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经典读后感10篇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是一本由[美] 艾玛·拉金著作，三辉图书 /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42.00元，页数：280，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一)：缅甸的转型之路和奥威尔终将破灭的预言

　　美国记者艾玛·拉金在缅甸寻访了奥威尔的生活轨迹，后者是一位英帝国时期缅甸殖民地的警察，但随后做出决定，离开了这种代表帝国权力的殖民者工作并令人费解的选择成为一名作家。再之后的故事想必世人皆知。奥威尔写出了《动物农场》和《1984》两部杰出的反极权和乌托邦的著作，作品中对极权政府的预言一一被验证，被译成多国文字，数次翻印。“老大哥”和“1984”本身都成为了极权的经典象征。奥威尔本人也成为反乌托邦写作的代表作家永载史册。

　　颇有戏剧意义的是，奥威尔昔日服务所在地缅甸，虽在二战殖民者离场后建立起短暂的民主政府，却随后被军政府接管，并成为一个依靠暴力统治的极权国家。军政府将异议者投入监狱，对反抗运动暴力镇压，依靠特务机关对人民进行监视，垄断公务职位和国家资源。军政府是这种严格管控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对政治权力的独享，使之能以垄断方式获取极大的经济利益。缅甸军方通过军方控股的公司控制着缅甸主要的国际民生产业。此外，缅甸军方还控制着土地、矿产、玉石等资源，通过利益交换，谋取暴利。军政府的腐败和欠发达的市场经济导致缅甸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长期成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10年，缅甸GDP总额仅为383亿美元，人均GDP为648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低下。

　　然而，即便极权政府用尽各种手段迫使人民接受统治，缅甸人民却始终没有放弃对极权的反抗。与军方不断的将人关入监狱或搞肉体消灭相对照的是，异议分子不断涌现，甚至走上街头，参与抗争运动。透过拉金的笔端，读者一次一次看到普通缅甸人对于极权政府的反感以及无处不在的反抗，即便在这个权力密布的国家，人们总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即便用各种隐喻或消极对抗。距今较近的一场是2007年9月，缅甸政府决定取消燃油补贴，导致燃料突然加价，公共汽车收费也涨价一倍，这引发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该事件最终以政府出动军队暴力镇压，造成数百人死亡收场。

　　本书讲述的是2009年之前的缅甸，最新一版刊印于2011年，这恰恰是缅甸政治改革启动之前，因此我们在这些故事里看到更多的是权力没有松动，前景黯淡无光。然而与奥威尔对于极权的悲观预言不同，极权政府因其违背人性而无法进行持久的统治，似乎总有终结的一天，作者在文末写道，“如果我要再写一本关于缅甸的书，我愿意写的是那么一个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那是让人振奋的时代，当前的事件和缅甸的历史可以被公开记录和辩论。”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天这么早到来。缅甸政治在2010年之后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革。持续不断的反抗让统治者难免心悸，2010年末席卷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更是令缅甸军政府领导人见到了专制独裁者的悲惨下场。缅政府和军方内的部分人士已经认识到，如果还继续维持既有的统治模式，一旦政权被反对派以暴力模式推翻，不仅无法维持既得利益，还有可能走上断头台。

　　此后，在执政党及军方内部人士的推动下，缅甸加速推进民主化进程。2010年11月，被软禁了21年的昂山素季获释。2011年3月，军政府领导人丹瑞下令解散了军方控制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将政权移交新产生的政府。4月，缅甸官方宣布，统治国家将近20年的强人丹瑞已卸下军事领导人的职位。此后缅甸连续释放关押多年的政治犯，允许民营资本涉足新闻界，开放“党禁”、“报禁”，缅甸民主化进程的速度令不少乐观人士也感到超出预期。

　　缅甸民主进程提速，但民主化改革并不彻底。昂山本人因为家人的外籍身份，无法参选总统。而作为交换条件，缅甸军方将在议会中固定占有四分之一的议席，如果要彻底修改宪法，则至少需要四分之三以上议会成员的支持，因此军方和现执政党的政治利益并不会很快受损。推动民主进程既能换来西方解除对缅甸持续多年的经济封锁，又能维持军政府部分既得利益，避免独裁者最终可能家毁人亡、两手空空的悲惨下场，这是缅甸民主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的根本原因。

　　独裁政党和利益集团难免要考虑如何将政权延续下去的问题。一个选择是靠高压，制造恐惧，使人人在威权政治下小心翼翼地生活，而人民的怨气也因此慢慢积聚，一旦爆发很可能将政权本身吞噬。另一个选择则是走向开放，通过民主方式上台执政。这样虽然会转交出部分权力与利益，但却可以保持其长期存在，也会在历史发展中留下进步的一笔。而任何极权政府的转型过程总是与反对派的让步与妥协相伴，见好就收，与原政权达成和解，留出让独裁者腾挪的空间，反对派亦需要足够的耐心与政治智慧。

