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祭》读后感10篇
《春之祭》是一本由[加] 莫德里斯·埃克斯坦斯著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79.00元，页数：507，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春之祭》读后感(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1.看过很多战争片，一直想要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憧憬战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被送上前线？我想我在《春之祭》王晓渔的序中找到了解答的思路，“在精神超越现实的逻辑下，历史不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再具有客观性，而是成为艺术，成为精神性的产物。”“政治成为戏剧，神话取代历史，暴力和恐怖变成了艺术。”一战之后的一代被称为迷惘的一代，他们接受纳粹主义的感召，带着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态度走上战场；但真实景象却具有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具有旺盛繁殖能力的虱子“从早晨出生的到了晚上成了祖母”；老鼠据说比猫还大，甚至可以吃掉三周大的猫仔；沙袋里有残肢断臂，敌人的或同伴的；那些血肉模糊但在瞬间还有意识的面孔…”
2.阿多诺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3.这就表明，砸烂旧世界的并不是“八月枪声”，而是随后事态的发展，“爱德华时代的游园会”并不像有人说的，在1914年8月4日一下子就结束了。
“天气、战壕条件还有对战争指挥的失望，虽然对前线士兵的心理有很大影响，但这还不足以解释1914年圣诞节当天以及圣诞节前后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人沮丧的因素后来还会在这场战争中，而且常常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但差不多规模的联谊活动却再也没有发生过。”
“在1914年12月，前线士兵的动力和情感中的某些东西将随着战事的继续而消失，心理倾向和一系列的社会价值观也将被战争的进程彻底改变。”
4.“英雄是受难者，而受难者也是英雄。进攻者是19世纪世界的代表，而这个世界被这场战争给拆除了。”央视在重播建军九十年阅兵式，楼下在露天播放建军九十年阅兵式。就像一场集体洗脑和集体歌颂战争，精神催眠诱惑，目标是哪？西南方吗？
5.“四月最残忍/从荒地里长出丁香/把记忆和欲望混合在一起/又用春雨/唤醒迟钝的根芽”
在这个物质社会，文艺青年被当作戏虐的对象，他们没有实用价值，无政府主义，扭捏作态。这本书显然可以提供更多的论据，虽然我很怀疑他们会读这本书，但多多少少将会从微博，微信朋友圈获得只字半语，一拍即合。
经济迅速发展强大的德国在法英把持的欧洲蠢蠢欲动，有新仇有旧恨。反抗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变现出来，被积累，被有意放大，只到被一个偶然事件点燃。
宣战被看成德国的解放战争，群情激愤，大家放下了分歧，空前的团结，小偷穿上军装成了英雄。每个人都好像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生命变得崇高了起来。然而荷尔蒙似的高潮很快过去，政客不断用各种概念强化精神以使战争可以持续下去。毁灭有了诗意，有了美，死变成了重生，耶稣端起机枪扫射。战争结束，一声抽泣。
艺术家都敏感，能把细小的东西化为情绪的极端表达。这在治理国家上是非常危险的。最好的治理应该是建立一个理性的秩序，同时留出空间给各种情绪表达。社会情绪就像一口锅，有烧柴的，有添水的，有出气的。文艺有时烧柴，有时出气。知识分子在添水不让它爆掉。
《春之祭》读后感(三)：收征与收编的儿童尺码
我试图治好自己的“深度近视”，看清故土模糊的面孔，看清人性流变的表征。停滞的相貌在信任中角色缺失。我看见的细节越多，文化景观的光影就越多的参照在那些迎面而来的人中间。盲目的追随那些表情丰富同时又表达匮乏的面孔，追溯到虚空中，永恒的无序与随机向我打开永恒的禁忌与谎言、永恒的抄袭与编译，直到我看你在等我走来。我看见你的脸上有让我害怕的东西，同时我却又担心这些东西会突然失去。
——题记
“非现实是粉碎现实的唯一武器，因而最终有可能重建现实。”《东方，西方》
