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国家，才是压制有时打着民主之名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为各族群提供和谐相处之地的唯一可靠力量。

　　原载于经观书评 2017-11-08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七)：“公民民族主义”道阻且长

　　战地记者出身的加拿大作家叶礼庭于20世纪90年代初，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和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通过大量的采访和细致的观察向读者展现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阐述其对“民族主义”这个大问题的理解。细节和对话使整本书细腻易读，充满人情味。下面是印象较深的一处：

在一个展示柜中，有一张铁托参加一个国际会议的照片，他坐在一个写有‘南斯拉夫’的小牌子后面。不知道是谁粗暴地用圆珠笔把国家的名字涂抹掉了。”

　　通过描写一个展示柜中的一张照片，民族主义者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便如在眼前。

　　在我看来，“民族”是一种用来界定自我身份、塑造自我认同的“话语”，人们试图通过这种界定和认同来找到归属、获取安全感。和其他话语一样，“民族主义”话语并非天生、自然的，它体现权力，并服务于权力。

　　作者引用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一段话：

只是你的姓氏成为我的仇敌；你就是不姓蒙特鸠，你还是你自己。蒙特鸠是什么？不是手，不是脚，不是臂，不是脸，也不是人身上任何其他一部分。啊！换另外一个姓吧：姓算得什么？”

　　叶礼庭认为，民族主义不过是一种“幻想和逃避”的语言，是一个充满“高尚事业、悲剧性献身和残酷必要性的幻觉王国”，充满了虚假和伪善。它提供了一种持续狂热、永恒亢奋的光荣政治，取代了实际政治的平庸，取代了直面现实的政治世界。人们试图通过民族主义从现实中逃离出来，赋予自身行为以光荣和使命。这样的民族主义的结果只能是暴力、恐怖、死亡。作者指出了民族主义中存在的“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它们就越要寻找彼此间的差异以进行区别和对抗。

　　基于此，作者认为，“公民民族主义”应取代“种族民族主义”。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是所有人的家园，种族、肤色、宗教和信仰不应成为是归属的障碍。人们可以通过共享同一套政治理念、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而聚集在一起。

　　然而，“公民民族主义”道阻且长。作者在书中描绘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经历、思想与情感让我们不忍心站在道德的高地，对其民族主义行为加以指责与批判。

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知道母亲是什么，只有没有土地的人才知道土地意味着什么。”魁北克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女学生说：“我们只是想要像成年人那样被对待，而不是像孩子那样。”

　　在贫穷、落后、战乱中，人们有这样普遍的诉求：只有拥有自己的土地，一个民族才能成为完整的人类、完整的自己。

　　我们不是他们，我们不在那样的地方、拥有那样的经历，因此可以高谈“公民民族主义”。在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前，“公民民族主义”该如何发展与实现？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八)：未来属于哪一种民族主义？

　　冷战结束时，人们欢欣鼓舞，认为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未来应该属于世界主义：人和人之间不用民族来区分优劣，遵守普世价值，和平共处。然而，事实证明，我们迎来的不是世界主义，而是新民族主义。

　　《血缘与归属》就是一本讲述新民族主义的书。作者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在上世纪90年代初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和重新统一的德国这六个国家和地区，见证了新民族主义的兴起。

　　叶礼庭是加拿大学者，《柏林传》的作者，还参选过加拿大总理，可惜没有成功。他的出身让他很难不成为世界主义者：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英国人，童年随着外交官父亲生活在南斯拉夫，后来去美国接受教育，而职业生涯在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地度过。

　　叶礼庭当过战地记者，也在BBC做过主持人，《血缘与归属》就是他主持的同名纪录片的文字整理稿，理论性不是很强，可以当作游记来看。虽然出版时间是1993年，但是放在当下的强烈民族主义潮流中，这本书显得毫不过时：英国脱欧、加泰罗尼亚公投独立、美国准备在墨西哥边境建造城墙……一切都离世界主义者的愿景越来越远。

　　与世界其他部分脱离、只和同族人待在一起，这样的愿望看起来很合理——毕竟，血缘能带来归属感，能让人觉得安全。然而这无形中把异族塑造成了敌人：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相邻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互相残杀，唯一的理由是，他的民族和我不同。这种荒谬的仇恨，造成了可怕的战争和屠杀，让巴尔干半岛流血不断。

　　实际上，作为对当地不甚了解的人，我们可能分不清谁是塞尔维亚人，谁是克罗地亚人，他们的语言几乎是相同的，只不过一个用西里尔字母书写，另一个用拉丁字母书写。两族最大的差别是塞族信仰东正教，克族信仰天主教，对于没接受过宗教教育的中国人来说，这两者好像也差不多。但如果你把一个塞族人当作克族人，或者反过来，他们应该会非常生气。想象一下狭隘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国外被当成日本人或韩国人时的反应吧。

　　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话：“两个民族之间的实际差异越小，这种差异必定在他们的想象中显得越大。”这被弗洛伊德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效应”。前南斯拉夫各个共和国的政客们正是利用了这一效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从而让自己大权在握。——想让一个国家的人团结起来，最快的手段不就是制造一个共同的敌人吗？

　　新民族主义就这样碾碎了世界主义者的梦想：随着时间的推移，种族身份成了人们越来越重要、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标签，德国的民族主义者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历史，没有国家的库尔德人只有争取建国才能避免被屠杀的命运，魁北克人则认为不独立就无法保护他们的法语文化……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世界主义看起来终究是空中楼阁，而新民族主义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取。叶礼庭认为，如果把种族民族主义变成公民民族主义，用公民身份取代血统，让愿意融入的外来者加入民族国家中，让国家保护公民，而不是让人民从血缘中寻找归属，这会是更好的也更现实的方案。

　　但《血缘与归属》并没有提出可行的实现办法，世界最终会走向何方，究竟是哪一种民族主义会取得胜利，也有待时间的证明。

　　由于时间所限，叶礼庭的探访只能说是浅尝辄止，但他的观察和分析提供了一个了解新民族主义和书中涉及国家地区的窗口，而且文笔真的非常好，读来令人动容，推荐对南斯拉夫等地感兴趣的朋友阅读。

　　《血缘与归属》读后感(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人们生活在熟人中间。此后，随着现代性的展开，当身边充斥着越来越多的陌生人时，当技术使得天涯若比邻时，思想家们一度认为，民族主义即将成为过去式。

　　然而，他们错了。历史进入20世纪，民族主义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变本加厉。

　　新民族主义的破坏力有多大？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叶礼庭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民族冲突的前线，实地考察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创伤。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他看到炮火下破碎的村庄和心灵；在德国，他看到同胞经过长期隔离后的挣扎和彷徨；在乌克兰，他看到两个民族间的相爱相杀；在魁北克，他看到民族自决的吊诡；在库尔德斯坦，他看到一个民族为能够拥有自己的家园所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北爱尔兰，他看到重压之下扭曲的民族身份。

　　作为流亡沙俄贵族的后裔，作为哈佛毕业的学者，叶礼庭亲身体验着新民族主义的这种表现形式，以细腻的笔触大力批判这种基于血缘的身份认同。在他看来，公民民族主义才是民族主义在当代的唯一出路。

　　时至今日，距离叶礼庭写作本书又过去了20多年，放眼世界，从国内的各种抵制到大洋彼岸白人至上主义抬头，无一不向我们昭示着本书的意义。或许，就新民族主义的破坏力而言，种族冲突的各方在地缘政治上所造成的裂痕，却是殊途同归。

　　叶礼庭：《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成起宏译，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48元

　　子扉我 2017年秋 季风地下空间

　　原载季风书园微信201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