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哲学家的读后感10篇

　　《入世哲学家》是一本由[美] 杰里米·阿德尔曼著作，三辉图书/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软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28.00元，页数：974，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入世哲学家》读后感(一)：Mark

　　给我这个外行人感觉很专业的一本传记，详实，客观，尽可能少得掺杂传记作者的主管色彩。当时看书名以为能够获得些更加“哲学化”的“生活启示”，翻开本书读了几十页有些许失望，但随后逐渐领悟到赫希曼本人的经历有多么丰富和迷人，其身上的一些东西也当然足够使年轻人学习消化。大部头，全书用了近一个月，为暑假在家中所读。

　　《入世哲学家》读后感(二)：【转载】萧轶：穿越20世纪的奥德赛之旅

　　萧轶/文

　　1996 年 6 月，一位迷人的思想家在维也纳人文科学研究院做完了讲座后，去阿尔比斯山休假旅游。在下山的途中，不小心被绊倒，摔倒在地，脑袋撞在了石头上，顿时血流如注，随即诊断为脑血肿。自此以后，他丧失了的语言能力，这位现世哲人的思想之旅也宣告终结。十六年后，2012 年 12 月 10 日，他以 97 岁高龄逝世。

　　在他去世之后的纪念文章中，被频繁地认为世界欠他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此同时，思想家们才真正意识到，由于他使用独特的写作语言，他如同被经济学界除名一样，一直没有得到经济学界的认真对待。最终，阿马蒂亚·森，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认为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经济发展、社会制度、人类行为的认识，也改变了我们对身份认同、忠诚、义务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将他称为“当代伟大的知识分子之一”。2007 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以他的名字命名，设立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赫希曼奖，借此表彰和缅怀这位“最有洞察力、想象力和原创性的社会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做阿尔伯特·奥托·赫希曼，一个自称“自我颠覆”的入世哲学家。

　　1915 年的柏林，弥漫着战争带来的兴奋与焦虑。在 4 月 1 日的那天，一位父亲期待他的儿子能够降临人世。因为，那天是俾斯麦诞辰 100 周年，这位父亲希望他的儿子能够继承俾斯麦的民族精神，让他见证德意志民族是如何在战争所激发的忠诚下成为最伟大的民族的。并且，他还将为儿子取名为奥托，源自帝国创始人奥托·冯·俾斯麦的名字。

　　然而，这个腹中婴儿并不理解父母的苦心，直到一周后才离开母体。如同这个父亲对儿子的期待未能如愿一样，他对德国民族的期待也随之夭折。当德国军队开进战壕时，食物供应的道路被盟军封锁，柏林成了德国第一个发行面包配给卡的城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新生的婴儿将面对一个只有萝卜吃的柏林冬季。

　　在柏林陷入“萝卜之冬”后，战争随之摧毁了帝国的体制，激进的失业工人开始学习十月革命的苏俄，如列宁所寓言的那样，借助抗争来再造一个“红色柏林”，成为世界革命的首都。在满目疮痍的东普鲁士，无数的难民大军开始向柏林进军，流感立马席卷了整个德国的城市和村庄。随之而来的，是短命速朽的魏玛共和国，尽管德国在混乱中重生了，危机并未彻底根除，激进的潜流正在酝酿“新的开端运动”，随之而来的便是大萧条下的反犹浪潮和第三帝国的兴起。这就是赫希曼成长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作为柏林的犹太人中产之子，他在 16 岁时成了一名年轻的社会主义支持者，随即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组织，参与反纳粹党运动。

　　他的一生为经济学界和思想界提供了大量影响世界的理论贡献，如“不平衡增长理论”、“隐蔽之手”等理论，以及“基尼系数”、“极化涓滴效应”、“隧道效应”以及“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概念，还有不断被后世谈论的“退出、呼吁与忠诚”和“激情与利益”等理念，由此而被誉为“50年来影响最大的发展经济学家”。然而，在他刚刚提出那些理论时，经济学界的端庄专家们，无法接受他那迥异于学界正襟危坐的优雅写作风格，而认为他并不能被称为是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自己拥有经济学所该拥有的智识本领，赫希曼将自己准备发表的文章用数学重新撰写一遍，赢得同行的赞佩。然而，他不采取高头大章的枯燥风格，乃是因为在他看来，数学模型表达思想存在不能囊括未知因素的缺陷，所以他更倾向于用文字表达他的思想，而并非是自己缺乏逻辑的严密性；理论模型的逻辑推演不能替代现实世界的真实状况。

　　他的写作语言颠覆了学界一贯的死板风格，既融合了逻辑的严密性，也吸收了文学的艺术性，尤其是偶尔冒出的经典引用，让人在阅读思想著作时耳目一新。在他的著作中，总是能够发现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运用，更有现实社会观察和社会科学方法的优雅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呈现社会的复杂性，才能真正去捕捉被隐藏或被拒斥的时代情绪。赫希曼从不自负地去拒斥时代潮流，而是在承认和理解的基础上去发现某些可能的方向。丰富而危险的人生经历让他别于其他的思想家，不是纯粹的理论推演家，也不是浪漫的现世幻想家，而是形成了与全球思想界格格不入却又别具一格的“可能主义”，一种追求现实暗示却又拒绝合谋的发展主义……