《春之祭》读后感(四)：下架的AI君会梦见审查员下岗吗？
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所有的一切都关于如何使用三柄双刃剑：表象、现状与习气。而我通过内伤想象到了世界的希望。于是在想象之中便诞生了拉什迪那种“流动的家园”，但我从来不向往任何地方，北京、西安、宁波，或者是我遇到的沙乡。那种地域的联结从未驱散过我内心的绝望，我只想象着当人类驯化植物、动物与矿物的时候，我握着三柄双刃剑驯化时间——我把我想象中的栖息与悬浮都要迁移给、献给我的精神时代。后来，胡里奥科塔萨尔教我，“生活优雅的人，将环境布置成看得见的灵魂翻版。”
——题记
20世纪的道德大奔溃，不是由于人的无知或邪恶，未能辨别道德“真相”，而是由于道德“真相”不足以作为标准，判断人们当下可能做出的事情。 《 反抗“平庸之恶”》
如果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处处都用谈论穷人的语言来表现穷人，用大众媒体中穷人就等于一无是处这种方式来表征穷人，那么穷人学会了虚无也就不难理解了。社会告诉他们贫穷和虚无别无二致。如果他们无法摆脱贫困，那么他们就只能被毫无价值的穷人这个形象淹没，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学者、记者或者政治家谈论下层人民感受到的无望和绝望时，他们没有将这些现状与大众媒体对贫穷的表征联系起来。穷人也能过上有意义的生活，也能够成就事业，能够志得意满。但他们的措辞里很少给出这种暗示。没有人谈到我们作为个人和作为集体对穷人的义务，这种义务开始于表征政治。 《反抗的文化：拒绝表征》
不论生产的技术结构是什么，资本家可能都需要把等级制的分工作为管理方式。在决定这些等级制的结构时，工人的战略群体所发动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斗争往往起到了关键作用……不仅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消灭一切“传统”群体——如手艺人乃至外包工人——而且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的关联（尤其是手艺人与不太熟悉的工人之间关联）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决定了从技术变革中出现的劳动的结构。 《资本的限度》
如果只把文化遗产当做一种物质，我们就会随意所欲的处置它；如果把它视为一种珍贵的精神，我们就会永远的守卫着它，以它为伴，以它为荣，甚至把它作为生命的重要的一部分。同时，文化遗产不属于我们这代人，我们无权定夺他们的命运，我们只是后人委托的文化遗产保管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也不仅是为了保存珍贵的历史遗存，用于展览、旅游、开展文化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留下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精华，保护历史传统文化的载体，从中滋养出新时期的文化精神。
文化遗产资源是一种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表现，是一个城市文化个性的生动体现。对于一座城市来讲，保护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文明程度的标志，而是为城市的未来保存历史，为城市的发展保护资源。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城市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不可能凭空而降，它的每一项因素都离不开文化，历史与现代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一个文化本位的城市，是有价值的城市，同时，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充满活力。因此，文化遗产应该作为城市发展的文化资本，作为创造文化城市的基础。 《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进步》
（1）我的思维模式与后续特效隔着100个理论体系（1-193）
本来醉了，想撒个娇，但是等摘抄誊好，酒劲就没有了。谈谈审查员、江歌案与清退事件之间的隐相关。