　　祝福缅甸，也祝福我们自己。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二)：一些摘录

　　奥威尔相信，在极权主义之下，文学不可能幸存。一个极权主义政府，他写道，知道自己对权力的控制是不合法的，因此不可能允许真相被记录。为了维持现状，他依赖谎言。“现代文学在本质上是个体的事情，”奥威尔在随笔《文学与极权主义》里坚持认为，“要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感受的真实表达，要么什么也不是。”简而言之，集权主义杀死了创造力。“想象力就像野生动物，不可能在笼子里喂养。”他写道。

　　“在我的观念里，这种批评有些执迷不悟，”我的朋友说，“诗人的写作来自他的想象，那才是真正的艺术；能够想象你从未经历的事情。”

　　我提到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解释，说明威权主义为何能够在缅甸扎根：这是英国人造的孽。英国控制缅甸之后，摧毁了所有缅甸传统的治理制度——君主制度、僧侣制度、中央行政制度。国王是这个国家行政制度和宗教制度的灵魂人物，他们把国王流放到印度，国王在严密监管之下老死他乡。他们用在印度培训过的官僚阶层取代传统治理体制的人员。他们在少数群族中建立分而治之的体制。这种体制离开英国人就难以为继，英国人离开之后陷于瘫痪，缅甸军队开进那些地区试图平息接踵而来的混乱状态。

　　“英国人，”她说，“带给我们民主。那是我们第一次品尝民主的滋味。在英国人到来之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主，也没有准备接受民主。我对缅甸感到羞愧，也为缅甸人民感到悲哀。我们是那么、那么地无知。我们总是要寻找一些替罪羊，所以我们谴责英国人。”

　　2005年11月，军政府将首度从阳光迁至北方320公里处的不毛之地。这次迁都事先没有通报，当仰光政府办公室的家当被装上卡车，驶出仰光，绝大多数民众才知道此事，将军们给他们的新根据地取了有个不可一世的名字：内比都，意思是“国王的住所”。

　　镇压之后，军政府立即启动了令人齿寒的全面清扫行动。用消防车冲洗路面的学籍。军政府同时实施宵禁，涉嫌的抗议者半夜被从家里拖出。许多勇敢的缅甸博客作者通过军政府在互联网上设置的防火墙，想国外发送有关镇压的消息，他们被追查并被送进监狱。军政府训练有素地清除所有可能的目击者。

　　各种重大事件在缅甸发生，又系统性地从未发生。通过所有公共论坛下达有效的禁令，军政府确保任何集体记忆的空间都无隙可入，近期历史事件——无论是多么惊天动地或者说万众瞩目——只能被隐秘地记忆，存放在人类大脑“几立方厘米”的空间里。当个人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散，缅甸的历史就会彻底消息。这种现实正在被风化的感觉，是推动我继续书写缅甸主要原因，过去几年发生的时间会成为我第二本书《一切都已破碎》（Everything is Broken）的主题。

　　这本书精细地勾画出缅甸民众的精神创伤。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及时在私人聚会中也更愿意“通过批评不断涨价的龙虾和晚点的火车来间接地批评政府”，不愿意直接谈论政治议题。人们因为无处不在的监控怀疑所有人，甚至把“右腕带表，右手吸烟”视为军情人员的标志，而这恰恰把监控的作用发挥到极致，等于在内心装上了窃听器。一名学者期待着变化，乘夜车时也一夜无眠，整个旅程中把包放在腿上，时刻准备着可能发生的巨变。在殖民时期生活过的陶乐茜，仿佛幽灵，沉浸在对过去美好时光的追忆之中。一名缅甸妇女，像卡尔维诺小说里的马瓦尔多，喜欢逛超市但从不在此购物，象征性地满足自己的愿望，并且把这视为缅甸进步的标志。

　　这种精神创伤是对缅甸最深的伤害，只有关注到这一层面，才更接近于奥威尔的观察力。所以，有缅甸读者，并不认为奥威尔具有预言能力是因为他在缅甸生活过。而是认为这得益于他的想象，能够想象自己从未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多英国人去过缅甸，却只出现一个奥威尔，仅仅经历是不够的，更需要想象，这种想象包含一种虽未经历却感同身受的能力。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三)：不识庐山

　　缅甸病实际就是殖民病+亚洲君主国病的综合体，是英国摧毁了既有君主体系和信仰之后，靠武力，监狱和民众分化进行毫无社会信仰的统治。这在民族缅甸成立后，体现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无所适从的极大矛盾--继承殖民统治衣钵的军政府，从道义上完全站在了民众的对立面。

　　本书作者不识庐山，只因她的话语体系还是英美体系，没有去跟缅人一起生活，一起恐惧的生活背景，一个窥探者而已。

　　本书解答了部分阅读“缅甸岁月”的疑问，证实了岁月一书可称为半自传文体，尤其是其爱情主线：奥威尔离开缅甸前一年，向幼时玩伴杰西莎求婚被拒。“你把我扔到缅甸，断绝所有希望，对我来说是多么残忍”，这是奥威尔临终前给杰西莎最后一封信。

　　最大的好奇：弗洛里的致命伤-脸上的乌青胎记到底对应于奥威尔的什么特质，本书并没有给出答案，也许这也是奥威尔自己在苦苦探寻检视的一生的命题了。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四)：王晓渔：吞噬多少只夜莺，才能学会歌唱

