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10篇

　　《事实改变之后》是一本由[美] 托尼·朱特著作，中信出版集团·见识城邦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页数：4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一)：【转载】李公明：“事实改变之后”与……“真诚之心”

　　托尼·朱特的《事实改变之后》（陶小路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1月）是他的最后一本文集，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收录了托尼对他终生关注的事实与正义、国家与历史、记忆与遗忘、道德与功利冲突等议题的最终看法。书中关于冷战、大屠杀与犹太人、“9·11”事件及世界新秩序、对加缪等人物的评价等文章无疑都比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关注，但我翻开目录的时候首先被吸引的是第二十五章“世代的平衡——与丹尼尔·朱特的对话”，可能是因为第一次读到托尼与他儿子的交流文本，也可能是因为最近正在关注由一些大学生的读书与社会实践活动所引起的代际认识与沟通问题，而这些恰好是容易被阅读托尼·朱特的评论者所忽视的。这是站在思想前沿上的父子之间的代际思想交流，虽然篇幅不长，其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对话从对奥巴马的投票以及对他的政治作为的评价开始，丹尼尔对奥巴马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消极与不作为感到非常生气，他说“这个世界不是可以拿来牺牲的，你们造成的损害需要我们这一代来修复，情况就是这样简单”（370页）。托尼回答说从一开始就知道奥巴马只会妥协而不会对抗，至于环境污染事件，“是的，我们应该比我们现在更愤怒”；他转而说到宪法，认为宪法的正常运作取决于一个共识，但是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共识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共和国就是这样消亡的”。他承认需要做“一些事情”，并询问“你有什么建议”。第一个回合的对话就充满了思想的张力，涉及选举、宪法与共和国、政治妥协与对抗、环境作为一种牺牲的代价以及是否应该有更愤怒的情感等重大议题。

　　丹尼尔的回答包含了几点意思：第一，“你”（你们）对一些不可接受的企业行为过于宽容，就像在政治上过于逆来顺受；第二，要真正实现变革，需要对变革有信心；第三，我们需要一起做的事情是建立共识并且行动起来，以民意迫使政府通过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法；第四，“你们这代人需要为我们做到不妥协”。

　　代际之间的价值与行动的联系与冲突已经十分尖锐地呈现出来，托尼马上感到这些有关代际的问题使他有些不适，他申明自己并没有失去信心，同时也指出丹尼尔和他的同代人对奥巴马失望之后就放弃了奋斗。丹尼尔承认托尼说得也对，他谈到参与选举对一代年轻人的重要意义，同意“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失望变成悲观情绪和懒惰。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道德上的挑战，我们不能退缩”。接着托尼从石油公司和国会立法进程谈到给各州提供一个“马歇尔计划”，问丹尼尔是否有长期奋斗和做出一些牺牲的准备，最后的问题颇为尖锐：“你是真的关心此事呢，还是仅仅因为看到那些令人不安的景象感到不舒服？”丹尼尔以这样的回答结束对话：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关心；最糟糕的是，“我们的年龄已经大到能够理解应该去做什么事情，而且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理解比你们要好，但是真要求做这些事情又太年轻了。我们目前能做的就是把我们知道的说出来”（374页）。

　　这是非常真实而传神的青春思想宣言，虽然我无法断定作为二十世纪最为杰出的历史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儿子，丹尼尔在美国青少年中间能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从丹尼尔的成长环境而言，他的思想早熟与激情都不难理解，甚至连与父亲对话这种交流形式应该也是很自然形成的。耶鲁大学教授、专门研究东欧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施奈德在2009年间每周上门与托尼进行了对话访谈，虽然这时的托尼很快就要依赖呼吸机来维持生命了，这些对话的产物就是《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和父亲住在一起的丹尼尔在这种思想交流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他的感染和影响自不待言。更令我感慨的是，这时的丹尼尔只有十六岁，而托尼则在这场对话之后不久就离开了这个他始终热爱的世界。

　　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理解这场对话，我发现两代人之间双向的“爱”与“怕”非常感人和深刻。丹尼尔说：“我是怕你们的怀疑态度让你们失去了信心，放弃了行为——你得承认的是你们这一代人的激进主义从来没有完全实现它的潜力。你总是说，政治是‘可能的艺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愤怒转化为积极的行动，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这是不是比坐在后面抱怨，而与此同时被带领到深渊的边缘更好？”托尼回答说是的，并且承认“我们给自己的都是一些容易做到的选择。”（373页）

　　怀疑、放弃、逃避最为艰难的选择直至失去行动的能力，这不也是我们的最大困惑与焦虑吗？如果不是对类似的家庭政治谈话有过体验的话，可能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向作为历史学家的父亲提出的问题和希望；如果不是对两代人之间比较稀有的智性和价值观念取向的一致性有所体认的话，恐怕也很难真正明白在这些“怕”和“担心”的背后，包含有着多么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托尼现在应该感到放心的是，他这部最后文集的书名是十九岁的丹尼尔帮他起的，因为丹尼尔从小就了解他父亲的这一思想品格。还有什么样的父子情深比这更有情感的和思想的力量呢？

　　托尼的夫人珍妮弗·霍曼斯在“序言”中说，作为书名的“事实改变之后”来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可能不是他说的）：“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这是托尼最喜欢的一句话，丹尼尔提议用它作为书名是非常合适的。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为《事实改变之后》写的书评题目就是“信仰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最深情拥抱的信念”（见《东方历史评论》公号），该文很值得一读。他从托尼那篇引起轩然大波的关于中东和平的文章谈起，强调了相信——乃至信仰——证据（事实）这个在托尼一生中非常突出的思想品格，其重要含义是不屈从于任何教条，在事实面前勇于修正错误。

　　在“序言”中，珍妮弗以生活中的一件事情，说明托尼非常看重在事实改变之后，随时修正自己的观念和想法，并且在行动上有所调整，这最能反映出托尼的“真诚之心”。本来这是一种正常的思维方法和逻辑原则，但是对许多学者来说却成为难得的品质，是因为有太多的学者在事实面前拒不承认事实，在真相面前仍然无动于衷。