　　所以，他从不去尝试着发现世界的规律，而是尽力去呈现世界的真实，“敬畏社会变革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同时要在不疑处有疑，谦卑的怀疑能让心灵更加开放，也能让自己保持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现实激情。这种态度有别于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秩序的追求，对失序的恐惧。所以，在赫希曼的思想里，不存在唯一正确的道路，也不去期待一种确定的秩序。阅读他的著作，总能够轻易地发现他在不断打破日常思维的惯性和惰性，从而完善我们看世界的视野和思维：“把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与智识上的开放性这两者结合起来，民主政治就拥有了一个理想的微观基础。”

　　比如，赫希曼对于世人执迷于共识神话时，他认为社会变革之前必须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属于混账言论，因为这种共识的幻觉，可能会拖延社会的进步，甚至与拒绝改革的反动势力共舞同饮；面对冲突，“先见之明”极有可能是“先见之愚”，因为变革不可预测，未来没有定律，冲突可让人学会自治，更有助于未来的社会建设。可悲的是，专制独裁的政权总是好于镇压。所以，一贯拒绝确定“一条最好的道路”。

　　再如改革问题，赫希曼发现，那些口口声声宣称“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或“时机仍未成熟”的政客，事实上并不想推进公共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据他们说，很“不幸地”，改革必须无限期向后推迟）：“一旦独裁政权取得一些经济成就，政府就会自我感觉良好，一厢情愿地以为更受民众爱戴，可能会变得更强硬、更不愿改弦更张，于是，它向更多元化、更重视人权的方向演变的压力就会下降。”于是，如同复读机一样不断地公开承诺：“最终”定会民主，但“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永远地处在转型期，因为时机永远不会成熟。因此，赫希曼更喜欢从悖论（非预期结果、序列式发展、祸福相倚、退出与呼吁）中发现可能的道路，如同欧克肖特提倡的“暗示的艺术”。这种被隐藏的暗示，被赫希曼认为是一种被隐藏起来的理性，这种不被发现和不被谈论的隐藏理性，恰恰更容易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如同希拉里与川普之间的竞选，川普的话语则释放了美国社会的隐藏理性，从而仅仅依靠口若悬河的信口雌黄便可成就“一个人的革命”。

　　在集结相关回忆文章编撰回忆录时，赫希曼取名为“自我颠覆的倾向”。阅读他的回忆录，或许你会感觉就像是一本“赫希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者，乃其补充他人言说的不足，他的观察有着历史想象和绵密佐证，文字有着文学语言的优雅书写；自我批评者，即保持自我更新的“自我颠覆”理念，警惕固执己见地保卫自身迂腐陈见。在他看来，民主教育应该包含这样一种鼓励：以一种质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口味，改变或放弃自己的口味并不意味着丧失自己的人格、个性、身份或自我。他最欣赏的人格，是“既珍惜自己的意见，同时又重视保持心灵的开放，充分享受赢得一场辩论的快乐，也享受充当倾听者的愉悦。”

　　如今，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终于迎来了一本伟大的传记——《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清晰而深入地展现了他的经历是如何塑造他的独特视角的。

　　原载于单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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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哲学家》读后感(三)：【转载】贾敏：拾起最贴切的词语

　　作为三重思想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退出与呼吁之间，维持着特有的忠诚品质。当然这种在呼吁与退出之间所耗费的机会成本，在外人看来是相当高昂的。这种退出与呼吁并举的姿态，难道不是赫希曼忠诚于内心的文学想象力，忠诚于克洛尔尼曾经给予他的谆谆教诲，忠诚于真正人文主义传统的最佳体现么？

　　有关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1915—2012）这位德裔美籍学者的生平与著述,这些年始终占据着我的阅读空间。作为一名非经济学专业的思想史爱好者，我怀着一种渴求新知与自我启蒙的态度阅读赫希曼：他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能够帮助我了解冷战思维与现代化在拉丁美洲的前世今生，进而走近赫希曼人生与思想历程的若干关键点；他的几部思想史经典之作，则是我案头的常备之物，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更有甚者，与友人闲暇交谈时，我都会以一种近乎急切推销的方式怂恿他们阅读赫希曼的文字，并以赠书相“要挟”，令朋辈有赚到“免费午餐”般的惊喜感。于是在不经意间，我得到了一个“赫希曼贩子”的称呼。颇为巧合的是，赫希曼就曾因呼吁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所持的进步改革立场，被圈内人士扣上一个“改革贩子”（reform monger）的绰号，他也欣然接受。如此看来，能够坦然接受馈赠绰号与戏谑之辞，本身就说明这是一个贴切的词语，抓住了某些现象的规律与本质。