刘鑫把房门反锁坐等男友杀死江歌，现场直播却无动于衷。网友基于这个现象对刘鑫进行了疲劳轰炸式的反馈、人肉搜索式的曝光以及全家恐吓式的围攻。我想说的是，当陈世峰式的网友们对刘鑫进行“伤害”的时候，那些隐身的审查员们看着网络攻击时在想些什么呢，那些与陈世峰式的网友们唱反调的隔壁楼网友们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明明都看到了刘鑫这个大活人在以死亡为赌注向我们发出求救啊。我们会说，刘鑫她不会死，谁叫她当初在面临闺蜜被杀时表现的那么有“定力”。我突然想起来阿伦特说，波兰一个村子在1941年一夜间死了1600名犹太人，是他们的邻居做的，只有6名幸存者，比德国纳粹的效率还高。
我看到刘鑫为粉碎谣言，还原了网友贴出来的聚会图，那个被P掉的脸是亡者江歌的脸。刘鑫为了悼念失去的朋友，顾惜当年的感情，为了释放自己内心压抑的愧疚感，贴出了昔日的合影。作为江歌案的旁观者，我也要贴一件事拉近我与“江歌们”的关系。2016年年末，我在火车站附近的街巷入住廉租屋，它是将租客安置在了地下。这个旅店靠近一家医院，来这里投宿的客人大多是一些投医的临时客，我住了50天，一共只遇见1位女房客。店主是60岁妇人，除了他的儿子和媳妇一起看店外，她的50岁的妹妹与妹夫也在这里生活。妹妹与妹夫负责楼下的卫生打扫工作，姐姐负责做饭、洗衣，儿子在柜台照顾客人。我问他们，入住的客人一共只有5、6个，整个店面如何撑下来。他们都笑了，似乎我的担忧是多余的。2017年，我提前1个月出精神病院，和母亲在她住了近2个月地方借宿一夜，那里没有暖气。隔壁的年轻人微信头像是一辆车与一个房子，他说这是他的愿望。他是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现在在做配送快递的工作。是北邮，我的心突然绞痛了一下。我给他送了一些吃的过去，他告诉我他很迷惘，没有想到大学毕业的生活会如此艰辛，但是他学会了所有的生活技能。这些技能中，他跟我分享了如何使用旱厕。
社会舆论造成的事态发展与殉道者的心愿同步吗？这个不是个体差异的问题，在关起门来的审查员、我们以及实权者中有一种主流思想：委屈不断加强自己对恐惧的忍耐能力与妥协能力。我在想着那些卷铺盖离开的叔叔阿姨在收拾大大小小的东西时会不耐烦吗？还是当他们连烦躁的胆量都没有时，我们在脑海中想象出他们连夜奔走、风餐露宿的样子，会发现自己是如此无知吗？对刘鑫进行围攻的舆论氛围是一个空架子，我们离自己的发声权利还隔着100个政府的理论体系。诉诸道德这样的议题对整顿、勒令的实施是否太浮泛？但是，舆论工具仅仅止步于公愤与私刑的同时，每个人都免于陷入献祭的处境，显示着整个社会惊人的天真。
我想象着这些被清退的叔叔阿姨是否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总能在各种各样的“闪退闪离”中实现自己期待的“弃卒保车”。他们的孩子经常攀爬玩耍的玩具是否就留在巷子里被当做垃圾清扫，他们的幼儿园是否因为自给自足的链条断裂而关门歇业。在《春之祭》中提到了这样一句话，“19世纪末的时候，芭蕾在巴黎如同在欧洲大部分地方一样，已经沦落到仅仅表现美貌、娴熟而令人愉悦的步法、迷人的服饰以及像理查德巴克尔说的，＇用大量法国式的卖弄风骚装扮起来的一点点意大利式的精湛技艺‘的地步。’’”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芭蕾舞剧团的成员正是社会运动中产生的北京流动人口，他们处在“地理、社会、代际和性别的边缘地带”，他们则将一切寄托于心理安慰：“我们来为北京服务”。当我看到单读推送文章里那些在大街上流散的玩具时，我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如何跟随大人去一个更开阔的世界，尽管她失去了自己童年的玩具，但她收获了自己重要的、崭新的记忆来源。尽管这些记忆贬低了社会的变迁，也贬低了所有刘鑫式的闭门羹。我想到的是，在过去的几百年，政治迫害与瘟疫灾难成为驱赶人类迁徙的“推力”，在无名荒地上找到自己的应许之名，但是今天呢？今天会因为经济发展、文化复兴来使得“士兵离开自己挖掘的战壕”吗？今天会因为“党领导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正确使得“芭蕾舞者继续信任那些临时的邀请吗”？我们在冲突中保持中立的技巧在反复无常的造谣与辟谣中得以巩固时，我希望更多人听到的是“当天使来敲门”。
（2）我在为人做嫁衣的时候在做些什么（197-247）
我记得我说过，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选择，事情就会变得简单。而是因为我们做出了选择，我们会变得更慷慨。