　　“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分自由的保障。”这句印在中文版《一九八四》封面上的话，很好地说明了奥威尔的力量所在。读过《一九八四》的人们，都会惊叹于其中精确的预言，也会产生好奇：奥威尔为什么具有预言能力？

　　这个问题可能不止一个答案。虽然很多知识分子在 1956 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才重新认识苏联，但在此之前，外界对苏联的现实情况并非全然无知。在中国，1925 年徐志摩取道苏联去欧洲，在莫斯科短暂停留了三天后，感慨：“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欧游漫录》）在欧洲，1936 年纪德（Andre Gide）前往苏联，启程之前他曾把那里视为即将实现乌托邦理想的地方，亲临实地之后，他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存在分歧。（《从苏联归来》）不过，徐志摩和纪德的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即使在访苏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观点也不属于多数。知识分子为了捍卫自己的观念，常常不惜削足适履，不管现实如何都要努力把它装进观念的靴子。

　　在访苏见闻的最后，纪德对苏联依然抱有一些希望：“苏联刚刚对西班牙做的援助让我们看到它仍能做到怎样可喜的改进。”然而，正是苏联对西班牙的介入，让奥威尔理解了何谓极权主义。1936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奥威尔为了反对弗朗哥，参加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属下的民兵组织，但马统工党却被视为托派，遭到清洗，奥威尔死里逃生。这让他意识到，不仅要反对弗朗哥和法西斯主义，更要反思极权主义。奥威尔这样说：“我在 1936 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我为什么要写作》）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五)：2015年的缅甸

　　2015年9-10月我在缅甸旅行。时间距离这本书中作者在缅甸已经有10多年了。毫无疑问缅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有一些东西从未改变。

　　我在仰光的住处是印度人聚居区。这里离苏雷塔很近，离中国城也不远。这里年代久远，在我住的B&B傍边的小街道上都是殖民时期的旧式房屋，泛绿斑驳的石墙上依稀还能看到曾经印度商号的名字。现在都改成了珠宝店、茶店或者小饭馆。头顶上方是一条条电线，身边是一排排日本韩国产的小轿车。街边的茶摊或是小食摊生意兴隆。手机店里卖的很好的手机是华为。。。在这样摩肩接踵的街道上走过，仿佛拉金书中的仰光从未变过。

　　拉金书中的缅甸人都是愁苦的、抱怨的、仿佛每个人都进过监狱当过政治犯。真的是这样吗？至少2015年9月的仰光街道上已经不是这样了。男男女女的上班族穿着合体，拿着包快步走过人行横道；公园里有人在野餐；很多人在谈论股票交易，为10月份的开市摩拳擦掌。由于11月大选临近，街上卖政党旗帜的孩子们穿梭在等红灯的汽车周围，大多数汽车上都挂了民盟的旗帜或是昂山素季的照片。在九月某个周五的下午三点钟，仰光市中心就这么热闹。晚上的超市可以买到本土产品和泰国食品，超市仍然是缅甸中产和外国人的光顾地，价格比市场要贵很多。楼下有很洋气的书店和西式快餐厅，可以点一份意面或者披萨。这些在拉金2000年到仰光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呢。

　　我因为在苏雷塔边找小巴车，一群当地的男女老少都开始过来帮我和司机谈价钱和路线。这份热情让我受宠若惊。事实证明在接下来的旅途中，缅甸人真的是这么热情，无论在仰光还是蒲甘的乡村。

　　在曼德勒，第一次看到军事禁入区和哨所，就是在大皇宫，和拉金描述的一模一样。拉金没有想到的是，2015年曼德勒的大街小巷，学生和市民团体在给过路人发放大选宣传单，为民盟造势。马路一边是寺庙的居士施舍团，另一边是穿红衣服的政治团体高声宣传。我的司机是昂山素季铁粉。他本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是一提到昂山素季就激动的说个没完。他11月份是一定要去投票的，而且说周围的人也都是支持民盟的，他坚信民盟一定会胜利。

　　在蒲甘的乡村，情形也是一样。乡村土路旁边都是民盟委员的照片。几乎所有蒲甘人都告诉我，11月份的大选他们会投给民盟，支持the Lady。蒲甘的故事很悲惨：90年代，军政府为了发展旅游，把原来老蒲甘的居民都迁往了不靠近河流的内陆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新蒲甘。那里没有水源，百姓自己挖水渠，种粮食，完全是自力更生。我经常去吃饭的那家餐馆，和其他餐馆旅店一样都挂着昂山将军的照片，店员们信心满满地说，民盟一定会赢得大选。

　　我并不是很喜欢拉金的这本书，她笔下的缅甸人是绝望的，回忆着殖民时代的“辉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军政府对人民的迫害和对社会的破坏。我没见过政治犯，没见过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混血儿，也没见过皇族遗老，我觉得他们不能代表整个缅甸社会。我接触的是农民、小商贩、司机、僧侣和普通上班族，有缅族、掸族、穆斯林以及华裔，他们才是构建缅甸社会的基础。他们明白自己的境地，缅甸的境地，但相信明天会更好。2015年时他们已经可以使用facebook和twitter。新闻审查也已经解禁，任何宣传品都可以出版。我的蒲甘司机还请我听了一位缅甸非常有名的摇滚歌手的专辑。