　　收入该书的第一篇文章是托尼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一书所写的书评，他曾经听过霍布斯鲍姆讲课，对这位老师始终怀有崇敬之情。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认为该书从许多方面来看仍是一部杰作，同时也指出他由于固守着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深种于头脑的关于左与右、法西斯与共产主义、进步与反动等二元对立观念，而对发生在苏联、二战时期、直到苏联政权垮台这漫长的岁月中千万人无辜牺牲等事实无动于衷或轻描淡写，与他对十九世纪的无情质疑相比显得更为突出。

　　在事实面前闭上眼睛的当然不仅是这位英国左派历史学家，托尼在他的成名作《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李岚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中详细分析了战后法国左派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事实面前充耳不闻的，认为这是在道德上的失当与政治上的不负责任。他进而指出其根源首先来源于有关正义的任何形式的共识的缺失，而在哲学上则与萨特的存在主义有密切关系。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坚持承认事实和坚守正义共识决不是所谓的“选边”、“站队”思维，而这种质疑显然有意要混淆在事实和正义面前的承认、选择与那种在对话或论辩中仅以“站队”为标签的做派之间的根本区别。

　　托尼毕生极其厌恶和抵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热烈捍卫他所谈的社会民主主义，他毕生坚守着在事实与正义问题上毫不动摇的立场。托尼·朱特长期为《新共和》《纽约时报》《纽约书评》等欧美主流媒体撰稿，当“事实改变之后”，作者以“真诚之心”修正自己曾经的错误，亦不畏惧站在潮流的反面。今天回头阅读这些时论文章，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重新思考过去发生的事件、思潮，同时使人思考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善、理想主义，认识如何坚守高贵的道德精神和智力标准。在托尼看来，知识分子在事实面前应该承担起知识认知、道德反思和政治选择的责任，而无论肩负这种责任要面对何种复杂的环境和牺牲。

　　在《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章乐天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的“导论”里，他解释说对这三个人表示关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他们所反对的特殊对象，他们希图扭转或至少挑战的那种趋势，正是我所说的‘不负责任’，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种领域里，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21页）。在托尼看来，“忽视或摈弃知识、道德或政治上责任的倾向”是知识分子不可饶恕的错误，而那三个反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趋势的知识分子所面对的环境是在利益宰制下的党派竞争、左右翼的相互攻讦和误解、时尚和流俗的浅薄非议、学术圈同道中人的傲慢敌意，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映衬出他们的孤立与无助，也折射出他们的骄傲与尊严。

　　珍妮弗·霍曼斯说，最让托尼亲近和崇敬的人是加缪和奥威尔，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奥威尔则无处不在。托尼的《论〈鼠疫〉》是一篇异常精彩的文学评论，充分显示出他对加缪的推崇所蕴涵的深刻性。在托尼看来，《鼠疫》出版的背景是战后法国的各个政治派别及代表人物正“小心翼翼地编织着法兰西民族抵抗纳粹的光荣神话……而令人不快的个人记忆则被哄着压抑了下去”。加缪以寓言的方式重新触碰了那些痛苦的记忆，“但他用的是一种间接的、在表面上非政治化的语调”（198页）。

　　托尼很能理解加缪为什么拒绝“赞美决心和英雄主义”，他认为这句话需要在上下文中去理解。“在法国抵抗运动过程中人们当然展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许多男男女女为之付出生命。但在战后的法国流行起来的自鸣得意的英雄主义神话让加缪感到不舒服，那些自封的抵抗者（这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对那些没有采取行动的人表达轻蔑时所使用的充满道德优越感的语气，则让他感到深恶痛绝。”（203页）最重要的是，加缪说“地球上有鼠疫，有鼠疫的受害者，一个人所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要于鼠疫为伍。”在这部《事实改变之后》的扉页上也写着这句话，这肯定很符合托尼推崇加缪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尽可能不要于鼠疫为伍”。托尼在他的文章特别指出：“加缪在小说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一点，仿佛担心读者会注意不到。‘如果你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后还不去反抗，那你要么疯了，要么瞎了，要么就是个懦夫。’”（203页）

　　托尼对加缪的推崇显然与对自身时代处境的认识有紧密联系。“加缪清楚地知道善与恶之间的区别，而且他的立场很坚定（尽管他同情怀疑者和放弃原则者，同情不完美的人性的动机和错误），在他面前，如今我们这个时代的相对主义者和没有原则之人无不相形见绌。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虽然很受争议，但这部小说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加缪没有想象到的。对于这部小说的很有先见之明的最后一句话，身处2001年11月纽约的我们可以更好地感受到所具有的力量（我们目前的处境是以前无法想象的）。”（195-196页）那么《鼠疫》中的这句话是什么？在小说中，里厄医生听着城里的欢呼声，想到的是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加缪《鼠疫》，303页，顾方济、徐志仁译，上海译文，1980年）。托尼说的“2001年11月纽约”是指刚发生“9．11”恐怖袭击后的纽约，我们是否从某种意义上也能感同身受呢？要知道善恶之间的区别，这话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要真正知道和践行则很不容易，而且要把这种知道作为自己的原则、立场和底线，这是我们今天最为稀缺的品质。所谓的善恶的区别，最关键的就是人权道德价值之善与专制暴力之恶，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渝地坚守的原则，也是他一生中的历史研究与公共写作紧紧围绕的核心问题。

　　在托尼对加缪的推崇中，我们不难看到连接他们的是一个严肃的历史伦理问题：在巨大的灾难过去之后，如果回避受难者的诉求和压制关于受难的普遍性记忆，甚至连曾经有过的空洞的记忆与承诺都要积心处虑地加以修改，那么必然意味着新的受难者仍将被制造出来。在这里我联想起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处提到的那座将要建造的纪念碑，那个讲这则新闻的老头“笑得连气也喘不过来”：“我在这里就能听到他们说：‘我们已故的……’一讲完他们就去吃喝了。”（同前引书，302页）加缪没有说出来的是：因为死者的牺牲起到了填饱鼠疫的吞噬和将鼠疫拖垮的作用，因而，在鼠疫的欲望被填饱和被拖垮之前，真正的纪念碑不会到来。我们终于知道，这不是寓言，而是残酷的人类历史。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8-02-01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77669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二)：一本关于历史的政治书