《春之祭》所涉猎的一个重要观点，“现实超出了一切文学、绘画和想象所能理解的范围。”那时的人们普遍认为，身体力行且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罪过，远远小于那些绝缘体——“文字与不作为意味着不纯洁”，传统的变节、失序的辩解、愚蠢的犹豫这些喑哑惶惑、气急败坏的面孔向来只是挫败士气的阴谋。在军营里写日记、写信、熟稔翻译的人为了防止他们的文学被没收、销毁，不得不在下笔时斟酌万分。尽管负责检查书信的官员认为内容全部都是平淡寡味、陈词滥调，但士兵还要为了让自己的信件能顺利收寄不断的交涉与妥协。在士兵眼中，死亡不会削减他们在前线作战的数量，而进攻、出击、负伤和炮击让他们在绞肉机前排队等候的事实，敌人时不时伺机用毒气消灭躲避、退缩在掩体下的士兵的可能性，同样也不会挫败他们的士气。《春之祭》说在军队中禁止士兵写作，来随时表达自己的想法，而参展的文艺青年将一战描述为在世上经历的最伟大、最难忘的时光。而言论自由受到限制的士兵“最恨的就是不理解却装作理解。不参加战争却描写战争的记者被单独归为一类。对马克 博阿松而言，记者就是‘白痴’。他们对战争的描述既愚蠢又谎话连篇，在贬低敌人的同时，也贬低了法国人付出的努力。”
在欧洲确立起世界的开端时，他们将地域的自治权、个人的自主权看作是亵渎，而所有的确立都要通过确认这样一个挖掘更深层次的比较来谈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哪怕是付出了1千万人生命的代价，哪怕是城市化为废墟而我们要倒退100年。”幸存与逃离被认为是一件挑衅的事情，如果士兵冲出战壕接受机枪扫射以及清除、炮火攻击以及炸裂的时候，所有人都通过迟缓的前进实现人生意义的高潮。技术与战略之上所建立起的情感——“希望、复仇、愤怒、鄙视”，让人们思考着如何克服“物质上面的匮乏与需求、战友的福利、国内战线的气氛”。这些士兵不会考虑到盟友的炮弹也同样因为“糟糕的通信、弹药的受风受潮、人为的失误”而死在自家的“仇隙”。尸体隐瞒了战争的目标，人们疲于正常行使职责，被取缔的是公然的谴责具体的对象。“修战壕、挖新厕所、参加铁丝网小组、站岗、清理装备、捉老鼠和虱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要处理的对象还有“苍蝇、螨虫、虱子卵、跳蚤、蚊子和甲虫”。罗兰 多热莱说，“那时候我所关注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而这常常妨碍了我的整体判断。”如果我们将战壕里的日常生活设定为士兵自发向外部保障的有序性提出质疑，那最后得到的内心劝告就是“肮脏和污秽自然是战壕里的忠实伴侣”，没有人能指望自己承受的巨大风险在自己超越道德和法律尺度的豁免关系中得到最好的处理，“前线体验实际上就是’前沿‘体验，对某种就从含义而言是全新的东西的体验。”
”欧洲从未掩盖过地方性的战争事件，凡尔登、索姆河和伊普尔的惨状，在被翻案无数次纠正之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正义短暂而意外的被证实，这种“现代的开端”不仅仅意味着获得了重要的肉身与规范，隐瞒与曝光、私人化与公共性、无序性与能动性、可知度与无畏程度都在这些通过战争来转移视线的事件关系中实现了现代与任何时代的聚焦与跨度。在毒气与烟雾贯穿知觉意识的前提下，烟、笔、水壶、急救包、弹药就是自己所有的装备，人们愈加自恋，通过蔑视与漠然对方的生存关系来体验着任何能够瓦解人们抵抗意识的信号来源。“无聊是例行公事的必然结果，哪怕是例行公事的杀戮。”在绞肉机前站队的人能够通过理性去揣摩到恐惧与无聊两极相通的逻辑关联。在文中提到了2位士兵见证了自己的战友不幸罹难。
在罗杰坎帕纳的掩体被炮弹击中之后，他用照片拍下了同一个战壕里战友的照片，并且形容他的死亡，“热古德死的很可怕。他刚跨进，一发炮弹就爆炸了。他的脸被烧坏了；一片弹片打进他耳朵后面的颅骨”；另一块弹片切开了他的肚子，打断了他的脊柱。血肉模糊中可以看到他的脊髓滑了出来。他的右腿膝盖以上的部分完全碎了。最令人骇异的是，他还挺了四五分钟才死去。”书中中士兵彼此间见死难救的氛围没有被描述为极度煽情的爱国情结，也没有将其表现为对人性光芒的赞誉。小提琴家和奥地利步兵弗里茨克赖斯勒在讲述自己一边吃面包一边亲历战友被打死的情景。他将这种‘麻木不仁’不痛不痒的表述为，所有人在谈论死亡时，包括自己的死亡，都会表现的无动于衷。“只要经历几个星期的前线体验后，人们差不多就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美国大使的信中说，‘如果从法国传来的消息是没有什么可报告的，那就意味着正常每天都有5000人死亡。”我看过一些战争片，用一种敬畏又疑惑的眼光来猎奇，那些故事情节似乎吸引人们去欣那种“以一敌百”的视角，去鄙视那些“黔驴技穷”的扁形人物，从那些人身上挖掘到影片赋予那些行为理念与思维关系的价值。但我们又要如何对待战争时期的违法行为呢？
