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革命》经典读后感10篇
《罗马革命》是一本由[英] 罗纳德 · 塞姆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110.00，页数：775，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罗马革命》读后感(一)：如何评价“伟大”的罗马帝国及其缔造者
如何评价“伟大”的罗马帝国及其缔造者（杜廷广）
长久以来，在多数人眼中，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奥古斯都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他结束了共和国几十年的内部纷争和外患，创建了一个稳定的和平局面，使罗马帝国得以延续千年之久。然而，这位革命领导人究竟是凭借哪些资源和手段而在内战的纷争中崭露头角，为自己和追随他的党羽们夺得权力，将他的帮派转变成全国性的政党，并将这片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土地整合成一个由稳定、持久的政府领导着的国家的？
著名古史学家罗纳德·塞姆（1903-1989）认为，那些过分歌功颂德式的评价，不仅忽略了奥古斯都通过暴力形式攫取国家权力的事实，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真相。“现在确实已经到了对这一时期的‘传统’观点做出回应的时候了。”“事实上，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歌颂奥古斯都的政治胜利，或将这个通过内战攫取财富与荣誉的人物理想化。”（《罗马革命》，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viiii页）
塞姆一生著述甚多，但无疑《罗马革命》是其最重要的作品，一经问世，即奠定了他一流的学术地位，被广泛认为20世纪古罗马史研究领域最伟大的史学家，堪比18世纪的吉本和19世纪的蒙森。
《罗马革命》的整个基调是悲观的和犀利的，几乎完全摈弃了对于罗马人乐观情绪和道德的叙述，尤其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关于奥古斯都的正面形象，将之视为“变色龙”。
在塞姆看来，奥古斯都并不伟岸，简直弱不禁风，并不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之所以能登上国家最高的权力宝座，依赖的是他的恺撒继承者的身份、家族的荣耀、拉帮结派，以及个人的阴险狡诈、背信弃义。其建立的新统治秩序是通过“狡诈和血腥的手段”实现的，他在罗马大肆鼓吹的“东方再征服”伟业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奥古斯都用来安抚生者、欺瞒后世的只有鬼魂和言辞而已”，残酷无情的他可以为政治野心“冷酷地牺牲掉自己最亲近的人”。他先是打着替恺撒复仇的旗号取得了恺撒士兵的支持，联手安东尼进行公敌宣告，清除打击了一大批反对者，随后又施展各种手段孤立安东尼，成功地利用安东尼和埃及女王的暧昧关系，把一场内战转变为民族战争，得到了整个意大利的支持，最终赢得对安东尼的彻底胜利，一举攫取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他打着保卫自由的口号却彻底摧毁了自由。雇用御用文人，为自己鼓噪呐喊，力图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美化自己在当时人和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李维、贺拉斯和维吉尔即是其中代表人物。
经由几十年的内战，罗马完成了由共和体制向帝国的转变，和平局面终究建立起来了。对此，塞姆是予以肯定的。《罗马革命》叙述的公元前60年至公元14年罗马政治的转型过程，其主要结论是，罗马的共和体制和元老院不足以满足罗马统治的需要，奥古斯都所做的仅仅是恢复罗马公共生活的秩序。因此，罗马虽失去了共和下的自由，但换来了和平和稳定，这种选择是罗马人自己的选择，也是符合当时的内外形势的，罗马厌倦了动乱，厌倦了战争。奥古斯都顺应民意，抓住了时机，带领罗马人顺利实现了和平。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掩盖奥古斯都的卑劣和残忍。他缔造的和平是在专制统治下的和平，是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因而仍然遭到塞姆的抨击。而且在塞姆看来，走向帝国的罗马的未来并非一片光明。从罗马共和末年至帝国建立将近百年的时间内，涌现了众多伟大的人物，奥古斯都也算在内，但这些恰恰证明了罗马的衰落和一切灾难的根源，因为，“秩序良好的国家是不需要伟人的，也没有给这样的伟人留下任何空间”，正是乱世，才出英雄，但这样的英雄不出也罢。