　　正如标题所说，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政治书。作者托尼·朱特深入讨论了中东危机、伊拉克战争、“9·11”事件、世界新秩序等问题。收录了朱特对他持续关注的话题的最终看法与观点，他提醒我们这个时代潜藏的危机，让我们在走进21世纪时不忘回顾20世纪的历史，亦使我们更加接近当下世界的真相。

　　本书是由托尼·朱特的妻子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并作序出版的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收录了朱特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所写作的诸多重要文章。这些文章记录了他思想的改变轨迹，也代表了他对公共生活持续的、充满热情的介入。

　　托尼·朱特是著名历史学家，以其对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的深入研究而闻名于世。1948年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纽约大学。其主要著作有《战后欧洲史》《沉疴遍地》《重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记忆小屋》《思虑20世纪》等。其中，《战后欧洲史》被誉为“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伟大著作”。

　　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你呢？

　　这是本书前面的一句话，作者一直都带着一种公正的视角、清晰的道德判断和绝佳的智识标准来理性的合理化的分析每一件事情。无论是谈论巴以冲突中人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还是“二战”中对自己国家犹太人的遭遇选择性失明的法国人，抑或他所崇敬的加缪和奥威尔等等，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见解。

　　托尼认为欧洲实现统一是幻梦，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东欧、中欧、西欧的经济发展也不同。而欧盟是否该接受东欧国家的加入呢？这就要分析东欧等国加入欧盟的利与弊了。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欧加入欧盟会让欧盟产生高昂的负担，而这超出了它的承受能力，这便是一大难题。但是欧洲实现统一还不仅仅是这一个大问题，还有很多的矛盾与冲突都无法得到解决，所以，欧洲统一注定只是幻梦一场。

　　说到《鼠疫》，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而托尼也对这本书作出了他的诠释。他认为这本书的成功与当时出版的时间和年代密不可分，如果再晚几年可能就没有这么大的效果。《鼠疫》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成就跟作者加缪本人的自我感受，独特的观点和看法息息相关。他亲身经历了疾病、流亡以及与亲人分离之痛，并且把这些都带入了这本小说，让读者与之感同身受，才能带来这么大的反响。所以说，《鼠疫》的成功绝非偶然，他用鼠疫来阐明道德危机的蔓延给人带来的困境，是对我们时代自满和遗忘的警示。

　　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为一少部分人带来了财富，但也摧毁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人工智能越来越发展，或许以后会取代传统劳动力成为新兴劳动力。而经济的发展也会让贫富差距拉的更大，穷人会越来越穷，富人会越来越富。社会矛盾也会再度升级，两极分化也会越来越严重。而在书中作者托尼也提到了这一点，在创新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环境污染严重、贪污腐败、人均资源分配不平衡等等，我们要深刻的思考和探讨，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

　　作者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让我们明白这个看似和平的时代下潜藏的危机与问题，我们应该去关注这些问题，更好的合理的去解决它。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三)：安定的未来在何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以色列成为20世纪中期在巴勒斯坦土地上人为作用建立的新国家。从此，60多年来，中东问题，巴以冲突一直是国际关系的热点。《事实改变之后》让我们对20世纪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重建有着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东方向，安定的未来在何方？

　　作者托尼·朱特，著名的历史学家，专研于战后欧洲历史，曾获得汉娜·阿伦特奖，奥威尔终身成就奖，长期为《纽约时报》、《新共和》等撰稿，代表作《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等。本书是他的最后一本文集，关于20世纪战后一系列的新问题的关注、观点，欧洲战后的分裂，美国、苏联的冷战，中东问题的巴以战争，伊拉克战争，9·11事件等。

　　在内容上，《事实改变之后》体现着三个方面。一方面，作者对一些书籍的看法。他敢于直言，如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中，批评了他对苏联大清洗上的潦草，没有全面的细节描写，觉得是一种缺憾。托尼·朱特曾经是霍布斯鲍姆的学生，敬佩他，但是他对霍布斯鲍姆的20世纪见解缺陷勇于存在质疑。第二方面，作者对20世纪战争有着回顾和思考。《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的主题里，现今关于历史类书籍中都会专门写到二战犹太人种族大屠杀事件，但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新的认识，在二战发生后的许多年里，绝大多数欧洲人没有反思有关邪恶问题，而是决绝的置之不理。普里莫·莱维的《这是不是个人》记述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经历，即使后来出版也无人问津。60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第三方面，作者对中东地区的重视。书中围绕着巴以冲突为中心，讲述国际各方对中东的关系。在写作上，笔者擅于通过对一本的书的评价而引申到历史当中去，再提出想法。如对德里克·萨耶尔的《波西米亚的海岸》一书的评价，深入到捷克国家历史进程、政治、文化、艺术等，最后绕回巴尔干战争的惨痛灾难。在作者的眼中，巴尔干国家的内战和国家之间的冲突致使人们流离失所的痛苦，凶残的暴力是极其可怕的，绝对邪恶的象征。

　　巴以冲突被被认为中东局势动荡的根源。近年来的伊拉克战争、9·11事件，恐怖主义等更是它的另一种延续。中东的未来安全在何方，还需要很漫长的时间。《事实改变之后》用托尼·朱特的大胆直言，独特的视角，戳痛人们的神经，评述着20世纪的大事。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四)：信仰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最深情拥抱的信念

　　lt;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OTA5MzAwMQ==&mid=2654512872&idx=1&sn=405f318068baa22d56068fa011d35f16&chksm=bd0cb08e8a7b399825cd796b77e81f4999818c869a11c8b0effc95a41f41074383774f89ffca#rd">

　　撰文：乔纳森·弗里兰德

　　翻译：陶小路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1

　　我第一次见到托尼·朱特是在十多年前。我们在伦敦一家高级酒店的大堂喝威士忌。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看起来有些格格不入：他的身边都是些穿金戴银的国际商务人士，这位来英国访学的美国教授也曾是伦敦居民，他在这个城市最简陋的区域出生、长大。

　　就在我们见面的几个月前，《纽约书评》发表了朱特最著名或者更准确说，最“臭名昭著”的文章“另求他途”（Israle: The Alternative）。他在此文中宣布中东和平进程已经终结了，解决巴勒斯坦冲突的“两国方案”也随之破产。他认为是时候重新思考解决方案了，甚至应当考虑采用“一国方案”：这个国家将成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共同的世俗家园。没错，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便意味着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的解体以及催生它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终结。但也许这个国家在当前的世界就没有存在的空间。以色列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它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它目前的运转也出现障碍。”