　　可笑的是，当我和缅甸的朋友互换通讯方式的时候，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因为我的手机上没有装VPN，所以上facebook不是很方便；而对方并不知道怎么用中国的微信。。。这真是个无奈而悲哀的事实。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六)：《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与恶龙缠斗的他们

　　多数读者了解乔治·奥威尔，还是通过《一九八四》与《动物庄园》这样两部“反乌托邦”的作品。说来尴尬，在现下，知道“一九八四”的人，恐怕要比知道“乌托邦”的多上不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前者更容易被对号入座，而乌托邦，则已经是过期的幻想。

　　《一九八四》是一次对于极权统治生动的观察记录，而奥威尔最直接的灵感来源，无疑就是他曾经驻留过的缅甸。1922年，当奥威尔来到缅甸时，这里还是英属印度的一个行省，种种矛盾堆积，充满了贫苦与无望。奥威尔在这里总共停留了五年，身份是“殖民警察”。随后他离开了缅甸，回到了英国，开始了一段“落魄生活”——这段经历最后被写成了《巴黎伦敦落魄记》。至于在缅甸的日子，奥威尔则写成了《缅甸岁月》——这部作品与更出名的《一九八四》及《动物庄园》一起，也被看成是“缅甸三部曲”——按照缅甸人的说法。

　　可不管怎么说，奥威尔的《缅甸岁月》，是切切实实记录“缅甸故事”的一部作品。因而英国作家艾玛·拉金就奥尔为在其中提供的“蛛丝马迹”，重走了奥威尔的缅甸之路。她寻访了《缅甸岁月》里提及的城市，与人们谈论奥威尔，谈论极权和民主，谈论在这里那些可以被谈论和不可谈论的话题。同时她也在窥探这个热带国家人们的生活与精神状况：贫穷闭塞依旧，好转的迹象，仍需要苦苦寻觅……

　　奥威尔对缅甸是一往情深的，在这里的时光，几乎奠定了他一生写作的基调。那些曾让他无法忍受的，最终都成为他笔下被嘲讽、被控诉的乱象和卑鄙。而这里的人，也同样崇敬并爱戴着奥威尔。艾玛·拉金曾在这部作品里记录过这样一个片段，她来到一位缅甸老者家中，后者是当地一位知名的学者。尽管对奥威尔十分熟悉，但无奈年事已高，似乎有些“失忆”。可正当拉金进行最后一次尝试时：

‘乔治·奥威尔，'我重复说，'《一九八四》的作者。'老人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用恍然大悟的眼光看着我，高兴地拍打着自己的额头：'你在说先知！'

　　奥威尔是先知。这位缅甸老人在生命尽头仍无法磨灭的印象，与多数初读《一九八四》的读者的印象恐怕并无二致。极权的剧本似乎都极其相似——封锁、愚昧的教化，以及对异己者的丑化和排斥。而“黑暗中的人们”的状态又何其相同。他们渴望自己被看见，被听到：

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

　　他们也会对知识，对信仰充满渴求与虔诚。毕竟一个极权的国度，永远无法给民众以精神上的自足。缅甸人贪婪地阅读狄更斯、勃朗特姐妹，逢人便谈莎士比亚，这样的状态，又何尝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呢？

　　缅甸人可以有一定程度的阅读自由，可以创作和谈论与自己有关的真实，这显然要比曾经的日子好上许多。可另一方面，在拉金的笔下，仍在军政府管控之下的缅甸，自由仍然是侈谈之物，“暗哨”无处不在，并且早已深植在每个缅甸人心里——他们熟稔的使人“自我审查”之道，正是极权最高明的手段。

　　拉金的叙述，是充满情感和思索的。她渴望为这样一个阴霾笼罩的国度寻到一丝光明。可无疑，她失败了，这个结局同奥威尔的故事并无二致。缅甸人和乔治·奥威尔，都与“恶龙”缠斗了太久。所不同的，是奥威尔选择逃离缅甸，以“先知”的姿态来书写这一切。他或许可以继续留在最接近恶龙的地方，可倘若他真的是足以战胜恶龙的勇士，恐怕也无法让故事不以悲剧收场。

　　在这本《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出版几年后，2010年，缅甸军方正式将权力移交给政党，从此宣告军政府的独裁统治就此结束。在黑暗中期盼光明的人们，看似已经得到了他们梦寐已久的东西，可故事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走向，终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七)：《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在缅甸，没有什么可以逃离政治”

　　文/吴情

　　读过《缅甸岁月》（Burmese Days）、《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的人，想必对乔治•奥威尔不会陌生。《缅甸岁月》中对异域的美好想象与惨淡结局，《动物庄园》里权力渗透进对正义的追求，《一九八四》里大洋国一个小人物的悲剧，“除了大脑里的几立方厘米，没有什么东西属于你。”满纸浸透骨髓的恐惧、战栗与震撼。在当代，乔治•奥威尔这位几乎被目为文学圣徒的人，愈来愈受到广大评论家的推崇和称赞。可是，对于奥威尔何以能够写出《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这样的作品，学界的意见不一。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美国记者艾玛•拉金著，一本政治意味浓厚的旅行随笔集。拉金早年在亚洲出生、成长，后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缅甸语，学成之后，来到曼谷，以此地为大本营，对亚洲进行了长期跟踪报道。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拉金久在缅甸访问，用自己敏感精到的笔，记录了一个国家的真实面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每天的不安心跳。缅甸被奥威尔反复书写（有虚构也有写实），以至于写出新意实在不易，而拉金却做到了。