自19世纪蒙森《罗马史》出版，对于古代罗马史的研究,尤其是古罗马政治史的研究，虽不乏出色的史家和著述问世，但研究路数大抵遵循，至少无法超越蒙森，直至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出版，改变了，一定程度上颠覆了罗马历史研究的传统观点，将其推向了另一个高度。然而，《罗马革命》并非仅以此成为一部重要的史学著作的，这也并非塞姆著述的唯一目的。
《罗马革命》不同于以往研究罗马史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集中在历史阐释和方法上。“本书的重点并不在于分析奥古斯都的性格和举止，而在于研究追随者和党羽，因此，寡头统治集团的构成是这部政治史的主题和衔接共和国与帝国的纽带。”在书中，塞姆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对于史料的高超处理和分析能力，对罗马历史上的诸多家族和派系进行了详尽研究，指出决定罗马政治和历史的正是这些家族和派系——古老的氏族贵族、新近的显贵和各个家族通过联姻结成的政治同盟。“贵族家族主宰着罗马共和国的历史”。贵族需要三件武器，家族、金钱和政治联盟。在他的笔下，罗马到处是关系网，婚姻成为政治的筹码，与一位人脉甚广的某家族女性继承人的婚姻就是一种政治行为和权力联盟。友谊是一件政治武器，不是什么以意气相投为基础的情感。恺撒、庞培均是如此。恺撒凭借出身显贵家族，军队的忠诚取得了独裁权力，而庞培的婚姻关系就是政治的标杆，每一次婚姻都表示其政治态度的转向。在罗马，没有家族依托，没有朋友，没有党派，想出人头地，是无法想象的。奥古斯都同样深谙此道，他过继了许多子嗣，让他们不断结婚、离婚、再结婚，结成错综复杂的有联姻关系的政治关系网，以至于全国几乎重要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与他有亲属关系。因而，无论奥古斯都是否才华横溢，无比强大，他都不是一个人在斗争，他的成功靠的是他背后的党羽，因而他的统治本质上也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如果只讲述他的个人经历，“而不交代他所领导的党派的构成情况，其骨干党羽的性格、行为和影响的话，这种描述就会显得虚幻和不切实际”。
此外，该书风格的尖刻和刻薄，对奥古斯都的批评，源于塞姆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塞姆1903年出生在新西兰，后移居英国。1927年获得牛津奥里尔人文科学一级学位，1929年成为三一学院教师，1944年成为不列颠学会会员，1949年成为牛津布拉森诺斯学院卡姆登古代史教授，1970年成为牛津沃夫森学院教授。1989年4月去世。塞姆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之战，目睹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法西斯的残暴。他非常不满两大法西斯头子的所作所为。于是，借古喻今，借助奥古斯都，极力否定和讽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塞姆的《罗马革命》出版于1939年，德国闪击波兰事件发生后不久。尽管这部严肃的史学著作并非以影射现实为目的，但作者在书中表达的批判态度无疑反映了对时局和现实政治的忧虑与不满。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因而，具有强烈现实感和时代感的《罗马革命》才有了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家族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人物志式的研究方法并非塞姆独创。在他之前，德国历史学家闵采尔，格罗亚格和施泰因等人皆对罗马家族的构成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塞姆的贡献在于把这些家族的形成用于分析罗马政治体制的形成及其在罗马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罗马史的研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