　　扪心自问，这还不够。每每扮演介绍赫希曼思想的推销员角色，兴奋之余都会平添些困扰。困扰的源头在于，赫希曼这位20世纪传奇般的人物，他的人生故事、学术思想、对后世学人的启迪，经我率性而为的描述与表达，是否会导致误读与过度阐释的可能倾向；抑或在某个时刻，遭遇类似赫希曼语境中“隐藏之手”的戏弄和曲解。所以，我感到颇为惶恐。可以肯定的是，赫希曼并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故事被过度偶像化。譬如，这个世界欠他一枚诺贝尔经济学奖荣誉奖章吗？对此，他未必看得很重。的确，赫希曼非常享受学术头衔与世俗荣誉带给他的愉悦和满足感，这为他带来世界范围内的持久声誉。然而，赫希曼更为在意的，乃是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能够最终接纳他孜孜以求为之思考、实践并热情呼吁的那一连串如珍珠般宝贵的小想法（petites idées）——可以用作“证明哈姆雷特最终是错了的”的观念小魔方，那些最贴切、最合适的词语（mots justes），能够巧妙地表述人类社会过去、当前、乃至未来诸多行为的趋向与未曾预料的后果，并在内心深处为之击掌叫好。或许可以这样表达：我们尝试理解历史语境中的赫希曼，就是围绕他留给我们的几个词语组合铺叙而开的。

　　所以我常常有这样的写作想象：一个积极向世人展示某种“自我颠覆倾向”的知识分子，谆谆告诫我们“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的思想家，也一定欢迎他人通过典型的赫希曼式的叙事方法，拾取赫希曼式的一连串最贴切的词语，移用赫希曼式的散文体，勾勒出一幅他者眼中的赫希曼肖像。毫无疑问，这既是一项高难度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是一趟充满魅力的思想冒险之旅。

　　“赫希曼是我心目中的智识英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

　　拾起“最贴切的词语”的写作基础，则必须有接近赫希曼生命与思想的文本与渠道。留给青年赫希曼深刻思想印迹的马基雅维利以为：成功需要三样物品，分别是美德、机会与运气，三者缺一不可。赫希曼则进一步指出，勇敢走进某些未知的领域，我们需要创造一种可能主义（possibilism），当美德与运气互相交错缠绕时，你的机会可能就来了。

　　赫希曼说得没错，事实的确如此！首先，带来美德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知名学者、以拉丁美洲与全球史研究享誉学界的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教授。他以一人之力花费数年走访友旧，翻阅往来书信和未刊档案，聆听赫希曼夫妇与家人讲述人生际遇，倾力铸就一部精彩绝伦的传记作品《入世的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Worldly Philosopher： The Odyssey of Albert O. Hirschman）。这部原著近800页，中译本将近千页的原创性巨著，是我们进入赫希曼外部与内心世界最为重要的桥梁。少年时代的阿德尔曼就是赫希曼的忠实读者，绿皮封面的《激情与利益》（Passion and Interests）令他印象深刻。且不谈这本著作日后所获得的极高赞誉和纷至沓来的各类学术与阅读封赏，以及在全球掀起的赫希曼热潮，阿德尔曼在考虑如何撰写导言部分时，就义无反顾选择“最贴切的词语”作为标题。正如他在导言当中所谈及的，“词语（文字）给予赫希曼莫大的安慰，而且也是我们理解赫希曼知识想象的重要线索”。词语之于赫希曼，犹如数理方程式之于现代经济学家。在赫希曼看来，词语所能带来的隐喻或概念，要比机械枯燥的数学定律更具创造性。有人以为这是赫希曼不善数学推演而所做的刻意表达，殊不知早在上世纪40年代，赫希曼就以其在数理统计方面的过人才赋，率先提出测量产业集中度的指数(按：即Herfindal-Hirschman Index)，以及考察国民收入分配程度指标而被广泛知晓的“基尼系数”的原初版本。换言之，阿尔伯特·赫希曼才是“基尼系数”的真正发明者，他的才华并不需要模型来证明。

　　美德的荣耀归属于赫希曼传记的成功出版，那么不可预知的运气则发生在笔者与阿德尔曼教授之间奇妙的邂逅故事。那是5年前的故事。

　　2012年上半学期，我在南京大学中美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准备我关于美国新闻文化史的研究。在书店阅览新书时，偶然间翻读到赫希曼《反动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Reaction）的中译本，对赫希曼式的论述风格顿时产生无法抗拒的智识亲近感。凑巧的是，当时我正在阅读另一位普林斯顿历史学者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的思想史新著《断裂的年代》（Age of Fracture）并打算撰写学术书评，阅读《反动的修辞》进一步佐证了罗杰斯与赫希曼共同持有的观点，即当代社会科学家玩弄文字游戏的危险后果在于扩大了不同思想光谱间的交流困境。