　　这篇文章引起轩然大波。他不仅被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美国犹太右翼分子用最恶毒的语言谴责，至少在一次公开场合被禁止发言，也遭到友人、支持者的谴责。他之前是《新共和》的特约编辑，但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新共和》的刊头消失了。朱特一度也曾是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曾在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担任志愿者，提供希伯来语翻译服务。现在他被那些最不屈不挠的以色列支持者们宣布为“不值得重视之人”。

　　他的批评者误读了这篇文章，或者至少误解了这篇文章想要表达的意思，当时的我很是为此感到震惊。我问朱特他是否会在英国的《伦敦书评》而非《纽约书评》上发表这篇文章。他顿了一下，思考了这个做法会产生的影响，最后回答说不，他不会这样做。他的这个回答让我确认了我的想法没有错。

　　简单的解释是，朱特了解英美两国在整体的意见倾向上的差异。对以色列的敌意在英国（以及欧洲）已经根深蒂固：沙龙当时又一次激起了主流自由主义阵营强烈的敌视，特别是在他镇压了巴勒斯坦民众的第二次起义之后。而在美国，尤其在纽约，人们普遍接受的都是亲以色列的观念。那种强大的志满意得的情绪以及对以色列不加质疑的支持让任何真正的辩论都无法进行。在此文发表之后，一些论者致信《纽约书评》编辑部，给出或赞同或批评的意见，朱特在回应中这样写道：

　　中东危机的解决之道在于华盛顿。关于这点，人们有广泛的共识。出于这个原因，而且也由于美国对巴以冲突的反应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国内的许多因素所决定，所以我的文章首先是针对美国读者而写，我希望借此来让人们去讨论这个很多年都没有人讨论的话题。

　　在同一段中，朱特补充说，他“对美国犹太群体的动向感到非常担心”。在我看来，他的文章，特别是文章中表达的激烈思想，是为了将美国犹太人从他们多年来的漠然状态中惊醒。（在英国和欧洲，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从未终止，完全没有必要去重启对它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特并非要在“另求他途”一文中去详尽地阐述“两国方案”应当如何，而是去刺激人们，迫使那些美国的以色列支持者去面对一旦“两国方案”破产会发生什么。朱特在回应文章中承认，他写“另求它途”并非是要针对应立刻付诸实施的政策提出什么建议：

　　我在文章里将“一国方案”作为另一种可能的未来来写，我的本意也即是如此。它不是一个马上就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案。如果“两国方案”的实施所遇到的阻碍是因为以色列的统治者不愿为实现这个目标做出必要的牺牲，那么他们又怎么会愿意牺牲以色列独特的犹太身份呢？就目前而言，如我在文章中所承认的，“两国方案”只是一个空想。

　　与朱特在伦敦酒店大堂里的那次相遇让我看到了朱特性格中很重要的一面：他拒绝屈服于教条。一个意识形态宣传家会坚持认为真理就是真理，不能根据情况对其做调整。但是朱特懂得，同样的观点在不同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人们无比坚守的原则也必须考虑到时间或地点的变化，在一些时候，我们必须去调整我们的立场。

　　不受教条拘泥这一品质贯穿了《事实改变之后》整本书：这本文集收入了朱特自1995年至2010年62岁的他因罹患渐冻症去世之前写的文章，其中许多最早发表在《纽约书评》上。这本书所涉及的领域之宽广很是惊人，朱特在志趣和知识上的不拘一格在此书中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他就以色列、法国、英国、美国、中欧、“纳粹大屠杀”、社会民主主义等其它许多题目的写作展现了他渊博的知识。他能非常深入地分析当代政治和现代史。书中收入了他写波兰知识分子的文章，也有他对布什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的严厉抨击；对欧洲福利开支问题的详致评述与对铁路的荣光的赞颂都可以在书中读到。

　　这些文章的一个共同要素是智识上的实用主义。本书的书名是由朱特的儿子丹尼尔取的，它来自于经常被认为是凯恩斯说的一句话：“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朱特经常在写作中引用这句话。

　　我们从这本书的编者、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所写的温情而动人的序言中知道，这句话对于朱特就如一句咒语。她在序言的开头承诺要“将托尼这个人与他的思想分开”，但是其实这篇序言达到的效果正好相反。她笔下的朱特是一个学者（包括对他的写作方法的迷人叙述，细致到他在做笔记时会用不同颜色的笔都写到了），也是一个丈夫，这样的描述方式勾勒出了朱特曾有过的经历，让我们看到朱特的个人历史对他的思想有怎样的影响。这样的写法再恰当不过，因为这也是朱特写作中的一个主题。在整本书里，很显然的是，朱特不认为理念只存在于纯粹的抽象领域中，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作为个体的个人还是作为集体存在的民族，他们所信奉的理念都源自于他们的生活。

　　从这个意义上讲，她在序言中写到他们曾经就一件家务事发生的争执便不是一种个人的纵情之举，而是会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朱特。他们争执的是要不要卖掉他们在普林斯顿一间不需要的房子。朱特一开始是希望把房子留住，后来霍曼斯女士做了一张表格，在表格中列出了如下事实：

　　通勤列车时间表，票价，需要在宾州车站停留的总时间，工作。

　　他仔细地研究了表格，然后当即同意把房子卖了。没有遗憾，没有悔恨，没有指责，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事实改变之后，当别人提出了一个更好的、更有说服力的观点，他就会改变主意，然后继续前进。

　　朱特针对以色列的评论文章需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2003年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他根据事实调整了自己的立场。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两国方案”的倡导者，但是看到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地上的不断扩大这一现实，他认为以色列还没有意愿为“两国方案”的实现采取哪怕最微小的举措。因此，他尝试去“另求他途”。一个选择便是“一国方案”，但是在这个解决方案上，他也准备好随着事实的改变来调整观点。2009年他写道，“要不是我清楚地知道巴以双方会极力、不惜用武力反对 ‘一国方案’，那我也会赞成 ‘一国方案’。 ‘两国方案’可能仍然是最好的妥协，尽管以色列在种族问题上的妄想会因此继续存在下去。”（第十一章，以色列须放弃民族神话）