历史发展过程是复杂的，即使是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变也不会由一个或几个因素起作用，奥古斯都的崛起亦是如此。有家族的支持，也有个人的智慧，没有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天才，是不可能登上罗马的权力顶峰的。这种偏重一隅轻视其他的研究自然有其缺憾。不可否认的是，“罗纳德·塞姆的《罗马革命》是对于罗马由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那段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历史的最出色分析与描述，堪称经典之作，后人在此方面也着力甚多，但迄今尚无出其右者”，因此，它被称为“自蒙森以来，关于罗马史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原载《中华读书报》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6-
8/03/nw.D110000zhdsb_20160803_2-13.htm？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罗马革命》读后感(二)：恺撒和奥古斯都的不同——元旦节读塞姆政治学经典《罗马革命》印象
恺撒并非专制，他推翻的是元老院和被征服各地的世袭寡头，导向废奴：减债去息，降税免租，发粮分地，底层和行省进元老院，民选，信仰自由，医教与贱役及奴隶子女获公民权，限奴数，保护角斗士生命，废政治死刑，历法利农，市政就业，解行会垄断，反奢侈，统一货币，大赦政敌。
奥古斯都则有很大不同，是塞姆笔下借以刻画墨索里尼（但与墨索里尼也有不同）的“元首”，借恺撒声望与恺撒旧部安东尼联合“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名言但与其阶级调和相反），以马略苏拉那样近乎于阶级斗争的公敌运动（尽管二人左右对立）血洗元老院，在安东尼争雄时，又与驯服的元老院世袭贵族联手，并借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关系，宣告“全意大利团结起来”（墨索里尼名言），把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同党权力斗争，变成民族抗战（前民族阶段共同体进一步出现）。执政后，与服输的元老院形成以辛迪加寡头N家族联合为内幕，打破阶级世袭行省割据、吸纳人才为同盟的元首制，“意大利复兴”（墨索里尼名言）为号召，导向以维护社会自由和扩大罗马帝国边界（其实比起恺撒是缩减，控制向内）为形式的帝政，为维护自身支柱——世袭元老院寡头，首先要维护后者的畜养奴隶这种垄断资本，以行省掠夺供养，故本土自耕农破产和两极分化动荡为症结，故更加内向依托贵族世袭下的有限善治，家天下从此定局，走向恺撒的反面。
恺撒本想培养少年奥古斯都，成为自己那样『卡里斯马型超凡英雄』，但时不他与，可以说，墨索里尼类型即使实现民族胜利与阶级调和，上限也是奥古斯都，难以成为恺撒，英雄造时势毕竟太少。古代欧洲除了恺撒，再没第二人颠覆奴隶制经济的慢性自杀格局，以至于罗马帝国耗尽潜力后，迎来的是游牧蛮族和一神教神权的连续摧毁，及随之而来、迄拿破仑民法典方才天亮的，漫漫中世纪千年长夜。
《罗马革命》读后感(三)：【重温修订】恺撒和奥古斯都的不同——再读塞姆《罗马革命》
节选自《华夏行誓》章节，2017年1月初稿，2018年3月修订
别鹤 撰
一
恺撒并非专制，他推翻的是元老院和被征服各地的世袭寡头，导向废奴：减债去息，降税免租，发粮分地，底层和行省进元老院，民选，信仰自由，医教与贱役及奴隶子女获公民权，限奴数，保护角斗士生命，废政治死刑，历法利农，市政就业，解行会垄断，反奢侈，统一货币，大赦政敌。