　　赫希曼原本想用的不是反动，而是“不妥协”（intransigence）这个词，但是出版商和他本人最终都同意妥协，因为他们一致觉得美国的读者可能拼不出这个词汇，从而酿成另一种难堪的不妥协。有意思的是，后来阅读《入世的哲学家》的作者致谢辞，我才意识到阿德尔曼也是通过罗杰斯的引荐得以与赫希曼及其家人建立联系的。用阅读串起的奇妙思想网络，往往就是这么令人倍感愉悦。

　　翌年年初，历史系周兵教授嘱我参加复旦—普林斯顿“交错的全球史”冬季研修班，顺便也帮忙参与普林斯顿大学在上海举办的论坛活动，可以发挥我善于学术联络与接待服务的能力。当我为前期联络做准备，在网络上搜索美方教授学术履历的时候，惊喜地发现组织此次研修班的美方学者，正是即将要出版赫希曼思想传记的阿德尔曼教授，一时间真是感觉天上掉下了馅饼。系里安排我负责接送阿德尔曼与另一位普林斯顿教授往来复旦光华楼与浦东论坛现场之间的通勤事务，这样凭空就有更多闲暇交流的机会。回想起来，研讨班授课的内容已经不大记得，名流荟萃的普林斯顿上海论坛也印象模糊，而与教授关于赫希曼话题的热烈讨论则贯穿始终，高潮迭起，意犹未尽。我向他表达了读完《反动的修辞》之后难掩的兴奋之情和对赫希曼这个神秘人物的莫大好感，希望能早日读到阿德尔曼的传记大作。阿德尔曼则对此次中国之行遇到一个赫希曼崇拜者而颇为高兴，与我畅谈许多自己研究赫希曼过程中的趣事。他提醒我《反动的修辞》属于赫希曼的晚年作品，若要全面理解他的思想图景，除了阅读他之前出版的若干重要作品，通晓赫希曼人生经历的几个重要分叉口，试着去感悟与理解知识分子在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内在张力也是殊为必要的。我记得当时阿德尔曼对于传记的成功出版也是自信满满；他还告诉我，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位神秘博士，他选编的最具赫希曼风格的论文集《赫希曼精粹》（The Essential Hirschman）也即将交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付印，嘱我有时间好好读一读这些文章，必有新的感悟与收获。如今，阿德尔曼赠予我的赫希曼传记及其主编的赫希曼论文集都是我书架上最常被翻阅的外文书籍，实在是获益匪浅。

　　美德与运气都齐全，机会也就纷至沓来了。自赫希曼离世以后，国内读书界不少学者纷纷撰文纪念推崇，掀起一股不小的赫希曼阅读热。两部经典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激情与利益》都在细致翻译修订后重新上市，颇受瞩目。勤勉的译者贾拥民博士不仅把赫希曼的散文体自传《自我颠覆的倾向》译介到国内，而且一鼓作气啃下了《入世的哲学家》的全部翻译任务，并在去年由中信出版社发行，文字与文采皆为一时之选。韦森教授还特地为该著撰写了一篇极为翔实、精彩的赫希曼学术生涯介绍，让赫希曼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中文学术界变得更加完整和清晰。韦森教授还身体力行，通过公益讲座的形式面向大众读者介绍赫希曼，帮助读者了解其为人，熟悉其形象，培养知情读者对于赫希曼的持久兴趣。我作为讲座的聆听者和提问者，深感对赫希曼的理解又增进许多。

　　“赫希曼是我心目中的智识英雄，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这句发自肺腑的由衷赞叹，代表阿德尔曼教授对于赫希曼思想的别样“忠诚”。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赫希曼的体悟与了解亦日渐加深。在他所处的那个学科建制化、体系化不断加深，刻薄呼吁、优待退出的学术时代，赫希曼身上古旧又弥新的共同体精神，维系着我对学术理想的特殊忠诚感：你可以是全球的和离散的，但却不能是没有根基的；你可以穿越边界，改变身份，却不能失去驾驭语言的激情与智慧。语言，特别是书面形式写下的语言，乃是精神和心灵的居所。正如赫希曼所谆谆教诲的，一个能自由驾驭语言的人，即使在黑暗之中也能找到光明。

　　争辩的方式并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善用词语，借助隐喻，喜好用修辞的方式与对手展开一场场颇具古风意蕴的思想论辩

　　从研究知识分子的维度出发，除了称许阿尔伯特·赫希曼是一位“入世的哲学家”之外，还有一个称谓值得赫希曼思想的追随者考量一番——所谓“三重思想家”（Triple Thinker）。