对生存条件与待遇发出质疑的士兵会采取各种各样的逃避方式违抗命令，尽管他们深知这种敌意是无法挽救任何的生命，但是它不见得是一种失败。除了那种“被收买的破坏分子和地下组织，特务和相关的黑暗势力”要遭到怀疑、监视与破坏之外，人们最终将自己的反叛行为锁死在“擅离职守、开小差、怯战、从事间谍活动、故意自残、自杀、武器使用不当、不服从上级、辱骂上级、损坏财物、叛国、违反邮政法的行为、刑事犯罪行为以及各种不法行为。”在这些士兵眼中，他们的行为本来就是僭越法律制裁的行为，而且是“现实超出了一切文学、绘画和想象所能理解的范围。”他们在驻守在一个尸横遍野的无人区，在认知的正常判断之外集体额外的幸存、豁免、僵持。这些士兵的主教咆哮道，“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拯救世界——把好的坏的都杀掉了，把小的老的都杀掉——就像我多次讲到的，把那些善待我们伤员的人和那些钉死加拿大中士的恶魔都杀掉——就像我多次讲到的，我把它看做了捍卫纯洁性的战争，我把因此而死掉的人全部看做殉道者。”面对主教的说辞，面对当时一致的欢呼与呐喊，面对现在丢军帽将来丢脑袋的战友，你要如何去定义“正义”呢？具体情境中的“正义”案例、智力波动（通过共鸣或者预测）瞬间的“正义”快感、人类终极归宿的“正义轮回”同时放在你面前，当周围人因为或物质、或精神的需求感与被需求感而产生爱的畸态、虐态时，你要如何处理内在的退缩呢？
一战的化学武器普及化没有任何去质疑它吗？有了毒气就有防毒面具，也有官方新闻中“敌人的毒气太低劣了，对我们的士兵一点作用都没有”这种描述。但是我在看到了这段话的时候，我在思考精神污染是否能够用一个防毒面具来抵御。“荷兰在1919年公布的化学战报告的开头几段很有意思。报告开头是这样的：毒气是一种合法的战争武器——对此，委员会会毫无意义——而且它将来还会被使用，这一点他们认为可以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因为历史表明，一种武器既然已经在战争中最证明是成功的，那它无论如何都不会被为了生存而战的国家放弃。”《春之祭》的作者讲到了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判读，“毒气和俄罗斯的舞者都被视为‘创新’的巅峰，表现了还远远不能为社会中大多数人接受的现代意识。”我在这里思考的是“现代的开端”引发的个人思辨、自由主义的践行倡导与指引，为什么会将当时的整个欧洲社会推向单个行动者的生命价值的贬值、思考价值的剥夺，导致文字工作者用一种怯场而深感回天乏术的呐喊去强调“现代的开端”的意义。我们如何利用恶心的痛恶者的在场身份，用一种患难的笔调去催生出哲学与其他人文社科，去谴责与抵制各种反抗者的情绪，如果他们不能克服自己内心的愤怒与恐慌，并将这种偶然的现象打上“别有用心”的历史标签。在大家在讨论《最危险的书》时，我们聊到了将“现代的开端”框定在一战是不是太突兀，毕竟欧洲的学术巅峰与蓬勃并没有引起所谓历史的终结。我在试图理解这一切的时候，想到最后的结论是“现代的开端”的定义真正的意图是战乱的破坏超出人们理解范畴，人们“迫于无奈”，要将战争创伤后的精神恍惚转移注意力，要为毁灭后的共同体分歧争取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环境，要使得人们脑海中的充满伪装与杀戮的叙事系统进行全新的阐释学“翻译”。
给我的暴食史带来的启示
【奈保尔不愿意回到特立尼达工作，而是选择留在伦敦，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很难在特立尼达继续其写作，在1954年5月3日写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不想强迫自己适应特立尼达的生活方式。我想，假如我不得不在特立尼达度过余生，我肯定会被憋死的。那个地方过于狭小，社会上的种种观念全然不对，那里的居民更是卑微狭隘，目光短浅。除此之外，对我而言，那里可提供施展的空间极其有限。……你不要以为我喜欢待在英国。这是一个种族偏见肆意横行的国度，我当然不愿意留在这里。在这个国家苦熬度日只会令我徒增反感，这种感觉同我对特立尼达的畏惧一样强烈。”】（流散叙事与身份追寻：奈保尔研究）
【“中国的诗人很豪华”
单读：现在我们是资本收买一切，所有人在追求金钱的回报，甚至文化人都开始在不停地“找钱”。在日本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诗人面对这些金钱的诱惑的时候，怎么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谷川俊太郎：日本的诗人也是人，在面对金钱的诱惑的时候，在这方面肯定是弱的。但是诗人中间确实是没有很奢侈的去生活，没有这种奢侈的生活者，都非常简谱、简单。
（译者田原：谷川一年的收入是日本总领大臣两年的年薪，但是生活非常简单，就是他的版税很多。他要想奢侈的话，比任何人都可以奢侈，但是他生活得非常简单。这是我们中国人永远向日本学习的一点。中国人有点钱就是觉得世界装不下了。）