奥古斯都则有很大不同，是塞姆笔下借以刻画墨索里尼（但与墨索里尼也有不同）的“元首”，借恺撒声望与恺撒旧部安东尼联合“向罗马进军”（墨索里尼名言但与其阶级调和相反），以马略苏拉那样近乎于阶级斗争的公敌运动（尽管二人左右对立）血洗元老院，在安东尼争雄时，又与驯服的元老院世袭贵族联手，并借安东尼与埃及艳后关系，宣告“全意大利团结起来”（墨索里尼名言），把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同党权力斗争，变成民族抗战（前民族阶段共同体进一步出现）。执政后，与服输的元老院形成以辛迪加寡头N家族联合为内幕，打破阶级世袭行省割据、吸纳人才为同盟的元首制，“意大利复兴”（墨索里尼名言）为号召，导向以维护社会自由和扩大罗马帝国边界（其实比起恺撒是缩减，控制向内）为形式的帝政，为维护自身支柱——世袭元老院寡头，首先要维护后者的畜养奴隶这种垄断资本，以行省掠夺供养，故本土自耕农破产和两极分化动荡为症结，故更加内向依托贵族世袭下的有限善治，家天下从此定局，走向恺撒的反面。
恺撒本想培养少年奥古斯都，成为自己那样『卡里斯马型超凡英雄』，但时不他与，可以说，墨索里尼类型即使实现民族胜利与阶级调和，上限也是奥古斯都，难以成为恺撒，英雄造时势毕竟太少。古代欧洲除了恺撒，再没第二人颠覆奴隶制经济的慢性自杀格局，以至于罗马帝国耗尽潜力后，迎来的是游牧蛮族和一神教神权的连续摧毁，及随之而来、迄拿破仑民法典方才天亮的，漫漫中世纪千年长夜。
二
恺撒与奥古斯都的不同，更体现在世界文明的坐标轴上。恺撒究竟是所谓摧毁共和的专制始俑、霸道总裁，还是摧毁贵族寡头制、征服西方世界的奴隶制万邦，全方位推进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改革，奠定人道宽容的普遍起点，简言之，是西方的秦始皇还是轩辕黄帝，是成吉思汗还是拿破仑的欧洲先驱？这是睿智和幼稚的认知分野。
简言之，恺撒之死，是欧洲最伟大人物遇害。从那以后，西方文明毁掉了它唯一能让所有利益、阶层、群体联合起来的原型，走向不断对立的无道社会，“亚特兰蒂斯”完全沉沦。历史是没有捷径的，有时候在转瞬即逝的窗口，出于一厢情愿的慈悲略去了必经的代价阶段，代价就会在新的阶段以更大、至少更复杂的方式出现，如小洪未泄于丘陵，则大泽弥漫于平原。这最终的结论是：只有华夏文明主导，才是世界希望。
是吗？恺撒之后，欧洲不还有拿破仑点燃的希望吗？波拿巴从来不是穷兵黩武，更不是专制暴君，他的意义也不在于屌丝逆袭那种狭隘成功学。如果研究了穆罕默德的持剑传教、耶稣基督的殉难、摩西的出埃及，将三种一神教综合理解，再回溯从亚特兰蒂斯沉没到埃及阿肯那吞草创一神教之间的起源，就理解拿破仑的终极动力了。拿破仑铸就了兼具普罗米修斯-波拿巴（盗火殉岩/法国革命与孤岛）、耶稣基督-波拿巴（荆冠殉难/民选皇帝殉难）、穆罕默德-波拿巴（武力传教/长剑镌刻民法典）、摩西-波拿巴（出埃及/走出中世纪）等数重西方文明的神学形象，并超而上之，成为恺撒奠定古典普遍联合之后的欧洲第一人。
恺撒和拿破仑的传承关系在于：恺撒是在动荡奴役的苗头中，促成阶级联合、共同体联合、政体联合（扬王政弃暴君，扬贤政弃寡头，扬庶政弃民粹）而让各个对立面奠下全面平衡的原型，一如黄帝轩辕。而拿破仑从雅各宾的散沙恐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出身垄断神权迫害、君主专制反法联盟的围攻中，拨乱反正打开大路，让所有人都能凭借潜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内部垄断和对外伸展实现了最大反比，以超过阿拉伯、十字军等宗教力量的民族激情，传播民法典唤醒世界。可惜地方自治未及重建而败。
——是的，拿破仑的战败，让“恺撒-拿破仑”的欧洲复兴事业再次戛然而止，恺撒之死的中世纪雾霾再临。拿破仑之前的法国“革命”之恐怖，在于以“国家”置换“上帝”的神权翻版，而雅各宾作为乌托邦极权鼻祖之一，是一神教倒退为拜物巫术。拿破仑超越两者，追溯为远古普遍地权、普遍联合的起源，发掘到与神为友的亚特兰蒂斯。除了恺撒-拿破仑的复兴，亚特兰蒂斯的欧洲时代有别的选择吗？权力的嚣张从来不是山寨自由派那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启蒙抒情能抵抗的（最黑的，才喜欢“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消除对比的和稀泥），中外皆然。贵族寡头的鱼肉，是“野心家”恺撒战胜的；专制神权的围剿，是“战争狂人”拿破仑扫荡的；奴隶制引发资本与极权的连锁反应，是“违宪暴君”林肯遏制的。
所以这样看就能明白，拿破仑是超宗教的：持剑传播自由法典，让人从地权契约构建共生主体，超越穆罕默德游牧裹挟下，向一神被动靠拢的哥澜经；在寡头专制围剿下殉难孤岛，超越罗马启蒙下的耶稣死于犹太游牧贵族。更超越凯尔特-条顿汇流的德鲁伊到雅各宾的拜物巫术，复兴恺撒-但丁以世界帝国追怀的亚特兰蒂斯普遍联合起源。