　　赫希曼的妻子莎拉曾告诉阿德尔曼，历经颠沛流离的赫希曼，其实并不太愿意与他人分享所谓的人生感悟，缄默其口、笑而不语是他的工作常态。然而，在深夜寂静相处的时候，赫希曼最偏爱做的事情，就是捧出他在欧洲时收藏的各类诗歌散文集与小说，拉着妻子与他一起阅读、讨论，欣赏若干精彩片段而同声吟诵。赫希曼与妻子都有极佳的欧洲语言功底和一流的文学鉴赏品味，无论他们身处何处，交流文学话题的语言首先必定是法语。福楼拜的小说更是他和莎拉的心头挚爱。赫希曼愿意与妻子一同探讨福楼拜小说中那些敏感而又巧妙的词语，无论是神态描写，还是外貌刻画，抑或是男女情色行为的露骨描述，都能无拘无束，畅快交流。莎拉告诉阿德尔曼，这个时候的赫希曼是愉悦且愿意分享内心感受的，是可以让身边亲近的人进入其内心深处的。阿德尔曼以为，这些内容要比赫希曼的那些“英雄事迹”或“冒险经历”更加弥足珍贵，更加能够反映出这位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思想迷宫。

　　威尔逊“三重思想家”的论述，对美国知识分子群体产生过重要影响，尤其是上世纪30年代聚焦在纽约的犹太裔激进文学青年们，他们当中的莱昂·特里林、欧文·豪、阿尔弗雷·卡津等都是后来被誉为“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性人物。威尔逊透过文学作品论述政治，表达知性意识与道德责任，抗拒资产阶级庸俗文化的诸多表现，后来都成为纽约知识分子所信奉的标志性理念。

　　说句题外话，作为犹太裔知识分子的阿尔伯特·赫希曼，对于纽约知识分子群或许应该所知晓。但是通读传记，除了离开纽约前往哈佛执教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与他交好，赫希曼的思想交流圈似乎与之并没有交集，颇有些令我失望。或许是因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间短暂，或是频繁在外考察旅行的缘故，他竟然对这个智识群体没有过多关注。当然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纽约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曾经环绕的世界主义已经逐渐退潮，新保守主义的情绪正在积累，后者则是赫希曼到了晚年认真批判的思想对手。

　　由威尔逊“三重思想家”的视角再度审视赫希曼，或许能带给我们新的意义。三重思想家赋予赫希曼的，是借助良好的文学素养，加之丰富而多元的社会科学学术熏陶，运用贴切的词语理解现代社会形态变迁的认知能力。这种特别的文学认知素养（想象力），一方面可以抚慰赫希曼在生命历程中曾遭遇的各类创伤，在平静中愈合伤口，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出现。另一方面，文学素养的深厚与迷恋“小思想”、“小观念”的思考偏好，养成了赫希曼身上独特的气质：看似平静随和、实则内心桀骜不驯、善于争辩；而争辩的方式并不是针尖对麦芒，而是善用词语，借助隐喻，喜好用修辞的方式与对手展开一场场颇具古风意蕴的思想论辩。

　　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退出与呼吁之间，维持着特有的忠诚品质

　　面对作为三重思想家的赫希曼，考察他的思想形态变迁的过程，还应兼具“历时性”与“共时性”两种维度的阐释视角。

　　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赫希曼的漫长人生可以简要划分为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退出”、“呼吁”、“忠诚”三个关键词成为统领性的贴切词语。第一个阶段，赫希曼作为犹太流亡知识分子，投身反法西斯地下斗争，营救欧洲知识界人士避难美国，确立经济学领域的专业发展志向。这个时期的赫希曼，在退出与忠诚之间进退自如。第二个阶段是他离开华盛顿，作为世界银行的咨询顾问前往拉丁美洲地区指导经济发展，在边缘地带思考发展与改革之间的诸多关联，并以此为跳板，抓住难得机遇，重返美国三所学术重镇，勤勉写作，努力实践，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发展经济学大师。这个时期的赫希曼，逐渐意识到“呼吁”对于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重要作用，内心深处的文学想象重新被激活，蓄势待发。第三个阶段，赫希曼对主流经济学与现实政治的失望与日俱增，机缘巧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向他伸出橄榄枝，开启赫希曼退回思想的世界、寻找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的社会科学的可能之旅。这个阶段被公认为赫希曼最具原创性的思想产生的阶段。赫希曼再度唤醒自己青年时代对于忠诚的深刻理解，呼吁知识分子重视言论质量，积极介入现实生活领域。

　　通过以上描绘，我们大可认为：作为三重思想家的阿尔伯特·赫希曼，他的一生就是在不断的退出与呼吁之间，维持着特有的忠诚品质。当然这种在呼吁与退出之间所耗费的机会成本，在外人看来是相当高昂的。他早年对自己营救过犹太难民的英雄壮举不动声色，低调行事，宁愿举家搬离美国而寻找一种自在自主的生活方式，盖因成为一名冷战知识分子并非他的初衷。而离开哈佛经济学系，对主流经济学的自我封闭与平庸化倾向提出尖锐批评，反思发展经济学出现的理论停滞现象，甚至因批评而失去诺贝尔奖提名亦不以为憾，而是继续在跨学科领域和拾取最贴切词语的分岔小路上愈行愈远。这种退出与呼吁两种行为并举的姿态，难道不是赫希曼忠诚于内心的文学想象力，忠诚于克洛尔尼曾经给予他的谆谆教诲，忠诚于真正人文主义传统的最佳体现么？这种独特的“忠诚”气质，在现代学院派知识分子中也称得上稀有。更不用说他晚年对于美国新保守主义兴起的警觉和有力批判。赫希曼真诚地指出，大众社会的内在成长性不是依靠空洞的言说，而是需要在进步改革中自我探索，大胆试验。一个能够包容各种价值冲突的社会，要比仅仅容纳市场逻辑，抑或完全被共同体精神所笼罩，来得更有生命力和持久性。