　　一九零三年，奥威尔出生于大英帝国殖民地印度，后随母亲回到英国，曾就读于伊顿公学。一九二二年，奥威尔毕业后来到现在的缅甸曼德勒，进入英国政府在此开设的警察训练学校，结业后从事警员工作，被先后派遣至眉苗、渺弥亚、端迪、仰光、锡里安、永盛、毛淡棉、杰沙等地，与殖民地人民深度接触。奥威尔因受到帝国当时非官方桂冠诗人吉卜林诗作中的罗曼司影响，兴致勃勃来到了曼德勒，却在日常工作中发现当地的情况远非自己的浪漫想象，犯罪、贫穷、蒙昧、疾病、粗鄙、无聊，几乎构筑他生活的全部。缅甸会是他的文学的起点？

　　带着这一疑问，拉金于九十年代来到缅甸，并对奥威尔曾经居住过的城乡中的人民的生活，进行了长期翔实的记录。拉金见证了缅甸的变化，奈温政府到当时政府，权力的过渡阶段，整个国家严格管控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像《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电幕”，日常生活中充斥着无所不在的监控，完全没有所谓的公共空间，而思想界，更是一片萧条，所谓的高等教育，只是为专制政府培养顺从听话的奴隶。不过，想要离开缅甸却不甚容易，巨大的经济成本和其他支出，以及漫长无果的等待，消耗着每个希冀过幸福生活者的生命。

　　尽管如此，但还是可以发现，民主中的很多人，拒绝被官方洗脑，拒绝忘掉这个国家的昨天，拒绝忘记昂山将军和昂山素季对国家的贡献。“将军们在重新书写历史。当一个地方被更名，过去的名字从地图上消失，最终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如果有可能，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忆也会被抹去。”当地民众从官方报纸中已经养成读出言外之意的能力，某些导游会在监控松懈的时候向外界传达缅甸的真实情况，另一些人，则选择坚持记录缅甸每天发生的荒诞日常，告诉自己勿忘现在，保留微弱火种以使后人了解真相。绝境处，他们的悲观与生存的勇气，他们对政治的讽刺和言语中的幽默，都让人印象深刻，谁能说不是这个国家最后的希望呢？

　　奥威尔生存其中的缅甸和拉金九十年代访问的缅甸，虽经历了不少的变化，但还是惊人相似，奥威尔的《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一九八四》，几乎成了这个国家的预言。可喜的是，二零一一年，吴登盛担任缅甸总统，解散了军人政府，恢复了文官政府，也释放了政治犯，给予人民以出版自由。或许正如拉金在本书《新版后记》中所期待的，如果还继续书写缅甸，希望写的是个让人振奋的时代，“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不再抱有恐惧，不再担心受到惩罚”，人民“把他们的真相找回并且拼贴完整”，而非被迫成为《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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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八)：找寻良心的起点，认识远方的灯塔

　　书所记录的内容，是一个极佳的纽带，连接奥威尔时代的殖民缅甸与奥威尔语言之下的极权缅甸，值得我们反思帝国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关联与本质差别。虽然知道缅甸是军人独裁国家，但确实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个国家的历史与人民生活状况，毕竟在亚洲，远一点有东西朝鲜两朵奇葩竞相争艳，近一点红色高棉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开展了灭绝人性的社会实验，缅甸的故事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可缅甸毕竟启发了奥威尔预言极权主义的细节，当缅甸从推翻了帝国主义，如同东亚一些国家一样，靠着民族主义的爆发，莫名的走向了极权，这样的历史现象不得不引起读者的关注。

　　纪实的线索是沿着奥威尔五年的缅甸轨迹展开的，作者走访了奥威尔在缅甸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大到城市，小到乡镇，那些残破的遗迹，那些遗老遗少的话语，勾勒出了一个只在文字中出现的远去的缅甸。与之交织的，是作者所见所闻的当下缅甸的近况，有血腥的镇压，严密的审查，幽灵般的监视，1984中来自内心的恐惧竟然如此的真实。当两个缅甸交织在一起，只能感叹上天的不公平，创造了一个糟糕的缅甸，却用一个更加糟糕的缅甸取代了那个缅甸，痛苦的是其中的人，扭曲的是全人类的良知。拿起书，为囚牢中的缅甸人感伤，为这个国家的命运而伤感；放下书，为另一个囚牢中的我们而痛苦，我们除了梦多一点，似乎与缅甸也无本质上的区别，自怜都顾不及还同情别人，真是可笑。