由于拿破仑的战败，20世纪欧洲的连锁反应进一步迟滞了世界：雅各宾后拜物教士与资本寡头相推荡，毁世俗化宗教保守，左翼反弹极权工程狂虐尽现，被沙化右翼、诿责白左多次纵容。资本殖民大崩，游猎非洲、农奴拉美、神权中东因缺地权训政，各呈兽政、军管、极端。诸保守者挽澜，铁幕亦终于之，或附于资本主义残余。幸自耕农保守之四小龙成20世纪典范。
而恺撒之前没有普遍联合的起源吗？恺撒与居鲁士、尤其亚历山大这样的“世界征服者”相比如何呢？无疑，恺撒远超亚历山大：一在起于微末（空头贵族一贫如洗负债累累）颠沛流离（从苏拉迫害到寡头博弈卧薪尝胆四十年），二在机动军略（河海步骑任何场景工程）首次开拓西方遍胜三洲诸国（第一个真正世界征服者），三在统治改革（导向废除寡头乃至奴隶制的普惠底层）宽容联合（亚特兰蒂斯式的人类整体原型）。
从但丁的神曲五线谱《论世界帝国》亦可知，恺撒奥古斯都新旧约之于但丁，如黄帝三代孔孟之于文天祥，从内心对所有时代一切人的内心召唤。
与“恺撒专制论”类似混淆的例子是，法学界把盎格鲁撒克逊的普通法系，和罗马法-拿破仑民法典分开是错的，因条顿、凯尔特受罗马地权文化启蒙，杂糅汇流。这要从宗教-自组织力的角度才能看清楚。
换言之，华夏是超越唯物唯心的唯生之道。不加节制的唯物如拜物教，放弃个人良心责任，巫术般以物凌人的极权乌托邦工程，或社会分化；不加节制的唯心如闪米特一神教，以至高无上与人分离的游牧神，迫人为工具，教主逞利欲；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雅利安多神论，又因寡头腐化，难遏前二者。救世唯天人合一的华夏。
那么，如果说拿破仑背后站着普罗米修斯-堂吉诃德的形象，恺撒背后站着谁的形象呢？我认为是亚特兰蒂斯-薄伽梵歌的形象。
薄伽梵歌作为雅利安时代的经典，其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是早于狭义“印度教”的，与其说与印度文明相近，不如说与华夏文明黄帝之道、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相近。后者而言，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为代表的斯多葛哲学，可谓黄金精髓——宇宙本性的安全感，与人自觉责任的每个此时。这是罗马精神与黄帝之道的归一。此力量绝非装腔作势、故作城府，而是意识到自身与宇宙的关联，克制冗躁，心无旁骛行动的那种最强力量。
同样，薄伽梵歌给人的巨大力量，与之逻辑相似，尤其行动非个人，而是神意阿特曼（道生一切权利），梵我同一，故勿执结果，而履责任，全力战斗，内心有序如明湖鉴影，是则极乐（我名之诚），否则轮回（我名之循）。这种理论体系，可以推断诞生于苏美尔被游牧城邦征服之前——即早于雅利安征服印度、早于萨尔贡，那个恺撒和拿破仑共同寻觅而不得，唯有华夏黄帝仰韶的礼运大同篇，能指向、表述的“亚特兰蒂斯”人类起源。
站在中外文明的源流、恒常、变易中，观测从恺撒到奥古斯都的转折，我们更能得出貌似遗憾实则合理的结论。
征服世界者少，征服世界又普惠底层人尽其才者更少，普惠底层人尽其才而又宽容异己阶级和解者少之又少。古典西方唯恺撒集其大成，奠定了与西方各国奴隶制起源不同的另一个起源。后来无论拿破仑民法典，盎格鲁撒克逊除森林游猎外另一支地权习惯法，基督教改革，所有西方文明原型，都在恺撒的全面功业里。恺撒做到了一个世界领袖的全面极致。对政敌大宽容，既是本性、目标使然，也是策略必需，若像马略苏拉或屋大维那样清洗，结果要么是自己要摧毁的贵族寡头制的加强，要么是大开零和博弈而被迫拉回元老院打安东尼，行省分赃开启周-秦轨道。恺撒不为。若非遇刺，即造礼运大同篇之泰西黄帝。
奥古斯都的罗马已如灰烟，而恺撒的不朽，则让西方文明一次次走向那永远不可企及、却又永远重返接近的至高存在起源——向华夏、向黄帝之道不断返本的根源。
《罗马革命》读后感(四)：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作——塞姆的《罗马革命》（晏绍祥）
人物志研究在罗马史领域的代表作——塞姆的《罗马革命》
晏绍祥