　　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解读三重思想家赫希曼，更具有值得注意的思想内在张力。简单说来，这就是一个有关身份与认同的维度。关于对身份的质疑，从赫希曼青年时代就一直存在。赫希曼一生涂改过多个名字，使用过多本护照，熟练使用过多种语言，扮演过多种角色，与各种机构、三教九流都打过交道。赫希曼曾经半开玩笑地与朋友谈及，终其一生，他从未产生过身份认同的焦虑，而只有所谓的身份证争议（显然并非如此）。乐观、豁达、风度翩翩、从容不迫是赫希曼留给外界的一般印象。

　　另一段有关赫希曼身份令人印象至深的文字是，战后赫希曼意欲加入美联储发挥专业特长，却因无形之手的阻碍致使他始终无法得到工作。愤慨与无奈之余，赫希曼接受建议，举家迁往南美自我放逐。虽然幸运的是，赫希曼与家人度过人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并最终抓住机遇重返学界主流。但是，他这个反法西斯英雄、退伍美军士兵、马歇尔计划的参与设计者，当年为何被限制，为何不受信任？这些疑惑，始终萦绕在赫希曼心头。阿德尔曼在撰写传记过程中，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发现了当年记录监视赫希曼行踪的监控报告，记录之详细，设防之严密，令人震惊。彼时的赫希曼乐于分享对未来的美好向往，而所谓的线人就在他的身边。这种伤害令他久久沉默。这段令赫希曼困惑却又无法言说的历史经历，得以在传记中细致呈现。

　　暴风雨终会过去，晴天不会让人久等。选择退出华盛顿，抵达南美洲哥伦比亚，这段生活记载，则是笔者在读赫希曼传时揣摩良久、最为神往的片段。这时候赫希曼的身份，既非曾经踌躇满志的华盛顿技术官员，也不是当地政府雇佣的高薪外国专家，而是成为战后早期国际组织派驻欠发达国家的发展顾问，一切又是全新的体验和不同的感受。在这个遥远的国度，赫希曼安顿好温馨的家庭生活，与妻子和两个可爱女儿在风景壮丽秀美、民众淳朴善良的安第斯群山高原中惬意生活，真切享受人生中最美好的幸福时光，可谓未曾预料的美好开始。赫希曼卸下心中忐忑，怀揣好奇心与享受工作的态度，

　　与其他发展专家一道观察、评估、指导哥伦比亚的经济发展。在这块多元文化激烈碰撞、强烈期盼经济发展腾飞的土地上，五年的定居生活带给赫希曼的体验是他在华盛顿、巴黎、纽约所永远体会不到的。在这里，赫希曼体验着日后他在普林斯顿高研院的亲密同事兼战友、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名言：享受体验经验带来的智识满足感，在深入体验的过程中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性及其背后的地方性智慧。

　　一场不经意间的自我放逐，换来了日后神奇般的命运转折。一场成功的关于南美洲经济发展的学术报告，让赫希曼获得了在耶鲁经济学系担任客座访问教授的难得机会。赫希曼认定这是命运女神对他身份的再度认可，他在聘期结束前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发展战略》，由此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职，终于从一名智库人员华丽蜕变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领军人物。此后赫希曼乘胜追击，在上世纪60年代连续出版《通往进步之旅》和《发展项目评述》两部研究力著，与之前的《经济发展战略》合称“赫希曼拉美发展三部曲”，奠定其在西方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一代宗师地位，也由此跨进西方经济学的万神殿。一路蹒跚奋力前行，赫希曼除了感恩那些始终关照提携他的学界圈中好友（如格申克龙、托马斯·谢林等），更是在内心反复琢磨着自己经常重复的一个警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最好的回报往往来自最少的计划。”

　　在整部赫希曼传中，阿德尔曼无时不刻在展现赫希曼对于机遇和命运的自我把握。马基雅维里关于成功的三个因素的论述，美德、机遇与命运，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眷顾（或是拯救）赫希曼，让他成为一名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一位具备三重视野的思想家。当然，这种拯救不是通过冥思与祈祷获得的，赫希曼终身养成的习惯就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何种境地，阅读文学经典是一种毕生的精神课业与追求。赫希曼曾经说过，二十岁是阅读马基雅维利最好的时光。或许是青年人亟需一些好运气。不过，命运女神也有和赫希曼开玩笑的时候，而这时的赫希曼眼前浮现的，或许是父亲给他朗读卡夫卡小说的童年记忆：“在世界的无尽苦难中，你可以忍耐。保持自己的心灵完整。这样做是你的自由，而且这件事与你的本性相符。但是，这种忍耐也许正是你可以避免的一种痛苦。”