　　好像要证明这篇写于2003年的文章具有着持久的力量，至少有一篇关于本书的评论几乎全部集中在对此文的评述上，完全没有注意朱特针对此事的补记或者收在这本书里的他后来就这个话题写的文章（译者注：指书中的第十三章，“还要做什么”）。这种做法不仅令人怀疑，也忽略了朱特作品中某种本质性的品质：他从不贩卖教条，他不会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里反复兜售同样的、不变的想法。他一直在边思考边表达，拷问自己以前的立场，并且根据事实的变化而修正自己的立场。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希望通过阅读这本文集来寻找某种一成不变的方案或者一板一眼的宣言的读者会失望。

　　这并不是说朱特的写作不是由一套连贯的原则所指导的。对教条的抵制对他而言几乎就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令他厌恶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恐怖占据20世纪的中心位置，后来的一切无不笼罩在其阴影之下。汉娜·阿伦特坚持认为“邪恶问题”将会是战后欧洲精神生活的根本问题，朱特引述了此观点并对此表示赞同，在本书中他不止一次地应对、处理这个问题。

　　当然，对于在英国出生、后来在美国任教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来说，坚定不移地谴责希特勒的邪恶并不危险。他的勇气表现在他敢于直面以左派的名义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严厉谴责以斯大林主义为名造成的杀戮，拒绝原谅那些假装看不见罪恶或者为杀戮辩解的左派人士。

　　例如，本书的第一章就是朱特对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评论文章。朱特在写于2003的一篇文章“埃立克·霍布斯鲍姆与共产主义浪漫史”（收入2008年出版的文集《重估价值》）中对老人的学术成就表示钦佩，却为他没有能够“正视邪恶”感到惋惜。他批评霍布斯鲍姆一直未能摆脱20世纪30年代那种二元区分方式，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进步就等同于善的，右派、法西斯主义、反对进步等同于恶。朱特认为，如果霍布斯鲍姆能够摆脱这种简单化的划分，他会看到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之间存在着相似之处。

　　许多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经历过朱特的幻想破灭的过程，最后走到了另一极端，改头换面成为强硬的反共分子和新保守主义分子。朱特并没有这样做：他不会用一个教条去替换另一个教条。他是布什政府的严厉的反对者，对其践踏国际准则的行径提出猛烈批评。但是他提出了属于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既不受制于反西方的左派，也不受制于支持美国优先的右派。所以他才会抨击拉姆斯菲尔德和切尼，除其他方面的批评外，朱特认为他们的行径削弱了美国作为示范的力量，威胁到美国对世界上其他自由国家的吸引力：

　　这将毁灭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理解的“西方世界”。战后北大西洋国家因利益和相互友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之前从来没有过，它极其宝贵，如果这样的共同体不复存在了，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我们无法想象诺姆·乔姆斯基会写出这样的话。朱特并非要主张那种乏味的中间主义——那种总是认为真理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的看法。他反对极端主义，反对简单地在强硬的左或右翼之间做出选择，他坚决地秉持此立场，并对其做出了有力地论证。对他而言，实用主义是人道的信条，妥协本身就是一种理想。另外一个选择则是绝对主义，而它只能用鲜血来保卫。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当时他已经四肢瘫痪，离不开笨重的呼吸设备，他在纽约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热烈地捍卫了社会民主主义，三十年来，这一理念一直受到撒切尔—里根模式的打压。他恳求不要继续废止战后经过许多人的艰辛努力才建立起来的福利制度和公共部门：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些成就不够完美的而感到不安。就算我们从20世纪什么也没学到，那么我们也至少应该能够明白答案越完美，后果越可怕。 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便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或许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

　　他明白，完美是杀人如麻的独裁者的目标。这种看起来不起眼的、不流血的温和改善才是人们应该追求的更好的理想。

　　这点从朱特的“英雄祠”里的人物身上即能很明显地看到。霍曼斯一个个列出他们的名字，并且特意指出，他们其实不算是朱特的英雄，而更像是“一直陪伴着他的许多已经故去的人”。他们是：凯恩斯，以赛亚·伯林，雷蒙·阿隆，A.J.P.泰勒，阿尔贝·加缪——“他的办公桌上放着加缪的照片”，当然，还有乔治·奥威尔。朱特在书对其中几位大加称颂，这些为朱特所激赏的特质在书中反复出现。他赞扬泰勒能够做到“背离自己的偏见来写历史”。在追悼科拉科夫斯基的文章里，他赞美这位波兰思想家能够在拒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没有去断定社会主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或者认为为改善人类的境况所做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朱特欣赏的是那些在倒洗澡水时不忘救出水里的孩子的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都喜欢谈论“关键中心”。这个词经常听起来没有实质内容，就像“第三条道路”一样空洞。但是，在阅读朱特的文字时，我们知道它是可以有实质内涵的。它可以指对教条的怀疑；拒绝相信因为一个方案中的部分有其优点或缺陷，那么整个方案就必须被接受或拒绝；能够具备道德上的复杂性（moral complexity），承认并且审视自己的矛盾之处。托尼·朱特让“关键中心”这个概念有了生命。

　　2

　　任何针对时事写作的文章选集，甚至是其中最高质量者都会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它和当下的时代有何相关之处呢？对于朱特的书来说，简单的回答是其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预言性。第二章“欧洲幻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文写于1996年，在那之后三年，欧元在欧盟各成员国范围内正式发行，那是一个欧洲联合主义高涨的时期。朱特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和一些西班牙语，而且是作为一位研究法国的历史学家为人所知，他没有许多主张“英格兰本土主义”的英国同胞面对欧洲大陆时的那种阴郁与忧惧。1995年他刚刚创办雷马克研究所，他希望这个研究所可以把欧洲和美国（当时他刚加入美国国籍不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那么多学者里，朱特最有可能对欧元的发行表示热情欢迎。

　　然而，1996年的朱特对欧洲的未来抱有谨慎的现实主义态度。他写道：“移民政治”不会很快退场”，他说对了。他指出，随着欧盟的扩大，欧盟内部会迅速分化为“赢家”和“输家”，近二十年后欧盟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他警告说，“输家”会转向民族主义。又预测对了。