谷川俊太郎：和中国的诗人吃饭会感觉到很豪华，在日本是没有的，日本是比较简单的吃多少要多少。在中国是剩那么多，当然也是中国的传统，剩很多就很好，很贵，非常奢华。在日本几乎是没有的，都是很简单。断舍离，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观念呢？】（《赞美时代不会出好诗人》）
《春之祭》读后感(五)：读后感吧，最后三章没有写
威尼斯
4月12日《春之祭》到读序，正好刚看完《文艺趣向》【1】，剧里，布里顿和奥登得以见面的理由正好是因为要创作托马斯·曼的《魂断威尼斯》。16日晚边看《春之祭》沙龙视频，边看画家HY在微信群进行的主题为《无底价拍卖-甩卖一生向死而行》的画作拍卖。想起王晓渔在序言里说：“先锋派如何避免成为冲锋队？不是“去政治化”，而是通过对公共问题的关注逐渐促动自己的政治成熟，认识“美学的界限”和“政治的界限”，明白美学与政治何时共处，何时又需要保持距离。”
《文艺趣向》中传记作者奥登扮演者的台词：“我欲探寻聚擎之瑕玷，以及忌惮与败落，我已追随其视野，纵观起如何扭转乾坤，我们立于巨擎之间，以之度己；以下，让我们来谈谈虚华，这一位，品鉴虚无的行家，诺贝尔提名者，却怎么也称不上人生赢家，哪一位戏剧家的肌肤如此纤薄，以致对于地球另一边的痛苦感同身受，然而他有为何对邻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以自己的谦逊为傲，这意味常常在访谈中口灿莲花，他在汇集赞美于一身，却对他人的贡献视而不见，艺术家总被冠以人性之美誉到头来他们自己却难成为人”
最近，视听的一切，总浮现《春之祭》三个字。
昨晚才看的沙龙视频，上午又重读了威尼斯这一段。托马斯·曼会觉得外部世界有趣，许知远通常用“迷人”这个词，大概是外部世界会激发人的各种情绪想象，然后无限的丰富。感觉就是一切，当世界变化不管是技术带来的物质生活型态，人与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旧的知识文化艺术以及分类和容纳信息不足以解释当下，这或许就会带来革新，感觉就是一切，因为获得信息的方式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就会寻求可能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艺术还是知识，都希望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容纳进入，一方面，是个人感觉到这种丰富和融合的魅力，另一方，是已有的形式不足够容纳，不足够能吸引人，所以去追寻新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必须。我们当下就是这样的时代，不管是文化还是艺术，单一的门类已经不能让足够多的人群激动，所以急需融合，而移动网络，直播，公众号，网络展览………各种层出不清的小程序，新的信息扩展和传播的模式，把以前属于小圈子里的许多艺术，知识可以放在一个公共的领域里，主动寻找的话，一个人的知识触角几乎可以延伸到社会和历史的各个层面和方向，并且，所有这些观察了解和理解，可以在同时发生着，这就让世界以从所未有的丰富性呈现出来，这很“迷人”，也会带来新的感受和观察理解世界的方法……各个小圈子就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碰撞，相互的理解和倾听，每个人都开始打破壁垒去寻找真正的同类，然后不同领域中同质的重叠，相互的催生发酵……但这同时又让人担忧，如果没有一种可靠的“政治成熟”，在目前这样的“人的智实”大环境下，偏颇的极端的行为就会发生……（大部分人对这种变化其实是没有感知和不感兴趣的，对智识和思想的不感兴趣，所以在时代变化时是被动的，这就为一些可能危险提供不能辨识的土壤）……我自己认为，当人在理解自我与他人关系时，以及理解世界变化时，如果没有平等为前提，就做不到主动的理解，很难冷静……这就会在很多时候推脱责任，忽略自己其实是有责任的，这种对个体责任的推脱又会产生对别人的依赖，依赖的存在就意味这别人可以替你做决定，就会产生强权，暴力……陷入某种恶性循环。
巴黎
因为精神上的困惑和渴望，有个关键词“融合”，各种“融合”的需求。曼会觉得外部世界有趣，许通常用迷人，外部世界激发人的各种情绪想象，需要新的表达。