　　赫希曼最迷人之处，就在于他身份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的展现既有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他身上的具体投射，也有他自身出众的文学想象力对于古今人类世界的多彩描绘。赫希曼身份多样性的共时性特征，必然是与他的生命历程与宏大历史叙事之间共栖的历时性特征，互为交融、碰撞、进而构成多彩的历史复调叙事。正是在这种理解背景下，笔者移用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三重思想家的称谓，试图剖析解读赫希曼的精彩人生故事，也是试图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解读，在较短时间内勾勒出赫希曼的思想地图，激发兴趣，引出质疑，提出问题，进而一同探寻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生命与思想之于20世纪，乃至当前人类实现全球共同梦想的特殊意义。

　　（作者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

　　原载于《文汇报》2017-05-12

　　http://www.cssn.cn/dzyx/dzyx_llsj/201705/t20170512_3516224.shtml

　　《入世哲学家》读后感(四)：走一条让讣告作家很为难的人生之路

　　西闪/文

　　柏林墙倒塌后，正在柏林访问的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接受了一次手术。刚从麻醉中苏醒，他就跟人开起了玩笑。他问医生：“香蕉为什么是弯的？”医生耸耸肩，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自己给出了答案：“因为没人去丛林里干涉它，把它掰直。”

　　笑话太冷，没几个人能懂。至于香蕉的意蕴，估计赫希曼本人也未曾细想。那个“香蕉共和国”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自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退休，他就再没去过哥伦比亚，尽管那里是他为发展经济学奠定基础的地方。

　　正是因为哥伦比亚，香蕉才成为赫希曼喜欢的一个隐喻。1952年，时任哥伦比亚政府经济顾问的赫希曼被一个漫画家朋友画到了香蕉树上。画面上赫希曼坐在蕉叶上，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上身，翘着二郎腿，严肃地盯着手上拿着的生产计划。计划中画着一只大香蕉，细还有细密的数字表格。在树下，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正在收摘果实，背景是地球的半个圆弧。赫希曼把这幅漫画做成了圣诞贺卡，寄赠给世界各地的朋友。贺卡的下方有手写的标题：“香蕉是很好的食物。今天我们吃它，明天我们来计划。”

　　这当然是一种精妙的反讽，只有那些熟悉赫希曼风格的朋友才能领略得到。如果说香蕉意味着复杂对简化的嘲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赫希曼的人生也是如此。毕其一生，他都在揭示“计划”的荒诞与失真。同时他呼吁人们正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从中提炼行动者所需的希望，以此来质疑和对抗妨碍进步的那些僵化的观念——无论它们是保守主义、理性主义、目的论还是别的什么宏大观念。他甚至创造了一个术语“可能主义”（possibilism）来形容自己倡导的这种积极的态度，一如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所言，“快乐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可能性永远不会”。

　　赫希曼之所以新创“可能主义”一词，也是要跟天真浪漫的进步主义划清界限。在他看来，一个可能主义者（possibilst）或许在行动上会具有堂吉诃德的某些气质，但他的思维方式更偏向于哈姆雷特。更进一步讲，可能主义者是对赫希曼自身的刻画，也是对某一类行动者的定义。这样的人，应该保持对真实世界的高度敏感，有着强烈的务实精神，却从不把确定性当作思考和行动的先决条件。历史学家杰里米•阿德尔曼（Jeremy Adelman）准确地抓住了可能主义者的精神内核，他将赫希曼的传记题为《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说明了这一点。

　　战争期间赫希曼还继续学习经济学，发明了著名的基尼系数，写出了首部著作《国家实力与世界贸易的结构》。退役后他进入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马歇尔计划出谋划策，是复兴欧洲的幕后高参。之后他出任哥伦比亚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在那里工作数年。1956年他成为大学教授，凭借《经济发展战略》一举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之一。1963年，他出版了另一部轰动之作《迈向进步之旅》。在这本书中，他“高举实证的火把，近距离地、尽可能细致地考察了拉丁美洲政策问题的历史”。在他的影响下，拉丁美洲迈入了一段颇有希望的改革历程，其中一位改革者还当上了哥伦比亚的总统，他因此被人揶揄为“改革贩子”。事实上，赫希曼的思想对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赫希曼的名著《退出、呼吁与忠诚》完美地展示了何谓统一的社会科学。全书仅有97页，比一篇论文长不了多少，却字字珠玑意蕴隽永，堪称传世杰作。经济学界将这本书誉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宣言。政治学家指出，赫希曼对呼吁的分析对政治学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政治哲学家的反响也非常热烈，他们还组织了专题讨论会，把赫希曼比作社会科学家中的摇滚巨星。

　　不少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为赫希曼没有获奖而抱怨，并把他与无缘诺贝尔文学奖的博尔赫斯相提并论。年轻的学者们觉得赫希曼是最接近“思想之神”的知识分子。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他的评价更加热烈。他说：“除了阿尔伯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术上的朋友如此理解我，让我如此崇拜。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我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无论是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古希腊人会把我们这种关系称为爱。只不过我们现在已经不能再这样说了。”