　　但是，人们阅读朱特并不是因为他能够预测未来。（位于利沃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现在正举行一个针对研究生的研讨会，名字就叫“托尼·朱特作品研读会”，即使乌克兰内战正酣。）我想在下文讨论使他的作品具有强大且持久影响力的另外三个原因。

　　首先是他对事实的忠诚。本书有许多丰富的、常常不乏数据支持的事实，这类例子有很多。我且列举几个特别引人注意的例子，我们从书中知道，普里莫·莱维的奥斯维辛回忆录《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曾经被数家出版社拒绝，最终由当地一家小出版社出版，只印刷了2500册，卖出的就更少。很多册书就存放在佛罗伦萨的仓库中，1966年被一场大洪水毁掉。战后初期的人们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缺乏了解的兴趣，没有别的例子能更好地说明这点了。再举一例：下次称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为约旦河西岸的一个定居点时，记得如下事实：这个“定居点”的面积达30平方英里以上，是曼哈顿的1.5倍大……多么不一般的 ‘定居点’”。

　　读朱特的文章处处可看到他的学识之渊博：甚至他的论敌也很少能够在事实的掌握方面强于他。严谨在他手中成了制敌利器。本书收入了朱特评论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es）的《欧洲史》（Europe: A History）的文章（第三章，“罪行与过失”），此文不啻一枚重型炸弹，戴维斯的这本书在朱特的猛烈批评下体无完肤。但是他所做的也只是从自己的“武器库”里挑选相关事实，只是他的“武器库”里储存的事实比戴维斯的更准确更详实。在布什时代的华盛顿，对法国的诋毁、讥讽曾一度达到最高点（因为法国在联合国的阻挠、制止、推迟美国的计划），巴黎被嘲笑为爱吃奶酪的“投降分子”的首都，国会餐厅菜单上只允许写“自由薯条”（freedom fries）（译者注：炸薯条在英文中是“french fries”，换掉“french”以示反法），朱特在文中（第十六章，我们生活的方式）洋洋洒洒给出如下事实：

　　法国从头到尾参加了整个一战，法军阵亡人数是美国在其所有战争中阵亡总人数的三倍。二战中，法军自1940年5月至6月期间抵御德军进攻，六周内死124,000人，伤20万人，这比美国在韩战和越战中的死伤人数加起来还要多。然而，直到1941年12月希特勒向美国宣战，在此之前美国一直与纳粹德国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在欧洲战场东线，德军特别行动队（德语：Einsatzgruppen）对犹太人的屠杀已经持续了六个月；在法国被占领地区人们组织了抵抗运动。

　　这不仅显示了朱特丰富的知识储备，虽然他的确是渊博的，我们从这样的写作看到的是一种对证据的信仰，一种虔诚的经验主义，无论事实导向何处，都受事实约束——即使这意味着丢掉自己的偏见，放弃自己最深情拥抱的信念。他期待霍布斯鲍姆能够这样对待自己的共产主义信念，像他对自己曾经热情拥抱的犹太复国主义那般。事实上，它本身便近乎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念：我们可以通过认真、诚实的调查开掘出真相。这部分解释了朱特为何如此看重“真诚之心”这个概念。

　　第二个原因就显而易见了。虽然朱特写文章评论当代政治，创作的是所谓“深度”新闻评论，他还是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在写这些文章。这当然会丰富他对当下的观察，但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也是过去的捍卫者，坚持认为人们应当从过去吸取教训，而且要将值得保留的事物延续下去。他的有关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章以及另外几篇在20世纪结束之际回顾这一百年的文章背后也是这种感情。朱特看到，他的同代人匆匆奔向未来，抛弃了前人精心建造、值得拯救的东西。

　　结果是，在书中好几处地方，这位左翼人士令人意想不到地表达了保守主义的主张。他呼唤“让火车回归”（第22章），还谈到“创新的破坏”（第23章）。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朱特写下了这样的话：“直接地说，左派需要保守住一些东西。”这样的表达也许让他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惊讶。

　　朱特对记忆的重视让我们得以更接近他作品所具有的恒久价值的核心。他虽然能讨论历史或地缘政治所具有的宏大、影响范围广阔的力量，但他从未忽视生活经验在塑造人们的思想、态度和渴望所发挥的中心作用。这些东西不是“‘既成事实’，而是 ‘内在事实’，这些事实就在那里，就像他头脑中的一个事物”，霍曼斯写道。这些“内在事实”可能会在我们看不到或者无法对它们全面了解的情况下影响我们。

　　然而，这种同情不应该被误认为是道德相对主义，不是说种种不良行为因为由这种或那种经历所造成，于是便都可以被理解、被纵容。朱特的作品中有一种激烈的道德观念，一种清晰的是非观念，这种是非观念可以追溯到作为道德试金石的纳粹大屠杀。霍曼斯认为犹太人的身份也许是朱特“内部事实”中最重要的部分。她写道，他父亲的表妹、名叫托妮（Toni）女孩殒命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悲剧——

　　成了他的脑海中的某种黑洞，沉重，就像邪恶或魔鬼，不可被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刻和他犹太人身份的这一面都在这个黑洞之中。这种感觉并不分明，很感性，但在我看来很清楚的是，托妮的悲剧成为了他生活的一份责任，从某种程度上托尼的“真诚之心”也与之联系在一起。

　　朱特的作品中的确有一个道德核心，它也许是朱特对人性之恶的了解的产物，这也是让他的作品具有恒久价值的第三个因素。但是，朱特同时也有对更好的事物的希望以及对我们前进路途中的障碍的理解。朱特这样写加缪：“加缪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他在对善恶的区分上毫不犹豫，但他不去谴责人性的弱点。”这句话作为朱特自己的墓志铭也很恰当，他的充满智慧、人道主义和勇气的学识被很好地记录在了这本书中。

　　乔纳森·弗里兰德（Jonathan Freedland），英国记者，《卫报》专栏作家，曾任《卫报》评论版执行主编。曾于2014年获得奥威尔奖（新闻特别奖）。

　　本文选自《纽约书评》2015年5月21日刊，《东方历史评论》受权译介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五)：走出历史的恩怨