塞姆的《罗马革命》初版于1939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虽然该书出版之时，塞姆刚刚36岁，可以说是古典学界的新人，所讨论的问题，也不特别新鲜：奥古斯都夺取权力和建立元首制的进程，但该书的内容、方法和叙事，某些章节的标题，如《领袖》《向罗马进军》《全意大利团结起来》等，或许直接反映了欧洲人目睹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夺权和希特勒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的经历，因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共鸣。在战火连天的1940年，在作者本人也离开大学加入军队的情况下，包括《希腊与罗马》《罗马研究杂志》与《美国历史评论》在内的主流学术刊物都发表了有关该书的书评，对作者的学识与成就给予肯定，从此奠定了该书作为罗马史经典的地位。1999年，在《罗马革命》出版60周年之际，西方古典学界举行了以该书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同名论文集，不少作者仍试图在讨论塞姆在该书中已经讨论，或者他们认为塞姆忽视了的问题。时至2002年，知名古史学家摩尔勒仍毫不迟疑地宣称：
即使在60年之后，塞姆的《罗马革命》仍保持着作为“经典”的地位，一部并不纯粹是在学术回顾中被尊敬地提到的书名，而是一部作品，一种关于过去的看法，在致力于理解那个时期时，古史学家们需要继续与之交流。
在中国，塞姆也名声远扬。1982年，詹义康撰文介绍过塞姆的《罗马革命》（他译为赛姆）；进入新世纪后，刘津瑜和笔者都分别对塞姆及其著述做过介绍。不过，介绍毕竟不能代替原作。因此，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罗马革命》的中译本（2016年），对中国古典学界、特别是罗马史学界有重要意义。这是塞姆的著作首次被翻译为中文，不仅使得中国学者从此可以直接从母语接触20世纪西方这位最有影响的罗马史学家的著作，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塞姆的成就和史学方法，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罗马史研究，也有拾遗补缺之功。
严格地说，塞姆的基本观点不算新奇。虽然近代早期以降的很长时间里，罗马共和国曾被视为古典民主的典范之一，但自19世纪专业史学产生以来，罗马共和国乃寡头政体的基本观点，经过德国学者蒙森等的论述，基本成为正统。塞姆无疑继承了蒙森的传统，将罗马视为寡头政体的共和国。但如果仅此而已，《罗马革命》不可能成为经典。该书与蒙森等观点上的一个重要差别，是它不仅认为罗马共和国是少数显贵家族的统治，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同样也是少数寡头的统治，用他本人的话说，
决定和掌控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特征的，不是现代和议会特征的党派与纲领，不是元老院和人民、贵族与民众、显贵与新人之间表面的对抗，而是对权力、财富和荣誉的追求……如同其发端时一样，在其最后一代，罗马共和国——“罗马人民的事务”——都是名义。（第11页，有改动）
民主制是无法统治帝国的，但一个人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尽管帝国似乎钟爱君主制。在任何一个帝国中都存在着一个寡头集团，无论其身份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第449页）
奥古斯都的统治是一个集团的统治，他所建立的元首制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一个辛迪加。事实上，这个领袖的存在是以这个集团为先决条件的……在任何时代，无论政府的组织形式和名称是怎样的，无论它属于君主制、共和制还是民主制，都需要有一个寡头集团在幕后进行统筹；而且罗马在共和国和帝国时期的历史都是统治阶级主导的历史。（第17页）
可惜我们不清楚，这个来自新西兰的牛津古史学家是否阅读过20世纪初年意大利思想家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和莫斯卡的《统治阶级》，还有刘易斯·纳米尔爵士1929年出版的《乔治三世即位时英格兰的政治结构》，但如莫米利亚诺所说，既然塞姆是用纳米尔的方式解读奥古斯都的政体，那他们著作的出版，至少为接受塞姆的著作在思想上做了铺垫。