　　在一次颁奖仪式上，主持人向听众介绍了赫希曼早年生活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强调了赫希曼在马赛拯救众多艺术家和学者的经历，并把他称为“当代英雄”，而我更愿意把他称为“神秘博士”，因为谦逊的他很喜欢让自己隐没在神秘的时光之中。就像他在一篇笔记里写的那样，有些人的一生有一个毕生一致的崇高使命，这个使命就足以概括他们的一生。“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一条让讣告作家写起讣告来非常容易的人生之路呢？”

　　《入世哲学家》只是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第一部传记。可想而知，关于这位当代英雄或神秘博士，探索之路刚刚起步。

　　《入世哲学家》读后感(五)：【转载】李公明：“隐藏的手”与……“可能主义”

　　文/李公明

　　在广州这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终于读完这部九百多页的《入世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杰里米·阿德尔曼著，贾拥民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0月），真有一种在二十世纪思想与斗争的巨流中“御风而行”的快意——那是因为赫希曼在少年时代以黑格尔哲学和德国左翼社会主义运动为起点的 “奥德赛之旅”几乎贯穿了二十世纪人类所经历的重大政治斗争、思想史和学术史，他在成就了一段具有传奇般色彩的人生之旅的同时，也把自己形塑为现代思想与学术潮流中具有鲜明异质性的顶尖人物。最令人着迷的是，在赫希曼身上汇集了战士（从欧洲游击队到美国陆军）、思想家（从吸收到原创）、学者（从经济学到跨学科）、改革家（从理论到行动）、世界公民（从流亡生涯到在欧洲、美国、拉丁美洲的跨国工作与生活）等多重身份，而他从不满足于仅仅属于其中某一种身份。终生不懈地阅读、观察、行动、实践，是其“worldly”（“入世”）的最好诠释；而“哲学家”，则是对其思想特质的最好概括。

　　由于在青年时期受到福楼拜的深刻影响，赫希曼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文字修辞的力量和影响。他非常关心人们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中如何使用语言，既喜欢以文字发动颠覆活动，同时也警惕文字可能会带来的灾难。在其晚期著作《反动的修辞》中，他认为社会科学家玩弄文字游戏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引起他这种思想的源泉可以追溯到他早年在德国参加运动的经验，他对当时共产党人和纳粹党人的“雄辩”和确定性修辞已经充满戒心。实际上，语言和文字就是赫希曼的“奥德赛之旅”的港湾与海洋，是他思想出击的战壕和休整的营地。而对习惯把文学与社会科学分隔看待的人来说，赫希曼把两者融为一体的能力和成果显然是最好的警醒和启迪。在本书中，作者对赫希曼醉心于文字与文学的描述和分析不难使我们认识到，这正是赫希曼的原创性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发展经济学研究中，赫希曼发现的“隐藏的手”原理不同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他的观察和研究使他相信许多经济发展的进步都不是由于在制订计划时就有心想到并作为发展目标而得来的，而正是因为没有想到才有可能发生。作为以“改革贩子”著称的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深知改革的进程为什么总会充满艰难险阻，他非常关注和苦苦探索的是改革为什么会激起强烈的阻挠、改革措施的回报为什么往往是边际递减的、为什么改革经常会被“紧急刹车”（他提出了“被独裁政权中断”等原因）。同时，赫希曼在他的《迈向进步之旅》中打破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刚性二分法，对仍然执着于一端的人来说是一剂很好的解药。赫希曼并不讳言他的经济学研究有明确的道德立场：“我们对拉丁美洲各国的独裁政权研究得越彻底、越全面，它们就越快倒台。”（609页）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拉美各国独裁政府以镇压行动“净化大学”的时候，赫希曼积极帮助异议知识分子创办独立学术机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网络（718页）。在拉美经济研究中，赫希曼发现在经济增长“祛魅”之后，它在政治领域的“灾难性副作用”——“独裁政权以及‘系统性地侵犯基本人权’的做法”——就会在现实世界中四处蔓延。在这时候令他觉得极其失望的是许多经济学家舒舒服服地躲在不断扩张的经济学帝国内部，表现得似乎从来不知道经济和政治事件之间是有联系的。他敦促拉丁美洲社会科学家关注他们的经济分析的政治含义，他说自己深感不安的是许多政治灾难恰恰就是经济学家造成的（630页）。

　　作为经济学家，他诚实地揭穿许多“预测”、“定律”的欺骗性。他在《自我颠覆的倾向》（贾拥民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中明确宣称不相信存在什么“最好的道路”，也反对那种认为只有当全社会已经达成了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遍共识之后才能成功地建立民主体制的观点。赫希曼以均衡与非均衡问题的视角祛除了对社会冲突的恐惧心理或恐吓宣传，其深刻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原载于《上海书评》20161204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12/4/138532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