　　托尼 朱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哪怕历史人文读者，不见得是一个特别响亮的名字。我想，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主要研究的领域是欧洲史，而且并不是欧洲那最热门的领域，比如其名作《战后欧洲史》。对于中国读者，欧洲历史最熟悉的时候就是罗马、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部分英国君王女王史和二战史，战后欧洲史实在不是一个容易激起兴趣的领域，本身也很少有大众文化涉足。

　　然而，朱特就是这样一位聚焦欧洲历史未透彻剖析之地的欧洲史大家，我至今记得读完《战后欧洲史》，那种弥补自己历史知识空缺板块的愉悦。2010年，朱特在家中去世，享年62岁，从史学研究职业长度来看，算是令人扼腕叹息的英年早逝。而最近，拿到了这本朱特最后的文集《事实改变之后》，才充分意识到他的另一个身份：富于现实思考和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极具洞察力的专栏作家。在这本书中，从后冷战时代到犹太人话题，从后911时代到生活方式的思考，他都能以一种从历史中寻求答案，又在现实中给予批判的角度给我一种时空穿越的独特阅读体验。

　　这本书涉及的话题不少，但是核心始终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如今变化的世界，特别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如何摆脱一种偏激和单边的模式下的无法自拔。而在诸多话题的探讨中，第二部分：“大屠杀和犹太人”是最具胆识、理性、批判性的。在这部分的八篇文章中，从二战大屠杀的记忆到当今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朱特摆出了一种“破除犹太民族神话”的对犹太人诸多记忆和行为的批判姿态，这让我感到有些陌生，因为这样的涉及政治正确性敏感性的姿态实在需要勇气，考虑到朱特不少时间是在美国生活，更在美国报刊撰文，这种反思的视角更为可贵。

　　但是，朱特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本身就是一个犹太人，他的父亲甚至是一位犹太拉比，1948年，他出生于伦敦，是的，同年，以色列建国，或者从犹太人的角度来看是“复国”。接下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以色列建国伊始，面临的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围攻，作为强国围绕的国家和民族，以色列的“卫国战争”和发展过程充满了传奇和坚韧，也被很多人所称道。

　　当然，对以色列国家发展过程的反思也一直在这个民族内部不断涌现，比如以色列专栏作家沙维特的《我的应许之地》便在感情丰富的以色列国家发展叙事中，体现着反思的力度。与之相比，朱特对自我民族和以色列的批判可是更不留情面，堪称火力全开。他甚至对以色列建国的必要性和思想基础产生怀疑，在他看来，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是场悲剧，但是犹太民族的民族神话和政治正确性，遮蔽了二战历史中更需反思的历史和惨痛。而他更精辟的论述和观察还在于，以色列以一种犹太人庇护所，最后的守护之地形象立国，但是却无形中将全球所有的犹太人“绑架”。于是，当以色列在以沙龙为代表的莽撞政府主导时，以色列政府的粗暴行为便被代换为整个犹太民族需要承受的压力，当以色列违反此前协定的国境线设立一个又一个定居点时，当以色列发起一次又一次“定点清除”时，中东地区一团乱麻，我个人也对那时的国家社会舆论有印象，以色列受到很大的声讨，但是与此同时，全球其它犹太人因此也受到一些指责和压力，而这又成了“反犹”的证据。

　　正如朱特所说，反犹主义是对犹太人的仇视，而以色列是个犹太国家，两者是不同的概念。而对于以色列当时的批评并非主要出于反犹主义，越来越多批评就来自非以色列国籍的犹太人。在朱特看来，“我们”犹太人应该谨防过度使用“反犹主义”一词，如美国年青一代已经对此产生怀疑，为何批评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封锁就成了“反犹”，甚至马上又悲情上溯到纳粹大屠杀？作为一个犹太人，朱特深刻的揭示了这个现象，一些作为其他国家的国民的犹太人，在一种“民族神话”的概念下，被与以色列这个国家捆绑，在他看来这是不正常的，无益于犹太人在世界立足和发展。而就中东问题，他也提出务实的态度，以色列必须与“极端势力”谈判，因为在以色列的强势之下，必然催生更具民望的“极端势力”，而如果试图和解，就必须同他们对话，而那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一次又一次的定点清除，或者让这些势力中可以对话的人丧命，或者让其失势，陷入更深的暴力循环。

　　朱特的文章就是这样的特点，逻辑清晰，但是不留情面，读着痛快，同时又给你启发。比如对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的书评中，便对其从常识错误到历史视野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同时就戴维斯身为东欧、波兰史专家，在一部欧洲史的写作中，过度带入自己历史研究形成的波兰“身份感”而扭曲历史视角的方式也提出了批评。其实，在朱特的这本文集中，不管涉及的主题是什么，都可以体现他的这种试图打破社会各个领域思维固化的疾呼，从学术问题到社会问题，再到外交关系问题。他都试图跳出已有思维圈，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发现新的路径和办法。

　　正如本书书名所说，“事实改变之后”，我们需要新的思路，在这本文集中文章写作的背景下，冷战结束了，巴以冲突加剧了，911发生了，你还能抱着过去的想法故步自封吗？朱特告诉我们，不，我们需要调整思路，走入历史深处去追根溯源，走出历史恩怨，去开创局面。朱特的写作风格非常锐利，直击核心，决不搞一团和气，但是正是这样的写作才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思考、勇气和担当，在朱特离世之后，他的作品依然体现着巨大的价值，启发我们去围绕新的事实去思考新的应对之道，毕竟，作为知识分子，需要有坚守的底线，更需要有审时度势，深度思考的洞察之力！

原文地址

　　欢迎关注公众号：关于电影两三事，（ID：aboutfilms）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六)：译者自述

　　似乎是為了反抗一個虛無主義、沒有信仰的社會，如今人們立場堅定，不容置疑，彷彿真理在握：既然極左是錯的，那麼一定是越右越正確。文章裏寫道（引自乔纳森·弗里兰德发表在《纽约书评》2015年5月21日刊的文章，原题为“The Best Man Among Us”，中文译文以“信仰证据，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最深情拥抱的信念”为题于2018年1月30日首发在《东方历史评论》官方公号上，译者也是本人。下面的引文都来自与此文），「許多早年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經歷過朱特的幻想破滅的過程，最後走到了另一極端，改頭換面成為強硬的anti-communist和新保守主義分子。朱特並沒有這樣做：他不會用一個教條去替換另一個教條。」