　　对缅甸的历史沿革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也感触我们的邻邦竟然如此不堪，一个让自己国民始终贫困，始终愚昧的政权，真的太令人难以置信，而它有真实的存在。书本写于2011年，六年过去，确实迎来了很多改变，邻邦也渐渐走上了正轨，虽然依旧只是谨慎的乐观，但总比铁板一块要好吧。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九)：行走在黑暗的胡同里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一书中，作者重寻奥威尔在缅甸的所有足迹，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她以外国人的身份深入探讨缅甸民众真实的生活，揭开了当局虚幻的表象。

　　全书多次引用奥威尔的原句，与缅甸的现实惊人契合，一九八四在缅甸真实的上演了。

　　将军们明显在重写历史，他们更改地名使其从地图上消失，最终从人们记忆中消失，最重要的还是抹去过去的事件的记忆。当记忆消失，过去不复存在，他们便控制了未来。

　　他们控制民众关于运动的记忆，强迫群众以粉刷房屋来粉刷历史，但记忆难以刷洗，人们秘密举行纪念活动，他们以昂山素季为精神领袖，在黑暗的胡同里行走，而军政府的所作所为——这一“虚妄”的历史终将计入史册。

最黑暗的时刻，常常是黎明即将到来之际。

　　缅甸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大大超出军政府的预料，这一次次的民主运动正是对黑暗统治的反击，只要民众心怀光明，黑暗必将退却。

　　缅甸历史上属于英国殖民地，在争取独立后又陷入军政府统治，因此也有人怀念英治时期，认为英国人治下的缅甸是一个祥和的、自由的、富庶的时期，他们对国外抱有极大的期待，认为国外会拯救他们。作者当然清楚国外状况，国外的媒体并非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公正，但她没有就此打破他们的幻想，因为这是缅甸群众心中最后的希望，他们渴望救赎、渴望走出独裁、渴望国外自由的气氛，在内部无望的时候只能寻求外部帮助。

　　可敬的是，在如此集权的国度里，有相当部分人都未曾放弃。

　　由于缅甸的审查制度十分严格，作家在写作时都得做极端的自我审查，即便如此，几乎每个作家都有一两本书被禁。但他们仍坚持书写，书写真实的历史，正如他们所说：我们没有出版的自由，但我们有写作的自由。他们把与政府报道相左的事件记录下来，在狭窄的房间里保存着真实，期望有一天全部发表出来以对抗军政府。

　　缅甸的教育注重数量，却并不重视质量，这里不容纳思考者。可这并不能阻挡人们拥有自己的思想。在缅甸经常会见到一群拥有独立思想的人们，他们中有学生、老师、职工、囚犯，甚至还有个别军人，他们努力学习英语，不断阅读书籍来充实自己和启发自己，囚犯们即使在监狱中也会想办法阅读。他们往往能收集到被当局禁止的作品，每次阅读都像是对军政府的小小反击，在他们的努力下高墙必被推翻。

　　“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来自阎连科的一次演讲，他自嘲自己是位“负能量”作家，他的写作就像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里。他在名与利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卑微”的写作，勇敢面“禁忌”题材，这使他有些“不合时宜”，或许他早已意识到艺术家与艺术独立是水火不容的。也唯有如此，他才能做到不粉饰现实，以强大而坚毅的勇气书写真实的过去与现在；现实与虚妄在他笔下得到了最好的展现。

　　毫无疑问缅甸也有这样的艺术家存在，他们一直行走在黑暗的胡同里，以其卑微的力量来戳穿军政府的伪装，这条路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终将走向光明。

　　缅甸有一个传说：有一条恶龙，每年要求村庄献祭一个处女，每年这个村庄都会有一个少年英雄去与恶龙搏斗，但无人生还。又一个英雄出发时，有人悄悄尾随。龙穴铺满金银财宝，英雄用剑刺死恶龙，然后坐在尸身上，看着闪烁的珠宝，慢慢地长出鳞片、尾巴和触角，最终变成恶龙。

　　缅甸未来会继续如此吗？我不知道，因为现今的缅甸早已天翻地覆，昂山素季也终于执政，虽说新的问题再度袭来，但这确确实实是缅甸不断进步的表现。

　　破晓已至，而黑夜未曾散尽，前路漫漫，祝福缅甸及那些历经苦难的民众。

　　（ps：近几年缅甸的变化实在大......旧文新发，于今无限怀念奥威尔......）

　　《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读后感(十)：乔治·奥威尔与艾玛·拉金的“缅甸眼睛”

　　对局外人而言，缅甸是一个“密不透风的国度”。一方面是“风景完美如明信片”，另一面却是“拥有世界最差人权记录”。然而，“整个5000万人民遭到的高压竟然可以完全从视野中消失”——这让旅行者、同时也是新闻人的艾玛·拉金深为震惊：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而在此平静的幻象之下，人们又是怎样生活的？在对缅甸极权之谜的疑惑中，艾玛·拉金迷上了乔治·奥威尔，并且获得一副具有穿透力的“缅甸眼睛”。在对缅甸知识人与普通民众的广泛接触中，艾玛·拉金为外部世界细致描绘了缅甸极权主义的运作机理：监听，以及由此制造的恐惧——监控，只有从自我内部发挥作用，才能产生道路以目、以及相互怀疑的恐怖效应。