塞姆不仅认为罗马共和国到帝国初年都是寡头的统治，而且从罗马的政治斗争中抽掉了政治纲领的含义。当蒙森强调罗马共和国的寡头特征时，他仍然认为，在共和国的政治派别中，存在着严肃的政治纲领的区别：共和国始终是农民的共和国，官职和利益都被寡头分子们把持，所以格拉古兄弟改革以来的冲突，是罗马平民改善自己处境、意大利人和行省人争取权利的斗争。恺撒对共和国政治的整顿之所以得到高度肯定，是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他的目标就是人类所能树立的最高目标，就是在政治、军事、智力和道德方面复兴那很堕落的本民族和那更堕落的与本民族为亲姊妹的希腊民族。”（蒙森：《罗马史》，第5卷，李稼年译，第390页）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将罗马所有的党派整合到他建立的新君主制中，以实现国家的和谐和强盛。塞姆则继承德国学者格尔泽尔和莫泽尔的传统，认为罗马显贵之间的冲突与政治纲领无涉，不管是庞培和恺撒还是奥古斯都，其目标都是权力，而权力的基础，是以自己为中心吸纳罗马不同家族的成员组成的寡头群体，吸纳的手段，是婚姻和庇护关系，基础则是领袖手中掌握的官职和财富。不管是苏拉之后的麦特鲁斯家族，还是庞培和恺撒，基本的统治手段并无区别。而运用庇护和婚姻手段最为纯熟的，是恺撒的继承人屋大维。在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后，他成功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党派，并且在晚年成功把权力移交给继子提比略，完成了罗马从共和国到君主制的构建。这些人物之间的冲突，不管他们自称平民派还是显贵派，争夺的都是赤裸裸的个人权力，与他们表面上所代表的社会集团无关。所以在《罗马革命》中，塞姆从不触及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基础，所描绘的，是少数显贵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进行的纵横捭阖的交易，精心的算计和无情的搏杀。屋大维能够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取得最后成功，并且在成功后还能维持权力，正在于他能够在斗争中把获得和维护权力的手段运用到极致。
历史学的特殊要求，在于一个观点的提出，不仅能够在逻辑上立住脚，而且需要充分的资料证明。在这方面，格尔泽尔和莫泽尔的人物志研究，为塞姆提供了完美的方法论。这种方法的基本特点，是强调罗马社会的贵族特征，认为理解罗马共和国政治的关键，是显贵家族通过庇护和婚姻关系构建的网络。但两人都不曾详尽讨论奥古斯都元首制建立过程中庇护关系的作用。塞姆则以他对共和国末年，尤其是从恺撒到奥古斯都时代文献、铭文等多种史料的把握，通过分析先后掌握罗马共和国最高权力的几个人物的关系，把这个过程用最为生动、具体的例证展示了出来。在塞姆笔下，意大利的有产者，罗马的显贵，少量的新人，都通过庇护关系这张大网，各自在网络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和李维等诗人和史学家，也都在元首制建立过程中，成为了屋大维和意大利的代言人。在奥古斯都最终确立了元首制后，整个罗马国家以元首为中心，终于形成了稳固的权力中心。但是，权力斗争在元首制建立之后并未停止，公元前27年、公元前23年、乃至公元前2年的数次变动，都显示了元首背后寡头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在塞姆的观照下，奥古斯都对元老院的两次清洗，对尤莉娅所谓通奸案的处置，还有奥维德的被流放，都具有了非凡的政治含义。罗马政治中门客（clientela）的抽象话语，至此具有了实质内容，屋大维冷酷精明的政客形象，也从此定格。
《罗马革命》的出版和成功，使人物志研究在英美学术界迅速流行开来。斯卡拉德的《公元前220-前150年的罗马政治》、格鲁恩的《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代》、贝狄安的《外国依附者》等，在方法论和基本观点上大体都可归于此类。然而，人物志方法遭人诟病之处，也正在这里。由于从社会冲突中完全抽掉了政治纲领和利益，政治制度也变成了显贵操纵的玩具，导致罗马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变成了显贵家族之间纯粹的个人纠纷，西塞罗与喀提林的矛盾，恺撒与庞培的冲突，屋大维与安东尼的内战，也不再具有丝毫的社会政治意义，公平、正义、家国情怀，都从罗马政治中失踪。那里所有的一切，都不过是统治阶级少数成员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财富而进行的无谓争斗，失败者固然不值得同情，胜利者更不值得称道。西塞罗的失败源自显贵阶层的无能和他个人策略的失误，但胜利了的恺撒和屋大维，形象也难以让人恭维。在塞姆的笔下，共和国末年的罗马，除特立独行的波利奥之外，似乎就没有一个好人。