　　人們接受的信念很多時候不是因為理性被說服，而是因為情感體驗，不能被reason其實是無法被感染，因為不能感受與自己不同立場者的情感體驗。朱特能試著去感受讓他批評的人選擇抱殘守缺的情感源頭（不是為其辯白）的努力實在是動人。文章中寫道，「霍布斯鮑姆之所以拒絕否定斯大林主義，乃是因為他不願背叛『少年時期是自我』：少年霍布斯鮑姆目睹了共產黨員在戰前的柏林街頭對抗納粹衝鋒隊的場景。

　　真正睿智的人應該是「能夠具備道德上的複雜性（moral complexity），承認並且審視自己的矛盾之處」的人吧。那種對自己的信念確定無疑的人都讓人恐懼。另外，其實對某種信念「確定無疑」是容易的，能夠不斷懷疑自己、拷問自己，「區分善惡毫不猶豫，但不譴責人性的弱點」，同時也不陷入道德相對主義，才是真正困難的。

　　我希望自己能做到朱特那樣：不左不右、不黨不群；與左邊吵，與右邊吵，與中間吵，只服膺於證據、事實，不斷勇敢地承認自己的愚蠢、錯謬、無知，樂於修正自己的觀點、立場，永遠不讓自己在智識上安於舒適境地。

　　願vital centre真正形成

　　以及，我很慶幸在非常恰當的時機讀到朱特，並且因為翻譯《事實改變之後》又更深入理解他。他的勇氣、良知、清醒、睿智、對事實的尊重，銳利的思考和寫作感染我，說服了我，我這才得以僥倖沒有成為糟糕的意識形態宣傳家。十個月的艱辛努力換來的這本中文譯著也是我在向這個偉大的靈魂表達感激和致敬。

　　《事实改变之后》读后感(七)：智识的勇气

　　托尼·朱特是一位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敢于尖锐的批评，被尊为“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他以“真诚之心”分享那些“好的思想”，他的思考理性、清醒、充满智慧，扎根于事实。他致力于公共写作，憎恶专制暴力，尊重道德价值，从不畏惧发出与主流不同的声音。时移世易，当事实发生改变时，他也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比起智识，其勇气更加可贵。

　　2008年，托尼入选了美国《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2009年，又凭借其卓越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了奥威尔终身成就奖。由其遗孀珍妮弗·霍曼斯整理出版的托尼最后一本文集《事实改变之后》，精选了托尼对长期关注的时事问题的多篇文章。从这一篇篇文章中，尽可以感受到托尼那份过人智识和非凡勇气。

　　托尼是最著名的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与妻子珍妮弗游历过欧洲许多地方，通晓欧洲多国语言，2001年以后在纽约安定下来。他身上拥有多种混合的特征，英国人、中欧人、犹太人、美国人，但他从未允许其中任何一种特征左右他的想法。他是“没有犹太色彩的犹太人”，不把自己的思考局限在某一个特定地域或民族的单一利益，更多的考虑公共和长远问题。珍妮弗认为托尼“有很强大的内在确定性”，这份内在确定性来自于他阅读、吸收和记忆的大量事实。托尼的一切思考都忠实地基于事实。

　　托尼关注中东问题，多次谈到了巴以冲突。他主张和平谈判，让双方展开对话，学会合作。这样做的前提当然是学会遗忘，“需要遗忘的事情有很多”——仇恨、杀戮。实际上，多数曾发生过武装冲突的敌对双方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如果每一方都记仇，那就只能陷在混乱中裹足不前。令人欣慰的是，曾经的德国与法国毫不犹豫地展开了合作，曾经的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也在边境和平共处，还有爱尔兰曾经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等，成功的先例有很多，这并不太难。托尼鼓励巴以双方学会遗忘，甩掉历史的包袱和损失，淡化仇恨，为了长远利益寻求和解。

　　托尼对中东问题中美国的角色和做法也做了分析。他认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美国的参与和主导，同时对美国的应对策略也提出建议。他认为，“9 ·11”事件影响了美国外交策略的理性考虑，“恐怖主义”让美国的神经非常敏感。而沙龙正是握住了这根神经，左右了美国的相关政策，让美国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保持持续的缄默和支持。这显然限制了美国原本可以发挥的作用，约束了美国的主导角色。

　　托尼认为，要解决处于敌对关系的两个群体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双方相互怨恨极深时，需要一股强大的外部力量的介入，将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实行起来。显然，美国即是托尼心中这个“强大的外部力量”的理想选择，当然还有欧盟。若要胜任这一角色，美国自然要调整对应政策，重新思考。

　　对于21世纪的世界新秩序，托尼也毫无保留的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美国作为世界霸主，面对着许多反美情绪，其“盛气凌人的自信”、傲慢、目中无人且好战、粗鲁、冷漠的特质，都会削弱诸如影响力、信誉和名声等软实力，伤害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逐渐失去它们的信任和支持。然而，美国在多种事务上又需要甚至依赖其他国家的支持。要增强自己的软实力，争取广泛的支持，势必要对自己的不恰当行为做出改变。

　　尽管被吐槽“效率低下”、“贪腐”严重，联合国实际上取得了不错的成就，“联合国不偏不倚和真诚的信誉是它最重要的长期资产”，在应对和平和安全的主要威胁方面，联合国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托尼认为联合国的高层人员非常有才干，同时也非常尽忠职守。联合国承担了解决国际上许多棘手问题的责任，其中很多问题，用保罗·肯尼迪的话说，是“半夜扔在联合国门口的弃儿”。

　　《铁路的荣光》以及《让火车回归！》写得非常精彩。托尼把火车这一独特的交通方式、铁路和火车站、及其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写得妙趣横生，并把与之相关的公共问题讲得很透彻。火车不仅代表着人对空间的征服，也导致了对时间的重组，更重要的是，火车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事实改变之后》中收录的托尼的文章，内容离我们非常近。托尼所讨论的问题，至今仍在世界上存在或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托尼那些发自“真诚之心”的思想，留给我们久远的启迪。他那份智识的勇气，更令人钦佩。

　　如何看待和思考问题？托尼给我们做出了榜样。从事实出发，是看清问题的关键。

　　如托尼所言，“让我们从事实出发”。

　　2018.03.04雾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