　　于是，艾玛·拉金对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的阅读，及对其缅甸岁月的寻访，就与现实中缅甸的经验世界成为一种穿插交织的互文结构。我们得以看到，恐惧是有传染性的，就像我们在童年时看过的“咕咚来了”的故事：椰子从树上掉下来，并没有看到真相的第一个动物受到惊吓，大呼“咕咚来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森林里的动物们纷纷开始惊惧地逃跑——在艾玛·拉金笔下，是那位旅行时紧抱公文包彻夜不眠时刻准备着发生什么的缅甸知识分子、几年里面部逐渐出现痉挛症而自觉无法再缄口在缅甸生活下去的导游、退隐且高度戒备的缅甸历史学家，以及艾玛·拉金自觉到在缅甸自己身上正在形成的监视妄想——信任，真的是一种脆弱的情感态度。出于经验，所有受访者都要求隐匿姓名，人们之间也很难敞开彼此真实的想法，除非在极少数的可以相信的亲朋好友之间。这是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到的、并不遥远的当代国度吗？

　　在对缅甸的深入探寻中，艾玛·拉金逐渐揭开了极权幻象之下被隐匿的意识世界与生活世界，这个世界由隐秘的阅读、悄声的交谈、无言的行动所构成：

　　“在缅甸，一些叙事会被禁止，许多书籍也会被查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无法传播。通过信任的朋友、伪装的封面、遍布全国各地的秘密藏书室，它们得以流通，形成一个由各种真相和秘密历史构成的平行世界。”

　　这个“平行世界”，既接近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呈现的“双重思想”，也高度近似于曾经同样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的博·赫拉巴尔《过于喧嚣的孤独》中的“地下室世界”——正如《在缅甸寻找乔治·奥威尔》中匿名的心理学家所说，“多样性是存在的。即使在缅甸，也由其他观点渗透进来的渠道。在这里，你不可能绝对地控制人民的精神。”这个“渠道”，是总能找到方式被获得、被散播的书籍与传闻。于是，在艾玛·拉金笔下的缅甸，是“20出头的时候就从‘世界退隐’”、40年来和自己的书“像隐士一样生活”的埃敏，是没有机会完成英美文学学士学位的小书店主人哈图，以及那些偷偷阅读禁毁书籍的人们；在同样经历了高度的意识形态管控的博·赫拉巴尔笔下，是“三十五年”里，一直“置身在废纸堆中”、“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辞典”的老打包工汉嘉，是被从编辑部赶出来、却一直喜欢三十年代戏剧评论的美学教授，是沦为掏沟工的科学院院士，以及沦为暖气房工人等等的受过高等教育者们。

　　对于这些被强行剥夺了世界的头脑，书籍是他们的“love story”，是他们依然能够面向真实人性、真实自我的窗口——米沃什所说的对“真实的热情追求”，不仅是诗的伦理责任，更是人的伦理要求。否则，我们怎么理解像埃敏这样的缅甸人？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前者几十年孜孜不倦从二手书店搜寻英文读物，后者则是从青年时代就有意做废品回收站最底层的打包工、以便有机会从中寻获珍贵的思想。正是对自己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感知，使得埃敏这样的缅甸人需要书籍的支撑与安慰。反之，借助于阅读《一九八四》这样的反极权小说所开启的视野，埃敏深刻洞悉军政权对权力的滥用，使得缅甸人民每天就生活在《一九八四》里面；而哈图则将书区分为“书籍”与“当代缅甸书籍”，而后者“总是撒谎”。

　　对真实的需要，当然也影响到缅甸的写作——当然，这也是隐秘的地下写作。生活在谎言虚构的幻象里面，人们渴望“不撒谎的书”，是“诗人站在现实面前，这现实每日新鲜，奇迹般地复杂，源源不绝，而他试图尽可能用文字围住它”。在仰光时，艾玛·拉金遇见一位著名的缅甸短篇小说家，他像许多“要求真实”的作家和新闻记者一样，曾经在监狱中度过许多年。并不惊奇的是，对真实的强烈要求，会使得“写作”不约而同地趋向“纪实”：在米沃什所论及的波兰诗人安娜·斯维尔那里是诗歌具有“小型画像风格”，“每首诗都是一篇关于单独一件事或场景的微型报告”；在艾玛·拉金记述的那位缅甸小说家那里，故事成为日常生活的记录，是以身边发生的事情为原型，以此记录缅甸军政府统治之下人们在物质与精神上遭遇的双重贫困。

　　写作成为一种守护，在诗歌里面体现为“一种浓缩的企图，力求只保存根本性的文字”：在缅甸的当代写作里则体现为对对记忆的消蚀力量的对抗——消蚀“真实”的是我们不可靠的记忆力，更是军政府由计划实施的“强制性遗忘”——“记录”成为具有强迫力的伦理责任，艾玛·拉金的缅甸朋友每天都在快要崩溃的电脑上记下每日事件，“‘我必须这样做，’他说，‘这里的官方新闻每天什么也不报，如果我不记下，明天这些就会被遗忘。’”而“想象”则成为一种由内而外的力量，支撑人度过贫乏的每一刻：在缅甸作家笔下，是监狱里的老清扫工吃劣质米饭时飘拂于脑海中的美味气息；是艾玛·拉金结识的缅甸女性，在监禁时每天进行的冥想，专注于小小的胜利；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缅甸最为畅销的小说，因为想象故事中饱含搏斗的勇气。