感觉就是一切，当世界发生改变旧的知识艺术分类和容纳信息不足以解释，就会促成革新，获得信息方式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寻求可能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艺术还是知识，都希望把尽可能多的东西容纳进入，一面是个人感觉到这种丰富和融合的魅力，另一面已有形式不足够能吸引和激发人的热情，新的表达方式成为必须。当下也如此，小圈子里的艺术、知识可以放在一个大的公开环境里，主动寻找的话一个人的知识触角几乎可以延伸到社会和历史的各个层面方向，并且，所有这些观察了解和理解可以同时发生，世界以从所未有的丰富呈现出来，很“迷人”，这会带来新的感受和观察理解世界的方法…小圈子间就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碰撞交融，个人可以打破壁垒去寻找真正的同类相互的催生发酵…但这同时又让人担忧，如果没有一种可靠的“政治成熟”，在目前人的智实大环境下，偏颇的极端的行为就会发散扩大…大部分人对智识和思想的不感兴趣对这种变化是没有感知和不感兴趣，所以在时代变化时是被动的，这就为一些可能危险提供不能辨识的土壤…
柏林：
“柏林”或者“德意志”这一部分，忍不住代入，把新兴统一的德国想象成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也忍不住想当下的现实，“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俾斯麦搭建了施展谋略的舞台，并强化了谋略的效果。其发展速度之快，令民众无所适从。”还来不及理解成长，只想前进，获得声望。
对于技术的崇拜，对传统的逆反，对历史的忽视，的个人精神的崇拜，缺乏思辨，如书中写张伯伦的“他遁入了孤芳自赏的唯美主义。”，渴望自主独立自尊，对意义和真实的绝对求索，以及在某种意义上的自大狂妄焦虑，使这个新兴的国家不能冷静的看待自己以及他国，“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咄咄逼人的态度中，德国对于盟友、中立者或敌人的焦虑、希望和利益，几乎是一点儿也不理解，尤其是在跨入新世纪之后...这些在的德国几乎得不到同情，无论是在权力走廊还是在普通民众中。”
在经济技术和艺术的繁盛下，德国就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好斗，于是，被“浪漫化的战争”成了唯一的选择，群情，很快就吞没了少数清醒的知识分子。
这一部分是连续着看完的，联想当下的现实，看的过程一直很紧张。
想起今天看的弗兰克·奈特【2】，“他对科学方法在人类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持谨慎的态度，怀疑社会控制的潜力，公然反对那些‘浪漫的’渴望用到的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人。他一再强调，世界中不存在令社会科学和政策成功的不二法则，只有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想到哪里去’的艰难的交谈。”
持续的，艰难的交谈对话，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他人，解决问题而不制造问题的可能“唯一”的方式。但很少有人能忍受这一点，耗时，成效缓慢，耗心力。而学会去理解，是预防灾难的根本。
2017.4.25 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
《在弗兰德斯的原野上》是第一幕的最后一个场景，是战争场面，但着墨最多的还是关于“英国”的种种性格以及对战争的种种理解，是关于人性，这一切围绕1914年的“圣诞休战”而展开。
在战争初期巨大的伤亡里，在充满不确定中追求确定性，对于战争目的“确信”，对后果缺乏必要的预测和估算，都使战争毫无预料的拉长了，但在1914年的时候，因为天气和战壕条件彼此对立的双方同命相怜。。。在最后的文里：“随着战争性质的变化...绅士也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英雄失去了姓名：他成了没有名字也没有个性的默默无闻的士兵。”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对自己最终获得的胜利不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如果能预料到黑天鹅的出现以及带来的破坏力，那么，战争还会开始吗？还会如此坚持“攻击性”吗？
如果他们对彼此有所理解，没有如此多的《误解》【3】，是不是，很多问题会通过不断的对话来消化呢？
战争祭
尽管缺少弹药和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一击制胜的幻想仍然主导者整个1915年的战略思维，尤其实在英国和法国。“但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军事计划制定者看法的逐渐改变，也不是主动求变，更多的是被动反应。”“只有消耗敌人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查尔斯·索利把消耗称为“已经瘫痪的战略的最后一招。”“战斗就变成了残酷的拉锯战。”（人与人的争执如何不是，一种可怕的摧残。）