可是，这样的论点造成塞姆本人的论证在某些地方的自相矛盾。最为显著的例子，一出现在恺撒遇刺之后，一是对奥古斯都政权社会基础的分析。他承认刺杀恺撒的阴谋者所以失败，共和国无法重建，是因为阴谋者不过是一小撮显贵，未获得民众支持。民众对那些出自显贵阶层的阴谋家们不仅漠然，甚至带有敌意。民众不积极行动支持阴谋者的原因之一，在于显贵掌控的共和国，过去几乎没有考虑过民众的要求。屋大维最后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获得了士兵和农民的支持。塞姆论证的核心，正在于通过一个个地分析奥古斯都追随者的来源，弄清了他们所属的社会集团。他们中既有意大利自治市的富人，也有出身良好的被排除于政权之外的罗马军人和少量行省人，从而把同盟战争以来到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人从边缘带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在革命期间，旧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摧毁了，其结构发生了转型。意大利和社会中从前被排除于政治活动之外的阶层压倒了罗马和罗马贵族。”（第18页）所以，奥古斯都的胜利，即使在塞姆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元首制能够稳定下来，不仅因为奥古斯都善于操纵，还因为所有“意大利的无产者也不必被强征入伍，为了野心勃勃的将领或虚幻的原则而流血牺牲了；生性平和的有产者再也不必在一场与自己毫不相干的斗争中选边站队，或为了军团士兵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土地了。”（第672页）和平受到了罗马从显贵到平民还有行省的欢迎，等于承认了革命的社会阶级含义。因此，自80年代以来，罗马共和国末年社会冲突背后的政治纲领，连同共和国的制度，逐渐重回学者们的视野。新近出版的罗马共和国政治的著作，不管是林托特的《罗马共和国政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还是布隆特、米拉和莫斯坦因-马科斯等的专著，都不能不考虑不同政治领袖背后的社会阶级分野。他们的著述，可谓对塞姆观念有益的纠偏。
由于在论证中完全抛开了共和国的制度，还导致塞姆忽略了罗马共和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在意大利，行省却正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前者的意义在于只有意大利人拥有罗马公民权，政治活动和决策都在那里进行。任何罗马政治家想取得成功，都必须掌控罗马和意大利。后者的意义，在于经过数百年的扩张，罗马早已变成了一个囊括地中海的大帝国，疆域西到大西洋，东抵叙利亚，北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南到撒哈拉。罗马贵族们的财富和建功立业的场所，不是在意大利，而是在遥远的行省。恺撒能够击败庞培，在于他虽然在行省，却仍能够就近通过自己的代理人操纵罗马政治，并通过不断的胜利，保持自己在罗马的“存在”。处于政治中心的庞培，虽然得到了元老院的支持，却忽视了恺撒拥有的军事力量和决心。安东尼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在与屋大维的争夺中败北，在于他长期滞留东方，从政治中心缺席，让屋大维控制了罗马和意大利，占据了正统，取得了舆论和心理上的优势，也导致他政治上陷入被动，至少他无法与埃及女王一道，率领军队直接登陆意大利。但这些内容，因为塞姆专注于勾勒恺撒和奥古斯都追随者的身份，都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虽然如此，《罗马革命》并未过时，相反，如摩尔勒所说，是学者们需要不断与之对话的著述。作者对史料的发掘，在描绘恺撒和奥古斯都追随者中对相关史料的考订与辨正，特别是他赋予庇护制在罗马政治中的内容和意义，让该书成为此后研究恺撒和奥古斯都的起点。塞姆对显贵们操纵政治手腕淋漓尽致的细致分析，也让西方历史那两个伟大的人物——恺撒和奥古斯都——失去了许多光辉，彻底变成了精明的政客而非公正的政治家与伟人。准此而论，《罗马革命》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原载《南方周末》2016-8-11）