　　事实上，在艾玛·拉金所揭示的缅甸的“意识世界”，我们已经无法区分“想象”与“真实”的边际：如果说军政权以对“记忆”的控制构造了一种“不真实”的极权幻象，缅甸人则各自凭着自我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期待，形成不同的抵抗策略。艾玛.拉金在缅甸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像译者所说，“美妙得仿佛虚构的经历”：

　　“1995年，我第一次来到缅甸，当我沿着曼德勒一条繁忙的街道行走时，一名缅甸男子旋转着黑色的雨伞，大踏步向我走来。他灿烂地笑，对我说：‘请将我们对民主的渴求，告诉全世界——人民已经受够了。’然后他走开，轻快地离开。”

　　这样的相遇，让人情难自禁，心底涌起感动化成眼里薄薄的水雾。也有更多的相遇，是真实的仿佛就在我们身边的人们，喧嚷的尘世背景里面匆匆而过的行人，以及深入交谈，却打开微妙的内在世界：或弃世，或坚忍，或嘲讽，或拒斥……面对当代境况，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有的感知与回应方式。有一位老年女性，在艾玛.拉金的毛淡棉之旅，留下丰富而鲜明的印记。在缅甸当代社会的道德崩解中，这位叫做碧翠丝.汤普森的英缅混血儿，当然保持一种对“真实”的敏锐感知，以至于是急迫地要与人谈论“真实”：

　　“碧翠丝突然转换话题，捡起昨晚她刚刚开始就被朋友打断的话题。‘缅甸现在糟糕透了，’她重申，‘你在这个国家想站着活，就会被一枪打死，甚至来不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像一名耐心的英语教师，动听悦耳地发出每一个单词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面对真实的直觉与勇气里面，艾玛.拉金以一种女性的、或者是一切好的写作者的敏感与细致，注意到碧翠丝性格里的节制感、以及并未因为节制而消退的热诚——敏锐、勇敢、自控、热诚，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特质，近乎完美地呈现在碧翠丝身上。于是，一出现的时候，艾玛.拉金就注意到碧翠丝形象的典雅，以及在时代的败落里依然保持着对美妙事物的眷念——“多么美妙的下午”——“确实是一个美妙的下午，蔚蓝的天空，棉花一样的云朵，仿佛是从儿童故事书里直接飘过来。”

　　虽然生活不复往昔的繁盛，但是碧翠丝却保持着让客人尽享美妙事物的待客之道：从邻人借来躺椅，在简陋住屋后的小花园里准备好茶水，糕点细致地排列成螺纹状，蔚蓝的天空，棉花一样的云朵，为离开的客人包好可做夜宵的剩余饼干……这一切，是习惯，是性格的自然流露，也似乎成为败坏现实的对抗之道——精神上的自持，体现于生活的细节与行动。如果一个充满高压与谎言的社会，依然能够让人有活下去的信心，除了书籍、电影、茶馆的聚会、朋友的闲谈给人慰藉，恰恰是碧翠丝这样的人，让人看到，在时代的混乱里，内在的秩序感，有赖于生活的形式感。——这是生活的“另一种幸福”，是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被软弱劝勉去寻找却无力获得的东西。

　　赫拉巴尔笔下的汉嘉当然并不是一个寻常的老打包工，相反，他曾经是、并且一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汉嘉曾经是戏剧评论写作者。但是，随着纳粹时代与新时代的到来，他和众多捷克知识分子，他所赖以为生的珍贵思想被焚毁、被藐视。一个下沉的世界的回声，只有在“地下室”才能重新被寻获，汉嘉是以自沉的方式来到这个地下世界的，而连同这个自沉，是汉嘉对每日的阳光所表征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离弃——被剥夺了世界的头脑，成为“没有世界的头脑”、“世界在头脑”中的头脑，后者是卡内蒂在《迷惘》中呈现的由书籍所确立的存身状态，它是如此丰富，又是如此绝对而孤独。

　　而艾玛·拉金所揭示的缅甸的“平行世界”，足以让我们相信，如同样有着极权社会生活经验的米沃什所说，是在最微不足道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事物里面，有某种耐久的东西持存着：它是一个美妙的下午，是人们对残存的美好事物的珍念，是在这里，希望得以“在国家和帝国的废墟中生长”。艾玛·拉金在缅甸的历史与现实中穿梭，既呈现殖民地历史记忆在不同个体身上召唤的不同回应，也从权力运作的层面，检视英缅殖民政府对地方自治传统的破坏，反殖民的缅甸军政权在此层面却是与英缅政府一脉相承，但是人民的集体行动却也一直存留在缅甸人的当代记忆中。我愿意将艾玛·拉金在缅甸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中的这位女性视作缅甸人的希望所在：

　　“四十出头的妇女翁玛，平和地自我介绍。‘我因为四种不同的颠覆政权罪名，在监狱中度过了六年。’她露出少女般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