2017.5.2 疯狂的理性
他们的办法是不去问为什么。
责任，克制与忠诚深受服务和责任观念影响主要有中产阶级参与的“中产阶级的战争”，而不是王朝战争。
本来的履行职责，不再发问，而且是有意如此，停止了理解。责任和忠诚成了一回事，与责任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荣誉和忠诚，还有正义、尊严和免于暴政的自由。让人战斗下去的是实际的关切，而不是崇高的原则；随着责任关注点变得越来越狭窄，早先的激情也让位于顺从和忍耐。
“残余的价值观让英国和法国挺过了战争，但那些价值观与现代战争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内在冲突，势必会削弱了价值观的力量。”
“诡计会带来麻烦。”社会和文化包袱。
这些都让我想到日常的生活，要保持崇高的理想，品德，激情，都需要心力，但其实每个人的心力都有限。
残酷的现实里，所以最后只剩下忍耐，克制和忠诚（顺从）。
某种情况下，平庸之恶就会出现。
“从事它（战争）的人那样做的时候，良心上居然能够和做其他任何工作一样。”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如果能在平常的生活工作里，在良心上多锻造些，理解力多加训练，也许，战争发生的时候，良心上和理解力也会得到改善。
2017.5.2 神圣的舞蹈
“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性而心甘情愿的发动战争，这种意愿还应成为任何文化的目标。”
某种意义上，对于“被鄙弃的传统”的无法撼动，自己无法得到认可和承认的时候，让人会选择摧毁和毁灭一切旧的，直接建立新的。亟待要彰显的德意志精神（我是这样理解瓦格纳【4】的），也是德意志发动的战争为什么能激励它的人们的原由。于是“发动战争，通过暴力，是最直接最高效的变革方式”。
暴力会带来的破坏，带来新的不可预估的问题，带来那些无法抚平的伤害，因为伤害是一种经历，经历是永远无法擦除和修复的。。。
如果不通过暴力，进行改善，沟通，所有改变都需要漫长的过程。
通过永恒的对话，阐释，理解，是免除暴力的唯一的出路；但很少有人能孜孜不倦的坚持吧，这是一件多么沉重的事情。
如果开始评价一个人，比如刻薄，比如世故、势利、虚伪、装腔作势、就意味着你可以不再在意他她所经历的，痛苦快乐或者悲伤，也不在意他内心思想，行动背后的理由和意义，而只剩冷漠和无所谓；就会简单粗暴的用对付这种人的方式去对待她他。
2017.5.5 走向内心
看这一段的时候，反倒更多的想到日常，当下。
人性，常伦（吃喝拉撒睡觉住行），这些真实面临的局限，尽管在精神面前微不足道的东西，是无法克服和回避的；我自己认为，本来就不能矮化。
“为了活下去，士兵要完全依靠从自己的想象中获取养分。战争逐渐成为一件与个体阐释力有关的事情。”惨败（损失、伤亡）的无法解释，根源被认为是其他人的原因，是黑暗势力或特务所为。当战争初期所蕴含的浪漫的，建设性目的一旦消逝，“虚假，无意义”，所以达达主义盛行，讽刺、嘲讽就成了普遍的一种应对。
会忍不住想起最近看过的电影《远离人际》【5】（非凡的理性和人性），改编自加缪的《流放与国王》。
战争的另一重影响就是，使“道德和性成了与社会规定不相干的、越来越属于个人良知的事情。”以及“经历战争中的人与平民之间的鸿沟。”除了给予理解的真正的“同情”本来就很难发生，官方书报检查和舆论宣传要负很大的责任。“暴行的故事被编造出来，而真正的暴行却被掩盖了。”“官方的随意干涉....都容易引发猜疑、担忧和神经官能症。由于接触不到真实的情况，人们自然就会转向内心。焦虑的人们不但编造出援兵，还疑神疑鬼。于是，霍布斯设想的利维坦变成了现实。
即使没有战争，我们的现实也在发生着这所有的一切。
高中的时候，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时候，半夜听广播，当时，自己有一种模糊的感想：如果国家怕人们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而刻意的隐瞒残酷和丑陋的“事实”企图安抚和保护人，平息事态，那么，人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对抗风险的能力就得不到锻炼，那么，面对真正的灾难，危机，我们就会很孱弱，就只能是盲从和暴动。现在会用一个词乌合之众【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